2013 從中國東南沿海到太平洋--由考古學新證據看南島語族史前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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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 臺北:中央研究院,2013 《東亞考古的新發現》 從中國東南沿海到太平洋─由考古學 新證據看南島語族史前史 洪曉純 澳洲國立大學 本文綜合討論從中國南方到密克羅尼西亞這個區域的最新考古材料,以期對古 南島語族的移民史有一個全面性及最新的理解。筆者著重討論一手材料,尤其是 馬里亞那群島(密克羅尼西亞)及呂宋島北部(菲律賓)新石器時代早期的最新 定年結果及其文化遺留,並且一併檢視最近在華南、臺灣和海南島的考古新發現。 依據各地的新石器文化起始年代及考古遺物組合,太平洋地區最早新石器居民 的原鄉可以追溯臺灣、甚至中國南方。在中國南方所出現的最後的狩獵採集者(西 元前 18,000 年到西元前 3,000 年)以及最早的農人(西元前 7,000 年前後到西元 3,000 年)之間的文化關係,對於我們理解大坌坑文化、也就是臺灣最早的新石 器時代文化(一般認為代表最早的南島語族文化)的來源,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在本文的討論中,還有許多問題沒有答案。但是很顯然地,古南島語族約莫在 6,000 年前就從中國南方越過臺灣海峽來到臺灣,隨後在 3,500 年前從菲律賓移民 到馬里亞納群島、完成了當時世界上最長距離的跨海航行,其後再逐步的擴張到 廣大的太平洋地區。 關鍵詞:南島語族 新石器 人類遷移 東亞 東南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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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

臺北:中央研究院,2013 年

《東亞考古的新發現》

從中國東南沿海到太平洋─由考古學新證據看南島語族史前史

洪曉純澳洲國立大學

本文綜合討論從中國南方到密克羅尼西亞這個區域的最新考古材料,以期對古

南島語族的移民史有一個全面性及最新的理解。筆者著重討論一手材料,尤其是

馬里亞那群島(密克羅尼西亞)及呂宋島北部(菲律賓)新石器時代早期的最新

定年結果及其文化遺留,並且一併檢視最近在華南、臺灣和海南島的考古新發現。

依據各地的新石器文化起始年代及考古遺物組合,太平洋地區最早新石器居民

的原鄉可以追溯臺灣、甚至中國南方。在中國南方所出現的最後的狩獵採集者(西

元前 18,000 年到西元前 3,000 年)以及最早的農人(西元前 7,000 年前後到西元

前 3,000 年)之間的文化關係,對於我們理解大坌坑文化、也就是臺灣最早的新石

器時代文化(一般認為代表最早的南島語族文化)的來源,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在本文的討論中,還有許多問題沒有答案。但是很顯然地,古南島語族約莫在

6,000 年前就從中國南方越過臺灣海峽來到臺灣,隨後在 3,500 年前從菲律賓移民

到馬里亞納群島、完成了當時世界上最長距離的跨海航行,其後再逐步的擴張到

廣大的太平洋地區。

關鍵詞:南島語族 新石器 人類遷移 東亞 東南亞

280 /洪曉純

一、前言

「南島語族(Austronesian)」是語言學的名詞,是指分佈在臺灣、

島嶼東南亞、以及大洋洲地區(不包括澳大利亞和巴布亞新幾內亞內陸)

的一支語系,並且延伸到東南亞大陸的越南南部、甚至鄰近非洲的馬達

加斯加島(圖一)。此一語系包括了大約 1,300 種語言,現今總人口數有

三億八千萬。使用南島語的這一族群在文化表現和體質特徵上也展現了某

種程度的相似性。

因此,考古學的南島語族研究是有特定對象的;南島語族考古學乃是

利用考古材料如物質遺留、遺跡、及生態遺留,來理解這一地理區內古代

南島語族的起源、遷移、生計型態、生活方式等問題。正因如此,南島語

族考古學並不完全等同在這廣大區域的考古學研究。由於「南島語族」是

語言學的名詞,因此以此為考古學研究基點者,必須考慮研究區域內該遺

圖一 南島語族的分佈以及其幾個主要的語群,臺灣南島語(Formosan groups)是   南島語族中最古老的一群 (本圖為澳大利亞國立大學語言學者M. Ross 製作, 亦可參考 Bellwood et al., 2011 討論 )

從中國東南沿海到太平洋―由考古學新證據看南島語族史前史/ 281

留的族譜關係是否可以在邏輯上與南島語族或其祖先互相銜接。

現今對於南島語族史前史的研究主要從語言學、考古學和遺傳學三方

面著手,語言學的看法較為一致地認為臺灣是南島語族的原鄉。遺傳學的

相關研究尚未發展成熟;因此有使用同一批樣本進行分析研究、但因技術

或方法不同而結論前後相左的情形(例如 Redd et al., 1995 及 Sykes et al., 1995 支持臺灣原鄉論;繼之 Richards et al., 1998 推翻其說法,但 Cox, 2005又再度證明臺灣原鄉論,參見 Hung, 2008:15 討論)。

考古學的意見也有分岐;例如考古學者 Peter Bellwood 的「臺灣原鄉

論(Out of Taiwan)」(參見其著作如 1978,1980,1983,1985,1988,1995,1997a,1997b,2005a,2005b,2005c,2008; Bellwood and Diamond, 2005;Bellwood and Dizon, 2005),推論南島語族的祖先原居於中國東南

沿海,到了距今四千多年前,在臺灣的南島語族由臺灣經菲律賓、馬來西

亞及印尼等東南亞島嶼逐步擴散到太平洋地區。在近期,筆者及 Bellwood等學者曾就新近發現,對這一模型做了修正(Carson et al., 2013)。立場與

Bellwood 相反的 Wilhelm G. Solheim II (1964a, 1964b, 1988, 1996)提出在

距今 12,000 年前、越南海岸到美拉尼西亞西北部俾斯麥群島廣大範圍裡的

「島民海上貿易和交通網絡(Nusantao Maritime Trading and Communication Networks,簡稱 NMTCN)」,可以體現早期南島語族的出現和發展, 他認

為臺灣的南島語族應是由南向北擴張至臺灣的結果。可惜,此一推論不但

缺乏考古學年代證據的支撐、更是缺少語言學的支持。近年來引用此一論

點的相關研究已經很少。

由上可見,考古學者對於南島語族的起源和擴散路線也有不同的看法。 從近十年考古證據顯示的年代學資料,似乎還是以「臺灣原鄉論」較受到

學者的青睞(例如 Spriggs, 2007)。有句名言「所有的模型都是有問題的,

但有些是有用的 (All models are wrong, but some are useful);也就是說,可

以檢視的模型才有它的學術價值。就南島語族考古學的角度而言,理論模

型必須兼具語言學的「骨」和考古學的「肉」才能加以檢視和進一步修正。

282 /洪曉純

本文將以新近的考古資料來檢視以臺灣原鄉論為基礎的南島語族擴散模

式,以及筆者最近的一些思索。

本文探討的地理範圍以筆者近年來的田野研究區域,1 包括華南、

臺灣、菲律賓、以及密克羅尼西亞(Micronesia)之馬里亞那群島(the Marianas)為主。除了華南之外,這些區域都是語言學上所謂南島語族的分

佈範圍,但由於華南地區與臺灣新石器文化的起源有密不可分的關係,因

此有必要在本文納入討論。

本文將以臺灣為中心,將探討方向分為兩大主軸:

1. 新石器文化如何進入臺灣:臺灣的新石器時代早期人類 2 如何由華

南進入臺灣。這涉及了華南新石器時代早期文化之形成、文化間的

互動,以及與臺灣大坌坑文化的相互關係及相關問題。

2. 新石器時代人群離開臺灣之後:臺灣新石器時代人類在何時開始向

外遷移、他們遷移的路徑如何、他們最後如何進入大洋洲。

二、中國南方:更新世晚期及全新世中期的採集漁獵族群和農

業族群

大坌坑文化(即張光直先生在英文著作中簡稱的 TPK Culture)是臺

灣新石器時代最早期的史前文化,一般認為是南島語族文化的起始(參見 Bellwood 前述著作;Chang and Goodenough, 1996; Tsang, 1992, 2005 等)。

探討臺灣大坌坑文化的來源必須從擁有較早發展新石器文化 3 的中國南方去

追尋。欲連結大坌坑文化與華南史前文化,我們必須先對中國南方新石器

1  由於本文探討的區域跨度和時間範圍較大,但是基於篇幅有限,許多細節無法一一陳

述,但是本文所探討的材料和結論多是綜合自近年來筆者與不同區域的同事合作研究的結果(至少涉及十篇以上的區域性研究論文),許多細節還請參考本文的引用文獻。

2 �大坌坑文化人,一般認為是臺灣南島語族的祖先。3 �在中國南方大約是距今 10,000-8,000 年間開始,約莫是有陶器也開始出現榖類作物的

時期。

從中國東南沿海到太平洋―由考古學新證據看南島語族史前史/ 283

時期的採集漁獵民族以及農業民族有所瞭解。

日本體質人類學者松村博文在東南亞大陸(Mainland Southeast),尤

其是越南北部地區觀察史前人骨遺骸的頭骨特徵(cranial�metric�affinity),

提出所謂「二層假說(Two-Layer hypothesis)」,認為東南亞地區由舊石

器時代晚期遺存下來的族群主要是澳美人種(Australo-Melanesian),這群

人到了距今六、七千年前雖然已經形成了定居聚落、也有了製作和使用陶

器的習慣,但是仍然依賴狩獵採集生活。然而,距今 4,000 年以後新移入

當地的族群具有農業技術以及其他先前定居者缺少的文化要素像是紡織技

術、更多元的石器組合、或是製造及使用玉器等。經體質人類學者判定是

為蒙古人種(Mongoloid),一般認為這些蒙古人種是由中國南方移入的新

石器文化農民(Matsumura et al., 2008, 2011)。

臺灣新石器早期文化的組成是否有類似的二層關係?欲探討這些問

題,必須先梳理華南地區更新世末期到全新世中期的史前文化發展,才能

探討臺灣新石器早期文化可能的底蘊。華南及其鄰近地區的地理環境相當

多樣化,在此處所發展的新石器時代採集漁獵文化也有不同的類型,這些

採集漁獵族群主要分佈在華南的一些洞穴遺址、廣西地區(包括越南北

部)、沅水中游、峽江地區、珠江口地區和東南沿海(廣東、福建乃至越

南北部沿海)。它們各自的遺址型式、採集漁獵經濟方式有所不同,先後

出現的時間也不盡相同,但是具備了一些共同的文化特徵,包括高度依賴

水生資源、蜷曲的屈肢葬或坐肢葬等。其間的發展可以分為三個時期或三

個階段(張弛、洪曉純,2008;Zhang and Hung, 2012): 

