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危机与中国的崛起：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与2017年全球政治 … ·...

西浦智库报告

布兰特利•沃马克周艳辉

2018年6月20日

第6期

美国、欧洲、中东和朝鲜的发展状况给国际政治带来的深刻的政治不确定性

在某些方面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导致的经济不确定性类似。在这两场危机中，

人们都迅速而普遍地意识到了自身的脆弱性，并且也不清楚这一波不确定性将持续

多长时间。随着特朗普的当选，美国再次处于全球危机的中心。而在主要大国中，

中国又是抵御危机的能力最强的国家。当前的政治危机不利于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

国家。不过，与2008年一样，中国处于相对有利的位置。国际关系中的相对变化

将在亚洲表现得最为明显。本文所关注的是两次危机所特有的周期的不确定性。不

过，当前政治危机的影响很可能与早前经济危机的影响形成鲜明对照。从2008年到

2014年，其他国家为自己的经济发展以及整个世界的经济发展而担忧，也为中国发

展成为区域和全球经济强国对本国意味着什么而担忧。与此同时，奥巴马领导下的

美国看起来没有那么自信，而中国表现得更加自信。与此形成对比的是，2015年

中国的经济已经进入了增长放缓的“新常态”，但其稳固的领导层支持多边参与的

全球化。美国的领导层无论在整体战略方面还是在危机管理方面，都存在不可预测

性。就像2008年世界需要中国提振经济，现在我们也需要中国给世界政治重新带来

稳定。但是，美国会发现自己难以适应政治影响力方面的这种转变。

全球金融危机世界政治危机中国美国

国际危机与中国的崛起：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与2017年全球政治危机比较

内容摘要

著译

关键词

2

西浦

智库

报告

Brantly Womack

(Translated by Zhou Yanhui)

No. 6 (20 June 2018)

XIPU INSTITUTION REPORT

The profound political uncertaintie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reated by developm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Europe,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Korea (DPRK) are similar in some respects to

the economic uncertainties created by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of 2008. In both crises there is a

sudden and general awareness of vulnerability, and it is unclear how long the current uncertainty

will last. With the election of Donald Trump, the United States is again at the centre of a global crisis.

China is again the least vulnerable of the major states. Everyone including China is disadvantaged

by the current political crisis. However, in relative terms China stands to gain, as it did in 2008.

The relative chang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hips will be most obvious in Asia. The focus here

is on the cycle of uncertainty that characterizes both crises. However, the effects of the current

political crisis are likely to contrast with the effects of the earlier economic crisis. From 2008 to

2014, other countries were worried about their own economies and about the world economy

in general, and also about what China’s arrival as a regional and global economic power might

mean for them. Meanwhile, American leadership under Obama seemed less assertive, while China

appeared to be more assertive. By contrast, in 2015, China’s economy had already entered a

‘new normal’ of slower economic growth, while its consolidated political leadership supports

multilateral globalization. American political leadership is unpredictable in both general strategic

terms and in terms of crisis management. Just as the world needed the economic lift provided by

China in 2008, it now needs the political reassurance of stability that China appears to provide.

However, the United States may find it difficult to adjust to the shift in political influenc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Global Political Crisis,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International Crises and China’s Rise:Comparing the 2008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and

the 2017 Global Political Crisis

Abstract

Key Words

3

布兰特利•沃马克周艳辉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与2017年全球政治危机比较*

著译

无论是政治危机还是经济危机，都揭示了关于现有秩序的基本假设，并提升了

对未来的预期，而这种未来在秩序结构上是不同于以往的。危机通常发端于如下这样

的某个或一系列事件，它们动摇了现有秩序的可靠性，并使人们对于恢复到原有状态

的可能性的担忧不断增加。最终，局势得以稳定，人们调整预期以适应新的现状。当

然，与地震一样，危机是缓慢发展的结构变化导致的。但是，同样与地震一样，它们

导致的突如其来的破坏使人们对余震心有余悸、忧心忡忡。虽然政治与经济往往交织

在一起并总是相互影响，但是政治危机与经济危机有着各自不同的发展机制和节奏。

当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时，一些人可能会认为这是暂时的经济衰退，很快就会逆

转，而其他人则担心会出现无止境的下降。10年后，这两种极端的后果显然都没有出

现，但是，这次危机开启了全球经济的重组进程。中国无可争议地成为了世界第二大

经济体，但是它的快速崛起带来了政治上的担忧，尤其是在它的邻国当中。

2017年的政治危机与特朗普的当选及其总统任期有着最紧密的联系。这一次，

没有人预期会从危机中快速恢复，但是政治危机的指数比经济危机的指数更加模糊。

股市可以成为衡量经济危机严重程度的日常经济指标，但是对当前政治危机的担忧主

要不是对出现经济或政治崩溃的担忧，而更多的是担忧处于全球政治秩序中心的美国

所采取行动的不可预测性。无论是在危机管理方面，还是在维持国际政治秩序的各种

制度方面，特朗普总统都处于关键位置。然而，特朗普的执政方向、能力，甚至其执

政的持续时间都还不明朗。此外，其他主要大国的政治方向也不明确。因此，在接下

来的10年时间里，全球政治将走向何处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不过2008年以来经

济动荡的这10年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线索。虽然不具有预测性，但是考察这两次危机

之间的相似点和不同点是具有启发作用的。

评估2017年的危机必须从分析特朗普总统的当选所带来的多方面的不确定性开

* 本文原载《中国国际政治杂志》（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2017年第4期（总第10卷）, 383-401

页。原标题是"International Crises and China’s Rise: Comparing the 2008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and the 2017 Global

Political Crisis"，翻译成“国际危机与中国的崛起：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与2017年全球政治危机比较,”发表在国外理论动态

[Foreign Theoretical Trends] 2018:4, pp. 99-113。周艳辉：中央编译局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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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危机与中国的崛起：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与2017年全球政治危机比较国际危机与中国的崛起：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与2017年全球政治危机比较西浦智库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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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这引导我们去讨论与特朗普有关的不确定性的持续时间及其波动，还要讨论最有可

能受其影响的各种议题和地区的区分。这样一来，特朗普危机处于一系列更宏观的政治

趋势之中，这些趋势反过来与那些可能有助于形成全球政治新时代的因素有关。

接下来的两个部分将描述2008年经济危机与2017年政治危机之间的相似点和不同

点。这两次危机的根本相似之处在于，它们的严重程度以及美国在全球经济和政治中的

核心地位要求所有相关国家都要从在一种稳定体系中评估边际风险和收益的正常模式向

在一种不可预测的体系中考虑如何降低脆弱性转变。此外，这两次危机给各国带来的

冲击是不均衡的，中国在这两次危机中受到的冲击都是最小的。不过，虽然2008年的

危机促进形成了2017年危机的背景，但是当前的危机有其特殊的政治原因。

两次危机之间的不同点也是有趣而重要的。2008年经济危机在国内和国际层面带

来了政治影响，但主要是对现有的国内和国际政治秩序的影响。与之不同，当前的政治

危机与根源于大众对现有政治制度的疏离的各种趋势有关，它能够挑战（如果不是替代

的话）这些制度。2017年人们在经济方面的关注点往往聚焦于更加多样化的全球经济中

增长放缓的“新常态”。虽然保护主义是人们的政治关注点，但它不是由经济现状推动

的。现在中国作为主要的经济力量得到认可，但是它的增长速度在发展中国家中不再独

此一家。它提出的各种倡议，例如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一带一路”，现在被视为

新的经济远景规划的一部分。一个重新回到世界中心但秉持开放态度的亚洲（以中国作

为驱动力）被中国的大部分邻国视为机会而不是威胁。因此，与2008年经济危机对国际

秩序产生了长远的政治影响一样，2017年政治危机有可能会产生长远的经济影响。

本文的最后两部分集中关注中国和美国各自的前景。与2008年一样，中国对

2017年政治危机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因而受到其不确定性的影响更少。不过，中国现

