庇佑“敌国”: 明代江南地区关羽信仰的传播

包诗卿

［摘 要］ 从明代开始，关羽信仰逐渐迈出先前的自发和无序状态。这一过程反映在关羽信仰氛围相对薄弱的江南

地区，则主要先是以卫所军人，后以嘉靖倭变为契机，使得关羽庙宇在府州县治所建立起来。与此同时，关羽司棘闱之命的

功能与科举文化气息浓厚的江南结合起来，为关羽信仰在江南传播的适应性提供了更多选择。关羽信仰和关羽庙宇如同

孤岛一般持续嵌入到江南的广阔地域和信仰空间中，最终将这一昔日“敌国”纳入到其庇护体系，从而为清代中央政府介入

到关羽信仰的标准化塑造中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关键词］ 明代; 江南; 关羽信仰; 关庙; 科举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873( 2014) 04—0077—11

［作者简介］ 包诗卿，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讲师 200241

关羽生于山西解州，起义于涿郡，战争于徐兖，奔走于冀豫，立功于江淮，而殁于荆楚。明代以

前，关羽庙宇主要集中在“燕赵荆楚”之间，关羽信仰只是初步确立起来。① 关羽虽然在永乐年间被

秩入祀典，②但到嘉靖年间，关羽信仰才在北方逐渐普及开来。③ 江南地区④原为三国时孙吴政权所

据，并非关羽生长和主要活动区域。关羽最后又毙于吴人之手，因而能否得到吴地后人的崇奉，以

及他是否会庇佑这一所谓的“敌国”，均成为问题。目前既有研究大多缺乏对江南地区关羽信仰传

播过程系统的分析，将视野局限于关羽信仰在该地普及原因的争论上。这不仅无助于相关研究的

继续深入，而且使讨论本身显得有些本末倒置。⑤ 本文拟在学界既有研究的基础上，以关羽庙宇在

江南地区的兴修为中心，来对关羽这一带有“外来”色彩的信仰在该地传播过程进行论述，以期对江

南地区在民俗信仰方面逐步被整合进国家正统话语的复杂历程有一个更为清晰的了解。⑥

·77·

①

②③

④⑤

⑥

郝经:《陵川集》卷 33《碑文·汉义勇武安王庙碑》，《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192 册，台北商务印书馆 1986 年影印本，第

371—372 页。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 22《汉寿亭侯庙》，北京古籍出版社 1992 年标点本，第 318 页。参见笔者相关论述:《明代军事活动与关羽信仰传播》，《中州学刊》2008 年第 3 期;《明代关羽信仰传播基础述论》，《河北

师范大学学报》2008 年第 5 期;《从关羽庙宇兴修看明代关羽信仰中心的北移》，《西南大学学报》2009 年第 3 期。本文所用“江南”一词，大体为明代南直隶所辖长江以南地区，此外亦涉及到太湖南岸的嘉兴府、湖州府、杭州府等地。如上世纪中期日本学者井上以智为指出，通俗文艺和倭寇侵扰是关羽信仰普及的两个重要原因。朱海滨则以浙江地区为

例，指出文艺作品的流行与关羽信仰在浙东的普及并无必然联系; 明中期以降关羽信仰在东南地区的普及固然与倭寇入侵有关，但

井上的论述缺乏民间人士修建关庙的证据支持，而且关羽信仰在倭寇活动已经消失的万历年间却能迅速普及，这也不是外力入侵

所能解释的。在此基础上，朱海滨认为，在成化以后皇帝的重视和倡导下，各地的官僚和读书人群起响应，道士们也积极参与进来，

方才使关羽在万历年间之后，成为全国官民的狂热信仰。参见: 井上以智为: 「関羽祠廟庙の由来並に変遷」( 二) ，《史林》26 卷 2号，1941 年;「関羽信仰の普及」，《福岡商大論叢》第 14 辑，1951 年。朱海滨: 《祭祀政策与民间信仰变迁: 近世浙江民间信仰研

究》，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8—62 页。民俗信仰也称民间宗教，系融合了来源不同、性质各异的多种神灵信仰的集合，既包括被纳入官方“祀典”的神灵，也包括

仅属于民间的“私祀”。关于民俗信仰概念的界定及使用，可参考铃木岩弓:《“民间信仰”概念在日本的形成及其演变》，《民俗研

究》1998 年第 3 期; 周星:《“民俗宗教”与国家的宗教政策》，《开放时代》2006 年第 4 期; 高寿仙:《分层与交融: 明代北京的民俗宗

教》，第十五届明史国际学术研讨会暨第五届戚继光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蓬莱，2013 年 8 月，第 388—404 页。