1. 第一個時期是萌芽期,在距今 20,000-10,000 年間,為居住在小規

模的洞穴文化時期,華南乃至南方地區新石器時代的許多新型文化

因素都出現於這個階段。著名洞穴遺址有江西萬年仙人洞、吊桶

環、廣東封開黃岩洞、陽春獨石仔、英德牛欄洞、海南三亞落筆洞、

湖南道縣玉蟾岩、廣西桂林甑皮岩、廟岩、大岩、柳州白蓮洞、鯉

魚嘴等。中國最早的、甚至世界上最早的陶器都出現於這個區域和

284 /洪曉純

這個時期(例如,參見 張弛,2000;Boaretto et al., 2009; Lu, 2011; Wu et al., 2012)。

2. 第二個時期為初步發展期,年代約當距今 10,000-7,000 年間,先是

在廣西南部河階出現了頂螄山文化。這個文化應當是由嶺南前一時

期的洞穴文化直接發展而來,是原生的新石器時代採集漁獵文化。

偏晚的階段在華南臨近的沅水中游、峽江地區以及黔西北和黔東北

地區出現了高廟文化、玉溪—哨棚嘴一期文化,這些族群很可能與

鄰近的農業文化有密切的往來關係。

3. 第三個時期為繁榮發展期,大約在距今 7,000 年以後,廣西地區頂

螄山後續文化、沅水中游的高廟文化以及峽江地區的大溪文化都進

入了最為繁榮的時期,長江中下游農業文化也正當高度發達,華南

北部和西部的採集漁獵人群為了開拓新資源不斷遷往東南沿海,在

廣東和福建沿海及沿海島嶼上出現咸頭嶺文化、防城貝丘、越南北

部沿海貝丘、殼丘頭─富國墩文化、臺灣也可能在此時出現了大坌

坑「早期文化」(以下詳述)。嶺南地區形成了廣西和東南沿海

(廣東、福建)兩個大的採集狩獵文化區(圖二)。也就是說,華

南的西部是一片原生的採集漁獵文化,東部沿海地區則為混生型的

採集漁獵文化(請參見 Zhang and Hung, 2012)。在距今 5,500-5,000年以後,華南及鄰近地區的採集狩獵文化同時衰落,聚落點迅速減

少,同時新型農業文化逐漸進入嶺南地區。

相對於舊石器時代的採集狩獵文化而言,新石器時代華南的採集漁獵

文化有很大的不同,此時發展出比較大規模的聚落和比較複雜的文化面貌。

但相對於農業文化來說,它本身的增長緩和,向外的擴散速度也很慢。表

面看來,華南新石器時代採集漁獵經濟與長江中下游地區稻作農業經濟,

在最初發展起來的時候經濟與社會的差別並不很大,但長江中、下游的核

心區域在距今 9,000 年後發展起稻作農業之後,在距今 7,000-5,500 年間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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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速擴展到長江中下游全境、並產生了社會的分化,出現了很大規模的聚

落和高度發達的石、陶、玉、漆、絲麻紡織等手工業。而華南及其臨近地

區的漁獵採集文化的變化則不同,它的內部很少見到社會關係的調整,社

會群體的增長很慢。

圖二 華南地區在農業發展之前的史前文化關係示意圖

其中 H 代表的是以廣西頂螄山文化(第一到第三期)為主的原生採集漁獵文化,東南沿海地

區則為混生型的採集漁獵文化(包括 C 及 D 等),其中 C 的來源可能為 B,而 B 和長江中

游的 A 則有密切的關係。A. 彭頭山 ─皂市文化:西元前 7,000–5,000 年;B. 高廟文化,西

元前 5,500–3,500 年; C. 咸頭嶺文化:西元前 5,000–3,500/3,000 年;D. 殼丘頭文化:西元前

4,500–3,500 年;E. 長江下游山區尚不知名的區域文化;F. 前大坌坑文化期:西元前5,000-4,000年(主要位於馬祖及金門等島嶼)(臺灣的大坌坑文化早期:西元前 4,000–3,000 年,是否

當納於此尚待研究);G. 城背溪 ─大溪文化,西元前 5,500–3,000 年;G 之西側:城背溪 ─大溪文化的峽江相以及玉溪坪相,西元前 5,500–3,000 年;H. 頂螄山文化:西元前 7,000–3,000 年;I. 越南北部的多筆 (Da But) 文化,西元前 5,500–2,000 年;J. 海南島,西元前 4,000–3,000 年(本圖引自 Zhang and Hung, 2013,詳細說明請參見 Zhang and Hung, 2012, 2013)。

286 /洪曉純

但農業文化在華南地區的發展,畢竟是建立在華南高度發展的採集漁

獵文化基礎之上的,農業文化開始進入華南地區時便必須面對當地的採集

漁獵文化。前述的兩個大的採集狩獵文化區構成了此後農業文化傳入華南

時的文化底層。 華南西部廣西地區的採集漁獵文化源遠流長,文化相對較

為簡單,人群較為單純。東南沿海地區的採集漁獵文化主體來自華南與湖

南交界的地方,也有來自西部廣西和長江下游地區的文化因素,想必人群

的構成也應類似;文化和人群的構成相對比較複雜,但主體接近長江中游。

這兩個地區新石器時代的採集漁獵文化都有不斷開發新的資源而逐漸擴張

的趨勢,只是像東南亞尚處於舊石器時代的地區行之未遠,前者止於越南

北部,後者止於臺灣。以後傳入的農業文化分別與這兩種採集漁獵文化融

合,繼而分別向東南亞大陸和島嶼擴張,成為以後南亞語系和南島語系語

言和文化分化的嚆矢(張弛、洪曉純,2008)。

如前所述,長江流域的農業文化的發展十分迅速,在距今 8,000-6,500年間,在長江中下游地區出現城背溪-皂市下層文化(湖北、湖南)和跨

湖橋文化(浙江),都是稻作農業區。而中國南方早期農人的最後一次大

的遷徙出現在華南和西南地區,出現的時間大約在距今 5,000-4,500 年間。

農業的擴展至少可以大致分為兩個方向,即長江流域─大陸東南沿海─臺

灣─東南亞島嶼(如菲律賓),以及長江流域─大陸西南地區─東南亞大

陸(如越南)(Zhang and Hung, 2008; 2010; 2013)(圖三)。儘管有學者

提出河姆渡文化可能是華南東部廣東和福建沿海地區農業文化的源頭(Jiao, 2007),但是浙江河姆渡文化的年代主要集中在距 7,000-5,500 年前;現有

證據表明,廣東和福建沿海地區的農業出現於距今 5,000-4,500 年前後的曇

石山文化時期,這其中顯然和河姆渡的結束年代有些落差。因此也有學者

以為這裡農業出現的背景是與長江下游地區良渚文化中、晚期農人的南遷

有關(張弛、洪曉純,2008)。目前所知,臺灣的農業遺留也大致發現於

這個時期(臧振華等,2006)。隨後在距今 4,000 年間的華南東部以及臺灣

本島人口的增加,引起臺灣新石器時代中期文化人群向菲律賓和海南島的

遷徙,開啟了南島語族古代人群擴散的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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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榖類農業在中國發展及擴散的四大方向示意圖

本文僅討論中國南方,由長江流域經華南擴展到東南亞的兩條主要路線(即文化圈

L,K,H,I,N,M,O,P,Q,R,S 之相互關係 )。其中 L,K 和 H 分別代表長江中游和下游重要的農業

文化。本文所探討的南島語族可能是由長江流域 ─大陸東南沿海經臺灣 - 菲律賓這一路線

南下擴展。L. 良渚文化,西元前 3,500-2,500 年;K. 樊城堆文化,西元前 2,600-2,000 年;

H. 屈家嶺 ─ 石家河文化,西元前 3,500-2,500 年;I. 寶墩文化,西元前 2,500-2,000 年;

Q. 頂螄山第四期及曉錦第二期,西元前 2,500 年以後;S. 越南馮原 (Phung Nguyen) 文化及

泰國的早期農業文化,西元前 2,300-2,000 年以後;M. 石峽和曇石山文化,西元前 3,000 年;N. 大坌坑晚期文化,西元前 3,000-2,800 年以後;O. 菲律賓早期新石器文化,西元前

2,000 年以後 ( 本圖引自 Zhang and Hung, 2013, 詳細說明見 Zhang and Hung, 2010,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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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臺灣

如前所述,要探討臺灣新石器時代早期文化的來源,必須將臺灣放在

華南的史前文化架構中來理解。毫無疑問,臺灣最早的新石器時代文化是

大坌坑文化,但是它的的起始年代為何,至今一直未有明確定論。這個問

題主要是因為早期的遺址少、測定年代有限。目前在臺灣和澎湖群島被歸

類為大坌坑文化的遺址至少有 40 處以上(遺址數量的估計乃參考劉益昌、

郭素秋,2005:148; Tsang, 2005;及其它學者如顏廷伃及鍾亦興等先生近

期發現),其座落位置可以簡略的劃分為臺灣北部(15 處)、臺灣中部(3處)、臺灣南部(11 處)、臺灣東部(10 處)與澎湖群島(3 處)等。其中,

有年代測定結果的遺址不到 10 處,而且迄今公佈的年代中只有臺南八甲村

(黃士強,1974)和高雄新園遺址 (顏廷伃,2013)的定年超過 6,000 年。

如果大坌坑文化的年代的上限是為距今 6,000 年前後,而其下限是距今

4,500-4,200 年,那麼年代集中在 4,800-4,200 年間、已有農業證據的臺南南

關里和南關里東遺址(臧振華等,2006),只能說是代表大坌坑文化的晚

期階段。距今 6,000 到 4,200 年間、長達 1,800 年的所謂大坌坑文化,儘管

己有學者依據陶器風格進行大坌坑文化的分期研究(朱正宜,2003;劉益

昌、郭素秋,2005:148),但由於大坌坑早期遺址的資料零碎,目前對於

各分期的內涵及年代的理解還是相當有限。

筆者認為目前對大坌坑文化的研究有幾項要務,即定義大坌坑文化、

釐清大坌坑文化的起始年代和結束年代、以及大坌坑文化的分期。唯有具

備了基本架構,才可能更深入的探討大坌坑文化的來源和瞭解它的文化屬

性。舉例來說,就目前的材料而言,即使臺南的南關里等遺址發現了稻米、

從中國東南沿海到太平洋―由考古學新證據看南島語族史前史/ 289

小米(粟,或為黍)(Hsieh et al., 2011)4 等遺留,然而,大坌坑文化早期

是否有農業則是一個值得懷疑的問題。本文認為迄今臺灣及週邊地區發現

的新石器時代早期文化,可能應該切割成三個階段分別考慮:

(一)前大坌坑文化期(Pre-TPK Culture)

第一組位於福建沿海島嶼,包括金門金龜山(陳仲玉,1999;陳維

鈞,2007)或是馬祖亮島(陳仲玉,2012)所發現的貝丘遺留,或許可以

考慮暫時歸類為「前大坌坑文化期」(Pre-TPK phase)。這類遺址以海貝

的貝塚堆積為主要特色,根據測定的年代據信可以早於 7,000 年前,石器的

組合相當簡單,主要為石錘、邊刃器及石片器等,而陶器器型及紋飾都較

簡單、數量也不多。從馬祖亮島島尾 I 遺址所出土的墓葬來看,墓葬型式

包含曲肢葬且無陪葬品。從葬姿、年代來看,似乎與華南早期的貝丘遺留

有較為密切的關係(見前節所述)。華南早期的貝丘已有學者系統的研究

指出是依賴採集漁獵生活為主,而且這個族群有可能已經有家狗(呂鵬,

2010)。

從相關發現來看,亮島代表的文化類型未必能和臺灣本島及澎湖群島

的大坌坑文化直接劃上等號(請參見後述)。

(二)大坌坑文化早期(Early TPK Culture)

第二組即是臺灣的大坌坑早期遺址,這組遺址的年代約當距今 6,000 年至 5,000 年間,但是最近也有學者認為可能早到距今 6,500-6,000 年間, 如高雄新園遺址的定年結果(顏廷伃,2013)。迄今,所知的大坌坑文化早

