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社会学学会 2016 年学术年会

新发展理念下的中国农村研究

论文集

论坛主办单位：安 徽 省 社 会 学 学 会 承 办 单 位：安徽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

2016 年 12 月·芜湖

“新发展理念下的中国新农村研究”论坛论文集目录

专题一：中国中等收入群体研究 11．怎样理解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黄家海 32．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优化社会结构 吴 丹3．中等收入群体的界定及划分标准探析 丁阿丽4．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发育要素研究 陈丽雯

专题二：美丽宜居乡村建设研究与村落乡土文化研究5．农村环境治理结构的变迁与城乡生态共同体的构建 范和生、唐惠敏6．乡土文化与农民闲暇生活 方 青、郑 航7．城乡生态协同治理困境与实践路径构建 黄薇薇8．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区非遗保护现状及对策研究 敏 娟9．城镇化背景下徽州传统聚落适应性改造研究 夏淑娟10．论流域上下游村庄生态补偿机制的构建——基于云南M县的田野调查 耿言虎11．关于皖南古村落旅游资源保护与开发的研究及分析 余皖生、操晓峰

专题三：新型城镇化研究与流动群体研究12．农村隔代家庭养老功能探析——基于留守儿童去问题化的视角 吴翠萍13．让爱为留守儿童撑起一片蓝天——霍山文峰学校关爱留守儿童纪实 刘 彬14．安徽省新型城镇化质量评价研究 丁仁船、张 恒15．新常态下，安徽农民工融入城市的问题研究 胡文静、侯 勇16．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瓶颈及化解路径生成——基于新型城镇化思维导向 程 倩

17．农民工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研究 马宏宇18．新农村建设视域下留守妇女心理研究及防御机制建构 张 悦19．同辈群体效应——论留守儿童、流动儿童与一般儿童的学习成绩及其影响因素20．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非制度性障碍及路径探索 吴 越21．农村留守女童弱势地位研究述评 吴 琪22．安徽新型城镇化下农民工留城意愿研究——基于就业质量的分析视角

吴翠萍、陈丽雯23．中国农民工子女的成长研究——《不一样的童年——中国农民工子女调查报告》

述评 陈丽雯24．农民工的人际交往与城市融入研究 耿诗淼25．中国留守儿童现状分析 陈永邺

专题四：农村的脱贫攻坚建设与农业现代化研究26．家庭农场的发展需求与外部支持研究——基于对安徽省 127家庭农场的调查 梅晶哲、李 明27．安徽省新型城镇化质量评价研究 丁仁船、张 恒28．欠发达地区“三社联动”的模式选择与策略研究 夏红莉29．农村贫困治理与精准扶贫的政策改进 范和生、唐惠敏30．精准脱贫视阈下的社会组织参与 杨 程

专题五：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研究31．当代农村社区社会结构的实证研究——基于安徽省凤台县钱庙社区的调查 方金友32．皖北地区农民宅基地退出的影响因素与实现路径 刘华景33．农地非农开发的社会稳定风险与治理 唐惠敏34．供给侧改革视域下现代农业产业化联合体研究 陈定洋

专题六：农村公共服务建设研究35．村医职业认同感调查研究——基于对 102位村医的调查 陈爱如36．中年人养老方式的选择意愿研究——以芜湖市 135位中年人为例 张倩倩37．一叶之秋：从一个村的家庭纠纷对养老观念的影响看中国农村的养老问题 甘婷婷38．探索农村养老机构发展的经验研究 冯长凯39．合肥市医养结合养老模式的问题与对策 陈俊峰、王 硕40．蚌埠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需求调研报告 尹 红41．资源型城市老年人长期照护服务主体与服务组合研究

——基于社区老年呼叫中心的视角 胡善平42．一叶之秋：从一个村的家庭纠纷对养老观念的影响看中国农村的养老问题 甘婷婷

43．失独老人的自我隔离及其因应——基于萨提亚家庭治疗的视角 胡善平44．分而治之：农村生活污染治理的新方向

——基于安徽若干村庄的实地研究 吴金芳45．生产性老龄化视野下老年人再就业问题的探讨 吴 皓

专题七：乡村社会治理与农村基层组织发展研究46．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存在问题及对策分析——以中部 X县为例 纪勤炜47．论乡村治理中社会资本的嵌入与发展 杨 程48．地级市行政区划调整后红色资源整合与开发研究——以淮南市为例 台 红49．自媒体时代党的农村宣传工作对策研究 许振波、李定轩、毕 耕50．发展社区枢纽型社会组织是完善基层治理的有效举措——以安徽省为例 吴 越51．农村社会组织参与基层民主治理路径创新 王友叶52．农村基层社会治理中社会组织的重构 李 勤53．全面从严治党背景下提高农村基层党组织生活质量的几点思考 沈启旺、胡 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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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一：中国中等收入群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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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理解扩大中等收入群体黄家海

习近平同志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三次会议上指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关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是转方式调结构的必然要求，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国家长治久安的必然要求。”

一、中等收入群体的界定问题中等收入群体是一个地域在一定时期内收入水平处于中等区间范围内的所有人员的集

体。测定中等收入水平是以一定区域内（如一个国家、一个省市）、一定时期内（如一年）为约束因素的，界定收入者是不是中等收入者，必须看在测定中等收入水平的同一时空范围内，其收入水平是否处在中等收入水平区间之内。一旦离开了这一约束因素，把一个中国公民的收入水平与美国的中等收入水平进行比较，或者将一个公民今年的收入水平与十年后的中国中等收入水平进行比较，来界定其是不是中等收入者，则明显违背了界定的可比性和可行合理性原则。

随着人们生产经营技能和资本累积的变化，有些人的创收能力提升较快，另一些人的创收能力提升较慢，随之而来的是有些人的收入水平将会从低等水平上升到中等水平而成为中等收入者，有一些人的收入水平将会从中等水平上升到高等水平而成为高等收入者，与此同时，也必将会有一些人的收入水平从中等水平下降到低等水平而成为低等收入者，有一些人的收入水平从高等水平下降到中等水平而成为中等收入者，这是经济社会竞争发展的必然规律。

二、中等收入群体的功能问题中等收入群体在不同社会阶层或利益群体冲突中具有明显的缓冲功能。随着工业化的

发展, 也会出现社会分化加剧、贫富差异日益加大的现象。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多种多样, 但无论在主观上还是在客观上都势必会严重伤害到普通民众的社会情感, 造成社会上层权势集团和社会下层弱势群体之间的矛盾、对立与冲突。在这种矛盾、对立与冲突中, 中等收入群体因为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还是在文化上皆处于社会的中间状态, 自然具有两极分化及矛盾冲突的缓解功能。

中等收入群体具有一定的消费能力, 并且形成了健康而超前的消费行为方式, 他们对经济健康而稳定的发展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形成相对理性和超前意识的现代消费观念, 其中包括具有较强的投资理财意识。消费注重个性化和文化品味，重视教育、旅游和文化方面的消费支出，更能理解大众消费对国民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

中等收入群体的成功或个人社会地位的获得, 既不靠门第、裙带等先赋性因素, 也不靠投机取巧、贪赃枉法等手段, 而是靠个人的勤奋努力、刻苦好学和良好的教育, 以及独到的眼光和捕捉市场机会的能力等自致性因素, 因此他们在更为广大的人口中具有示范作用。中等收入群体的成功或个人社会地位的改变之所以能够对普通人起到示范作用, 不仅因为他们获得成功的手段合理, 不会引发人们的不平等感和“相对剥夺感” , 而且还因为这种成功是显而易见的。

另外，中等收入群体有着健康向上的价值观、生活态度和行为方式, 对其他群体的日常工作和生活也同样具有示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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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问题人口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促进中等收入群体快速形成。随着新型城镇化的推进，中国以

农民工市民化为重点的相关改革取得突破，新增城镇人口将达 3-4亿，成为新增中等收入群体的新生力量。同时改革征地制度，保障农民征地谈判的主体地位，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为一部分农民成为中等收入者创造条件。城镇化必然拉动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带来中等收入群体的快速增长、尤其是白领阶层的快速增加。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是白领阶层和中等收入群体的重要来源，就要求我国加快教育结构调整，提高有效的人力资本积累，突出人力资本在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中的重要作用。

尽快扭转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为广大中低收入者向上流动创造更多的机会和条件。提高城乡居民实际收入水平，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要向城乡居民倾斜、向劳动者报酬倾斜这就要求“确保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同步并略快于GDP增长；加快建立工资谈判协商机制，确保劳动者报酬与劳动生产率增长同步，使劳动报酬占GDP比重从目前大约 40%提高到50%左右”。推进结构性减税，打破制度性约束，有利于增强经济活力，有利于减轻中低收入者负担。以公益性为目标推进国有资本战略性调整，把部分国有资本从竞争性领域退出，投入到公共产品领域；提高国有资本的收租分红比例，调节垄断行业过高收入，缩小行业间的收入差距。

良好的收入分配秩序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基本保障，也是中等收入者认同感逐步增强的重要条件。要求以公开、透明为重点，加快建立收入分配的基础制度；理顺利益关系，形成公正有序的分配秩序。推进政府预算公开，建设低成本的廉洁政府。以官员财产公开为重点，建立公职人员的收入、财产动态监察制度，形成覆盖全民的财产申报纳税制度。

（作者：中国社会学学会常务理事、安徽省社会学学会名誉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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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优化社会结构吴丹1

近年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这一观点从社会学研究的学术话语，逐步转变为官方话语，并在全社会范围内广泛传播。党的十六大文件明确提出了“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的发展目标。这一提法实现了国家话语与学术话语的历史链接。2013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要“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努力缩小城乡、区域、行业收入分配差距，逐步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 ” 2016 年5月 16日，习近平同志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三次会议，会上强调，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关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是转方式调结构的必然要求，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国家长治久安的必然要求。

20世纪 40 年代中期，西方发达国家先后出现了新的社会阶层，即中产阶级。20世纪70 年代，西方发达国家先后进入“橄榄型”社会，即“中产阶级”或“中间阶层”在社会阶层结构中占主体。1975 年日本的“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全国调查”显示，中产阶层已占劳动人口的 34%。1970 年的美国，城市中间阶层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为 18. 2%2。1951 年，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赖特·米尔斯的《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一书问世，在书中作者第一次提出作为“中产阶级”的白领阶级的概念，并详细分析和研究了美国的中产阶级的状况，把“中产阶级”这一概念作为一种规范的学术话语推向全球。

一、起点：中国中等收入者研究在中国，社会结构变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在传统的产业工人和农民两个阶级和知

识分子阶层之外，社会中也出现了国家社会管理阶层、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专业技术人员、个体工商户等一些新的社会阶层（社会学家陆学艺先生提出“当代中国社会十大阶层分析”，以职业分化和三种资源占有状况为划分标准勾画新的社会阶层结构，把中国社会分成了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等十大阶层），这些阶层中达到中等收入标准的群体被学术界称为“中等收入者”，也有的称为“中产阶层”、“中产者”以及“中间阶层”等。正如陆学艺先生在其《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中指出：“一个类似西方现代化社会中的中间阶层已现雏形，但边界尚不很清晰。”

2003 年，王开玉研究员承担了国家社科基金立项的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研究，这是社科基金立项的第一个关于中国中等收入者研究的课题。研究报告完成后，王开玉主编的《中国中等收入者研究》在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本书对中等收入者的标准进行了界定，并指出中等收入者是中产阶层的初级形态。农民工成为农村中等收入者的主体。中国社会已经出现了中等收入者群体，但是这一群体是否可以构成一个稳定的社会阶层，特别是阶层的主观认同和阶层的群体特征一致性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国外的相关研究用“middle class”这一概念来指称社会的中间阶层或中产阶层。党的十六大提出了“中等收入者”的概念，给予了我国出现的新的社会阶层的国家话语的合法性，同时也突出了中等收入者与中产阶层概念的差异性。这是基于中国社会结构特征的新的提法和创造，体现了这一社会阶层的1 吴丹，中国社科院社科文献出版社皮书研究院执行院长。2 倪力亚，1989，《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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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本土化意义。 中国本土的中等收入者与国际社会的中产阶层的群体特征是存在一定的差异性的。从

这一群体的消费特征、社会态度、主观认同等方面来分析，中等收入者相对于中产阶层呈现出不成熟性。

二、现代社会结构的主体：中等收入者与中产阶层的差异对于中等收入者和中产阶层差异的强调主要在于规范我们对中等收入概念的使用和对

调查对象的选择上，同时也有助于分析中等收入者是中产阶级的初级形态的观点。中等收入者是中产阶层的初级形态的表述即表明了两者的区别，更主要地体现为两者的联系。从个人发展的角度来看，中等收入者不一定成长为中产者，中产者只是中等收入者一个可能的发展目标。但是从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的角度以及中等收入者的整体发展来看，中等收入者必定会成长为中产阶层。中等收入者是中产阶层的初级形态，而中产阶层是中等收入者的理想形态和成熟形态。从中产阶层的角度来看，个体成为中产阶层可能不必经过中等收入的阶段。但是对于一个国家来说，要产生一个一定规模的稳定的中产阶层必定要经历一个扩大中等收入者的过程。中产阶层的产生不仅是收入和财产的量的积累过程，更是各种阶层特质和社会属性由差异向统一，由异质向同质，由变动向稳定的发展过程。中等收入者同中产阶层一样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概念，更是一个社会学概念，是一个由具有许多社会特质的阶层概念，而这些特质包括经济元素。这一点是实现两者转变的阶层基础。中等收入者所具有的特点逐渐积淀和成熟为阶层属性的过程就是中等收入者成长为中产阶层的概念。中产阶层是一个相对中等收入者更为稳定的群体，因此对于构建现代社会结构，建立

现代和谐社会而言，逐步扩大中等收入者的同时，促进中等收入者向中产阶层迈进也是十分重要的。中等收入者向中产阶层的转变过程既是一个个体努力的过程，也是国家政策积极引导的结果。如何引导这种不稳定的初级形态向稳定的成熟形态的转变是我们在社会阶层结构研究领域所面临的一个新的课题，也是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的有价值的研究课题。

目前对中等收入者与中产阶层两个概念的关系问题学术界的专家和学者们并没有达到统一的认识。二者是既有区别又有很大联系的两个群体概念。首先中等收入者与中产阶层有两个有差异的概念。主要体现在相互联系的三个方面：一是两者的界定的中轴标准不同，中等收入者群体的界定的中轴标准是收入水平，而中产阶层中轴标准则是家庭财产。二是两个概念的外延在中国目前也是有所不同的。从中国的目前情况来看，中产阶级基本上是中等收入者，而中等收入者则有一部分不属于中产阶级。三是中产阶层群体特质相对于中等收入者表现为稳定性。其次，中等收入者是中产阶层的初级形态。从个人发展的角度来看中等收入者不一定成长为中产者，中产者只是中等收入者一个可能的发展目标。中等收入者是中产阶层的初级形态，而中产阶层是中等收入者的理想形态和成熟形态。但是对于一个国家来说，要产生一个一定规模的稳定的中产阶层必定要经历一个扩大中等收入者群体的过程。

三、农民工是农村中等收入者的主体21世纪初，王开玉与他的研究伙伴做出了一个重要结论：农民工的收入在农村处于中

等水平，构成农村中等收入者的主体。王开玉说：“最初我们以为会是农村中的养殖大户、经营能手之类，但调查下来，发现这群人的比例偏少，还是农民工对农村发展的贡献大，要知道安徽省就有四分之一的农村人口是农民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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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 20多年的分化，原来均质的农村社会成员，已经出现了角色和身份的多元化，地位和需求的差别化，从而形成了异常复杂、特殊的农村社会阶层结构，社会经济变迁已导致了一种新的社会阶层结构的出现。从农村社会成员分化的基本原因出发，按阶层结构多维分析的原则，现阶段的中国农村社会成员大致可以分类八大阶层，即农业劳动者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公务员阶层、行业工人阶层、乡镇企业职工阶层以及外出务工的农民工阶层。根据我们的调查，现阶段农村中等收入者主要由农民工、私营企业主、个体工商户等群体组成，但是农民工群体是农村中等收入者的主体。农村的私营企业主和个体工商户虽然拥有一定的生产资料，也具备上升为富裕阶层的条件，但是一方面他们获得生产资料的经营权和扩大再生产的能力比较弱，他们这一群体迅速扩大的可能性受到一定的限制；另一方面，他们在农村还毕竟是少数群体，在中等收入者中所占比例很小。农民工作为目前我国农村中等收入者的主要组成部分，他们并不是依赖农业生产致富

的群体。相反，正是因为他们走出了农村，从繁重的农业生产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流向了城镇，从农业转移到非农业才真正实现了他们脱贫致富的目的。农民工群体活跃在城市生活的各个角落，他们把自己的智力和才力不断地贡献到现代化城市的发展和建设中，他们中的大多数做着城市居民不愿做，但是城市建设又必需的工作，他们的工作是城市发展必要的一部分。他们的工作促进了城市的发展，改善了城市居民的生存环境，为整个城市发展注入强劲的活力。对于城市建设和发展而言，农民工的工作是不可或缺，没有大量的农民工，城市建设就不可能有这么快的步伐，城市发展和城市居民生活的日新月异与农民工的付出息息相关。但从我们在当涂的调查看来，这些农民工在城市属于边缘人，没有真正地、完全地融入到城市生活中去，他们的生活方式很少具备城市生活方式的特征，而心理层面的适应也比较低。他们职业的转变不能带来与城市社会的融合，农民工仍然被排斥在城市生活之外。他们对家乡有强烈的认同感，在北京、上海有许多安徽村、浙江村就是这么形成的。因此无论从他们的收入还是生活质量等综合指标看来，农民工在城市都不构成中等收入者。但是，他们回到农村，他们较高的收入、较前卫的消费理念、先进的技术等等，无疑使他们构成了农村中等收入者的主体。由于现代农民工的年龄也趋向年轻化，年轻的农民成为打工的最活跃群体，也是农村

中等收入者的最主要组成部分，所以农村中等收入者也呈现年轻化的特点。特别是新生代的农民，他们受过较好的教育，比较年轻，对未来充满信心和勇气，他们不愿被繁重的农活所束缚，他们要走出父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方式。他们涌向城市，以拥有更多的见识、赚更多的钱和淘更多的金来作为自己有出息的标志。二十年前，农民对土地很眷恋（乡土情结），但是由于城乡二元结构及很多政策的影响，一段时间造成哪里庄稼长得好，哪里最穷。所以外出打工经商主要还是因为务农很辛苦，务农没出息，外出打工成为年轻人有出息的标志，很多年轻人习惯于外出打工。

经济结构的变迁带动乡村结构的变迁，这些农民工作为农村的经济精英，逐渐影响到了乡村的政治领域。村民更愿意接受会赚钱的书记和村长，这些书记和村长也都有外出打工或经营的经历。这种新的农村社会阶层的形成对乡村精英在经济和政治领域的循环起到了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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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收入群体的界定及划分标准探析丁阿丽1

摘要：中等收入群体不仅是一个经济学概念，更具有社会学的意义。中等收入群体是维护社会稳定的中坚力量，是释放消费红利的主力军，是提高国民素质的引领者，更是行业结构优化的推动者。要实现2020 年 6亿中等收入群体的目标，关系到如何划分中等收入群体的标准。本文以收入水平和收入能力为一级指标，人均居民可支配收入、人均总消费、人均积蓄、职业收入、职业年限为二级指标，从理论上对中等收入群体的划分标准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中等收入群体 收入水平 收入能力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的快速转型，将会导致社会结构的分化和重组。如何在发

展经济的同时，保证社会的稳定和进步，“橄榄型”的社会结构是保证，而处在中间的中等收入群体是基石。因此，如何界定中等收入者群体、探讨影响中等收入群体的因素和扩大中等收入者群体的途径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的重要目标。

一、中等收入者群体的界定1.中间阶层（中间阶级、中产阶层、中产阶级）、中国收入者、中等收入群体对于中等收入者群体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对于中间阶层的研究，由于学者的研究

侧重点不同，于是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具有代表性有：陆学艺先生认为职业是划分社会阶层的基础，并结合收入、教育程度、消费水平、阶层意识等来界定中产阶级，“所谓中产阶级 , 是指以从事脑力劳动为主，靠工资和薪金谋生 , 具有谋取一份较高收入 , 较好工作环境及条件的职业能力及相应的家庭消费能力 , 有一定的闲暇生活质量，对其劳动、工作对象拥有一定的支配权; 具有公民、公德意识及相应修养的社会地位分层群体2。李强则是从财产、收入的角度来定义，“中产阶级是指生活水平、财产地位处于中等层次的社会群体”3。范成杰 、彭远春从消费方式的角度，阐释了其作为划分中产阶级标准的可能性与可行性，认为“对中产阶级而言 , 消费的重要性在于它是建构认同的基础 ，同时又是使其区别于其他群体的符号和标志”4。从西方社会学界的分层研究来看 , 流行的看法是将蓝领劳动者视为工人阶级 , 将白领人员视为中产阶级5。

中等收入者和中等收入群体则不仅从收入水平来划分，还考察收入能力。中等收入者是指一定时期收入保持在中等及生活较富裕、生活水平较稳定的居民群体6。中等收入群体是一个地域在一定时期内收入水平处于中等区间范围内的所有人员的集体7。从狭义上讲，中等收入群体的范围要比中等收入者广泛，它是若干个中等收入者的集合。

2.中等收入群体的特征1 丁阿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皮书研究院助理研究员。2 陆学艺 .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252 .3 李强.关于中产阶级与中间阶层〔J〕.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1(2) .4范成杰、彭远春.消费方式:中国中产阶级之界定标准[J]. 天府新论, 2005 ( 1 ).5范成杰、彭远春.消费方式:中国中产阶级之界定标准[J]. 天府新论, 2005 ( 1 ).6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扩大我国中等收入者的比重[J].经济研究参考.2005(5).7http://baike.baidu.com/link?url=slmfk9v5UeKmPASPwAf8R3pVyBj46bhFZiyiQVpMWnsTrdaloukwwLjMV9fSdX8ZEdA22VJY0Of3JYLdrsJSE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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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收入群体具有地域差异性。由于我国城乡二元分割体制的存在，以及农产品和工业品价格的差异，城镇居民和农民的收入差距较大，在城市的低收入者可能是农村的高收入者。在城市中，属于中等收入群体的一般是工薪阶层，而农民工则成为农村中等收入群体的主体。此外，由于经济基础和发展水平的不同，各省（市、区）之间以及内部也存在差异性。我国的中等收入群体较多的集中在东部地区，省内的中等收入群体较多的集中在省会城市和有产业基础的城市。

中等收入群体具有行业差异性。在我国的中等收入群体中，包含了各行各业的人群，具有明显的行业和职业差异性。既有航空、外贸、房地产、金融、保险、电信、电力等垄断行业的职工，又有个体私营业主和乡镇企业家，还有股份制企业、国有企业和国内专业机构工作人员以及“三资企业”的中国员工，如律师、会计师、厨师、医生、证券交易人员、部分大学教师等。由此可以看出，大部分的中等收入者都是从事服务业，这也是产业结构不断优化的结果。

中等收入群体具有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表现为中等收入群体中的个体是变动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中等收入者的划分标准会变动，中等收入群体的部分个体会流向高收入群体和低收入群体。随着收入的增加，低收入者也会进入中等收入群体，收入的减少则会使高收入群体成为中等收入群体。

中等收入群体具有稳定性。这种稳定性是指中等收入群体有稳定的收入来源和有持续的收入能力。这些收入不仅能满足其自身生存的需要，还可以满足其发展和自我实现的需要。

二、中等收入群体存在的现实意义自“十六大”报告首次提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以来，中等收入群体广泛受到关注，

“十八大”报告、“十三五”规划中更是对如何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做出了重要的战略部署。2016 年 5月 16日召开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三次会议上，习近平强调，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关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是转方式调结构的必然要求，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国家长治久安的必然要求。

1、中等收入群体是维护社会稳定的中坚力量从社会结构的角度来看，“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社会结构是最稳定社会结构。

作为改革开放的利益相关者，中等收入群体普遍对国家的政策较为认同和支持，不希望有大的变动，心态积极，因此将中等收入群体比例扩大到总人口的 60%左右，有利于社会的稳定。

2、中等收入群体是释放消费红利的主力军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中等收入群体的生活相对富裕，比较讲究生活质量和品质，有

自己的追求，除了对生活必需品有要求以外，还喜好替代品和部分奢侈品，这无疑会带动我国的一些消费需求，刺激经济的增长。

3、中等收入群体是提高国民素质的引领者从中等收入群体的职业划分来看，大部分是经过高等教育的培训，道德修养和文化素

质较高，遵纪守法、举止文明，他们的经济收入除了满足生理的需求以外，还用于提高自身的素质上面，如参加一些艺术培训等，因此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能够带动我国民众整体素质的提升。

4、中等收入群体是行业结构优化的推动者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推动传统行业的转型升级。人们需求的增加也促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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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行业的诞生。从目前来看，从事金融、互联网、物联网等行业的人数较多，收入较高。较高的经济收入推动越来越多的人群进入新型行业，不断优化着我国的行业结构。

三、中等收入群体的划分标准按照十八大报告的目标，城乡居民收入翻番目标，重在实现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翻番，

即由目前的大约 3亿人左右，到 2020 年形成 6亿中等收入群体。因此，如何划分中等收入群体至关重要。

就目前学者的研究和政府部门的调查成果来看，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划分标准。广东省统计局城调队的《广东省城镇居民中等收入群体的生活状况收入研究》中采用恩格尔系数的方法，认为恩格尔系数在 30%-39%的为中等收入群体；南京市统计局认为中等收入群体人均收入在 3000～10000元，恩格尔系数不超过 30%；国家统计局认为中等收入群体是家庭年平均收入在 6万～50万；四川省城调队则认为中等收入群体只需要满足家庭年平均收入在 5万～20万、家庭金融资产和财产在 20万～50万、家庭拥有私家车和家庭月收入在 1万元以上的其中一个及以上条件。1河北省城市调查队用人均可支配收入作为中等收入群体的标准，以满足城镇居民生活需求作为中等收入的下限。 22013 年初，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苏海南在《我国中等收入群体调查》中表示，对我国来说，近年来可考虑将中等收入标准界定在：（1）年收入 6万-12万元左右；（2）家庭有一定数量的储蓄和其他货币性资产；（3）家庭人均居住面积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4）家庭恩格尔系数为 30%至 34%左右；（5）家庭成员有旅游健身、观看中高档文艺演出等的愿望和经济能力；（6）有较高的技能或谋生能力以及较高的文化水平。32016 年 6月 15日，安徽省经济信息中心发布消费经济蓝页，认为中产阶层已经渐渐成为消费主力，按照国家统计局的说法，中产阶层定义为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在 7250至 62500 美元（约合 5万至 42万元人民币）之间，在安徽省城镇居民家庭中，已有 20%迈入中产阶层4。

本文以中等收入群体的定义为基础，从收入水平和收入能力两个二级指标（见表 1）对中等收入群体的划分标准做一些理论探讨。在所建立的指标体系中，建议收入的考核应该以平均值作为划分的下限，上限因城乡差异和地区差异需要分别划分标准进行考核。

表 1 中等收入群体的划分标准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可操作性指标

1 收入水平 人均居民可支配收入 人均居民可支配收入人均总消费 食品消费占总消费的比重

教育消费占总消费的比重住房消费占总消费的比重汽车消费占总消费的比重

1 顾纪瑞.界定中等收入群体的概念、方法和标准之比较[J].现代经济探讨，2005（10）。2 河北省城市经济社会调查队.小康社会建设阶段中等收入群体界定与发展研究[J].上海经济研究，2003（8）。3在中国，你得挣多少才能挤进中等收入群体，东方网。http://news.cnfol.com/diqucaijing/20160606/22854975_5.shtml4 省经济信息中心发布消费经济蓝页，我省 1/5城市家庭迈入中产，市场星报，2016 年 6月 15日 0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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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消费占总消费的比重医疗消费占总消费的比重

人均积蓄储蓄占积蓄的比重

购买的基金占积蓄的比重购买的保险占积蓄的比重购买的股票占积蓄的比重

2 收入能力 职业收入 所在行业比上一年相比的差额职业年限 在所在行业的工作年限

注：表中的人均总消费除食品消费占总消费的比重（恩格尔系数是考核国际社会收入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其余都是对居民收入有重大影响的指标。

参考文献：【1】王亚南主编.文化蓝皮书：中国文化消费需求景气评价报告（2015）.北京：社会科

学文献出版社，2015。【2】范成杰、彭远春.消费方式:中国中产阶级之界定标准[J]. 天府新论, 2005（1）。【3】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 .扩大我国中等收入者的比重[J].经济研究参

考.2005（5）。【4】顾纪瑞 .界定中等收入群体的概念、方法和标准之比较 [J].现代经 济探讨，

2005（10）。【5】河北省城市经济社会调查队.小康社会建设阶段中等收入群体界定与发展研究[J].上

海经济研究，2003（8）。【6】肖玉明.如何扩大中等收入比重——兼论中等收入者的标准 .湖北行政学院学报

[J]，2003（4）。【7】刁永祚.中等收入群体的基本分析[J].北京社会科学，20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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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发育要素研究陈丽雯1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安徽合肥）摘要：习总书记强调，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关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是转方式调结构的必然要求，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国家长治久安的必然要求。在研究第一个关于中国中等收入者研究的由王开玉研究员承担的课题“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研究”、我国第一本著作《中国中等收入者研究》和第一次全国“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构建和谐社会”学术研讨会的基础上，从中等收入群体的相关概念及内涵出发，研究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必要性，依托中国十大阶层分析我国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发育要素，从而实现社会结构向“橄榄型”转化。关键词：中等收入群体；发育要素；橄榄型社会结构

2016 年 5月 16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三次会议时强调要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工作。他认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关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是转方式调结构的必然要求，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国家长治久安的必然要求2。事实上，提出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并非是首次提出。党的十六大报告首次提出 , “以共同富裕为目标 , 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 , 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3。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 , 在今后五年内 , 要确保“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基本形成 , 中等收入者占多数, 绝对贫困现象基本消除”。由此可见，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是缩小贫富差距，进一步促进社会结构向“橄榄型”转型的重要条件。本文从中等收入群体的概念出发，依托习总书记提出的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六个必须”研究如何进一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发育，提出实践性方案，促进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扩大和质量提升，进而起到稳定社会结构，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

一、中国中等收入群体相关概念的内涵根据当前学术界针对中等收入群体的研究，多数学者认为中等收入群体是中产阶级是

指在一定社会条件下，按一定分层模式划分的、处于中间等级状态的社会群体。针对中等收入群体的标准而言，中国社科院“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对中等收入者的划分提出了五维标准：职业、收入、消费方式及生活方式、主观认同的标准。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苏海南认为中等收入群体这一概念涉及收入水平、生活质量、个人文化素质、社会公益活动参与程度等方面，而且有地域之别。总体而言，根据目前已有研究，职业身份和收入多少是衡量某一个体能否成为中等收入群体一部分的重要指标。中等收入群体的政治态度、生活方式、文化心态、审美方式、行为规范等已成为相对共识，中等收入者在这些方面具有相似性，这些标准也成为中等收入群体和其他群体的重要区分依据。但具体如何界定中国中等收入群体这一概念时，目前学界并未统一意见。

我们认为，中国中等收入群体这一概念应当是一个伴随着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和不同1 作者简介：陈丽雯（1996-），女，安徽合肥人，南京大学社会学院 2016 级硕士研究生，e-mail:714212817@qq.com。2 新华网：《习近平：要不断扩大中等收入群体》，2016 年 5月 17日，http://news.xinhuanet.com/finance/2016-05/17/c_128988752.htm。3 新华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02 年 11月 17日，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2-11/17/content_63223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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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以及经济发展的不同水平而不断变化的概念，也应当是一个根据不同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而随着变化的具体概念，所以应当针对不同区域不同阶段需要对中等收入群体采取不同的标准和依据进行划分。国家和政府需要确定中国中等收入群体的范围和标准，满足目前学术研究和社会发展的需要。粗略来看，中等收入群体的界定需要在一定程度上高于国民平均收入，以此才能够形成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范围区间，进而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形社会结构。

例如以安徽省为例，在《中国中等收入者研究》中以王开玉老师为组长的课题组做出安徽省第一个中等收入者的标准，他们认为安徽省农村中等收入者年人均纯收入下限 3000元，上限 8000元，城镇中等收入者下限为 10000元，上限为 25000元1。这就是根据当时安徽省情地情按照收入法计算出适当的中等收入群体的标准。而这一标准就目前而言，已不再适用于当前的中等收入群体标准。所以中国中等收入群体的概念标准亟需国家和政府的统一，形成统一量纲，才能进一步研究如何扩大中国中等收入群体。针对中产阶级、中等收入者和中等收入群体三种概念的不同取向，根据《中国中等收入

者研究》一书，认为中等收入者是中产阶层的初级形态和准备阶段，中产阶层是中等收入者的成熟形态和稳定形态，中等收入群体则是中等收入者的总和和外囊，中等收入者是中等收入群体的组成部分。著名社会学家陆学艺先生曾指出“中等收入者国外称‘中产阶级’”，这也就是说中产阶层、中等收入者和中等收入群体是同一人群的不同表述。从概念的不同取向而言，这三种概念虽大体相似，但仍旧存在一些细微差别，即中等收入者和中等收入群体是针对收入而言，而中产阶层则是针对财产而言。这一差别的发现能够在研究如何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措施时能够更具针对性。

2015 年 9月中美企业家投资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中等收入群体，他表示中国的中等收入人群已经接近 3亿人，预计在未来十年内还将翻番2。2016 年 5月 16日，瑞信研究院发布的第 6份全球财富报告——《2015 年度财富报告》，报告以美国作为基准国家，按当地拥有 5万至 50万美元的财富标准（按 2015 年年中的价格计算）来界定中产阶级成年人。其中，中国中产阶级去年的财富为 7.34万亿美元，仅次于美国与日本。中国的中产阶级数量虽然仅占全国成年人口的 11%，但按绝对值计算却是全球最多，达 1.09亿人3。虽然按照不同的基准计算中等收入群体，但是这些都证明了我国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必然性。

二、扩大中国中等收入群体的必要性和必然性扩大中国中等收入群体是实现共同富裕、促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要选择。共同富裕

实际上是逐步富裕的过程，所以通过扩大中国中等收入群体能够使得全国人民进行阶梯型的发展进而促进更多的人摆脱贫穷的状态，中等收入群体成为共同富裕道路的中介群体，也成为贫穷状态的群体持续向上的动力和目标，进而促进社会的各组成要素协调发展，共同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是社会全面现代化的重要手段。中等收入群体是最为重要的经济建

设者，不管从文化结构还是从经济收入上来看，中等收入群体的发展潜力最大，也是最能够带动经济发展的动力群体，以文化资本为主的多元要素成为中等收入群体的重要标志，1 王开玉：《中国中等收入者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年版。2 新华网：《习近平出席中美企业家座谈会时强调中美经贸合作有着巨大潜力》，2015 年 9月 24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5-09/24/c_1116659059.htm。3 新华网：《报告称中国中产阶级超 1亿人 财富总额仅次美日》，2016 年 5月 19日，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6-05/19/c_12899728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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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私营企业主成为城市中等收入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民工成为农村中等收入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群体都是当地经济发展的重要贡献者。同时他们也是社会发展中最具创造性、最具积极性的群体，社会创新离不开这些中等收入群体的积极进取和勇于创新的动力品质。现代社会结构是中等收入群体占 38%的“橄榄型”的社会结构，所以中等收入群体是实现现代化的主要力量。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有助于社会稳定，成为社会的“减压器”和“稳定剂”。现代结构

中的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最大，他们经济条件较好，文化素养较高，能够成为社会安定和团结的中坚力量。同时中等收入群体是社会上层和社会下层的连接群体，能够缓冲两大群体之间可能会出现的矛盾，中等收入群体也就起到了社会矛盾钝化的作用，所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能够进一步促进社会稳定和谐。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能够进一步扩大内需，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中等收入群体具备一

定的经济能力，有稳定的积蓄，流动资金能够在市场中有序流动，所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能够在市场经济中持续扩大社会成员的消费需求，拉动内需，促进供给侧改革，最终促进经济增长。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能够进一步促进社会文化的繁荣，促进文化多元和包容。中等收入

群体的文化特征相似，他们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有助于促进多元文化的交流和互动，进而促进社会文化的发展。这种文化的发展也是促进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途径。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有助于促进正常社会流动。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是经济社会发展的

必然趋势，中国社会在今后的一段时间内，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还将形成稳定的中等收入群体。1999 年我们在承担由陆学艺先生主持的中国社科院立项的国家重大课题“当代中国合肥社会阶层结构研究”时，将大学生列为中等收入群体，城市私营企业主群体逐渐取代国有企业职工成为中等收入的主要组成部分，农村农民工成为中等收入者的主体 1。伴随着时代的发展，各个阶层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社会流动，但是总体上他们能够成为城市和农村的经济增长的主体。例如农民工在流入城市的过程中，需要面对与城市群体的竞争，产业要素和劳动者素质也成为他们必须面对的问题，所以农民工虽然为农村中的中等收入群体，但是他们仍旧需要考虑自身的生存需求和发展需求，走品牌化道路。安徽长丰的家政、六安的保安、肥东的建筑、桐城的营销等就是农民工在全国最好的品牌。

三、扩大中国中等收入群体的发育宗旨中等收入群体的构成应当来自于社会各个阶层。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

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民阶层、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2这十大阶层中都会有部分人群纳入中等收入群体之中。对于农业劳动者等阶层中的中等收入群体，能够激发出该阶层的其他成员的劳动积极性和创造性，力图使得自己成为中等收入群体。这一过程也能够在当前这一社会阶层逐步固化的过程中拓展农业劳动者等阶层向上流动的途径，也能够促进这些群体的生活幸福感和获得感，使社会流动起来。

2016 年 5月 16日，习近平在谈到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工作时提出六个“必须”，即必须坚持有质量有效益的发展，保持宏观经济稳定，为人民群众生活改善打下更为雄厚的基础；必须弘扬勤劳致富精神，激励人们通过劳动创造美好生活；必须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处1 王开玉：《中国中等收入者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年版。2 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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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好政府、企业、居民三者分配关系；必须强化人力资本，加大人力资本投入力度，着力把教育质量搞上去，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必须发挥好企业家作用，帮助企业解决困难、化解困惑，保障各种要素投入获得回报；必须加强产权保护，健全现代产权制度，加强对国有资产所有权、经营权、企业法人财产权保护，加强对非公有制经济产权保护，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增强人民群众财产安全感1。

作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工作的宗旨和指导性纲领，六个“必须”指出了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发育方向。未来将对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人力资本培育、知识产权保护等关键工程进行全面推进，促进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逐步构建出“橄榄型”社会结构。

而在如何促进中国中等收入群体的发育的具体措施上，我们可以按照中国社会十大阶层的区分方法分别分析各个阶层的中等收入群体的组成要素，针对不同群体的现实经济和财富状态分别进行分析，在现有的基础上逐步促进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展。

四、十大社会阶层的中等收入群体发育要素分析上文提出，中等收入群体并非是来自某一类或两类社会阶层，而是每个社会阶层中均

能够产生一部分的中等收入群体。在促进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展中，需要针对每一阶层的不同状态进行分析。而在这种阶层中，需要重点扩大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和产业工人阶层中的中等收入群体。

（一）专业技术人员阶层的中等收入群体发育1978 年 3月 18日，邓小平同志在全国科学大会中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重要论

断，认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需要打破常规去发现、造就和培养杰出的人才。2016 年 5月 30日，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九大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需要以体制机制改革激发科技创新活力，以推动科技创新为核心，引领科技体制及其相关体制深刻变革。李克强总理提出，需要持续推进科技领域的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在选人用人、成果处置、薪酬分配等方面，给科研院所和高校开展科研更大自主权。专业技术人员阶层掌握着重要的文化资源，成为未来中国中等收入群体的重要组成部

分，也是进一步推进“大众创新、万众创业”工作，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更大的发展潜力将我国建设成为创新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强国。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培育专业基础人员阶层中的中等收入群体：一是进一步完善成果转化激励政策。一方面要提高科研人员成果转化收益比例。专业技

术人员往往因其成果与经济收益不成正比而逐步丧失科研和探究的积极性，科研人员应当成为社会的中高收入群体，以自身所具备的文化素养和资源为社会提供宝贵的文化财富，进而转化为科技的核心竞争力为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贡献力量。2015 年 3月 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中提出，修订相关法律和政策规定，在利用财政资金设立的高等学校和科研院所中，将职务发明成果转让收益在重要贡献人员、所属单位之间合理分配，对用于奖励科研负责人、骨干技术人员等重要贡献人员和团队的收益比例，可以从现行不低于 20%提高到不低于 50%2。另一方面要改革科技人员的薪酬分配制度，探索年薪制和协议工资制以及股权期权分红等相关分配1 搜狐网：《习近平用“六个必须”推进一件什么事？》，2016 年 5月 19日，http://news.sohu.com/20160519/n450421458.shtml。2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2015 年 3月 13日，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15/content_284376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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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保障科研人员的生活，激发专业技术人员的科研积极性。二是构建更加高效的科研体系。第一要优化对基础研究的支持方式，基础科学研究成

果会持续促进应用科学和研究产业化的发展，所以对基础研究的研究经费不能减少，重大关键领域的科技攻关需要基础研究的弥补。加大长期稳定支持力度，到 2020 年研发投入强度达到 2.5%，组建国家实验室和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等高水平创新平台。第二是推进科技领域简政放权、放管结合。李克强总理强调，要给广大科研人员必要的自主空间和自主权，让他们独立自主决策，科学有效管理，尽量少干预或不干预。一流科研机构、一流高校、一流科技成果从不是靠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管出来的1。

三是把科研的自主权和经费的支配权交给科研人员。对于专业技术人员而言，过于严密的科研项目立项、科研经费管理、科研项目验收制度等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住了科研人员的科技激情，将精力耗费在折腾科研经费上而难以专心进行学术研究。将科研的经费支配权和项目过程的自主权交给科研人员，能够促进其专业技术人员的学术积极性。四是营造有利于创新的环境条件，创新培养、用好和吸引人才机制，解决“最先一公

里”和“最后一公里”问题，打通科技成果转化通道，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改进科研人员薪酬和岗位管理制度，破除人才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促进科研人员在事业单位和企业间合理流动。符合条件的科研院所的科研人员经所在单位批准，可带着科研项目和成果、保留基本待遇到企业开展创新工作或创办企业2。

（二）产业工人阶层、农民阶层的中等收入群体发育作为我国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发展的支柱力量，可以进一步在产业工人阶层和农民阶