一 江南地区关羽庙宇的兴修

元末明初，长江以南地区的卫所军人就已经开始了关庙的零星兴修。至正十五年( 1355) ，朱元

璋渡江成功，两年之内相继攻克镇江、常州。至正十七年( 1357) ，大军继下江阴，定远人吴良以指挥

使身份与其弟天兴右翼副元帅吴祯共同领兵镇守于此。直到吴元年( 1367) 大军攻克姑苏重镇，吴

良方才被调任为苏州卫指挥使，从而离开江阴。① 在江阴的 11 年间，吴良除先后修建县学、城隍庙

等基础设施外，还在元代澄江书院故址上修建起江阴县第一座关将军庙。②

此后一些卫所的军士、民人和道士们，都先后投入到关庙的修建中。吴县的专诸巷关庙在永乐

间由苏州卫官军建; ③松江府的清村庙和南汇嘴庙在洪武末和永乐初分别由千户陈叙和张敏兴建。④

南宋淳熙年间修建的苏州府长洲县关庙，也在明宣德年间，由主庙道士张嗣宗与庙旁民何渊等谒告

于太守况钟，“公欢然出俸金三十两，并谕长洲、吴二县共出金数如之，付道士为倡，俾募众鼎建

之”。⑤ 此后，道士柯洞微于弘治十五年( 1502 ) 复募诸里中，更而新之。⑥应天府六合县县东朱家嘴

关庙由正德间民人袁文章、陈谟等建。⑦到正德年间，苏州府、松江府所属大部分州县都已有庙，而且

仅松江府府治周围关庙已达四座。⑧

关羽被吴人所害，所以关羽成神以后能否荫佑吴地就成为问题。太仓卫指挥使司初设于吴元

年( 1367) ，统辖军士共 11 200 名。洪武十二年( 1379 ) ，分太仓卫官军之半，新置镇海卫指挥使司，

两司署同处太仓城中。⑨ 弘治十年( 1497 ) 太仓废卫设州，“初太仓与镇海为卫，并治一城，戎伍编

氓，错峙纷糅，至是始以州大夫临之，割昆山、嘉定、常熟傍近地隶焉”。首任知州枣阳人李端莅任

后，大兴土木，举凡门堂、库狱、谯楼、学校、桥梁、坛宇、公寓，整造无遗，“宏丽州形，一洗众目”。而

原位于教场内的关王庙却被毁弃，“众欲改立于新教场内。当道询其可否，知州李端议云: 王虽忠

勇，然与吴为雠，不当庙食于吴，遂毁之”。瑏瑠 这种违背众意的行为并未持续很长时间，仅仅六年后，

太仓卫武臣白于、总督备倭都指挥西公就将关庙修举如故。瑏瑡 陆伸在其所作《太仓关王庙记》为此辩

解道:“或者谓公毙吴人之手，当不食于吴，殆非通论。今天下大一统，非复偏据一隅之吴矣。况国

初定鼎于钟山，钟山非孙氏开国之地乎，故有公庙而新之，是时礼官无以为否者，必有说也。”瑏瑢顾璘

在为正德十五年( 1520) 武宗敕修南京燕子矶关庙所作《重修汉荡寇将军关公庙记》中进一步指出，

忠义二字可超越时空的局限，他认为，“天下之同尊曰义，人之大节曰忠。唯义通乎四海，唯忠贯乎

百世”。瑏瑣

嘉靖后期，倭寇骚扰东南沿海，甚至深入到徽州府歙、绩溪和宁国府的旌德、泾、南陵等县。明

·87·

《史林》4 /2014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瑏瑠

瑏瑡瑏瑢瑏瑣

嘉靖《江阴县志》卷 16《列传第十二上·吴良、吴祯》，第 17—21 页。成化《重修毗陵志》卷 13《文事一·学校》，第 6—7 页; 卷 27《祠庙·江阴》，第 18、20 页。崇祯《吴县志》卷 21《祠庙下》，第 6 页。正德《松江府志》卷 15《坛庙》，第 17 页。祝允明:《怀星堂集》卷 14《碑版·蜀前将军关公庙碑》，《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260 册，第 561—562 页。隆庆《长洲县志》卷 11《坛祠》，第 17 页。嘉靖《六合县志》卷 3《宫室志·寺观》，第 15 页。正德《松江府志》卷 15《坛庙》，第 17 页。正德《姑苏志》卷 25《兵防》，第 2 页。弘治《太仓州志》卷 4《祠庙·关王庙》，第 5 页; 卷 10《文·桑悦: 新建苏州府太仓州治碑》，第 6—7 页; 卷 10《文·王鏊: 新

建太仓州城楼记》，第 32—33 页。嘉靖《太仓州志》卷 4《公署志·汉寿亭侯关公庙》，第 31—33 页。钱谷:《吴都文粹续集》卷 14《祠庙》，《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385 册，第 366—367 页。赵钦汤辑撰《汉前将军关公祠志》卷 8《艺文中》，《关帝文化集成》第 15 册，线装书局 2009 年影印本，第 783 页。

政府和沿海人民投入到艰苦的抗倭斗争中，明军每取得胜利，必将其归为关羽助战的结果。① 嘉靖

三十五年( 1556) ，徐海就擒，赵文华“益神侯之功，命有司立庙于常州。侯之庙盛于北，而江南诸郡

庙侯自此始”，常州因而成为江南地区最早获得敕建关庙之地。② 对于这一创庙于吴地的行为，唐顺

之从吴君臣与吴民应分别对待的基础上辩称，关羽初志固在灭吴，但他只是想清除吴国之“奸雄乱

贼”，以拯吴民于水火之中。“然则灭吴者，侯志也。侯之志必灭吴，岂有所私雠于吴哉? 诚不忍衣

冠礼乐之民，困于奸雄乱贼之手，力欲拯之于鼎沸之中而凉濯之。使吴民一日尚困于乱雄，侯之志

一日未已也。”既然关羽一心想替吴民除去乱贼，那么就是在替吴民着想，“然则侯非雠吴，雠其为乱

贼于吴者也; 雠其为乱贼于吴者，所以深为吴也。侯本欲为吴民毙贼，而先毙于贼，赍志以没，侯之

精灵宜其眷眷于吴民矣。由此言之，侯之所雠，莫如乱贼; 其所最雠而不有忘，尤莫如为乱贼于吴

者”，关羽生前即已眷顾于吴民，其在倭乱中频频助战，无非是因为“倭夷恣凶，稔恶以毒螫我吴民，

是乱贼之尤未有甚焉者也。其为侯所震怒而阴诛之，所必加翼王师而助之攻也，亦何怪乎? 神人之

情不相远，未可以为杳冥而迂之也”，关羽生前为吴民除奸雄，身后助吴人定倭乱，完全有理由庙祀

于吴，“窃谓吴人宜庙侯，侯亦必歆吴之祀”。③

关羽是否应庙食于吴地的争论，一直持续到万历中期以前，不过辩解模式也在发生变化。万历

四年( 1576) 安庆府望江县修葺关庙时，有人质疑“我望后汉时，前属魏，后属吴，恐公之神不依焉。予曰，当公忠汉时，所仇者吴魏之君，民皆汉民也，果何仇于吴魏之民乎? 矧我望属荆襄下流，公之

