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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沈轶伦

在城隍庙，学会应对生活前辈的上海人在城隍庙讨生活，年老的上海人在城隍庙守住生活，新成长起来的上海人

在城隍庙学会生活。

迎着潮起潮落的风向，学会应对生活的秘密，原来都藏在城隍庙的街巷里。

笃鲜腌

11知沪·连载·广告2019年 5月 31日 星期五www.jfdaily.com

编辑：沈轶伦 执行编辑：张克伟

上记忆海

城隍庙位置图

秦来来，1950 年生于上海。上海广播电视台高级编辑 ，海派民俗文化专家。

人家读书去学校。秦来来读书也要去学校，只是这校舍不一般———在菩萨头顶上。

1957年，秦来来 7 岁整。就读的老南市区文昌路小学（分部）几经搬迁，最后开设到城隍庙大殿旁侧的 4楼。它的楼下，3楼是供奉生肖菩萨的 “星宿殿”，2楼则是阎王老爷坐镇的“十王殿”。楼上小朋友做功课，楼下宗教人士也要做功课。下面的阵阵诵经声和上面的琅琅读书声交织在大殿里，在回字形的建筑激荡，是俗世的热闹与融洽。

不管外部的世界如何变化，老城隍庙核心的肌理稳定不变。这里不是城市与世界接轨的前沿，反而沉淀下市民应对生活变化的智慧。那时候，秦来来放学回家，也没有什么课外补习班等着他。但沿途，都是活泼的课堂———这一路小贩叫卖的奶油五香豆、店员整齐码放出来的小笼包、菜包，还有沿街菜馆里冒出的炒菜的镬气和油烟味，坐在街边闲谈的老邻居， 在路上张望走动的游客，分明都是一位位老师，向秦来来讲解着上海的民俗文化、饮食知识与移民来历。

久而久之，他张嘴能说绍兴话、苏州话、

无锡话、苏北话、浦东话、崇明话，他开口能哼唱京剧、评弹、滑稽戏、滩簧。后来他凭借这些技艺，从时代的缝隙中挣扎着出来，并且因为雅好戏曲， 得以以文化记者身份为许多艺术家留下记录。这些，原来都是城隍庙地区作为老师，潜移默化中教会他的事。

秦来来在老城厢度过人生前三十多年，

后来一直在琢磨一件事： 菩萨的头顶心，连着什么呢？大约小时候的课堂无意之中象征了什么———那连着的不是高大上的东西，而是生活在城市最底层的弱小。

处处是戏台

旧校场不是一个场，而是一条路。秦来来 1950年出生在这里。

他是家里第一个儿子，父母视若珍宝。

游方的和尚为他起了这个名字， 好养活又朗朗上口。 秦来来的父亲早年到上海学生意，赤手空拳创下一家小厂。到了上世纪 50

年代， 父亲月收入 175元， 母亲月收入 96

元，家境宽裕。父亲虽没有正规上过学，但颇有见识，传统戏曲里，蕴藏无数不可言说的教育， 也教会无数来上海的谋生者人情练达。

等秦来来学会走路坐定后，父亲就常常带着他去周边书场听评弹、看京戏。从旧校场路出发，到东方书场和大华书场、雅庐书场，或到天蟾和大舞台、共舞台听京戏。

起初，小孩子顽皮，哪里听得懂咿咿呀呀，也不解戏中人生况味。唯一吸引他跟着父亲去书场戏院的诱惑，是场里走动的阿姨托盘里兜售的蜜饯、素火腿等零嘴。听了几年，秦来来开始入门。可刚刚要成为小戏迷，

不料遭遇家道变故。父亲远赴青海，母亲独力难支。小秦来来不能再去戏院听戏，只好在家守着收音机。

但戏剧不总是发生在戏台上。 若要留心，生活中也处处有戏剧。

不管外界时事如何变化，来老城隍庙的游客一如往昔。三年困难时期，来老城隍庙买奶油五香豆要限额。五角钱一包，一人只

可以买两包。 许多外地游客到城隍庙旅游，临走要带五香豆回家作为土特产。 排队的人一长，自然而然滋生黄牛。每天秦来来不出弄堂口就可以看戏：一帮人分成两三拨，前头一帮人排到店里买豆，隔开二三十个人，另外有两个人排着；前头买好的人离开柜台，马上又插到后来两个伙伴的队伍里……这样循环抢购，