层中发育中等收入群体。农民工群体就是介于产业工人阶层和农民阶层的现代化社会流动的产物。迁徙自由是我国 1954 年第一部宪法赋予人民的权利，但是把迁徙自由写入宪法，开始，中央高层人士不赞成宪法写上“迁徙自由权”，制定宪法的学者们付出了艰辛的努力，最后是邓小平一锤定音：“写上‘迁徙’，少费唇舌”3。在以人为本、人的城镇化的过程中，由农民变市民的迁徙席卷了整个中国，农民阶层在进入城市以第二产业为职业时即变为产业工人阶层，所以这一部分人群成为农村重要的中等收入群体。也就是说产业工人阶层中有很大一部分都是由农村进入城市的农民工。针对这类现实情况，进一步促进产业工人阶层和农民阶层成为农村地区的中等收入群

体成为必然选择。促进产业工人阶层和农民阶层发育可以：一是统筹城乡就业，推动区域经济和企业经济发展。从政府的角度而言，要推进产业

工人阶层和农民阶层成为中等收入群体，一个根本性措施就在于发展经济，承接城市产业转移，带动企业的经济发展，促进城市乃至周边农村的经济发展，提高产业工人阶层和农民阶层的收入。安徽省作为皖江城市带的重要一环，发挥合肥经济圈以及合芜蚌自主创新实验区的独特区域发展创新优势，将以合肥、芜湖、蚌埠以及其他市级中心城市为核心发展经济，提高就业机会，发挥农民工在城市建设中的中坚力量，进而切实提高农民工的收入水平。二是打造农民工群体的职业品牌。。安徽的民工输出形成了很多个品牌，比如肥东的建

筑工，六安的保安，无为的保姆……均享誉全国。以品牌效应打造的农民工群体能够以个1 凤凰网：《李克强：不能用管理行政人员办法管理科研人员》，2016 年 5月 31日，http://finance.ifeng.com/a/20160531/14446579_0.shtml。2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2015 年 3月 13日，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15/content_2843767.htm。3 周其仁：《城乡中国（上）》，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 年 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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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社会资本在务工地形成一定的集聚效应，而以地域为代表的农民工群体的职业品牌是能够代表城市对农民工的职业认同，通过这种职业品牌的打造，能够对农民工的发展形成正面效应，也能够进一步提高农民工的经济效益和社会价值，促进农民工成为中等收入群体。

三是针对产业工人阶层，将大国工匠纳入中等收入群体。从事制造行业的产业工人们以一丝不苟、精益求精、永不满足的“匠人精神”在他们的岗位上发挥基础力量，以辛勤的劳动积累制造经验，注重对技艺的不断追求，这些在平凡的岗位中追求完美与极致的产业工人们就成为这一阶层的中等收入群体，职业技能的极致化需要成为衡量产业工人阶层中等收入群体的重要指标，给予这些工人更多的尊重和重视，促进工匠精神成为这一阶层的群体普遍追求的目标，将大国工匠纳入中等收入群体，实现产业的发展和人才的集聚。四是针对农民阶层，将新型职业农民纳入中等收入群体。职业农民能够成为建设现代

农业的主导力量，也是农民阶层的中等收入群体。引导有志投身现代农业建设的农村青年、返乡农民工、农技推广人员、农村大中专毕业生和退役军人等加入职业农民队伍，在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中，新型职业农民要统筹协调各类农业科技资源，促进现代农业产业的科技创新。

（三）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的中等收入群体发育

在党政机关内，应当改革党政机关工作人员现行工资制度并建立增长机制，机关事业单位的收入分配改革的基本方向是合理拉开收入差距，收入与责任统一，多劳多得，促进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形成良性的竞争环境。

在国有企业内，应当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缩小管理者和普通员工的收入差距，实现由单一国有产权主体向产权主体的多元化、社会化转变，为职工获取资产性收益奠定基础；通过推行有中国特色的职工持股制度，使职工在获得工资性收入之外，有机会参与企业剩余收益的分配，取得资本性收入，在分配中要保证骨干员工的收入有较大增长，大部分员工收入有所增加。

在企业内，推进职工的收入分配体制改革，保障员工的权益不受侵害，以股票期权和年薪制等形式积极探索与现代企业制度相适应的分配形式和途径，不断调动和激发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特别是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从事相关于第三产业的经济活动。针对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和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一

方面要促进各阶层的人员在本阶层内的社会流动，逐步形成中等收入群体，要使得偏低收入者群体进入中等收入群体序列内。另一方面要促进阶层之间的社会流动，形成社会中不断向上流动的渠道和机会。

（四）私营企业主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的中等收入群体发育私营企业主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偏向于拥有经济资源。2004 年 3月 14日，十届全国

人大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第四次宪法修正案，“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尊重和保护人权”等内容写入宪法。这保障了公民合法的经济权益和私有财产，促进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私营企业主阶层和个体工商户就是在非公有制经济活动成长中的阶层。扩大私营企业主阶层和个体工商户阶层中的中等收入群体，需要树立科学发展、创新

发展理念，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以“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为背景促进中小企业的创新发展。大众创新、创业需要良好的制度保障、优良的金融环境和担保、信用体系，这就需要完善创业融资机制，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题，加快中小企业科技创新，实现产业转型，进而推动私营企业主阶层和个体工商户阶层在市场化中获得更好的发展空间。2015年 5月 25日，习近平在哈尔滨市考察高新技术企业和科研单位时指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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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必须着力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1

私营企业主阶层和个体工商户阶层应当以创新精神和企业家精神融合进企业发展中，发挥好企业家作用，促进社会资本向企业集中，进而获得各种形式的回报。同时与工匠精神相互支持、结合，解决“最先一公里”和“最后一公里”问题，打通科技成果转化通道，促进科技成果向产业化的转化。通过这些方式促进私营企业主阶层和个体工商户阶层向中等收入群体转化，在阶层内

和阶层间形成向上的流动动力，激发社会个体持续创造社会财富的激情。（五）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的中等收入群体发育针对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建立无业、失业、半失业人员和家庭的生活保障机

制，加强就业指导和培训，失业、半失业人群阶层的许多成员处于贫困状态。针对这部分人群，保障基本生存权、激发他们的劳动积极性，促进他们向中等收入群体努力，形成良好的社会流动氛围。除在各阶层中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外，也需要注意，尽量保障现有的中等收入者不因多

种原因向下流动，综合促进中等收入群体扩大，使得人们获得作为中等收入群体的自我认同感。

1 腾讯网：《习近平指出建设科技强国党委和政府的责任》，2016 年 6月 11日，http://news.qq.com/a/20160611/01671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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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二：美丽宜居乡村建设研究与村落乡土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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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环境治理结构的变迁与城乡生态共同体的构建范和生，唐惠敏1

摘要：城乡二元体制下城乡政策制度的不合理、环境权益的不均衡与环境法规的非正义是导致我国农村环境治理长期被排斥于城市环境治理体系之外的根本原因。农村环境治理结构的变迁与城乡融合程度具有高度的耦合性，城乡环境的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是城乡一体化不可或缺的关键环节。实现城乡环境治理善治的根本出路是统筹城乡环境治理，构建城乡生态共同体。而城乡生态共同体的构建迫切要求摆脱以权力为导向的城乡分隔式生态治理体制，并加强农村环境治理的制度建设，保障城乡居民享有平等的环境权益，推动农村环境治理的主体平等与城乡协同。关键词：农村环境；治理结构；变迁；环境权益；城乡生态共同体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采煤沉陷区‘生态-经济-社会’多维关系演化规律及调控机制研究”（14ZDB145）。

The Changes of Rur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Structur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Urban-rural Ecological Community

FAN hesheng,TANG huiminAbstract: The rural environment in China has long been excluded from the urban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system Because of unreasonable policy system in the urban-rural dual mechanism , environmental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urban-rural imbalance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nd environmental laws injustice.The improvement of The changes of rur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structure and the degree of integration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have a high degree of couplin, the urban and rural environment of multi subject cooperative governance is an indispensable key to the reality of the integration of Urban-rural areas. A basic way to achieve better urban and rur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is the urban and rur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ecological construction of urban and rural community. And urban and rural ecological community construction is an urgent requirement to get rid of power oriented urban and rural separated type ecological management system and strengthen institution building to strengthen the rur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ensure that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enjoy equal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the environment, promote equal subjects of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in rural areas, urban and rural collaboration .Keywords: Rural environment; Governance structure;Transition;Environmental rights; Urban-rural ecological community

一 引 言改革开放 30多年来，我国城乡经济建设虽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但在一定程度上

是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不可持续性发展。当前，城市与农村环保形势的严重不平衡、城1 范和生，男，安徽合肥人，安徽省社会学会副会长、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导，研究方向：社会治理与法治、农村社会学；唐惠敏，男，安徽安庆人，安徽省社会学会理事、安徽大学法学院宪法学与行政法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社会治理与法治，法律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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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环境权益的差异性分配正是中国长期以来城乡二元社会体制的缩影。随着城市环保监管的加强和工业产业布局的进一步优化，不少环保标准不达标、污染严重的工业企业开始从城市向农村转移，造成污染的“上山下乡”，加之，乡镇本身存在的部分技术落后的小作坊、小工厂以及日益凸显的农业面源污染，农村环境恶化趋势明显加剧1。2015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明确提出，坚持城乡环境治理体系的统一性，将城市与农村的环境治理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统筹规划与布局。在加强城市环境保护和工业污染防治的同时，建立健全农村环境治理体制机制，从根本上扭转污染从城市向农村蔓延的趋势。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指出，“十三五”期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将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为指导，遵循“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着力实现“四个全面”战略目标。由此可见，生态文明建设、“绿色”发展理念业已成为我党深化改革开放和践行科学发展观的题中之义。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将农村环境治理纳入城乡生态共同体体系，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二 社会结构断裂与城乡环境权利失衡纵观中国工业化的发展历程，梳理国内外环境治理的历史经验，不难发现环境与经济

二者之间高度的亲和性。人类文明的重大进步总是推动着环境与经济关系的重新调整，并逐步强化整个社会生态文明理念的不断拓展。因此，研究我国农村环境治理问题，必须紧扣我国城乡经济发展背后的断裂性结构场域。2社会学家孙立平敏锐地洞察到，中国社会形态的二元化差异所引致的中国社会断裂性结构体制。这种差异既表现为城乡生活状态的现代化与非现代化的分化，又表现为国家资源分配和制度安排的城乡不平等。以环保基础设施为例，大大小小的城市基本上都建有垃圾回收站、污水处理厂等一整套环保系统，但至今开展环境整治的村庄比例只有十分之一左右，全国 4万多个乡镇、近 60万行政村大部分还没有环保的基础设施，处于“垃圾靠风刮，污水靠蒸发”的“自然状态”。再说环保监管，环保机构一般只下设到县区一级，极少能够延伸到乡镇，更不必说覆盖农村。农村环保监管事实上处于“真空”地带。显而易见，国家权力的倾斜性配置加剧了不断扩大的城乡差距，助长了城乡环境的非正义实践，由此导致农民生态生存权的缺失，一定程度上削弱后代人弥合城乡社会断裂的能力。笔者认为，生态环境治理的城乡不均衡性体制，造就了城乡环境治理结构的“内卷化”陷阱（见图 1），使得城乡社会断裂和农村生态环境步入彼此强化的恶性循环之中。中国早期城市化与工业化迅速推进是以农村资源向城市无偿倾斜和划拨为支撑的，

“中国农民为中国现代化付出了巨大代价，但他们却愈来愈被排挤在现代化成果之外”，3

在“稳定压倒一切”的背后是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的非正义制度安排。城乡环境治理制度的歧视性设计和公共财政分配的城乡不公平，不断拓展城乡二元结构的鸿沟。从公民权利角度而言，当前“城市环境有所好转，农村环境持续恶化”的发展趋势，不仅真实反映出现行法律制度的症结所在，也在深层次上揭示了我国农村居民环境利益和生态生存权利被忽视的客观事实。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代化浪潮中，环境利益的分配受到行政权力的直接干预，不可避免形成环境利益的城乡与区域差异。由此，中国广大的中西部地区和边远农村理所当然成为环境弱势者。由于自我增权能力的缺失，环境转移负担在加速农村生存环境恶化的同时，又迫使农村不自觉地沦为导致农村环境问题的“合谋者”。农村环境1 李邵飞：《树立“城乡共同体”生态观》，《瞭望》，2015 年第 39 期，第 6页。2 李锦顺：《城乡社会断裂和农村生态环境问题研究》，《生态经济》，2005 年第 2 期，第 28-35页。3 李远行：《乡土中国 VS城市中国》，《读书》，2005 年第 1 期，第 126-1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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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不仅关系到 6.1亿农民的生存发展权，也直接关系到国家生态安全和整个社会的稳定、和谐。因此，将农村环境治理置于城乡一体化框架下加以分析，并紧扣农民生态权益的正义性分配是新时期我国统筹城乡环境治理不可或缺的现实依据。

图 1 城乡环境治理结构的“内卷化”陷阱

三 农村环境治理结构的发展历程与趋势 （一）内生自主型治理：农村环境治理结构形态的窥见马克思的“三形态”理论科学阐述了人类与环境的对立统一关系，也指明了人类文明

前进的未来指向，也即既要尊重大自然发展的客观规律，又要激发人的主体性意识，达到类本位的“自由联合体”。因而，环境治理是以人的主体性为建构基础，离开了环境的价值取向与环境权益的内在逻辑关系，就难以深刻理解我国农村环境问题形成的深层次原因。后结构主义者雅克·德里达认为“要想分析那些被隐瞒、被掩盖、能够揭露事物内情的要素”，1就必须持有多维视角，并对社会事件进行客观的审视。最近几年，中国发的各类环境“邻避运动”就是最好的例证。它客观反应了工业化、城市化集聚发展过程中不同利益诉求主体在政治场合的权利角逐。我国农村环境问题的严重性就在于，环境恶化的始作俑者忽视城乡环境一体的客观规律，以其掌握的政治权力和攫取的话语权去渲染符合城市利益的环境正义观，试图掩盖城乡资源的不合理制度安排，2并最终导致农村环境治理被排斥城市环境生态治理体系之外。治理结构是具有相同的价值取向、一致的制度规范和共同的行为实践的治理主体之间

呈现出的互动模式与关系格局。3因此，研判我国农村环境治理结构关键是找准农村环境治理主体，并以此为线索厘清各主体之间的互动关系。笔者在安徽部分地市“三线三边”暨农村环境治理第三方考评项目的调研中得出，分析农村环境治理结构体系的变迁与发展，不能离开独特的乡村社会实践。“熟人-半熟人”的社会情境仍是探索我国农村环境治理主体结构的钥匙。在我国广大的农村地区，乡镇政府、村干部、村民充当了农村环境治理的主体力量。从实践层面而言，三者在行政权力和情感依赖的动态平衡中，逐步塑造了“政府主导、村委会协同、村民自主参与”的内生型自主治理模式。在这种模式中，乡镇政府与村干部、村民之间达成了内部性“共意”：政府扮演环境治理的管理者和服务者角色，倡导和实施环境治理的政策措施，既运用行政权力制约和监督村民自治组织和农民的行为，又1 [美]瑞泽尔:《后现代社会理论》，谢立中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 年，第 195页。2 雷俊：《城乡环境正义:问题、原因及解决路径——基于多维权力分布的视角》，《理论探索》，2015 年第2 期，第 89-93页。3 王臻荣：《治理结构的演变:政府、市场与民间组织的主体间关系分析》，《中国行政管理》，2014 年第 11期，第 56-59页。

城乡社会结构断裂

城乡生态关系失衡

农村生态环境恶化农民环境权利缺失农业经济生产受损

城乡资源分配不公

环保基础设施的城乡差距 政策制度的歧视性安排 环境法规的非正义设计

公共财政的不公平配置

恶 唯性 有循 改坏 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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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基于信任基础上的熟人关系和社区情感潜移默化地提升农村环境治理的效果；村委会干部充当乡镇政府和村民之间的“联结纽带”，既是农村环境治理任务的执行者，也是行动者。村干部借助村民自我管理的权力、村民的认可以及社区集体意识，既贯彻政府的环境治理政策，又制约村民环境行为，培养村民环境意识；村民则构成了乡村环境治理的主体力量。乡规民约、面子效应、社区舆论、行为示范等促使村民对环境治理理念的认同，实现了从消极的“要我治”行为向积极的“我要治”行为的根本转变。由此可见，熟悉的社区情境是乡镇政府、村委会干部和村民之间的微妙社会关系产生

的“土壤”。这种利用村庄的原生秩序，将治理策略寓于乡村社区熟人社会情境的内生型自主自治模式，既规避了政府独揽职责的效率与公平风险，也分散了农民自组织独立行动的环境治理负担，是当下我国农村环境治理善治的典型状态。1然而，农村环境治理的内生自主治理模式背后也埋藏着深层次隐忧。正如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所言，“相互依赖的委托人如何才能把自己组织起来，进行自主治理，从而能够在所有人都面对搭便车、逃避责任或其他机会主义行为诱惑的情况下取得持久的共同收益”2。农村环境治理的“善治”其实质也是乡镇政府、村委会干部和村民之间因利益博弈而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委托-代理”关系。在内生型自主治理模式中，乡镇政府掌握着农村环境治理的方向和政令，村委会则根据乡镇政府的委托，严格按照政策要求，落实环境治理职责，并与村民之间达成协作关系。这种关系掺杂着因社区认同而滋养的情感需要，更包含了村民对生存环境的命运攸关意识。然而，农村环境的自主治理依然面临着诸多现实性难题。政府权责意识的薄弱、村干部双重角色的冲突、村民非理性的无序行为等都会侵蚀内生型自主治理模式的合作规则。一旦治理结构的主体之间缺乏共同的利益导向和价值支撑，多主体的治理路径就失去了根基。因此，我国农村“环境治理依然存在着内在的、结构性的缺陷”。3

（二）多元主体合作治理：农村环境治理结构的变迁与优化20世纪中期以后，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冲突愈发尖锐，无论是在欧美还是

在亚洲发生的重大环境事件都无不在告诫人们：环境污染已经到了危险的边缘。30多年来中国发生的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迁是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经济共同作用的产物。应当看到中国低质城乡一体化缺乏环境良治模式，“生态效率的提升逐渐被过度物质化生产与消费带来的污染规模效应所抵消”4，城乡环境治理面临着严峻挑战。在新一轮城镇化进程中，我国广大的农村地区仍处于劣势地位。在承受城市污染转移同时，产能落后工业向农村地区的转移、扩散，造就农村新的环境污染区域。同时，农村空心化程度的加剧，弱化了农村环境治理的主体力量；基础政府权力结构的肢解，削减了乡镇政府公共事务领域的治理功能；农村集体经济的衰败，制约了农村公共服务质量的提升。不言而喻，农村环境内生自主型治理模式不可避免地要适应新形势，创新目标实现的方式路径。

1 李颖明，宋建新等：《农村环境自主治理模式的研究路径分析》，《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1 年第 1期，第 165-170页。2 Gardner, R., Ostrom, E., & Walker, J. M.(1990)：“The Nature of Common-Pool Resource Problems”，“Rationality and Society”,2(3),335-358.3洪大用：《试论改进中国环境治理的新方向》，《湖南社会科学》，2008 年第 3 期，第 79-82页。4毕军 ：《环境治理模式 : 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 》，《江苏社会科学》，2014 年第 4 期，第 9-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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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证明，任何有效的治理模式都离不开其赖以生存的前提条件和基本假设，必须要在特定的背景下加以考察。当下中国，相对自主和独立的多元主体社会空间的基本形塑，“强国家，弱社会”的总体性社会结构趋于消散，环境治理逐步演变为公共事务，深嵌到社会结构运行体系中。各类非政府组织、私人机构、公民等都可能成为公共事务的治理主体和权力中心。社会治理不再是由占据公权力制高点的政府依靠强权、命令等来制定和推行政策法规，必须吸纳各方主体的参与，以此形成互相监督、互相协助和互相制衡的权力网络结构。当前，政府、市场、社会组织与公民之间的关系在博弈中保持着动态平衡，不断催生农村环境治理结构的多主体转向。政府、公众（主要是农民群众）、乡镇企业与非政府组织（主要是环保NGO）构成了农村环境治理结构的多主体结构体系。在多元主体共同治理中，“多方主体之间的关系是一信任、互惠和制衡为基础的合作伙伴关系”1，尽管各方主体的利益诉求、参与环境治理的途径和模式不尽相同，但正是由于这些不同才使得主体之间能够相互平衡和补充，最终形成以环境治理为核心的良好的、稳定的治理框架。“如果丧失了多中心结构的局面，那也就意味着公私均衡态势的丧失，进而也就意味着宪政民主与法治的瓦解”。2

笔者认为，实现农村环境治理的“善治”离不开多元治理主体的协同共治，其关键就在于明确多元治理主体的优势领域和作用空间。其一，政府要适应公私部门合作共治的新常态角色。农村环境治理既不能完全依赖政府公共事务的统筹与管理权力，也不能弱化政府的权威。相反，政府在治理目标、政策框架、制度规则、组织动员、协商合作等领域将长期处于领导地位。其二，夯实农民环境治理的主体性地位。既要赋予农民环境资源产权，又要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增强应对不利环境风险的能力。其三，政府、公众（主要是农民群众）、乡镇企业与非政府组织（主要是环保NGO）之间应建立其协商合作、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立体化伙伴关系。农村环境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因此，通过制度设计合理规范“多元主体之间的权力运行向度”，3将是农村环境治理的要义所在。 （三）城乡环境协同治理：农村环境治理模式的发展趋向 如前文所述，思想的解放、理念的更新、科技的进步推动了农村环境治理结构的多元主体转向，且这种转向是农村环境治理“善治”的根基所在。尽管城乡存在一定的地理界限，但两者是环境系统中相互影响、不可分割的整体。因此，农村生态环境的治理不能割断城市与农村之间的联系。党的十八届三中、五中全会均提出要“构建生态文明建设的制度体系，妥善解决生态环境领域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可见，生态文明、绿色发展已成为党和国家的执政理念，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本内涵。鉴于城市与农村环境是1 秦鹏，杜辉：《环境义务规范论--消费视界中环境公民的义务建构》，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3 年第1版，第 203页。2 任剑涛：《论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均衡态势》，《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 年第 4 期，第 9-14页。3 郭忠兴：《 农村环境整治：从行政主导到村民自觉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 年 2月 26日，第 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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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的有机体关系，农村环境治理未来的发展趋势不可避免地走城乡环境的协同治理之路。城乡环境协同治理是对多元主体合作治理模式的拓展和延伸，也是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应有之义。 在新型城镇化纵深发展的关键时期，城乡融合程度进一步加强。如何协调农村城镇化与生态容量之间的关系，如何防止城市环境污染源向农村的扩散，如何应对农村向城镇转变过程中内生环境问题的聚集等都是城乡一体化发展过程中所亟待解决的关键性问题。值得肯定的是，随着全社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认识的进一步提升，当下农村环境治理趋势总体向好。特别是在城镇周边地区，农村城镇化和生态现代化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不断彰显。现代农业、农村扶贫、生态移民、乡村合并、农村危房改造以及重点示范示范村、镇、文化旅游名镇建设等，强有力地推动农村自然面貌的不断改善和生态环境的持续优化。改善村庄人居环境，建设美丽乡村，已成为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共识。与此同时，随着农村环境连片整治项目的逐步推进，部分省市区已建立其较为完备的多层级垃圾处理机制，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畜禽及水产养殖污染防治、农林废弃物综合整治、以沼气为重点的清洁能源工程、生态循环农业等业已成为带动农村地区制度和改善农村环境的重要举措。各类民间环保组织积极参与农村环境保护活动，在农村生态文明意识、生态文明制度和生态文明行为的建设中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1。当前，不仅政府高度重视农村环境治理，在政策和资金上给予适度倾斜，入村企业也将农村人居环境改善作为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方面，改进生产工艺，严格防控环境污染事项。基层政府、企业、村干部、农民以及环保组织形成了农村环境多主体协同治理之势。

当前，城乡社会发展融合程度进一步提升，城乡环境治理格局正在发生着重大转变，城乡生态命运共同体雏形已现2。但是我们要清醒认识到当下我国农村环境治理仍面临着诸多困境。以水污染治理为例，虽然我国对企业的废水排放具有明确的标准，但实际情况是由于政府监管不力，企业唯利是图，导致因水体污染引发的“癌症村”有增无减。据环境公益人士的不完全统计，我国“癌症村”数量已超过 247 个。其中绝大多数“癌症村”形成的矛头指向饮用水受到污染。因此，在新型工业化和城乡一体化发展应尊重农民的环境权益，科学规划产业布局，积极推动城乡资源要素平等交换与有序流动，在此基础上，逐步实现城乡环境治理政策的有效衔接。充分运用市场化的机制，广泛动员社会力量积极参与村庄环境整治和美好乡村建设。

1 刘逢，王锐兰，楚俊.《中国民间环保组织的生存现状及发展》，《云南社会科学》，2006 年第 1 期，第 50-53页。2佘之祥 ：《乡村在城镇化过程中受到的冲击及其发展问题》，《中国环境管理》，2015 年第 3 期，第 57-8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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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生型自主治理 多元主体合作治理 城乡环境协同治理 协同 合作 合作

政府

（绝对权威） 村干部

农民 协同

弱（城乡隔离期） 中（城乡磨合期） 强（城乡融合期） （注：横坐标表示城乡一体化程度）

图 2 农村环境治理结构变迁示意图

四 治理策略：城乡生态共同体的构建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明确提出，在环境治理领域，以提高环境质量为核心，实行最

严格的环境保护制度，并逐步健全省以下环保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制度。这既是国家环境保护战略和总体工作思路的重大转变，也是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的重要举措。建设生态中国，统筹城乡环境协同治理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客观要求，同时也是新常态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标志。环境治理不可再“厚此薄彼”，因为城市与农村共存于一个生态系统之中，哪一方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城乡环境协同治理的根本目标是构建城乡生态共同体。城乡生态共同体是以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为前提，尊重生

环保 NGO

乡镇企业政 府 （ 主导） 村干部 农民

环保 NGO政府 公众

农村

城市

城 乡 环保 公 共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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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环境发展的城乡整体性规律，在充分考虑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的基础上，统筹环境空间与区域的功能区划，制定实施城乡环境协同治理的层级化和系统化运行体系，科学引导城乡区域产业布局的生态化、集约化转变，严格实施国家生态保护政策，坚守关乎国计民生的重点和稀缺资源（如耕地）的自然生态红线。保障城乡生态共同体的实现，需要形成一套完整的支撑体系，走出一条“以城带乡、城乡共进、良性循环”的生态环境治理之路。 （一）环境权益的公平分配是构建城乡生态共同体的价值依据城乡二元体制塑造了异化的“政治-经济”生态关系，“从法律与政策制定、权利配置、

资源分配、参与机会等方面预设了城贵乡贱的基本格局”1。由此形成出环境利益的城乡分配差异。如前文所述，环境利益的城乡合理分配是我国统筹城乡环境治理不可或缺的关键环节。而实现环境利益的城乡公平分配在于明确环境资源的产权归属。正如罗纳德·哈里·科斯所言，只要“明确界定资源性环境的产权关系，在交易费用为零的条件下就可以避免政府的直接干预，实现稀缺资源的帕累托最优”2。缺乏相应的产权制度保障,生态治理就难以摆脱权力的强制干预。而法律制度是环境权利保障和利益分配的保证书。“我国法律中虽有多处条款涉及与环境相关的权利或义务，但作为根本大法的《宪法》并未明确承认环境权”3。在司法实践中，环境权“不仅没有实定法方面的根据，其构成要件、内容、法律效果等也极不明确”4。同时环境权的司法评价体系也存在无法律认可的量化指标、侵权的事实认定困难、自由裁量权缺乏法定界限等障碍，容易引发社会不公正问题。因此，国家应通过立法规范对环境资源的产权制度予以保护，并设计有效的制度安排为城乡环境资源的利益分配者提供规范其经济行为的基本框架。构建城乡生态共同体的价值取向就是弥合城乡公民环境权益的不公平分配，强化城乡环境利益保障的责任意识。笔者认为，环境利益分配有其生成的社会结构场域，而设定环境义务正是为环境利益的保护提供正当性标准,并以此做为“利益的享受和实现利益之必行手段”5。环境权的实现有赖于行为者基于环境公共利益和私人的环境权益合法性的作为与不作为,也即环境利益分配的法律保护有效性的依据应是“权利-义务”的双向维度，权利与义务的均衡是实现环境权益公平正义的价值基础。在特定的历史发展阶段，环境权益的享有或主张可能会是环境问题的主要关切点，但绝不是意味着环境义务的不履行或免除。环境行为兼具正当环境利益的分配与环境义务的负担。因此，既要充分养成公民的环境权利和义务意识，建构理性交往与协商谈判的有效平台，又要强化和完善公民环境权受到侵害后的法律救济机制，创新环境损害赔偿的社会化机制。特别是要与社会保险机构建立完善的环境风险分担和责任保险制度，避免一部分人的“无限得利”而另一些人的权利被剥夺，保障城乡公民环境权益的正当享有和不受侵犯。

（二）政策制度的正义安排是构建城乡生态共同体的现实基础 城乡环境失衡折射出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生产不断扩张与环境生态承载能力不平衡的关系逻辑，其背后深层次原因则是国家政策制度的不公正安排。正如曾建平教授指出的那样，“环境不公正现象之所以发生，在学理上是由于环境的特性与经济人的自利性不谋而合。1 杜健勋：《我国城乡发展差距和环境利益分配异化的结构逻辑及演变》，《农业现代化研究》，2013 年第 5期，第 564-568页。2 赵子忱：《科斯《社会成本问题》的产权思想辨析》，《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 1 期，第 75-83页。3 钱水苗，杨慧芬：《环境权的法制尴尬及其出路探析》，《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09 年第 6 期，第 16-21页。4 李鸿禧：《论环境权之宪法人权意义》，载《宪法与人权》，台北：元照出版公司，1999 年第 54页。5 谢晖：《法学范畴的矛盾思辨》，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9 年，第 2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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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制度上是由于制度自身的欠合理性和落差促成。解决环境公正问题不仅需要价值上的诉求，而且需要制度上的设计。”1因此，城乡生态共同体的构建离不开政策制度的正义性安排。一是建立公平的参与制度，保障城乡居民环境利益诉求的表达权利。环境制度的生产和权益分配要吸纳不同利益主体的综合意见，审时度势缓解和消除环境危机。因而，“在环境法规制度的程序设计上可形成民意调查、公共讨论、人大听证、全民公决的程序，结合媒体的议程设置功能，表达弱者切实的环境权益现状，以遏制经济资本与权力对环境正义的侵害”2。二是完善生态补偿制度。生态补偿制度是对生态承载能力的尊重，也是调整城乡环境权益失衡的制度创新。生态补偿制度的关键在于生态补偿的法制化。也即以立法的形式规定生态补偿的责任机制、补偿标准和方式的设定、生态补偿的资金筹措与转移支付等，从而逐步建立政府引导、市场推进、公民参与、组织协同的生态补偿机制。三是科学设置税收机制，创新环境税的实现方式。利用税收的经济杠杆功能，既能为生态补偿拓展资源来源，又能使外部成本内在化3，提高环境资源的有效利用。从我国税收制度的发展趋势来看，与其创设环境保护新税种实现环境税收的功能发挥，不如在现行的税制结构中纳入环境的相关税目和税率，并以立法的形式予以确认，提升现有税法层级。 （三）多元主体治理框架是构建城乡生态共同体的应有之义城乡生态共同体是建立在城乡统筹发展基础上的多元主体合作治理。对于公共环境事

务而言，搭建包含政府、公民、非政府组织和企业在内的、相对稳定的合作治理框架，既是城乡生态共同体走向制度化、组织化和规范化的善治取向，也是适应政府职能转换，增强政府合法性的基本要求。其一，多元主体治理框架是以政府为主导，非政府组织、公民和企业协同参与的环境治理机制。当下中国，公民社会尚未成熟，“强国家-弱社会”的权力结构依然占主导地位，自由的平等环境合作治理极易导致无政府主义倾向，因此，环境的协同治理并不意味着国家与非政府组织、私人之间是绝对的平权关系，而是在政府的主导下多方联合行动的合作治理架构。政府的主导作用能够为环境的协同治理提供“有效的整合机制与制度设计”，从而优化多主体的合作格局，避免环境治理走向无序混乱的深渊。但政府在合作治理方面不能因垄断公权力而凌驾于非政府组织和私人之上，更不能蔑视公民的环境权益，压制公民合法的利益诉求和维权行动。其二，环境治理的主体多元和方式多样架构起“众多行动者组成的多层次、网络化、动态化的环境治理机制”4，并在此基础上“行动者和机构把它们的资源、技能和目标混合起来，成为一个长期的联合体”5。政府在为公民和非政府组织广泛而实质地“平等参与环境立法、决策、执法、司法等与其环境权益相关的一切活动”6提供有力的保障，公民和非政府组织按照法定程序和途径，向政府反馈环境治理的成效，承担相应的环境义务。同时，政府的严格执法和市场的自发调节也督促企业优化和升级产业结构以减少环境污染带来的法律风险和内部不经济行为，并通过价格机1 曾建平：《环境公正三题》，《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7 年第 6 期，第 23页。2 朱力，龙永红：《中国环境正义问题的凸显与调控》，《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 》，2012 年第 1 期，第 48-54页。3 “外部成本内在化”是一种费用分摊机制，目的在于将生产者或消费者产生的外部费用纳入到他们自己的成本结构中，从而促进生产者或消费者理性选择最优的生产或消费方式。《西方经济学大辞典》。4 秦鹏，杜辉：《环境义务规范论——消费视界中环境公民的义务建构》，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3 年第 1版，第 210页。5 格里·斯托克：《作为理论的治理：五个论点》，《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华夏风译，1999 年第 1期，第 19-30页。6 史玉成：《环境保护公众参与的现实基础与制度生成要素——对完善我国环境保护公众参与法律制度的思考》，《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 年第 1 期，第 131-1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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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影响公众对绿色产品的理性选择。从以上分析可知，将非政府组织、公民和企业引入城乡环境协同治理的合作框架，既有助于保障公民的环境权利，形成协商合作治理氛围，又能弥补政府在环境治理中的失灵，强化政府的合法性根基。 （四）城乡环境治理的立法规制是构建城乡生态共同体的根本保障由于城乡二元结构体制的根深蒂固，农村环境保护问题一直未得到政府的正视，以至

于形成“农村生态的持续恶化，城市环境的不断改善”的尴尬局面。国内许多学者从我国农村环境保护的实践出发，提出“构筑一个比较完善的、独立的农村环境保护法律体系”1，以回应现阶段农村环境的紧迫问题和农民的现实需求。诚然，这种探索看到了我国城乡环境治理的差异性因素。但从生态环境保护的协同合作和城乡一体化的发展趋势来看，人为地按照城市和农村来进行环境立法，既有违环境立法的初衷，形成新的城乡二元结构，又严重影响环境保护立法的稳定性与连续性。2014 年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第十三条第三款明确规定:“环境保护规划的内容应当包括生态保护和污染防治的目标、任务、保障措施等，并与主体功能区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乡规划等相衔接。”由此可见，构建城乡生态共同体的根本保障应是在不改变原有环境保护法律体系结构的前提下，紧扣城乡一体化发展需要，加强城乡环境立法的统筹规划。虽然新《环境保护法》对环境保护的城乡失衡进行了适度矫正，但是相关条款过于空洞和粗糙，用词过于模糊、概括，且在操作层面存在诸多法律空白，“农村环境的治理还有待于新法的切实、有效实施”2。现阶段农村环境法律建设的着力点主要有：其一，在现行单行环境法，比如《水污染防治法》中推广城乡环境协同治理的实践经验，有针对性地将农村环境保护的共性难题，以措施或条例等形式予以具体明确。其二，建立城乡环境治理的磋商机制。在环境资源开发、产业准入、双边环境管理、环境治理技术、环境监测和测评等领域加强城乡制度的协同建设。其三，“赋予村民委员会环境公益诉讼主体资格”3。在农村环保组织力量薄弱、农村环境形势依然严峻、农民环境维权意识严重不足且尚存诸多制约因素的情况下，村名委员会享有环境公益诉讼的主体资格能够真实地反映农民的利益诉求，为农村环境权益的保障提供组织支持。其四，强化政府在环境治理中的主导作用，进一步严格企业环境责任，适度推广农村排污权交易制度，建立健全生态补偿制度，以制度方式弥补市场失灵、规避企业非理性行为。其五，不断拓宽农民的利益表达和意见反馈渠道，既要保障公民在环境立法中的参与权和听证权，又要倾听民意，使政策制度契合民众的迫切需求。 　

五 结论与展望 鉴于我国农村人口基数大、生态退化、环境污染以及资源相对短缺的实际情况，实施城乡生态环境统筹治理，构建城乡生态共同体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这不仅是突破旧的城乡环境保护孤立发展模式的现实要求和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重要任务，也是发展观、价值观、生活方式以及政策法规等城乡差距的根本性转变。由上所述，能得出以下结论： （1）城乡环境治理的分离状态是形成城乡环境差距的深层次原因。其中，即涉及国家环

1 谢根成：《加人WTO 后我国农村环境保护法制建设的思考》，《中国环境管理》，2003 年第 1 期，第14-16页。

2 王树义，周迪：《回归城乡正义:新《环境保护法》加强对农村环境的保护》，《环境保护》，2014 年第 10 期，第 29-34页。

3 李昌凤：《生态文明视野下我国农村环境立法的思考》，《行政与法》，2016 年第 1 期，第 111-1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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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政策和制度安排的不公平、农村环境利益的非均衡配置、农民环境话语权的丧失和城乡环境博弈的地位悬殊，又深刻折射出我国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断裂性鸿沟。统筹城乡环境保护，形成城乡生态环境互补、共同发展的格局，就是要使改革开放的成果能惠及广大的农民群众。 （2）我国农村环境治理结构的变迁与城乡融合程度具有高度的耦合性。在城乡分隔时期，农村环境治理结构排斥于城市环境治理体系中，缺乏外部治理因素的介入。由此形成了以社区情境为依托、政府主导、村干部协同与村民参与的内生自主性治理路径；在城乡磨合期城乡环境命运共同体意识逐步凸显，城市与农村是生态系统中不可分隔的整体性观念达成共识，并直接推动城乡环境治理结构的多元主体转向；在城乡融合时期，城乡环境协同治理在实践层面显现出特有的制度优势。城乡环境统筹治理不仅要有立法保护，而且在政府与诸多治理主体之间要形成良好的协同合作关系，农村环境治理的多元主体善治格局才能得以延续。 （3）城乡环境统筹治理是实现城乡生态共同体的前提。构建城乡生态共同体间的价值依归是保障城乡居民享有平等的环境权益。而城乡环境治理的立法进步弥合了城乡环境权益失衡的制度漏洞，并为多元主体治理框架奠定了坚实的法治保障。同时，我国政府职能的善治转变、公民社会的崛起、社会组织的茁壮成长也为环境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然而，城乡环境的多主体协同治理体系仍存在诸多障碍。政府治理的政策迟滞与效用困顿、市场调节的行为掣肘与唯利是图、社会组织的碎片化与边缘化等都有可能破坏城乡环境协同治理结构的稳定性。未来，城乡生态共同体的实现既要加强立法规范，又要完善制度设计。同时，政府应发挥主导作用，厘清多元治理主体的优势领域和拓展空间，实现合作行为和合作关系的制度化与稳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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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土文化与农民闲暇生活方 青，郑 航

（安徽师范大学 历史与社会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3）摘 要：乡土性是我国农村社会的典型特征，乡土文化蕴含在我国农村社会的各个方面，也深刻影响和约束着农民的闲暇生活方式。乡土文化变迁影响下的农民闲暇生活呈现出复杂、多元、割裂的状态，基于乡土文化再造的农民闲暇生活质量提升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关键词：乡土文化；文化变迁；农民；闲暇生活

Rural Culture and Farmers' Leisure LifeFang qing Zheng hang

（College of Sociology and History,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Anhui 241003,China）

Abstract: Ruralism is typical of China's rural society, local culture contains all aspects of the rural society in our country, also deeply influences and constraints of the farmer's leisure lifestyle. The farmer leisure life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local culture change present complex, diverse and fragmented state, farmers' leisure life quality improvement based on local culture reengineering is the important content of socialist new rural construction.Key words: Rural culture; Cultural change; Farmers; Leisure life

农民闲暇生活是指农民在农业生产、家务劳作之外，利用自己的可支配时间选择自己喜好的活动及打发时间的方式。它对农民所发挥的作用无疑是深刻的，一方面，农民可以通过闲暇活动缓解农业生产所带来的身心疲惫，另一方面，积极健康的闲暇活动还能丰富农民的精神世界、提高农民的文化修养、促进农民的全面发展。农民闲暇生活的方式和理念，很大程度上受到我国乡土文化的影响。乡土文化根植于我国的农村社会，它既是一种文化传承，也是一种民族精神，在彰显农耕文明色彩的同时依靠其蕴含的伦理道德、复杂体系支撑着农村社会的生存与发展。在我国农村地区，乡土文化所具有的家族集体、自给自足、予取予求等特征潜移默化地作用于农民广泛参与的庙会、集体歌舞等闲暇活动，彰显了其独特的魅力与风格。而随着改革开放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推进，有着悠久历史的乡土文化在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进程中正悄悄发生着变化，致使深深植根于其间的农民闲暇生活不可避免地打上它的烙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农民闲暇生活方式的优化和闲暇生活质量的提升关乎农村两

个文明建设。近年来，赌博、迷信等活动在农村较为盛行，不仅损害了农民的身心健康，更对农村精神文明建设造成了不利影响。精神文明建设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一环，只有当农民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得到协同发展，才能说落实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1]因此，针对乡土文化变迁下农民闲暇所呈现出的一些现象，我们需要基于乡土文化再造提升农民的闲暇生活质量，以发挥闲暇的积极功能，促进农民的全面发展。本文从乡土文化与

作者简介：方青（1964-），男，安徽石台人，教授，博士；郑航（1992-），男，安徽芜湖人，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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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闲暇的关系入手，探讨了乡土文化影响下的农民闲暇活动，分析了乡土文化变迁导致的农民闲暇生活方式变迁，最后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乡村闲暇文化的重构提出了应对策略，以期能为农民闲暇生活进步同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提供分析与决策参考。一、乡土文化视角下的农民闲暇乡土性是我国农村社会的典型特征，在数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富有特色的乡土