精忠大义浸人心髓，其血食无穷也，非人秉彝好德之良，有不容泯乎?”④这仍然遵行了唐顺之将吴民

与吴君分别对待的论辩立场。不过，在万历十三年( 1585) 上海县北城关庙修成时，当地人俞显卿为

祭祀关羽所做的辩解，更多地从吴人理应改过自省的角度进行论证。他认为，既然吴人加害关羽，

那么就应该对此有所反思，并归于正道。“谁谓侯之不血食兹土也? 夫吴人闇于大道，披靡蠹事，见

为容德; 喔吚嚅唲，庶几韦全; 甘心随波，罔知砥柱。邑今有侯祠，凡士民过其下者，宁不仰而竦，俯

而思，鼓其激烈之气，一禀于正哉! 邑多琳宫梵宇，未有维风肃纪、关世教人心如侯祠者。”⑤

浙江嘉兴府关庙的修建同样也面临着类似的争议，位于嘉兴府治西一里的关王庙，在嘉靖倭变

时因兴筑崇德县城而一度被搬迁于永安桥北。万历年间，经历倭劫而幸还的乡官姚汝舟，又捐资将

其迁建于崇义桥东南。在其所作《关王庙记》中，全文以作者与“说者”对话的形式展开，来为关羽

庙食于吴地的合法性进行辩解。针对说者提出，关羽素“愤操羞权”，本欲“拥蜀翦魏，以次举吴，虽

未遂事，然王心未尝一日忘于吴也”，结果竟遭吴人毒害，北伐大业功败垂成，因此质疑“王雠吴人甚

于雠魏，奈何歆吴祀?”姚汝舟就此激辩道:“否! 否! 不然! 吴故汉南服，其人故汉人，党魏掩荆，权

制其命，蒙任其事，邦人何能为? 籍使王竟疾下吴江东之地，可全而有，汉人见存，王其歼之，无亦绥

之? 夫举大功者不雠匹夫，矧吴人以义祀王，王义绥吴人，当亦如吴人之慕义者。”针对“议者”认为

关羽“骂使激吴，一操尚存，复开一操，师毁自毙”这种道德指责，姚汝舟辩称关羽的慷慨忠义远出于

孙权和吕蒙的“怀诈饰智”之上。东汉灭亡后，孙氏政权虽久治于吴地，却不能庙食于此。关羽虽为

孙氏政权之仇敌，反而庙祀不断。“汉道下衰，九土分裂，此邦孙氏据有为墟。传历数世，专制百年，

曾不庙食。而邦所祀，乃昔孙氏之所深憎，然是者深知王也。”其奥妙就在于“义不义，虽更百世，人

·97·

庇佑“敌国”: 明代江南地区关羽信仰的传播

①

②③

④⑤

唐时升:《三易集》卷 12《记·东城关公庙记》，《明代论著集刊》，台北伟文图书出版社 1977 年影印本，第 3 辑 29 种，第

572—575 页; 万历《嘉定县志》卷 4《营建考下·朱廷益: 新建关王庙记》，第 4—6 页; 嘉庆《如皋县志》卷 3《建置志·坛庙·关帝

庙》，第 55—57 页; 万历《盐城县志》卷 10《艺文志二·杨瑞云: 重建关王庙记》，第 8—10 页; 光绪《宝山县志》卷 14《志余·武圣

宫》，第 2 页。光绪《海盐县志》卷 11《典礼考·坛庙》，第 28 页。唐顺之:《荆川先生文集》卷 12《记·常州新建关侯祠记》，《四部丛刊初编》第 262 册，上海书店 1989 年影印本，第 10—13

页。万历《望江县志》卷 2《宫室志·坛祠》，第 14 页。万历《上海县志》卷 5《建设志·寺观·关王庙》，第 54—55 页。

心向背，章明乃尔”。孙权和吕蒙虽“挟诈欺一时，卒不能得之后之人”，孙吴虽“幸图荆，曷益乎”! ①

这些争辩最终为关羽信仰深入吴地廓清了道路，长江南北都投入到关羽庙宇的大规模兴修中，

关羽庙宇开始广泛渗透到市镇乡村。苏州府太仓一地关庙，到万历中后期已经是“亡虑十数”。②嘉、万之际，苏州许多地方已有为关羽举行的迎神赛会，昆山的关王会更是远近有名。③万历间，池州府

青阳县知县孙成名甚至把当地的沈侯祠改建成关庙。④广德州除州治西门的关庙由州民于万历间共

建而成外，万历十四年( 1586) 乡宦濮棐“令族中醵金众建”另一座横山关庙。⑤到明末清初，松江府

除华亭县学旧射圃东庙废外，附属各地尚有关庙 17 处。⑥淮安府四门内、新城、高家堰、军宫中、清江

浦、板浦以及各乡镇俱有关庙，⑦徽州府的婺源县关庙也达到了 17 座。⑧

嘉靖倭变时，胡宗宪曾练兵于杭州吴山寿春庵，“侯示之梦，若有相于公者，已果连破贼数阵”，

遂将位于七宝山麓的原宝莲院改为关庙。⑨不过关羽在此地一直未有专祠，万历初年“群庙萃止，而

公祠未建，人心缺然”。万历十四年( 1586) “始辟承天灵应宫右区，肖像祠公”，万历十八年( 1590 )

继续整建，直到万历三十二年( 1604) 正式“秩入春秋祀典”。瑏瑠万历中后期，仅钱塘县一地就有关庙

六座。瑏瑡

万历末加封帝号后，关羽祀像纷纷改装换服，关羽崇奉达到新的高度。天启年间，仅嘉兴府海

盐县一地就有关庙四座，其中海宁卫指挥使司、澉浦守御千户所、泎浦守御千户所军人对关羽崇奉

尤盛。海宁县紫虚观道院之西旧有关庙，庙门朝向侧面。万历四十五年( 1617) ，海宁卫指挥同知彭

绍贤以祠居庑下为亵，拓地以广祠基，使关庙专祠向南，以便朔望行香虔礼。瑏瑢嘉兴府平湖县除近城

四座外，“其余街巷，随地香火，各镇尽处必立庙，为一方保障”。瑏瑣杭州府余杭县关庙“近奉敕加帝

号，知县戴日强鼎新祠宇，改装冠服，庶瞻拜下风者益毖肃云”。瑏瑤

二 倭寇记忆与科举示兆

嘉靖二十一年( 1542) 秋，倭寇攻陷嘉善。三十三年( 1554) ，嘉靖帝命兵部尚书张经总督江南、江北、浙江、山东、福建、湖广诸军，便宜行事，以全力讨倭。次年赵文华请祭海神以禳寇，嘉靖帝遂

命赵文华以工部尚书兼右都御史督师海防。赵文华与浙江巡抚胡宗宪屡屡催促张经用兵，经即于

是年出战，大败倭寇于王江泾，是战“斩贼首一千九百余级，焚溺死者甚众，自军兴以来称战功第

一”。瑏瑥 王江泾大捷本是张经精心准备和部署的结果，但经却以坐师糜饷而被斩。在此后追忆之所

以取得这一辉煌战果的原因时，赵文华等将其归为关羽示梦助佑的结果。

·08·

《史林》4 /2014

①

②③④⑤⑥⑦⑧⑨

瑏瑠

瑏瑡瑏瑢瑏瑣瑏瑤瑏瑥

万历《嘉兴府志》卷 3《坛宇》，第 6 页; 万历《嘉兴府志》卷 31《艺文》，第 15—17 页; 光绪《石门县志》卷 4《典礼制》，第 56页; 采九德:《倭变事略》卷 3，嘉靖三十四年正月，《丛书集成初编》第 3975 册，中华书局 1985 年影印本，第 47—50 页。