在面临的政治不确定性和风险并不是不足为虑的。与其2008年之后的经济成就一样，

人们所认为的中国在政治地位方面的提升可能要高于现实情况。中国在软实力以及

不对称关系的处理方面将面临新的挑战。它也将面临同时作为大国和发展中国家的身

份困境——它既需要从G2（中美两国）的视角，也需要从G193（联合国193个成员

国）的视角来思考和行动。但是，在接下来的30年时间里，中国面临的最微妙和最具

挑战性的任务将是整个大中华区实现和平和可持续的融合。

美国在当前危机中所面临的最突出的问题是特朗普的总统任期。对于许多美国人

而言，由特朗普执政四年似乎是不可忍受的，但是解除特朗普的总统职务也会造成伤

害。虽然很难想象特朗普在2020年再次当选，但其竞选成功将对美国的选举程序产生

持续影响。其他人将试图模仿他的做派，从而追随着他的“通往权力之路”。在国际

政治中，美国的外交和危机应对措施将依然不可预测。不考虑特朗普，在奥巴马政府

时期显而易见的一点是，美国对未来的展望带有如下不可避免的特点，即倾向于对霸

权主义的怀恋，以及对国际规则持一种例外主义的态度。然而，美国的政治将在各种

可获得的资源以及可预测的选择结果所构成的现实中运行。忽视其中任何一点，它所

作出的选择都将具有更大的局限性。

正如历史上的所有转折点一样，很难指出当前政治危机的确切的起始点。2016

年6月英国的脱欧公投给欧洲持续的一体化打上了问号。不过，特朗普的异军突起及

其最终的当选毫无疑问是当前危机的核心所在。当前危机的实质主要不在于特朗普做

了什么，至少在2017年年中做了什么，甚至不在于具体的行动议程；根本问题在于

处于全球政治体系中心的不确定性。特朗普执政时间还短，而当前美国在总统层面的

内政和外交政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更加不确定。

（一）特朗普的不确定性

不确定性不是美国外交政策面临的唯一挑战，也不是美国外交政策带给世界政

治的唯一挑战。但是，特朗普政府带来的模糊性所具有的程度和复杂性导致美国政治

接下来将要发生什么具有深刻的不确定性。鉴于美国在全球政治体系中的核心地位，

所有国家的全球展望也因此变得更加不确定。所有国家都关注与美国的双边关系，各

国也在更一般的层面关注着美国在过去70年来无可争议的联盟关系以及全球机制方

面是否恪守诺言。

特朗普的领导存在五个层面的不确定性。第一是其自相矛盾且不断变化的观点

所导致的政策的不确定性。虽然在美国政治中竞选时的豪言壮语与当选后的正式表态

之间存在差别是可以预计到的，但是特朗普当选后继续发表一些与先前的说法相矛盾

或者与其他政策相抵触的草率而武断的言论。甚至与其关系紧密的伙伴看起来也对他

在推特上的一些言论感到惊讶。特朗普在言论方面的不一致所导致的不确定性因如下

这一点而被放大，即他偏好于在交易中使自身获益最大化而不是培养关系。因此，其

政策方向上的内在一致性是不可靠的。

第二是团队的不确定性。特朗普的决策团队，包括其外交政策团队人手不足，

缺少经验，并且具有争议。特朗普在任命外交部门人员方面行动缓慢。他选择的人

壹评估2017年政治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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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很少拥有外交背景，而且他们的意识形态立场有时相互抵牾。此外，他对外交和情