生财有道。

早先的老城隍庙地区，除了寺庙，还有店铺和住家。大殿前也有小吃摊。从方浜路城隍庙正门进去，大殿前有卖油豆腐线粉汤、大肉馄饨、开洋面，还有鸡鸭血汤和烤鱿鱼。到了大冷天，秦来来下午放学，肚子饿了，花 3 分钱，

坐到点心摊的长凳上，吃一碗鸡鸭血汤。褐色的鸡鸭血，配上青翠的葱花，撒上一点黄色的胡椒，浇上几滴喷香的麻油，吃在嘴里，鸡鸭血在舌头和上颚挤压的作用下，“噗”地一下化开来，伴随着小葱的香、胡椒的辣、麻油的滑，穿过食管咽下去，惬意之极。

孔雀不开屏

但世易时移，家境逐渐捉襟见肘，秦来来放学后要赶紧回家给弟弟妹妹们做饭，再也无暇、也无闲钱吃小吃。后来，孩子们渐渐无学可上。老城厢里，孩子把每一个犄角旮旯走遍。

秦来来惊讶地发现，老城隍庙里居然还有一家动物园。坐落在荷花池南面，有一开间门

面，门票 5分。老板姓刘，正是秦来来文昌路小学同班同学的父亲。袖珍动物园里，有几只孔雀，一群雀鸟，一只猴子，还有一只金钱豹。此外还有一条蟒蛇，海碗口粗，盘曲在一只澡盆里，不论寒暑，总盖着一条棉被。

小孩子看到猛兽巨蟒，总归生畏。但秦来来心里最牵挂的，倒是那几只孔雀。袖珍动物园场地逼仄，光线昏暗，游人稀少，边上金钱豹总是在低吼。印象里那几只漂亮的珍禽，从未开过屏。后来，动物园关门，几只动物也不知所踪。

离开城隍庙

中学毕业，无学可上。秦来来因为父亲的缘故，分配时先后落选工矿、崇明农场、黑龙江农场。拖到 1973 年，就近加入街道生产组，为曙光童装厂加工童装配件和面料。秦来来报到时一看，生产组的工厂不在别处，竟就在城隍庙的旧戏台上。

人生在城隍庙兜了一圈， 从小学到青年，

最后又回到这里。

城隍庙戏台后门对着豫园的后门。边上的居民常常坐在门口乘凉，看生产组的人忙进忙出工作，借以打发时间。没想到，京剧名丑熊志麟就住在这里。一来二去，秦来来认识了熊先生，工余时，两人就坐在街边，迎着大殿吹来的风闲聊菊坛往事和旧上海典故。这是秦来来的大学。

也是从街道生产组开始，秦来来开始尽力

展示自己的文艺特长。他参加街道的宣传小分队，日常学会的方言、滑稽、市声、戏曲，在这里都有了一展身手的舞台。

他想起滑稽戏泰斗刘春山（1902—1942）

也是在老城隍庙前长大，12岁在老城隍庙永生堂梨膏糖摊当学徒，边卖糖边根据身边的家长里短，随口编唱押韵小曲，敲竹板演唱。如：“说起来个稀奇，啥个事体？上海个地方，大来个邪气。徐家汇朝南，龙华塔蛮有名气。昨日夜里，

出仔里个事体，搿里个宝塔，拨贼骨头偷去。正巧拨拉，瞎子里个看见，哑子喊捉贼，拨聋子听见，拨风瘫人捉牢，算伊晦气，捉牢仔个小贼，

呒啥客气，拿伊送到，邮政局里。”

前辈的上海人在城隍庙讨生活，年老的上海人在城隍庙守住生活，新成长起来的上海人在城隍庙学会生活。迎着潮起潮落的风向，学会应对生活的秘密，原来都藏在城隍庙的街巷里。

不久后，秦来来被借调到上海青年宫负责组织曲艺演出。1982年被借调去 《青年报》工作，从此踏入媒体行当。1983年，当上海广电局向社会招聘记者编辑时，应者云集。在无数考生中，既没有大学文凭也没有专业背景的秦来来一举入选，成为电台文艺记者。

此时秦来来已经 33岁。从此以后，他每日清晨离开城隍庙，一路向北，来到当时位于外滩北京东路 2号的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上班。江上的新风吹来，他想起那几只被拘在老城隍庙暗无天日小笼子里的孔雀。