文化。费孝通认为我国乡村是一种“五谷文化”，农民因农业生产同土地紧密相连，寻求人和地的平衡。[2]在此基础上，乡土文化因土地而生，并借由农村社会的发展而繁荣，它蕴含在我国农村社会的各方面，影响和约束着农民的闲暇生活方式。在乡土文化的影响下，我国农民的闲暇生活呈现出独特的个性。

（一）家族主义与农民闲暇家族主义是我国农村社会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一套价值体系，由它所引申

出的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对农民的闲暇活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如农村地区闲暇活动的集体性、传承性、稳定性、地域性等。

冯友兰指出中国社会长达数千年的自然经济催生了家族主义，“在以家为本位底社会制度中，所有一切社会组织均以家为中心。所有一切人与人底关系，都须套在家底关系中。” [3]我国农村地区的闲暇活动根植于交往关系，往往是以家庭为中心进行集体的休闲，例如家庭内部的棋牌活动、亲戚间的拜访串门等。在参加庙会、祭祀等大型活动时，也常是以全家为单位集体参加。另一方面，血缘社会的稳定使农村地区的休闲活动得到很好地延续和维持。社戏的表演者，庙会的组织者甚至是龙舟、鞭炮的制造者，基本上都是子承父业在家族内部世代从事同一工作。传统技艺在家族主义下保存与传承，使我国很多的农村闲暇活动从开创之初就一直延续至今，一定程度保护了节日休闲等传统习俗。伴随着从迁徙走向定居，地缘关系也在我国农村建立起来。农民建立起村落，村落成

员由开始的几户家庭逐渐扩大，吸引着亲朋好友的加入。地缘的稳定使得农民的闲暇生活空间也保持着一定的稳定性，不论是平时的游玩、嬉戏，或是过年过节期间的欢庆，常常局限于村落内部。分布在贵州、湖南等地的苗族农民，在历史的长河中建立起一座座苗寨，在传统节日到来时村寨内部便会聚集起来，进行形式多样、规模浩大的歌舞活动如芦笙舞、板凳舞、铜鼓舞等。

（二）农民闲暇的“私”参与以家庭或家族为中心的闲暇活动，笔者将之归纳为农民闲暇的“公”，原因在于

这些闲暇活动常常是全家族出动，带有较强的集体性、仪式感以及家族意识。受到“家大业大”、“多子多福”等传统家族观念的影响，参加庙会、走亲访友、结婚庆典、节日团聚这些带有礼俗观念的闲暇活动，身处其中的成员有时没有自主选择的权利，必须要同家人一起出席。但与此同时，我国农民的闲暇也带有“私”的内涵，而“私”的产生，也与乡土文化密不可分。乡土文化中的男女有别观念直接影响到农村家庭里的闲暇生活，在家族的闲暇活动以

家庭集体出席之外，夫妇二人可能就感情冷淡，享有自己个人的闲暇时间与闲暇活动。在费孝通的《乡土中国》就有相关的描述：

“工做完了，男子们也不常留在家里，男子汉如果守着老婆，没出息。有事在外，没事也在外。茶馆、烟铺，甚至是街头巷口，是男子们找感情上安慰的消遣场所。在那些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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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有说有笑，热热闹闹的。回到家，夫妇间合作顺利，各人按着应做的事各做各的。”1

除了男女有别的观念，“男耕女织”的传统生产方式也印刻在我国乡土文化中。男子在外耕作、女子在家纺织是小农经济的一项特色，对农村男女生活产生的区别影响，在棉花生产区体现得最为明显。棉花采集完的农闲时节，棉纺织生产便开始如火如荼地进行，这一段时间对于广大农村男性来说既没有多少农活需要完成，也不需要参与棉花的纺织工作，故获得了较多的闲暇时间，能够轻松悠闲地安排多种娱乐休闲活动。[4]

不仅是夫妇之间的道德秩序使得农村的男女能够有“私”，“长幼有序”的文化传统也默许了家庭内部成员在集体闲暇之外有一定的自由闲暇空间。例如节日期间，家族的长辈一起进行棋牌活动时，子孙辈有可能陪同观看，也可能因此获得自由时间安排自己的闲暇活动。

（三）带有目的性的农民闲暇生长在农村的特定环境下，乡土文化中的个体理性特征，不仅对农民的交往行为、交

往方式有潜移默化和深远持久的影响，也作用于农民的闲暇生活。农民群体对闲暇方式的选择，常带有较强的理性思维及目的性，他们会思考这项闲暇会不会对自身有利，同时也希望通过闲暇来维系家族情感。农民的理性包含着趋利避害的行为特征，这里的“利”不仅是指经济上所获得的利，

还暗含着情感上的满足。[5]在劳动休息下来时，农民会通过聊天、歌唱的方式来缓解高体力劳作的疲劳和排解重复动作的乏味，进行这些闲暇活动的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进行劳动生产。而我国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所进行的一些歌舞狂欢活动，不只是意在放松身心、歌颂神灵，还搭建了一个年轻男女相识并彼此选择的管道，为年轻一辈的婚姻做了铺垫。大山深处的对歌、社戏里的爱情故事也蕴含了这样的目的，一方面愉悦身心，另一方面直抒心意表达情感，使得闲暇活动具有了特定的深意。

我国的民间信仰十分发达，农民的闲暇方式中一项重要活动就是参观庙宇道观，拜各路神灵。而部分乡村居民之所以对民间信仰的活动深度支持，很重要地原因就是“有所求”。在我国农村的田间地头有数量众多的小型土地庙，这些土地庙大多占地面积很小，却都包含了神像、香炉等几项礼拜的基本物件。在农闲时间固然可以前往他处参加规模庞大的庙会，但在农忙时节正是通过礼拜这些小土地庙的土地公，农民向神灵祈求土地的安定与粮食的丰收。除了普遍存在的土地公，我国民间信仰还包含了大量能够满足农民渴求的“神”，例如林默娘和大禹，分别因造福百姓和治水有功，被民众推崇为朝拜的对象，修建了大量的妈祖庙及禹王宫：渔民担心出海捕捞可能会遭遇风浪，在下海前往往都前往妈祖庙朝拜，祈求妈祖能够保佑出海的安全；传统的自然经济对水旱的在意程度非常大，既要有充足的灌溉水源，又要避免洪涝灾害，人们将这样的期冀放在了禹王上。

（四）闲暇活动的农耕文化色彩在我国，农民世世代代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对土地的开发利用，农耕文化根植于我国

几千年的社会发展之中。农民的闲暇生活，不仅在休闲时间上受到农业生产的限制，还在休闲方式选择上体现着农耕文化的色彩。

庙会作为农民闲暇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虽然全年各个季节都有，但大多安排在春种前及秋收后这些农闲时节。除了传统的祭祀、庆祝活动，庙会还在农闲时间为农民提供了交流与交易的平台。因传统集市规模有限，在春种前农民会在庙会期间交易播种所需要的粮食种子同生产工具，在秋收后又会通过庙会交易产出的粮食和闲置的牲畜等。[6]此外，踏青、1 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中华书局，201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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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社戏、赛龙舟、泡茶馆、走亲访友等也是农闲时农村居民的重要闲暇活动，唐代诗人张惠曾在诗《田家月令》里写道：“七月田家是暇时，省亲少妇抱娇儿。几多瓜果时鲜物，夫婿亲携后面随。”农民闲暇生活的时令性特点在对季节性要求高的生产者身上体现得较为明显，诸如买卖梅子的果农及交易蚕茧的蚕农，在梅子及蚕茧上市的时节会聚集到村落附近的茶馆里，在喝茶聊天的同时进行一些交易信息的收集活动。[7]

即使是在农忙时节，农民在劳动的间隙也创造出一些独特的闲暇活动，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歌唱。我国是产茶大国，各地的茶农以采茶的经历为原型，创作出形式多样、朗朗上口的茶歌。这些茶歌是我国农民劳动生产过程中的真实写照，它们的内容很多是关于采茶、制茶的过程，体现了我国乡村劳作的传统农耕特色。

二、乡土文化变迁对农民闲暇生活的影响自上世纪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我国广大农村推行后，农民的生活水平得到很大程度

的提高，逐渐从土地生产中解放出来。于此同时，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变革也深刻影响着乡土文化，现代化的生产模式及科技发展的日新月异使得农民的生活方式和生活观念发生了较大的改变。虽然乡村依旧坚强地固守着沿传千年的文化习俗，但不可否认的是近几十年来社会的变化是剧烈的，对包括闲暇在内的农民生活产生了极大冲击。我国乡土文化的变迁，很大原因是来源于外部而不是内部，在外部文化的强大推动与影响下，使得农民固有的闲暇观念和闲暇生活也随之变化。

（一）城乡闲暇的二元结构城乡的二元结构使得我国的农村与城市在社会生活上长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在文化

生活上尤为明显。伴随着城市化的发展，乡土文化的变迁正在日益地加深，一方面城市文化给农民带来了新的文化体验，另一方面则以其强大的外力作用推动了乡土文化的改造与解构，冲击了农民的精神世界、引发了相应的文化冲突。[8]正是这样的二元结构，导致了农民闲暇的质量与水平同城市居民差异分化愈加明显。在农村里，不仅难得一见城市中的博物馆、电影院，更少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文化闲暇活动。国家鼓励发展的图书室、文化活动室在一些农村地区得不到当地政府的足够重视，基础设施建设不到位，不能满足农民的精神文化需求。多种多样的闲暇活动大多来源于城市、发展于城市，在与农村闲暇活动发生文化的碰

撞时，格格不入的现象时有发生。例如我国现有的电视节目、报纸杂志，大多是面向市民、内容侧重于城市生活，与农村的传统文化和农业文明联系较少，这就可能致使农民选择性地放弃一部分闲暇方式。而随着现代化在城市不断推进，农民闲暇同市民闲暇相比可能就会愈加落后，难以在闲暇生活上得到进步与发展。

（二）农民闲暇的享乐主义由于农民的知识文化水平不足，加之接触的渠道有限，大多对于参观博物馆这样的闲

暇活动显得没有多大兴趣。而随着农村经济水平的提高，农民生活条件和经济能力在改善的同时，带有享乐主义的一些闲暇活动也在农村地区盛行。只有少数农民参与带有提升自我、增加文化素养的闲暇活动，相反地，赌博、六合彩等活动在农村发展迅速。农民花费了大量时间在享乐上，很难发挥闲暇本应有的积极意义，如提高农民的文化素养及自由发展、观察事物和解决问题的能力[9]。享乐主义的闲暇，在某些率先致富的农村体现得较为明显。部分农民因农村生产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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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鼓了腰包，因而在时间和空间上有更大的选择进行休闲。近年来，棋牌室、歌舞厅等场所在农村地区如雨后春笋般兴起，场所内往往人气兴旺，和乡村文化活动室、流动图书馆参与人员的寥寥无几形成鲜明对比。甚至有一些发家致富的农民，外出参与境外赌场的赌博活动，造成倾家荡产。由于缺乏正确的引导和合理的观念教育，在闲暇时间选择单纯享乐的农民在农村地区占到很大的比例，选择通过闲暇提升自我的农民在农村环境的影响下只占少部分。这些现象都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因为闲暇活动是农民日常生活的重要部分，在发展农村地区经济水平的同时，必然需要对农民只注重单纯享乐、忽视精神提升的闲暇观念进行转变，以推动农村地区精神文明的建设。

（三）农民闲暇的功利主义农村的现代化，不仅冲击农村的生活方式，更冲击了农民的价值观念。笔者在第一部

分探讨的农民闲暇所具有的目的性特点，伴随着商品经济发展对乡土文化的冲击，在新时期显现出较为强烈的功利主义色彩。这种功利主义色彩从婚庆喜事到亲友丧事，在农民日常的闲暇活动中并不鲜见，一定程度上对农村整体现代化的进步和精神文明建设带来了较为突出的危害。婚礼、寿宴等农村喜事本应为农民创造丰富多彩的休闲氛围，人们在团聚中彼此祝福

和庆贺。然而近年来，原本其乐融融的农村喜事在私下被赋予了本不该有的功利色彩：一方面，喜事近乎等同于农民之间的“人情债”，参加宴会大多需要送红包表祝福，人情消费支出越来越多，对有些农民来说成为一笔不小的负担。另一方面，功利主义造成的攀比心理在农村盛行，农民家庭若要操办红白喜事，首先在意的往往是摆酒多少桌、安排多少宴客、邀请多大规模的唢呐乐队。这样的大操大办在有些农村地区被认为理所当然，若是规模小了或是投入不足，则会被视为没有“面子”。“面子”是我国乡土社会人情交往中较为突出的影响因子，除非不在意立足于农村社会，否则都要随波逐流。功利心理不仅体现在宴会上，更体现在过年期间的农村。作为农民重要闲暇时间的春节，走亲访友的过程中有没有车甚至成为了农民炫耀、攀比的焦点：

“记者春节期间在鄂西山区采访发现，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农村出现了一大批‘有车族’。这本来是一件皆大欢喜的好事儿，然而据一些村干部介绍，不少农村‘有车族’其实负债累累，买辆小轿车并非因为生活富足，而是出于相互攀比‘争脸面’。” 1

（四）落后迷信的闲暇活动近年来，由于传统乡土习俗的根深蒂固和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不到位，加之农村地区

闲暇活动的一些落后观念，部分封建迷信的闲暇活动有所抬头。这些活动有的在古代农村就较为盛行建国后因破除“四旧”几近消除近年来又体现，有的则是在现代物质文明的冲击下产生的新形式迷信活动，对农村地区的和谐发展带来极为不利的影响。农村地区在新时期有所抬头和发展的落后迷信活动包括了算命、占卜、看相、请大神、造

神像、大修寺庙道观、大兴坟墓等，不但占据了农民的大量闲暇时间，有的甚至影响到农民的农业生产。沉渣泛起的迷信闲暇，不仅破坏了原本淳朴的乡土民风，还有逐渐蔓延、猖獗的态势。[10]因缺乏辨别能力，有的农民甚至参与了邪教活动，如“全能神”这样的邪教组织正是利用了农民文化水平的有限，在农村地区流传甚广。随着金钱观念的变化，一部分迷信活动在我国的农村地区成为部分农民获取利润的一项事业。原本单纯的信仰在市场经济背景下变成一项产业，集资修建“观音庙”、“龙王庙”、大型佛像等活动随处可见，甚至于部分寺庙、道观被承包，部分农民靠此牟利。[11]

1 新华社. 明明负债累累，却要买辆小轿车争脸面——农村攀比购车之风堪忧[EB/OL].2016-02-16.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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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乡土文化重构：农民闲暇生活改善的有效途径（一）弘扬优秀乡土文化，培育健康休闲观念农村社会的优秀乡土文化，以其朴实的勤俭精神、传承的家族理念、丰富的地域风情和

多彩的民族特色影响着农民生活的各个方面。对于其中优秀的文化观念、方式和活动，要加以保护和弘扬，以此作为健康休闲观念的基础。例如我国农民的“勤俭持家”观念，对农民积极投身农业生产活动、维系农村家庭发展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在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中，面对日新月异的经济发展导致农民思想观念的变化，这种勤劳朴素的观念需要加以弘扬，用以对农民闲暇的享乐主义进行引导。再如乡土文化影响下的集体休闲，能够发挥农村发展的集体作用，加深农民对乡村、对家庭的认同。对于当代农民“人不为我、我不为人”的功利主义思想，相关部门需要弘扬推广乡土文化本身所蕴含的集体意识，积极协调与组织庙会、龙舟、歌舞等闲暇活动，加强农民的集体认同感，推进农村集体凝聚力。此外，如田间戏台上进行的皮影、杂耍、秦腔、昆曲、越剧等表演活动，以及少数民族地区农村闲暇活动所传承下来的民族服饰、舞蹈、歌曲等，可以通过加入时代新元素、创新闲暇形式和内容来保护及发扬。继承弘扬这些文化载体，既有利于保留乡土文化中的文明符号，更旨在向农民宣扬健康的休闲观念和休闲方式。

（二）丰富闲暇文化内涵，推动休闲寓教于乐随着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听讲座、进图书馆、参加进修班等闲暇活动逐渐被城市居民

所接受，并在城市形成了一种“寓教于乐”的蔚然风气。然而在广大的农村地区，这些具有发展意涵的闲暇活动并没有得到广泛传播，原因有二个：一是农村的基础文化设施建设跟不上，农民能够选择促进自身发展进步的闲暇生活有限；二是带有发展自身意涵的闲暇活动不被农民群体接受，缺乏推广的条件。在很多农民眼中，闲暇即是单纯的“玩”，不少农民在闲暇时间沉溺于打麻将、拜神仙等形式简单的活动，不愿选择阅读、听讲座等活动但其实读书看报这样的闲暇活动不仅能帮助农民放松农业劳作的辛苦，还能帮助农民增长见识、开拓视野、陶冶情操，提高农民认识事物、创造美好生活的能力。因此，相关部门有必要向农民宣传闲暇活动的发展意涵，倡导阅读、讲座、进修等能够提升农民的闲暇方式，推动“寓教于乐”的闲暇观念在农民间树立并被农民自觉接收。同时，也要加强文化基础设施建设，以保障农民享有文化休闲的权利。

（三）提高农民文化素质，提升健康休闲能力针对乡土文化变迁下的农民闲暇现状，提高农民文化素质显得迫在眉睫。闲暇生活方

式往往与个人的文化素质成正比，文化素质的提高有赖于闲暇结构的优化，而闲暇生活方式的好坏和闲暇质量的高低受制于文化素质（含道德素质）的高低。[12]我国农民长期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知识文化水平与经济发展进步相脱节，致使改革开放以后不断革新的一些新式闲暇活动在农村地区得不到很好地传播。例如阅读健康书籍，观看文化类的电视节目等闲暇活动，都需要在增强农民文化素质的基础上加以推广。农村地区在设立图书室、文化活动站的基础上，也应开展相应的文化教育课堂，让早年没有得到良好教育的农民接受再教育，提高文化水平。与此同时农村地区也可组织相关的志工群体向农民倡导并提供体验尝试，推动农民树立健康、文明的闲暇价值理念，接受积极向上的闲暇生活方式，提高健康闲暇的能力。

（四）改造落后乡土文化，剔除迷信低俗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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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闲暇时间所进行的愚昧迷信活动，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大修大建寺庙、算命占卜盛行等现象已经对农村地区的文明造成了不少冲击，更有可能会影响到农村的现代化。各地政府应当从两个方面解决当前所呈现的文化乱象，一方面，对危害农民身心健康的邪教、聚众赌博等活动要依法取缔，还农村一个文明健康的社会环境，另一方面，对宗教、祭祀活动要加强管理正确引导，转变农民大操大办的心理。只有在破除迷信活动的基础上，闲暇活动对农村地区社会生活质量的提高、精神文明的提高才能发挥更大的积极作用。此外，在剔除迷信活动的同时，也应当积极改造农村地区的落后文化，为积极的农民闲暇活动提供有利条件。

（五）发展文化休闲产业，促进农民创收增收我国农村地区的闲暇活动集中展示了乡土风情，对全体国民来说具有巨大的吸引力。

改革开放后随着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城市居民获得了更多的机会来到乡村，切实体验和感受乡村文化的魅力。例如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歌舞表演、江南水乡的荡舟歌唱和大山深处的茶歌，本是农夫、渔民和茶农放松休憩的闲暇活动，却因其独特的文化特色，吸引了大批的游客。部分地区恰当地利用了这一市场大力发展旅游产业，在展现文化魅力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经济增长点，促进了农民的增收。此外，近年来在大城市的城郊农村，包含采摘蔬果、品尝农家饮食的“农家乐”活动愈加流行，这即是运用休闲农业发展农村，促进城乡交流。休闲农业是指借助农业的平台，向民众提供参与式体验的休闲活动，它能够加强民众对农村地区和农业生产的了解，是一种型农业。[13]在市场经济高速发展的背景下，我们应当继续加大对乡村文化休闲产业的支持力度，鼓励农民运用“农家乐”这样的活动，在农业生产的同时开辟新的创收模式，增加农民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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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生态协同治理困境与实践路径构建黄薇薇1

（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安徽合肥 230601）摘要：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展至今已有六十多年历史，党的十八大正式将生态文明建设列入我国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部署，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相辅相成。立足于社会发展及系统的整体性视角，阐述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性，辨析保护生态环境在城市和农村在谋求自身发展过程的迫切性，探讨城乡生态协同治理的可行性,并从政策、立法、生产方式和民众意识四个维度提出城乡生态治理应遵循的原则和方法,抛出促进城乡生态协同治理的引玉之见。关键词：生态环境、城乡二元结构、协同治理、协调发展

Urban and Rural Cooperative Management Feasibility Path AnalysisHuang Wei Wei

（School of Society and Politics, Anhui university ,Hefei 230601,China）Abstract: China's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has been 60 years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strategic social development, it is complementary with China's Development. Based on social development and the integrity of the system perspective to explain the importance of protecting the environment, protect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Discrimination in urban and rural areas in the pursuit of the urgency of their own development process, and to explore the feasibility of the urban and rural cooperative management, in addition , the author from the policy, legislation, mode of production and awareness to determine ecological management should follow the principle and method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see a jade thrown promote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of urban and rural cooperative governance.Keywords: Ecosystem; Dual Structure; Cooperative Governanc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一、国内外相关研究概述生态环境指的是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各种资源数量与质量的总称，是与社会的政治

经济持续发展的紧密相连的复合生态系统。生态环境问题是人类为了谋求自身更好的发展，在利用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产生的反作用于人类长期发展的负面反馈。生态环境伦理思想伴随着人类利用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与生态环境的矛盾日益突出而蓬勃发展。人类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可以追溯到人类开始用火并对自然产生牵一发而动全身作用于人类生产生活的上古时期，人类与生态环境的矛盾也曾引起有识之士的关注，中西方对生态环境的研究保有各自的社会特征。（一）西方生态伦理的发展脉络西方对生态环境的关注自古有之，但将生态问题上升到伦理学的高度，使生态伦理学

作为一门学科是在现代西方自然环境保护运动之后。19世纪下半叶到 20世纪初，现代工业蓬勃发展，燃料和原材料的开采使动植物资源的破坏愈来愈严重，工业城市中产生的空1 作者简介：黄薇薇（1992—），女，安徽马鞍山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社会心理学，应用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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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污染和水体污染事件层出不穷，这样严峻的形势下重新审视人与自然关系的人们发起了西方第一次自然环境保护运动，成为生态伦理学的孕育时期。这一时期的美国林业局局长吉福德·平肖提出了“明智利用自然”的生态伦理观，他站在人类长远利益的立场上调和人与自然的矛盾，除此之外，一系列的关注人与自然的著作涌现：1864 年美国乔治·珀金·玛什的《人与自然》；1892 年英国塞尔特的《动物权利与社会进步》；1910 年美国威廉·詹姆斯的《人与自然：冲突的道德等效》等。这一阶段的著作都以人类中心主义为基调，将实现人的利益作为价值判断基准，虽然关注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但缺乏实际操作的效用。20世纪初指 20世纪中叶，两次世界大战破坏的不仅是各国的经济和政治秩序，生态环境也遭受了严重的摧残，西方掀起了第二次自然环境保护运动，将环境问题与社会问题相联系，明确了生态伦理学的任务，成为生态伦理的创立时期。法国施韦兹在 1923 年著的《文明的哲学：文化与伦理学》、1963 年的《敬畏生命：50 年来的基本论述》及美国 A·莱奥波尔德1933 年的《保护伦理学》、1949 年的《沙乡年鉴》等著作是这一时期思想的具体化。他们都体现了对传统生态伦理的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围绕着自然中心主义阐述人与自然的共存。20世纪中叶至今是西方生态伦理体系化发展的阶段，世界各国相继步入工业化道路，生产的机械化、生活的随意化及城市化的进程不断加快，全球性的生态环境危机愈演愈烈引起了人们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反思，西方第三次自然环境保护运动由此衍生，并做出了实际的贡献如创立了《环境伦理学》、《生态哲学》等国际期刊；定期举行国际性学术会议；在大学设立课程并授予学位等。生态伦理学体系化的发展使思想呈现出“百家争鸣”的状况，美国 J·帕斯莫尔 1974 年的《人类对自然应负的职责》、澳大利亚 P·辛格 1975 年的《动物解放：我们对待动物的一种新伦理学》、塞申斯和德韦尔1986 年合著的《深层生态学》等诸多学术作品都是思想纷呈的具体展现。（二）中国生态环境研究中国传统社会对生态环境的关注可以追溯到石器时期：中国最早的园林-平圃就是根据

时节开发山川河泽，实现对生态的合理的利用；《夏小正》、《诗经》中有大量关于动植物的记载；老子、孔子、荀子及之后的思想家们将“仁”等社会伦理扩展到对自然的伦理。改革开放后，系统的生态伦理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对生态环境的重视蓬勃发展。以邓小平为领导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对中国共产党已有的生态观进行总结，提出反对过量砍伐森林，提倡全民植树、走生态环境可持续化道路，以法律和制度加以保障、依靠科学技术，推动生态环境为社会经济建设服务；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明确提出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从生产力的角度思考生态环境、完善法制体系、促进生态环境国际化合作；胡锦涛带领的第四代中央领导提出科学发展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大力发展环保产业和循环经济、构建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创新生态文明；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将生态文明建设摆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战略位置、引导绿色生产，倡导绿色生活方式、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划定生态保护红线。一代又一代的中央集体对生态环境的关注为当代学者提供了宽松的研究环境。1975 年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以“国家生态环境安全与可持续发展”为战略主题、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主办《农村生态环境》及时报道生态环境保护、污染防治和自然资源开发等领域的研究论文、简报、专论、综述、动态信息等、与农村相对应的 2006 年李建龙的《现代城市生态与环境学》系统论述现代城市生态科学与环境科学发展的历程与内涵。

二、当代中国城乡生态环境问题2007 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中国环境报告》中指出：中国的经济在向发达国家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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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靠拢，但环境水平却与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近似。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环境的治理迫在眉睫。回顾现代中国社会对生态环境的关注，通常基于城乡二元结构将城市与农村分隔开来，独立地研究城市或者农村的生态环境问题，给出的相应治理政策也仅孤立地针对城市或农村的问题。现今城乡一体化进程不断加快，直面城市与农村的生态环境问题，打破城乡相互分割的壁垒[1]，将城市和农村看作整体进行统筹规划、综合研究是寻求城乡发展的必由之路。（一）城市中的生态环境问题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走的是一条复杂且不断反复的道路，由于中国的城市化并非是一个

渐进的过程，在迅猛发展的过程中各类问题层出不穷，生态环境问题在这样的局面中深刻地影响着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城市作为当代人类社会活动的主要场所，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城市人口爆炸的趋势，生态环境问题也越来越严峻。1、城市自然生态环境问题

近年来，生活在城市中的人们对空气污染的加重感受颇深，深受其害。最明显的便是雾霾天气在全国范围内扩散开来，据 2013 年的数据统计，受雾霾影响的区域包括华北平原、黄淮、江淮、江汉、江南、华南北部等地区，受影响面积约占国土面积的1/4，更为严峻的是雾霾天气有常态化的倾向；水资源是人们生存的必须品，但是全国的河流、主要湖泊和沿海水域遭受到严重污染，这些污染的水体主要分布在城市的周边及流经城市，使城市居民饮用水安全得不到保障；垃圾是城市的附属品，城市的运转使得每年会有上亿吨的垃圾产生，加上中国普遍采取填埋和露天堆放的方式堆垃圾进行处理，固体废弃物很容易造成二次污染；噪声污染与大气污染、水污染和固体废弃物污染被视为地球的主要环境问题，中国诸多城市的达标率都差强人意，城市中的交通噪声、工业噪声、建筑噪声以及社会噪声给人们带来身体和精神的伤害；城市的绿化是居民对城市自然生态环境最直观的感受，中国城市绿地面临人均绿地率低、绿地建设布局零碎，缺乏规划、结构单一，功能残缺以及绿地被蚕食等困境。2、城市社会生态环境问题疾速发展的城市化带来了激增的人口，城市中的资源和配置无法满足大量的人口共同

发展，城市的生态环境遭受着巨大的压力，除此之外，城市中的老年化问题随着历史发展的脚步不断加深，城市的养老环境正经受着考验；城市拥挤的人群和发达的工业化水平使得城市的交通不堪重负，车祸、公共交通的高峰期、车辆带来的污染、交通设施破坏城市景观的完整性及停放车辆资源的紧张检验着一座城市的承受能力；城市的人居环境是城市生态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却存在着提供基本服务的经费不足、缺少适当的住房、基础设施每况愈下等问题；每座城市拥有自身的历史文化遗产，但诸多城市在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上存在着不合理的现象，甚至出现了建设项目与文化遗产争夺资源的现象。（二）农村中的生态环境问题中国的农村处在中国社会发展的边缘区，相对于城市作为发展核心的地位，农村存在

着自身发展滞后及承担着城市飞速发展带来的不良效应的问题。不容置喙的是农村的面貌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农民的物质生活得到了显著的提升，但在片面追求物质的现实下，农村的生态环境正在逐步恶化。1、农村自然生态环境问题

提及农村，如今我们的脑海中不再蹦出“山清水秀、鸟语花香”这样充满诗意的词句，取而代之的是深度探讨如何在保证农村经济发展的同时保护好农村的自然生态环境。农村以农业发展为首要，为了保证农产品的产值化肥、农药、农膜等农用物资的使用必不可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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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科学指导地使用化肥、农药等对附近的河流、湖泊、地表水、地下水及农产品品质带来了显著的危害，而如农膜这类农业生产产生的固体废弃物通常被随意丢弃，又因为极难降解且降解时会渗出有毒物质打破了土壤自身的平衡；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给农村经济发展带来机遇却也成为破坏农村生态环境的“主力军”，企业大量的废水、废气、废渣等污染物的排放大大超出了农村的环境承载力。2、农村社会生态环境问题城市化脚步的加快，城市人口的激增必然源于农村人口的流入，农村大量人口的流出

带走了大量的劳动力也留下了众多的老人和儿童，农村人口年龄的两极化（尤其是老龄化）的程度加深，环保意识薄弱，对生活中产生的垃圾和污水随意排放，大面积裸露的固体垃圾和农村河道水质恶化成为新农村建设的“瓶颈”；另一方面，农村的环保硬件设施如污水处理、垃圾处理系统等没有完善甚至空缺，有些农村还得承受城市生活污染转嫁的压力；长期受城乡二元经济制度的影响，农村的历史文化遗产大面积破化、公共文化设施建设举步维艰，原始多样的农村文化本体和丰富敏感的生态系统在新农村建设中得不到修正，渐显衰颓之势。

三、城乡环境共同体：城乡协同治理的可行基础城乡差距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渐拉大，基于城乡发展失衡的客观事实洪大用（2000）首

次提出中国城乡二元性问题[2]，指出国家政策倾向城市、忽略农村是城乡发展步伐不一致的重要原因。就城乡生态环境范畴来说，城乡差距的对比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城乡生态环境污染份额的对比差距。城市在工业化背景下的污染比例一直占据全国污染的绝大部分，近年来，农村的环境污染比例明显上升，但污染程度仍未超越城市；第二，城乡生态环境政策及执行的对比差距。中国为城市规模化的污染企业制订了许多优惠政策，如城市污水处理厂建设时征地低价或无偿，而对农村则没有类似政策，在基础设施建设中更加无法顾及污染治理；第三，城乡生态环境立法的对比差距。环保立法主要局限于城市与工业，很少有关注农村生态环境的立法，即便有诸如《环境保护法》、《农业法》也忽视了农村环境和农村自然资源的协调发展；第四城乡生态环境保护意识的对比差距。总体而言，中国城市的生态环境敏感度高于农村，关于生态环境的群体性信访事件中，城市环保信访量占绝大部分，而农村则更注重经济发展和招商引资。探讨城乡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我们不妨预设一种全新整体性思路：城市和乡村是互利共

存的环境共同体。因此，实践科学发展观不能以生态环境作为经济增长的代价，更不能牺牲农村的生态环境来保护城市的生态环境。对城乡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可操作性的探寻是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的建设性步伐。首先，经济的发展遵循市场规律，同时也受到生态环境的影响。城市的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具有相关性，同样的农村与经济发展也存在相关关系，忽略任何一个系统对经济发展的影响都是不科学的；其次，生态环境是非排他性的，并不因为城乡的差别而对消费它的人群进行区分，更不会在遭受到破坏后只污染固定的区域，从这一角度我们可以将生态环境看作公共产品，既然具有公共性，那么就需要共同维护；再者，国内相关的环境科技成果为城乡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提供了技术保障。如研究各类资源开发对生态环境的破环程度和累积性影响，制定合理的资源开发利用模式。对生态环境合理地分析和评价将会为城乡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提供量化标准[3]；最后，“城乡分治，城市中心”发展观念遭受质疑，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的改革不断深化，要求城市反哺农村[4]缩小城乡差距的城乡统筹成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观点，统筹城乡生态环境治理是社会内在逻辑发展要求。长期的二元性的城乡差序格局使城市在生态环境领域的治理优于农村是不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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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视的客观国情，即使现今统筹城乡治理、促进可持续发展成为社会的主流，但城乡二元结构是特定历史的产物，它将也必将在中国发展道路上长期存在。城乡的生态环境治理却不能局限于社会的大环境，而应当作出改变，成为打破城乡二元结构的“领头羊”。那么，探讨城乡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可行性就显得尤为重要。统筹城乡生态环境治理，首先必须要弥补农村在生态环境治理道路上的落后，修复农村与整个社会发展的断裂；其次要巩固城市治理的成果，不能因为城市生态环境有所改善就忽视对城市的治理。

四、探寻城乡生态环境协同治理路径既然城乡生态环境协同治理切实可行，探寻城乡生态环境协同治理路径就成了当务之

急。基于社会发展是正向的社会变迁，强调整体性发展的理论视角[5]，走上打破生态与环境对峙观念、改善城乡生态环境保护失衡现状的道路是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一）调整生态环境政策，兼顾效率与公平

政府的政策是社会行动的指向标，为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生态环境政策必须要做出相应的调整。接下来，生态环境治理的中心应不断向农村转移，城市生态环境一直是生态环境治理的主要方面，这种差异性的治理方式虽然忽视了农村的生态环境治理但城市的生态环境以相当迅猛的速度得以改善。作用于城市生态环境的政策可以为农村的生态环境治理提供借鉴，在加强生态环境治理的过程中充分发挥城市带动农村的功能，参考城市生态环境治理方法，降低环保开放式企业进入农村的门槛，调整环保投资结构，不仅加大政府财政的投入力度，也让市场参与进来，形成多元化的生态环境保护格局。合理制定城乡生态环境规划，调整城乡生态环境资源配置，建立生态补偿机制改善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基础薄弱、涉及面广的现象，实现城乡协调发展。在协同治理的过程中明确生态环境的受益者和受害者，指定相关负责人，限定基本环境责任，加强生态环境监管，避免城乡协同治理责任推诿，提高生态环境治理效率，实现社会公平。除却对自然生态环境的关注，政府也应当将自己的视线放在社会生态环境方面，对城乡人口、基础设施、交通、历史文化遗产等一系列的社会生态环境困境给予政策性支持，合理利用税收，健全社会保障。（二）加强生态环境立法，建立城乡协作机制法律是社会发展的最后一层防线，以法律的形式将生态环境的禁区固定下来，是防止

生态环境持续恶化的根本方法。一方面，在众多生态环境的法律文件中，关于农村的生态环境立法乏善可陈，对现实生态环境的改善缺乏实用性。加强农村生态环境立法，完备生态环境保护体系，规范农村垃圾和污染物的处理与利用刻不容缓。另一方面，在长期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影响下城市的生态污染向农村扩散趋势越来越明显，但农村并没有承担城市生态污染的责任和义务，解决这样的矛盾首先应当以明确的法律条文的形式限制城市生态污染向农村转移，这并不意味着城市与农村的生态环境治理应当泾渭分明，相反地城市与农村之间应形成生态补偿法律保障并联合执法，城市反哺农村的同时使在城市无法立发展的污染企业在农村也无法立足，构建各利益主体间的协商合作。在城乡社会生态环境方面，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有良好的示范作用，严格控制城市人口机械增长将为城市社会生态环境减负，为农村社会生态环境增添支持。因此，坚持走生态环境法治化道路是改善生态环境的必由之路。（三）转变城乡发展方式，完善协同治理体系生态环境恶化的根本原因是社会的生产方式和产业布局不合理，想要减缓城乡生态环

境恶化的步伐，需要产业结构调整先行，改造城乡传统产业使城市产业向第三产业不断转型、农村传统农业向生态农业络续变革。在今后的产业规划中，城乡应致力于发展低污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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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和产品，运用绿色科技实现清洁生产，禁止新建不符合国家产业环境保护要求的建设项目，加强城乡产业联系，形成城乡生态产业链。产业结构调整的整体趋势是向着低污染产业发展，有益于生态环境的改善，但只有生产就会有污染，配套产业的发展摆脱了先发展后治理误区，降低了对环境的污染预防二次污染。城乡生态环境配套设施应以设施共建、服务共享为目的发挥城乡产业发展的互补性功能，以城市的市场和资金为媒介、以农村的建设资源为依托形成城乡污染和废弃物处理一体化系统。能源合理的利用是产业结构合理性的主要标志，“加强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是应对日益严重的能源和环境问题的必由之路；也是人类社会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6]。因此，开发新能源，强抓再生能源的开发和利用是转变城乡发展方式的又一要素。（四）构建信息对称环境，提高生态环境保护意识

经济学家乔治·阿克尔诺夫在其论文《柠檬市场:质量的不确定性和市场机制》中指出汽车市场存在着“可得信息的不对称”[7]，生态环境治理领域也存着“环境信息非对称”[8]

的现象。阿克尔诺夫信息不对称问题可能导致整个市场的崩溃，环境信息非对称性也会导致生态环境监管的失灵，决策的科学性也会大打折扣。构建信息对称环境应以转变政府职能，实现开放管理为首要原则，以发挥媒体宣传教育功能、严格审批城乡建设项目为辅助手段。信息对称环境的建构不仅有助于政府对社会发展的决策，也有助于提高民众对生态环境的关注度。当然，提高民众对生态环境的保护意识，单单依靠生态环境信息的公开也只能是隔靴搔痒。就中国民众环境意识的调查结果来看，城市居民的环保意识高于农村居民，生态环境全局意识的形成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针对农村居民环保意识薄弱，普及生态环境知识、推广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寻找切入点使农村居民认识到生态环境与自身的利益息息相关。从城乡协同治理、协调发展的角度出发，宣传城乡兴衰与共的思想，打破“农村是社会底层”的误区，改变生态环境治理依赖政府的定势思维，激发民众主人翁意识。

五、生态环境治理途径的若干困境笔者在本文中对生态环境协同治理路径的探索着眼于社会发展的整体性，期望突破结

构决定论的束缚构成城乡生态安全格局，实现城乡生态良性循环。但由于笔者自身知识和生活阅历的欠缺，对城乡生态环境的探索严密的逻辑结构，且在分析路径的过程中产生诸多疑惑：

第一，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时效性。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科学路径是一个长期的探索过程，在探索的过程中形成的决策针对的是过去的生态环境状况，新情况和新问题随时都会出现，因为畏惧新情况、新问题就放弃生态环境协同治理路径研究的现象不会发生，那么生态环境协同治理路径的科学探索的周期性如何界定？

第二，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生态价格。生态环境协同治理中农村的传统农业逐渐向生态农业转变，随之而来的是农产品的投入增加，生态农业产生的农产品的生态价格将高于传统农产品价格，民众会为产业结构变化导致的价格差买单么？

第三，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意识变革。如果说通过一系列的宣传可以改善城市居民的生态环境意识，对于农村居民来说媒体及其他渠道的宣传的效用微乎其微，且农村居民往往关注的是自己的既得利益缺乏对长远利益的考虑，物质和资金的奖励增加的是政府财政的负担无法长期实施，如何寻找切入点，从根本上形成农村居民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唯有切实解决城乡协同治理中的困境，才能真正找出适合中国城乡协同治理的路径，

才能实现中国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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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1]赵群毅.城乡关系的战略转型与新时期城乡一体化规划探讨[J].城市规划学刊，2009(6)[2]洪大用.我国城乡二元控制体系与环境问题[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6（1）[3]郭建平.中国生态环境评价研究进展[J].气象科技，2007（2）[4]徐学福.城市反哺农村的路径[J].湖北日报，2006(10)[5]袁祖社.现代社会整体性的价值理性共识与“公民社会共同体”的生存理想[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07（3）[6]胡锦涛.加强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实现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R].北京国际可再生能源大会，2005-11-07[7]乔治．阿克尔洛夫.柠檬市场：质量的不确定性和市场机制[J].1970[8]安艳玲.环境信息非对称性对中国农村环境保护的挑战[J].农村环境与发展，20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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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区非遗保护现状及对策研究安徽省直工委党校 许敏娟

【摘要】从 2008 年文化部批准设立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区至今，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区已走过 8 年的历程。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文化生态空间的灵魂，非遗的保护与传承，是保护区建设的主体内容，因此，非遗保护与传承工作的成败事关保护区建设的成败。在这 8 年中，保护区建设与非遗保护取得了哪些成就？还存在哪些问题？十三五期间保护区建设和非遗保护要取得新成就，走向新台阶，首先应解决哪些问题？笔者通过深入保护区调研与思考，直面回答了这些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对今后如何推进保护区建设和非遗保护，如何健全完善保护区建设的体制、机制与法规制度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建议和对策。【关键词】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 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与传承 对策建议

2016 年是十三五规划的开局年，也是《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总体规划》（下称《总体规划》）第二阶段---中期建设规划（ 2016-2020 年） 的开局年，在揭开新一页之际，有必要对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下称“保护区”）走过的 8 年历程进行回顾与总结，对《总体规划》）第一阶段—-近期建设规划（2011-2015）实施的效果进行全面考量与评判，以为《总体规划》）第二阶段目标的实施提供可借鉴经验，基于这样的目的，笔者在 2015 年 8月走进保护区进行了调研。通过调研发现 8 年来在各级党委政府的领导下保护区建设特别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下称：非遗）保护取得了显著成绩，但也存在诸多问题，这些问题如不能及时解决，将影响《总体规划》后期目标的实现，也将影响保护区非遗保护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一、保护区设立以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取得的成就1、长期规划和近期目标相结合，有序推进保护区建设与非遗保护首先，制定《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总体规划》，对保护区建设和非遗保护进行顶层

设计和部署，并将《总体规划》分为近期（2011—2015 年）、中期（2016—2020 年）和远期（2021—2015 年）三个阶段，对每一阶段保护区建设的任务、非遗保护与传承的目标都作出明确规定，有序推进保护区建设和非遗保护。其次，保护区内各市县，为推进文化遗产的保护近年来不断推进制度建设，黄山市进