报部门的轻慢打击了这些部门的士气。军事和与之相关的利益部门看起来比其他主要

的外交政策输入制度（system of foreign policy input）表现得更好，但是它们并不

掌控特朗普的决策。鉴于与外交政策直接相关的各种制度软弱无力且迷失方向，外交

政策更容易受到与特朗普关系密切的顾问之间日渐公开的冲突的影响。与此同时，他

在有效建议方面对家庭成员的依赖导致了决策与政策实施机构之间的普遍脱节。特朗

普对政策形成与实施方面的事实和细节不感兴趣，这意味着他对其决策团队的掌控局

限于任意开除那些他认为应该对各种问题承担责任的人员。即使特朗普的决策是一致

的，其实施的有效性也存在疑问。

第三是特朗普对奥巴马政府的大肆批评导致美国外交政策的连续性存在不确定性。

选举和政府的更替使得政策的连续性一直是民主国家的一个问题，但是2017年奥巴马

与特朗普在政策方面的根本差异加剧了这一问题，而特朗普的个人行事风格也放大了这

一问题，这明显体现在他热衷于做交易而不是培养关系上。因此，某一特定关系或政策

领域在特朗普执政之前的状况会是新政府的起点还是其攻击点，这并不清楚。

第四是特朗普的个人行事风格同时具备如下两个特点，一是意识形态和政策上的

灵活性，二是坚决否认自己犯了错误，甚至否认自己有可能犯错误。我将其称为“学

习的不确定性”（learning uncertainty）。当他遇到政策逆转（policy reversal）时，

很难猜测他是会彻底改变政策，还是否认政策已经发生逆转，从而变得更加顽固。

第五是对抗的不确定性。特朗普的公众形象对他自己而言极其重要。他喜欢与

其他领导人面对面交流，即使已经存在明显的紧张关系，他也会积极对待双方的相互

交流。不过，他也会与其他领导人发生个人对抗。他期望塑造一个强大、睿智和成功

的领导人形象，但是当他与其他那些同样看重强大有力、一贯正确的个人形象的国家

领导人打交道时，他在塑造个人形象方面的期望就会带来风险。对于特朗普而言，无

论是避开对抗，还是放弃对抗，都是困难的，而对于对方而言，也存在同样的困难。

迄今为止，大部分其他领导人一直都在谨慎地避开对抗，但是特朗普的某一鲁莽举措

可能会使对抗无法避免。

（二）政治危机的持续时间和过程

在美国新总统开始其任期时，其不确定性是可以预计到的。即使希拉里•克林

顿当选，人们也会推测她将对奥巴马的政策和措施作出多大改变。但是上面列出的五

个方面的不确定性导致了美国在治理和外交政策领域的持续危机。美国外交政策的基

础存在问题，涉及其外交政策的方向、实施、连续性、调整以及风格。这构成了世界

政治的核心部分的不确定因素，这些不确定因素涉及多个方面，并且不会随着时间而

消失，甚至不会减少。特朗普不会受缚于他以前的决定。他的团队更有可能走向分裂

而不是团结，他个人对于各种后果和对抗作出的反应更有可能导致问题而不是解决问

题。奥巴马带来的局面会随着时间逐渐消失，但是同样会产生特朗普带来的局面在特

朗普之后的转型时期会发生何种变化的问题，无论它会在何时、以何种方式发生。

除了上述不确定性，我们还能提出如下问题：特朗普将执政多长时间？美国总

统的任期为4年，还没有任何美国总统被中途解职。不过，特朗普已经70岁了，而非

法行为、其公司交易中的利益冲突以及其本人的不得人心有可能使其容易被弹劾和

解职。一位具有影响力的参议员认为，他很有可能任期未满就被解职。但是，他再

次当选连任4年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鉴于其在此次胜选中仅仅获得微弱优势以及当

前的低支持率，特朗普再次当选的可能性极低。然而，尽管爆发了伊拉克战争，乔

治•W. 布什在2004年就以比2000年大选中更大的优势再次当选。无论如何，我们

无法确定特朗普的继任者最初将要采取何种政治举措。

尽管特朗普带来了各种不确定性，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影响美国可能采取的行动

的各种因素在具体政策领域中将显现出来。例如，如果特朗普在2017年4月只是为了

否决这一观点而认真考虑过针对朝鲜的核设施采取单方面的军事行动，那么，既然现

在韩国已经选出了新总统，他就更不可能重新采取这一方案。人们必然认为，特朗普

之所以反对采取单方面军事行动，是因为很难确保行动取得成功，并且行动有可能导

致人们不希望看到的结果。既然韩国选出了新的领导人，那么又增加了一个支持谨慎行

事的重要理由。就像其发表的乐意接见金正恩的言论所表明的，特朗普依然有可能做出

惊世之举。此外，朝鲜做出的其他挑衅可能会触发激烈的反应。但是，在这一领域以及

其他领域，当特朗普做决定时，他将创建先例。他甚至不会受缚于自己先前的决定，但

是它们会成为默认的政策选项，即使这仅仅是因为改变政策需要重新讨论局势。

即使先例开始不断增多，但由此认为美国外交政策整体上会变得稳定则是错误

的。特朗普喜欢发表冲动的豪言壮语，其中一些言论会导致政策发生彻底改变。特

朗普的那些更加激进的顾问们（例如斯蒂夫•班农[Steve Bannon]和彼得•纳瓦罗

[Peter Navarro]）在政策的具体细节方面不可能压倒他的那些更加温和的顾问，但是

他在之前已经发现这些激进派顾问所提出的启示录式的宏大的前景描述是可靠的。特

朗普很有可能在某个时间点想要摆脱温和派顾问们的束缚，做出惊人之举，而支持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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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惊人之举的观点则来源于激进派顾问们。之所以有可能在战略上与温和派决裂是因

为特朗普对其所认为的较为胆小谨慎的政策越来越失望。此外，对国内政策（在这一

领域，他推动政策的能力受到国会的束缚）的失望可能导致他在外交政策方面采取更

加激烈的冒险主义。

无论如何，美国政策的波动范围依然受限于它所作出的选择的切实可行性。特

朗普在其就职演说中提出的“美国优先”的立场疏远了潜在的盟友，而美国单枪匹马

干的能力已经下降。此外，在一个相互联系的世界中，在实现某个政策目标的同时，

很难避免在其他领域导致不受欢迎的结果。虽然强大的军事力量看起来使得大规模的

摧毁方案成为可能，但是与其他核国家的核战争增加了自我摧毁的可能性。就像利比

亚、伊拉克和阿富汗的例子所表明的，脱身而出比起干预其中来要困难得多。特朗普

塑造起了乐于做任何事情的形象——外交中的“疯子理论”（ madman theory），

但是疯子是毫无拘束的，而他却实实在在受到限制。

（三）热点与冷点

虽然整个全球政治受到了政治危机的影响，但是某些地区和国家比其他地区和国家

受到的影响更多，而且受影响的方式也完全不同。中东地区受到的影响尤其突出，虽然

它长久以来一直是一个令人棘手的地区，而2017年的危机只是使该地区增加了新的变

化和忧虑。最大的问题是那些外部势力能够发挥影响却无法决定的问题：叙利亚的前途

命运、伊朗政治的发展方向、沙特政权的存续时间。在该地区，彼此竞争的政权、非国

家行为者和外部干预混杂在一起，似乎就是解决长期的、无休止的冲突的处方。

最近出现的存在政治不确定性的地区是欧洲和南美。脱欧促使人们从整体上来

重新思考欧洲的身份认同。欧洲内部的人员流动以及来自欧盟以外的人员流入加剧了

人们的本土主义情感。虽然马克龙在法国的当选以及默克尔在德国的连任缓解了人们

对于欧洲走向崩溃的最大担忧，但是本土主义的草根力量的发展以及边界问题带来的

持续压力（例如乌克兰问题和移民）使得在可预见的未来，采取防御立场可能就是欧

洲的政治现状。在南美，只有委内瑞拉前景黯淡，但是巴西在政治和经济上遇到的麻

烦使其作为地区领导者的前景黯然失色，而且没有其他可匹敌的选择方案。

比较而言，整个亚洲地区在政治上面临的问题较少，虽然朝鲜半岛自2017年以

来是最热的热点，并且依然有可能发生严重的冲突。该地区有着良好的经济发展前

景，其发展围绕中国的持续增长及其对地区一体化的支撑而展开。虽然特朗普因自身

因素增加了该地区的不确定性，但他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以及集中关

注朝鲜问题的举措降低了某种程度上由奥巴马促成的美国作为大国在亚洲的存在感。

此外，亚洲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增长率现在更加接近中国在“新常态”中的增长率。中

国不再一马当先，而“一带一路”倡议建立在双赢合作的基础上。

（四）作为分水岭的2017年

2008年和2017年危机各自都是21世纪人口力量增强这一整体趋势中的断裂

点。随着发展中国家人均生产率的提高，人口变成了国家力量中一个更加重要的因

素。中低收入国家在全球GDP中所占份额从1994年的32.5%上升为2014年的47.6%

。世界的商品大概有一半是在发达国家之外生产的。中国的崛起促进了这一较普遍的

现象的形成，这要归因于它的人口以及1980年以来的快速增长。不过，人口力量在

其能力方面十分不同于发达国家所拥有的财富和技术力量。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肇始于美国，但是中国在发生危机的情况下依然实现持续

增长的动力则来源于它的人口以及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地位。城市化、技术和投资可以