王世贞:《弇州四部稿续稿》卷 61《前将军汉寿亭侯关公庙记》，《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282 册，第 800—801 页。王穉登:《吴社编·会》，《丛书集成初编》第 3025 册，中华书局 1985 年排印本，第 1 页。《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 808《池州府祠庙考》，巴蜀书社、中华书局 1985 年影印本，第 14948 页。《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 844《广德州祠庙考》，第 15285 页。崇祯《松江府志》卷 53《道观》，第 21 页。《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 748《淮安府祠庙考》，第 14461 页。《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 792《徽州府祠庙考一》，第 14815 页。张寰:《寿春庵新建汉寿亭侯关王祠记》，赵钦汤辑撰《汉前将军关公祠志》卷 8《艺文中》，第 345—349 页; 沈德潜辑《西湖

志纂》卷 9《吴山胜迹》，《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586 册，第 522 页。王迪吉:《吴山鼎建关公庙碑记》，周广业辑《关圣帝君事迹征信编》卷 26《碑记二》，《关帝文化集成》，线装书局 2009 年影

印本，第 6 册，第 341—344 页。万历《钱塘县志》卷 3《纪制·庙》，第 24 页。天启《海盐县图经》卷 3《方舆篇》，第 58 页; 天启《海盐县图经》7《戍海篇》，第 21 页。天启《平湖县志》卷 3《舆地八之寺观》，第 21—22 页。万历《余杭县志》卷 3《寺观·庙》，第 23 页。光绪《嘉兴府志》卷 42《名宦一·张经传》，第 13—14 页。

按照赵文华的说法，江南地区向因偏安一隅，“地罕用武，故庙像差少”，关羽信仰的氛围十分淡

薄。赵文华本为浙江慈溪人，对关羽的最初印象来自幼时阅读《三国志》的经历。只是在遍游齐鲁

晋宋燕赵之地后，才更加切身地体会到关羽的赫赫之灵。在应对倭寇问题时，赵文华提出祀海、蠲民、视师诸议，因被命提督军务。文华辞朝趋出时，就感到关羽“恍惚示以丕兆”。待其抵达嘉兴时，

“督抚诸公皆尝梦侯现于嘉郡”。分巡佥事王询更是声称，在其参加王江泾之战时，先是看到关羽

“驱贼遁状”，此后“贼众数千来攻，我师合围，击之于王江泾，斩获几尽”。赵文华益加坚信正是关

羽“冥助阴施，致此大捷，有斩宠德之余烈焉”。这些都成为赵文华于嘉靖三十五年( 1556 ) 在知县

张烈文的配合下，将关羽私祀嘉兴的理由。虽然关羽没有实现匡扶蜀汉的愿望，但孙吴政权也只能

是昙花一现，“自孙氏窃据江左，吴越皆其所有，侯志恢复未酬。其遗灵余贶，知必世庇兹土，彼盗窃

者安能久有哉!”①关羽身后理应庙食并庇佑吴地。嘉靖四十一年( 1562) ，嘉兴县南 36 里之王店镇，亦有里人李芳建起本镇第一座关羽专祠。② 王

店亦名梅里，与新丰、钟带、新行并为嘉兴县四大商业重镇，向以王店绸而闻名于时。③ 李芳，字叔

承，嘉靖四十四年( 1565) 进士，世居王店镇。④ 嘉靖二十九年( 1550) ，“岛寇猝起，大江以南佳丽地，

无处不蹂躏，而继之以火”，倭寇很快就抵达王店镇。该镇“故殷饶蕃盛，寇悉啖其资斧，旋加火焉。少还，祝融肆出，无噍类矣”。正值危难之际，关羽从云端大呼，“舞偃月刀指寇”，众寇立即匍匐拜

祈于前。倭寇头目质证于徒众，“若辈适有所见否? 红脸长髯，叱咤而叫呼者，非关王也耶”! 在确

认该镇必有积善余庆之家后，遂相戒勿犯，引众而去。这一切恰被李芳闻睹，作为该事的亲历者，李

芳称“是夕亲见我王飞舞退寇，亦亲闻众寇相戒勿犯密语”，于是举烛焚香，虔告于关羽像前，“请诹

日鼎建端祠，以志庇赖阖镇生灵，永矢勿忘之意”。虽然李芳承诺为关羽建专庙以祀，但却因“以兆未吉而因循”，直到 12 年后关庙的修建才提上

日程。时值壬戌春闱，李芳在试前数日一直蛰居于北京邸舍之中。一次，恍惚中“梦至一室，四面皆

火，度不能脱”，遂仰空祈求关羽神助，关羽突然现形，并问李芳:“汝能忆十二年前王镇之事乎? 免

汝曹于兵燹，而恬汝曹于庐室者谁欤?”李芳叩颡谢过，再拜祈脱。关羽携手将李芳引出室外，并许

诺:“与汝一第，吾乃以柳汁染子衣矣。”语毕，似梦非梦。李芳感觉此兆非同小可，不久果捷南宫，不

殿试而归，全力投入到关庙的修建中。数月之内，祠宇告成。整个庙宇“延袤方广凡几丈，为廛几

楹，中央为王座，两庑函丈募缁流之有行者，朝夕委火。祠之前复割上腴田十亩，岁入租以供王蒸尝

藻之需，而以其余给贫不能伏腊者”。⑤

明代洪武初年，李氏一门始迁居王店镇，至李芳父湘时已成为王店势要之家。李湘素以乐善好

施而擅名一时，嘉靖十八年( 1539) 米贵民饥，湘即捐财赈济。本镇市河一带淤塞数百丈，湘出银米

数百，独力挑浚，世受其利。⑥ 李芳不仅是本族第一位进士，也是王店镇自元代延祐开科近 250 年之

间的第三位进士，对李氏家族在本镇的生存和发展可谓意义重大。⑦ 芳后历任曲周令、江阴令，因中

蜚语，迁饶州同知，遂投檄归里，时年未满 40，得以悠游林泉近 40 年。⑧ 芳子原中，初名衷宏，字君

时，少时即博学多识，后中万历十七年( 1589) 年进士，初知溧阳县，寻改大名府教授，充河南乡试同

考官，迁国子助教，以侍养亲老乞归，卒年 93。⑨ 随着关羽加封帝号，王店镇关庙又在李原中的经理

下，于天启四年( 1624) 鼎新庙宇，改装换服，“而衮冕绶笏之像屹乎其中，以承神庙尊隆之意，以终

·18·

庇佑“敌国”: 明代江南地区关羽信仰的传播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

崇祯《嘉兴县志》卷 22《遗文四·汉寿亭侯庙记》，第 31—33 页; 光绪《嘉兴府志》卷 10《坛庙一·祠祀附》，第 9—11 页。崇祯《嘉兴县志》卷 6《建置志五·祠庙》，第 36 页。崇祯《嘉兴县志》卷 17《丛谈志二·杂记》，第 74—74 页; 光绪《嘉兴府志》卷 4《市镇》，第 35 页。崇祯《嘉兴县志》卷 13《人物志一·乡达》，第 46 页。崇祯《嘉兴县志》卷 6《建置志五·祠庙》，第 36—37 页。万历《嘉兴府志》卷 17《貤封》，第 14 页。光绪《梅里志》卷 8《科第》，第 1 页。崇祯《嘉兴县志》卷 13《人物志一·乡达》，第 46 页。光绪《嘉兴县志》卷 21《列传一》，第 53 页。