4  Hsieh(et al., 2011)於 Rice 期刊發表南關里遺址的小米遺留為粟(Setaria italica), 但文章刊出後,有兩位植物考古學界友人分別向筆者告知該文中發表的照片是很典型的黍(Panicum miliaceum), 而不是粟(Setaria italica)。因此南關里所出土的小米可能包含上述兩種,也可能只有其中一種。此一問題相當重要,因為農業的穀類作物組合在中國史前時代有區域性的差異,故會影響我們對於南關里出土馴化小米在中國祖源的判斷。

290 /洪曉純

期的遺址多座落在小山丘或臺地,這些地點在史前時期都比現在更鄰近海

邊,例如臺北大坌坑(今日海拔高度 30-40 公尺)、高雄福德爺廟、六合、

孔宅(海拔高度 25-35 公尺)(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籌備處,1997;葉美珍,2010)、高雄新園 (顏廷伃,2013)、花蓮港口(海拔 30-40 公尺)

(葉美珍,2010)、臺東長光(海拔 50-60 公尺)(趙金勇,1994)。

新近發掘的新園遺址位於高雄市路竹區,二仁溪下游南側的河岸沖

積地,現況雖然顯示該遺址因長期自然侵蝕、堆積與人為侵擾而夷為平整

的地面,但研究者推測,史前文化時期人類的生活面,可能主要位於當時

河海/濱區後方地勢較高的沙丘頂端,而在古代地勢較高的沙丘部分因

為文化層距地表較淺,受到當代的農作活動翻擾出大量陶片(顏廷伃,

2013)。

上述這些遺址所出土的陶器多有較繁複的劃紋,器身有較誇張的折

肩、而陶器口緣較厚或有明顯突脊。石器的種類少,主要為石錛、石斧

並可能有樹皮布打棒(或稱有槽石棒)(劉益昌、郭素秋,2005;Chang, 1969)。根據陳有貝(2006)針對大坌坑遺址中屬於大坌坑文化的陶片 10件研究其所包含的矽酸體(或稱植矽石),結果發現這些陶片中含有若干

稻子矽酸體,並判斷可能屬於野生稻。目前受限於大坌坑文化早期所發現

的遺址及發掘的面積相當有限,這類文化族群的生業型態、墓葬葬姿、及

確切起始年代都不清楚。考慮這組遺址座落的地理位置,以及目前所知,

鄰近的廣東和福建地區能確認的農業文化起始年代都在距今 5,000 年以內,

因此,臺灣的大坌坑文化「早期」階段是否已有稻作農業還不能確定。這

應也是未來研究的重點目標。

(三)大坌坑文化晚期(Late TPK Culture)

第三組即是臺灣的大坌坑文化晚期遺址,這組遺址的年代不超過 5,000年,以臺南的南關里和南關里東為代表性遺址(臧振華等,2006;Tsang, 2005),這個時期的陶器較前期顯得較為簡單,繁複的劃紋數量較少或幾

從中國東南沿海到太平洋―由考古學新證據看南島語族史前史/ 291

乎消失,口緣有厚脊的情形也明顯減少。石器的種類較前期多樣化,不但

有石錛、石斧、穿孔石刀、砝碼型網墜、磨製石鏃等,也出現有肩石斧、

貝刀,並有裝飾品例如貝玦、甚而可能有使用和製造玉器的能力。值得注

意的是,這個階段不僅有樹皮布打棒,也出現了陶紡輪,證實史前紡織工

藝在臺灣的濫觴。

根據在南關里和南關里東遺址所發現的植物遺留顯示,這一階段應已

有小規模的農業、種小米及稻米等作物。這個時期顯然己經有較具規模的

聚落和大面積的墓葬、已經出現仰身直肢葬、有拔牙習俗,有簡單的陪葬

品如陶器、貝器等,已有家狗、但尚不清楚是否已有馴化的家豬。

從出土的動物遺留來看,這個時期仍大量依賴海洋資源及陸上的狩

獵活動。在南關里遺址,所有的脊椎動物遺留有 48 公斤(標本總數為

123,878 件),而其中 44 公斤可以辨識出來的遺留,包含 25 公斤的魚類。

鹿和野豬提供了陸生資源的主要蛋白質來源(佔了 21 公斤),而鳥類及爬

蟲類則很少(Li, 2013)。如前所述,狗己被當成是家養動物,通常以墓葬

的形式出土。由於所發現的魚骨占了動物蛋白的一半以上,再加上那些龐

大的貝丘(或稱貝塚)遺留所包含的貝類,很顯然地,魚類和貝類對於大

坌坑文化晚期的居民提供了一個穩定的食物來源。

確切的說大坌坑文化晚期的年代集中在距今 4,800 年至 4,200 年之間

(臧振華等,2006)。此時,一方面由於海水面變化、海岸線變遷,遺址

的位置已經出現在海拔更低的沿海平原。除了臺南的南關里和南關里東,

根據考古遺留的性質,諸如臺南八甲村 5 (黃士強,1974)、澎湖的菓葉

(Tsang, 1992)、臺東的芝田(趙金勇,1999)、花蓮花崗山(劉益昌、

趙金勇,2010)與月眉第二遺址(劉益昌,2009)可能都屬於這一階段。

5  八甲村有兩件牡蠣的年代測定結果(黃士強,1974;Chang, 1973),校正年代為

4,209–3,844 BC(SI-1229)及 3,497–3,238 BC(NTU-1412),年代顯然屬於本文所稱的大坌坑文化早期階段。但是,由於八甲村的遺留顯示了大坌坑文化晚期的特色(黃士強,1974),因此目前也不能排除該遺址包含大坌坑文化早期到晚期的連續堆積。

292 /洪曉純

最近鍾亦興先生於臺南歸仁區與關廟區交界的大昌橋發現另一處類似八甲

村的大坌坑文化遺址,6 筆者根據伴隨大坌坑陶器的牡蠣所進行的 AMS 定年結果顯示為 4,660±30 (Beta-320572),經校正年代為距今 4,845-4,619 年 [ Delta-R: 110±26],年代和南關里相當接近,再一次的確定了臺南地區這一

個階段的大坌坑文化晚期年代。

上述三個粗略的分段只是根據地理位置及陶器特徵草擬的假設模型,

擬於將來檢討大坌坑文化的時代分佈及內涵。上述模型容或有修正之處,

但是本文擬在此基礎之上,進一步探討相關之一些問題,特別是大坌坑文

化的起源問題。誠然,若干學者推測臺灣本島大坌坑文化的來源可能是在

珠江三角洲(Tsang, 2005; Hung, 2008),此一推論自有其基礎,然而不論

是廣東或福建迄今仍未發現早於 5,000 年的稻米和小米遺留(張弛、洪曉

純,2009;Zhang and Hung, 2010)。

因此,如果前大坌坑文化期(距今 7,000 年到 6,000 年)或大坌坑文化

早期(距今 6,000-5,000 年間)也沒有穀類農業,那麼大坌坑文化晚期的稻

米和小米馴化種、農業技術甚至家豬等,如何而來?是否可能是由稍晚的

另一波移民帶進來的?它的來源又是那裡?考慮有稻米,小米還有拔牙習

俗的地區,難道確有必要考慮部份語言學者及考古學者主張的黃河下游大

汶口文化(Sagart, 2008; Fuller, 2011)? 筆者認為臺灣的新石器時代早期文化,或向來統稱的大坌坑文化,可

能事實上包括了幾次來自大陸地區的族群遷移和持續文化互動。此一思考

著眼於晚期大坌坑文化的幾項重要文化要素,例如稻米、小米(粟和/或

黍),可能並非在大坌坑文化的早期就俱備的。當我們思考這些問題時,

不管是大坌坑文化的定義、或是本文所暫稱的前大坌坑文化期(Pre-TPK Culture)、大坌坑文化早期(Early TPK Culture)、大坌坑文化晚期(Late TPK Culture)三階段發展的內涵,都必須考慮到華南甚至華中同時期的

6 鍾亦興個人談話。

從中國東南沿海到太平洋―由考古學新證據看南島語族史前史/ 293

文化發展和生業型態。另一方面,這些問題也必須從臺灣本身距今 5,000-4,200 年間的史前文化去釐清。目前所知,代表臺灣北部新石器時代中期

的訊塘埔文化,其定年大約是距今 4,600-3,700 年間(新北市十三行博物館 2011:53),甚至有可能早到距今 4,800 年,7 倘若定年無誤,那麼訊塘埔文

化是否可能與目前所稱的大坌坑文化晚期(距今 4,800 年- 4,200 年間),

於臺灣北、南兩地各自存在、平行發展?兩者都在此時有了農業發展?這

些是值得我們進一步探討的問題。

四、菲律賓北部

臺灣新石器時代中期是臺灣南島語族向外遷移的關鍵時期。根據過去

幾年的研究比較(例如 Bellwood and Dizon, 2005; Hung, 2005, 2008),可

以歸納出幾點結論:

1. 臺灣東部綠島和蘭嶼的最早期聚落相當於臺灣東海岸的新石器時代

中期前段,即細繩紋陶文化階段(距今 4,500-4,000 年)(另可參

見相關著作如劉益昌等,1995;臧振華,2005),或許可以視為南

島語族向臺灣本島以外開始擴殖的第一站;

2. 再往南,介於臺灣與菲律賓呂宋島的巴丹群島雖有少量繩紋陶出

土,年代有可能早於距今 4,500 年前,但是較穩定的早期聚落應要

到距今 4,000-3,500 年前才出現。這個時期相當於臺灣新石器時代

中期後段,即素面紅衣陶(或稱塗紅陶器)階段 (參見 劉益昌、

顏廷伃,2000:144-147 臺灣東海岸新石器時代文化分期)。其後

發現較多考古遺留的是宋葛(Sunget)文化階段(距今 3,500 年以

後),則相當於臺灣東部新石器時代晚期的卑南文化(Hung, 2005, 2008; Bellwood and Dizon, 2005)。

7 趙金勇、鍾亦興個人談話。

294 /洪曉純

3. 就筆者觀察,目前在巴丹群島所知兩處出土繩紋陶片的遺址都位於

伊特百雅(Itbayat)島,從陶器質地來看,其中安那諾(Anaro)的與臺灣東部較為相似,而瑞拉農(Reranum)遺址的則與墾丁及

鵝鑾鼻等遺址較相近。顯然在距今四千多年前,臺灣東海岸、臺灣

南端與巴丹群島的史前居民可能有相當程度的往來關係。

4. 呂宋島北部最早的新石器時代文化大約是起始於距今 4,000 年;相

當於臺灣的新石器時代中期後段,即素面紅衣陶階段。

經過長期的調查,綠島、蘭嶼及巴丹群島並沒有舊石器時代遺留。呂

宋島則有豐富的舊石器遺址,一般認為這些舊石器時代文化的遺族可能是

今日還居住在菲律賓群島的尼格利陀人(Negrito,俗稱矮黑人),而菲律

賓的南島語族則是在新石器時代由海外移入的海洋蒙古人種(Pietrusewsky , 1994)。

呂宋島北部較為密集的田野考古調查工作、以及目前發現較早的新石

器時代遺留都集中在卡加煙河谷(Cagayan Valley)下游,其中較著名的遺

址例如娜薩巴蘭(Nagsabaran)(臧振華等,2002;Hung, 2008)以及瑪嘎

皮(Magapit)貝丘(Aoyagi et al., 1991, 1993)(圖四),這兩處遺址都出

土了具有特殊紋飾的陶器;從施紋方式來看,很可能和大洋洲最早的新石

器時代文化-拉皮塔(Lapita)文化(圖五)有所相關(Hung, 2005, 2008; Hung et al., 2011; Carson et al., 2013)。目前看來,這些座落在卡加煙河谷