继续增长，并获得巨大收益。同样，导致2017年全球政治危机加剧的是特朗普而不

是中国，但是全球生产力平衡的整体变化使得全球力量平衡有可能发生结构性改变。

虽然2017年的危机并不是由2008年的危机引起的，但2008年的危机导致了一

种根本不同的背景。中国和美国一起占到了全球产出的1/3。因此，它们的双边关系

不仅是这两个国家最为重要的关注点，而且对世界其他国家也至关重要。2017年之

前，中国的经济增长使得其他国家重新调整了它们对于世界政治秩序的展望。中国牢

记围绕美国的角色所产生的各种问题，它在大幅提升其政治声望方面处于有利地位，

这与2008年后其经济地位所处的状况类似。

像2017年的各类事件这样的意外事件在分析层面引发的一个基本问题与这些

事件的持续性影响有关。希拉里•克林顿非常接近赢得选举，而如果她获胜，那么

2017年的世界政治将看起来极其不同。意外能够被常规纠正吗？或者，它们是否标

志着全球发展道路上的一次重大转折？我认为，当前的政治危机反映和强化了三个普

遍趋势，而这三个普遍趋势都与连通性有关。第一，全球化已经成为问题重重的现

实。第二，在国内政治中，如果忽视政权类型，则信息时代已经变成眼球时代。第

三，在国际政治中，后霸权时代形成的整体局面加剧了特定的政治不确定性。

1990年代，许多人抵制全球化，因为他们认为全球化是世界主导力量在强制推

行其经济利益和价值。2008年以来，不管好坏，全球化显然已经成为了经济现实。

亟待解决的问题是如何治理其造成的内部和外部的破坏，而退出不是选项。最近，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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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互动的扩大以及共同体身份问题导致了本土主义压力的普遍上升，民族主义和民粹

主义就是这种压力的体现。

与此同时，互联网和社交媒体改变了个人之间的联系。交流变成即时性的，其

传播范围没有界限，边际成本接近于零。此外，对受众信息的分析使得信息传播能够

瞄准志同道合的接收群体。虽然互联网的建立以及信息的可获取性是信息时代的标

志，不过信息时代的政治影响在于它能够使大量的人在短时间内集中关注某个事件，

而不是使人们能够获得多样化的相关信息。对信息的关注比信息的内容更重要。迅速

形成观点并构建起志同道合者群体已经成为个人和政治家的当务之急。在政治眼球时

代，极端观点在刺激和新颖方面具有优势。因此，国内政治危机既反映了身份认同方

面的担忧，也是新媒体培育起来的极端化的体现。

在2017年的危机中表现明显的最后一个趋势是后霸权时代国际政治的不确定

性。特朗普自己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一方面，他想要减少美国参与国际事务带来的

成本，使美国从全球冲突中解脱出来；另一方面，他想要强大美国的军事力量，“让

美国再次伟大”。后霸权时代世界政治的调整对美国的伤害最大，这一点并不那么令

人惊讶，因为它曾经就是霸权国家。不过，可以信赖的霸权力量的缺失同样使其他国

家的调整面临困难。在后霸权主义世界，力量依然重要，但是其影响更加复杂，而且

很少是决定性的。

2008年与2017年之间的根本相似点在于，这两年都经历了深刻的全球性危机。

在正常时期，个人和政府都认为明天的情况将非常类似于昨天的情况。基于这种假

设，他们可以计划好在当前基础上有些许的提高。因此，个人和政府在常规时期所关

心的主要是小幅的改善，而不是大规模的风险或灾难。但是在危机时期，现状遭遇冲

击，而未来甚至更加不确定。全球危机影响着所有人的现状和未来。

2008年，世界经济的快速复苏看起来希望渺茫。股市崩盘可能会导致金融体系的

整体溃败；美元可能会导致世界各国货币的逐底竞争。那些似乎对自己的预测信心满满

的分析家是最不可靠的。2017年，每个月在美国都会发生让人忧心的新的政治事件，

而在其他国家每个月都会举行新的关键性选举，以及爆发政治冲突。与2008年经济危

机类似，政治崩溃或者整体的复苏看起来都不太可能发生。虽然无论发生什么，都会属

于崩溃与复苏之间的情况，然而在维持国际政治的先前状况与体系崩溃之间存在一个

贰 2017年与2008年之间的相似点

巨大的、未知的空间。现在对稳定的预期比小幅改善现状更加重要。人们越来越担忧

所有国家都牵涉其中的整个政治发展的未来，人们也感受到了自己的脆弱性。一些人

希望回到旧有的体系，但没有人能确保回到过去的状态是一种切实可行的选择。

包括中国在内，没有哪个国家没有受到此次经济危机的影响，或者没有被此次

政治危机所触动。2008年证明经济全球化已经发生，而2017年表明全球政治预期体

系（system of political expectation）对所有人都是重要的。不过，不是所有国家受

影响的程度一样，或者受影响的方式一样。例如，越南预期从TPP中获得边际经济利

益和安全利益；而现在它必须重新考虑它的选择。按比例来讲，2008年中国是损失

最少的经济大国，虽然依赖出口的沿海省份受到了影响。同样，2017年，中国国内

政治面临本土主义压力的风险较少，其国家领导层前景稳固，它凭借各种倡议将影响

辐射到了其他国家，而这些倡议并不依赖于美国或欧洲的支持。异常的是美国自身的

情况，因为它没有充分意识到2008年以来全球经济在比例方面发生的变化，也没有

充分意识到当前政治危机对全球政治的影响。由于它在全球经济体系和全球政治体系

的中心都居于有利位置，所以美国往往认为只要它解决好自己的问题，全球体系自然

就会恢复正常。

这两次危机的相似点还在于每次危机的持续时间都是未知数。实际上，在这两

次危机中，“它将持续多长时间”这一问题是具有误导性的。由于全球体系的预期结

构受到深刻影响，所以更恰当的问题应该关注危机的长期影响。最终，人们会适应危

机事件带来的影响。从而，惊讶之情减少，过度的害怕平息下来。2008年以来的10

年里，这一点表现明显，但是危机的影响依然存在。此外，随着所有人变得习惯于这

些变化，这些变化也就成为了正在形成的新局面的可接受的一部分。

虽然经济与政治相互联系，但2008年的危机与2017年的危机之间的不同点同样

重要的。2008年，个人、家庭及其政府都面临着意想不到的不确定性。所有人都坐在

波涛汹涌中的同一条船上，所有人都希望各自的政府会做正确的事情。一般而言，尽

管发生了经济动荡，但2008年各国的国内政治依然保持稳定。德国与希腊之间的紧张

关系是证明规则存在的一个例外，因为在德国没有多少人支持希腊，而在希腊也没有

多少人支持德国。一些国家的政府在2008—2017年的10年里走向了失败，还有一些

国家面临“颜色革命”，但这些情况更多是由本国的政治机制导致的，而不是全球金

叁 2017年与2008年之间的不同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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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贸易和对外投资方面成为了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之一。到2015年，中国的经济

规模是日本的1.5倍，是印度的3.7倍，是俄罗斯的5.4倍，是所有东盟国家总量的3.6

倍。2014年，中国的工业增加值超过了日本、印度、俄罗斯和东盟国家的总和。

2008年，中国的相对增长世界瞩目，但同时也带来了担忧。2017年，中国的经

济规模使其对全球尤其是地区经济前景具有重要意义，中国经济减速进入适度增长的

新常态，这有助于稳固其他国家对于中国发展轨迹所作的预期。其他两个因素促进了

中国吸引力的提升。首先，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秩序的支撑力量；其次，它积极投身于