先大人感神赤忱也”。为使庙祀垂诸永久，原中又“会诸晜弟暨儿侄辈”，各捐腴田有差，助成其事。阖镇信众亦各捐腴田有差，以乐其成。①

惜乎李原中之后以名显者，仅有子李士嵩一人。士嵩第万历三十一年( 1603) 举人，此后再无消

息。② 倒是李原中从弟李应征一脉，渐趋强固。应征，初名衷毅，字伯远，万历元年( 1573) 举于乡，累

上春官不第，后起家临安教谕，以南京国子博士卒。③ 应征子士标，字霞举，崇祯十五年( 1642) 在山

东宁海州同知任上遭鼎革之变，卒于战阵，妻妾婢僮从死者 23 人。④ 士标卒后，其子寅扶榇以归，后

结客破家，卒于岭表。⑤ 李寅子绳远、良年、符重新崛起于鼎革之后，兄弟三人并有文名。⑥

李良年( 1635—1694) ，字武曾，初名法远，又名兆潢，号秋锦，30 岁更名良年。良年少时即对王

店镇关庙禋祀近百年而不绝颇为感怀，后经府治嘉兴，展拜关羽祠庙，见到赵文华为嘉兴府关庙所

作碑记，“其述军中见侯影响”，与王店镇关羽显灵大略相类。此后良年又见到唐顺之所作《常州关

侯祠记》，“亦俱言见侯事如嘉兴”。在王店镇父老言谈以及赵文华和唐顺之所作庙记的双重佐证

下，李良年才认识到王店关庙所记“始末益可无疑”。由此推断，“岂惟二郡，将陪畿、闽、粤之乡，扫

除排陷，使终不为害，侯实莅之矣。今江南诸郡县，类无不崇祀，安知其非有故事如二郡者哉”! 而

就明清鼎革对江南地区所造成的破坏，李良年认为，关羽神灵对这一非常之变也无能为力，“往者甲

申之难，亦烈矣，侯宁不欲扶持而安全之，顾其势亦有所格，何与? 盖侯之所得为者常也，其不得为

者变也。常与变之所寄，则天而已矣。且侯之爱天下，孰与其爱蜀，侯方图吴，吴先挤侯。若是者亦

天也。嗟乎! 国家之祸，至于人力既竭，而侯之力亦无所施，即天下事有不胜太息者矣”。⑦

毫无疑问，嘉兴府王店镇是嘉靖年间倭寇之乱受扰较轻的地区之一，而这一结果是否应归功于

关羽的示灵，我们已经无从得知。按照该镇关庙始创者李芳的说法，是由于实在找不到一个比较好

的动工日期，才使为关羽建专祠以祀的诺言在长达 12 年的时间里无法兑现。考虑到李芳的家境，

这可能也是唯一比较合理的说辞。真正使关庙在王店镇得以建成的直接原因，不是因为关羽在倭

乱中对该地的庇护，而是李芳在参加会试时的柳叶染衣之兆，并最终得中会试。当然，在李芳后人

的叙述中，关羽与科举之间的关系似乎渐行渐远，关庙的兴修与倭寇之乱的关系反而愈加清晰。自

赵文华在嘉兴府治私祀关庙后，常州府的关庙也是在赵文华的力主下秩入本地祀典，再加上王店镇

早期修庙碑记中所做的关联，使李良年认为，嘉靖倭乱与关庙修建的关系理应被放大到整个江南地

区。李良年的推理大体上是站得住脚的。对于关羽信仰相对薄弱的江南地区来说，关羽信仰和关

庙修建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强力推行的办法来完成其最初的传播和普及的。从江南第一波关庙的修

建高潮来看，当时的建庙主体就是元末明初在卫所军人的推动下完成的。经历嘉靖倭变的洗劫，胡

宗宪、赵文华等人都加入到关庙的进一步兴修当中，并开始了将关庙秩入本地祀典的努力，从而在

万历中期以前基本完成了江南地区府州县级关庙的修建历程。在关庙兴修的阶段性过程中，不同的个人和群体都在以更多的方式加入到关庙的兴修中，从而

汇成了一股强劲的洪流。如果以明代中期以后关羽庙宇的修建作为江南关羽信仰传播指标的话，

这一时期，除卫所军人、僧道、官府以及商人等对关庙兴修的介入外，一些地方士绅也开始以个人的

或家族的力量投入到关庙的修建中，这在江南市镇一级关庙的兴修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反映出关羽

信仰在江南不断扩大和深入的趋势。当然，在这一波关庙修建中，有因亲人病痊而捐修者，⑧有因治

·28·

《史林》4 /2014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

光绪《梅里志》卷 3《寺观一》，第 10—12 页。光绪《嘉兴县志》卷 21《列传一》，第 53 页。光绪《嘉兴县志》卷 21《列传一》，第 53 页。光绪《嘉兴县志》卷 21《列传一》，第 36 页。光绪《嘉兴县志》卷 25《列传·文苑》，第 15 页。光绪《嘉兴县志》卷 25《列传·文苑》，第 22—23 页。李良年:《秋锦山房集》卷 17《记·嘉兴郡南关侯祠碑记》，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1 年标点本，第 483—485 页。顾梦圭:《疣赘录》卷 5《记·汉寿亭侯庙记》，《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 83 册，齐鲁书社 1997 年影印本，第 97—98 页。

河而对关羽报恩者，①有为报再生之情者。② 关羽信仰的支持者愈来愈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而支撑