的新石器時代早期遺址可說是扮演了承接臺灣新石器時代中期文化的海外

發展、以及奠基太平洋地區新石器時代文化起始的關鍵地位。

現稍作簡述如下:

(一)娜薩巴蘭 (Nagsabaran)遺址

自 2000 年以來,娜薩巴蘭遺址歷經了 4 次的發掘(圖六),最早於

2000-2001 年由中央研究院臧振華教授與菲律賓國家博物館 Rey Santiago 主持聯合發掘,筆者則於 2004 年及 2009 年分別因博士論文研究及後續研

從中國東南沿海到太平洋―由考古學新證據看南島語族史前史/ 295

究等需要再度前往發掘。該遺址所出土的材料相當豐富,包括大量的陶

器以及其它新石器時代及鐵器時代的文化遺物(臧振華等,2002;Hung, 2008)。

娜薩巴蘭遺址所出土的陶器多為素面紅衣陶(Red slipped pottery),

器型主要為罐、碗、豆、盤,部份陶罐有明顯的折肩。有紋飾的陶片只占

所有出土陶片的百分之一以下。施紋方式包括圈印紋、劃圈紋、直線劃紋、

刺點紋、篦點紋(多為圓點、但有極少數方點)、拍印紋、以及彩繪紋等,

偶見石灰填充於紋飾之間。施紋的部位主要位於口緣、折肩以上、以及圈

圖四 本文提到的臺灣、菲律賓及馬里亞那(the Marianas)群島等地理區及重要   遺址 (圖中 Chaolaiqiao 為潮來橋遺址、Kending 為墾丁遺址)

296 /洪曉純

圖六 2009 年菲律賓呂宋島北部娜薩巴蘭 (Nagsabaran) 貝丘遺址的發掘

圖五 太平洋拉皮塔(Lapita)文化圈以及本文提及的美拉尼西亞地區俾斯麥     (Bismarcks)群島之艾尼(Anir)島群的康枸(Kamgot)遺址地理位置

從中國東南沿海到太平洋―由考古學新證據看南島語族史前史/ 297

圖七 菲律賓呂宋島北部娜薩巴蘭 (Nagsabaran) 遺址出土的有紋陶片(10 以及

������������������13-16 為 2000-2001 年發掘,引自臧振華等,2002;其它的為 2004-2009 年由筆者發掘,引自 Hung, 2008; Hung et al., 2011)

298 /洪曉純

足內側及帶有圈足的罐底(圖七)。

雖然娜薩巴蘭遺址的起始年代為距今 4,000 年,但是綜合鄰近遺址的材

料,特殊紋飾在此出現的年代可能稍晚,推測在距今 3,800-3,500 年之間。

不過確實的起始年代還有待未來更有系統的年代測定。娜薩巴蘭的素面紅

衣陶代表了呂宋島最早的新石器時代文化陶器;在呂宋島卡加煙流域的其

他早期遺址,即使尚未有上述典型紋飾的陶器出土,但是素面紅衣陶罐或

陶碗仍是共有的特徵。

(二)瑪嘎皮(Magapit)遺址

由於瑪嘎皮遺址發掘的年代較早、而且發現的遺物較為豐富,瑪嘎皮

可以說是菲律賓北部最為人所知的新石器時代考古遺址之一。這處遺址南

北可達 800 公尺長,主要座落在卡加煙河東岸的石灰岩山丘上。瑪嘎皮遺

址的貝丘堆積厚達 5.5 公尺,包含了下層的新石器時代文化層及上層的鐵器

時代文化層。和娜薩巴蘭一樣,在瑪嘎皮新石器時代文化層出土的陶器以

素面紅衣陶最多,並發現和娜薩巴蘭遺址相同風格和施紋技法的紋飾(圈

印紋、劃圈紋、直線劃紋、刺點紋、篦點紋),亦可見石灰填充於紋飾之

間(Aoyagi et al., 1991, 1993)。此外,該遺址還曾出土與臺灣東部卑南遺

址器型相仿的綠色玦形耳飾,只不過經中研院地科所飯塚義之博士測定其

材質並非臺灣軟玉。

瑪嘎皮遺址的重要性之一,在於它所出土的陶器紋飾組合中,有些較

娜薩巴蘭的複雜,而這些較複雜的紋飾也出現在早期拉皮塔文化(Lapita Culture)(Carson et al., 2013),甚至印尼的蘇拉維西地區。瑪嘎皮的年

代包括了早期測定的兩個誤差較大的木碳年代可能偏晚,即距今 2,800±140 (實驗室編號 N-5396,校正年代為西元前 1,450-750),以及 2,760±125 BP(N-5397,校正年代為西元前 1,350-550)(Aoyagi et al., 1993:134)、

以及另外三個以出土河貝(當地稱 kabibe 的雙殼貝)的測年分別為距今 3,790±100、3,680±100(Aoyagi et al., 1993:134)及 3,680±110(Gak-7048)

從中國東南沿海到太平洋―由考古學新證據看南島語族史前史/ 299

(Thiel 1986-87: 90)。由於當地為石灰岩區,而且河貝的定年結果難以校

正,因此後三個河貝定年的結果難以採信。總體來看,這處遺址的定年資

料需要補強,但從出土的相同陶器器型、紋飾及石器材質、器型等來看,

其年代應與娜薩巴蘭有很大程度的重疊。筆者計劃在未來的工作中對瑪嘎

皮遺址進行系統的研究。

筆者曾比較卡加煙流域最早期的新石器時代文化與臺灣新石器時代的

器物,尤其是陶器、陶飾品及玉器,研究同類器物在型態、紋飾和質地上

的差異,結果發現呂宋島北岸新石器時代早期文化的許多要素皆可見於臺

灣新石器時代中期(Hung, 2005, 2008)。除了器形及質地的溯源之外,年

代學的證據也支持呂宋島北部的新石器時代早期文化,即素面紅衣陶文化,

可能與臺灣新石器時代中期文化的擴張有關,而其中又與距今 4,000 年前後

的臺灣東海岸細繩紋陶文化晚期(新石器時代中期的較晚階段)最有關連

性。譬如,臺東潮來橋、杉源及漁橋等遺址,出土陶器的整體器形和口緣

形制都與娜薩巴蘭所見陶器一致,年代也相當(Hung, 2005)。臺灣本島的

考古學研究明確顯示,新石器時代中期的遺址不論就遺址數量和聚落面積

都有快速增加的情形(劉益昌,2007;Hung, 2005, 2008),顯然當時因生

業型態的改變而造成人口的快速擴張,進而向菲律賓南遷外移。

五、海南島東南部

過去,海南島一直沒有受到從事南島語族考古研究者太多的青睞。

但是根據語言學者的研究,海南島可能曾有南島語族的存在(Sagart, 2005)。筆者於 2010 年與北京大學張弛教授至海南省博物館參訪,注意到

館藏石貢及移輦遺址的遺留。

陵水縣石貢新石器時代遺址位於陵水黎族自治縣新村鎮南約 1 公里的

南灣半島,坐落在半島西北面的沙崗坡上,北臨新村港,背靠南灣嶺,高

於海平面約 4 米。1992 年,曾經發掘了五個探方、面積約 200 平方米、文

300 /洪曉純

化層厚近 1.5 公尺。出土遺物包括石器、陶器、獸骨、貝殼。石器以磨製為

主(通體加工,器型有斧、錛、鑿、刀、璧和有肩石器,其中石錛數量較多,

分有肩和梯形兩類),打製石器較少 。陶器有紅褐、灰褐、黃褐和褐色等。

有少量夾細砂陶,未見幾何印紋陶。常見器形包括罐、釜、鉢、杯、盆、

紡輪、環等,較流行圜底器,圈足器次之。陶器以素面磨光為主, 紋飾另

有劃紋、繩紋、弦紋等,而磨光紅陶是該遺址的文化特徵之一(郝思德、

李釗,2008)。據筆者實地觀察,當地學者所稱的「磨光紅陶」即我們在

臺灣及菲律賓、印尼等地所稱的素面紅衣陶(red slipped pottery)。根據郝

思德教授等推測石貢的年代大約距今 4,000 年,這一個年代恰與臺灣新石器

時代中期流行這類陶器的年代以及呂宋島北岸新石器時代文化的早期年代

重疊。

陵水縣移輦村遺址是另一處值得注意的地點,遺址座落於移輦村沙崗

上。郝思德等推論這個遺址的年代也是距今 4,000 年。估計該遺址的南北長

約 500 米、東西寬約 400 米, 面積近 20 萬平方米,可惜己經遭到近年的開

發工程破壞。採集和出土遺物有石器、陶器及動物遺骸和貝殼等。石器全

為磨製,器形主要為梯形石斧、梯形石錛、有肩石錛、小石錛、石鑿、石

球和礪石等。陶器全為手製, 質地分夾砂粗陶和細砂陶, 陶色有紅褐、黃

褐、黑褐、和紅衣等,其中以夾砂紅褐粗陶為主,紅衣陶較少。器形主要

有圜底釜、直口罐、大口缸、平底盆、折沿罐、卷沿罐、折腹鉢、器蓋和

紡輪等。動物遺骸則有牛、野豬和魚椎骨等(郝思德、蔣斌,2009)。

這兩處遺址皆位於陵水縣,即海南島東南方海邊。令人驚訝的是,這

兩處遺址出土的陶器,不論是表面處理或是器型等風格特徵都與臺灣新石

器時代中期後段、菲律賓呂宋島北部新石器時代早期十分相似。從地緣關

係及陶器特徵來考慮,這批陶器與同時期的越南北部地區或是廣東沿海地

區的陶器卻有較大差異。從陶器型態初步觀察,其文化類緣關係和臺灣南

部及菲律賓北部的同期遺留是否有所關連是值得研究的。最近已有中國科

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和海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合作,在凌水縣三才鎮橋山

從中國東南沿海到太平洋―由考古學新證據看南島語族史前史/ 301

沙丘遺址進行大面積的發掘,發掘者推測該遺址的年代距今 3,000-4,000 年

(中國文化報,2013),我們期待發掘的結果能夠釐清海南島史前文化發

展的源流、以及其對外的文化關係。

六、馬里亞那(the Marianas)群島

以往的研究普遍認為,南島語族從臺灣擴散到菲律賓後一路南向,

其後定居馬來西亞以及印尼,然後再進入大洋洲群島(Bellwood, 2005a;Spriggs, 2007)。然而,我們最近的研究顯示從菲律賓向另一個方向擴散的

可能性。

回溯至 1960 年代,美國考古學者 Pellett 和 Spoehr(1961: 323)在密克

羅尼西亞的天寧島(Tinian Island)發掘塔加屋遺址(House of Taga)後,

在短短五頁的簡報裡做了一個鮮明的註解 : 「這些陶片的重要性,在於他

們特殊的紋飾將有助於將馬里亞納群島與其他製陶的島嶼聯繫起來,我

們相信將來在其他島嶼必能找到它的關連(The�significance�of�these�sherds�is that their distinctive decoration should prove of substantial aid in relating the Marianas to other pottery-making islands where this type of decoration will one day surely be found and reported)」。