广泛的多边发展计划，例如“一带一路”倡议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在当前全球

政治充满不确定性（主要围绕美国而产生）的背景下，这两个因素格外重要。

在最初的犹豫之后，中国积极支持旨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国际协议，这是其支

持全球秩序的突出案例。2014年11月习近平和奥巴马在支持共同的气候变化政策方

面所发挥的共同领导作用对促进全球发展而言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中国在支持联

合国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并支持非洲的地区性维和行动。它一直积极支持伊朗问题

核协议，也支持继续就朝鲜核问题举行六方会谈。1996年上海五国机制建立，随后该

机制扩展为上海合作组织，这可以说是自冷战以来在促进中亚地区和平方面所做出的

最重要的贡献。美国有时会批评中国在参与全球事务方面的行动，但是这往往是因为

中国没有果断支持美国的政策倡议，而这些政策倡议自身在其与全球秩序的关系方面

是存在问题的。

第二，中国投入大量资源用于地区和全球发展，这极大提升了它的整体吸引力。

中国提出的发展倡议中最突出的例子就是“一带一路”倡议，而这只是一系列涉及范

围广泛的类似举措中的重头戏而已。此外，中国在发达国家的投资也在快速扩张。因

此，毫不奇怪，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吸引了中国的几乎所有邻国以及美国的许多盟

友的加入。2017年5月“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参与方（包括美国、日本

以及韩国和朝鲜）也非常令人印象深刻。虽然各种大规模的项目从来不会获得彻底的

成功，但是中国已经形成了一种合作发展的势头，这为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定下了

完全不同的基调。2008年，其邻国担心变成中国的后院。2017年，它们谨慎但主动

地接纳了一个由中国领导的重新回到世界中心的亚洲。现在中国的确是全球关注的焦

点。2017年在乌拉圭举办的拉美政治学协会的一次会议上，标题中含有“中国”的论

文有23篇，而标题中含有“美国”的论文只有6篇，含有“印度”的论文只有5篇，含

有“日本”的论文只有1篇。

融危机的影响。

比较而言，2017年的全球经济相对稳定，但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都处于危机之

中。在美国，奥巴马政府成功使经济摆脱危机，然而，尽管经济增长和就业释放出了

积极的信号，但特朗普却赢得了选举。欧洲的政治动荡更多是由身份政治而不是经

济问题驱动的。有趣的是，法国温和派新总统马克龙甚至是法国国家政党体系的局外

人。因此，我们可以说，即使在委内瑞拉，其政治危机也比经济危机更深刻。除了一

些国家发生的颜色革命，从2008年到2016年，国内政治和国际关系依然各自保持稳

定，但是现在国内政治在制度方面面临更多挑战，而国际政治秩序悬而未决。

2008年中国处于独一无二的位置，而2017年中国同样是例外，当然原因不同。

因为2008年时中国在扩展其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海外投资不多，所以它比其邻国更

能抵御经济危机的冲击。此外，中央政府利用其经济储备来维持高的增长率。2008

年以来的10年时间里，增长率从10%逐渐下降，但比起其他国家的经历来，中国的经

济表现依然要好得多，也稳定得多。与此同时，中国的经济规模在2010年超过日本，

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在2014年，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生

产国。在其他国家的经济面临重重困难的时候，中国经济则在蓬勃发展。这一对比具

有重要意义。虽然危机之后中国的经济增长率要慢于2001—2007年这一时期，但其

他国家也是如此。不过，从2008年以来，印度是GDP增长率能与中国比肩的唯一的经

济大国，但在工业增加值方面依然落后于中国。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占比从2001年的

2%增加到了7%，但到了2015年，这一数字高达12%。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在2008年危机中所取得的相对的经济成功给其国际关