行了与《黄山市文化大市建设规划》（2007 年）和《总体规划》配套的制度建设，先后出台了《黄山市古民居保护暂行办法》、《黄山市文物保护管理办法》、《黄山市历史文化遗产地保护

〖作者简介〗许敏娟，安徽省直工委党校副教授，研究方向：文化哲学、文化生态学、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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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办法》、《屯溪老街保护管理暂行规定》等政策措施，特别针对“百村千幢”工程实施过程中出现的古村落投入大、古民居产权转移难等问题，制定了《黄山市古村落保护利用暂行办法》等七个规范性文件；各区县也制定多个文化遗产保护措施，如黟县的《黟县西递、宏村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办法》、歙县的《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办法》、《徽州府府衙区域保护修建详细规划》、《歙县文物保护管理实施办法》等等。绩溪县依据《绩溪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2007 年）和《总体规划》，先后制定了《绩溪县非遗传习基地、代表性传承人考核办法》、《绩溪县古村落、古民居保护管理暂行办法》、《绩溪县旅游文物资源保护、开发、利用管理暂行办法》等规范性文件。这些规范性文件的制定和实施，为保护区建设和非遗保护工作的推进提供了制度保障。

2、强化激励与扶持，实现非遗四级名录数量和传承人队伍双增长省委省政府非常重视保护区建设，省财政设立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专项经费，支

持保护区建设，从 2010 年至 2015 年省财政投入保护区建设专项资金达一千多万元。 1省文化厅依据《总体规划》，指导保护区所在地制定翔实具体、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在各级政府的支持激励下，当地民众参与非遗保护的热情大涨，保护区非遗保护取得了显著成绩：保护区总面积 13881 平方公里，人口 200万人，分别只占全国国土面积的和人口（中国大陆）的 0.14%，而其非遗项目五级（包括联合国）名录数量在全国所占比重却远远超过其国土与人口所占的比重，截止到 2015 年底保护区内的非遗项目（婺源除外）入选联合国的非遗名录 2项（全国 37项，占 5.41%，占全省 2/3）,国家级的有 21项（全国 1372项，占 1.53%，全省 72项，占 29.2%)，省级 87项（全省 343项，占 25.4%）。市县级非遗项目数量也远远超过全省的平均水平2。截止到 2015 年底，非遗四级名录从国家到省、市和县分别比保护区设立时的 2008 年增长了 69.2%，335%,372.1%,430.7%，而且“徽州木结构营造技艺”和“程大位珠算”均在保护区设立后入选联合国非遗保护名录。传承人队伍的培养是非遗保护与传承事业能否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为促进保护区非遗

传承人队伍的培育，2008 年省文化厅就在保护区内率先进行传习基地培育的试点工作，使保护区非遗传习基地从无到有。黄山市出台《黄山市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专项资金使用暂行办法》，对新获得国家级、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基地，一次性分别奖励 30万元、10万元，并设立总规模 7500万元的黄山徽文化基金。截止到 2015 年底，保护区内(婺源除外)已有非遗传习基地（所）国家级 2 个，省级 44 个，市级 115 个，远远超过《总体规划》提出的目标。在非遗技艺人才培训中，安徽行知学校、休宁德胜木工学校和绩溪县的安徽省徽厨技师学院已成为非遗传习培训教育的知名品牌，保护区传承人队伍迅速壮大，截止到2015 年底区内的非遗传承人（婺源除外）国家级有 21人(全省 75人，占 28%)，省级177人(全省 576人，占 30.7%)，市级 521人（全省 1526人，占 34%），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与保护区设立时相比国家级增长了 4.25倍，省级增长了 18.67倍，市级从 0增长到现在的 521人，3其增长速度也远远超过全省的平均增长水平。

3、多种保护模式并举，促进文化资源向经济资源、旅游资源的转化 首先，开展抢救性保护，让濒危非遗重现活力。按照《总体规划》的近期目标，2011 年

至 2015 年优先开展了最能体现徽州非遗特色和濒临灭绝、亟待保护的祁门傩舞等 16 个重点项目的保护工作。在保护区建设专项基金的扶持下，濒危项目的传习基地迅速建立，绩溪县创办了徽剧、绩溪民歌、手龙舞、赛琼碗等项目的传习基地。黄山市创建了“歙县叶村叠1资料来源：省文化厅非遗处2 同上3 资料来源：安徽省文化厅非遗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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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汉、祁门傩舞、目连戏等濒危项目的多个省市级传习基地。这些传习基地对抢救濒危非遗产生了良好的效果，绩溪实验小学徽剧童子班演出的徽剧《贵妃醉酒》，2014获省小梅花大赛金奖，2015 年获第 19届全国戏曲小梅花金奖；手龙舞，2012 年安徽省民间舞蹈大赛二等奖；绩溪民歌 2009 年获省民歌大赛二等奖；参加首届、第四届中国农民歌会演出，获省首届江淮群星奖；目连戏今年 7月份入选香港中国戏剧节；《雉山凤舞》、《黟县傩舞》参加 2013 年和 2014 年央视春节民俗节目直播。其次，开展馆藏性保护，珍藏与展示灿烂的徽文化。保护区建立后，按省文化厅的部

署，首先对辖区内的非遗项目和传承人进行立档归卷，让每一非遗项目的来龙去脉都有案可查， 黄山市 2012 年以来，分类整理 150项四级名录项目和 466位传承人的档案资料，将相关图片、音视频资料及普查线索表、项目调查表、田野调查资料、采访手记归类存档，转换成电子文件存储，相继结集编辑出版《徽州记忆》丛书和《徽州技艺》丛书。1绩溪县对田野调查登记的 299 个非遗项目2，分类整理相关文字资料、图片、视频资料、表格，形成图文资料汇编，印刷出版《绩溪县非物质文化遗产田野调查资料汇编》，推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绩溪》系列历史文化丛书。徽州人历来重视文化建设与保护，历史上他们通过修缮家谱村志，牌坊祠堂来珍藏历

史，展示自己的文化，现代他们又通过修建博物馆和文化园的方式来珍藏与展示灿烂的徽文化。目前除完成《总体规划》近期建设目标外，众多民办非遗博物馆在保护区内如雨后春笋。据不完全统计目前黄山市有民办博物馆 27 个，绩溪县除“绩溪县三雕博物馆”等 3 家公办博物馆外，还有 2家民办文化园。3这些文字、图表、电子档案、博物馆和文化园以不同的形式共同珍藏和保护徽州非遗，并从不同维度展示着徽文化的灿烂与辉煌。

第三，开展生产性保护，将非遗资源转化为经济资源。按《总体规划》中近期建设规划的部署，选择 7项知名度高、发展状况较好的项目，开展生产性保护利用，“培育一批以徽墨、徽州三雕、红茶和绿茶制作技艺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主要内容的文化产业”。在政策支持下，徽州非遗生产性保护的个人工作室、家庭作坊、小微企业、企业集团等如绚灿的山花在保护区遍地盛开，仅歙县就拥有 400多家非遗特色工艺家庭作坊，6家生产徽墨、歙砚规模企业4。在生产中传承，在传承中发展。保护区内非遗企业在生产性保护中不断成长，其中黄山徽州竹艺轩雕刻有限公司和绩溪胡开文墨业有限公司成长为“国家级非遗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占全省 2/3强。黄山徽州竹艺轩雕刻有限公司，2013 年产值 4200余万元，产品出口到美国、韩国、日本、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公司已荣获“2013-2014 国家文化出口重点企业”、“国家文化出口重点项目”5。此外，在 2011 年商务部公布的安徽 25家中华老字号企业中徽州非遗占 6项，超过 1/46。

表一 徽州非遗中的中华老字号企业1 安徽省绩溪县良才墨业有限公司 （宣城市）

1 资料来源：黄山市文化委2 资料来源：绩溪县文化馆3 资料来源：绩溪县文化馆4 资料来源：黄山市歙县文广局5 资料来源：黄山徽州竹艺轩雕刻有限公司6 资料来源：安徽省商务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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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黄山市屯溪区胡开文墨厂 （黄山市）3 黄山市猴坑茶业有限公司 （黄山市）4 黄山谢裕大茶叶股份有限公司 （黄山市）5 安徽省休宁县万安吴氏嫡传罗经老店有限公司 （黄山市）6 歙县老胡开文墨业有限公司 （黄山市）

资料来源：安徽省商务厅目前，在保护区内，非遗产品已成为游客们首选的旅游商品，在课题调研期间，笔者

设计了“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区文化与旅游结合状况调查问卷”，2015 年 8月 8—9日通过黄山市三个旅行社对在黄山市旅游的游客中发出 120份，收回 115份，有效 114份（下称：问卷），在对“在徽州旅游商品中你喜欢哪些？”的问卷调查中，45%选择了黄山毛峰，38%选择了徽墨，歙砚。生产性保护促进非遗资源转为经济资源，黄山市 2013 年规模以上非遗项目的文化产品产值 9.5亿元，利税 4132万元，对文化产业的贡献率 28%，对地方经济的贡献率达 2%。1非遗手工艺的生产性保护，推进了当地文化产业的发展，促进了当地产业结构的调整。

第四，开展整体性保护，挖掘徽文化内在的文化价值和审美价值，促进文化资源转为旅游资源。保护区设立后，黄山市不仅按《总体规划》要求将“屯溪老街、万安老街和西递-宏村 3 处建成徽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示范区”，还以重点工程为抓手，推进保护区内非物质文化遗产、物质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的整体保护。从 2009 年始全市启动“百村千幢”古民居保护利用工程，通过对古民居、古祠堂、古戏台等建筑的修复，既很好地保护了传统木结构营造、徽州四雕、徽州楹联匾额等一系列代表性的徽州手工技艺，同时，也对诸如徽州祠祭、徽剧、徽州民歌、目连戏等徽州民俗的生存空间进行了良性修复。截止2013 年底，工程累计投入资金 60亿元，完成了 101 个古村落的规划编制，实施了 101 个古村落和 1325幢古民居的保护利用工作，打造了事业、产业方面的新型业态 19类 964 处，建成了湖边古村落、秀里影视村、黎阳故邸等13 处集中保护地。在“百村千幢”工程取得成效的基础上，2014 年全面实施徽州古建筑保护工程，对空间形态类古城、古镇、古村、古街等 4类 116 处，建筑单体类古民居、古祠堂、古牌坊、古书院、古戏台、古码头、古塔、古桥、古亭、古井、古道、古碑等12类 3348 个古建筑进行有效保护2，并且在修缮中注重保护古村落的“两脉”，提升品位。首先，保护好“文脉”，全力保持古村落的传统礼仪、民俗文化、语言传统、传统手工艺、生活风俗习惯等古风徽韵；其次，保护好“龙脉”，严禁破坏古村落的林木、峰石、山水、津渡、桥梁等水口风貌，对已遭破坏的按历史原貌复原，使古村落形成“幢幢有故事、村村有文化”的文化风景线，一些古村落成了文化旅游的黄金线路。2014 年黄山市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和中国传统村落各新增 5 个和 25 个，108 个古村落入选全省首批传统村落3，又获批国家主体功能区建设试点示范、首批国家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1许敏娟 “安徽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中法制建设问题研究”（J）.新闻世界 2015(3)165页2安徽省文化厅.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区情况汇报(R)2015(1) 3黄山市人民政府.2014 年黄山市人民政府工作报告（R）黄山市人民政府网 The People’s Government Of Huangs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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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传统文化的整体保护，充分挖掘了古徽州内在的文化价值和审美价值，文化旅游成为黄山市旅游业一新亮点，近年来黄山市游客和旅游收入呈现双增长：2012 年接待游客达 3600 万人次，旅游总收入 300 亿元，2013 年接待游客 3732.6 万人次，旅游总收入 314.5 亿元，分别增长 2.5%和 3.8%，2014 年接待游客 4165.1万人次、旅游总收入354.4亿元，分别增长 11.6%和 12.7%。1

绩溪县在保护区设立后先后修缮了听泉楼、节妇坊、文昌阁等濒危文物，修建了绩溪博物馆和三雕博物馆。利用文物景点开展文化旅游，龙川胡氏宗祠、胡宗宪尚书府、湖村门楼巷、胡适故居、石家村等已成为文化旅游的黄金线路。境内文化旅游线路由保护区设立前5条增加到设立后的 10条，3A 级以上文化旅游景点由 6 个增加到 11 个，2012 年全年旅游接待人次 308万，旅游综合收入 12.3亿元，分别增长 46%、57%；2013 年全年旅游接待量 403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 18亿元，分别增长 31%、44%；2014 年全年旅游接待量 500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 24亿元，分别增长 24%和 33%。2

4、加强宣传展示，提升徽州文化对当代的影响力。首先，充分利用大型文化活动、国内外文化交流、传统节日等平台，通过专题展示、实物

展览、活态展演等多种方式，积极推介保护区建设成果和区内丰富多彩的非遗，提升地域文化影响力。先后在世博会、中国（成都）国际非遗节、两届中国（黄山）非遗传统技艺大展等国际间、国家级、省级大型活动上，重点推出多项国家级、省级非遗项目的展示展演。充分利用国家、省、市、县各级媒体，密集报道保护区建设和非遗保护工作。与中央电视台、中国华艺广播公司电视中心、安徽电视台、光明日报、中国文化报等新闻媒体合作，对保护区开展的非遗传承系列活动进行专题报道。问卷一在对 114位游客来源的调查结果是：来自本安徽的只占 34.21%，来自安徽以外大陆的省区占 57.89%，来自港澳台地区占 5.26%，来自外国占 2.64%。而且这些游客中以前到过徽州的占 34.21%，到过徽州两次以上的占 23.68%。认为“在全国各旅游景区，徽州的历史文化资源，文化品位使徽州成为最有特色景区之一占 25.44% ，最有吸引力景区之一占 28.07% ，最能体现中华传统文化地域 占 33.33% ，最有文化底蕴的区域占 53.51% ，可见徽州成为世界各地向往中华传统文化人们的寻根之地。

二、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区非遗保护中存在的问题在调研中我们看到，保护区建设和非遗保护取得了诸多成绩，但也存在不少问题，

主要的有：（一）缺乏统领保护区建设的区域协调机制和制度体系1、保护区工作联席会议机制未能正常运转为推进保护区建设，早在 2008 年安徽省政府就成立了由省长任组长、分管副省长任副

组长，文化、发展改革委、财政等10多个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为小组成员的保护区领导小组。领导小组的职责是研究保护区建设工作的推进，将保护区建设纳入省政府任期目标，并且鉴于保护区行政上跨越两省三市，在省政府的领导下，建立了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区的工作联席会议机制，研究保护区建设工作，明确具体责任和任务，协调解决相关的困难和问题，重大问题在省级层面与江西省加强沟通，建立联系人制度，对重大事项的研究形成备忘录。1黄山市人民政府.2012 年、2013 年、2014 年黄山市人民政府工作报告（R）黄山市人民政府网 The People’s Government Of Huangshan2绩溪县人民政府.2012 年、2013 年、2014 年绩溪县人民政府工作报告（R）绩溪县人民政府网 The People’s Government Of Ji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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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机构如能按创建时赋予的职能正常运转，那么对保护区建设将是极大的推动，遗憾的是保护区设立以来省内的联席会议仅开过两次，与江西的协调会仅开过一次。由于保护区工作联席会议机制未正常运转，使保护区没有统领全局的管理和协调机制，

保护区内各自为政，文化部在 2011 年批复了的《总体规划》只涵盖安徽境内的黄山市与绩溪县，婺源县另行编制了《江西婺源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总体规划》，没有统一的规划指导和调控，重复建设、非协调性建设乃至破坏性建设的现象不同程度存在；就安徽境内，黄山市居主体地位，绩溪县是宣城市中唯一属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区地块，保护区建设工作对宣城市来说不是主体工作，绩溪有被边缘化趋势。

2、支持保护区建设的重要法规制度建设滞后虽然近年来保护区内的市县加快了文化遗产保护的制度建设，但《总体规划》要求尽快

制定相应配套的法规文件：《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保护条例》、《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总体规划实施细则》、《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单位（传承人）保护暂行办法》、《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专项资金使用管理办法》、《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工作人员业务培训管理暂行办法》等法规文件至今无一制定，使《总体规划》至今无配套的法规制度支持。另外还有一些支持保护区建设的重要法规制度如《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环境保护条例》等重要的法规制度建设也未启动，法规制度建设严重滞后。

（二）、非遗保护人才队伍建设滞后，严重制约着非遗保护事业发展1、非遗行政管理人才队伍不强，制约着保护区非遗保护事业的推进力度省文化厅非遗处从成立起到 2015 年底，包括处长在内只有 2名非遗行政管理干部，

非遗处的职能是：负责对全省非遗保护工作的组织协调和政策制定与落实工作，组织开展全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拟订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保护规划；扶持全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开展传习活动；组织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申报和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评审工作；指导全省优秀民族文化传承普及和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工作。如此多的工作职责让 2 个人来承担，十多年来，他们一直超负荷地工作，仅各种会议汇报、各种上级检查和每年几次的全国非遗大展就让他们要付出不少时间和精力，可想而知，他们能挤出多少时间和精力来思考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区的建设发展问题？黄山市是保护区的核心，非遗保护任务重，工作量大，但负责全市非遗行政管理工作

的市文化委非遗科也只有 2名工作人员，他们既要承担非遗保护行政工作又要承担本不该由他们承担的业务管理工作。这样单薄的非遗行政管理人才队伍，必然制约着保护区非遗保护事业的推进力度。

2、非遗业务管理与研究人才队伍尚未建立，非遗研究落后保护实践的发展按文化部要求，非遗保护应行政工作和业务工作分开，各级文化行政部门负责非遗保

护工作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各地非遗保护中心负责区域内非遗保护的业务指导和研究，黄山市和绩溪县是保护区的两个主体地块，两地非遗保护的业务机构均未真正建立，绩溪县非遗保护业务工作放在县文化馆，工作量猛然大增，人员无增加，并且至今文化馆未挂上“非遗保护中心”的牌子----有实无名；黄山市所辖各区县的非遗保护业务工作也均放在各区县文化馆，同样是是增加工作量没增加人员，在各县文化馆看来非遗保护非主体工作，他们大多精力放在公共文化建设上，因此他们只是满足于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至于对当地非遗保护的研究仅凭个人兴趣，所以文化部规定的非遗中心两个职能，保护区内大多县市只能完成其一，全省范围内一支相对稳定的非遗研究专家队伍也未产生，非遗研究落后于非遗保护实践的发展，使保护实践失去理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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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非遗“招徒难”，代表性传承人呈高龄化趋势，制约着非遗保护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尽管近年来保护区建起了多个传习基地和培训基地，传承人队伍在发展壮大，但是，

在课题组的问卷调查中 80%以上的代表性传承人对“你在传承中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的答复为“招徒难”“资金不足”，“招徒难”不仅仅是没有市场的民俗类的非遗面临的困境，也是有市场有经济效益的徽墨、歙砚这些手工技艺面临的困境。不仅如此，保护区和全省其他地区一样代表性传承人呈现高龄化，大多代表性传承人都是出生在 50 年代、60年代，不仅是民俗类就是手工技艺类 80 后、90 后的代表性传承人也寥若晨星，如被列入联合国非遗名录的“徽派传统民居营造技艺”，截止到 2014 年底，不仅没有 90 年后的甚至连 80 后和 70 后代表性传承人都未产生，只有徽州三雕、徽墨制作技艺各产生一位90后代表性传承人。这种现状如不改变，势必影响保护区非遗保护与传承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三）监测评估机制尚未健全，影响非遗保护事业的健康发展1、对项目和专项资金的监测评估机制尚未健全，更无优胜劣汰机制

《总体规划》要求，建立监测评估机制，“对规划确定的项目，省、市两级领导小组办公室定期检查实施情况、资金使用及收益情况，对保护效果好的项目予以表彰，并给予经济上的奖励；对于实施进度缓慢、工作不力的项目承担单位和个人给予通报批评、缓拨经费乃至撤消项目承担资格。”“专项资金的管理落实到人，管理人对专项资金使用、收益等情况要向上一级定期汇报，接受上一级的审计。”几年来保护区对项目和专项资金的审查主要采取自查和听取报告的形式，项目实施进展及专项基金的用途和使用效果缺乏跟踪审计监督，没有建立奖惩机制。所以传承人或保护单位甚至地方政府只把主要精力放在争取资金和项目上，把争取项目和资金当作生财之道，而对如何按期保质保量完成项目，如何使专项资金达到最好的使用效果他们不再关心，重申报，轻监管，只要能应付上面检查了事。

2、对代表性传承人和示范单位履行义务情况缺乏监测和退出机制当下“传承人”或“示范单位”这些头衔，对手工艺人及其企业来说就是经济价值和

社会地位，级别越高其产品定价也就越高，因此代表性传承人，示范单位的评选竞争激烈，这本是件好事，能让优秀者脱颖而出。但现实中一些手工艺人或示范单位一旦入选代表性传承人或保护示范单位后，就不再将主要精力放在带徒授艺上，而是热衷于经营或跑公关，一些财大气粗的传承人甚至对非遗保护管理部门的监管持消极或抵触态度，示范单位不能发挥应有的引导、辐射和带动作用，而现行的法律法规缺乏对传承人或示范单位履行义务的情况进行监测与考核的硬约束，也未真正建立退出机制。这种现状持续下去，必将影响非遗保护事业的健康发展。

（四）各县区对文化园和博物馆的建设缺乏科学规划，造成社会资源浪费文化园或博物馆的数量是衡量地域文化底蕴一重要因素。在调研中许多传承人甚至是

市级传承人都向我们表达了拿地建博物馆或文化园的意愿。但文化园建设必须体现地方文化特色，并且应求精致，不是多多益善。同样专题博物馆的建设也应是求精求特，避免雷同。但在保护区内一些传承人拟建博物馆或文化园并不是为了出于展示特色的文化资源，而是想通过这些项目向政府要地要钱，或钻政策的空子，有了博物馆和文化园就可以让旅行社将游客带进其产品展示场所便于产品销售。（新《旅游法》规定导游不得带游客进店）。现在保护区内传承人一哄而上建文化园或博物馆，重复建设，资源浪费严重。如一个面积只有 13 平方公里 4万人口的绩溪县城竞有两家徽墨文化园同时上马；黄山市徽字号雕刻文化有限公司已在 2012 年建成“黄山徽字号徽雕艺术博物馆”，现在另一传承人又在兴建“徽派雕刻博物馆”，如果政府不在宏观上加强管理，必然造成重复投资，重复建设，造成土地等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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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于十三五时期推进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区非遗保护工作的几点建议“徽州文化以其中华汉民族以来民间社会生活实态的标本缩影价值，以其‘儒教圣地’

的明清时期中华传统文化典型代表的价值，凸显出其‘文化特区’实验的重大示范意义。抓好国家级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区的建设，保护好徽州文化这一人类文化的瑰宝，既是讲政治的职责所在，也是守护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千秋大任。”1非遗是文化生态空间的灵魂，因此非遗保护与传承工作的成败事关保护区建设的成败。十三五时期保护区建设和非遗保护要取得新成就，走上新台阶，首先需要解决哪些问题？如何推进保护区非遗保护工作？如何使前期成功经验得以升华或推广，缺陷得以纠正与补救？在此笔者通过系统的调研分析，提出如下建议：

（一）、健全完善统领保护区建设的区域合作协调机制和制度体系1、实现区域合作协调机制的正常运转，为保护区建设沿着科学有序的轨迹发展提供组

织保障。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区跨两省三地，前期创建的统领保护区建设的区域合作协调机制 ---

联席会议机制的正常运转非常必要，实践证明没有统一的协调组织机制，各自为政，各自为自己的局部利益争项目，争资源，重复建设，重复投资，过度开发，透支资源，这将不利于保护区的可持续发展。为精心保护古徽州这一文化瑰宝，使古徽州在文化强省建设中绽放异彩，建议在分管副省长主持下的省级保护区工作联席会议，每年至少召开一次，市级联席会议，常规下可在文化厅的主持下每半年召开一次，遇有重大事项需协调，市级区域协调机制可随时启动，以为保护区建设沿着科学有序的轨迹发展提供组织保障。

2、建立健全法规制度体系，为保护区建设和非遗保护提供法制保障“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不是短期行为，而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系统工程，需要一代一代

做下去。要实施好这项工程，仅有应急措施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有坚实的法律和政策的规约和保障。”“立法保护，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根本保证”2。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是一件新生事物，尚无成熟的经验可遵循，法制远未健全，无规矩不成方圆，在国家相关法律还未健全的背景下，我们应在总结保护区前期建设经验教训基础上，结合省委、省政府重大战略部署，依据保护区建设和非遗保护新的发展要求，建立健全保护区建设与非遗保护的制度体系，除抓紧制定《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保护条例》、《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总体规划实施细则》等法规制度外，还应制定《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党政干部政绩考核办法》，加大保护区内各级党政干部对文化生态保护责任在政绩考核中的权重比例；制定《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环境保护条例》及实施细则，在保护区实行比国标更高的环保标准，让保护区有永久优美的自然环境，实现对文化生态的整体保护；制定保护区非遗传承基地和生产性保护基地等各类保护载体管理办法，建立保护区非遗保护成效检查督导制度和跟踪评价体系，……建立健全保护区建设和非遗保护的法规制度体系，为保护区建设和非遗保护提供法制保障。

（二）加强保护区建设规划的科学性和精准性，杜绝社会资源浪费1、总结过去，开辟未来，精准规划，稳步推进前文化部副部长王文章在谈到保护区建设时强调指出，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是一

1方利山、汪炜等著，源的守望------徽州文化生态保护研究（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年 4月第 1版第373页2王文章,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M）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 年 10月第 1版第 3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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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新课题，需要不断地实践、探索，在实践基础上总结经验。1在新一轮规划开局之际，回顾过去，我们应对前期保护区建设和非遗保护的成败得失进行思考和总结；展望未来，我们应具备时代感与前瞻性，既看到新型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给非遗保护带来的新挑战，也应看到国家大力发展服务业和文化创意产业，大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给非遗保护与传承带来的新机遇。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应如何做好保护区建设和非遗保护规划？笔者认为应在总结前期经验教训基础上，结合国家经济转型和产业政策的发展变化，以五大发展理念为指导，结合省委省政府重大战略部署，参照《皖南国际文化旅游示范区建设发展规划纲要》，参照《十三五时期安徽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十三五时期安徽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社会发展规划》及十三五时期黄山市和绩溪县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以文化生态整体保护为原则，并借鉴国内其他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的成功经验，对《总体规划》的中期目标进行修改补充，精准规划保护区十三五时期非遗保护传承工程，稳步推进保护区建设。

2、加强对文化园馆建设的宏观管理，杜绝社会资源浪费当前各式各样的文化园和专题博物馆建设在保护区方兴未艾，这些文化设施的增长，

既增强了保护区的文化氛围，又增加新的文化旅游景点。但同质化，泛滥化的苗头已出现，如何搞好博物馆建设？“搞历史博物展览，为的是见证历史、以史鉴今、启迪后人。要在展览的同时高度重视修史修志，让文物说话、把历史智慧告诉人们，激发我们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坚定全体人民振兴中华、实现中国梦的信心和决心。”2习总书记对博物馆功能这一精辟概括，为我们指明了路径。因此，区内各地政府应加强规划的科学性，防止重复投资，重复建设，杜绝社会资源浪费；同时还应在设计上把关，追求文化价值与审美价值，求特求精，让新建的博物馆能实现习总书记总结的博物馆的功能与作用。　（三）创新管理机制，让非遗保护与公共文化建设的对接，充分利用社会人才资源和教育资源，为保护区非遗保护事业发展获得更大空间

1、创新管理机制，实现非遗保护与公共文化建设的对接与溶合，实现资源的整合与集约利用

如前所述，我省非遗保护领域无论是行政管理还是业务管理普遍存在人力不足，在国家裁减吃财政饭人员指标的大背景下，大量增加行政和事业编制是不现实的。而公共文化建设一直是文化部门的主阵地，有一支强大的人才队伍，特别是十二五以来为促进“文化强省”建设，我省在公共文化建设上大力投入，公共文化建设领域的人力资源优势和物质基础优势都是非遗保护部门所不能比拟的，十三五期间国家将进一步加大公共文化建设力度，而公共文化建设与非遗保护二者有对接与溶合的基础，如保护区非遗中的传统舞蹈、、传统戏剧、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及徽州民歌等非遗项目，都是富有浓厚地方特色的文化遗产，它们历来都为逢年过节群众文化演出与民俗文化活动中的重头戏，建议省委省政府从十三五开始将能纳入公共文化建设范畴的非遗项目，纳入公共文化建设中统筹规划，实现资源的整合与集约利用。

2、充分利用社会人才资源和教育资源，提升非遗业务管理与研究工作水平，促进传承人队伍培养1王文章在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召开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现场交流会上的讲话（R）文化部网站，http://www · gov ﹒ cn ，2011 年 8月 25日2习近平，2014 年 2月 25日在北京市考察工作时的讲话.习近平论中国传统文化——十八大以来重要论述选编.中国文明网www.wenmin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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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业务管理工作繁杂，繁重的日常业务管理工作，让各市县非遗业务管理人员对非遗研究工作无暇顾及。对此我们应创新管理机制，积极发展外包业务，充分利用社会人才资源，如对文化部要求建立的非遗数据库、编写非遗乡土教材及专题调研等等均可以项目或课题的形式向社会招标发包；同样对非遗传承人的培养也应广开门路，充分利用高校和职业技术院校的教育资源，为非遗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培养后备人才队伍。（三）健全完善监测评估机制，促进非遗保护事业的健康发展1、健全完善项目和专项资金监测评估机制，创建优胜劣汰机制

几年来保护区内一些传承人或保护单位分别承担了市、省或国家一些非遗保护项目，获得支持的专项资金小的十多万，多则数百万甚至上千万，相信随着保护区影响的扩大，区内将有更多的传承人或保护单位获得项目及各种专项扶持资金。但在调研中发现：对项目和专项资金获得单位或传承人资质的质疑，项目和专项资金申报与评审的透明度，专项资金的使用效果与监督等问题，是目前保护区内传承人存在非议最多的话题。如何使项目和资金的分配公平公正？如何增加项目和专项资金消息发布、申报、评审和实施或使用结果的透明度？这是所有传承人最关注的问题之一。为增强政府的公信力，使国家对非遗扶持的政策产生如期效益和正面效应，保护区内各级政府和文化主管部门应在国家相关监督考核制度缺失的情况下，率先探索健全完善非遗项目和专项资金监测评估机制，实现项目和专项资金从消息发布、申报、评审到实施或使用结果各个环节的透明化；开拓传承人和社会公众对项目或专项资金从开始到终结的全程监督渠道，建立社会公众监督，审计跟踪监督，政府定期检查，专家库抽取专家巡视检查监督的立体监督体系；在实践中不断完善监测评估机制和优胜劣汰机制，并制定保护区非遗产保护项目实施和非遗保护专项资金使用绩效监测评估检查制度。2、建立代表性传承人和示范单位的考核和退出机制保护区内拥有的各级代表性传承人和保护示范基地数量居全省之冠。他们能否认真履

行传承人义务、能否起示范作用，对全省的非遗工作起着导向作用。我们保护传承人的目的是保护其掌握的传统技艺，只有传承人的存在非遗技艺才能薪火相传。因此 ，代表性传承人和非遗保护示范单位的首要职责是传授技艺，如果代表性传承人和示范单位不将带徒授艺作为首要职责，就是不作为或失职。《非遗法》对传承人不履行法定义务，虽有规制，它规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无正当理由不履行前款规定义务的，文化主管部门可以取消其代表性传承人资格，重新认定该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而现实却是，地方政府重申报轻管理，重开发轻传承。对示范单位的考核与规制目前国家立法是空白，为此建议省文化厅或黄山市率先制定《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和示范单位考核实施细则》，建立传承人和示范单位的考核和退出机制，使之真正起到示范，引导作用，并引领全省。

“历史文化是城市的灵魂，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好城市历史文化遗产。北京是世界著名古都，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是一张金名片，传承保护好这份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是首都的职责，要本着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的精神，传承历史文脉，处理好城市改造开发和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关系，切实做到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1习总书记对北京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谆谆教导对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区文化遗产保护很有启发意义，1习近平，2014 年 2月 25日在北京市考察工作时的讲话.习近平论中国传统文化——十八大以来重要论述选编.中国文明网www.wenmin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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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区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是安徽的一张金名片，建设好保护区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社会一个伟大的文化工程”1让我们以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谱写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新篇章；以对历史文化的敬畏感和担当精神来经营保护区非遗保护这项伟大的文化工程。

1王文章，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M）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6 年 10月第 1版第 1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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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背景下徽州传统聚落适应性改造研究 安徽建筑大学 夏淑娟

内容提要：徽州传统聚落在生态、形态、文态都彰显出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逐渐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村落形态，被誉为“最美乡村”，具有多元价值，是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城镇化进程背景下，徽州传统聚落面临多重挑战，保护形势严峻，急需深化保护利用路径，一方面，作为历史村镇坚持保护第一的原则，凸显文化特色，形成特色城镇化；另一方面，传统聚落可持续发展，必需确保民众收益，改善基础设施，深化功能性改造，探索新业态，提升生态文明，使传统聚落适应新形势的发展。

关键词：城镇化 徽州传统聚落 适应性改造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工业化进程加速，我国城镇化快速推进，带来了社会结构深刻变革，促进了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全面提升。然而，伴随着乡村城镇化、城乡一体化与新农村建设，历史村镇与传统聚落面临拆、迁、改、并、移、整等多重冲击与挑战，加强对自然生态资源、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是适应新型城镇化发展内在需求。徽州传统聚落因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被誉为“最美乡村”，园林化的村落组景、独具特色的建筑类型、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体现着特定区域的自然地理生态和社会历史文化，是徽州独具特色地域文化的“标本”。目前，徽州连片、集中古村落群与古民居建筑群保护利用情况相对较好，散处各村镇与偏远地区的古民居、古建筑破败严重，关注度不高，甚至无人问津，在新农村建设热潮中，自然破坏、人为破坏、建设性破坏等情况时有发生并呈现综合破坏现象，部分传统村落逐渐消亡。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徽州传统聚落与历史村镇要适应形势发展，急需进行必要的改造，一方面，保护与传承历史村镇的文脉，使之成为发展源泉并形成文化品牌，展现持久的文化影响力与独特的竞争力，推进新型特色城镇化建设。另一方面，结合现代化功能需求，满足人民生活需求的同时，在保护的基础上加以合理利用，使民众受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深化可持续发展。

一、加强对传统聚落的保护，推进特色城镇化建设徽州传统聚落依山傍水，聚族而居，充分利用自然环境，有处于河流冲击形成的盆地

之中的块状村落，有沿河流或顺山脉、山坞呈带状分布的线状村落，更多的是复合式的村落形态。许多古村落在后期规划建设中因势利导，将自然形态与村落营建和谐地结合在一起，逐步完善人居环境，形成独特的“仿生”型环境，如宏村的“牛”形、西递的“船”形、石家村的“棋盘”形，渔梁的“鱼”形等，生存与发展的调适造就了生态宜居的“最美乡村”。徽州先民在聚落适应性改造方面已经为后人提供了一些很好的范例，要望得见山，看得见水，留得住乡愁，建设有历史记忆、文化脉络的特色城镇化，文化传承在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

（一）遵循生态性原则，体现文化含量 徽州处于崇山峻岭之中，“八山一水一分田”，自然生态环境制约着人们的生活生产活动，同时也造就了徽州传统聚落“天人合一”的优良人居环境和园林化的村落组景。山、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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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被的多样性为徽州传统聚落转型为建设美丽村镇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新型城镇化建设中根据山水环境、田园风光、生物植被等自然生态循环系统，结合自然地理形态与本土特色，合理规划公共空间与生产生活配套设施建设，将人工与自然、建筑与风景、传统村落整体风貌与现代化建设和谐统一，体现新型城镇化的文化含量和质量水平。

（二）依据整体性原则，凸显文化特色 中原世家大族三次南迁时“择地而居”，徽州传统聚落选址模式多为三面环山，一面临水，集合了风水因素、安全功能、生活需要等多方面原因。古村落形态特征各异，其街巷、民居、水系、周围环境等具有独特的布局形式、格局机理与风格特色，水口、街巷、祠堂、天井等围合空间序列记录与反映着村镇的历史变迁与规划理念，体现村族的社会责任感与个人精神追求。新型城镇化规划与建设中，应遵循原有的平面布局、方位轴线、道路架构、河网水系、街巷空间等文态空间环境要素，保护核心地带与控制性地带，保持建筑、村落及周边环境的整体空间形态与内在关系，从而保留传统聚落生产、生活的空间形态的整体性。

（三）保持原真性原则，营造文化氛围 徽州传统聚落闻名于世，不仅因其有形的文物古迹、历史建筑与自然风貌，以乡风民情、传统习俗、民间艺术等为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其源动力。新安理学、新安画派等文化教育活动全方位发展，徽州各村各族从家有藏书到著书立说，文风昌盛，人才辈出；徽派建筑“三绝”、“三雕”蕴含有丰富的文化艺术内涵，是徽州“乡愁”中抹不去的记忆；徽州精英重视村落路、桥、井、台等公共设施建设，宗族延伸的邻里关系铸造了徽州传统聚落的村落文化与精神内涵。特色城镇化建设不仅要传承徽州传统聚落的有形特色，更需要传承文化传统与行为精神，营造本土文化与归属感，为新型城镇化建设提供传统文化精华。

二、深化功能性改造，促进可持续发展村落是村民居住、生产活动、社会活动主要场所，适合生存需求是最重要的，古村落、

古民居和谐人居环境的形成是自然生态与人文生态交相辉映。在新农村建设与城镇化进程中，传统聚落难以满足现代生活需要，不可避免的出现拆旧建新的人为破坏与随意改建的建设性破坏。徽州传统聚落保护只能从改善民生入手，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民众生活质量，促进可持续发展。

（一）立足功能性原则，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徽州传统聚落从线状分布看，由村外至村内，村落内部规划由巷道分割成不同的空间，受用地面积限制，古村落巷道狭窄，曲折幽深，大面积的高墙将每家每户围合成狭窄的天井与“光线不足”的暗室，有深奥而无开敞的“内向性”空间特征是单栋古民居建筑布局的通病，也是传统聚落在新形势下不能满足建筑安全、居住舒适性的劣势之一。按现代功能要求复兴传统聚落，在不改变街巷空间尺度与风貌的前提下，完善路网规划等交通组织、消防防灾等安全设施以及给排水等基础设施，赋予传统建筑新生命。

（二）明确配套性原则，加强公共服务徽州传统聚落是皖南国际文化旅游示范区和国家级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区的主要载体，

就政策层面而言，徽州地区从保徽、改徽、建徽到“百村千幢”保护利用工程，各地致力将古村落保护与利用纳入本地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加大对古村落保护的投入与扶持，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工作体制，形成合力共为、保障有力有效推进机制，古村落、古民居保护利用工作步入法制化、规范化、程序化轨道。然而，近年来城镇化建设过程中，自然生态遭到破坏，由于缺乏科学的村镇规划，各种用地布局不合理，徽州古村落环境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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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系与景观水体污染严重，望得见青山，却正失去绿水。保护传统村镇与传统聚落，维护原住民生活延续性必须按现代化生活的要求，改造更新生活实施，整饬街巷环境，完善市政和安全配套设施，进而激发民众保护热情，从能使传统聚落保持生机与活力。

（三）建立经济性原则，促进可持续发展 徽州传统聚落得山水之便，经过数千年的演变、积淀与优化，聚落规划、建筑营建、景观塑造、装饰运用处处展现独特的魅力，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基积淀和丰富的自然生态景观，反映民间的传统文化传承、社会经济状况、历史发展轨迹等多方面的信息。现存的古村落群、古民居、古祠堂、古牌坊、古戏台等古建筑遍及徽州各个角落，是徽州独具特色地域文化的物化表现，具有发展旅游业的良好条件。徽州传统聚落与徽派建筑早期是作为旅游资源进入大众视野。90 年代以来，西递、宏村作为我国古村落群的典型代表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徽州逐渐形成以旅游业及其衍生的乡村体验、休闲度假、摄影绘画、文化创意、生态休闲等服务业为主的产业链。然而在旅游开发与文化策划过程中，有些古村落的历史演化、村落形态规划格局的解说简单化、故事化、风水化，隔断了文化脉络与历史文化的原真性。徽州传统聚落作为一张名片，应该立足文化传承、以人为本、合理利用、适度开发，以全面、正确、规范阐述徽文化内涵为旨归，才能推动传统旅游产业升级，衍生新业态，提升居民经济文化权益，维持保护、利用、发展的可持续性。 三、余论徽州传统聚落中古村落、古民居、古建筑保护利用工程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

与智力支撑，黄山市在古建筑保护利用工程方面的实践表明，1座古村落实施初步保护利用，资金投入 4000万，1幢古民居则需要 200万。徽派建筑何止百村千栋，其保护与利用工作单位面积大，任务重，对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者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合理利用徽州传统聚落与建筑文化遗产等可持续发展资源，以“美好乡村”建设为契机，在维持村庄原有意义的基础上与适应新的社会需求情况下，尊重居民改善人居环境的合理要求，科学改善村容村貌，建立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创造高质量的文化环境，将文明生态建设的成果与经济利益挂钩，使居民认识传统文化的潜在价值，增进文化认同感，赋予徽派古村落、古民居、古建筑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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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流域上下游村庄生态补偿机制的构建——基于云南M县的田野调查

耿言虎1

（安徽大学 社会与政治学院 安徽合肥 230601）摘要：由于生态的系统性和整体性特点，生态变化引发的“上游开发，下游遭

殃”、“山区开发，坝区遭殃”现象是我国西南地区资源开发中遇到的棘手问题

目前中国学术界关于村落间水资源管理的生态补偿机制研究较为缺乏。结合云南

M民族自治县田野资料，阐释流域上下游村庄间的生态联系、自然资源开发与

生态问题的现状以及生态补偿机制构建的原则与方法。研究指出，M县山区独

特的“高海拔就近取水系统”强化了村庄间的生态联系，同时也造成了部分地

区水源林使用者与所有者的错位。水源林土地所有者对森林生态的改造引发了下

游村庄生产生活用水危机。村庄间生态补偿机制的构建具有必要性与可行性。在

尊重、公平、协商和多样化原则的基础上，需要探索切实可行的生态补偿机制的

经验做法，建立健全“合理定价、平等协商、多元共治、多样补偿”的生态补偿1 耿言虎，社会学博士，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讲师，主要从事环境社会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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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关键词：生态补偿；村庄；水源林；生态联系