这一信仰的心理诉求也日益多样性起来。

三 嘉定侯氏与关庙修建

唐宋以来，科举竞争日趋激烈，科举迷信大为盛行，举凡祈梦、算命、看相、占卜和因果报应之说

层出不穷。③ 这种诉求反映到信仰上，就是对能够实现其愿望的神祇表现出极大的期望和感念之

情。与此需求相对应，在明代后期的江南地区，关羽亦被塑造为本由文昌神所扮演的科举之司命

者。④ 这一关羽崇拜过程中新的灵应面向，已经在嘉兴李氏家族显现出来，只不过在后代叙事模式

的掩盖下显得模糊起来。幸运的是，我们还可以在嘉定诸翟侯氏一族的兴衰与关羽信仰之间的关

系中找出更为明晰的线索。

诸翟初兴于明代前期，弘治时为诸翟市，万历时称诸翟巷市，乾隆时方称镇。因蟠龙江流经此

地，故又称龙江里。地居上海、嘉定之间，系东西往来之要冲。侯氏先世为大梁祥符人，宋高宗南渡

时随迁临安，明朝初年徙居此地。从 16 世纪后期到 17 世纪 30 年代，侯氏家族几乎一直是嘉定县

龙江里独一无二的卓越家族。清人沈葵于咸丰六年( 1856) 修成的《紫隄村志》记录了该镇有明一

代生员( 村志中称“庠生”) 共 69 人，分别出自八个姓氏，其中侯姓 34 人，沈姓 14 人，秦姓 10 人，徐

姓 5 人，诸姓 2 人，童姓 2 人，朱、陆姓各 1 人。仅侯氏一姓就占到总人数的 49%，而且沈姓的成功

主要集中在明代中期以前。科举上的杰出表现，是侯氏成功的关键性因素，而这一成就的背后又与

其对关羽的崇奉密不可分。诸翟本属明代关羽信仰较为薄弱的地方，嘉靖末年里人侯廷用才在小

泾西岸建起该村第一座关庙。诸翟关庙的兴建及维护的过程，生动地反映了关羽信仰在当地成长

的艰难历程。诸翟侯氏对关羽的尊崇至少从侯廷用时就已经开始了。侯廷用，字汝舟，“力田妤善，自号白村

道人”。⑤ 本姓杨氏，“以祖道升与守常侯翁为中表兄弟，守常无子，年齿倍长于道升，因抚立为嗣，自

后遂舍杨承侯姓，”⑥再三传至廷用，“代服农亩，有隐德，姓氏弗著”。在侯廷用长子尧封之前，龙江

里“无抱椠应有司试者”。因侯尧封自幼聪慧异常，祖父侯论特地叮嘱廷用专心教导，“我祖先勤苦

积德有年矣，此儿必贵，我与若虽负郭无半顷，盍勤穮蓘以教之”。于是侯尧封日夜读书于母亲织机

·38·

庇佑“敌国”: 明代江南地区关羽信仰的传播

①

②③

④

⑤⑥

董份:《汉寿亭侯关公庙碑》，董斯张等编《吴兴艺文补》卷 35，《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 1678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3 年影

印本，第 80 页。汪道昆:《太函集》卷 65《碑七首·泾县新建义勇武安王庙碑》，黄山书社 2004 年标点本，第 1350—1352 页。汪维真:《事有定数: 明人对科举功名的认识》，《史学集刊》2006 年第 2 期; 何忠礼: 《略论宋代的科举迷信及其对士人的

影响》，《浙江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9 年第 1 期。蔡献臣:《清白堂稿》卷13《纪·关圣帝君纪》，《四库未收书辑刊》第6 辑第22 册，北京出版社2000 年影印本，第397—399

页; 万历《常熟县私志》卷 6《叙神·庙·关王庙》; 崇祯《嘉兴县志》卷 17《丛谈志二·杂记》，第 71 页; 嘉庆《长兴县志》卷 10《坛

庙》，第 3—4 页; 光绪《桐乡县志》卷 22《撰述志二·文录中》，第 41—42 页。关于文昌信仰与科举之间的关系，可参见森田宪司:

《文昌帝君的成立: 从地方神到科举神》，《元代知识人と地域社会》，汲古书院 2004 年版，第 264—298 页; 常建华: 《清代的文昌诞

节 ———兼论明代文昌信仰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清史研究室编《清史论丛》( 2000 年号)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01 年版。同治《上海县志》卷 19《人物二·侯尧封》，第 19—20 页。汪永安辑撰《紫隄小志》卷 2《寓居·侯廷用》，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6 年标点本，第 39 页。

旁，终得补邑诸生，食饩学宫。此后在为人作馆的补贴下，家境才稍有好转。不过从其为诸生算起，

到嘉靖三十四年( 1555) 得中举人，已经整整 20 年了。① 侯尧封参加乡试之前，侯廷用诚祷于关羽神

像前，“吾儿幸歌鹿鸣，必建侯祠，奉香火焉”。是岁，侯尧封果然成为举人，其父“惊以为神之肸飨，

实式凭是。遂卜地于所居之左偏，鸠工庇材，创侯祠，塑像居中，左右侍者毕备。既落成，赠公具牲

醴，率子弟拜祠下”。②

侯尧封“五上公车不第，为孝廉又二十年，家徒四壁”。嘉靖四十四年( 1565 ) ，侯廷用离世，尧

封号踊有加，“比服除，贫不能上公车，亟称贷以行，是年遂成进士，盖隆庆辛未岁( 1571) 也”。③万历

十六年( 1588) 八月，侯尧封以福建布政司右参政一职分守建南道，④随后在福建参政任内乞休。⑤ 由

于长期宦游在外，无法专注于关庙的修缮事宜。他仅在湖广任内，对关羽塑像加以重饰，使之“端严

华灿，远近莫比”。⑥

此后，侯氏家族的全面崛起益发不可阻挡，子孙“蝉联奕叶，有爵于朝，有诰于家，翩翩逢掖，亦

饩于庠，升于雍矣”。⑦ 万历二十二年( 1594) ，作为侯氏长房的尧封孙震旸，由嘉定廪生中式万历甲

午科举人。震旸三子峒曾、岷曾、岐曾，皆以垂髫之龄，一日得补诸生。在侯氏族人看来，侯氏子孙

在科举上取得如此成功，与关羽早先示梦廷用是分不开的，“尔克俎豆我，我当令尔子孙世有令闻”。至是，廷用之梦一一应验。侯氏对关羽的崇奉“自后黍稷弥殷，岁常以时致祭”。而关羽在本地的影

响也不断扩大，“始而神一家，继且神一乡矣”。⑧

姑且不谈侯氏是否有“神道设教”之意，其实侯氏对关庙修建如此用心的关键还在于“外托祸

福”的层面，至于“内实崇忠义”，则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显得苍白无力。关羽崇奉能否带来科举上的