昔人己遠,五十年來對於 Pellett和 Spoehr的發掘一直沒有太多的討論,

後人對於探尋這海角一隅小島之史前移民的原鄉,也没有突破性的進展。 筆者與美國學者 Mike Carson 於 2011 年及 2013 年重返塔加屋遺址進行考古

發掘(圖八)。兩次發掘確認了該遺址的早期堆積,並證實該地點不論就

其地理位置或考古發現,對於理解南島語族的海上擴殖史都具有不容忽視

的地位。

塔加屋遺址位於天寧島南部(屬於密克羅尼西亞群島的馬里亞納群

島),該遺址最著名的是名為塔加屋的巨石遺跡;這類廣稱為拉提石(Latte stone)的巨石遺跡,只見於馬里亞納群島。馬里亞納群島並沒有舊石器文

化遺留,但擁有密克羅尼西亞地區最早的新石器時代遺址。

302 /洪曉純

就地理位置而言,馬里亞納群島位於密克羅尼西亞的西部,密克羅尼

西亞則包含數百個小島分散於西太平洋;它位於臺灣的東南方,菲律賓群

島的東方,巴布亞新幾內亞(Papua New Guinea)和美拉尼西亞(Melanesia)的北方以及玻里尼西亞(Polynesia)的西北方。 密克羅尼西亞由西向東可

以分為帛琉(Palau),馬里亞納(the Marianas),卡洛林 (the Carolines)、馬歇爾(the Marshalls)和吉里巴斯(Kiribati)五個島群。馬里亞納群島

是密克羅尼西亞最北方的島嶼,距離臺灣大概 2,700 公里,距離菲律賓呂

宋島約 2,300 公里。地理學上,馬里亞納群島可以劃分為南北兩個分群,

南方的五個島嶼由北到南依序是塞班(Saipan)、天寧(Tinian)、阿古幹

(Aguiguan)、羅塔(Rota)和關島(Guam),目前所發現的史前遺址都

圖八 馬里亞那(the Marianas)群島之天寧 (Tinian) 島上的塔加屋 (House of Taga) 遺址

從中國東南沿海到太平洋―由考古學新證據看南島語族史前史/ 303

位於南方的這群石灰岩島嶼,尤以塞班和關島數量較多。

Mike Carson 檢視馬里亞納群島早期遺址的年代測定結果以及出土的

早期陶器,証實該群島包含新石器時代早期文化層,並有可信的定年資料

之遺址包括曼及勞(Mangilao)、麗提丁(Ritidian)、塔加屋(House of Taga)(即本文將討論的重點遺址)、烏奈初路(Unai Chulu)、朝蘭漂 (Chalan Piao)、烏奈巴婆(Unai Bapot)、以及阿初高(Achugao),總

計至少有七處(圖四)。這些遺址的起始年代在距今 3,400-3,500 年前後

(Carson and Kurashina, 2012)。此一年代可能略早於太平洋地區拉皮塔文

化的起始年代 (距今 3,350 年;請參見 Summerhayes, 2007),但明顯晚於

菲律賓群島的新石器時代文化(距今 4,000 年 ),以及臺灣的新石器時代文

化(距今 6,000 年前後 )。 雖然密克羅尼西亞的方言多屬南島語族的大洋洲分群(Oceanic

subgroup),但是馬里亞納群島的查摩洛語(Chamorro)卻屬於西馬來-

波里尼西亞分群(Western Malayo-Polynesian)(請參見圖一)。根據語言

學的研究,馬來-波里尼西亞分群的語言分布於菲律賓、馬來西亞、越南

南部海岸以及馬達加斯加島(Madagascar),語言學者並推測查摩洛語的

來源很可能與菲律賓北部或中部有關(Blust, 2000, 2009; Reid, 2002)。

筆者與 Mike Carson 於塔加屋遺址的發掘除了發現陶器遺留以外,還包

括小石片、石錛、石斧等石器、大量的貝珠、貝環等貝飾品、磨製精美的

貝質漁鈎、石網墜、以及魚骨等生態遺留。我們並發現房屋柱洞及火塘遺

跡。該處可以說是目前所知在馬里亞納群島保存狀況最好的早期遺址。目

前為止已經獲得 10 件加速器質譜儀碳定年(AMS)結果,年代集中在距今

3,400 年前後。從發掘出土的陶器遺留來看,大宗的陶器是素面紅衣陶,器

型主要為不帶圈足的罐和碗,部份陶罐有明顯的折肩。有紋飾的陶片只占

所有出土陶片的百分之一以下。施紋方式包括圈印紋、劃圈紋、直線劃紋、

刺點紋、篦點紋(含圓點及方點)、拍印紋、以及彩繪紋等,並常見有白

色石灰填充於紋飾之間。施紋的部位主要位於口緣以及折肩以上(圖九)。

304 /洪曉純

圖九 馬里亞那(the Marianas)群島之天寧(Tinian)島上的塔加屋(House of  ��� Taga)遺址所出土的新石器時代有紋飾陶片(2011 年由筆者與 Mike Carson 發掘)(參見 Carson et al. , 2013)

從中國東南沿海到太平洋―由考古學新證據看南島語族史前史/ 305

極為相似的陶器施紋方式亦可見於太平洋地區拉皮塔文化的早期陶

器;例如紐西蘭 Otago 大學 Glenn Summerhayes 於美拉尼西亞、俾斯麥

(Bismarcks)群島之艾尼(Anir)島群的康枸(Kamgot)遺址(圖五)所

發掘出土的陶片,即體現了相同的表面特徴及施紋方式,只是相較之下,康

枸遺址的施紋稍顯複雜、精細(圖十),年代上則比塔加屋遺址稍晚(Carson et al., 2013)。

圖十 美拉尼西亞之俾斯麥(Bismarcks)群島的康枸(Kamgot)遺址所出土的有紋飾陶片

��������(由 Glenn Summerhayes 於 1995-1998 年間發掘;引自 Carson et al., 2013)

306 /洪曉純

誠如 1961 年,Pellett 和 Spoehr 所預測的,塔加屋遺址的陶片代表了當

地最早居民的遺留,而且勢必可以找到它在東南亞的源頭。從地理位置、

考古學年代、陶器特徵及語言學推論來考慮這個問題,目前看來, 筆者與

同事認為最有可能是來自菲律賓北部或中部地區(Hung et al., 2011; Carson et al., 2013)。此外,地理位置相近的印尼群島,雖然學者多年來針對新石

器時代早期文化遺址進行了相當的工作,但是至今沒能發現這類陶器遺留

的文化層,8 該地區的早期陶器似乎都以素面紅衣陶為主,年代雖然略晚於

菲律賓,但有紋飾陶器極少,目前所知的零星幾件都來自地表採集。

目前看來,娜薩巴蘭和塔加屋出土的陶器具備相當的相似性,包括 : 1. 都以素面紅衣陶為主,有紋陶器相當少;2. 不僅施紋方式極為相似,而且

紋樣的組合和排列也有很高的一致性;3. 施紋部位類似;4. 相近的陶器器

型,例如折肩陶器相當普遍。相對來說,塔加屋遺址出土陶器的紋飾較娜

薩巴蘭精細,施紋種類的變化稍微複雜,尤其篦點紋中有較為細緻的圓點

與較多數量的方點。此外,塔加屋的陶器紋樣組合出現了類似所謂「迷宮

型」的紋飾,這在其後太平洋地區的拉皮塔文化更為發揚光大,但尚未見

於娜薩巴蘭。

從陶器施紋方式、紋樣設計、紋樣間填塞石灰以及施紋部位的雷同來

看,呂宋島北部、馬里亞納群島和美拉尼西亞的早期拉皮塔(Lapita)遺址

(例如前述的 Anir 群島 Kamgot 遺址為例)三組陶器之間的高度相似性不

會是巧合或是獨立發明(圖十一、圖十二),而且這類陶器在後兩個區域都

是當地最早的陶器,也就是說製陶的概念和這類特殊紋飾的陶器幾乎是同時

由外地引進。從年代的排序和紋飾複雜程度兩個角度加以推測,南島語族

除了從菲律賓南向印尼,也由菲律賓東向跨越 2,300 公里的海域,來到密克

羅尼西亞的馬里亞納群島,並且很可能再由此南征到達美拉尼西亞(Carson et al., 2013)。這一擴散模型可能比我們之前的理解更為複雜(圖十三)。

8  Peter Bellwood、Aanggraeni、Peter Lape、Truman Simanjuntak 個人談話。

從中國東南沿海到太平洋―由考古學新證據看南島語族史前史/ 307

圖十一 本文提及菲律賓北部卡加煙河流域-馬里亞納群島 - 俾斯麥群島 的拉皮塔文化(三個區域所出土的新石器時代有紋陶片相似紋飾 母題舉例。)

圖中卡加煙河流域的陶片除了 3 號標本來自瑪嘎皮(Magapit)遺址(引自 Aoyagi et al.,1991)、其它都來自娜薩巴蘭(Nagsabaran)遺址,馬里亞納群島的都來自塔加屋(House of Taga)遺址,而俾斯麥群島的拉皮塔文化陶片來自康枸(Kamgot)遺址(請參見 Carson et al., 2013)。

308 /洪曉純

圖十二 本文提及菲律賓北部卡加煙河流域 ─馬里亞納群島 - 俾斯麥群島的拉皮 塔文化三個區域所出土的新石器時代有紋陶片相似紋飾母題舉例

圖中卡加煙河流域的陶片,除了 6 號標本來自娜薩巴蘭(Nagsabaran)遺址,其它都來自瑪嘎皮(Magapit)遺址(引自 Aoyagi et al., 1991),馬里亞納群島的標本除了 7 號標本來自烏奈初路(Unai Chulu)(引自 Haun et al., 1999)、其它都來自塔加屋(House of Taga)遺址,而俾斯麥群島的拉皮塔文化陶片來自康枸(Kamgot)遺址(請參見 Carson et al., 2013)。

從中國東南沿海到太平洋―由考古學新證據看南島語族史前史/ 309

圖十三 目前普遍認可的南島語族南遷路線:從臺灣經菲律賓、印尼(Indonesia),    再到大洋洲(西線),以及筆者與同事最近依發掘材料所擬測的第二 個可能的南遷路線:由臺灣到菲律賓後,進入馬里亞納群島(Mariana � � �Islands)、繼而南向到巴布亞新幾內亞的東北方島嶼(東線)(引自 Carson et al., 2013)︒

七、討論

就目前所理解的南島語族史前擴散史而言,臺灣作為南島語族的原鄉

(homeland),其新石器時代早期到中期是一個關鍵性的階段。我們需要

對於臺灣大坌坑文化投入更多的研究,這些問題包括大坌坑文化人的來源

及其人群組合。眾所皆知,體質人類學上的南島語族屬於海洋蒙古人種。

筆者自 2012 年 2 月起與廣西考古所、湖南考古所、日本札幌醫科大學及

北京大學進行合作,探討在華南地區的史前人群組成。初步研究結果顯

示廣西、湖南和越南北部的早期貝丘遺址的主人是以澳美人種(Australo-

310 /洪曉純

Melanesian)為主(圖十四),而在越北地區於距今 4,000 年前後移入的農

業族群則為蒙古人種(Mongoloid)。至目前為止,該研究計劃除了測量廣

西灰窯田、鯉魚坡、湖南高廟的貝丘遺址所出土的史前顱骨遺留,也分析

比較了中國南方其它早期農業族群的完整顱骨遺留,包括浙江河姆渡、馬

家濱、河南賈湖等遺址,結果顯示這些農業族群的確以蒙古人種為主(研

究成果準備發表中),初步的研究結果不但支持松村博文先前於東南亞研

究時所觀察的「二層假說」、Peter Bellwood(2005a)的新石器文化擴張

(Neolithic expansion)理論,也對我們理解中國南方和東南亞的史前文化

有了重大的突破。

圖十四 華南及東南亞地區早期貝丘遺址出土的墓葬,多為側身屈肢葬或蹲姿(坐    姿)葬,其中(1)出土於廣西灰窯田遺址(廣西考古所及南寧博物館合    作發掘,李珍教授主持發掘計劃),(2)湖南高廟遺址(湖南考古所發掘,    賀剛教授主持發掘計劃),(3)馬祖亮島島尾 I 遺址(陳仲玉,2012)    及(4)越南北部多筆(Da But)文化之 Con Co Ngua 遺址(越南考古所    阮金容教授提供相片)。