一、导言

生态系统具有整体性和综合性的特点，资源利用的“外部性”效应不可避免

对特定地区的其他群体产生影响。笔者近年来多次在我国云南省 M民族县进行

生态主题的田野调查，在调查中发现，在县域内的一些地区，由于自然资源的

大规模开发，在不同时期，“上游开发、下游遭殃”、“山区开发，坝区遭殃”

现象频繁发生。如一些小流域，由于上游村庄林地和土地开发，导致下游村庄出

现饮用水被污染、水源骤减甚至干涸现象，下游村庄的生产和生活受到很大影响

部分村庄甚至出现严重的人畜饮水危机，不得不整村搬迁安置。此类现象具有一

定的普遍性，特别近年来随着大量“资本下乡”投资农业和村民的经济理性膨

胀，自然资源的开发程度明显加强，资源利用的负外部性后果更加凸显。流域上

下游因为水问题的矛盾纠纷导致了严重的社会、经济后果，急需政府和学术界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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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提出解决之道。与本议题相关的学术研究主要涉及产权和环境问题的关联、生态补偿等内容

学界已有一定的研究。哈丁的“公地悲剧”理论1是产权与环境问题的经典理论。

哈丁指出公共物品（The Commons）由于产权不具有排他性，资源利用者追求

自身利益的最大化，造成公共资源的消耗，个体的经济理性造成了集体的非理

性的生态后果。“公地悲剧”理论常常被形式化为“囚徒困境博弈”模型和“集

体行动逻辑”模型。“公地悲剧”还有相反的一种情形，即资源所有者对其所有

的资源的最大化利用导致资源破坏，这种情况可以称为“私地悲剧”，其环境

后果可以分为两种情况，其一，对自身所处的生态环境的破坏，如草地枯竭、农

田盐碱化等，这种破坏对周边的环境和人群产生的影响不明显或者有滞后性；

其二，由于生态系统的整体性，“私地悲剧”式开发对其他区域的人群产生了

较为明显的负面影响，此种类型情况较为复杂。本文关注的核心议题主要涉及第

二层面。

1 Hardin, Garrett.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 science vol.162,,no.3859 (1968),pp. 1243-1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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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于上文所述第二个问题，学术界进行了探索。资源产权明晰被认为是市

场经济发展必要条件。在现代产权制度下，资源所有者有权对自己所有的资源进

行利用、开发，例如将一个小山改造成商品房小区，这是资源所有者的合法权利

小山附近社区居民无法以“环境权”的名义干涉个人私有权，这是社区居民参

与环境维权的困境。日本环境社会学家鸟越皓之从“生活环境主义”视角出发，

指出实际上对比于资源的所有权，当地地域社会历史上对资源形成了复杂的利

用权，他进而提出“共同占有权”这一概念1，试图综合理解地方社会关于所有

权和利用权的认知，为居民介入社区商业开发并进行环境维权提供理论支持。在实践层面上，为了协调不同主体间的环境利益，生态补偿机制应运而生。

生态补偿试图以经济手段为主调节相关者利益关系，对个人或区域保护生态系

统和环境的投入或放弃发展机会的损失进行经济补偿。国外已有很多有益的尝试

环境服务付费（Payment for Environmental Services）是生态补偿机制的主要形

式，其基本原则是环境服务功能受益者对环境服务功能提供者付费。上世纪 80

1 鸟越皓之,闰美芳. 日本的环境社会学与生活环境主义[J]. 学海,2011,03:4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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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以来，国外很多国家和地区已经进行了大量的生态补偿实践，主要涉及流

域水环境管理、农业环境保护、植树造林、自然生境的保护与恢复、碳循环、景观

保护等1。我国生态补偿制度处于运用和推广阶段，政府层面的生态补偿主要通

过财政转移支付和专项基金，用于退耕还林还牧、生态公益林保护等。跨区域的

地方政府间也开始探索一些生态补偿机制，比较成功的是浙江省与安徽省之间

的新安江生态补偿机制。目前，我国的生态补偿机制实施主体主要是政府层面。基于市场原则，多元

主体间的多样化的环境服务交易尚处于探索阶段。现有生态补偿制度对涉及村庄

/社区之间的自然资源的外部性问题的探索较少，围绕此类型的生态补偿机制进

行的实证研究也较为缺乏。但是现实生活中跨区域环境问题频发，流域上下游村

庄之间的生态利益补偿机制急需探索。国外已有学者进行了相关的研究。Marta

Echavarria对哥伦比亚考卡流域的自愿性的流域用水协会（Association of Water

User）进行了深度的调查，这一试图沟通上下游的土地开发和水资源保护的民

1 聂倩. 国外生态补偿实践的比较及政策启示[J]. 生态经济,2014,07:156-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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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用水组织具有其自身的优势，可以显著增加资源使用者的私人环境投资

（private environmental investment），提高他们对资源的控制程度。但也有其弊

端，体现在组织如何与政府合作、部分用水户搭便车、如何保持长期持续性等问

题1。Kelsey Jack在肯尼亚的实验，通过把上下游的个体行为者整合进一个标准

投资博弈（standard investment game）模型中，从而发现他们的决策动机

和影响变量。其研究发现，环境干预可能会影响到政策设计时并未直接靶向的目

标群体中的个体行为者的资源决策2。我国西南民族地区，地形结构复杂、生计方式多样、民族文化多元、外流人

口较少，同时经济发展、贫困与生态环境保护矛盾尖锐。跨村生态补偿涉及面广

利益协调难度大，一直是治理的难题。本文基于田野经验对此问题展开探讨。笔

者2010-2016年先后5次在M县调查，累计调查时间130余天。M县位于云南西南

普洱市。县域面积1894.14 平方公里，人口13.5万（“六普”数据），是一个以

傣族、佤族、拉祜族为主的少数民族自治县。M县地形中，山地面积98%，坝区面1 Echavarria M. Water User Associations in the Cauca Valley, Colombia: A voluntary mechanism to promote upstream-downstream cooperation in the protection of rural watersheds[J]. Land-Water Linkages in Rural Watersheds: Case Study Series, 2002.2 Jack B K. Upstream–downstream transactions and watershed externalities: Experimental evidence from Kenya [J]. Ecological Economics, 2009, 68(6):1813-1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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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占2%，是一个典型的山区县。在居住区域中，傣族主要居住于平坝地区，主

要农业方式是种植水稻，佤族、拉祜族主要居住于山区，历史上主要从事刀耕火

种农业，现在主要种植玉米、甘蔗、咖啡、茶叶等，经济作物种植比例增加明显。

二、山区生态系统与村庄生态联系

我国西南地区山区不同海拔零星分布了众多的村落。邻近区域因为生态的系

统性特征而发生紧密的“生态联系”。在调查县的山区，森林居于生态系统的核

心地位，森林在维护生物多样性、涵养水源、保持水土等方面发挥了无可替代的

作用。森林生态系统的变化（森林砍伐、森林树种更替等）是引起跨村或区域环

境问题和纠纷的主要原因，其中表现最为明显的对邻近村庄生产生活用水的影

响。下面笔者专门从邻近村庄“林-水”关系入手阐释区域不同群体间的生态联

系。从长时间段来说，M县村庄饮用水源经历了多次变化。历史上，直到上世

纪 80 年代的漫长时期内，居民大多数生活用水（饮用、洗涤等）多取自村庄周

边。有的水源地比村庄海拔高，有的则海拔低。村庄的水源地除了水质要好以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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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村庄距离近是最主要的原则。距离近的好处是减少取水耗费的人力、时间等。

村民一般去村庄公共水源区洗涤，用竹筒等取水回家用于食用。上世纪 90 年代以后，随着政府对农村饮水工程的投资力度加大，很多村庄

的用水方式出现了很大的转变。村庄都陆续通了自来水。山区村庄自来水与城市

自来水供水系统不同，可以说，每个村庄都是一套自成体系的供水系统。一般村

庄会在周围寻找水量可以满足村庄使用的小溪或者泉眼。找到水源后，在水源附

近修建水泥蓄水池，再用较粗的水管将蓄水池水引入村庄，到村庄后再用细管

分到每家每户。一般而言，村庄自来水的水源地需要三个条件：第一，海拔够。水源地海拔

必须要比村庄海拔高，水可以借助水压实现自流。如果选择低海拔水源地，必须

要用水泵抽水，饮水设施日常运行费用过于高昂，现实生活中基本没有采取此

类方式的案例；第二，水量够。水量必须满足村庄需求。水量测量是以当地出水

量最少的干季（3-5月）的水量为标准。水务局会根据水量以及村庄人口规模测

算水源否够用；第三，水无害。县水务局会帮村庄采集水样，化验水质，确保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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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害，特别是一些重金属和微量元素含量不能超标，确认水质安全后才修建供

水设施。这种“就近高海拔取水”供水方式运行费用较低，但由于约束条件的限制，

导致了村庄可供选择的水源地有限，特别是一些高海拔的村寨，水源地选择的

空间更为有限。为了寻找合适的自来水水源，一些村庄不得不找到离本村 4、5 公

里，甚至 7、8 公里的水源，更远者，多至十多公里。加长取水距离可以找到水源，

但是村庄很多水源地则超出了本村的土地范围，是“别人的地盘”。用水将邻近

的村庄连接起来。

图：调查地森林、村庄关系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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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方便说明问题，笔者绘制了“森林和村庄关系”示意图。当地村庄水源主

要来自于森林的涵养，村民表示，“山有多高，水有多高”。很多村庄把森林茂

密的地方作为本村的水源林。如图中所示，假设有甲、乙、丙三村，对应的水源

林分别是 a、b、c。在历史上，甲村可以就近去林地 b取水，乙村可以就近去林地

c取水。但自自来水修建后，依循“就近高海拔取水”法则，甲村水源林变为林

地 a，林地 b成为乙村水源林，丙村水源林则在 c村取水。根据历史上村庄的土

地所属关系，林地 b靠近甲村，属于甲村的地盘，林地 c属于乙村的地盘。由此

本村水源林属于另外村的林地，水源林利用者1与所有者的错位的格局就此形成。

当然，本图仅仅是简化图，现实情况更加复杂，一个村庄的水源林归若干村共

有，若干村共用一片水源林的情况也很常见。

三、村庄资源开发与生态问题的生成

山区跨区域环境问题的增加与农户生产方式的转变有很大的关联。1949 年以

来，M县山区村庄的生产方式经历了巨大的转变，建国后“向山区要粮”的开

1 此处“水源林利用者”仅指对森林的附属功能——涵养水源的利用，而不涉及森林自身林木的砍伐，土地利用等，这些利用权依然归林地所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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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垦殖阶段和市场经济的“绿色产业”阶段都造成了较为严重的生态破坏。历史

上，M县由于地处边陲，交通较为闭塞，农民商品意识较为薄弱，资源利用目

的仅仅是满足自身需求，自然资源保护相对较好。当地山区主要的生计方式是刀

耕火种农业。经典意义上的“刀耕火种”农业以村寨为单位，每个村寨都有若干

片（5-7片不等）面积大致相等的土地。一年或者两年种植 1片，其余土地轮歇。

一般林地都需要 7-14 年的轮歇期。再次种植时已是茂密的树林。由于刀耕火种农

业严格的禁忌规范，同时加上人口较少，山区生态环境保护非常好，当地森林

覆盖率一直为 60%以上。解放后，由于强调“向山区要粮”，解决民族地区的粮食自给问题，当地

政府把汉区精耕细作的农耕技术引入山区，采取多种方式扩大土地面积，增加

粮食复种和推行“固定耕地”，试图增加粮食产出。M县耕地面积迅速扩大，

很多新增土地是开荒而来，毁林开荒严重。森林被砍伐种植粮食作物。森林在一

段时间内遭受滥伐，森林覆盖率迅速降低到历史低点的 17%（1980 年）。这一

时期，森林砍伐带来的水土流失，生产生活缺水现象已经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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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 80 以来，随着政府“胶糖茶”为主导的绿色产业开发，经济林木种

植面积迅速扩大。由于经济作物的大量种植，村民传统生计方式发生了很大的转

变。历史上的轮歇地农业变成了橡胶、咖啡、茶叶等经济作物，经济林种植面积

迅速扩大。“林权制度改革”后，随着林地流转的加速，当地越来越多的原生杂

木林转化为经济林木。森林种植替代导致的环境问题日益凸显。笔者尝试从农户生产行为转变这一微观层面来说明森林减少的机制。具有涵

养水源作用的“森林”按照不同的分类体系可以区分为不同的标准。在 M县，

随着“两山一地” 1、林权制度改革等政策陆续实施，林地产权和功能日益明晰。

在林业部分的划分体系中，根据森林发挥的主导功能不同，森林主要可以分为

两类：生态公益林和商品林。林业部门把森林按照作用不同，分为防护林、用材

林、经济林、薪炭林、特种用途林五种。村民森林分类中，可以分为轮歇地、水源

林、柴山、竜林、坟山、经济林等。表：不同主体视角下的森林分类表

林业部门划分 农业部门划分 村民划分1 责任山、自留山和轮歇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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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森林主导功能 按森林作用森林类型 生态公益林

商品林防护林、用材林、经济林、薪炭林、特种用途林

轮歇地（林） 轮歇地（林）、水源林、柴山、竜林（神山）、坟山、经济林

从林业、农业部门的森林分类来看，并没有“水源林”这一类别。森林是否

为水源林不影响到国家相关部门对森林的划分。但对于村庄而言，要生存，每个

村庄都必须有水源林。从水源林归属上来说，可能是本村庄或其他村庄的公益林

也可能是其他村庄的商品林或者轮歇地（林）。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外来资

本的进入，村民的经济理性逐渐膨胀，对其所有的资源利用程度日渐加深。当地

的森林生态系统日渐商品化和资源化。村民对林地生态系统的改变一般有几种模

式：其一，分到户后对轮歇地开发。80 年代初土地分到户，每户的面积都在几

十亩甚至上百亩。历史上，由于轮歇地传统的延续，村民还是习惯于抛荒若干年

一些抛荒时间长的轮歇地上的植被恢复情况较好。90 年代以后，随着市场经济

发展，村民经济理性膨胀，土地成为从满足温饱转变为获取收益的主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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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开始在闲置的轮歇地种植甘蔗、咖啡、茶叶、玉米等作物，从而不“浪费土

地”。如果农户管理不过来，则租给外来老板，签订合同，由老板经营。种植的

作物与轮歇地的杂木林比，生态功能骤减；其二，分到户的商品林开发。商品林

开发不能改变林地的性质，开发分两种情况，其一，户主对商品林进行改造，

把林地由杂木林转变为速生林，种植更好经济价值的林木，如桉树、西南桦等，

这部分比例相对较小。其二，“林改”后，随着资本下乡加速推进，很多外地老

板来承包林地。林地流转少则几百亩，多则几千亩，流转后原生林木被全部砍完

种植经济林木。如果水源林在本村土地范围内，为了吃水，本村村民会通过制定村规民约

的方式对水源林加以保护。一些村寨也能发现相关的规定，如水源林 50米内砍

伐林木罚款。然而，涉及跨区域资源保护，必须协调不同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

在调查地，常听到山下的村庄批评、抱怨山上村庄不注重保护生态。然而他们自

己也在“重蹈覆辙”，处于更下游的村庄又受到伤害。土地所有者追求自身利益

最大化，没有考虑他人的利益，“以邻为壑”现象频繁发生。村民们既作为受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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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同时某种程度上也作为加害者，形成了互害结构。

四、村庄水危机与应对：经验与困境

（一）日益严峻的水危机及其应对在调查地，随着近年来经济开发的日益深入，原生林消失速度越来越大。干

季河流的径流量是评估森林植被的较好指标。据M县水文局对孟连县主要河流

南垒河的监测数据显示，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最小径流分别为

1.4、2.36、0.987立方米/秒，而上世纪 90 年代前最小径流也有 10多个立方米/秒。

吃水难成为困扰很多山区村庄的重要问题。在四连旱（2009 年-2013 年）期间，

村庄饮水困难现象更加严重。为了解决日益严重的水危机。当地主要采取了以下办法：1、积极寻找新水

源。扩大范围，寻找新的水源地。很多时候村寨自己找，水务局甚至借助军用地

图寻找出水口。一些村庄的饮水距离大大延长，有的村寨水源林达到 10多公里。

还有一些海拔较低的村庄开始用水库水解决用水问题；2、异地搬迁。对一些找

不到新水源，又吃水困难，无法解决的村庄实行搬迁安置。结合“生态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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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贫移民”，M县已多次对缺水村寨进行搬迁安置，一般都搬迁到用水较为

方便的低海拔地区。村庄异地搬迁是早期解决水问题的重要做法。但是，随着村

民住房条件的改善，修建楼房越来越多，加之土地价值的升值，调地难度加大

整村异地搬迁难度越来越大。（二）M 村：买地种林解决水问题M村共有 43户，185人，是一个傣族寨子。M村共有水田 200多亩，主要

种植水稻，旱地 1000亩左右，主要种植玉米、甘蔗、咖啡等作物。。M村海拔 900

多米。村寨还有林地 400多亩，大部分属于公益林。M村水源头离村寨大约 5 公里，海拔高于M村。水源头附近土地属于山上

的D村，D村在水源头上方约 3 公里。1997 年 D村将 M村水源头附近约 100亩

土地租给县里一家糖厂。D村与糖厂签了 30 年的土地承包协议。糖厂工作人员随

后把该地上的树全部砍掉种植甘蔗。历史上茂密的森林短时间内就转化为甘蔗地

水源头的甘蔗种植对M村用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首先表现在饮用水水量骤减。

村民表示，“以前水很多，水源林砍掉后，水量越来越少，现在只有以前的一

74

半多”，加上村子人口增加，用水日益紧张。其次，饮用水质量和用水安全受到

威胁。糖厂工人还在水源头附近种植了 2亩左右的水田，每年种植水稻都使用化

肥、农药等，对M村饮用水安全构成了严峻的威胁。由于傣族每年要过泼水节，泼水节期间需要大量用水。没有水，节日无法过

同时，由于日常生活用水日益紧张，村民水危机意识日益强烈。多次向行政村和

各级政府反映吃水困难，希望得到帮助。2011 年，乡政府从该乡所属的“机动

地”1中拿出一块 100亩左右的土地与 D村调换。土地调换后，M村水源林附近

的土地属于乡政府所有，但租给糖厂的租期还有十多年才到期，糖厂的租金已

经提前给了 D村，总计约 14万元。于是，乡政府又拿出 5万余元，M村每户筹

资 2000元，共计 8万余元，将土地赎回。土地赎回后，结合 M县的水源林种植工程，100土地全部规划种植具有较

好涵养水源功能的水冬瓜树，树苗由县林业局无偿提供。种植间距约 2米一棵 。

2011 年 6月全部种植完成。M村对新种植的水源林格外爱护，在水源林种植初

1 历史上，为了以后可能进行的调整，在土地承包经营中，没有分到户的土地。

75

期，每年都几次出动几十人去除草，每家每户都出人。日常管理中，10天派 1

人去巡视一次。同时，与D村多次沟通，防止村民在水源林放牛破坏树苗。在精

心看护下，水源林生长情况良好。2014 年 1月笔者调查时，有的树已经 3米，村

里的自来水水量逐渐多了起来。2016 年 8月再次调查时，村民表示树大起来了，

现在村子水比以前多了很多，足够用了。M村水源林种植成功的案例具有一些条件：第一，政府部门在土地置换、

赎回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没有政府的 100亩机动地调换，D村很难同意将土

地让出。在水源林土地调换中，D村的土地得到了很好的补偿。此外，政府的 5

万余元现金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第二、村庄自身达成一致意见，形成了很好的

支付意愿。傣族森林保护意识较强，水文化根深蒂固。在买地种树行为中，村寨

较为团结，形成了合力。大部分村民都愿意出钱。有个别不愿意出钱的村民，经

过村民小组组长、行政村干部帮着做思想工作，最后全部出了钱。（三）N 村：“吃水困难村”的难题N村是一个拉祜族寨子，与M村属于同一个行政村，共有 46户，总人口

76

185人。N村海拔 1400米左右。村里有水田 50亩左右，基本上每户水田 1亩左右

旱地 1800亩左右，主要种植甘蔗、玉米、咖啡、茶叶等。N村的水源口距离村子

约 7 公里。水源林所在土地属于山上的 C村。包产到户时，土地已经全部分到户，

原生林被砍伐完，土地也“种地种完了”。N村和 C村原属一村，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从海拔更高的老寨分寨搬迁下

来的。刚搬来时，“到处是大森林，而现在基本都砍完了”。N村九十年代吃水

还可以满足。随着上游经济开发，森林砍伐严重，加之人口增加，用水越来越困

难。每年除了 6、7、8 三月的雨季外，其余时间都需要外出拉水。村民表示，找水

时，“用摩托、拖拉机大桶小桶拉水，到处找水，哪边有哪边拉”。镇里消防队

还定期用消防车给寨子送水。缺水导致水田也栽不了，只能变成雷响田。N村缺

水现象已持续多年，成为远近闻名的“吃水困难村”。N村吃水问题难以解决主要原因如下：1、N村海拔较高，只能从海拔更高

的地方取水，本身可供选择的水源就很少。在原有水源林砍伐后，N村尝试从

20余公里外的山上水源接水，但是因为距离太远，接水成本高且难以维护而作

77

罢；2、种植水源林、接水费用过高。N村是否可以效法M村呢？答案是很难。乡

政府已经没有机动地拿出。目前，N村只在水源周围 1亩的土地种植了一些水冬

瓜树。而其他的土地，都是 C村村民承包地，大面积承包费用过于高昂。3、由于

处于山区村，交通不便。村民普遍较为贫困，难以拿出相对高昂的支付费用。N

村准备和另外一个村庄共享水源，该村表示可以接，但要价 12万。由于 N村拿

不出钱，只能作罢。（四）用水危机解决的困境从以上两个案例可以看出，目前流域村庄水问题应对存在的矛盾：其一，

两种权利的矛盾。下游村庄“习惯利用权”和上游村庄“发展权”之间的矛盾难

以协调。按照产权性质，土地所有者有对利用划分的农地、林地。但是，下游村

庄历史上水源的“习惯利用权”也需要得到尊重。其二，土地、水价难核定。土

地、水价的核定在现实生活中没有统一的标准。由于土地、水资源紧缺，其价值

日益提高，且下游村庄面临需要用水的“刚需”，上游土地所有者容易“坐地

起价”，高昂的水费、土地费，导致下游村庄难以偿付。其三，下游村庄支付能

78

力不足。由于地处经济贫困的山区，即使补偿标准较为合理，很多村庄也拿不出

钱。通常水危机严重的村庄都是海拔较高的村，这些村庄一般交通较为闭塞，外

出务工较少，大多数家庭都较为贫困。

五、流域上下游村庄生态补偿机制

以上矛盾和困境凸显了生态补偿机制在现实生活中的所面临的困境。水问题

可以引发冲突，还能够促进合作1。因此，急需采取应对之策。流域上下游村庄之

间的生态补偿机制的建设有其必要性和可行性。村庄生态补偿机制的必要性体现

在：首先，通过生态补偿机制的构建减少生态损害的代价，如经济、社会代价高

昂的异地搬迁；其次，通过生态补偿机制，可以对可能的环境负外部性事件提

前进行积极预防，缓解末端/事后处理的被动局面。村庄生态补偿机制的可行性

体现在补偿机制中各方主体的明确性。作为生态补偿机制一种的环境服务购买是

指“至少一个买方、一个卖方围绕一个良好定义的环境服务进行的自愿的有条件

1 van der Molen, I., & Hildering, A. (2005). Water: cause for conflict or co-operation. ISYP Journal on Science and World Affairs, 1(2), 133-143.

79

的交易”1。在本文所涉及的流域上下游村庄用水案例中，买方是处于下游的，

需要用水的村庄。由于当地每个村庄统一供水，因此买方通常都是以自然村为单

位。卖方是上游村庄的土地所有者，可能是村集体所有土地或者部分农户。环境

服务则是指对方村庄保护或修复水源林，满足下游村庄的用水及用水安全。下文

笔者结合已有现实案例中的成功经验与困境，结合相关文献资料，试图构建流

域上下游生态补偿机制的一般流程与框架。村庄间生态补偿机制不单纯是一个经济补偿的机制，而是包含经济-社会-

生态 -文化维度的复合机制，其原 则 可 以概括为“ R-E-C-D”。1.尊重原 则

（Principle of Respect）。下游村庄习惯上的土地利用权需要得到尊重，同时上

游村庄的发展权也需要得到尊重。2.公平原则（Principle of Equality）。生态补偿

需要遵循“谁受益，谁补偿”的精神，受益者需要对受损者进行补偿，同时，

支付方的支付费用也不能过高，不能制造不平等甚至加剧贫困。3.协商原则

（ Principle of  Consultation ） 。与命令和控制手段（ command and control

1 Westermann, O. (2007). Poverty access and payment for watershed hydrological services: a social feasibility study with case in tiquipaya watershed bolivia. Danish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80

instrument）不同，生态补偿机制本身是以自愿为原则的。作为市场化的补偿方

式，生态补偿需要不同利益主体基于自愿精神的协商。4.多样化原则（Principle 

of Diversification）。农村地区的生态补偿的折算方式不能仅用现金，应采取灵

活多样的补偿方式，如土地、林地置换等方式。

（1）平等协商。注重生态破坏的弥补/修复，也注重生态破坏前积极预防/介

入。建立上下游村庄间的协商机制。水源林已经破坏的情况下，积极建立生态补

偿机制，修复水源林。在森林被改造和开发前，如外地老板进行林地流转，种植

经济林木，需要做环境影响评估。如确实对下游水源（水质、水量）有重要影响

需要告知下游村庄，维护下游村庄的知情权。可以适当考虑下游村寨的利益，在

树种的选择上，选择一些保水的树种。把一些对环境有害的树种剔除。行政村、

乡镇政府、县政府应努力搭建协商平台。

a.环境风险评估。对于较大规模的林地流转/改造进行环境风险评估，确定利益相关人群；b.受影响群体知情权。告知受影响下游受影响群体；c.受影响群体介入权。下游受影响群体有介入的权利

a.受影响群体内部补偿意愿（willingness）达成。b.协商参与主体：土地所有者、下游受影响群体代表、行政村、乡镇代表。c.水源林修复/保持的经济补偿核定。在自愿基础上协商，机会成本核定/土地置换。

a.效果监管。下游受影响群体建立定期巡查制度，确保植被不被破坏，保证水质、水量；b.补偿资金动态调整。根据机会成本，建立定期的调整机制。

生 态 补 偿 （ 前期） 生 态 补 偿 （ 后

期）生 态 补 偿 （ 中期）

81

（2）合理定价。对于已经开发的，以现有的收益作为补偿的标准。对于没

有开发的地区，机会成本（opportunity cost）可以考虑以当地的林地流转费用。

同时，也要减少漫天要价的不合理现象，同时要考虑到当地农户的支付能力。因

此，亟需建立生态补偿的定价体系。同时，由于土地价值的升值，还需要建立合

理的补偿资金的动态调整机制。（3）多元共治。政府、市场和社会被认为是不同的治理主体，在社会治理

中发挥重要作用。作为一个市场化的处理机制，生态补偿除了需要市场机制以外

仍然离不开政府、社区、社会组织等力量的参与。定价、协商过程中都需要政府的

参与。可以成立用水协会或者联盟，通常上下游关系。（4）多样补偿。如果没有足够的现金，可以考虑到其他方式进行补偿。如

一些村寨拿不出钱，但是这些村寨一般都有土地。要积极探索土地置换的方式。

例如 N村的饮水问题，当地就准备采取土地置换的方式。N县有 200亩土地租给

一个老板，还有 5 年左右到期，到期后该村准备收回和 C村交换。这时二者的利

益可以达到基本的平衡。

82

此外，还需要注意的是。减少对贫穷人口的生计威胁。由于处于贫困区，考

虑到生态补偿机制的实施对生计可能造成的影响，避免制造贫困，要做到对土

地所有者有效的补偿。生态补偿机制并不是以消除贫困为目标的政策工具1，但

是其实施不能够加剧贫困。同时，也要考虑到生态补偿支出群体的情况，对贫困

群体给予适当减免。

1 Wunder, S. (2008). Payments for environmental services and the poor: concepts and preliminary evidence.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economics,13(03), 279-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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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皖南古村落旅游资源保护与开发的研究及分析余皖生1 操晓峰2

【内容提要】皖南古村落是我国传统村落保存面积最大、最完整的区域之一，如何做好保护性开发是每个文化遗产守望者都急于破解的难题。通过对皖南地区一些古村落旅游资源进行调研与考察，分析当地古村落的保护与开发现状，探讨古村落因旅游开发带来的积极与消极影响，并借鉴和吸取省外古村落保护的经验和教训，提出皖南古村落保护与开发的对策及建议。【关 键 词】皖南古村落/旅游资源/保护与开发

2013 年 7月 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城乡一体化试点的鄂州市长港镇峒山

村考察时指示：“实现城乡一体化，建设美丽乡村，是要给乡亲们造福，不要

把钱花在不必要的事情上，比如说‘涂脂抹粉’，房子外面刷层白灰，一白遮

百丑。不能大拆大建，特别是古村落要保护好。”经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专家委员会会议决定，将习惯称谓“古村落”改为

“传统村落”。鉴于课题选题，本报告内容以“古村落”进行表述。皖南古村落是指安徽境内长江以南地区以清末徽州府地域为主的山区聚落

建筑群体以及明清时期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民居、祠堂、书院、牌坊、水口

园林、古桥、古井等建筑群构成的村落，主要分布于原徽州府一府六邑，即黟县

1.余皖生，安徽岳西人，安徽省社会学学会 副会长，安徽三联投资集团执行总裁，合肥市政协常委；2.操晓峰，安徽休宁人，安徽省社会学学会副秘书长，安徽三联学院校长助理。

84

歙县、休宁、绩溪、祁门和婺源（现属江西省）。2000 年 11月，西递、宏村被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2001 年列为全国重点文保单位。依托自身要素禀赋与政府政策支持，旅游业已成为皖南地区的支柱和优势

产业，皖南古村落开发始于 20世纪 80 年代中期，截至目前已开发古村落旅游

地 30余处，其中黟县西递、宏村为开发的典型代表。皖南古村落在保护与开发上均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仍然存在着若干问题。

为此，需要针对存在问题，结合国内其他地区古村落保护与开发的经验和教训

做到科学开发与保护，发挥保护与开发的互哺作用，实现皖南古村落的“创新、

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可持续发展。

一、皖南古村落旅游资源保护与开发的基本情况（一）皖南古村落基本情况1.皖南古村落的分布情况为切实加强中国传统村落的保护，2012-2015 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文

化部、文物局、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农业部、国家旅游局等部门先后批准三批中

国传统村落（截至发稿时，第四批中国传统村落正在审批中），至 2015 年底，

85

全国已有 2555 个村落入选中国传统村落名录（见表 1）。其中，安徽省入选

111 个，占比 4.34%，在全国排名第 8位（见表 2），数量列为全国第一方阵。

我省这 111 个国家级传统村落中，皖南古村落就占有 97 个，占比达 87.39%。表1 国家级传统村落分批情况

类别 第一批（2012年）

第二批（2013年）

第三批（2014年） 合计

全国 646 915 994 2555安徽 25 40 46 111占比 3.87% 4.37% 4.63% 4.34%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网站。

表2 国家级传统村落排名前10位的省份一览表云南 贵州 浙江 山西 广东 福建 江西 安徽 河南 湖南502 426 176 129 126 125 125 111 99 91

19.65%

16.67% 6.89% 5.05% 4.93% 4.89% 4.89% 4.34% 3.87% 3.56%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网站。截止 2015 年 12月，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文化厅、文物局、财政厅联

合 公布了共 363 个 “安徽省传统村落”名录，皖南地区 276 个，占比

76.03%，是安徽古村落的主要分布地区，具体内容见表 3、表 4。另据安徽省

民政厅 2016 年 5月公布的数据显示，我首批获评为千年古村落的 10 个，其

中皖南地区的千年古村落高达 9 个。表3 皖南地区276 个省级古村落分布一览表

类别 黄山 宣城 池州 芜湖 铜陵 马鞍山 小计个数 168 59 35 7 6 1 276占比 60.87% 21.38% 12.68% 2.54% 2.17% 0.36%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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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网站。表 4 黄山市 168 个省级古村落分布一览表

类别 歙县 黟县 祁门县 休宁县 徽州区 黄山区 屯溪区 小计个数 55 35 28 27 11 9 3 168

占比 32.74%

20.83%

16.67%

16.07%

6.55% 5.36% 1.78% 100%

资料来源：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网站。以上述皖南地区 6市 276 个省级古村落分析（见表 3），古村落主要分布

于黄山市、宣城市与池州市，其中黄山市 168 个，宣城市 59 个，池州市 35 个

三市合计比重占皖南地区的 94.93%，而就黄山市而言，其省级古村落占比高

达 60%以上，是皖南古村落最具代表性的城市。黄山市古村落主要分布在歙县、黟县、祁门县和休宁县（见表 4），四县古

村落占黄山市的 86.31%，这其中歙县独占 32.74%，总数遥遥领先。2.皖南古村落的基本特点皖南古村落主要由水口园林、牌坊、学堂、古桥、居民、古井等景观单元组成

其拥有“丰富的徽州文化、独特的徽派建筑、奇妙的水系设计、优美的人居环境

众多的历史名人、良好的市场区位”等显著特点。丰富的徽州文化——皖南古村落保留了大量的历史文化信息，具有丰富的

徽州文化内涵，不仅仅体现在徽派建筑、文献著作、历史人物等具体形式中，同

87

时还体现在徽商经营、宗法伦理、民俗风情中。西递与宏村被誉为“中国传统文

化的缩影”、“中国明清民居博物馆”、“世界上保护最完好的古民居建筑群”。独特的徽派建筑——皖南古村落具有典型的徽派建筑特征。粉壁青瓦马头墙

是徽派建筑的工艺特征和造型风格的载体；天井，是徽派建筑的另一重要特色

砖雕、石雕、木雕，是徽派建筑的“三绝”。其拥有的庭院、水池漏窗、盆景、题匾

等景观，还体现了当地的文化素质和艺术修养。奇妙的水系设计——村口的自然河流在入口处建碣坝，水坝边置水车，造

水碓房，茂林修竹，亭台楼阁、碧波倒映，使水系与村落的入口景色相得益彰，

形成村落水口景观。人们根据地势开凿池沼、水圳，家家门前碧水长流，池塘、

人工湖常年碧波荡漾，湖光山色、白墙黛瓦，构成了气势磅礴的充满山水画意境

的自然、人文景观，建筑与水系一静一动，使山村充满了灵气和活力，人工水系

网络既有利于生活、生产，也便于防火、调节小气候、净化空气、美化环境，极具

生态功能。优美的人居环境——皖南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称，并逐渐形成了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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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的山地和河岸村落。这其中诸如黄山区仙源镇龙山村、徽州区呈坎镇灵山村、

休宁县白际乡项山村等省级古村落属于山地村落的典型代表；诸如祁门县芦溪

乡芦溪村、休宁县海阳镇溪头村、歙县深渡镇定潭村等省级古村落属于河岸村落

的典型代表。皖南古村落将山水的自然环境融入建筑中，形成了典型的聚落人居

环境。众多的历史名人——皖南古村落以其优美的人居环境，造就了一代又一代

的优秀人才。据统计，明、清两代科举及第者，徽州举人有 996名，进士有 618

名。诸如休宁县，历史上就出了 19名状元，成为“中国第一状元县”。近代名

人也有不少，诸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唯一提到的中国人王茂荫；新文化运动

的主将之一胡适；毕生致力于平民教育理论研究与实践的陶行知等等。良好的市场区位——皖南古村落旅游地大都拱卫在皖南旅游区最具有市场

引力的黄山周围,或者临近皖南最主要的游客集散地屯溪,或者位于游人进出黄山

必经干线道路旁。今天,黄山依然是皖南旅游区中远程市场的首选旅游目的地,至

少 30%到黄山的旅游者游览黄山前后均要游览 1-2 个古村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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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皖南古村落旅游资源开发的基本情况皖南古村落开发始于上世纪 80 年代，到目前为止开发较好的古村落有 30

余处，主要集中在黄山市、池州市和宣城市。其中在古徽州地区的黟县、歙县、休

宁县、祁门县、徽州区则更为集中。皖南古村落旅游资源开发主要基于两个基本原因。一方面，皖南地区多属丘

陵山地，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程度不高，除马鞍山、芜湖等城市外，黄山、池州地

区产业结构优化与升级存在困境。林业受到保护、种植养殖业因山地限制，工业

因交通和投入因素制约等，发展地方经济，提高居民收入水平需要依靠服务业

的发展来实现。另一方面，基于先天要素禀赋优势，皖南拥有黄山、九华山、太

平湖“两山一湖”的聚集效应，以及古村落布局的集中特征与独特魅力，加之

近年来地方政府对古村落旅游资源的培育和推进，促进了皖南旅游业的蓬勃发

展。表5 皖南古村落的主要开发模式

开发模式 典型代表 具体开发模式

政府主导 潜口村1984 年，政府采用“原拆原建”方法，将散落周边的 10座

明代典型建筑集中一处，形成村落型明代山庄。现建为民宅博物馆，当地文物部门将其辟为游览点。收入所得主要用于弥补文物保护和从事旅游经营活动所需相关开支。

90

市场主导 宏村1997 年，中坤集团获得黟县宏村、南屏、关麓三个古村落为期

30 年的开发经营权，总投资 2518万元。协议约定，不论经营效果如何，中坤每年都会将 17万元（宏村 1997 年的门票收入）的保底收入返还给宏村村民，另加 5%的门票收成。

集体领导 西递村1986 年，黟县旅游资源开发利用领导组批准成立了“西递旅游景点管理处”，1993 年成立了黄山市黟县西递旅游服务公司，是西递村村办集体企业，其经营范围包括古民居旅游服务和旅游工艺品零售等。

多主体 查济村

自上世纪 80 年代，查济村村委会将古村保护纳入村规民约。2004 年，一些退休干部、教师成立了查济古建筑群保护协会。2005 年，泾县政府成立了查济古民居保护和开发利用办公室，后改为查济景区管理处。

近年，新成立的查氏宗亲会、旅馆协会也将保护查济的古建筑群作为协会的章程。

皖南各地结合自身优势，积极探索古村落旅游资源的开发模式，目前主要

包括“政府主导模式、集体领导模式、市场主导模式以及多主体模式”等。表 5

给出了皖南古村落的主要开发模式及代表村落。与此同时，皖南各市县依托古村落遗存的历史建筑、名人故居等资源与自身

旅游发展战略，相继开发博物馆、纪念馆、陈列馆等人文景点，同时依托古村落

周边山水资源与自然景观，开发自然景观旅游景点。并配套必要的基础设施与服

务设施，成为收费古村落旅游景区。当地居民结合古村落的保护，积极探索农家

乐、度假村等多种旅游项目，实现多种开发形式的交融。表 6 给出了皖南古村落

旅游资源的主要开发形式。

91

截至 2015 年底，在全国 213 个 5A 级景区中，有不少是依托古村落开发

的，仅皖南地区就占了 3 个，分别是西递-宏村景区、龙川景区、古徽州文化旅游

区。其中西递与宏村在开发传统景观旅游的同时，也注重对农家乐与度假村项目

的开发。表6 皖南古村落旅游资源的开发形式

类型 中国历史文化名村 景区

级别 景区名称 主要景点

旅游景区

西递镇西递村、宏村镇宏村 5A 皖南古村落西

递-宏村景区凌云阁、履福堂、大夫第；承志堂、南湖书院、敬修堂、东贤堂

瀛洲镇龙川村 5A 龙川景区 胡氏宗祠、水街、胡宗宪少保府潜口镇唐模村、呈坎镇呈坎村、歙县郑村镇棠樾村

5A 古徽州文化旅游区

棠樾牌坊群、鲍家花园、潜口民宅

农家乐

西递镇西递村、宏村镇宏村 5A 皖南古村落西

递-宏村景区 ----

度假村

黄山奇墅湖国际旅游度假村项目 宏村

黄山宏村奇墅湖国际旅游度假村、黄山奇墅湖演出剧场——宏村阿菊、梓路寺、梓路苑公墓和高档会所(度假别墅)、黄山奇墅仙境中坤国际大酒店

黟县碧山村猪栏酒吧 碧山村徽式客房、套间、单间客房、微型酒吧，柴火灶台、书房、音乐厅、露天阳台、观景台等

（三）皖南古村落旅游资源保护的基本情况近几年来，国家与地方政府高度重视古村落保护，采取了很多措施先后从

92

政策上、财政上给予大力支持。1.国家层面对古村落保护的支持2014 年，财政部表示将用 3 年时间集中投入 100亿元推动传统村落的保

护工作，比如：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文化部、国家文物局和财政部联合印发了

《关于切实加强中国传统村落保护的指导意见》（建村〔2014〕61号），住房和

城乡建设部、文化部、国家文物局联合印发了《关于做好中国传统村落保护项目

实施工作的意见》（建村〔2014〕135号）。2015 年中央 1号文中，将“古村

落名录、民居调查、保护规划、美丽乡村创建与村庄整治等”列为重要内容；据

2015 年数据显示，中央财政已安排文化遗产保护经费 81.10亿元；另外，中

央财政表示还将投入 7亿元用于村落文物与文化遗产的保护，下一步对古村落

的保护力度还将会进一步加大，步伐也会进一步加快。2016 年中央 1号文件首

次明确提出“大力发展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是保护生态环境、建设美丽乡村的

有效手段。除重视古村落保护和给予直接的财政支持外，中央各部局也先后出台

了各种具体文件来强化古村落的保护。

93

2.地方层面对古村落保护的支持自 2012 年国家启动传统村落保护工作以来，安徽省积极开展古村落普查、

申报与保护工作。除获得国家财政支持之外，我省相关市县也纷纷出台相应文件

配套地方资金等支持古村落的保护。地方政策支持——比如黄山市相继出台了《黄山市古村落保护利用暂行办

法》、《黄山市古民居迁移保护利用暂行办法》、《黄山市古民居抢修保护利用暂行

办法》、《黄山市“百村千幢”保护利用工程资金补助暂行办法》、《徽州古建筑抢

修保护利用办法》、《徽州古建筑保护利用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等系列文件。

黟县 2015 年出台并印发了《关于印发黟县中国传统村落保护项目实施工作意见

的通知》。西递、宏村近年也相应出台了《西递古村落保护规划》、《宏村保护与发

展规划》、《西递、宏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古建筑修缮设计方案》等诸多文件，加强

对村内古建筑的保护。地方资金支持——比如黟县 1999 年为申报世界遗产投入 600多万元资金

整治西递古村落环境。遗产申报成功后，县政府将其旅游门票收入的 20%列为

94

文物保护资金专门用于两个古村落的持续维修保护。2009-2012 年，黟县通过

政府投入、编制保护项目向上争取资金、招商引资、社会民众投入等形式累计投

入资金 4亿多元，完成了 11 个古村落、160幢古民居的保护工作，其中旅游企

业、村集体和村民个人共投入 8248万元。2013 年，黟县统筹财政资金、引导社

会资金，集中支持省、市级“美好乡村”中心村建设及自然村的整治提升，累计

完成投资 24000万元。2014 年，黟县安排“美好乡村”建设资金 2175万元。

二、皖南古村落旅游资源保护与开发的影响分析（一）积极影响1.带动区域经济增长2010-2015 年，皖南 6 市 GDP 年 平均增长分别为：马鞍山市

（10.8%）、芜湖市（12.56%）、宣城市（9.70%）、铜陵市（11.00%）、池

州市（10.64%）、黄山市（9.42%）。同期旅游业收入增长分别为：马鞍山

（28.58%）、芜湖市（41.83%）、宣城市（29.90%）、铜陵市（26.95%）、

池州市（28.88%）、黄山市（14.90%）。以旅游收入占GDP的比重测算（见

95

表 7），6市旅游业收入占GDP的比重整体是逐年上升态势。表7 皖南6 市旅游业收入/GDP 的比重

地 区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马鞍山市 4.48 7.17 8.44 9.68 10.50 12.62芜 湖 市 6.86 9.37 11.99 12.76 13.60 15.82宣 城 市 8.20 9.10 13.24 14.21 15.13 17.38铜 陵 市 4.89 5.99 7.40 7.85 8.51 10.07池 州 市 45.91 51.01 69.00 74.64 83.76 87.86黄 山 市 65.34 66.26 71.31 66.87 69.87 75.48资料来源：《安徽统计年鉴（2011-2015）》及 6市《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0-2015 年，黟县各年度接待旅游人数平均为 999.12万人次，2012

年度突破 1000 万人次，年平均增长 18.27%（见表 8）；旅游收入则由

42.38亿元上升到 99.53亿元，年平均增长为 19.20%；黟县旅游业收入占黄

山市旅游业收入的比重平均为 24.47%。其中古村落旅游在黄山旅游业中的贡献

不可忽视。表8 黟县2010-2015 年旅游人数及收入情况

旅游人数及收入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平均

旅游人数（万人次） 580.82 767.13 1010.26

1162.32

1165.90

1308.30 999.12

旅游收入（亿元） 42.38 56.81 75.25 84.56 88.30 99.53 74.47资料来源：黟县 2010-2015 年《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优化地区产业结构以古村落分布较多的皖南三市及黟县为例（见表 9）。

表9 2010-2015 年皖南三市及黟县三次产业结构

96

地区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黄山 12.7:43.8:43.