开屏的时候到了。

又到粽叶飘香时■ 柴焘熊

早先崇明人都把端午叫“端（崇明方言‘端’读作‘颠’）阳”。“粽子香，香厨房；艾叶香，香满堂。桃枝插在大门上，

出门一望大麦黄。这里端阳，那里端阳，

处处都端阳。”。

旧时崇明民间也喜欢赛龙舟。民间歌谣这样说道：“吃罢粽子坐布机，姆妈筘夹（布机上的器件）推得动。吱嗒啊嗒不停顿，只盼落机早完工。完工全家看龙舟，港边到处人潮涌。比赛用劲要吃粽，划船力杜（大）赛蛟龙。看客吃了端午粽，喝彩不怕脸孔红。大呼小叫喊加油，谁最领先谁英雄。”

当然，由于旧时崇明的河道通江达海没有水闸， 河水受潮汐的影响落差大。大潮时水漫河堤；小汛时河底朝天。

赛划龙舟只能候潮汛，所以在端阳节亦有只比龙舟扎得好看的“赛龙舟”活动,

它大致始于明代，盛于清朝。这一活动重观赏、轻竞渡，以龙舟的建造手工竞技和船上的文艺表演为主。参加比赛的船体制作工艺精细，造型别致，既全面传承了江南地区龙舟的特色，又有诸多独特创造，地域文化风格明显。一般来说，它船身小、船底平、行驶快，宜在当地狭小河道行进， 龙头都用香樟雕刻，

栩栩如生；龙嘴朝天张开，犹如吞云吐雾；龙尾高翘，气势磅礴。船的前部有亭样式的牌楼，后有艄亭，牌楼前扎“台角”，船上彩旗飘飘，流苏摇曳，整体布局瑰丽无比。

清代乾隆年间崇明的 《瀛洲竹枝词》 就有这样的描述：“年年高兴渡龙舟，只为乘潮过节游。儿女装成水台阁，

精奇俏艳赛苏州。” 词中的水台阁是指扎成的亭台样的龙舟。这一艘艘龙舟聚在一起，每艘船上还有民间乐队演奏江南丝竹，其场景可以和现在的花车展示一较高下。记得上世纪 80年代中期，崇明当时的大同公社文化站，为了参加县里的民间文艺会演，也曾经制作过一艘龙舟，限于经费，它只能在旱地上行进表演。江南丝竹队伍在船内边行进边表演，吸引了不少观众。

端午佳节也少不了粽子这个主角。

崇明人把糯米称之为茶米。崇明历来是盛产糯米的地方。 旧时的县志上记载，

沙洲崇明产有燕子糯、烂头糯、堆子糯、

飞来糯、芦花糯、胡桃糯、香纱糯、牛筋糯等不下十个品种， 其中的燕子糯，更是裹粽子的好食材。 崇明粽子从芯馅看，有豆沙、红枣、鲜肉、莲子、桃仁、花生、火腿、蛋黄等多种馅料。五月端阳期间，崇明人包裹的最常见、最普遍的粽子是三角粽。除了三角粽，崇明人还喜欢裹长脚粽、矮脚粽、斧头粽、关门粽。

最普遍的是用赤豆来裹粽子。粽子的食材还有黄稷、高粱。黄稷跟高粱都有黏性，吃起来口感也好。也有人家以米粉和面粉调成糊状后包裹粽子， 此为粉粽，拿时不粘手，吃时不粘牙。

乾隆年间的《瀛洲竹枝词》写道：“茶米芦包穿粽长，家家蒲酒醉端阳。时交夏至鸣金响，南北渔舟尽转洋。”诗里的茶米是崇明人对糯米的别称。 转洋是指渔船从渔场回来。 翻译成现代文即是：“芦叶包裹的糯米粽只只细长， 家家畅饮菖蒲酒忙度端阳。 时近夏至收港的螺号已吹响，南洋北洋的渔船正赶着还乡。”

夜色中的老城厢

“还叫‘少奇同志’嘛！”

1954年，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继续按部就班进行。6月至7

月， 刘少奇多次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讨论审定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方案。接着，他又主持中央选举委员会和宪法起草委员会， 批准全国人民代表的选举工作，审定宪法草案。