系带来了麻烦。中国的高增长率与其他国家的困难之间形成的鲜明对比使其他国家对

中国未来的意图感到不安，与此同时，成功激励着中国的行动更加自信。中国迅速扩

大其海外投资，并在中国南海和东海的领土主权争议上秉持不妥协的立场。随着中国

的硬实力（实施奖罚的相对能力）的提升，其软实力（吸引力和说服力）减弱。中国

当然获得了更多的关注，但是其吸引力和说服力似乎较小。

2017年中国的经济形势实际上与2008年不同。2014年习近平宣布中国经济进

入适度减速的“新常态”，中国经济的发展状况与降低后的预期一致。2016年，中

国的工业增长率为6.1%，而根据亚洲开发银行的数据，巴基斯坦、孟加拉、柬埔寨、

老挝、越南和菲律宾的增长率都超过了这一数字。中国在亚洲的发展中依然领先，但

不再是孤星独耀。但是，与2008年的另一个对照是中国已经成为亚洲的核心，在规

1514


西浦智库报告

这些因素在2017年全球政治危机之前就已经存在，但是显而易见，危机带来的

不确定性使中国的稳定及其合作的态度所具有的吸引力得到提升。与特朗普的对比的

确是全方位的。习近平在政策方面是谨慎而一致的；其团队具有凝聚力；他领导下的

第18届和第19届中央委员会是连贯一致的。此外，他展现出了对那些导致了问题的政

策进行反思的能力。能够充分说明这一点的一个例子就是2014年夏天海洋石油981钻

井平台从南海撤离。两位领导人在引人注目的对抗中将采取何种行动这一点并不那么

明确，但是2017年4月他们在佛罗里达举行的会晤则是成功的。

就像即使没有危机，中国的经济在2008年之后也会继续增长一样，即使没有

2017年的政治危机，中国的政治声望和软实力也会提升。不过，就像2008年造成了

全球局势与中国的发展（中国似乎突然发力，一跃成为了经济大国）之间的鲜明对

比，2017年的政治不确定性也有可能导致中国的政治领导力和声望实现飞跃。无论在

经济方面，还是政治方面，我们所处的都是一个后霸权主义的世界，因此中国并不是

在取代美国。不过，它的地位和影响力在地区和全球层面都可能快速提升。

肆 2017年后中国的前景

认为特朗普的当选以及其他政治不确定性会有利于中国是错误的。美国是中国最

重要的双边合作伙伴，因而中国也必须应对美国的不可预测性。不过，如下这一点可

以被证明是正确的：由于中国比大部分国家受到的影响更小，所以全球政治不确定性

将使中国在世界政治中处于相对有利的位置，尤其是在亚洲。此外，中国的政治地位

的提升，就像2008年之后其经济地位的提升一样，并不意味着它的问题都得到了解

决，而是说要面临新的挑战。

与其他主要大国相比，中国对全球政治危机做好了更加充分的准备。就像下面所

要讨论的，美国是其自身问题的中心所在。即使其常规民主政治实现反弹，将特朗普

抛弃，但伤害已经造成，信任已经丢失，时间也已经浪费。欧洲因身份认同问题而陷

入混乱，这肯定会降低他们对一种协调一致的跨国共同体的信心。俄罗斯和印度各自

与其邻国隔离开来，虽然印度正在向外拓展。日本渴望成为重要的区域和全球的行动

者，但不是领导者。中国将是唯一一个拥有足够的经济规模、稳定的政治领导层、接

纳不同政治制度的宽容度，从而在政治和经济方面都具有吸引力的国家。

尽管处于有利位置，但是如果没有此次危机，中国的状况会更好，虽然相对于美

国，它展现出了短期优势。然而，就像中国的经济优势的形成并不源于2008年的危机

一样，特朗普带来的困惑并没有形成中国的政治优势。奥巴马政府没能阻止英国和澳

大利亚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这一点表明，即使美国采取更加协作性的和有竞争

力的外交手段，也不可能阻止中国的各种倡议获得成功。如果面对的是希拉里•克林

顿的政府，也许中国在政治方面的进展不会这么快，但是它依然会稳步前进。可以想

象的是，与先前的克林顿政府一样，希拉里•克林顿会根据现实状况进行调整，以接

纳中国并与其合作。

就危机而言，与美国相对比，中国看起来稳固可靠、令人安心，但它也必须面对中

美关系中的不确定性。虽然其他国家因为关注美国政策的稳定性而更多地关注中国，但

是中国在其自己的双边关系中也存在着各种不确定性需要处理。此外，也将存在各种多

边的不确定性。最后，就全球气候变化这样的问题来说，对中国而言，在与美国合作的

情况下，要完成它自己原本独自可能完成的事情会变得困难，即使不是不可能。

伍软实力与不对称关系带来的新挑战

虽然成功举办“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2017年5月在北京召开）这样的

盛会会获得各方的满意，但软实力是一件微妙的事情。除了关注度和吸引力，软实力

的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构成因素是说服力。就像约瑟夫•奈（Joseph Nye）指出的，

软实力是在不需要进行奖罚的情况下获得他者的服从的能力。说服需要存在共同利

益，所以双赢框架是根本所在。但是，在不对称的关系中，即使是双赢的交易也会对

双方产生不同的影响。较弱小的一方更容易受到这一关系的影响，因而对风险会更加

警惕，对变化会持更加谨慎的态度。对中国来说，仅仅宣称某项政策是双赢的，这是

不够的；其合作伙伴必须确信自己的状况会得到改善，会更加安全。鉴于全球政治危

机的出现，中国的稳定成为其优势，但是它依然需要说服其合作伙伴相信，与中国建

立更加紧密的关系意味着低风险，并符合本国的利益。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作为亚洲的核心领导者所具有的可信度的一个关键方面

却是它预期亚洲国家将继续在本地区之外发展对外关系。全球化使所有国家的选择都

变得多元化，发展特殊关系通常是具有吸引力的，例如《自由贸易协定》，但是排他

性关系却并非如此。中国实行的促进合作伙伴关系而不是结盟的政策非常适用于全球

化。如果中国要求其合作伙伴在中国与美国或者中国与俄罗斯之间作出选择，其所预

期的合作伙伴将会明智地避免作出此种选择。如果它们选边站，它们将失去机会并变

得依赖于所选择的那一方。如果避免这种排他性选择，则它们会更加独立自主，获得

1716


西浦智库报告

10+3机制，再到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计划当前所进行的各种商谈。但是，虽然东盟

在吸引中国、日本和印度这样的大国参与方面取得了成功，但这也有可能使东盟在面

对自己的倡议时采取观望态度。到目前为止，中国高度尊重东盟在这些多边努力中所

发挥的作用，与此同时，也积极支持它们提出的各种倡议。

（二）统一的中国

在今后的30年里中国面临的最重要的长期挑战是将香港、澳门和台湾整合进一个

统一的国家。香港《基本法》的50年有效期将在2047年到期，不可能用另一项临时

性制度来接替《基本法》。澳门《基本法》的有效期截止至2049年，其情况实际上与

香港相似。当前台湾与大陆的关系不明朗，就此而言，如果在上述两个时间节点不采

取特殊行动，似乎并不恰当，尤其是204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100周年大庆。原

则上，统一是不可更改的。这四个地区都没有宣布脱离其他地区独立，也没有哪方政

府单独承认其他任何一个地区。然而，当前的局面与一个统一的大中国之间存在相当

大的差距，而要完成这一过度，30年的时间似乎并不够。

挑战是复杂的，因为这四个地区都是既有的、自主的和成功运行的政治共同体。

此外，它们的规模、发展程度以及现有的对外关系是不同的。既然它们都有自己的制

度，其中两个是中国的特别行政区，那么问题在于如何设计一种尊重所有四个地区的

人们及其自主权的后设制度。后设制度问题在理论上非常困难，而走向统一的大中国

的实际政治道路也绝不平坦。

也许，中国的政治声望的提升将缓减其他三方对统一的焦虑，或者至少会使统一

看起来顺理成章，而随着2047年的临近，将各方的关系确定下来的现实必要性变得更

加突出。构成统一的大中国的各方所要担负的基本任务就是更加尊重其他各方。

整体上看，前景看起来是相对光明的，因为中国的声望和影响在全球政治危机

中快速提升。但是，我们必须牢记一点，即无论是2008年还是2017年，中国取得成

功的首要原因不是美国的失败，而是中国自己的优势。2008年，中国的经济稳固发

展；2017年中国的政治也是如此。如果两次危机都没有发生，那中国的情况与自己相

比会更好。不过，相对其他国家而言，中国从两次危机中获益颇多。

的机会也会更好。如果其他国家认为它们与中国之外的国家的关系是安全的，那么它

们就能更好地与中国联合。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重新占据中心位置的亚洲必须是自由

的，必须能够与世界其他地区联系起来。

对于中国不断提升的政治领导力而言，它所要面对的另一个持续的挑战是大量

非对称关系的管理。中国可能会忍不住利用自己的经济实力来迫使其邻国遵循其意

愿。其中的一个例子就是中国向韩国施压，阻止其部署萨德导弹防御系统。如果这一

问题对中国而言足够严重，那么它施加有效的压力是合理的。不过，即使当下的问题

并不是大问题，较强大的国家也会忍不住施加压力来进行威胁，因为这使得它们能够

更快、更彻底地占据上风。然而，过度使用不对称的力量优势会带来两个战略上的问

题。第一，中国有许多邻国，它们都在观望。如果中国向某个邻国施加压力，那么所

有邻国都将更加谨慎，更不愿意依赖于中国。第二，因为中国建立的对外关系中很多

是不对称的，所以形成交流互动的原则符合中国的利益，而这些原则必须对所有参与

方都一视同仁。区别对待的行为将削弱中国所依赖的国际秩序。

大量关于大国衰落的研究都将原因归于它们往往在军事占领和领土扩张方面投入过

多。中国的崛起不可能因这些错误而受到损害。不过，发展的成功会导致民众的民族主

义傲慢，而这种傲慢可能会致使一个国家以一种不那么容易被察觉的方式战略上进行软

实力的过度扩张。如果中国的领导力表现出傲慢的态度，那么这种傲慢的程度将反映在

其他国家对合作表现出的日益增长的抵触情绪上。如果中国洋洋自得并对其合作伙伴的

诉求和利益视而不见，那么其严重程度也将体现为其领导合作的能力的萎缩。

（一）领导力的展现场所与水平

中国面临的另一个复杂问题与领导力的展现场所和水平有关。中国是一个跨地区

的大国，是一个重要的发展中国家，是一个全球性大国，是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之

一。它想要在哪些领域发挥领导作用？想要在哪些议题上发挥领导作用？在某些议题

上，例如气候变化，发挥领导力的不同场所可以联合起来形成合力。但是，在其他一

些议题上，可能会导致紧张关系。如果中国与美国一起在G2框架内来独自处理那些

会对其他国家产生影响的问题，那么这些国家可能会担忧重要的决议会强加在它们头

上。G20的场合有利于阐述发展中国家的问题，但对于达成具有可操作性的决议而言

则是不合适的。

东盟的不同倡议提供了具体案例来证明选择领导力的展现场合不是那么容易的。

东盟牵头提出了各种不同的地区会晤场合和机制，从1994年的东盟地区论坛，到东盟

虽然2008年经济危机对美国产生了一定的冲击，但2017年的政治危机看起来

更加严峻，预示着更加黯淡的前景。经济危机是在小布什总统任期的最后6个月发生

陆 2017年后美国的前景

1918


西浦智库报告

的结果忧心忡忡。特朗普发出的“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呼吁就是这种情绪的典型例子。