511.9:46.1:42.

011.4:46.3:42.

311.0:46.3:42.

710.7:46.2:43.

110.4:41.4:48.

2

池州 15.2:46.6:38.2

15.1:49.6:35.3

14.9:48.9:36.2

14.6:48.8:36.6

14.2:48.6:37.2

13.0:46.1:40.9

宣城 16.8:47.2:36.0

15.2:52.1:32.7

14.7:52.2:33.1

14.2:52.6:33.2

13.9:52.4:33.7

12.5:50.0:37.5

黟县 18.1:45.6:36.3

16.5:48.5:35.0

15.7:48.5:35.8

15.0:48.7:36.3

14.3:48.7:37.0

13.8:44.1:42.2

资料来源：根据三市一县 2010-2015 年《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整理所得。从表 9 可看出，2010-2015 年，黄山、池州、宣城以及黟县，其产业结构

均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优化，表现为第一产业的比重稳步下降，二三产业的比重

整体呈现上升趋势，这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旅游业的发展。3.增加当地居民收入课题组通过对西递、宏村旅游业相关数据的调研发现，2010-2015 年，西

递与宏村每年度接待旅游人数的总量均在上升，且增长率除 2014 年外，均保

持 2位数的增幅，部分年份高达近 50%（见表 10）。表10 西递、宏村 2010-2015 年旅游人数总量

旅游人次及增幅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平均

总数（万人次） 27.34 36.28 41.38 45.54 50.00 55.40 42.66

当年增幅 48.91%

32.70%

23.30%

10.10% 9.80% 10.80

%22.60

%资料来源：黟县 2010-2015 年《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从两村旅游人数增幅来看（见表 11），2010-2015 年，除部分年份外，

97

西递、宏村每年的旅游人数均以超过 10%的速度增长，而宏村的平均增幅高于

西递。2008 年，宏村门票收入达到 4036.41万元，旅游收入占到农民纯收入

的 70%，全村农民人均旅游收入 6100元，是 1979 年的 30倍。2012 年，宏

村门票收入达到 7750万元，连续五年净增值突破 1000万元，农民人均纯收

入达到 12000元，远远超出 7200元的全省农民平均收入。2014 年，宏村门

票收入首破亿元，达 1.01亿元。表11 西递、宏村 2010-2014 年旅游人数增幅情况

两村增幅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平均西递 12.5% 4.10% 14.40% -1.3% 16.10% 11.60% 11.48%宏村 18.9% 11.40% 17.20% 5.9% 17.50% 13.50% 16.88%资料来源：黟县 2010-2015 年《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4.改善村落人居环境皖南古村落地处山区，开发之前交通极为不便；古村落的建筑均为砖木结

构，大多经历了几百年甚至千年的历史，多数古民居的墙体在开发前大量出现

开裂、倾斜；另外由于皖南地区的南方气候条件的影响，白蚁、黑蜂大量繁衍对

古民居构件的侵蚀也非常严重。随着旅游业的发展，为了提高古村落的可达性，解决制约古村落旅游发展

98

的交通瓶颈问题，黟县“十二五”综合交通运输发展规划中明确提出：在黟县

县城至各旅游景点之间、与各乡镇人民政府所在地之间、景点与景点之间，加快

城乡公交客运和旅游直通发展步伐。除目前已建成投入使用 15 个农村客运站，

每一乡镇还应最少配套一个农村客运站，形成以黟县县城为中心枢纽，辐射到

县内几个主客流集散地及各乡镇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公交客运一级网络。宏村 2014 年按照省市县“三线三边”建设的统一部署和总体要求，共投

入 870万元，开展绿化造林 390亩，重点对该镇宏村农业园、宏村景区旅游停

车场、朱村苗木基地、S218、赛宏公路、宏儒旅游沿线、黟溪园等重点地带进行了

绿化提升；在泗溪、星光、雉山等县际沿边沿线村开展了环境整治；对镇域内各

河道环境保洁、沿线环境治理进行跟踪督查。镇域内各道路沿线、景区周边的视

觉观感得到了明显的改善。通过“以旅游养旅游”，皖南古村落的环境发生可喜的变化，主要表现在：

历史建筑和文化遗址得到保护、恢复和修整；休闲和娱乐场所及相关设施的数量

得以增加；道路、交通运输服务等基础设施得以改善；旅游接待区的环境卫生得

99

以重视和维持。5.丰富传统文化建设皖南古村落是典型的物质与文化的综合体，是民族民间文化的重要载体，

除去民宅建筑、桥梁、庙宇、祠堂、古树、亭台楼阁、古戏台、碑廊等丰富的物质文

化遗产，还包括历史悠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随着旅游业的发展，皖南古村落一方面在上述物质文化遗产上进行修缮与

开发，同时结合地方特色，积极挖掘各种民俗、生产生活、婚丧嫁娶、民间信仰

崇拜以及民间神话、民间故事、民间谚语和歌谣等口头的、无形的和民间艺术、民

间戏剧、民间音乐、民间舞蹈、民间工艺制作等非物质文化遗产，通过建设民俗

博物馆、影视基地、文化广场等，促进了当地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的建设，培养了

一大批农村文艺队伍，丰富了居民生活内容、提高了居民整体素质，提升了古村

落的文化建设水平，促进了“美好乡村”的建设。（二）消极影响皖南古村落通过发展旅游业带动社会和经济发展，是增强自身能力的现实

选择，而只有遵循可持续发展的原则，才能真正实现旅游发展与皖南古村落发

100

展的“双赢”。但是皖南古村落旅游资源开发也带来一定的消极影响，主要体现

在：1.新建项目影响古村落的整体环境因旅游开发，皖南古村落近年新建了大批酒店、停车场、接待点等，有的因

为规划不科学，审批不到位，造成新建项目在材料选用、风格设计、位置选择等

方面，与古村落格格不入，影响甚至改变了古村落的原有整体环境。另外，在旅

游开发中，当地居民因仅仅考虑个人或家庭的经济收入，随意改造原先的古建

筑或改变其用途，这其中多数古建筑私自改为农家乐形式的小酒店，不仅破坏

了景观而且严重影响了古建筑的寿命。2.大量游客超出古村落的承载能力随着皖南古村落的旅游开发，游客数量不断增加。宏村当时设计的日接待游

客量为 6000-7000人次，而近年旅游旺季日接待均在 2万人次左右，最多时

日接待游客高达 2.33万人次。游客的频繁出入，破坏、干扰和冲击了古村落固

有的生态与人文环境，一旦超过其承载能力，将会激发旅游与生态环境、人文环

101

境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同时因为游客的激增，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废弃物，

这些污染物的排放必将对古村落带来不可逆的伤害，并最终对古村落的生态环

境产生越来越大的负面影响。3.商业开发冲击古村落的传统文化在皖南古村落旅游开发的过程中，为了迎合游客的需要，有的村落将原始

居民整体迁出、有的是将不同处的古建筑进行拆除异地重建，势必会破坏古村落

的“原真性”，同时有些开发商急功近利，对传统文化进行不恰当的包装或改

造，还有引入不属于当地的不伦不类的民俗文化，这些都必将加速这些古村落

传统文化的消亡。多数古村落居民原先的热情好客、忠诚朴实、重义轻利等传统

价值观因之受到很大的冲击。4.旅游收入影响古村落的利益分配皖南多数古村落在开发前经济并不好，加上开发商总是喜欢把原住居民全

部迁出村子，再进行整体的规划设计，重新“转包”或重新雇佣员工，势必会

影响原住居民的收入，有的原住居民因为身体条件不适合旅游服务等原因，甚

102

至会失去收入来源，同时开发商投资新建的各类项目也必将在后续中连续“分

红”，实际上开发商已经成为旅游收入利益分配中的主角，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

皖南古村落的可持续保护。

三、国内其他地区古村落保护与开发的经验和教训古村落资源属于稀缺性的优质资源，如何处理好保护与开发之间的关系，

是确保古村落可持续性发展的关键。从 1996 年第一个古村落保护单位诞生起，

这十几年的经验教训，及今日取得的成绩告诉我们，古村落不但能保护，而且

能保护得更好。（一）浙江兰溪诸葛村兰溪诸葛村现有保存完好的明、清古建筑 200多处，并按九宫八卦设计布

局，是中国古村落、古民居的典范，也是浙江古文化的三大标志之一，被费孝通

先生誉为“八卦奇村，华夏一绝”。现有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8项，其中“诸葛

古村落营造技艺”、“诸葛后裔祭祖”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曾经诸葛村也

因为人造景观破坏严重，好在诸葛人认识到原汁原味的古村落的重要性，采取

103

了一些措施，今天的诸葛村，是全国文明村、全国生态文化村，全国民主法治村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浙江省廉政教育基地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1.科学编制古村落保护规划诸葛村人在开发之处，就认识到古村落的“原真性”的重要性，再造“周

庄”的想法并没有给诸葛村带来多少游人，游人是为了体验不同的村落文化才

来诸葛村的。在认识到古村落原汁原味的重要性之后，诸葛人开始了对古村落的

保护。首先编著了古村落的保护规划，从整体上对古村落进行保护性开发 。

1997 年，诸葛村制定了全国第一个古村落保护规划，并制定出恢复上塘原貌

的修复计划。2.政府主导、专家参与文物保护管理所是文物保护领导机构，宣传文物法，在诸葛村保护规划上

把关，与诸葛村委会在工作中相互配合，形成了相互合作、共同行为，保护古建

筑、古文物的工作关系，不参与旅游公司的旅游经营业务。1997 年陈志华教授

率团队，为诸葛村制定了全国第一个古村落保护规划，之后陈志华教授及浙江

104

省的一些专家被诸葛村聘为保护顾问，每年到诸葛村进行一到两次的指导，提

出建议，解决问题，做到细心保护，不能使它们受损，为保护工作保驾护航。这

种政府主导，专家参与的方式使得诸葛村的保护没有再走弯路，没有再遭到破

坏，朝着保护的理想状态发展。3.合理的管理体制今天的诸葛村已经形成一个较科学合理的体制关系：“文物保护管理所+诸

葛村委会+旅游公司+村民”。文物保护管理所是文物保护领导机构，村民委员

会负责村务工作、古建筑维修及保护、工程建设、旅游项目投入、行政事务等，旅

游公司负责按规划管理和保护景区、经营和宣传促销工作，村民也就是公司的股

东。在这样的管理体制下，诸葛村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

理”的文物工作方针不动摇，走上了古村落保护与合理利用的良性循环道路。（二）台儿庄古城墙台儿庄古城坐落于山东枣庄市辖区台儿庄区，是明清时期京杭大运河上重

要的“水旱码头”、最繁荣的运河古城之一，曾一度“商贾迤逦，入夜，一河渔

105

火，歌声十里，夜不罢市”。但如今这个昔日的煤炭大市，作为资源枯竭转型试

点城市的枣庄市，以重建千年古城台儿庄为载体，并以此为龙头拉动枣庄市文

化旅游业和整个服务业的快速崛起，探索出了一条富民转型与文化复兴相结合

的科学发展之道，为古城修复重建和城市发展转型提供了借鉴。1.规划确保重建不走样枣庄市在重建台儿庄古城之前，仅用于史料收集查询、实地走访、科学论证

的规划时间就用了三年。为重建古城，从 2006 年 12月开始，枣庄市开展了广

泛的田野调查和资料搜集，共有 6万余人参与，先后查阅了 30余部地方志 、

300余部运河史料、2000余件战地史料，从国内外搜集了 380多张台儿庄的

老照片和一些影像资料，走访了曾经在炮火摧毁前的台儿庄古城生活过的 27

位 80岁以上老人。经过科学考证和反复论证，最终完成《台儿庄古城胜迹复原

图》，为古城重建提供了模本。请来国内一流的文化、规划、旅游、古建筑专家，

“华山论剑”、博采众长。历时近 3 年制定台儿庄古城历史街区的保护与发展规

划。

106

2.“存古”原则确保原真性台儿庄在古城保护修复、改造过程中严格遵循“存古”原则。2009 年，台

儿庄古城开始重建，一方面对现有遗存进行最严格保护，把台儿庄大战后遗留

下来的古驳岸、古码头，53 处弹痕累累的古墙、古屋等遗存原封不动保护；另

一方面请能工巧匠，按照“原风貌、原空间、原尺度”规划，用“原来材料、原

来工艺、原地工匠”建设，原址原样进行恢复。重建过程中，枣庄市延请全国各

地能工巧匠和手工艺人，严格遵循“留古、复古、扬古、用古”的原则，古城在

原有面貌、形态、规制等“历史的基因上”复活起来。3.政府主导国企资本实施政府主动引导、国企投资运营，是确保古城保护质量与资金运转可持续双赢

的重要路径。台儿庄古城事关枣庄经济全局，属于政府主导规划的一部分。枣庄

市政府引导 5家市属国有大型煤炭企业各用 10万吨煤折价投资，入股成立台

儿庄古城投资有限公司。政府的定位只是主导和规划，参与建设必要的基础设施

国有企业则负责古城主体工程的招标和建设，确保“好钢用在刀刃上”；其余

107

资金则主要靠吸引社会投资来实现。4.营造市场确保开发运营早在古城开工建设之初，枣庄市就围绕台儿庄古城这一旅游产业龙头，启

动了“枣庄二日游”主题推介年活动，最终探索出了一条“政府培育市场、市场

拉动消费、消费带动投资、投资助推转型”的古城旅游发展新路。2010 年 5月，

枣庄市撤销原市旅游局和服务业办公室，成立了枣庄市旅游和服务业发展委员

会，成为市政府三大综合部门之一，进一步理顺了旅游和服务业发展体制。经过

3 年多的发展，目前，枣庄已经由旅游输出地转变为旅游输入地和集散地，实

现了华丽转身。（三）山西晋中后沟村山西晋中后沟村，列为中国第一传统村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古村落，

可考历史可以上溯到唐代。村庄建筑接近陕北窑居，沿河岸依山势而建，保留了

砖窑三合院、四合院、独立式窑洞等大量古建筑和精美的砖雕、木雕、石雕。村中

精巧别致的古戏台、观音堂、菩萨殿，堪称北方民俗文化的活化石。1.构建科学的管理模式

108

2005 年，政府部门将后沟古村开发成为后沟村景区，2007 年，山西当地

政府、后沟村委与中宇集团签订三方合作协议，在政府的主导下，由中宇集团入

主管理。政府与管理者认为，只有保护好后沟古村的古风古意，后沟古村才能显

示出独特价值，保护应立足于古村落的历史悠久性、完整性，建筑的乡土性，环

境的协调性等方面。政府、村委会、中宇集团还专门制定了整体性、风貌性和原真

性保护三大原则。2.坚持“原真性”的整体保护在对后沟村的保护开发中，将有特色的建筑予以完整保护，保证建筑群体

整体风格的和谐；注重自然景观、生态景观和人文景观的有机协调和统一；对民

居、戏台、宗庙各类古建筑的修复严格遵循修旧如旧、科学规划、重点突出的原则

进行小规模整修。对于村落内传统的民居院落建筑以及祠堂建筑等的修缮，其建

筑类型、建筑风格、大小尺度、装饰色彩、结构形式及内外部构造，都要严格参照

本村内典型院落及建筑的测绘图、修缮施工网进行修缮、修复和复建。3.坚持历史文化的整体保护

109

该村在开发初期就坚持以整体保护“后沟古村历史文化”为主体，即以当

地历史文化为背景来保护丰富的古村落旅游资源，以旅游资源的开发来促进历

史文化保护和后沟古村经济发展，使得保护和开发相辅相成。后沟古村的传统作

坊区集中再现了豆腐坊、酒坊、酱油坊、醋坊、米面坊、磨坊等手工作坊的“原真

性”的生产场面，并新建了独居当地特色的农耕博物馆。酒坊、醋坊、油坊、豆腐

坊是后沟古村传统的四大作坊，后沟古村的管理者将传统的四大作坊创造性地

编入了游览线路，成为游客在后沟古村必看的景点之一。4.改善古村落的人居环境该村在保护中整治完善窑洞院落的居住职能特色，既保持各类祠堂的完整

性和原味性，又满足现代化居住生活与旅游活动的需求；同时合理控制古村落

内居住人口的数量以及当地旅游环境的容量，确保后沟古村落历史文化资源得

以完整的保护。据后沟古村管理部门称，有相当一部分村民是在后沟古村旅游开

发后从榆次区等地回迁的，而他们在榆次区等地，均有新的住所。5.合理分配开发古村落的收益

110

根据与政府、村民的协议，村民拥有古村落住宅近 20%的股权，即每户村

民在年终将得到后沟古村门票收入的五分之一。为了方便村民出入及探亲访友，

对于来访村民的外乡人，一旦有村中居民指认，将免收门票；同时，景区管理

者还给村民发放若干“红票”，即免费参观票，由村民自行散发或者出售。据悉

红票的目的不仅在于扩大景区知名度，还为村民创收提供了另外一个平台，增

加村民收入有利于增强他们自觉维护古建筑的意识。经过十年的摸索，现在后沟古村完全复原了明清时期古村落的风貌，走出

了一条开发与保护并举的新路径。后沟村的做法，破解了古村落旅游发展中面临

的开发与保护的三大矛盾：古建与尚在使用的建筑的保护与开发、村民现代化居

住环境与古村落原始风貌的保护与开发、人文历史传承与现代文化冲击的矛盾。

后沟村的成功，对于相近或者相关的古村落旅游开发具有极强的借鉴和参考意

义。（四）浙江绍兴三江村2015 年 11月，浙江绍兴三江村，一个拥有 600多年的古村落，因整体

111

拆迁一度成为舆论的焦点。三江村，地处袍江开发区斗门镇，因钱塘江、钱清江和曹娥江三江汇流而得

名。这个江南古村落始建于明代，是抗倭名将戚继光所建的军事要塞。1.监管缺失造成古建筑的流失三江村是明代为抗击倭寇而建的一个千户所所城。清末以降，该地逐渐由军

用驻地转为民居。新中国成立时，该村古建筑众多，城墙完整，是典型的古村落

代表。从上世纪 80 年代始，随着当地居民人口的增多，加上经济收入的提升，

老百姓对住房的需求不断增加，逐渐建起了新楼，因政府监管不力，村民陆陆

续续拆除了明代的老建筑，就连老城墙都无法幸免，有不少古建筑的构建流入

文物贩子的手里，而今仅存高近４米的残存东城门以及另外 4 处古建筑被列为

绍兴市级文物保护单位。2.工业污染破坏古村落的环境三江村所在的斗门镇，2000 年 8月被列为绍兴袍江工业园。随着工业园的

建设与发展，各类工业企业蜂拥而入，到 2010 年时，入驻工业园区的各类企

112

业已多达 3800余家。企业的入住带来当地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但随之而来的工业污染触目惊

心。2014 年，绍兴市环保局对袍江的“环保评估”是：袍江的污染物排放总量

占绍兴全市 70%左右，单位国土面积排放强度列全市第一，是全市平均水平的

7倍以上。引用当地老百姓的话，站在三江村的古城墙旁，就能看到一个个的大烟囱，

有印染厂、化工厂、制药厂、垃圾焚烧厂……，村子周边的工厂有 20多家，还有

些纺织厂就在村里，近年来随着周边工厂增多，天不蓝了，水变臭了，种的菜

都不敢吃了，经常能闻到臭气。近些年，村里已有数十人因癌症而死亡。3.为了健康拆除整个古村落最近这几年，当地政府虽然关停了一批污染企业，投入大量经费加强古建

筑的修复与环境的整治，但是三江村的破坏和污染短期内仍无法得到有效遏制。为了健康，村民们要求拆迁的呼声越来越高。2014 年，三江村终于被列入

拆迁计划，根据计划，按照从南到北的顺序，村子划分成 6 个区域，按区域签

约，按区域拆迁，拆迁面积达 30余万平方米，涉及全村 5000多人，截止当年

113

12月底，村民签约率在 97%以上。如今的三江村，正在成为一座巨大的废墟，不管是崭新的洋房，还是上了

年纪的老屋，一座座都被夷为平地，伴随着推土机轰鸣的，是 5000多名村民

的大迁徙。当地官员介绍，初步测算，三江村的支付拆迁成本约 16亿元，其中

直接支付给村民的补偿款就达 10亿元以上。有一点值得欣慰的是，虽然三江村村民整体迁出，但政府规划保留了 8%

的古建筑，日后启动保护和修缮工作后，再以市场化的方式引进一些原住居民

到园区居住。4.古村落消亡惨痛教训的启示因政府监管不力、保护意识差、规划不科学，延续了 600 年的古村落就以这

样的方式，成为粗放推进的工业化、城市化的代价。课题组以为，无论从环境治

理还是文物保护的角度，三江村古村落的拆除可谓教训沉重，建议重建后设置

专门的纪念区，予以记录，发挥警示作用。绍兴著名文史专家任桂全长期关注三江古村落，谈起三江村，他说的最多

的是“可惜”。“三江所城最佳的保护期是在改革开放之前，现在最现实合理的

114

做法，就是建一个遗址公园保护起来，这样既符合文物保护法的精神，也能留

下历史与乡愁。”

四、皖南古村落旅游资源的保护与开发的对策分析（一）建议保护与开发的原则1.政府主导的原则在古村落的保护中，政府部门是不可或缺的角色，由政府主导，可获得政

策、资金、人才等方面的倾斜，并有效协调各部门的利益关系，更利于旅游的开

发与保护。现有古村落的开发中不管是专业的旅游开发公司还是村民管理委员会

等，取得最大化的经济效益始终是当前考虑的首要目标，对古村落资源的保护

往往也是基于这一目标去实施的。政府部门的主导可以从整个古村落的资源的综

合利用和保护上考虑，科学的规划，可防止盲目的开发与破坏性的建设，有利

于旅游的持续发展。2.保护第一的原则目前大多数开发旅游的古村落存在“重开发，轻保护”的现象。只看到资源

的经济价值，一味追求经济效益，而出现短期开发行为，使自然资源和文化资

115

源遭到严重损毁。古村落的“景观—生态—文化环境”，正是产生旅游吸引力，

产生经济效益的“源”，源头被扼杀了，还何谈经济之“流”呢？作为一类历

史文化遗产，保护的意义重大。而开发则是有利于更好的保护。合理的旅游开发

是遗产传承与发扬的有效与最佳途径，是对遗产积极、主动、有效保护的最好手

段。但一定要坚持“保护优先”、“合理开发”的原则。在保护的基础上合理利

用，在利用过程中强化保护。3.以人为本的原则以人为本的思想在旅游规划与开发中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这里的“人”，

不仅包括旅游地的居民，还包括游客和旅游区开发管理人员。随着市场导向阶段

的到来，旅游地越来越重视调查游客的需求与喜好，把客源市场需求放在了第

一位，以游客为本的价值观得到了体现，但大多都忽视了当地居民的人本价值

需求。具体表现在：当地居民的利益得不到充分考虑和保障，社区居民的文化习

俗得不到保护而逐渐丧失，宁静的生活环境被旅游破坏，依靠旅游业的发展来

解决就业的问题得不到认真考虑，其生存环境遭受污染、破坏，影响到身心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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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等，最终导致当地居民与游客和旅游开发管理人员关系紧张，对旅游业的发

展采取抵制，不配合的态度，影响旅游业的正常开展。所以，在开发古村落旅游

过程中，一定要同时考虑游客与当地居民的需要。4.生态旅游的原则开发生态旅游，环境效益是根本前提，社会效益是最终目的，而经济效益

是直接动力。只有地方经济发展了，地方居民才会自觉的注重生态和旅游环境的

保护。因此，在村落旅游的开发过程中，要让当地农民参与到旅游服务中去。这

样，既可增强地方特有的文化气氛，提高旅游产品的吸引力，又可让当地农民

真正从旅游发展中受益，改善当地居民的生活，提高农民自觉保护资源的积极

性与对旅游开发的支持态度。旅游供给方要根据旅游地生态环境的承受能力合理

开发旅游景点、景区与旅游服务设施的规模，精心测算游客容量，严格将旅游活

动强度和游客进入数控制在资源及环境的承载力范围内。并开展游客生态知识教

育，提高游人的环境保护意识。旅游需求方则要主动接受生态旅游教育，实行文

明旅游，自觉保护生态环境，将旅游过程对环境的负影响减少到最低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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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整体性原则对于村落这种基于古老悠久的历史人文景观和原始秀美的自然景观的文化

遗产来说,整体性的保护原则显得尤为重要。对于遗产保护来说也是一个整体性

的过程,其包含的方方面面都要列入其中,不管是客观存在的物质化东西——

“物”,还是直觉感知所形成的观念性的东两——“象”,都应遵循古村落整体性

保护的原则。古村落景观保护并不单纯是狭义的保护,对已经损毁的景观通过各

种弥补手段,重新构建其文化内涵,保持其原本文化景观的完整性。物质形态的古

村落景观和非物质形态的地方文化、历史传统同等重要,都是古村落文化景观的

重要组成,如果说物质景观是骨架,那么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就是其血肉,只有两

者的相互融合才能算是一个完整的生命,才能继续传承和延续下去。6.真实性原则真实性即真的、没有掺杂的、实实在在，原真性应是绝对的、非商业化的、与

原物完全对等的真实。古村落传承着古老的文化和活动，它的真实性渗透在古村

落社会实践的成果中。游客对古村落建筑风貌的古朴性、规模和风貌的一致性是

118

游客判定古村落旅游真实性的主要依据。古村落中的建筑风貌、自然风景和名人

遗迹虽历经岁月的沧桑，但仍是古村落的固有属性和旅游吸引物。因此，古村落

旅游应以充分展现地方景观特色、民俗风物、历史文化为内容。旅游开发一定要

充分体现地方特色，保持浓郁的原汁原味，加大真实性景观的保护，不能为了

迎合某些游客的口味而歪曲民俗文化，或制造一些不存在的“地方文化”，上

演一些庸俗节目等。同时还应保持村落的动态发展，不能让村落永远定格在历史

年代里。7.效益并重原则随着古村落旅游业的发展，给古村落不仅带来了经济效益，也带来了社会

效益，还带来了环境效益。首先，旅游为古村落创造了就业机会，增加了村民收

入，改变了劳动就业结构，调整了古村落的产业结构，让古村落有望摆脱一直

以来单一的农业发展模式，转向以旅游业为主、农林副业并举的经济结构。其次

旅游改善了古村落的基础设施，恢复了失落的传统文化，让一些原先几乎被人

们遗忘了的传统习俗和文化活动重新得到恢复。最后，旅游从客观上改善了环境

119

卫生，原本脏、乱、差，无人治理的村落环境得以改变。古村落旅游所带来的效

益中，经济效益是发展旅游业的直接目的和强大动力，社会效益是发展旅游业

的根本宗旨和最终目的，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是旅游业生存和发展的首要前提

和先决条件。 因此，在古村落资源的开发和保护过程中，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

资源环境之间，一定要注意三个方面的统一，保证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二）建议保护与开发的内容古村落文物迹多，传统文化内容形式多样，地域人文风格迥异，需保护内

容要充分考虑其内，其保护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儿大方面：1.古村落的山水资源中国古代村落从形成之初就注意良好的“人居环境”,这种人居环境除了通

常的良田美宅外,还与周围地势、山林等物质构成要素有关。在山水资源的配合中

水是根本、是村落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几乎所有的古村落都有水系的存在,而水

源的利用方式是否合理及给排水是否舒畅往往决定了村落的兴衰。山体、农田与

植被资源等构成的景观格局、视觉意向也是我们需要保护的内容。山水资源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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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得到很好地保护,则会产生水土流失问题,古村落的存在必然会受到严重的威

胁。皖南古村落多是在山中，地少人多，大多依山傍水，充分利用周边的上水资

源。皖南的山水是皖南旅游资源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西递位于西溪源头，缘水而建，三条溪水环村而过，流经许多人家的门前，

出水口修建蓄水屏风。宏村的人工水系更是一绝，溪水绕家家户户门前而过，解

决了居民的生产、生活和消防用水，创造了一种“家家门前有清泉”的意境，营

造了良好的人居环境。2.古村落的传统建筑歌德曾经说过“建筑是凝固的音乐,是石头的史书”。古村落内的传统建筑

无一例外都是空间的艺术。首先,优美的艺术造型、绚丽而又淡雅的色彩是传统建

筑的皮毛；其次,整齐而又灵活的平面布局、丰富的雕塑装饰是它的血肉；最后,

建筑与环境的配合之协调是它的灵魂,古村落内的传统建筑物本身的内部环境主

次之间、相互之间的配合非常之精密,而且特别注意与周围大自然环境的协调。它

代表了一定地域的建筑文化、社会文化和发展历史。因此,传统建筑门、窗、墙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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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顶的整修,要符合风貌保护要求,使用原有材料、颜料,保护原有结构。皖南古村落建筑保护中尤其以“十古”为代表，所谓“十古”即古民、古祠

堂、古牌坊、古树、古桥梁、古水圳、古井、古水塘、古水口、古塔。据黄山市社会科

学界联合会课题组的《中国皖南古村落黄山市千村保护与发展研究报告》数据显

示，黟县古村落建筑保护的“十古”现状分别是：古居民 1947人，古祠堂

116 个，古牌坊 11座，古树 2517棵，古桥梁 88座，古水圳 65 个，古井 97

口，古水塘 12 个，古水口 48 个，古塔 3座。保护具有文物价值的古建筑物、古

文化遗址，它们既反映了当地与众不同的文化与特色，也是区别于其他地方的

标志，因此，是古村落保护的重点。3.古村落的传统文化传统文化是由历史沿袭而来的思想、艺术、制度、道德、风尚、器物、生活方式

等物质和精神的融合体,可能是有形的,也可能是无形的。古村落中人民的生产、

生活条件变化较小,人口高度固定,所以相对于其他现代村落,保存了更加真实、连

贯而系统的传统文化特征。皖南地区虽然大山环绕，但历史上就是吴头楚尾，是

122

北人避乱南迁之地，有着独特的地理和人文环境。古老的吴楚文化、中原文化在

此汇聚交融，儒释道文明也在此驻留，并融入民间生活，催生出了皖南古村落

多姿多彩的民间传统文化。以黟县为例，其“天人合一”的信仰习俗，“马头墙”造型的建筑习俗，

聚族而居的生活习俗，“四盘四碗”的饮食文化习俗等都是皖南古村落民俗文

化的宝贵遗产。池州傩戏、青阳腔、黄梅戏、目莲戏等是皖南民间戏曲文化的鲜活

代表，其中傩戏和青阳腔均被收录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当前全国传统文

化均面临生存与发展危机的形势下，对皖南古村落传统文化开展深入研究，将

这些活态文化遗产加以保护和继承显得尤为必要。（三）建议保护与开发的措施1.选取代表性构成元素，创建古村落特色数据库传统的古村落保护方法是对古村落进行修复和再造，但这种修复和再造有

时不仅不能起到理想的保护作用，甚至还会破坏古村落的原貌，从而失去了历

史的传承功能。利用计算机技术、数字技术和数据库技术，构建徽州古村落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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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通过收集、整理皖南古村落基本构成元素的原始信息，原汁原味地刻画

徽州古村落。如何选取有代表性的元素，是特色数据库构建成败的关键。以黟县为例，可

以选取其民居、水口、园林、先贤四个基本元素来进行描绘，因为这四个基本元

素构成了黟县的古村落、反映了其浓厚的风水观念、代表了徽州历史文化及其创

造者。例如民居子库，所搜集的信息应该包括：民居名称、民居位置、民居主人、

民居故事、民居特色、数码照片等信息。通过这样的努力，一方面可以给后人永久性地留下皖南古村落的信息资源，

保护其历史传承性；另一方面也可以给徽州古村落的研究者和关注者提供一个

信息获取平台。2.专家学者参与保护开发，培养专业技术人员古村落属于历史资源，对古村落的保护需要专业的技术人员参与，特别是

对古村落的数据库构架的摸底和整体规划需要专家学者参与。专家学者从专业的

角度对摸底古村落的各项资源进行归类，针对性的制定保护措施和方案，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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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全专家咨询制度。古村落往往都是在百年以上的村落，其建设和文物等，都在

一定程度上受到损坏，同时由于资源开发，往往对古村落的资源也造成了破坏

有些地方还会出现对古村落实行了破坏性的保护，人为制造假景观等等。这些都

需要专业的技术人员参与古村落资源的保护。政府部门可以和有关高校和研究机

构等针对性的加强合作，培养专业的技术人员，培训相关的管理人员等等。皖南地区的古村落资源的特点，古村落资源的分布等需要专家进行深入调

研、分类以根据其特色编制整体的保护规划。徽派建筑，徽派的砖雕、木雕和石

雕等需要专业的技术人员进行保护和修复工作。3.加强政府主导作用，采取分级分层管理模式加强政府主导，明确职责和义务。如何构建以政府为主导，省、市、县、镇各

级政府各负其责，各相关部门进行规范管理。在传统村落保护区赋予基层干部、

居民明确的权责和义务，统筹解决传统建筑产权、宅基地和居住需求等问题，在

保护传统村落立法中处理好居民利益、产权所有者与保护继承的关系。要对居民

进行保护意识教育，杜绝倒卖受保护及拟保护的古建筑及其构件的行为。

125

古村落历史价值的特殊性，决定了它的保护利用必须政府主导，成立政府

主导的工作机构，具体负责规划编制、政策制定、拆迁安置、资金筹措等工作，

在处理好村民生存与发展、保护与利用、近期与长远等关系的基础上，充分调动

民间力量，实行企业化运作。皖南古村落实施分级分类规划，重点保护。针对目前皖南传统村落数量庞大

布点分散、资金不足等问题，制定战略层面的保护规划，分类分级、有重点、有

选择地进行保护。确定为国家级、省级保护名录的传统村落，要做好规划，实施

有效保护。关于保护资金投入不足问题，建议省级有关部门对保护资金分类做出

更明确的要求，同时建立社会资本引入机制，鼓励社会资本参与保护工作，理

顺其融入渠道，解决保护资金严重短缺问题。4.开展古村落保护宣传，提高资源保护意识古村落作为一种珍贵而又脆弱的自然和文化资源，正面临着被现代文化同

化的威胁，提高全民保护意识刻不容缓。各级政府部门作为古村落的管理部门，

以科学发展观的理念，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保护古村落责无旁贷。但古村落的保

126

护宣传工作要真正落到实处，不能仅靠政府等行政力量“剃头挑子一头热”，

而是要全民参与。村民是古村落及其文化的拥有者，是保护古村落的主体。对村

民要以传授古村落保护的知识和方法为主，在充分尊重其权益和意见的同时，

让村民参与到旅游保护活动中去。西递、宏村的古村落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之所以保存较为完整，其全民较高的

文化遗产保护意识功不可没。当地政府始终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开

发，永续利用，科学管理”的保护方针，立足本地实际，开展县、镇、村、民间

组织四级保护管理网络的普法宣教，强化村民的村规民约意识，使古村落的古

建筑、生态环境等得到良好保护，维护了古村落的和谐稳定，也促进了当地旅游

业的良性发展。黟县也因此成功跻身于首批“中国旅游百强县”行列。5.完善三维旅游实景构建，建立动态村落资源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对古村落的保护要

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加大网络中旅游资源的建设，促进旅游的信息化建设，

构建三维动态的网络旅游。当前各个景点往往都出现了人多为患的局面，游客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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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对景点内容进行深度的了解，旅游都是走马观花，旅游市场的消费都是浅层

次的消费。安徽省旅游局的“安徽旅游三维实景体验”，较好的把我省部分旅游资源

以三维动态的方式呈现给网友。但是目前该三维实景仅仅是展现了古村落景区的

重点经典，没有通过文字和语音的形式对经典的有关内容进行深入讲解，还没

有包含现有的已开发景区，目前涉及黄山市景区的也仅仅 21 个。进一步完善皖

南古村落的三维实景体验，游客在出发前对各个古村落的资源有了更深入的了

解后，更好地规划好旅游路线，选择经济效益最高的出行路线与出行方式。比如

宏村的三维实景中仅仅简单地介绍了宏村的历史，而对宏村巧夺天工的人工水

系、丰富的徽州古建筑、博大精深的徽州古文化等等缺少进一步的详细介绍，这

些正是游客需要深入了解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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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三：新型城镇化研究与流动群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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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隔代家庭养老功能探析——基于留守儿童去问题化的视角

吴翠萍1

摘 要：伴随大量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由留守儿童和老人组建的隔代家庭规模也不断扩大。本文抛却传统的问题化视角，从正向功能角度，分析隔代家庭在家庭核心成员——第二代缺席的空间下，留守儿童在维系家庭养老功能过程中的作用，留守儿童为祖辈提供日常生活照料帮助和有效精神支撑，是流向老年人反哺资源的重要供给者。关键词：农村隔代家庭；留守儿童；老年人；家庭养老功能

一、农村劳动力外出下的隔代家庭城市化、现代化的快速进程中，城市空间中社会经济文化等各类活动集聚，二三产业

迅猛发展，为城市现代化发展特别是经济建设提供了充足的动力，从中产生的大量就业机会成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谋生发展的良好契机。加之我国长久以来的城乡二元结构，渗透在经济、文化政治多领域，相对现代化的城市中，更高水平的薪金收入和选择丰富的生存环境，都成为吸引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的显著优势。同时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背景下，日渐专业化的农业生产解放出大规模劳动力，农村单一的产业结构在需求满足上的局限性，无形中推动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向城市。在“推-拉”理论框架中，通过拉力和推力的双重作用，越来越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我们通常以“农民工”来命名这个群体。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 2015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5 年我国农民工总数达到 27747万人亿。该数量仍将保持增长态势，以中青年为主力的大规模农村劳动力选择外出务工，向城市迁移。而在户籍等制度性障碍以及融入适应等非制度性难题面前，一代和新生代农民工所陷入的尴尬境地，成为大量相关研究关注的重点。在关注农民工群体的同时，需要注意的是他们并非独立存在的某种社会事实，现象关联引发出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值得深思。

外出务工带来的变化不仅于劳动力自身，因每个人都归属于一个生活实体即家庭，其迁移流动对家庭结构转变及家庭功能发挥都产生着重要影响。2015 年外出农民工 16884万人，比去年增长 0.4%。数据背后是大量的老人、儿童及妇女“被迫”留守在农村的事实，特别需要关注的是由留守的老人和儿童组成的隔代家庭。“输出”的农村青壮年人群在家庭中大多扮演着支柱性角色，在父代与子代的夹击下，需要承担养老和育幼的双重责任。当其离开家庭，从日常交往互动的空间退出后，家庭角色的部分功能也随之丧失，虽然日渐发达的通讯手段和经济资源的支持，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了弥补，但是情感慰藉、家庭教育等功能发挥难免削弱。儿童和老年人两类特殊群体，具有相对弱势性，面对农村相对薄弱的教育设置，以及尚未完善的社会保障等外部社会支持欠缺的现状，留守老人赡养以及1基金项目：安徽师范大学博士科研启动金项目（2014bsqdjj16）、校学术著作培育基金项目（2015xzpy0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作者简介：吴翠萍（1980-），女、安庆人，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博士，安徽省宣传文化领域青年英才，主要从事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研究。作者联系方式：吴翠萍、ahsdglwu@126.com、皖芜湖市花津南路安徽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 邮编：24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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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守儿童教育在家庭社会力量双重缺位的情况下面临困境。