一切准备就绪。 中华人民共和国首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首都北京隆重开幕。1954年9月15日， 一千多名代表欢聚中南海怀仁堂，出席这次盛会。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通过全民选举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会议气氛极为欢快热烈。开幕的头一天，代表们听取了毛泽东作的开幕词、刘少奇作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

毛泽东的开幕词简短而豪迈。他说：

“我们这次会议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这次会议是标志着我国人民从一九四九年建国以来的新胜利和新发展的里程碑，

这次会议所制定的宪法将大大地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

刘少奇的报告从新中国国家的性质、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步骤、人民民主的政治制度、人民的权利与义务、民族区域自治等方面，说明了宪法的基本内容。他说：“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在我国国家生活中， 是一件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情。 我国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首要任务， 就是制定我国的宪法。”

会议开了将近两个星期， 代表们对宪法草案和刘少奇的报告进行了热烈讨

论。9月20日， 通过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9月21日，通过了其他几个重要法律；9

月23日，听取了周恩来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9月27日，全体会议选举国家领导工作人员；9月28日闭幕。

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朱德为副主席；选举刘少奇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宋庆龄、林伯渠、李济深、张澜、罗荣桓、沈钧儒、

郭沫若、黄炎培、彭真、李维汉、陈叔通、达赖喇嘛·丹增嘉措、 赛福鼎·艾则孜为副委员长；任命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

刘少奇担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这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新职务。 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不同于资产阶级国家的议会、国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它要审议、决定国家的大政方针，制订和颁布法律，选举和决定国家领导工作人员，监督政府、法院、检察院的工作，并同国家主席结合行使国家元首的职权。 这是一个全新的机构，又是一项全新的事业，许多工作带有奠基和开创性质。

从此，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大小事务，成为刘少奇的一项经常性工作。

没有想到的是， 刘少奇担任委员长这件事， 竟在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当中引起了一点儿小误会。

平时，刘少奇和他身边的工作人员，都互相称同志，不称官衔职务。刘少奇担任了这么多年的中共中央书记、 中央军委副主席， 还有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 可他的秘书、警卫、服务人员，一直都是直呼“少奇同志”，从不称他的职务。这回他当了委员长，

秘书们想，这是国家领导人的正职，应该改改称呼了吧！

一天， 秘书杨俊到刘少奇办公室报告工作，进屋后喊了声：“委员长！”

刘少奇正在埋头批文件，没有反应。杨俊以为他没听见，又叫了一声，他还是没吱声。当叫到第三声“委员长”时，刘少奇抬起头来，不高兴地说：“你怎么突然叫这个，不感到别扭吗？”

刘少奇平时对工作人员一向很和气，

这下把杨俊闹了个大红脸，一时语塞。还好王光美忙从隔壁走过来， 笑着对杨俊解释说：“你怎么叫他‘委员长’呀？委员长是对外的，在家里还叫‘少奇同志’嘛！”刘少奇补了一句，说：“以后不要这样叫了，叫同志多顺口啊！”

后来，刘少奇郑重其事地对身边工作人员说：“在我们党内，只有三个人：一个是毛主席，一个是周总理，一个是朱总司令，大家称他们主席、总理、总司令，都习惯了，不必改。其他人，应该一律互相称同志。”

对于这一点，刘少奇始终坚持。他不称别人的职务， 也不许别人称他的职务。所以，从中央领导、各级干部到普通党员，一直都是亲切地称呼他“少奇同志”。

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中国， 正经历着一场宏大深刻的社会变革。 几亿个体农民和个体手工业者组织起来， 建立生产合作社，私营工商业改成公私合营。从城市到乡村， 社会主义改造热潮像大海的波涛一样在共和国的土地上涌动滚过。中国共产党提出的“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 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 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是指引这场变革的灯塔。

在这场变革当中，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最富有中国特色。 刘少奇在建国前曾几次讲过对私营工商业可采取国家资本主义的办法，实行和平改造。1953

年6月，毛泽东第一次比较完整地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之后一个月， 刘少奇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明确地讲了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方针。他说：“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要采取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方针，主要经过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 逐步地进行社会主义的改造。”

这项工作从1953年9月以后逐渐开展起来。1955年10月29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一起同全国工商联执行委员进一步座谈这件事。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又开了一次专门会议，研究政策。

（一） 连 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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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峥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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