对霸权主义的怀恋导致的政策结果最先体现为往往会低估权力转移的程度，这会

导致重申控制权的企图走向失败。较早期的一个例子是英国和法国对1956年苏伊士运

河危机的干预，这是冷战时期对美国的世界领导权的最后一次挑战。最近的一个例子

是奥巴马政府没能阻止英国、澳大利亚和韩国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对于一个

处于领导地位的强国而言，很难体面地作出调整以适应一种战略上处于防御位置的局

面。其本能的倾向是认为只要更加果断一点，就能扭转局势。因为中国的国家规模和

发展，许多美国人将中国视为美国存在问题的根源。然而，事实是美国不能扭转历史

或者阻止中国的崛起。对中国采取敌对立场这一选项可能会吸引那些怀恋霸权主义的

公众，但是专家们越来越多地指出了这种做法的代价和无济于事。不过，阿利森对于

发生冲突的可能性的担忧值得慎重思考。

（三）资源和选择方案的相对不确定性

虽然历史不能扭转，但它很少使一个国家永远走下坡路。美国是世界上人口第三

多的国家，拥有巨大的财富和资源。无论是特朗普还是中国，都无法改变这些基本的

事实。依据普华的预测，2050年美国将是现有的发达国家中唯一进入世界五强的国

家，将是主要发达国家中最富裕的国家。因此，除非爆发大规模战争，否则，长远来

看，无论美国做什么，它依然将是世界上最强大和最有影响力的国家之一。如果美国

与中国之间发生战争，结果是毁灭性的。

鉴于其所处的优势地位，美国可能能够修正其政策错误以及其他国家犯的错误。

如果大规模战争是唯一的致命性错误的话，那么对于美国的合作伙伴而言，不要断送

合作关系的前景是一种审慎的做法，而对于美国而言，采取同样的做法也是审慎的。

中美关系尤其如此，因为它们之间的双边关系处于世界政治经济的中心。

的，而接任的奥巴马政府已做好应对危机的准备。美国的GDP在2009年下降了3%，

但在2010年又增长了3%，从2008年至2014年，整体增长了8%。不过，工业增加值

下降明显，2009年下降了6%，2014年的工业增加值仍略低于2007年。但是，到了

2016年，美国经济的国内部分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复苏。

（一）接受特朗普

2017年政治危机的问题不在于已经发生了什么，而在于可能发生什么，以及这

种根本的不确定性可能持续多长时间。特朗普担任总统会继续导致美国国内的混乱；

无论是美国的意图，还是其可能采取的行动，美国都无法向其他国家给出可靠的保

证。眼前也看不到任何改善。而且，所谓的改善自身也是未知数。虽然特朗普担任总

统是否会让美国经济遭遇严重影响还不确定，但是美国国内舆论一片哗然。很难想象

任何有识之士会对他的总统任期满怀希望。

就像前面的讨论所详细指出的，特朗普政府在其常规的外交政策和危机管理方面

都存在极度的不可预测性。除了国内问题，美国和世界的媒体精英可能会批评美国的

行动，而其他国家会持迟疑的态度，或者不那么合作的立场。美国政府引领世界舆论

的能力因此会大幅下降。

（二）对霸权主义的怀恋

格雷厄姆•阿利森（Graham Allison）提出的“修昔底德陷阱”理论因其预言作

为新崛起的大国的中国与作为正在衰落的大国的美国之间不可避免会发生冲突而受到

批评。实际上，他并不认为战争不可避免，而是分析了中国的崛起、美国害怕被替代

以及两国之间的文化差异这些因素共同导致的最有可能的后果。历史较为悠久的一种

国际关系理论流派认为，霸权国家与其挑战者之间的权力转移极有可能触发大规模战

争，而阿利森就是这一学派中的一员。不过，在美国和中国的情况中，虽然这两个国

家规模大致相同，并且显而易见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国家，但是它们的能力和所处的

形势存在明显差异。没有理由认为中国将与美国处于一种对称的关系之中，也不存在

任何利益冲突会使得挑战不可避免。此外，在一个后霸权主义世界中，没有任何国家

会失去所谓的战略制高点，也没有国家能够获得这种战略制高点。

不过，在美国存在某种认同修昔底德陷阱的心理现实。美国作为经济强国将继续发

展，但是相对而言，其重要性和决定意义将逐渐削弱。这导致了一些人对霸权主义的怀

恋；他们不愿意作出调整以适应美国的实力和影响力削弱这一新的现实。与先前的霸权国

家一样，美国倾向于将其在鼎盛时期的全球声望作为理想，并对其实力的相对下降所导致

政策建议通常是假设或者描述出一个框架，再详细列出选择方案，最后为支持某种具

体的行动方案提出论证。然而，如果决策者面临的问题存在高度的不确定性，那么有关选

择方案的讨论就是不确定的和推测性的。我们所急需的并不是一个具体的行动计划，而是

面对不可预测的形势，应采取的恰当的立场。我将提出适应当前全球政治危机的整体政策

立场的四个构成要素：保持冷静、包容、聚焦问题而不是对抗以及构建地区和全球机制。

在危机形势下保持冷静看起来可能不近人情，但是它肯定是最好的策略。危机刺

柒结论：政治不确定时期的政策

2120


西浦智库报告

激了人们的想象力，促使人们考虑出现极端情况的可能性，但是这些可能性很少变为

现实。情绪激动是恰当行事的敌人。在危机中我们所能提出的最具分析价值的问题应

该关注危机的范围以及危机对自己的影响的范围。保持冷静是必要的，这不是因为危

机将很快过去，而是因为它可能继续发展下去。

第二个原则是包容性。尤其是在一个后霸权主义的世界，不要把路堵死很重要，

所以，为此目的，不要排斥潜在的合作伙伴这一点很重要。即使在敌对的形势下，最

佳做法是保持包容之态，让对手自我禁锢。有趣的是，美国除了向西欧提出了马歇尔

计划，也同样向苏联和东欧提出了马歇尔计划，但被后者拒绝了。这是美国外交手段

中的成功之处。如果苏联接受了该计划，它原本会是更加成功的外交手段。无论是伙

伴关系，还是盟友关系，目的都是为了减少国际关系中的不确定性，但是两者之中伙

伴关系更好，因为它们在原则上是具有包容性的。

第三个原则是聚焦于具体的问题而不是对抗。由于作出决策的是政府领导人，所

以存在一种使国际利益冲突带上个人色彩并使其呈现为国家对抗的自然趋势，而媒体

加剧了这一趋势。然而，一方取得胜利，而另一方承认失败的情况很少出现。因此，

以国家领导人之间的对抗形式体现出来的国家利益之争不可能带来积极后果，而是有

可能延长和加深敌意。通过聚焦于问题而不是对抗，双方依然可以阐述其不同的利益

诉求，但是相关领域的专家可以发挥其作用，而利益差异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与国家意