二、留守儿童的“问题化”研究现状受到户籍差异下的升学困难以及住房、消费和照看压力等因素限制，农村劳动力迁移

流动“剩余”下大批留守儿童。父母中一方或双方均外出务工，其子女留守于农村，由父母其中一个、祖父母或其他亲属等代为监护照顾。关于留守儿童的界定，不同研究者在父母是否全部外出、儿童的具体年龄范围以及父母务工周期等方面持有不同标准，因而对于农村留守儿童规模的计算估计也有所差异，尽管数量上存在千万到上亿的巨大悬殊，但对于千万数量级以上留守儿童的存在保有共识，并且其规模必将随着农村劳动力迁移数量的攀升不断扩大（罗国芬，2006）。对留守儿童的定义、规模、分布以及居住方式等基本情况进行统计归纳外，更多研究集中于留守儿童“问题化”倾向中，留守儿童缺乏来自父母的家庭教育监管、情感交流，祖辈以及其他监管人过于松散宽容的看护环境下，对其教育结果、性格行为表现以及心理情感等方面产生负面影响。父母外出务工后，儿童失去相应的学习辅导及监督者，虽与非留守儿童在横向比较中没有显著差别，但与父母外出前相比还是部分地出现了成绩下降的情况（叶敬忠等，2006）。在对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在心理健康和性格特征的比较研究中，留守儿童更多表现出了焦虑易怒、敏感抑郁和冷淡孤独的心理特征（高亚兵，2008）。父母在日常生活领域中的缺位，不仅对子女的学习以及心理产生影响，同时在生理健康层面发生作用，留守儿童相较之下缺乏家庭照料资源，在患病风险增加的情况下更多依赖和求助于社会医疗服务，出现卫生服务使用过度的结果（宋月萍，2009）。大多研究从社会问题的视角出发，对留守儿童社会化过程中可能存在的不足障碍进行分析，强调来自多元主体的支持帮助在问题解决上的重要性。与留守相对应的另一个问题存在——“流动”儿童也吸引大量研究目光，与务工父母一起进城的随迁子女，在户籍制度性障碍下的升学难题，以及学习生活的适应性困难等，同样对其学习结果和心理发展等方面产生了一些消极影响。通过政策制定上的解读建议以及学习生活中的难题分析，对随迁子女的相关问题进行呈现，试图促进他们获取更优的生存发展方式。虽然一些实证研究中的数据结果为留守儿童进行了“正名”，否认他们与非留守儿童

比较下更具消极表现，但多数还是将留守儿童贴上了“问题”标签，父母缺位下的家庭环境中，教化抚育功能弱化，对留守儿童的成长发展产生多重负面影响，使其呈现出问题化学习状态、问题化心理行为甚至问题化躯体健康。无论是留守儿童还是随迁子女的研究中，儿童作为研究对象，是多种制度与非制度因素相互作用的载体，他们被视为社会、家庭变革影响下的因变量，研究大多忽视了留守儿童的主体功能性，对其是否为问题现象的论证已为广泛。但本文认为不应将研究目光局限于此，因而本文试图从功能论的角度出发，将留守儿

童视作“自变量”，通过去问题化方式探讨，作为留守家庭结构一部分的留守儿童，如何在父母等核心家庭成员离开后，在缺损的家庭结构空间中，维系家庭功能发挥和弥合家庭组织完整。目前农村留守儿童的居住方式比较多样，与父母其中一方、祖辈、其他亲属或老师等共同生活，甚至单独居住，呈现不同的家庭结构。在父母均外出的情况下，高比例的留守儿童更多与爷爷奶奶一起生活（周福林，2006），组成农村隔代家庭。因此，本文将研究范围控制于农村隔代家庭中，探析留守儿童与祖辈互动过程中的功能作用，在维系家庭养老功能发挥过程中，留守儿童为祖辈提供养老支撑的相应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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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留守儿童维系发展家庭养老功能劳动力迁移留下老人与儿童，原有农村扩大式家庭在经历家庭核心化发展同时，又出

现了大量隔代家庭，老年人代替外出务工的子女隔代抚养孙辈。这一家庭结构的变化，对于家庭养老功能的发挥以及代际互动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大量劳动人口迁移带来农村留守家庭的快速增长，基于全国 6省 30县 2378 个农村家庭数据分析结果，家庭成员外出务工后，隔代家庭中的留守儿童仅次于三代及以上家庭，35.5%的留守儿童处于隔代家庭类型中，祖辈成为孙辈监护照顾者的重要选择（曹广忠等，2013）。隔代家庭结构类型自1982 年的 0.95%比例，至 2010 年增至 2.78%，其中增幅主要来自农村地区，城市隔代家庭比例从 2000 年 1.56%降至 2010 年的 1.26%，农村隔代家庭中成员长期外出比例居高不下，可以推断城乡人口流动增长造成农村隔代家庭增幅显著（王跃生，2013）。隔代家庭中，留守老人与孙辈相互依赖，形成暂时的“核心家庭”，老人肩负起子女的部分角色任务，尤其为孙代的日常生活及学习进行照料。现有关留守老人对留守儿童照料的研究中，集中于分析老年人在经济资源、日常照料

以及精神慰藉上的欠缺和无所依靠，特别是在留守隔代家庭中，共同生活的孙辈被视为加重老年人生活负担，即经济消耗增加和精神操劳严重的重要归因。事实上这种论断的得出，依旧陷于对农村老年人养老困境的研究中，忽视了留守隔代家庭中的主体——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二者在一个家庭系统中，双向的资源流动与功能将作用于家庭养老过程。

（一）留守隔代家庭中的隐形反哺资源“尊老养老”孝道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重要组成部分，“孝道”是家庭代际伦理关系

的基本原则，孝文化的弘扬传递是责任伦理、道德义务的建设与延展。自古以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背景下，家庭是人们生产生活的基本单位，老年人的赡养任务由其他家庭成员承担，家庭养老职能角色扮演成为理所应当，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尚未完善以及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有限，制约了社会对家庭养老功能的承接，这是我国区别于发达国家养老方式的重要原因。发达国家中的老年人，其在相应的人生阶段在社会领域中进行工作奉献，一方面劳动带来的价值财富积累可帮助老年人实现部分自养，另一方面发展完善的社会福利保障体系，为老年生活质量提供相应的社会支持。因而，在国外家庭中我们更多地发现“接力式”的代际关系，父母承担抚育下一代的责任义务，单向的资源输出存在于未成年子女与父母之间，当这个单向责任关系到子女成人后宣告结束，子女组建新家庭继而作为新一轮的资源提供者，开始抚育自己的下一代，这种担负育幼却无养老义务的责任关系被一代代接力下去。这种与西方个体意识独立价值观相符的接力养老模式，却无法适用于中国群体意识中互惠价值观下，中国家庭中父母与子女间的代际关系现实（陈功，2003）。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认为，中国家庭中财富流动和养老方式表现出了“反哺”模式（费孝通，2009），虽然与接力模式一样共同具有抚养子女的义务，但是反哺式的家庭抚育赡养中，资源财富的流动并不是单向的，子女在父母老去时承担赡养的责任，代际关系于抚育和赡养的双向互动中展开。抛去宏观的概括归纳，从老年人实际上从子女处获取养老资源的事实看来，接力与反

哺并不是截然对立的，他们交错在一起综合作用于不同阶段的生命历程中。有研究依据对外力帮助的需求及其是否能独立生活的状况，判断老年人是否处于正常生活阶段，从而将其与子女及其他家庭成员间的代际关系划分为四种类型：抚养、独立、互惠和依赖，而接力模式反映出的是老年人正常生活阶段的代际关系（陈功，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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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农村家庭结构不断向小型化、核心化方向发展，“四二一”“四二二”家庭类型大量涌现，处于中间位置的中青年夫妇需要面对沉重的育幼、养老以及维持家庭生存和发展的任务。而在社会经济发展迅速、工作竞争节奏加快的现代社会中，他们有限的物质、时间和精力更多地投入于子代的培养过程中。第三代往往是整个家庭的希望所在，他们汇聚了近乎所有家庭成员的照料和“投资”。当二代夫妇在谋取物质生活保障以应对繁重生活负担的过程中，尚有余力的一代祖辈接替了他们在“接力”模式中的抚养者角色，代为照看抚育孙代，这种状况大量在于农村隔代家庭中，流向城市的农村劳动力将子女托付于父母，将自身角色转移。具有独立生活能力的农村留守老人，与留守儿童共同组建的隔代家庭中，抚养与互惠的代际关系得到呈现。毋庸置疑，留守老人需要照顾孙辈的日常起居，监督其完成学习任务，这种抚养关系表面看起来是单向的，老人为孙子孙女提供物质和精神支持，但是从长远角度来看，其背后掩盖着的是隐形的反哺资源。这种反哺资源来源主体是二元性的，一方面留守老人为外出务工子女照看留守儿童，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对于二代中青年夫妇而言，帮助其解决了子女不能随迁进入城市后的照料难题。虽然父母帮助年轻夫妇照顾子代在当今社会愈加普遍，但是大多是辅助性的，而留守老人承担起的是临时“父母”的责任，对留守儿童的付出是巨大的，这种替代性的帮助，无疑有利于建立起和谐稳固的代际关系，务工夫妇对于父母的照顾心怀感激，在自身获取来源于父母的财富资源后，其子女再度获得父母责任义务之外的付出，双重抚育的事实将进一步强化二代夫妇对父母的赡养意识及行为。另一方面隔代家庭中留守儿童与祖辈朝夕相处，情感相较于其他家庭类型中的祖孙而言更为亲密，作为祖辈抚育的直接受体，留守儿童未来的家庭反哺对象不仅仅局限于其父母，可以预见曾经的隔代家庭日后也将更大可能地出现隔代赡养。农村地区婚育年龄相对较早，第三代将更长时间地参与祖辈老年阶段，他们将形成二代夫妇赡养行动外的有效补充，甚至成为祖辈赡养的主要力量。

（二）留守儿童与祖辈的相互依存农村老年人大多是以农业为生存发展途径，进入老年期后区别于单位体制内的退休老

人，缺乏退休金和养老保险给予的经济保障，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又尚未健全难以发挥效用。并且农村经济发展水平有限，收入水平不高，繁重的生存和家庭维持重担下，他们很少能够结余足够的经济资本实现自我养老，因而来自子女的经济支持和自身劳动再创造是养老资源获取的主要途径。2006 年中国农业大学组织的“中国农村留守人口研究”调查，对安徽、河南等 5 个劳动力输出大省的 10 个村中 400名留守老人进行访问，结果显示社会保障体系覆盖极少的农村留守老人，从国家和社会获取的老年保障程度及水平都很低，自我劳动以维持生计和依靠子女等家庭成员的支持是主要的生存选择，依旧从事农业生产或其他副业以实现自养的老人高达 80.9%，留守老人生活来源中近 50%来自自我生产（叶敬忠等，2009）。农村老年人即便步入老龄期，在客观生理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还是会继续以农业劳作为主的生产活动。一方面源于生存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丰富的农业生产经验和既有的农业生产空间的前提下，从事农业生产也已成为不可分割的生活方式。在农业生产繁忙时期，本应是家庭支撑性力量的青年夫妇却离家外出，即便在插秧、收割等集中性农忙季节，他们大多会回乡帮忙，但对于日常的随时性需要，他们却是难以填补的。留守老人受到年龄限制，生理机能难免有所减弱，劳作生产需要帮助的可能性不断增高，而留守儿童、青少年则相应形成了部分补充支持力量，为留守老人获取生存资源提供帮助。社会高速发展下，现代文明科技也深刻改变着农村生活，日常生活以及农业生产中新鲜事物越来越多地出现，而农村老年人平均知识文化水平较低，加上随年龄增长学习接受能力不断减弱，生活生产过程中需要依赖他人帮助的情况也相应增加。接受学校教育的留守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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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能力逐步增强，接触并熟悉新兴科技文化，在其帮助下，老人将尽可能减少在急速更新社会中的手足无措。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加，患有各类慢性疾病的风险也在上升，同时老年人身体素质与

心理承受能力下降，对突发性疾病和事件的抵御、接受力减弱。对于常年受慢性疾病困扰、身体机能部分残缺的半独立生活老人，虽然在照顾孙代的日常生活，如洗衣做饭、监督学习等方面可以完成，但在部分需要远行、购物等其体力、认知无法满足的生活任务时，留守儿童则为老人提供了极为便捷和适时的帮助。即便是独立生活的健康老人，感冒发烧或部分器官不适带来的临时性疾病，以及摔跤或其他不可预计因素造成的暂时依赖性，都是他们所面临的身体侵袭可能。对于老年人而言，处于熟悉的生活环境，接受来自家庭成员的照料是优先心理取向，但在子女迫于生存压力外出务工的现实下，空间上的远距离分离削弱了家庭养老功能的发挥，而留守儿童则对父母的缺位进行了补偿。特别在居家、机构养老发展落后、服务设施不健全的农村地区，通过社区养老服务的提供，实现老年需求基本满足的居家养老模式仍处于探索阶段。而受到经济发展水平滞后影响的农村养老机构，在硬件设施配备、生活照料质量以及服务专业化等多方面都处于较低层次，加上家庭“孝道”伦理观念的深入，农村留守老人尚可独立生活的情况下，大多不会倾向于选择整体质量不高，且易被认为家庭不和谐、子女不孝表现的机构养老。老年人日常生活照料需求随着其生理心理素质减弱而不断增加，子女不在身边、难以购买服务，家庭养老照料功能在农村社会无法有效承接的情况下，留守儿童在弥合“流动”家庭、维系家庭养老功能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替代性作用。当前对留守家庭的研究中，目光大多集聚于老年祖辈在兼顾自身养老和孙辈照看的巨大压力上，认为既要照顾孙子起居又要监管其学习，对于其能力和精力都是极大挑战，尤其是一些叛逆、调皮的留守儿童会明显增加老年人的身体心理负担。在这种研究视角中，将留守儿童视为完全被照顾的对象，强调他们给老年祖辈带来的负功能，却忽视了作为家庭结构重要组成部分，其带来的正负功能是并存的，我们试图从正向的角度，分析留守儿童在维系家庭养老功能中产生的功能作用。

（三）留守儿童的精神抚慰作用作为重要养老内容的精神赡养，在物质生活水平得以保障并进一步发展的今天，得到

广泛重视。伴随人生阶段的改变，需要面对角色转换、家庭变迁、身体衰老等一系列现实，步入老年期的同时，老年人的心理适应与精神调整也进入了一个关键阶段。经济物质的给予以及日常生活照料，对于帮助老年人维持正常老年生活是有形且基础的，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为家庭提供经济支持的能力增强，远距离相隔下金钱给予成为履行赡养责任的最有效途径。但是极为重要的老年精神需求，却是无形的，往往被忙于打工的子女们所忽视，即便注意到也常常会受客观条件限制而心有余力不足。老年人对于家庭温暖具有十足渴望，但享受儿孙绕膝的天伦之乐，在家庭结构变迁、成员频繁流动的情况下，实现难度愈发增加，老年人的精神满足状态实为堪忧，孤独、抑郁、生活满意度低等表现状态在农村老年人群中尤为突出。依据 2006 年“中国城乡老年人口状况追踪调查”的相关数据，30%左右的农村老年人经常感到孤独，而相比之下城市老人比例为 18%（伍小兰，2009）。精神生活充实、心理需求满足是实现满意老年生活的必备条件，否则老年生活质量提升难以实现。有研究对安徽省 23乡镇中 57 个行政村中的 578名老人进行访问，发现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与子女孝顺程度、自身孤独感等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吴菁等，2013），老年人年轻时为家庭做出诸多贡献，随着生理心理机能减弱，对来自子女的回馈需求更加渴望，其主观感受及幸福度直接反映了老年生活质量高低，同时影响着成功老龄化的顺利实现。农村老年人在精神满足领域的缺失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从精神需求来源的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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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来看，家庭与社会是精神慰藉的主要提供者。首先，家庭内部的精神慰藉十分重要，家庭组织是人生活的首要群体，其中亲密紧密的情感关系，可为老年人提供心理慰藉、关心照顾，也是其倾诉烦恼、沟通心事、寻找帮助的最佳选择。但是青壮年劳动力大量流入城市后，“空心化”的留守老年家庭中，老年人的重要精神需求满足者缺席了日常生活，老年人无奈下只能更多地自我排解烦恼，或将心事独自咽下，长此以往必将加重老年人的心理负担，降低老年生活质量。其次，老年人的精神满足还来源于社会领域的支持，通过外部的社会交往互动、精神文化活动以充实闲暇时间，提升老年生活的满意度。但现实是农村经济发展水平落后，为老年活动设置的场所设备极为有限，缺乏调动组织老年人开展各类特色活动的社会组织，农村留守老人在缺乏家庭情感慰藉的情况下，也少有获得来自社会力量的支持。农村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相对单一枯燥，以听广播看电视为主要休闲活动，与丰富的城市老年生活相比差异很大（伍小兰，2009）。在开放的空间领域中与他人展开互动交往，参与各类休闲娱乐活动消除孤独感，在家庭情感慰藉以外形成良好的补充，但在资源不足的农村地区，老年人无论是借助他力还是自我慰藉，都缺乏良性的环境氛围。

在社会性支持不足的情况下，家庭精神赡养功能的最大化发挥对老年人而言意义重大。满足老年人对家庭团圆、子女孝顺、子代成就、精神文化以及老有所为等心理和精神情感需要，可以帮助他们更好地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为、老有所乐”（皮海峰，2013）。老年人渴望家庭亲情的关怀，子代言语行动上的照护下享有天伦之乐，但是“留守”状态阻碍了家庭情感慰藉的有效传递，心理脆弱的农村老人，在精神文化生活匮乏的环境中，极易产生孤独、抑郁等不适心理状态。虽然农村劳动力转移对于家庭养老功能的削弱是不可否认的，但与此同时，留守儿童在维持家庭精神慰藉功能亦不可忽视。本文沿用已有研究中的精神赡养三个维度框架中，即老年精神需求不单是对家庭亲情慰藉的需要，完整地来说包括自尊、期待和亲情三方面需要（穆光宗，2004），分析留守儿童与老人生活互动中产生的精神反哺。人格得以尊重可以满足老年人对自尊的需求，希望获取对生命个体的尊重和主体性承认。曾经在家庭中扮演支柱性“家长”角色的老年人，其在家庭事物及决策中的主导能力不断减弱，甚至个人的自主权利都会受到家庭成员的干预，家庭内核心地位的代际转移，易使老年人产生较大的心理落差。农村留守隔代家庭中，留守儿童父母一代离开，留守老人成为“代理家长”，再次回归到家庭的领导位置，发挥决策性作用。外出劳动力将子女教育监管的权力和家庭生活的操持任务转交到老人手里，使得他们拥有更多自主性，老年人不必受到子女行动思想观念的束缚。儿女的个人发展顺利、生活美满可以满足老年人的期待心理，间接意义上实现老年人的成就安心。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后，处于为生活拼搏的重要阶段，工作压力巨大，各种限制条件下其子女的抚养教育任务成为他们的难题。期待子孙生活幸福的老年人，为儿女分担重任，希望子女更全心于个人事业发展而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照看未能进入城市的留守儿童，营造隔代家庭环境促进孙代的健康成长。这种成就安心一方面源于子孙的健康平安和幸福，另一方面也是部分退出劳动领域的老年人，实现自身价值、发挥余热的过程中。在中国农村隔代家庭关系中，孙代身上集聚父辈与祖辈的关心爱护，希望更多机会地与孙辈相处是多数老年人的心愿，留守儿童与老人居住在一起，为老年人提供了关爱孙辈以及与其相处的机会。留守儿童与祖辈的日常生活互动，相互交流沟通，为老年人提供心理上的愉悦。同时照看孙辈成为留守老人生活中的重要部分，成为其消磨老年闲暇时间的选择，一系列付出忙碌带来的充实感，可以降低孤独寂寞等状态出现的概率，农村老年人在照料孙子女的过程中获取满足感，心理健康状态表现更佳（宋璐等，2008）。留守儿童为隔离的代际交往也提供了一个衔接桥梁，流动在外的农村劳动力牵挂留守在家的子女，与家庭老人沟通的频率也会相应上升。留守隔代家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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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与老年人的互动交往，不断为维系家庭精神赡养功能作出努力。四、结语与讨论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传统农村家庭模式被打破，影响部分家庭功能的正常发挥。留

守儿童与老人组建的隔代家庭中，中间夫妇一代的缺位使得老人与儿童的角色扮演和功能发挥均发生变化，老年人替代子女肩负“代理家长”责任，同时儿童也代为发挥养老方面的补充作用。留守隔代家庭更类似于变相的核心家庭，是在经历家庭离散化变迁后的重组，家庭财富资源的流动和相应功能的发挥具有新的表现形式。考德威尔的财富流理论认为，金钱、物品和服务等财富流的供给流向，会显著影响家庭生育率，子女是财富的消费者还是增加者造成家庭规模的大小变化（刘倩，2002）。在财富流理论中，生育被视为一种投资行为，扩展开来，留守隔代家庭中老年人抚养孙辈的行为选择，同样也基于财富回馈的衡量之上。照料留守儿童虽是客观阻碍下的无奈之举，但这一期间的资源流动并不是单向的，老年人为照料孙辈付出大量物质资源和精力，但是这一过程也继而转变为隐形的养老资源，留守儿童及其父母对于其抚养行为的感激，将会形成“投资”回馈效益，强化家庭赡养意识和行为。如果说这种效益是长期的，那么短期可见的效益则是，留守儿童在日常生活中与老年人相互扶持，及时为祖辈提供生产帮助、生活照料等，最为重要是为祖父母提供了必需的精神慰藉，而这种精神慰藉恰恰是其离家父母难以提供和弥补的。在现有研究集中关注于留守儿童的教育困境、为老年祖辈带来生活压力情况下，希望以“去问题化”的功能视角，分析留守儿童在维系家庭养老功能过程中的主、被动作用，这在农村社会养老体系发展落后的现实下，其功能发挥是具有现实意义的。虽然对于留守儿童在农村留守家庭养老功能发挥中的作用予以肯定，但不意味着对于

这种家庭结构的提倡或是对其发展形势的赞许。农村留守家庭中，缺乏父母的监管教育以及父母亲情的温暖，对于留守儿童的健康成长发展会产生部分消极影响，留守老人即便可以通过抚养孙代获取一些养老资源，但这并不是解决养老困境的根本途径。老年人在监管孙代的学习方面能力有限，日常生活中相较于其父母的照顾可能更溺爱放任、不够细致等。而随着党的十八大提出“积极推动农民工子女平等接受教育”，随迁子女城市入学政策的进一步放开，农民工基于经济能力允许及其对子代更好发展的期望，留守儿童向城市迁移的规模也将进一步增大，其维系家庭养老功能的作用也会随之减弱甚至消失。因而必须要加快加强农村社会化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从而适时有效承接因社会、家庭变迁而外移的家庭养老功能，汇集多元力量满足老年人经济支持、生活照料、精神慰藉等多方面需求，帮助其实现成功老龄化。这在农村老龄化进程加快，农村老年规模庞大的现实国情下尤为重要。参考文献：[1]罗国芬.农村留守儿童的规模问题评述[J].青年研究，2006（03）.[2]叶敬忠等.父母外出务工对农村留守儿童学习的影响[J].农村经济，2006（07）.[3]高亚兵.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状况及人格发展特征[J].中国公共卫生，2008（08）.[4]宋月萍,张耀光.农村留守儿童的健康以及卫生服务利用状况的影响因素分析[J].人口研究，2009（06）.[5]周福林,段成荣.留守儿童研究综述[J].人口学刊，2006（03）.[6]曹广忠等.农村留守家庭的结构特征与区域差异——基于 6省 30县抽样调查数据的分析[J].人口与发展，2013（04）.[7]王跃生.中国城乡家庭结构变动分析——基于 2010 年人口普查数据[J].中国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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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2）[8][10]陈功.我国养老方式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9]费孝通.家庭结构变动中的老年赡养问题——再论中国家庭结构的变动[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03）.[11]叶敬忠,贺聪志.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对留守老人经济供养的影响研究[J].人口研究，2009（04）.[12][14]伍小兰 .农村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的现状分析和政策思考 [J].人口与发展，2009（04）.[13]吴菁,黄慧敏.农村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研究——以安徽省为例[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01）.[15]皮海峰 ,徐永丽 .和谐社会视野下农村老年人的精神赡养 [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3（03）.[16]穆光宗.老龄人口的精神赡养问题[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4（04）.[17]宋璐等 . 提 供孙子女照料对农村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研究 [J].人口与发展，2008（03）.[18]刘倩.叛逆与追求——丁克家庭[M].河北：河北人民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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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爱为留守儿童撑起一片蓝天 ——霍山文峰学校关爱留守儿童纪实

刘彬1

题记：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加速，一群庞大而特殊的弱势群体应运而生，他们共有一个酸楚的名字：留守儿童。据不完全统计，全国留守儿童数量从 2004 年的约 2000万增加到目前的 6100多万。入学困难与教育缺位、亲情缺失与心理错位等一系列突出而尖锐的矛盾接踵而来，导致留守儿童这一特殊群体成为全国性的社会问题和焦点问题。 霍山县是个山区县，外出务工经商人员众多，留守儿童群体数量较大。文峰学校是一所十二年一贯制大型现代化民办寄宿制学校，9000多名学生中留守儿童就占 70%之多。从办学的第一天起，学校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围绕一切为了孩子的工作主旨，坚持教育引导和有效服务，以“建家一样的学校、做父母般的老师、当兄妹般的同学”为指针，以“阳光下成长，幸福中留守”为目标，把留守儿童教育纳入学校的发展规划当中。一直以来，文峰学校对留守儿童做到了“进的来，留得住，学得好。”“先安身，后安心，再培育。”因材施教，生态育人，爱心浇灌，创造适合学生生长的土壤，让爱为留守儿童撑起一片蓝天。文峰学校被评为“六安市家教名校”、“霍山县留守儿童之家建设与管理先进单位”。一、用爱心浇灌孤寂的灵魂众所周知，大多数留守儿童与父母都聚少离多，空间上的疏远也造成了情感的疏离，

很多时候，父母对他们而言，只是个陌生的称谓，和模糊的概念。长期以来，他们“生活上缺照顾、行为上缺管教、学习上缺辅导、思想上缺约束、安全上缺保障”，只能从长途电话那头的嘘寒问暖，或偶尔寄来的衣物和汇款中感觉到父母的存在，灵魂深处，孤独如一朵寂寞的花蕾。文峰学校就是个温暖的大家庭，老师就是留守儿童的父母，一边用谆谆教诲去拔亮他

们心头的希望之灯；一边用汩汩爱心去浇灌他们孤寂的灵魂。孩子们每天都写交流日记，这是他们与班主任老师最直接最有效的沟通平台，他们可

以写心得、提建议，翻开这些小本子，虽然每天只有短短几句话，但老师都会耐心细致的给予回复。师生间平等交流、互动，留守儿童不仅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抒解愁绪，表达思想，同时可以感受到来自文峰大家庭的关爱；而作为班主任可以及时了解、掌握他们的心理活动和思想动态，发现有情绪反常、思想滑坡、成绩下降等苗头，老师就会对症下药，及时予以引导、鼓励和安慰。学校里，整洁干净的教室、寝室里都安装了空调，冬暖夏凉。生活老师平时在宿舍里，

精心的照顾着学生们的生活起居。校园里犹如一个小社会，吃、喝、住、学、用一应俱全。留守儿童们想学习了，可以到教室、留守儿童之家看书、看电视、下棋等；想放松一下，可以参加自己感兴趣的校园俱乐部；缺少生活用品了，可以到学校服务市里购买；生个小病，可以到学校医务室就诊；头发长了，可以到校园理发室；想父母了，可以到亲情话吧去打电话。1 刘彬，霍山文峰学校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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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建立了“留守儿童之家”，有图书、电脑、电视、围棋、象棋、乒乓球、羽毛球等多种活动器材，向留守儿童开放，置身其间，倍感温馨。另外，文峰学校要求各班在日常活动中格外照顾留守儿童：班队会上给留守儿童更多倾诉的机会；组织活动时让留守儿童有更多的参与面；学校开展的演讲、征文、文艺演出、诵读活动都让留守儿童优先参加，专为留守儿童开展的“给爸爸妈妈一封信”书信比赛，唤起一颗颗感恩的心；在班级、团队干部中为留守儿童设置管理岗位，让留守儿童在自我管理、自我发展中逐渐成长。学校的每一位老师都以一颗慈母般的心去关爱留守儿童，随时随地关注他们的在校表

现，及时了解他们的学习和心情等多方面的细微变化。为他们创造最好的环境，让他们健康快乐地学习和成长。 陶行知先生说：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爱是一切教育的源泉。这句话，在文峰学校得到最好的诠注和印证。二、让春风拂去内心的尘埃 今年年初，国务院出台《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明确要求“建立翔实完备的农村留守儿童信息台账，一人一档案，实行动态管理、精准施策”。文峰学校多措并举、纲举目张，有计划、有步骤、多渠道、全方位地实施，把“精准”固化为制度原则，逐渐形成“以开展各种关爱活动为载体，以有效教学为保障，不断探索和完善教育留守儿童、服务留守儿童的新方法、新途径”的长效机制，切实将把关爱工作落到实处、扎实推进。

首先，定期建立健全爱心档案。每学期开学时，学校统一布置对留守儿童展开问卷调查、信息采集、建立档案，掌握每一名留守儿童的的家庭、代管、生活、个性等情况。然后把他们在学校的学习、生活和情感变化记录留存，利用手机信息、校讯通、qq、微信、微官网、家长会等定期向家长反馈。用活“爱心档案”，经常进行分析、评价，紧密跟踪，及时反馈，促进其健康成长。

其次，为留守儿童挑选“代理家长”。针对留守儿童长期得不到家庭温暖，容易导致“亲情饥渴”的现状，学校为他们认真挑选“代理家长”。要求他们做留守儿童的感情沟通员、思想道德辅导员、日常行为管护员、生活起居管理员、参加活动指导员，全方位担负起关爱、管理留守儿童的责任。此外，学校还安排了学生干部、优秀学生与留守儿童结对子，开展“手拉手”活动。留守儿童孤单了有人陪，困难了有人帮，生病了有人照顾，成绩差了有人辅导。总之，到处都有关爱的目光，到处都有慰藉的语言，到处都有援助的真诚，对留守儿童的关爱真正实现多层次，全覆盖。

另外，不断加强对留守儿童的监管。建立“留守儿童家长学校”，定期对留守儿童家长或“临时监护人”进行培训，或召开留守儿童监护人会议，要求他们切实担负起第一监护人的责任和义务；建立家校一体化监护网络，组织教师、班主任、代理家长与留守儿童家长或监护人加强联系和信息沟通，开展咨询、指导、服务，共同履行监护责任。开辟了三条服务热线：务工家长与班主任和任课老师的服务热线；务工家长与子女的亲情热线；老师与监护人的管护热线。在学校打亲情电话，写亲情书信，发电子邮件等，经常和外出务工的家长联系、交流，并做好电话记录。

最后，营造一个公平的学习生活环境。由于长期亲情与爱的缺失，大多数留守儿童内心，或多或少都会存在一丝敏感和失衡的心理。学校从小处着眼、细微入手，营造一个公平的学习和生活环境。管理上严慈相济，引导他们走出心灵的荒漠，走进亲情的绿洲，让和煦的春风拂去他们内心的尘埃。

在这里，孩子们统一着装，同吃同住同学习，亲如兄弟姐妹；在这里，没有攀比、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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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骄奢，没有歧视，也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每个孩子都享受平等的待遇，得到应有的尊重和理解；在这里，每个孩子都学会自理、自立、自强、自律，意志得到锻炼，个性得到独立，形成合群、开朗、健全的人格，促使他们健康成长。三、为童心插上金色的“翅膀”一直以来，文峰学校坚持“寻找闪光点，追求最大值”的育人理念。对留守儿童实行

三个优先：学习上优先辅导，生活上优先照顾，活动上优先参加。 作为一所民办寄宿制学校，大部分学生父母都在外打工，孩子寄宿在学校半个月回家一次，有的一学期回家一次。每逢大休中的周六周日，留守儿童就会自觉留在学校里复习巩固学过的知识点、多做些练习、并对新知识点进行预习，有不懂的地方问老师，可获得细心解答和单独辅导，也可以去参加学校丰富多彩的社团与俱乐部活动。久而久之，形成了具有文峰特色的“三习、一辅导、一活动”“三习”即复习、练习、预习，“一辅导”不懂的问题由老师进行辅导，“一活动”即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真正让留守儿童得到更多的关爱和帮助，让他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找到闪光点。家长们在外“放心、安心”，学生们在校“安心、静心”， 为广大农村留守儿童健康成长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在十一年的办学历程中，学校始终秉承“让山区孩子接受最优质的教育”的办学理念，逐渐形成“极值教育”理念下的特色文化，形成了具有文峰特色的“QIT”问题导学型学习模式。“自主、合作、探究”式的有效教学是覆盖每一位学生，提倡“以学定教，当堂训练，先学后导”的教学模式。对一些厌学、偏科的留守儿童，认真分析其中原因，针对暴露的问题来总结、反思，对照课堂教学的方法，检验学习效果。老师们在探索的过程中，不断完善有效课堂教学策略，鼓励学生发现、探究与质疑，改进教学，提高学生学习效率。连续九届中考平均分、及格率、优秀率等各项指标均居霍山县第一；五届高考都创造奇迹，而留守儿童在高分段、总人数占有绝对比例，有效地说明了文峰学校的关爱工作是具体的、有效的、科学的。文峰学校的校本课程开展得有声有色，成立了茶艺、读书、文学等三十多个社团与俱乐

部，开发了品格素养、人文素养、科技创新、艺术审美及身心健康六大类校本课程。开设阅读与写作、跆拳道、散打、绘画、书法、民族舞、地方戏曲、竹笛、二胡、剪纸、茶艺、科技发明、机器人、动漫设计等40多门特色校本选修课，丰富多彩的活动让留守孩子的笑容更加灿烂，他们尽情地享受音乐、体育、美术、书法、绘画、舞蹈、地方戏等带给他们的快乐。同时，鼓励留守儿童积极参加学生运动会、冬季长跑运动、校园广播操比赛、校园歌手大赛、校园书画大赛、文化节、科技节、各种球类比赛、诗词歌赋比赛、读书演讲比赛、校外登山、野炊等各种有益活动。以挖掘闪光点、励志促学为手段，促使学生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展示才华，锻炼才干，为学生张扬个性、自由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让每一个学生充分享受成长的快乐、童年的幸福。四、即使是“朽木”也要雕成“秀器”少数留守儿童由于亲情缺失，心理健康方面存在阴影，会表现出内心封闭、情感冷漠、

自卑懦弱、行为孤僻、缺乏爱心和交流的主动性，还有的脾气暴躁、冲动易怒，常常将无端小事升级为打架斗殴。在常人眼里是“不可雕的朽木”。 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说：“任何一个学生的心灵深处都是有想做好人的愿望。”即使看起来浑身是刺，令老师们十分头疼的问题学生，内心深处也有一颗温热的火种。只是我们需要找到那颗火种，使之暴露在阳光下，保护它，点燃它。那么，再多的刺、再多的问题，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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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会像雪球，慢慢地消融遁逝。在对待这个群体时，要把他们的思想工作实做透，必须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关注细节。关注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把心理课纳入课堂教学，建立“留守儿童心理咨询室”，

让留守学生及时吐露内心世界，与老师私下交流，缓解他们的心理压力，弥补其心理缺失。同时，要求老师多找留守儿童谈心，鼓励他们乐观、开朗地面对学习和生活中的困难，融入班、校各种活动；要求同学多和留守儿童交流，帮助他们克服孤僻、不合群的心理阴影。

哲人詹姆士说过：人类本质中最殷切的要求是渴望被肯定。本着肯定人的思想去教育和管理，是合乎人文思想的。文峰学校以人为本，绝不轻易放弃一个学生，尤其是不轻易放弃一个留守儿童，总是千方百计地寻找和挖掘他们身上的潜力和闪光点，帮助他们克服自身缺点、改掉坏习惯、提高学习成绩，即使是“朽木”也要雕成“秀器”。

“用爱心去浇灌、用真情去感化、用智慧去启迪、用人格去熏陶、用理想去塑造这一个个充满希望与梦想的生命，在追寻教育理想的旅途中播种希望，体验快乐，感受成功，收获幸福。”文峰学校就是将这种润物细无声的教育方式，贯穿于关爱工作的细枝末梢，潜移默化渗透于每个留守儿童的思想深处，影响着、感动着也激励着他们勇往直前，勇攀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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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新型城镇化质量评价研究丁仁船 张恒1

（安徽建筑大学 城市管理研究中心 合肥 230601）[摘要]本文基于新型城镇化的内涵，采用德尔菲法，构建城镇化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继而对安徽省十六个地级市进行城镇化质量评价。合肥市以 82.11分居首位，而阜阳以 53.93分居末，总体来说，各市之间差距较大，在地区分布上则是皖南各项指标普遍优于皖中，皖北最低，特别是经济发展和土地利用上与皖南和皖中差别最大。安徽各市在土地利用和发展动力差距较大大，反映了土地规划不完善和投资力度不强，而在生态建设方面差距最小，但总体都不高。针对安徽省新型城镇化发展存在的问题，文章提出对策建议。 [关键词] 新型城镇化 质量评价 指标体系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发展迅速，但中国城镇化质量并没有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高而提高，城镇化速度与质量不匹配。而最突出的问题是常住人口城镇化快于户籍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城市交通环境恶化等问题。 “重形式，轻内涵”是我国很多城市城镇化发展的真实现状。 早在 1960 年日本城市学家稻本幸男等人就选取了规模、区位、经济活动、就业和人口增长等 5项基本指标来对城市发展的质量进行评价，这被公认为是最早针对于城市化质量指标体系设计的研究。2001 年，联合国人居中心（联合国人居署）编制了城市发展指数，建立了相对完整的城镇化质量评价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主要是由生产能力、基础设施、废物处理、健康及教育 5大类、12 个具体指标构成。 国外学者关于城镇化发展质量的评估，大都针对于能反映其内涵的几个方面列出一系列的评价指标，通过定性或定量的方法来评价城镇化发展的情况。但由于不同学者所处的时代、地域不同，获取数据的难易程度也不一样，因此，选取的指标也不尽相同，但在经济、居民生活质量方面等仍然是专家们研究的重点。 与国外不同，中国的城市化发展具有二元性特征，涉及到中国特有的城乡关系，因此我国的城市化具有独一无二的特殊性，在国内，这种城市化被称为城镇化。 孔凡文（2006）在对中国城镇化发展速度和质量问题的研究中，认为质量是城镇化的本质，城镇化质量的内涵应当包括城镇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基础设施的完善、生活方式的改变、人居环境的改善和管理的加强等六个方面的内容，指标体系应包括四级指标,分别是是总体指标、单项指标、群体指标和基础指标。魏后凯（2013）在《中国城镇化质量综合评价报告》中指出，城镇化实质上就是社会在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空间结构上的变迁。在此基础上，从城市自身发展质量、城镇化推进效率、城乡协调程度等三个方面构建了包括 34 个具体化指标的城镇化质量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与前者不同的是，赵黎明、焦珊珊（2015）从包容性增长的角度出发，在选择了经济增长力、环境保护力、公共服务力、人口发展力、社会和谐力、民生幸福力和城乡协调力等7个基本维度的基础上，构建了由28个基本指标组成的复合型城镇化质量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陈明，张云峰（2013）等人从城市的居住环境、生态环境、社会和谐、公共安全、经济发展和资源节约等六个主要方面，提出了衡1 作者简介：丁仁船，安徽建筑大学城市管理研究中心教授，博士。张恒，安徽建筑大学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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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城镇发展质量的综合指标体系。孙丽珊（2012）建立了由城乡统筹能力、城乡一体水平、产城互动成效、节约集约发展、生态宜居建设、共享发展成果6个方面、36个基本指标构成的新型城镇化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沈宏超、洪功翔（2016）在对安徽省城镇化的实证研究中，采用经济发展、人口发展、城市基础设施、环境保护、社会发展、城乡统筹等6个维度，共选取27个具体评价指标，利用熵值法对安徽16个地级市进行了系统分析，按城镇化发展质量将各地市分为高中低三类 综合以上专家学者关于城镇化质量的研究，他们大多是从对城镇化质量的内涵及其社会表现的理解，建立几个主要维度或方面，以此构建城镇化质量评价体系。他们建立的维度或系统虽然有比较大的相似，如经济发展、城乡协调、居民生活水平等方面，但在具体指标上差别较大，甚至有些相同的指标之间所占权重也有不小的差距，如在孔凡文和魏后凯两位学者的研究中，前者将指标体系扩展到四级，包含各个方面，比后者更为详尽合理，而主要不同体现在城市公共管理上，前者用以人为本、民主法治和服务质量等 11个具体指标进行评价，后者的研究中没有体现，在指标权重赋值方面前者也比后者更加严谨。但从客观上说，他们的指标体系又都是比较科学的，表现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上，即各自适应其所研究的不同对象。 学术界对城镇化质量评价的研究，选用了很多指标，并与具体的地域相匹配，但通用性较弱，也没有很强的可比性，甚至有些指标的数据难以获取，难以利用并加以研究。而关于城镇化质量的研究，很少涉及到其动态性发展，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城镇化质量评价关注的重点应当要有所区别。安徽作为新型城镇化试点省之一，当前城镇化发展应以“人”为核心，注重居民居住环境和生活质量，兼顾发展速度与质量。

二、 城镇化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本文根据新型城镇化以人为本、以新型工业化为动力、以统筹兼顾为原则的理念要求，结合安徽城镇化发展的现实状况，选取了 10 个一级指标及其所包含的 44 个二级指标，并结合以往的研究确定其权重，具体如下表所示： 表1 城镇化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序号 一级指标 权重 二级指标 权重 类型1

人口城镇化质量 12

人口城镇化率（%） 20 正向2 户籍人口城镇化率（%） 30 正向3 第三产业从业比重(%) 30 正向4 人均教育年限（年） 20 正向5

城镇经济发展质量 12

经济规模（亿元） 10 正向6 人均产值（元） 20 正向7 人均财政收入（元） 10 正向8 第三产业占比（%） 10 正向9 第二产业占比（%） 15 正向10 失业率（%） 15 负向11 城镇建设质量 11 人均道路面积（平方米） 30 正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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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人均建设用地（平方米） 30 正向13 用水普及率（%） 10 正向14 燃气普及率（%） 10 正向15 每万人公共交通车辆数(标

台) 20 正向

16

城镇土地利用质量 9

城市人口密度（人/平方公里） 40 正向

17 单位面积产值（亿元/平方公里） 40 正向

18 公共设施用地面积(平方公里） 20 正向

19

城镇社会发展质量 12

万人拥有医院、卫生院数 20 正向20 万人拥有医生数 20 正向21 城乡养老保障覆盖率（%） 10 正向22 医疗保险覆盖率（%） 10 正向23 万人公共图书馆总藏量数 15 正向24 计算机数 10 正向25 电视覆盖率（%） 15 正向26

城镇人口生活质量 11

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30 正向27 人均住房面积（平方米） 40 正向28 人均储蓄余额 15 正向29 人均消费 15 正向30

城镇生态环境质量 9

空气质量良好率（%） 20 正向31 垃圾处理率（%） 10 正向32 污水处理率（%） 10 正向33 万元产值能耗（吨标准煤/

万元） 20 负向34 人均绿地（平方米） 20 正向35 建成区绿化率（%） 20 正向36

城镇发展动力 12万人固定资产投资 30 正向

37 每 10万人专利授权数 30 正向38 人才密度 40 正向39

城乡统筹 7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 40 非

40 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比 30 非41 城乡恩格尔系数差 30 非42 城镇公共管理 5 万人刑事案件立案数 40 负向43 人口发生火灾率（1/10万

人）30 负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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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交通事故发生率（1/10万人） 30 负向

注：类型是指指标数值或数值绝对值与城镇化质量是否构成相关关系，即可分为“正向”、“负向”，“非”既不是正向也不是负向。

1.指标权重赋值方法指标赋权最常见的是主观赋权法和客观赋权法两种。在城镇化质量评价指标体系里，

不同的指标对城镇化质量的贡献值大小是不同的，而主观赋权法更能体现不同指标在评价指标体系中的相对重要程度。因此本文采用其中的德尔菲法，具体权重分布如表 1 所示.