從中國東南沿海到太平洋―由考古學新證據看南島語族史前史/ 311

臺灣大坌坑文化的主人以及最近在馬祖所發現年代更早的亮島人(陳

仲玉,2012),在體質人類學上又是什麼人種呢?從目前可以看到的一些

零星資料,例如遺址性質、葬姿及出土遺物等,筆者推測在馬祖亮島島尾 I遺址所發現的亮島人很有可能包含澳美人種,而根據南關里和南關里東所

出土的人骨遺留等測量數據(臧振華、李匡悌,2011)則應是蒙古人種(松

村博文個人談話),也就是現今臺灣原住民的主要祖先。這兩群人極可能

有若干程度的混血,但是後者的人口數可能多於前者。我們期待未來的研

究能將上述在馬祖及臺灣所發現的遺留與華南地區做一系統的比對。

就南島語族考古學的研究現況來看,還有幾個問題值得進一步探究:

(一)血緣上的混血和融合

過去曾有學者(如 Oppenheimer, 2004; Szabo and O’Connor, 2004) 質疑 Bellwood 等學者主張之南島語族的遷移為族群取代說(replacement of populations)而提出嚴厲抨擊,但旋即得到 Bellwood 等人的回覆及釐清

(Bellwood and Diamond, 2005:505)。Bellwood 等人指出在南島語族遷移

的過程中,尤其是在菲律賓、印尼和巴布亞新幾內亞等地區,都可以看到

南島語族與當地原生的狩獵採集民族互相混血和融合的例子。

在臺灣,曾有學者主張臺灣新石器文化中並没有舊石器時代存留下來

的文化要素(宋文薰,1980:113),或可能僅有很小規模的文化要素延續

下來(李光周,1984:130-131)。無論如何,當南島語族進入到一個新的

地域,除了像馬里亞納或巴丹島這類的島嶼没有較早的定居族群,多半必

須面對原生的狩獵採集民族(在許多區域即指舊石器文化族群),而兩族

群間的互動模式可能因時、因地而有不同,這是值得我們未來研究的方向,

而臺灣本身即是一個有待探討的例子。

(二)生業型態的轉變

312 /洪曉純

1. 作物

上文中提及,目前在中國東南沿海廣東、福建等地區發現的史前稻作

遺留都還沒超過距今 5,000 年。近期中國科學院的楊曉燕等學者(Yang et al., 2013)針對廣東臺山市新村沙丘遺址(測定年代為西元前 3,350–2,470)所出土石製工具的表層殘留物進行了分析,他們從殘留物中提取出了植矽

石(phytolith)和澱粉粒(starch),經鑒定 60% 的植矽石都來自棕櫚,在

可鑒定的澱粉粒種類中,含量最多的也是來自於棕櫚(Palm)。研究人員

因此判斷,西米也就是來自棕櫚的澱粉,是當地人那時候的主要食物之一。

楊曉燕等認為這項研究結果反映了在水稻傳入嶺南之前,人類對濕熱自然

環境的生存適應方式。

在新村所發現的植矽石和澱粉粒中,除了棕櫚還包括香蕉(bananas)、

淡 水 的 根 莖 作 物(freshwater roots and tubers)、 蕨 類 植 物 的 根(fern roots)、橡(acorns)、薏苡(Job’s tears)、以及野生稻 (wild rice)。從

這些發現我們可以看到這是一個多樣化而低勞力生業經濟(low-labour-input subsistence economy)。

跨過臺灣海峽、來到臺灣的第一批新石器時代文化移民,究竟是農民

還是狩獵採集者?如前所述,我們雖然已知在大坌坑文化晚期存在稻米、

小米等作物,但是目前對於早於 5,000 年的大坌坑文化早期遺址是否有稻作

農業仍然不清楚。在菲律賓呂宋島北部的新石器時代早期文化遺址中,儘

管曾發現一處遺址出土距今 4,000 年的稻米遺留(Snow et al., 1986),但同

時期的其它遺址迄今仍缺乏稻作農業的直接或間接証據。有學者推測南島

語族在進入菲律賓後可能轉而以栽種山藥(yams, Dioscorea alata)或芋頭

等為主,而放棄了槄米(Paz, 2005)。Robert Dewar(2003: 369-388)則認

為像菲律賓北部等地區因為降雨量變化很大,可能會限制了年收穀類作物

的利用,進而強化了對水果和塊莖類作物的依賴。 南島語族源頭的華南地區,本身新石器時代早期到晚期的經濟型態就

很複雜,從華南移居到臺灣再經東南亞島嶼到達太平洋島嶼,其間的生業

從中國東南沿海到太平洋―由考古學新證據看南島語族史前史/ 313

型態變化可能同時包括了地理環境適應與文化因素的交互作用結果。或許

基於在華南地區長期的多樣化發展,才能造就後來南島語族超強的環境適

應力和極大的靈活度去面對不同新環境的限制和挑戰。

2. 家養動物

南島語族的家養動物的來源及其遷移路線是這十年來相當熱門的研究

主題。語言學家從臺灣的原南島語(Proto-Austronesian)的詞彙中不只辨識

出栽培稻和小米等,也辨識出家養的豬和狗(Wolff, 1994; Zorc, 1994; Bell-wood, 1997a: 241-242)。考古上,根據華南和長江流域的材料,我們知道

家狗的起源遠早於家豬,許多狩獵採集者的貝丘遺址中都曾發現家狗的遺

留(呂鵬,2010)。在華南的情況,家豬似乎與農業民族有相當密切的關

係。根據在島嶼東南亞和太平洋地區的家豬(S. scrofa)擴散研究顯示,至

少有兩個路徑的遷移應該考慮; 印尼爪哇、蘇門答臘、華萊西亞(Wallacea) 到大洋洲的家豬可能來自越南,而另一個路線則是東亞大陸經臺灣、菲律

賓到密克羅尼西亞西部(Larson et al., 2007)。然而,如果要問「最早一批

進入東南亞島嶼的家豬、及他們與南島語族早期移民的關係」,其實還不

清楚。

有學者認為東南亞大陸,尤其是越南、緬甸和泰國可能是家雞的起源

中心(Liu et al., 2006)。語言學者 Pawley(2002)重建「原馬來玻里尼西

亞語」(Proto Malayo-Polynesian)詞彙,顯示菲律賓、印尼和大洋洲等地

應有家雞 *manuk 'fowl'(Gallus gallus)。然而,至今不論是臺灣或菲律賓

的早期遺址似乎還没有家雞出土的記錄。這固然涉及辨認和保存等問題,

但也可能這些區域根本没有早期家雞的存在。以上關於南島語族家養動物

的起源和擴散問題,還有許多問題有待解決,甚而我們在研究這類問題時,

也不能將南島語族家養動物的擴散等同於南島語族人群的擴殖。

314 /洪曉純

(三)航海能力

在距今 2,500-3,000 年之間,南島語族從中國東南沿海經臺灣擴散到島

嶼東南亞以及密克羅尼西亞,最後到達了玻里尼西亞和紐西蘭。從中國東

南沿海福建、廣東跨越 200 公里的臺灣海峽到臺灣,大概發生在距今 6,000年前,而從臺灣到呂宋島跨越 350 公里的海洋、並要渡過險惡的巴士海峽

(Bashi Channel),大概發生在距今 4,500 年到 4,000 年之間。從菲律賓到

馬里亞那群島的海洋之間没有任何島嶼為中介,跨越這 2,300 公里的海洋則

發生在距今 3,500 年間,堪稱是當時全世界最長距離的遠洋活動(Rainbird, 2003; Hung et al., 2011)。目前所知南島語族大約在距今 3,500-3,600 年間到

達印尼的蘇拉維西(Sulawesi)(Simanjuntak, 2008),開展了當地的新石

器時代文化,而如前所述,美拉尼西亞的拉皮塔文化大概起始於距今 3,350年前。我們可以看出南島語族一旦抵達菲律賓後,他們就以很快的速度向

南及向東擴展。

語言學者 Robert Blust 指出,從語言詞彙來看,新石器時代文化從臺灣

擴張到呂宋島之前有一個較長的停滯期,這也暗示著臺灣新石器時代早期

的居民可能欠缺必要的航海技術來跨越巴士海峽(Blust, 1995)。另一位語

言學者 Andrew Pawley 則指出,造船工藝和航海技術的高度發展很可能是

發生在菲律賓、印尼和大洋洲(Pawley, 2002: 257)。無論如何,限於考古

的相關發現闕如,目前我們對於南島語族的渡洋工具、航海技術以及星相

知識等認識幾乎是空白的,但這將是未來最令人期待的研究方向之一。

八、結語

由考古材料大略可以看出史前南島語族最早起源於中國南方,並由臺

灣南向菲律賓、馬來西亞、印尼、巴布亞新幾內亞及美拉尼西亞、玻里尼

西亞甚至紐西蘭等地區的逐步擴散。我們最近的研究進而指出這樣的擴散

從中國東南沿海到太平洋―由考古學新證據看南島語族史前史/ 315

並不是唯一的路徑,南島語族由臺灣南向到菲律賓後,除了南向印尼,同

時也由另一路從菲律賓跨過 2,300 公里的海域,向東抵達密克羅尼西亞的馬

里亞納群島,繼而很可能再向南長征到美拉尼西亞(Carson et al., 2013)。

在南島語族的考古學研究中,雖然在研究技術和方法上推陳出新,新

材料的出土也不斷地豐富我們每個人的研究,但是臺灣原鄉論依舊擁有廣

大的支持者。目前的進展讓我們深刻體會到,不論是在那個角落或從那個

角度從事南島考古研究,出土材料都必須放在整個大區域的框架下才能有

效解讀,而華南和臺灣則是這一個大框架中不可或缺的部份。

致謝

我要感謝中央研究院臧振華教授為我開啟南島語族研究的大門,感謝

澳大利亞國立大學 Peter Bellwood 教授在過去九年來對我的教導,我也要

感謝北京大學張弛教授多年來與我在中國南方及海南島諸多省份的研究和

指導,感謝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趙金勇博士多年來對我在臺灣新石

器時代早期文化理解上的啟發,感謝美國關島大學的 Mike Carson 博士與

我在密克羅尼西亞天寧島的發掘和相關研究,感謝紐西蘭 Otago 大學 Glenn Summerhayes教授不吝給我第一手珍貴的太平洋拉皮塔陶器進行比較研究。

本文中論及臺灣東部潮來橋遺址、菲律賓呂宋島娜薩巴蘭遺址、密克羅尼

西亞天寧島塔加屋遺址都是由筆者與同事合作進行的發掘計劃,其中潮來

橋遺址的發掘要特別感謝楊淑玲女士、黃國恩先生、吳漢成先生、吳玉蓮

女士、林秀嫚博士、潘怡仲先生等同行好友以及已經離我們遠去的李德仁

先生的熱情幫忙。塔加屋遺址的發掘要感謝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經

費編號:RG021-P-10)的支持。這其中要感謝的人太多,請恕我無法逐一

在此列出。最後我要特別感謝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陳光祖博士邀請

我參加此一盛會。

316 /洪曉純

引用書目

中國文化報

2013   〈海南發現大型史前遺址有助建構史前文化譜系〉2013 年 3 月 12 日

刊載。

朱正宜

2003  �〈臺灣西南部平原史前文化層序再思 ( 一 ) ─大坌坑文化的分期及

內涵〉,《臺灣史前史與民族學硏究的新趨勢:慶祝宋文薰教授八

秩華誕學術硏討會論文集》,臺北:臺灣大學人類學系,頁 5-1~5-

24。

宋文薰

1980  �〈由考古學看臺灣〉,收錄於陳奇祿等著《中國的臺灣》,臺北:

中央文物出版社,頁 93-220。

李光周

1984  �〈墾丁國家公園所見的先陶文化及其相關問題〉,《國立臺灣大學

考古人類學刊》44(1984):79-147。

呂鵬

2010  �《廣西邕江流域貝丘遺址動物群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考

古研究所博士論文(未出版)。

郝思德、李釗

2008  �〈陵水縣石貢新石器時代遺址〉,中國考古學會編輯《中國考古學

年鑑 2007》,北京:文物出版社,頁 388-389。

郝思德、蔣斌

2009  �〈陵水縣移輦村新石器時代遺址〉,中國考古學會編輯《中國考古

學年鑑 2008》,北京:文物出版社,頁 345-346。

從中國東南沿海到太平洋―由考古學新證據看南島語族史前史/ 317

陳仲玉

1999  �〈福建金門金龜山與浦邊史前遺址〉,《東南考古研究》2(1999):

52-61。

2012  �《馬祖亮島島尾遺址第一期研究 ( 期末報告 )》。連江:連江縣政府

文化局委託,馬祖亮島考古隊執行研究(未出版)。

陳有貝

2006  �〈大坌坑的生業模式探討-陶片矽酸體分析方法的嘗試〉,《國立

臺灣大學考古人類學刊》66(2006):125-154。

陳維鈞

2007  �〈金門金龜山貝塚遺址的重要性及其文化意義〉,《田野考古》11

(1-2):75-108。

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籌備處

1997  �《「東西向快速公路高雄 - 潮州線」沿線遺址考古搶救發掘計劃期

末工作報告》。臺東: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籌備處(未出版)。

張弛

2000  �〈簡論南中國地區新石器時代早期文化〉,張忠培等主編,《中國

考古學跨世紀的回顧與前瞻》,北京:科學出版社,頁 190-198。

張弛、洪曉純

2008  �〈中國華南及其鄰近地區的新石器時代採集漁獵文化〉,《考古學

研究》7(2008):415-434。

2009  �〈華南和西南地區農業出現的時間及相關問題〉,《南方文物》2009.3:

64-71。

黃士強

1974   〈臺南縣歸仁鄉八甲村遺址調查〉,《國立臺灣大學考古人類學刊》

318 /洪曉純

35/36(1974):62-68。

新北市十三行博物館 ( 編輯 )

2011   《塗紅陶器密碼:訊塘埔文化特展專輯》,新北市:新北市十三行

博物館。

葉美珍

2010   〈花蓮縣港口遺址繩紋陶文化初探 —2001 年試掘出土繩紋陶片之分

析〉,《田野考古》12.1/2:19-68。

趙金勇

1994   《臺東縣長濱鄉長光遺址發掘報告》, 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

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 )。

1999   〈臺灣最古老陶藝傳統之初探 — 芝田遺址試掘簡報及其意義〉,國

家文藝基金會補助論文(未出版)。

顏廷伃

2013   〈高雄市路竹區新園遺址考古試掘結果暨相關研究問題〉,《田野

考古》16.1:85-118。

劉益昌

2007   〈初期南島語族在臺灣島內的遷移活動:聚落模式以及可能的遷徙

動力〉,收錄於邱斯嘉 及 Christophe Sand 主編,《東南亞到太平洋

(From Southeast Asia to the Pacific)》,臺北:中央研究院考古學

研究專題中心,頁 49-74。

2009   (東部地區史前文化的詮釋與檢討〉,花蓮:東華大學主辦後山歷

史與原住民文化研習營(未出版)。

劉益昌、顏廷伃

2000   《臺東縣史前遺址內涵及範圍研究 ─海岸山脈東側與綠島》。臺東

從中國東南沿海到太平洋―由考古學新證據看南島語族史前史/ 319

縣政府委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報告。

劉益昌、郭素秋

2005   〈金門復國墩遺存在亞洲大陸東南沿海的地位及其意義〉,收錄於

陳仲玉、潘建國主編,《中國東南沿海島嶼考古學研討會》,連江縣:

連江縣政府,頁 135-197。

劉益昌、邱敏勇、符文鳳

1995   《東部海岸國家風景區綠島史前文化調查研究報告》,交通部觀光

局東部海岸國家風景區管理處委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

究報告。

臧振華

2005   《從考古資料看蘭嶼雅美人的祖源問題〉,《南島研究學報》1.1:137-

151。

臧振華、李匡悌

2011   《南科史前文化住民面部復原研究計畫結案報告》,委託臺灣人類

學與民族學學會執行(未出版)。

臧振華、Rey Santiago、洪曉純

2002  《 菲律賓呂宋島北海岸考古調查發掘報告》,1996-2002,臺北:中

央研究院(未出版)。

臧振華、李匡悌、朱正宜

2006   《先民履跡 — 南科考古發現專輯》,臺南:臺南縣政府編印。

Aoyagi, Y., M. Aguilera Jr., H. Ogawa and K. Tanaka

1991   “Excavation at the Lal-lo shell middens (3).” The Journal of Sophia Asian

Studies 9: 49-137. (日文)

1993   “Excavation of hill top site, Magapit shell midden in Lal-lo shell middens,

320 /洪曉純

norhern Luzon, Philippines.” Man and Culture in Oceania 9:�127-155.

Bellwood, P.

1978   Man's Conquest of the Pacific. Auckland: Collins.

1980  �“The�peopling�of�the�Pacific.”�Scientific American 243.5: 174-185.

1983   “New perspectives on Indo-Malaysian prehistory.” Bulletin of Indo-

Pacific Prehistory Association 4(1983): 71-83.

1985   Prehistory of the Indo-Malaysian Archipelago. Sydney: Academic Press.

1988   “A hypothesis for Austronesian origins.” Asian Perspectives 26.1: 107-

117.

1995   “Hierarchy, founder ideology and Austronesian expansion.” In Origins,

Ancestry and Alliance, edited by J. Fox and C. Sather. Canberra:

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 Comparative Austronesian Project, ANU,�

pp. 18-40.

1997a  Prehistory of the Indo-Malaysian Archipelago (Rev. ed.).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7b   “Taiwan and the prehistory of the Austronesian-speaking people.” The

Review of Archaeology Fall: 39-48.

2005a   First Farmers: The Origins of Agricultural Societies. Oxford: Blackwell.

2005b � “Examining the farming/language dispersal hypothesis in the East Asian

context.” In The Peopling of East Asia, edited by L. Sagart, R. Blench and

A. Sanchez-Mazas. New York: Routledge Curzon Press, pp. 17-30.

2005c   “Coastal South China, Taiwan, and the prehistory of the Austronesians.”

In The Archaeology of Southeast Coastal Islands of China Conference

edited by C. Y. Chen and J. G. Pan. Mazu: Lienjiang County Government,

從中國東南沿海到太平洋―由考古學新證據看南島語族史前史/ 321

pp. 1-22.

2008   “Archaeology and the origins of language families.” In Handbook of

Archaeological Theories, edited by R. A. Bentley, H. D. G. Maschner and

C. Chippindale. Lanham: Altamira Press, pp. 225-244.

Bellwood, P. and J. Diamond

2005   “On explicit ‘replacement’ models in Island Southeast Asia: A reply to

Stephen Oppenheimer.” World Archaeology 37.4: 503-506.

Bellwood, P. and E. Dizon

2005   “The Batanes archaeological project and the ‘Out of Taiwan’ hypothesis

for Austronesian dispersal.” Journal of Austronesian Studies 1.1: 1-33.

Bellwood, P., G. Chambers, M. Ross and H. C. Hung

2011   “Are ‘cultures’ inherited? Multi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on the origins

and migrations of Austronesian-speaking peoples prior to 1000 BC.” In

Investigating Archaeological Cultures: Material Culture, Variability and

Transmission, edited by B. Roberts and M. Linden. Dordrecht: Springer,

pp. 321-354.

Blust, R.

1995   “The prehistory of the Austronesian–speaking peoples: A view from

language.” Journal of World Prehistory 9.4: 453-510.

2000   “Chamorro historical phonology.” Oceanic Linguistics 39: 83-122.

2009   The Austronesian Languages. Canberra: Pacific Linguistics, Research

School�of�Pacific�and�Asian�Studies,�the�Australian�National�University.

Boaretto, E., X. H. Wu, J. R. Yuan, O. Bar-Yosef, V. Chu, Y. Pan, K. Liu, D. Cohen, T. L.

Jiao, S. C. Li, H. B. Gu, P. Goldberg and S. Weiner

322 /洪曉純

2009   “Radiocarbon dating of charcoal and bone collagen associated with early

pottery at Yuchanyan Cave, Hunan Province, China.” Proceeding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06.24:

9595–9600.

Carson, M. and H. Kurashina

2012   “Re-envisioning long-distance Oceanic migration: Early dates in the

Mariana Islands.” World Archaeology 44.3: 409-435.

Carson, M, H. C. Hung, G. Summerhayes and P. Bellwood

2013  �“The pottery trail from Southeast Asia to Remote Oceania.” Journal of

Island and Coastal Archaeology 8.1: 17-36.

Chang, K. C.

1969  �Fengpitou, Tapenkeng and the Prehistory of Taiwa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3  �“Radiaocarbon dates from China: Some initial interpretations.” Current

Anthropology 14.5: 525-528.

Chang, K. C. and W. H. Goodenough

1996  �“Archaeology of southeastern coastal China and its bearing on the

Austronesian homeland.” In Prehistoric Settlement of the Pacific, edited

by Ward H. Goodenough (Transaction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Held at Philadelphia for Promoting Useful Knowledge Vol. 86,

Pt.5). Philadelphia: Independence Square, pp. 36-56.

Cox, M. P.

2005  �“Indonesian mitochondrial DNA and its opposition to a Pleistocence Era

origin of Proto-Polynesian in Island Southesat Asia.” Human Biology

從中國東南沿海到太平洋―由考古學新證據看南島語族史前史/ 323

77.2: 179-188.

Dewar, R. E., Jr.

2003  �“Rainfall variability and subsistence systems in Southeast Asia and the

Western�Pacific.” Current Anthropology 44.3: 369-388.

Fuller, D. Q.

2011  �“Pathways to Asian civilizations: Tracing the origins and spread of rice

and rice cultures.” Rice 4.3: 78-92.

Haun, A. E., J. A. Jimenez, and M. Kirkendall

1999  �“Archaeological Investigations at Unai Chulu, Island of Tinian,

Commonwealth of the Northern Mariana Islands.” Report prepared for

Department of the Navy, Naval Facilities Engineering Command. Hilo,

HI: Paul H. Rosendahl, Ph.D., Inc.