识之间的冲突导致的激动情绪分隔开来。

最后一个原则是建立地区和全球机制。在后霸权主义背景下，所有国家都有意

愿对未来作出稳定的预期，而建立这种预期的最佳方式就是构建全面的多边机构。通

常，这些机构的目的是为了促进联系，例如，通过减少关税来加强沟通。但是，它们

最基本的功能是制定游戏规则，承认所有的游戏参与者。东盟在建立地区组织方面所

采取的大量举措就是说明制度化的功用的典型例子，无论这些举措的具体内容如何。

只要可靠的制度结构建立了起来，具体内容都可以得到改善，成员也可以扩展。

上述四个原则是审慎外交的基本指导方针，但是它们在国家关系处于不确定的时

期尤其重要。在危机时期，为了团结起来抵御某些假设性威胁以及为了傲然地抵抗住

各种挑战，人们忍不住会立即采取激烈的行动。这种回应行为之所以具有吸引力是因

为它通过采取坚定的立场来拒绝不确定性。然而，如果不确定性是切实存在的，那么

拒绝它是最不合时宜的做法。情感上不容易做到但最合适的行为是保持灵活性，通过

合作来努力减少混乱。

作者简介布兰特利•沃马克(Brantly Womack)

教授是西浦智库的理事会/国际咨询委

员会成员、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外交学教

授、严家淦讲座教授。他本科毕业于美

国达拉斯大学，获得政治与哲学学士学

位，之后在美国芝加哥大学获得了政治

学硕士及博士学位。在正式加入弗吉尼

亚大学之前，他曾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

利分校进行博士后研究，并在北伊利诺

伊大学和东方及非洲研究学院任教。

沃马克教授著有多部学术著

作，包括Asymmet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hip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6), China Among Unequals:

Asymmetric International Relationships in

Asia (World Scientific Press 2010), China

and Vietnam: The Politics of Asymmet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olitics in China (Little Brown, 1986) and

Foundations of Mao Zedong’s Political

Thought, 1917-1935(Hawaii, 1982)。已

被翻译成中文的有：《中国与越南：政

治的非对称性》(2010)、《中国政治》

(1994, 2003)、《毛泽东政治思想的基

础, 1917-1935》(2006)。他编辑及合

作编辑了Borderlands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Emergent Conditions, Relations and

Prototypes (Routledge 2017), Rethinking

the Triangle: Washington-Beijing-Taipei

(World Scientific, 2016), China’s Rise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Rowman and

Littlefield 2010)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Politic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他发

表了逾百篇关于亚洲政治的文章。

沃马克教授到访过中国所有的省份及

东南亚大部分国家。他的研究兴趣包括多

节点全球经济的长期发展、中美间“不对称

的平衡”关系的演进、中国的政治改革、

中国与东南亚关系。有关这些问题的文章

发表在“International Affairs”,“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China: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Pacific

Affairs”，以及《世界经济与政治》上。

在理论研究方面，他正在研究民主的基

本理论，以及社会科学的方法论基础。

2011年，鉴于他在与中国大学合作

方面的贡献，沃马克教授被授予中国政

府“友谊奖”。此外，他在吉林大学、华

东师范大学及中山大学担任名誉职务，曾

作为访问研究教授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

研究所工作，并以访问学者身份在外交

学院、华东师范大学从事研究和交流。

布兰特利•沃马克(Brantly Womack)教授

2322


西浦智库报告

西浦智库

西浦智库成立于2017年10月，由

西交利物浦大学、苏州市人民政府和苏

州工业园区共同出资建立。西浦智库坐

落于苏州工业园区内的苏州独墅湖科教

创新区。它的愿景是通过分享中国的发

展经验来促进世界和平与所有国家的包

容性繁荣。它的使命是为苏州市政府和

苏州工业园区管委会在政治、经济、社

会、文化和科技创新各方面的全面转型

升级献计献策；把苏州模式和苏州工业

园区品牌推向世界尤其是发展中国家；

促进长江三角洲经济一体化。

西浦智库实行常务理事会领导下

的主任负责制。常务理事会为智库最高

决策机构，由西交利物浦大学执行校

长席酉民教授担任理事会理事长。西

浦智库还设立国际咨询委员会，现任

埃塞俄比亚总统穆拉图•特肖梅博士

（H. E. Dr. Mulatu Teshome Wirtu）

担任国际咨询委员会名誉主席。国际咨

询委员会校方主席由西交利物浦大学副

校长丁忆民博士担任。常务理事会/国

际咨询委员会的其他成员包括美国纽约

大学卡罗尔和密尔顿政治学讲座教授兼

经济学教授、2010年约翰斯基特政治

科学奖的获得者、美国文理学院院士亚

当•卓沃尔斯基教授 (Professor Adam

Prezeworski)；美国斯坦福大学丹妮

丝•奥利里和肯特•西里社会学讲座教

授、美国斯坦福大学弗里曼•斯波利国

际问题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美国文理学

院院士魏昂德教授 (Professor Andrew

Walder)；美国弗尼吉亚大学外交学

教授、美国弗尼吉亚大学严家淦讲座

教授布兰德利•沃麦克教授(Professor

Brantly Womack) ；中国国务院发展研

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原部

长和研究员、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学术

委员会委员李善同教授；中国知名统计

学家、原中国国家统计局企业调查总队

总队长、城市调查总队总队长、国际统

计信息中心主任黄朗辉教授。

西浦智库主任由薄智跃当代中国

研究院创始人兼总裁薄智跃教授担任。

薄教授同时兼任西浦新时代发展研究院

常务副院长。

西浦智库下设三个研究中心：中国

与世界；科技与社会发展；区域战略。

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探索中国与世界的

未来发展，通过“一带一路”等举措，

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科技与社会

发展研究中心研究科技创新为人类带来

的机遇和挑战。区域战略研究中心研究

地区全面转型升级的战略和政策，为相

关政府和企业提供智力支持。

西浦智库定期举办“西浦论坛”和

“对话西浦”并出版“西浦智库报告”。

苏州工业园区2.0版：创新生态系统的理论思考与实践探索

第1期

第2期

第3期

第4期

第5期

第6期

人工智能时代的高等教育

瑞典创新模式

韩国创新之路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与2017年全球政治危机比较

“上海苏州国际机场”：共享共赢、促进长江三角洲经济一体化

2018年1月24日

2018年2月15日

2018年3月22日

2018年4月20日

2018年5月21日

薄智跃

薄智跃

席酉民

薄智跃李丽莎

薄智跃李丽莎

布兰特利•沃马克著

周艳辉译

2018年6月20日

西浦智库报告目录

[email protected]

0512-81884728

西交利物浦大学南校区国际研究大厦六层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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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危机与中国的崛起：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与2017年全球政治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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