成功，才是进入仕途、家族崛起的关键性因素。侯氏家族对关羽的尊奉，已经给侯孔诏一支带来了

无上的荣耀，而且震旸三子也取得了骄人的成绩。这种示范性的效应，至少对侯氏其他支系来说，

应有很强的心理暗示。

·48·

《史林》4 /2014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

侯峒曾:《侯忠节公全集》卷 13《文九·曾祖考亚中大夫福建布政司右参政复吾府君行状》，民国 22 年铅印本，第 2—3 页。沈葵增修《紫隄村志》卷 4《庙院·关帝庙》，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6 年标点本，第 77—78 页。侯峒曾:《侯忠节公全集》卷 13《文九·曾祖考亚中大夫福建布政司右参政复吾府君行状》，第 3 页。《明神宗实录》卷 202，万历十六年八月乙酉条，“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1962 年影印本，第 105 册，第 3780 页。万历《嘉定县志》卷 11《人物考上·侯尧封》，第 21—22 页。沈葵增修《紫隄村志》卷 4《庙院·关帝庙》，第 77—78 页。侯峒曾:《侯忠节公全集》卷 10《文六·续修家谱序》，第 3 页。沈葵增修《紫隄村志》卷 4《庙院·关帝庙》，第 77—78 页。

此外，自侯廷用通籍后，“始欲溯弘农之自出”，①开始将家族世系追溯至弘农杨氏，同时在所建

家祠上题联:“一代文明承上谷，百年清白自弘农”，②家族自我意识日渐突显。③ 侯氏是否因与出身

山西的关羽在地域上的亲缘，而表现出对关羽信仰更为坚定和稳固的支持，由于史无明文，暂时不

得而知。龙江关庙香火理应从此更为兴盛，但事实上自侯尧封故去后，关庙陷于年久失修的状态。万历

三十五年( 1607) ，侯尧封第五子孔鹤、六子孔龄见到圮坏的关庙，“慨然咨嗟，以为此非吾赠公( 侯

廷用) 所经营而谋永者耶! 各捐赀新之”，方才使“庙不加崇，而垩壁丹垣，焕然夺目”。然而这一切

在曾官至湖广学政的同乡王圻看来，似乎别有深意。王圻认为，侯廷用、侯尧封、侯孔鹤、侯孔龄对

关庙的兴修不仅仅是追求“灵应”，更重要的是关羽的忠义精神“足激发千古人心耳”。对于侯廷用

这类“知道之君子”，则是“外托祸福，内实崇忠义”。即使有关羽托梦一说，但王圻认为这是侯廷用

“神道设教之意，赠公有不可喻诸人者”。④

这既是为了本房的福祉，也是为了家族的荣耀。侯孔鹤，字白仙，号五弗，弱冠丧父，干脆放弃

举业，隐居龙江，不入城市。“尝梦白衣翁跨鹤下曰:‘此汝身过去。’因以为名，学神仙术。”工诗，尤

擅长于画。在时人看来，自侯尧封进入仕途后，侯家更是“簪缨继起，为门第之望。虽黄口小儿，一

经顾盼，光彩四出，先生何难分润，而竟食贫以老”，未免有所可惜。⑤ 侯孔龄，字延之，号六好，又号

思庵。喜诗古文词，不乐时艺。人或责以进取，则曰:“先大参书香赖有诸昆绍述，吾质既庸碌，且又

羸瘠，固不愿强所不能也。”既冠婚并行后，定居于梅雪村明霞小阁中，闭门却扫，常怀出世之思，不

交宾客，即亲族之家，亦足迹罕至。平时读书，暇则畅游以自适。⑥ 在两人看似平淡的外表下，实则

暗藏着维护本族荣誉的渴望。三年后的万历三十八年( 1610) ，侯震旸考中进士，侯氏家族对关庙维修和关羽崇奉的努力总算

没有白费，龙江关庙的祀事在侯氏家族心目中的地位无疑会更趋强化。作为侯家长房的震旸，并没

有像其祖父尧封一样将家留在龙江里，而是于万历末年定居于五十里之外的嘉定县城。⑦ 侯氏后代

除侯孔鹤一人独留龙江外，其他房支也悉数移居嘉定。⑧

龙江关庙是否能如以往维持祀事于不辍，不能不令人生疑。崇祯六年( 1633) 癸酉科乡试即将

举行，侯孔龄次子兑旸也是此科的应试者之一。侯孔龄在试前特备祭品，诚祈于龙江关羽神像之

前:

年 月 日，疁士某敢昭告于关帝君之神曰: 恭唯帝君，精忠贯日，英爽弥天，一介草茅，

何容赘述? 第念龄父某曾叨爵位于先朝，素切钦承于帝座，至今龙江之上，庙祀相延，龄之父子

亦勤瞻礼。今值癸酉秋闱，龄次男某获与观场，倘蒙神祐，使其进试之日，心神开朗，笔墨生花，

其荷神之明贶，宁有既极耶? 特薄祭。惟神鉴之! ⑨

此次祭祀应是侯孔龄从城中返回时举行的，侯孔龄的心迹在祭文中表露无遗。早年侯氏族属

衰替之时，尧封进士及第，使侯氏家族一举成名，“人谓江村人文，廷用实开其先云”。瑏瑠 在指出父亲

和自己对关羽的敬祀后，侯孔龄即希望次子侯兑旸参加乡试时能得到关羽的襄助，使其在考场上

·58·

庇佑“敌国”: 明代江南地区关羽信仰的传播

①②③④⑤⑥⑦

⑧⑨瑏瑠

侯峒曾:《侯忠节公全集》卷 13《文九·曾祖考亚中大夫福建布政司右参政复吾府君行状》，第 3 页。汪永安辑撰《紫隄小志》卷 2《人物·侯尧封》，第 41 页。汪永安辑录《紫隄村小志》卷之中《文集·侯孔龄: 复姓议》，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6 年标点本，第 112—113 页。沈葵增修《紫隄村志》卷 4《庙院·关帝庙》，第 77—78 页。沈葵增修《紫隄村志》卷 5《人物·侯孔鹤》，第 132—133 页。汪永安辑撰《紫隄小志》卷 2《人物·侯孔龄》，第 48—49 页。康熙《嘉定县志》卷 13《古迹·侯氏东园》，第 4 页; 光绪《嘉定县志》卷 20《人物志五·隐逸·侯艮旸》，第 14 页; 光绪《嘉

定县志》卷 30《第宅园亭·侯氏东园》，第 17 页; 汪永安辑录《紫隄村小志》卷上《旧迹·侯参政宅》，第 23 页。汪永安辑撰《紫隄小志》卷 2《人物·侯孔龄》，第 48—49 页; 侯峒曾:《侯忠节公全集》卷 10《文六·续修家谱序》，第 2 页。汪永安辑录《紫隄村小志》卷上《神庙·关帝庙》，第 10 页。汪永安辑撰《紫隄小志》卷 2《人物·侯廷用》，第 39 页。