Hsieh, J. S., Y. I. C. Hsing, T. F. Hsu, P. J. K. Li, K. T. Li and C. H. Tsang

2011  �“Studies on ancient rice-where botanists, agronomists, archaeologists,

linguists, and ethnologists meet.” Rice 4.3: 178-183.

Hung, H. C. ( 洪曉純 )

2005  �“Neolithic interaction between Taiwan and northern Luzon: The pottery

and jade evidences from the Cagayan Valley.” Journal of Austronesian

Studies 1.1: 109-134.

2008  �Migration and cultural interaction in southern coastal China, Taiwan and

the northern Philippines, 3000 BC to AD 1. Unpublished PhD dissertation,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Hung, H. C., M. T. Carson, P. Bellwood, and 6 others.

324 /洪曉純

2011  �“The first settlement of Remote Oceania: The Philippines to the

Marianas.” Antiquity 85.329: 909-926.

Jiao, T. L.

2007  �The Neolithic of Southeast China. New York: Cambria Press.

Larson, G. and 31 co-authors

2007  �“Phylogeny and ancient DNA of Sus provides insights into Neolithic

expansion in Island Southeast Asia and Oceania.” Proceeding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104.12:

4834-4839. 

Li, K. T.

2013  �“First Farmers and their Coastal Adaptation in Prehistoric Taiwan.”�In

A Companion to Chinese Archaeology, edited by Anne P. Underhill.

Hoboken, NJ: John Wiley & Sons Inc, pp. 612-633.

Liu, Y. P., G. S. Wu, Y. G. Yao, Y. W. Miao, G. Luikart, M. Baig, A. Beja-Pereira, Z. L.

Ding, M. G. Palanichamy, and Y. P. Zhang

2006  �“Multiple maternal origins of chickens: Out of the Asian jungles.”

Molecular Phylogenetics and Evolution 38.1: 12-19.

Lu, T. L-D ( 呂烈丹 )

2011  �“Early pottery in south China.” Asian Perspectives 49.1: 1-42.

Matsumura, H., M. Oxenham, Y. Dodo, K. Domett, K. T. Nguyen, L. C. Nguyen, K. D.

Nguyen, D. Huffer and M. Yamagata

2008  �“Morphometric affinity of the late Neolithic human remains from Man

Bac, Ninh Binh Province, Vietnam: Key skeletons with which to debate

the ‘two layer’ hypothesis.” Anthropological Science 116.2: 135-48.

從中國東南沿海到太平洋―由考古學新證據看南島語族史前史/ 325

Matsumura, H., M. Oxenham, K.T. Nguyen, L. C. Nguyen and K. D. Nguyen

2011  �“Population history of mainland Southeast Asia: The two layer model

in the context of northern Vietnam.” In Dynamics of Human Diversity:

The Case of Mainland Southeast Asia,�edited�by�N.�Enfield�and�J.�White.�

Canberra:�Pacific�Linguistics,�pp.�1-23.

Oppenheimer, S.

2004  �“The ‘express train from Taiwan to Polynesia’: On the congruence of

proxy lines of evidence.” World Archaeology 36.4: 591-600.

Pawley, A.

2002  �“The Austronesian dispersal: Language, technologies and people.”

In Examining the Farming/Language Dispersal Hypothessis, edited

by P. Bellwood and C. Renfrew. Cambridge: McDonald Institute for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pp. 251-273.

Paz, V.

2005  �“Rock shelters, caves, and archaeobotany in Island Southeast Asia.”Asian

Perspectives 44.1: 107-118.

Pellett, M. and A. Spoehr

1961  �“Marianas archaeology: Report on an excavation on Tinian.” Journal of

the Polynesian Society 70.3: 321-325.

Pietrusewsky, M.

1994   “Pacific-Asian relationships: A physical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

�������������������������Oceanic Linguistics 33.2:�407-429.

Rainbird, P.

326 /洪曉純

2003  �The Archaeology of Micrones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Redd, A. J., N. Takezaki, S. T. Sherry, S. T. McGarvey, A. S. Sofro, and M. Stoneking

1995  �“Evolutionary history of the COII/t RNALys intergenic 9 base pair

deletion in human mitochondrial DNAs from the Pacific.” Molecular

Biology and Evolution 12.4: 604-615.

Reid, L.

2002  �“Morphosyntactic evidence for the position of Chamorro in the

Austronesian language family.” In Collected Papers on Southeast

Asian and Pacific Languages, edited by R.S. Bauer. Canberra: Pacific

Linguistics, pp. 63-94.

Richards, M., S. Oppenheimer, and S. Skyes

1998  �“mtDNA suggests Polynesian origins in eastern Indonesia.” American

Journal of Human Genetics 63.4: 1234-1236.

Sagart, L.

2005  �“Tai-Kadai as a subgroup of Austronesian.” In The Peopling of East Asia,

edited by L. Sagart, B. Roger and A. Sanchez-Mazas. London: Taylor &

Francis, pp. 177-181.

2008   “The expansion of Setaria farmers in East Asia: A linguistic and

archaeological model.” In Human Migrations in Continental East Asia

and Taiwan: Matching Archaeology, Linguistics and Genetics, edited by

A. Sanchez-Mazas, R. Blench, M. Ross, M. Lin, I Peiros. London: Taylor

& Francis,�pp. 133-157.

Simanjuntak, T.

從中國東南沿海到太平洋―由考古學新證據看南島語族史前史/ 327

2008  �“Austronesian in Sulawesi: It’s origin, diaspora, and living tradition.”

In Austronesian in Sulawesi, edited by T. Simanjuntak.Yogyakarta: Center

for Prehistoric and Austronesian Studies, pp. 215-251.

Snow, B. E., R. Shutler, D. E. Nelson, J. S. Vogel, and J. R. Southon

1986  �“Evidence of early rice cultivation in the Philippines.” Philippine

Quarterly of Culture and Society 14: 3-11.

Spriggs, M.

2007  �“The Neolithic and Austronesian expansion within Island Southeast

Asia and into the Pacific.” In From Southeast Asia to the Pacific-

Archae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the Austronesian Expansion and the

Lapita Cultural Complex, edited by S. Chiu and C. Sand. Taipei:

Academia Sinica, pp. 104-140.

Solheim, W. G. II

1964a �“Further relationships of the Sa-Huynh-Kalanay pottery tradition.”Asian

Perspectives 8.1: 196-211.

1964b “Pottery and the Malayo-Polynesians.” Current Anthropology 5.5: 376-

384.

1988  �“The Nusanto hypothesis: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Austronesian speakers.”

Asian Perspectives 26.1: 77-88.

1996 �“The Nusantao and north-south dispersals.” Indo-Pacific Prehistory

Association Bulletin 15: 101-107.

Summerhayes, G.

328 /洪曉純

2007  �“The rise and transformations of Lapita in the Bismarck Archipelago.”

In From Southeast Asia to the Pacific: Archae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the Austronesian Expansion and the Lapita Cultural Complex, edited by

S. Chiu & C. Sand. Taipei: Research Center for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Academia Sinica, pp. 141-184.

Sykes, B., A. Leiboff, J. Low-Beer, S. Tetzner, and M. Richards

1995  �“The origins of the Polynesians: An interpretation from mitochondrial

lineage analysis.” American Journal of Human Genetics 57: 1463-1475.

Szabo, K. and S. O’Connor

2004   “Migration and complexity in Holocence Island Southeast Asia.” World

Archaeology 36.4: 621-628.

Thiel, B.

1986-1987 �“Excavations at the Lal-lo shellmiddens, northeast Luzon, Philippines.”

Asian Perspectives 27.1: 71-94.

Tsang, C. H. ( 臧振華 )

1992  �Archaeology of the Penghu Islands. Taipei: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2005   “Recent discoveries at the Tapenkeng culture sites in Taiwan: Implications

for the problem of Austronesian origins.” In The Peopling of East Asia,

edited by L. Sagart, R. Blench and A. Sanchez-Mazas. London: Routledge

Curzon, pp. 63-73.

Wolff, J.

1994  �“The place of plant names in reconstructing proto Austronesian.” In

Austronesian Terminologies, Continuity and Change, edited by A. Pawley

從中國東南沿海到太平洋―由考古學新證據看南島語族史前史/ 329

and�M.�Ross.�Canberra:�Pacific�Linguistic�Series�C-127, pp. 511-40.

Wu, Xiao-hong, Chi Zhang, Paul Goldberg, David Cohen, Yan Pan, Trina Arpin, and Ofer

Bar-Yosef ( 吳小紅等 )

2012  �“Early pottery at 20,000 years ago in Xianrendong Cave, China.” Science

336.6089: 1696-1700.

Yang, X., H. J. Barton, Z. Wan, Q. Li, Z. Ma, M. Li, D. Zhang, and J. Wei

2013  �“Sago-type palms were an important plant food prior to rice in Southern

subtropical China.” PLoS ONE 8.5: e63148. doi:10.1371/journal.

pone.0063148

Zhang, C. and Hung, H. C. ( 張弛、洪曉純 )

2008   “The Neolithic of Southern China-origin, development, and dispersal.”

Asian Perspectives 47.2: 299-329.

2010  �“The emergence of agriculture in southern China.” Antiquity 84/323: 11-

25.

2012  �“Later hunter-gatherers in southern China, 18000-3000 BC.” Antiquity

86.331: 11-29.

2013  �“East Asia: Archaeology.” In Encyclopaedia of Human Migration, Volume

1: Prehistory, edited by Immanuel Ness and Peter Bellwood. New York:

Wiley-Blackwell, pp. 209-216.

Zorc, R. D.

1994  �“Austronesian cultural history through reconstructed vocabulary (an

overview).” In Austronesian Terminologies, Continuity and Change,

edited by A. Pawley and M. Ross. Canberra: Pacific Linguistic Series

C-127, pp. 541-95.

330 /洪曉純

From�Coastal�Southern�China�to�the�Pacific���������������������������- an Update of Archae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Early

Austronesian Expansion

Hsiao-chun Hung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In order to build a holistic view and update information on the dispersal

history of ancient Austronesian-speaking populations, new archaeological

data are synthesized from the region between southern China and Micronesia.

Primary archaeological field data are discussed, especially concerning the

new dating results and cultural remains from the early Neolithic phase in the

Marianas (Micronesia) and northern Luzon (Philippines), as well as newly

unearthed findings by colleagues in southern China, Taiwan and Hainan

Island.

�According� to� the�findings�of�cultural�assemblages�and�earliest�Neolithic�

dates, the homeland of the earliest Neolithic migrants in the Pacific can

be traced back to Taiwan and eventually to southern China. The cultural

relations between the last hunter-gatherers (ca.18,000-3,000 BC) and earliest

farmers� in� southern�China� (ca.�7,000-3,000�BC)�played�a� significant� role� in�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origin of the TPK (Dabenkeng) population - the

earliest Neolithic horizon in Taiwan, regarded as the earliest Austronesian

archaeological culture.

Many questions are yet to be answered. However, it is evident that the

ancient Austronesians not only crossed the Taiwan Strait 6,000 years ago from

southern China to Taiwan, but also made the longest sea-crossing undertaken

從中國東南沿海到太平洋―由考古學新證據看南島語族史前史/ 331

by 3,500 BP in human history, from northern Philippines to the Marianas, and

eventually�reaching�throughout�the�great�Pacific�region.

Keywords: Austronesian, Neolithic, Human migration, East Asia,

Southeast As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