“心神开朗，笔墨生花”。其实，龙江里也是嘉靖倭乱受害较为严重的地方，①但关庙兴修的主要原因倒不在于感激关羽

的忠义仁勇，而是关注于关羽能在科举考试上所带来的成功。在侯氏对关庙的倾力维护中，关庙在

当地可谓是声望日隆，每逢元宵佳节，龙江里神庙大都会供佛签，装果蔬，而侯氏关庙蔬果会高及梁

甍，“百数十年来，为近村第一”。② 尽管如此，这种依靠家族力量兴修而又具有外来性质的信仰，欲

赢得普通民众的支持，还有很长的路要走。③ 随着嘉定侯氏逐渐城居化，再加上明清鼎革对侯氏家

族的重创，关羽庙宇的维修逐渐趋于无法维持。

四 结 语

在关羽信仰氛围相对薄弱的江南地区，关庙的兴修和普及则显得异常艰难。元末明初的战乱，

使卫所军人成为明代第一波关庙兴修的主要支持者。以嘉靖倭变为契机，关庙的兴修得到了进一

步的扩大，只不过此次关庙的兴修主体已经变得更加多元。在有关关羽能否庇佑吴地这一曾经“敌

国”的争论中，更多的知识阶层也加入进来，使得关庙在府州县治建立起来，开始进入到本地的秩祀

系统，并逐渐深入到市镇这一层面。关羽本为一介武夫，但好《春秋左氏传》，讽诵略皆上口，因而具有不同于一般武将的儒士之

风。④ 嘉靖倭乱以后，关羽御灾捍患之外的形象———司棘闱之命的功能———与江南地区科举文化气

息浓厚的这一特色结合起来，为关羽信仰在江南传播的适应性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在文人士大夫

的心目中，关羽除了身为忠义之化身外，更重要的具有庇佑家族绵延昌祚的功能。在明代阶层流动

和社会变动较为剧烈的江南地区，⑤家族的存亡绝续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科举上的成功与否，而十

·68·

《史林》4 /2014

①②③④⑤

汪永安辑录《紫隄村小志》卷之后《江村杂言》，第 145 页。汪永安辑录《紫隄村小志》卷上《风俗》，第 30 页。汪永安辑录《紫隄村小志》卷之后《江村杂言》，第 154 页。《三国志》卷 36《关张马黄赵传第六》，中华书局 1982 年标点本，第 942 页。Evelyn S. Ｒawski，“Economic and Social Foundations of Late Imperial Culture，”in David G. Johnson，Andrew J. Nathan，and Ev-

elyn S. Ｒawski，eds. ，Popular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1985，pp. 7—10.

六世纪恰好是中国历史上由科举所带来的社会流动性最高的时期，①一些长期居于江南市镇中的家

族势力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开始在科举上崭露头角。无论对王店镇的李氏，还是对诸翟侯氏来说，正

是科举上的成功，才使得该家族在当地能够迅速崛起并绵延不绝，而关羽司“文衡”这一武曲星形象

的出现，与江南社会的这一特殊需要和形塑便显得愈加密不可分。关羽信仰从庇佑一家、一族、一邑开始，如同孤岛一般持续嵌入到江南广阔的地域和社会信仰

空间中，形成一种超越阶层、跨越地域、凝聚起更多的人群的共同信仰，从而将这一昔日的“敌国”最

终纳入到其庇护体系之中。关羽庙宇的建修也渐渐走出早期的自发和无序的状态，为清代中央政

府介入到关羽信仰的标准化塑造创造了必要的条件，江南地区的文化至少在信仰层面已经和帝国

的需求变得越来越趋于一致。

( 责任编辑: 叶 舟)

·78·

庇佑“敌国”: 明代江南地区关羽信仰的传播

① Ping － Ti Ho，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 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1368—1911，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Press，1964，pp. 261—262.

one part of the nation’s Europe and Asia strategies，and the main purpose was to exercise sovereignty inWestern Ｒegions．

Imperial Yue Ling and Local Shi Ling in Dunhuang Ｒegions in Han and Tang DynastiesYU Xin，ZHOU Jin － tai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the literature about shilling ( season) in Dunhuang can be roughly divided intotwo kinds: one is Yueling issued by the central dynasty and the other is local Shiling generated accordingto the regional features of Dunhuang． The season knowledge shows difference in different regional scales．The nation’s political symbolic meaning and folk practical meaning of season met in Dunhuang literatureand formed two main aspects of season knowledge in Han and Tang dynasties．

On a Monk － folk Dispute in Hetuvidyā ( Yinmin Studies) History SHEN Hai － boWhen Hetuvidyā was first introduced into China，people had a lot of problems in understanding and recog-nizing it． In 655，the 6th year of Emperor Gaozong of Tang dy＇nasty，a monk － folk dispute occurred whenmedicine official Lv Cai wrote a three volume book to question the Yin Ming Ｒu Zheng Li Lun Annotatedby disciples of Xuanzang． This paper studies in details about this dispute and puts forth some new ideasdifferent from traditional views in this field in the academic world．

Patronizing the "Enemy Country": the Promotion and Proliferation of the Guan Yu Worship atthe Jiangnan Area in the Ming Dynasty BAO Shi － qingFrom the Ming Dynasty，Guan Yu Worship gradually was out of its previously spontaneous and disorderlystage． Guan Yu Worship and Guan Yu temples penetrated like islands into vast Jiangnan area，and even-tually incorporated the " Enemy Country" into its asylum system，thus facilitated the standardization of theGuan Yu Worship by the Qing central government．

Probing into the False Declaration Case about Purchasing Grain in Urumchi during the Ｒeign ofQianlong Emperor FANG Hua － lingIn the forty － seventh year of Qianlong ( 1782) ，the false declaration of grain purchase in counties like Di-hua，Urumchi was uncovered． The Qing government promptly prosecuted over 20 officials embezzlingmoney of the national treasury． These officials，including high － ranking ones，were sentenced to death orremoved from the office and confiscated property，even their sons and grandsons were severely punished．

Ｒe － discussing the Assimilation of Immigrants into Pingxiang in Middle Qing DynastyLING Yan

Since the middle of Qing dynasty，a large number of immigrants got Hukou ( registered residence ) ofPingxiang，Jiangxi Province． But this kind of assimilation is different from that in early Qing dynasty． It isunder the supervision of such organizations as Tuhui，Jiahui and Yici，and needed to sign contacts onboth the Jia and Tu levels．

On Gramophone Ｒecord and Social Change in Modern China GE TaoGramophones and records as new carriers recording voices were soon understood and accepted by Chineseafter they were introduced in China． They had exerted wide and sophisticated influence on social urbanlife． In the meantime，with various political powers stressing publicizing functions of records，the world ofgramophone records was also the world of politics． As historical records，gramophone records not onlymirrored the popular culture of modern cities but also many aspects of social changes in modern China．

·981·

Abstrac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