2.计算方法 (1)正向指标的计算方法 首先找出在每项二级指标下 16 个地级市中得分最高的城市，将该城市的相对应的指标值标记为 MAX （ MAX 的得分为 100 分），则安徽省 16 个 地 级市的得分为S(i）=D（i）/Max(i)(S 是某个城市的某项指标对于指标最高分城市的相对得分，D 是该项指标的指标值，i 是 16 个地级市中的某个城市） (2)负向指标的计算方法 44 个二级指标中正向指标有 36项，负向指标有 5项。这 5项负向指标分别是失业率（%）、万元产值能耗（吨标准煤/万元）、万人刑事案件立案数、人口发生火灾率（1/10万人）和交通事故发生率（1/10万人）。这 5 个指标计算分值时需利用一个中间值进行转换，转换后的计算方法与正向指标相同。如 1减去失业率就是就业率，而有的指标是大于 1的，这时就需要将其转换成合适的计算单位，如刑事案件立案数只有转换成（ 1/100人）才方便计算指标值。 (3）非正非负向指标的计算方法 指标体系中还包括 3项非正非负指标，分别是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人均消费比和恩格尔系数差，这三个指标数值既不是越大越好也不是越小越好，而是存在某个最佳值，对于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和人均消费比，这两个指标数值越接近“1”得分越高，而城乡恩格尔系数差则越接近“0”越好。前面两项指标计算方法为：（1/指标值）/MAX（其中MAX 也是 1/指标值的结果，而此值是 16 个地级市里最大的）；恩格尔系数差是(1-城乡恩格尔系数绝对值差）/(1-城乡恩格尔系数绝对值差中的最小值）*100。 (4)一级指标和综合得分的计算方法

本文构建的城镇化质量指标评价体系共含 10项一级指标。每项一级指标含有若干个二级指标，根据二级指标得分及其权重计算出各项一级指标得分，每项一级指标分别乘以德尔菲法确定的权重，累计算出各市综合城镇化质量总分。

三、安徽省各地市城镇化质量综合评价分析本文对安徽省各地市城镇化质量的评价主要分为横向排名比较评价和城镇化质量区域

差异评价两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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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安徽省地级市城镇化质量综合评价状况分析通过对全省 16 个地级市城镇化质量各评价指标数据的查找、整理、计算和分析，最终

得到各市城镇化质量综合排名的结果，综合得分最高的是合肥市 81.05分，最低得分六安市 54.44分，16 个地级市平均得分为 64.55分，在平均分以上的城市有 6 个，分别是合肥、铜陵、芜湖、马鞍山、黄山和蚌埠，低于均分的也有淮北、滁州、淮南、池州、宣城、安庆、亳州、宿州、阜阳和六安等 10 个城市，最高分高于平均分 16.50分，最低分距平均分10.11分，反映了各市城镇化发展质量不平衡，差距较大。合肥、铜陵、芜湖和马鞍山等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高，10项指标得分均比较靠前，在城镇化质量评价中也位居前列，而后几名经济发展也是全省较低水平，因此，城镇化发展质量与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有很大关系，而个别城市排名情况与经济地位不大契合，则是各个指标得分高低综合的结果。

图 2 安徽省地级市城镇化质量排名在得出综合排名的同时，根据去年安徽各市城镇化质量评价结果得出下表： 表3 安徽省各地市两年排名比较

排名城市

合肥

淮北亳州

宿州

蚌埠

阜阳

淮南

滁州

六安

马鞍山

芜湖

宣城

铜陵

池州

安庆

黄山

2015 1 6 12

14

8 16

5 11 15 4 3 10 2 7 13 9

2014 1 8 15

14

6 16

5 9 13 3 4 10 2 12 11 7

上升 0 2 3 0 -2 0 0 -2 -2 -1 1 0 0 5 -2 -2 注：“0”表示名次不变，“-”表示下降

淮北、亳州、芜湖和池州排名上升，其中池州变化最大，从靠后位置进入前八，而蚌埠滁州、六安、马鞍山、安庆和黄山名次下降，其他城市排名不变。1. 安徽省地级市城镇化质量排名梯度分析安徽省 16 个地级市城镇化质量分成三个梯度。第一梯度为合肥、铜陵、芜湖和马鞍山4 个城市。这 4 个城市城镇化质量综合得分都在

70分以上。合肥作为安徽省的政治经济中心，其各方面的综合实力明显高于省内大多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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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市，虽然个别指标上落后于铜陵、芜湖等市，但综合发展质量居全省首位，芜湖和马鞍山都是我省新兴的工业城市，依据各自区位优势，经济发展迅速，综合实力较强，因此得分较高，直追合肥、铜陵两市。

第二梯度为黄山、蚌埠、淮北、滁州、淮南、池州和宣城等7市。这 6 个地级市的得分差异并不大（6市中最高的黄山 65.81分，最低的宣城 61.02分)，都在 60~70分之间，处于安徽省中等水平。

第三梯度为安庆、亳州、宿州、阜阳和六安等5 个城市。这 5 个城市城镇化质量处于安徽省较低水平，城镇化质量得分都在 60分以下，其共同特点就是人口众多、经济发展水平低、城镇发展动力不足。阜阳市和宿州市户籍人口和常住人口以及非农业人口都比较多，二三产业从业比重较低，一级指标大多处于安徽省落后水平，是以其城镇化质量为最低水平。2. 安徽省各地级市城镇化质量排名区域分析对安徽省城镇化质量的区域差异分析主要是对皖北（包括亳州、阜阳、宿州、淮北、淮南

和蚌埠六个地级市）、皖中（包括合肥、安庆、滁州和六安四个地级市）和皖南（包括芜湖、马鞍山、铜陵、宣城、池州和黄山六个地级市）三个典型区域进行分析。 在安徽省各地市城镇化质量综合排名的前八名中，皖北占了两个，分别是蚌埠和淮北；皖中有合肥和滁州两个城市入榜；皖南占了 4 个，分别是铜陵、芜湖、马鞍山和黄山。在后八名中，皖北占了 4 个，分别是淮南、亳州、宿州和阜阳，且排名靠后；皖中占了两个，分别是安庆和六安；皖南占了两个，分别是池州和宣城，且排名靠前。而城镇化质量区域平均得分分别为皖南 69.81、皖中 64.18和皖北 59.54，由此得出，皖南城镇化发展质量明显高于其他两区，,皖中优于皖北。

表4 各地市城镇化区域排名汇总

区域城市域 排 名指标

S

皖北

淮南 3 8 16 12 6 14 15 10 11 5 8蚌埠 8 7 3 6 7 6 12 5 13 13 6淮北 6 11 15 5 5 10 7 8 16 2 7亳州 14 16 2 7 15 5 13 16 8 16 13宿州 15 15 9 8 13 15 4 14 15 12 14阜阳 13 14 5 15 14 13 16 15 14 7 15

皖中

合肥 2 1 10 1 1 2 2 2 5 4 1滁州 11 10 1 13 10 12 5 11 12 14 9安庆 16 9 13 11 9 8 6 12 7 8 12六安 12 12 14 9 16 16 10 13 10 15 16铜陵 1 3 6 3 2 4 11 1 1 1 2芜湖 4 4 4 4 8 7 8 3 2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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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南

马鞍山 5 2 12 2 4 1 14 4 9 6 4池州 7 13 11 14 11 9 3 6 3 10 8黄山 10 5 8 16 3 3 1 9 6 9 5宣城 9 6 7 10 12 11 9 7 4 11 10

注：表中~分别是人口城镇化质量、城镇经济发展质量、城镇建设质量、城镇土地利用质量、城镇社会发展质量、城镇人口生活质量、城镇生态环境质量、城镇发展动力、城乡统筹和城镇公共管理等 10项一级指标，S表示城镇化质量排名排名指各地市在各个指标下的相对排名。 从总体排名结合各一级指标的区域排名来看，皖南地区城镇化质量总体高于皖中和皖北，主要原因在于皖江城市带承接东部发达地区产业转移和其自身地理区位方面的优势。皖北城镇化质量最低，而皖北地区资源较为贫乏、经济发展水平低、经济持续发展动力不足且农业人口较多等多方面的限制，使得其城镇化发展缓慢，质量偏低。而在各个区域内各地市城镇化发展质量也有明显的不同，皖北各市中，除了淮南、蚌埠和淮北发展相对较好（区域内标准）外，其他三市均处于全省中的低水平，原因在于其他三市资源相对匮乏、城镇发展政策不到位、农业人口比重较大和农民工向外迁移；在皖中，合肥市作为省会城市和经济发展中心，排名靠前，黄山旅游业发达，经济发展较好，产业结构完善，而其他两市却处于全省最低水平，这与其多山环境不利于经济建设、区域合理统筹缺乏的现实状况分不开；皖南位于安徽东南，交通发达，受东部发达地区经济辐射较多，并积极承接产业转移，产业结构得到优化升级，城镇化发展质量较高，具有明显优势。 四、安徽省各地市各项一级指标评价 对一级指标的评价，主要对其具体指标及其排名进行分析，而在区域分析上，一般都是将各市分为三个梯度层次来说明皖南、皖中和皖北的区域分布状况；在评价的同时与去年相同指标进行简单名次对比，但本文较之前的研究略有改进，有些指标上城市排名变动幅度比较大。 （一）人口城镇化质量 在人口城镇化质量这一指标下，全省常住人口城镇化率 49.2%（铜陵 78.7%最高，亳州 35.7%最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 38.18%（铜陵 67.11%最高，安庆 26.16%最低）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占比 39.1%（合肥 46.7%最高，滁州 28.7%最低）和人均教育年限8.69 年（合肥 10.14 年最高，亳州 7.99 年最低）。位列前三甲的分别是铜陵、合肥和淮南，而排名后三位的城市为亳州、宿州和安庆。 铜陵市在人口城镇化质量这一指标上的综合得分为 96.49分，居全省十六个地级市首位。铜陵市在城镇化质量一级指标下的四个二级指标中，除第三产业比重外得分均在前列，其中人口城镇化率为 78.7%，远高于其他 15 个市，主要得益于城市总面积较小，人口集中于城市区域。而合肥市，虽然在第三产业从业比重和人均教育水平上都是全省最高，但在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这两项指标上得分就比较低，因此低于铜陵屈居第二。而亳州由于地处平原，农业比重大，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在人口城镇化率和人均教育年限上都是全省最低，另外，六安、阜阳、安庆和宿州的人口城镇化质量在全省也处于较低水平。在人口城镇化率上，合肥、淮北、淮南、马鞍山、芜湖和铜陵等 6市都在全国平均水平（54.77%）之上，与经济发展有着密切关系，其他各市则低于全国水平，总体上安徽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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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化发展速度较慢；衡量人口城镇化的指标应该是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安庆在权重较大的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上全省最低，因此居全省最末。安徽平均只有 38.18%，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其中亳州、宿州、阜阳和安庆都低于 30%,城镇化水平低。在第三产业从业比重上，合肥、淮南、芜湖和铜陵等市由于产业发展、更新较快，产业结构较为完善，在全省处于较高水平，而亳州、宿州、蚌埠、六安和安庆等地级市的第一产业比重超过 40%，农业仍占主要地位，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大力发展服务业以减轻对农业的依赖应当受到重视。

从十六个地级市及其排名先后在区域上的分布来看，皖南人口城镇化质量要优于皖北和皖中。将其在这一指标下的得分状况分为三个梯度：第一梯度包括铜陵、合肥、淮南、芜湖、马鞍山和淮北等 6市，第二梯度包括池州、蚌埠、宣城、黄山和滁州5市，而六安、阜阳、亳州、宿州和安庆处于第三梯度。在第一梯度中，皖南占了 3 个，分别是铜陵、芜湖和马鞍山；皖中只有合肥 1 个；皖北有淮南和淮北两市。第二梯度的 5市中，皖南三个，皖中和皖北个 1市。第三梯度里，皖中有两个（六安和安庆），皖北 3 个（阜阳、宿州和亳州）。皖南半数城市都在第一梯度，优势明显。

图 3 人口城镇化质量评价 通过对比，淮南、芜湖、淮北、黄山、滁州和宿州名次下降，合肥、马鞍山、池州、宣城、六安、亳州和安庆名次上升，铜陵、蚌埠和阜阳不变，如下表：

表5 各市人口城镇化质量两年排名比较

排名城市

铜陵

合肥

淮南

芜湖

马鞍山

淮北

池州

蚌埠

宣城

黄山

滁州

六安

阜阳

亳州

宿州

安庆

2015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2014 1 4 2 3 6 5 11 8 10 7 9 15 13 16 14 12上升 0 2 -1 -1 1 -1 4 0 1 -3 -2 3 0 2 -1 4

（二）城镇经济质量 城镇经济发展质量指标下，全省经济规模为 20848.75亿元（合肥 5180.56最高，黄山 507.17最低），人均产值 34274.36元（铜陵 97193元最高，阜阳 15303元最低），人均财政收入 5875.20 元（铜陵 12186元最高，亳州 2157最低），第三产业比重35.39%（黄山 46.7%最高，铜陵 27.0%最低），第二产业比重 53.13%（铜陵 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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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亳州 39.5%最低），失业率 3.2%（淮北 4.01%最高，阜阳 1.53%最低）。得分排在前三位和后三位的分别是合肥、马鞍山、铜陵和阜阳、宿州、亳州。 合肥在经济规模这一指标上以 5180.56亿元排名全省第一，除芜湖 2309.55亿元，其他城市均低于 2000亿元。铜陵总产值虽然只有 716.31亿元，但由于人口总数最少、产业结构较为完善，在人均产值、人均财政收入和第二产业占比三项指标上均居全省第一，如人均产值上，铜陵为 9.72万元/人，而其他十五个市的都很低。合肥只有经济规模一项指标排在第一，而铜陵却只能排名第三，原因在于合肥和马鞍山近年来发展迅速，在六项指标中的得分也比较靠前，而铜陵在其他指标综合比较下与之差距较大，铜陵城镇面积小，人口较少，在经济规模上就远逊于合肥和马鞍山。而阜阳、宿州和亳州三市六项指标之间差距较小，均处于落后位置，主要原因是经济发展水平低、农业比重大。

皖南的城镇经济发展质量明显优于皖中，而皖中又优于皖北。同样地，城镇经济发展质量下，16 个地级市大致可分为三个梯度：第一梯度包括合肥、马鞍山、铜陵、芜湖和黄山5市，皖南 4 个，皖中 1 个，皖北没有；第二梯度包括宣城、蚌埠、淮南、安庆和滁州等5个城市，皖南 1 个，皖中和皖北各两个；第三梯度则是其余 6市——淮北、六安、池州、阜阳、宿州和亳州，其中皖南和皖中各一个，皖北 4 个。由此看出，皖南、皖中和皖北三个区域内城镇经济发展差别较大，需加强区域经济统筹发展。

图 4 城镇经济发展质量评价通过简单名次对比，马鞍山、黄山、宣城、蚌埠、安庆、滁州、六安和阜阳等市名次上升，

铜陵、芜湖、淮南、池州和宿州名次下降，合肥、淮北和亳州不变，具体如下：

表6 各市城镇经济发展质量两年排名对比 排名城市

合肥

马鞍山

铜陵

芜湖

黄山

宣城

蚌埠

淮南

安庆

滁州

淮北

六安

池州

阜阳

宿州

亳州

2015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2014 1 4 2 3 6 7 8 5 10 12 11 13 9 15 14 16上升 0 2 -1 -1 1 1 1 -3 1 2 0 1 -4 1 -1 0

（三）城镇建设质量 城镇建设质量指标下，全省人均道路面积 20.33 平方米（滁州 44.53最高，铜陵11.54最低），人均建设用地 122.20 平方米（滁州 205.55最高，淮北 96.96最低），

151

用水普及率 98.63%（蚌埠、马鞍山、芜湖、铜陵、安庆和黄山 100%最高，亳州 91.22%最低），燃气普及率 96.81%（蚌埠、马鞍山、芜湖、铜陵和黄山 100%最高，阜阳 88.13%最低），每万人公共交通车辆数 11.54（蚌埠 17.03最高，黄山 5.91最低）。综合得分排在前三位和后三位的分别是滁州、亳州、蚌埠和六安、淮北、淮南。 滁州人均道路面积为 44.53 平方米，除亳州为 39.82 外，远超其他城市；用水普及率和燃气普及率差别很小，都达到 90%以上；蚌埠作为安徽北方交通枢纽，每万人公共交通车辆 17.03，全省最多。淮北人均建成区面积 96.96 平方米，全省最低，而亳州也因人均149.54 平方米而位居前列。铜陵大多指标位居前列，人均道路面积只得 25.92分，排名略有下降；淮南市因各项指标得分偏低，城镇建设质量最低，安庆、六安、淮北和淮南也属最低层次。安徽城镇建设质量最高分 93.62，最低 54.06，各市差距不小，由此得出，各市各指标得分不平衡，致使整体结果不理想，各市城市建设不够全面，即所谓的木桶效应，因此，应该在建设中统筹兼顾，补足短板，全面提高建设质量和效率。

区域排名在城镇建设质量方面有较大变化，皖北优于皖南和皖中。第一梯度包括滁州、亳州、蚌埠和芜湖等4市，其中皖南和皖中各 1 个，皖北有两个；阜阳、铜陵、宣城、黄山、宿州和合肥等 6市则被划分在第二梯度，皖南有 3 个，皖中 1 个，皖北两个；第三梯度有池州、马鞍山、安庆、六安、淮北和淮南等 6市，皖南、皖中和皖北各占两个。三个层次差距较小，三区发展相对平衡。

图 5 城镇建设质量评价通过排名比较，亳州、芜湖、阜阳、宣城、黄山和宿州排名上升，铜陵、合肥、池州、马鞍

山、安庆、六安、淮北和淮南排名下降，蚌埠不变，具体如下： 表7 各市城镇建设质量两年排名比较

排名城市

滁州亳州

蚌埠

芜湖

阜阳

铜陵

宣城

黄山

宿州

合肥

池州

马鞍山

安庆

六安

淮北

淮南

2015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2014 1 13 3 5 1

54 14 12 16 2 10 7 8 11 9 6

上升 0 11 0 1 10

-2 7 4 7 -8 -1 -5 -5 -3 -6 -10

（四）城镇土地利用质量 城镇土地利用质量评价中，全省城市人口密度为 2416人/平方公里（合肥 4592最高，黄山 794最低），单位面积产值 6.59亿元/平方公里（马鞍山 8.95最高，滁州 3.45最

152

低），公共设施用地面积 3.04 平方米/人（蚌埠 9.23最高，亳州 0.75最低）。综合得分排在前三位和后三位的分别是合肥、马鞍山、铜陵和池州、阜阳、黄山。 合肥、马鞍山和铜陵的城镇土地利用质量上的得分远高于省内其他城市。合肥在人口密度上居全省首位，在其他两项指标上也排名靠前，马鞍山和蚌埠分别在在单位面积产值和公用设施用地两项指标占全省首位，而芜湖在人口密度上只有 1782人/平方公里，因此落后合肥比较多。蚌埠公用设施用地排在全省首位，其他城市中有 10 个该项得分在 25分以下，即不到的四分之一，反映出安徽城镇化过程中土地利用不合理的现状。池州和黄山由于经济发展程度不高、多山地形等的限制，在三项指标上得分较低，处于全省落后水平，而滁州由于在公用设施用地达到 8.43 平方米/人，脱离了最低水平。

各市城镇土地利用质量差距极大，最高 84.40，最低 27.33，区域间各市差距也很大。第一梯度包括合肥、马鞍山、铜陵和芜湖等4市，皖南有 3 个，皖中有 1；第二梯度有淮北、蚌埠、亳州、宿州和六安5市，皖中 1 个，皖北 4 个；第三梯度包含宣城、安庆、淮南、滁州、池州、阜阳和黄山 7市，皖南 3市，皖中和皖北各两市。与之前指标结果不同，各市指标排名变动较大，且难以比较三个区域发展优劣。

图 6 城镇土地利用质量评价

通过排名比较，马鞍山、铜陵、淮北、亳州、宿州、六安、宣城和池州排名上升，芜湖、蚌埠、安庆、淮南和阜阳名次下降，合肥、滁州和黄山不变。

表8 各市城镇土地利用质量两年排名比较

排名城市

合肥马鞍山

铜陵

芜湖

淮北

蚌埠

亳州

宿州

六安

宣城

安庆

淮南

滁州

池州

阜阳

黄山

2015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2014 1 5 7 3 6 2 8 11 10 14 4 9 13 15 12 16上升 0 3 4 -1 1 -4 1 3 1 4 -7 -3 0 1 -3 0

（五）城镇社会发展质量 社会发展质量指标下，全省万人拥有医院与卫生院数 0.72（黄山 1.04最高，六安0.27最低），万人拥有医生数 26.02（合肥 47.71最高，亳州 10.55最低），城乡养老保障覆盖率 54.86%（黄山 74.9%最高，宣城 44.91%最低），医疗保险覆盖率 38.44%（铜陵 59.69%最高，亳州 23.21%最低），万人公共图书馆总藏量数 2528.03（铜陵

153

7398.37最高，阜阳 189.19最低），计算机数 67.25（铜陵 88最高，亳州 52最低），电视覆盖率 98.7%。综合得分排在前三位和后三位的分别是合肥、铜陵、黄山和阜阳、亳州、六安。 铜陵市在 7项指标中，在医保覆盖率、万人公共图书馆藏书量、计算机和电视覆盖率上均居全省第一，发展比较稳定，这也是铜陵重视扩大社会保障、着力提高社会发展效益的成果，合肥在万人拥有医院、卫生院数和万人拥有医生数上全省第一，在权重分布上对铜陵略有优势而位居第一，而芜湖没有指标占有明显优势，只能位于中游。而其他城市木桶效应比较明显，滁州在城乡养老保险参保率上以 73.11%居全省第二，但在其他指标上得分偏低而总体排名靠后；阜阳万人公共图书馆藏书量只有 189.19，远低于其他城市，而六安在七个指标中得分普遍较低，居全省最末，反映出其社保、医卫和文化的落后现状。

在城镇社会发展质量方面，皖南继续保持优势，皖中和皖北质量分布极为不均。第一梯度有合肥和铜陵两市，皖南和皖中各一个；第二梯度包括黄山、马鞍山、淮北、蚌埠和芜湖 5市，皖南 3市，皖北两市；第三梯度则包含安庆、淮南、滁州和池州4市，皖南两市，皖中和皖北各 1市。第四梯度的有宣城、宿州、阜阳、亳州和六安5市，皖南和皖中各 1市，皖北 3市。皖南仍然集中在靠前位置，个别城市变动较大，由此也看出过于重视城镇经济建设带来的与社会发展不协调的副作用，重视发展效益也应成为城镇化发展的必要举措。

图 7 城镇社会发展质量评价 通过比较，合肥、铜陵、淮北、蚌埠、安庆、滁州、宿州和亳州名次上升，黄山、马鞍山、

淮南、芜湖、池州、宣城、阜阳和六安名次下降。 表9 各市城镇社会发展质量两年排名比较

排名城市

合肥

铜陵黄山

马鞍山

淮北

淮南

蚌埠

芜湖

安庆

滁州

池州

宣城

宿州

阜阳

亳州

六安

2015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2014 13 4 1 2 1

45 8 6 11 12 7 3 15 10 16 9

上升 12 2 -2 -2 9 -1 1 -2 2 2 -4 -9 2 -4 1 -7

（六）城镇人口生活质量

154

城镇人口生活质量指标下，全省人均可支配收入 24839元（马鞍山 32560最高，亳州21192最低），人均住房面积 37.80 平方米（亳州 56.95最高，铜陵 29.02最低），人均储蓄余额 34241元（合肥 67866最高，亳州 15295最低），人均消费 16107元（马鞍山 21565最高，宿州 12140最低）。综合得分排在前三位和后三位的分别是马鞍山、合肥、黄山和淮南、宿州和六安。 马鞍山市近年来经济发展迅速，人口也比较少，在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消费两项指标上的得分居全省首位，其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32560元，超出排在第二位的合肥 3220元，相比较于去年的 5965元，差距缩小了不少。芜湖市在人均住房面积上只有 33.75 平方米，处于较低层次，而人均储蓄 37845元，远低于第一名合肥，排名相对较低。值得一提的是，亳州在人均住房面积 56.95 平方米的指标值下居全省首位，且与其他城市差距较大，最终得以在城镇人口生活质量中排名靠前，不同以往处于最低层次。阜阳、宿州和六安在各个指标上得分较低，从而在总体排名中靠后，由此得出，各市经济发展、人均收入消费还存在不小的差距。

通过研究得出结论：皖南城镇人口生活质量明显高于皖北和皖中地区，而皖中略高于皖北，城镇人口生活质量表现出区域特征。第一梯度有 5 个城市，分别是马鞍山、合肥、黄山、铜陵和亳州，其中皖南3 个，皖中和皖北各 1 个；属于第二梯度的有蚌埠、芜湖、安庆、池州、淮北和宣城 6市，其中皖南 3 个，皖中 1 个，皖北两个；第三梯度的包括滁州、阜阳、淮南、宿州和六安 5市，皖中两个，皖北 3 个。城镇人口生活质量与社会发展关系密切，加强社会建设的同时要注重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图 8 城镇人口生活质量评价 通过比较，合肥、黄山、亳州、蚌埠、淮北和阜阳名次上升，铜陵、芜湖、池州、宣城、滁

州、淮南、宿州和六安名次下降，马鞍山和安庆不变。 表 10 各市城镇人口生活质量两年排名比较

排名城市

马鞍山

合肥黄山铜陵

亳州

蚌埠

芜湖

安庆

池州

淮北

宣城

滁州

阜阳

淮南

宿州

六安

2015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2014 1 3 4 2 1

115

5 8 6 12 7 9 16 10 14 13

上升 0 1 1 -2 6 9 -2 0 -3 2 -4 -3 3 -4 -1 -3

（七）城镇生态环境质量 城镇生态环境质量指标下，全省空气质量良好率为 320天（黄山和池州 362最好，合

155

肥 283最差），垃圾处理率 99.51%，污水处理率 96.21%，万元产值能耗 0.636吨标准煤/万元（黄山 0.41最低，马鞍山 1.41最高），人均绿地 13.20 平方米（池州 17.08最高，亳州 11.52最低），建成区绿化率 41.18%（黄山 46.79%最高，阜阳 33.98%最低）。综合得分排在前三位和后三位的分别是黄山、合肥、池州和马鞍山、淮南、阜阳。 在城镇生态环境质量指标下的 6项二级指标中，全省 16 个地级市的垃圾处理率和污水处理率的得分都达到 90%以上，差距很小，所以这一指标的结果比较主要取决于其他 4项指标的得分。独特的地理环境和地貌特征，黄山市和池州市空气良好率在省内并列第一，达到 362天，加之黄山旅游风景区的保护，黄山市在城镇生态环境质量这一指标下全省第一。最后一名是阜阳，主要是由于产值能耗、人均绿地和绿化率落后于大多城市。安徽各地市生态环境差距较小，但个别城市，如合肥、蚌埠和铜陵的空气质量比较差，空气质量达到及好于二级的天数不到 300天，马鞍山单位产值能耗 1.41吨标准煤/万元，这是资源开发和利用过程中利用技术不过关、监管不到位以及环境保护措施不完善导致的，当地政府应鼓励研发和采用先进技术，降低产值能耗，加强环境保护与治理。

对于生态环境建设，本文通过研究资料得出：安徽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水平负相关。第一梯度包括黄山、合肥和池州 3市，皖南占了两个，皖中有 1 个；第二梯度上，有宿州、滁州、安庆、淮北、芜湖、宣城、六安、铜陵、蚌埠和亳州 10 个城市，其中皖南和皖中各 3 个，皖北 4市；第三梯度则包含马鞍山、淮南和阜阳等 3市，其中皖南 1 个，皖北两个。皖北几市最末的原因是经济发展程度低，经济结构不完善，对生态环境危害大，而芜湖、铜陵和马鞍山则反映出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不协调。生态环境质量是城镇化质量评价的重要指标，经济发展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先发展再治理也不符合我国新型城镇化的理念，必须在发展的同时保护生态。

图 9 城镇生态环境质量评价 通过比较，合肥、宿州、滁州、安庆和宣城名次上升，池州、淮北、芜湖、六安、铜陵、蚌

埠和亳州名次下降，黄山、马鞍山、淮南和阜阳不变。 表11 各市城镇生态环境质量两年排名比较

排名城市

黄山

合肥池州

宿州

滁州

安庆

淮北

芜湖

宣城

六安

铜陵

蚌埠

亳州

马鞍山

淮南

阜阳

2015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2014 1 5 2 1

08 1

23 4 13 7 9 11 6 14 15 16

上升 0 3 -1 6 3 6 -4 -4 4 -3 -2 -1 -7 0 0 0（八）城镇发展动力 城镇发展动力指标下，全省万人固定资产投资 67166.54万元（铜陵 104011最高，

156

阜阳 10292最低）、每十万人专利授权数 69.75（芜湖 247最高，阜阳 16.75最低）和人才密度 8676（合肥 20120最高，亳州 2888最低）。 综合得分排在前三位和后三位的分别是铜陵、合肥、芜湖和宿州、阜阳、亳州。铜陵万人固定资产投资以 104011万元居于首位且遥遥领先，分别超出排在第二和第三的马鞍山和合肥 28877万元和 35110万元。芜湖和合肥分别在每十万人专利授权数上取得第一，但综合得分都低于铜陵，由此也反映出铜陵和芜湖两市鼓励、注重创新和人才培养，而经济社会较为迅速的发展也吸引了各方人才。阜阳市在万人固定资产投资和每十万人专利授权数上均居安徽省末位，而亳州在各指标上都处于最低水平而居全省最末，这也从侧面反映出阜阳和亳州在资产投资、科技研发和文化教育等方面的不足。城镇发展动力上，只有排名前四的城市得分在 60分以上，安徽城镇发展动力普遍较低，持续发展动力不足。

在城镇发展动力评价中，皖南占据绝对优势，明显优于皖中和皖北。第一梯度有铜陵、合肥、芜湖和马鞍山4 个城市，皖南 3 个，皖中 1 个；第二梯度有蚌埠、池州、宣城、淮北、黄山、淮南和滁州 7市，其中皖南和皖北各占 3 个，皖中有滁州 1市；第三梯度包含安庆、六安、宿州、阜阳和亳州5市，皖中两个，皖北 3 个。城镇发展动力的评价结果是 10项一级指标中最为悬殊的一个，可见各市之间差距甚大，皖北 6市有 3 个都处于最低层次，因此，在全省提升可持续发展的举措中，皖北应更为重视。

图 10 城镇发展动力评价通过比较，合肥、蚌埠和宣城名次上升，芜湖、池州、淮北和淮南名次下降，铜陵、马

鞍山、黄山、滁州、安庆、六安、宿州、阜阳和亳州名次不变。 表12 各市城镇发展动力两年排名比较

排名城市

铜陵

合肥

芜湖

马鞍山

蚌埠

池州

宣城

淮北

黄山

淮南

滁州

安庆

六安

宿州

阜阳

亳州

2015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2014 1 3 2 4 1

05 8 7 9 6 11 12 13 14 15 16

上升 0 1 -1 0 5 -1 1 -1 0 -4 0 0 0 0 0 0

（九）城乡统筹城乡统筹指标下，全省城乡居民收入比 2.50（铜陵 1.78最低，阜阳 2.64最高），

157

城乡人均消费比 2.04（池州 1.70最低，蚌埠 2.46最高），城乡恩格尔系数差 2.3%（淮北 8.3%最高，宿州-1.22%最低）。得分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铜陵、芜湖和池州，后三位的分别是阜阳、淮北和宿州。

安徽各市该指标差距较小，而总体城乡差距仍比较大；在城乡恩格尔系数差中，宣城城镇和农村的恩格尔系数都是 32.2%，因此居全省首位，而宿州城乡恩格尔系数分别为35.72%和 34.5%，这时就不能以其城镇高于农村的原因排名第一，因为城乡差距越靠近“0”为越好。合肥作为安徽省省会城市，在人均收入比处于安徽省较为领先的位置，而在人均消费比和恩格尔系数差这两项指标上却处于后几名，反映出合肥城乡发展不平衡。马鞍山在各项指标中都处于中等水平，综合得分也在中间。

第一梯度包括铜陵、芜湖、池州3市，都是皖南地区城市；第二梯度包含黄山、宣城、合肥、安庆、亳州和马鞍山6市，其中皖南 3市，皖中两市，皖北 1市；在第三梯度中，有六安、淮南、滁州、蚌埠、阜阳、宿州和淮北 7市，其中皖中两市，皖北 5市。第一梯度全属于皖南，皖南具绝对优势，而皖北 6市中有 5 个都在第三梯度，因此排名最后，区域差距明显。

图 11 城乡统筹评价通过比较，铜陵、芜湖、池州、黄山、合肥、安庆和亳州名次上升，宣城、马鞍山、六安、

淮南、滁州、蚌埠、阜阳、宿州和淮北等市名次下降。 表 13 各市城乡统筹两年排名比较

排名城市

铜陵

芜湖池州黄山

宣城

合肥

安庆

亳州

马鞍山

六安

淮南

滁州

蚌埠

阜阳

宿州

淮北

2015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2014 7 5 6 9 2 13 14 1

53 16 1 4 10 12 8 11

上升 6 3 3 5 -3 7 7 7 -6 -6 -10 -8 -3 -2 -7 -5

（十）城镇公共管理 城镇公共管理指标下，全省万人刑事案件立案率 118.65（亳州 479.29最高，淮北81.93最低），人口发生火灾率 61.32 次/10万人（滁州 298.42最高，铜陵 29.26最低），交通事故发生率 329.66 次/10万人（亳州 1115.28最高，合肥 173.81最低）。综合得分排在前三位和后三位的分别是铜陵、阜阳、安庆和宣城、六安、亳州。 从表中可以看出，各市公共管理状况得分差距较大，其他指标下较低水平的阜阳和安庆位居前列，而排名总是靠前的芜湖和合肥则处于中等层次。淮北、阜阳和铜陵分别三项指标上居全省首位，但由于其他城市事故发生状况非常不均，各指标差距也极大，如人口发生

158

火灾率上，阜阳高达 298.42 次/10万人，是铜陵的 10倍多，亳州在各指标上排名靠后而得分最低，由此得出，经济发展较慢的城市导致社会秩序较混乱，政府管理不强也是原因之一。而铜陵综合也只有 81.12分，可以看出安徽各市城市管理水平不高，有待加强。

在公共管理质量中，皖南优势明显，皖中和皖北分布不均。第一梯度中，有铜陵、淮北和芜湖 3市，皖南两个，皖北 1 个；第二梯度包含合肥、淮南、马鞍山、阜阳和安庆 5市，其中皖南 1市，皖中和皖北各有两市；第三梯度包括黄山、池州、宣城、宿州、蚌埠、滁州、六安和亳州 8市，其中皖南和皖北各有 3市，皖中两市。

图 12 城镇公共管理评价通过比较，铜陵、淮北、淮南、池州和宣城名次上升，合肥、马鞍山、安庆、黄山、蚌埠、

滁州和六安名次下降，芜湖、阜阳、宿州和亳州不变。 表14 各市城镇公共管理两年排名比较

排名城市

铜陵

淮北

芜湖

合肥

淮南

马鞍山

阜阳

安庆

黄山

池州

宣城

宿州

蚌埠

滁州

六安

亳州

2015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2014 13 11 3 2 9 1 7 4 8 15 14 12

5 10 6 16

上升 12 9 0 -2 4 -5 0 -4 -1 5 3 0 -8 -4 -9 0

五、安徽省城镇化存在问题及对策（一）存在问题 在研究安徽省 16 个地级市城镇化质量的过程中，发现安徽省城镇化发展存在不少问题。

159

第一，区域发展不协调。皖南城镇化发展质量较高，得益于皖江城市带的开发和良好区位，而皖中和皖北城镇化质量较差，与皖南有明显的差距。

第二，区域统筹不善。虽然皖南地区城镇化发展质量高于皖中和皖北，但在区域内部，铜陵、芜湖和马鞍山等市的发展要明显高于池州、黄山和宣城。而在皖中，在以上指标得分排名中靠前的大多都是只有合肥一个，合肥作为省会城市，自身发展迅速且城镇化质量高，但其并没有对周边的滁州、安庆和六安等城市发展形成较强的辐射带动作用，三市城镇化质量不高。

第三，土地利用不合理。安徽省不少城市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片面追求城镇建设，大多人均建成区面积超过 100 平方米，依赖土地支持提高城镇化水平、增进城镇化速度，而忽视了城镇化发展质量。

第四，城镇发展动力不足。在该指标得分上，大多数城市分数较低，与前几名差距较大，可得安徽各城市投资吸引力小、人才建设落后。

第五，居民生活水平滞后于城镇经济发展。相对于经济规模，全省恩格尔系数较高，人均可支配收入不高，经济发展的成果没有得到充分共享。

第六，户籍人口城镇化低。国内城镇化人口指标以常住人口为标准，大量农民工也被包括进来，其城镇化水平不是真正的城镇化，与发达国家差距很大。（二）改进对策 针对上述存在的问题给出以下几点对策。第一，协调区域发展。城镇化质量低的城市应当多向城镇化质量较高的城市学习其发

展模式，结合自身特点有选择地学习它们的发展经验，探索具有自己特色的发展道路。城镇化质量较高的城市也应该发挥自己的示范作用，帮助带动水平低的城市的发展提高，促进整个区域乃至全省的进步。

第二，加强区域统筹发展。以区域中心城市为龙头，对周边城市和地区发挥辐射带动作用，实现共同发展。如合肥应当充分发挥带动作用，对周边的安庆、六安和滁州加强影响加快区域统筹。

第三，合理规划城镇建设。严格按照国家要求，合理控制土地建设开发，尽量将人均建设用地控制在 100 平方米内，提高建成区人口密度，同时注意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建设生态文明的城市。

第四，加强城镇可持续发展。安徽省应积极承接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进一步升级产业结构，增加第三产业比重，同时建立健全人才培养机制，加大人才培养支持力度，更加注重创新，加大教育扶持力度，加强文化建设。

第五，推进民生建设。城镇化快速发展的同时，将城镇化发展成果惠及人民大众，完善社保制度，加大建设公共工程，统筹城乡发展，做到“城富民强”。

第六，进一步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加强城乡一体建设，减弱户籍制度下农村人口进城市的阻力，改善农民工城市待遇，不断推动户籍人口城镇化，既符合建设新型城镇化要求，又是维护和增进国计民生的必要战略举措。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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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常态下，安徽农民工融入城市问题研究胡文静1 侯勇2

摘要：新常态下，农民工融入城市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它不单是农民身份和职业的转变，,也不仅是农民居住空间的地域转移,它是政府、企业、农民工自身和社会各界思想、意识、生活方式的变迁,更是政府主导城镇化改革创新的全过程。通过调查农民工融入城市现状，剖析问题，提出农民工融城的关键是政府要以市场为主导，“自我革命”，创新城镇化的体制机制，探寻农民工与市民共享的教育、住房、医疗等社保和公共服务提供机制，真正实现农民工的城市“四融入”，分类有序，稳步提升安徽“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关键词： “四融入” “城归” 基本公共服务 融入度

“Research about Peasant Workers Merging into Cities under China’s New Normal”

Hu Wenjing Hou YongAbstract ： Under China’s New Normal, Peasant Workers Merging into Cities(PWMC) is a complex project, which is not only consisted of transformation of farmers’ identities, professions and living spaces, but also consisted of two other parts: changes of thoughts、mentalities and life styles of governments 、 firms 、 peasant workers and other sectors of societies; Governments dominating the entire urbanization innovation. Thorough the investigation of Peasant Workers Merging into Cities, we’d like to dissect the issues, come up with the crux that markets are the leading force for the governments, initiate the revolution, innovate the urbanization mechanism, and discover the supply mechanism of shared social security and public service including education 、 housing 、 medical treatment to realize the “Tetralogy of Merging into Cities” and improve the people-oriented urbanization in Anhui Province steadily.Key words: “Tetralogy of Merging into Cities”, “Back-to-village Peasant Workers”, Fundamental Public Service, Integration Degree.

前言理论上讲，农民工即户籍为农业户口且在城镇从事非农就业 6 个月以上的农村转移劳

动力。融入城市则是农民工实现置业转变的基础上，获得与城镇户籍居民同等的社会身份和权利，包括教育、医疗、养老、保障房等城镇社保和基本公共服务，并在心理上的认同城市。由此才能实现农民工的城市“四融入”——个人融入企业、家庭融入社区、子女融入学1 胡文静，汉，1962.11.07 出生于合肥，单位：安徽省直工委党校马列基本理论教研室，职称副教授，研究方向：城镇化、就业、工资、收入分配等2 侯勇，汉，1962.12.10 出生于合肥，单位：安徽省图书馆，职称副研究馆员，研究方向：地方文献、城镇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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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群体融入整个城市社会。新常态下，农民工融入城市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它不单单是农民身份和职业的转变

(非农化),也不仅是农民居住地的转移(城市化),而是政府、企业、农民工和社会各界一系列的思想观念、意识形态、生产生活方式的变迁,更是新常态下政府城镇化体制机制改革创新的全过程。它需要从农民工农村退出、进入城市、融入城市三个环节来协同推进。安徽农民工融入城市可分三个阶段：一是农民工城镇稳定就业，实现职业身份转变；二是农民工要取得城市户籍，与市民共享城镇社保和公共服务体系；三是农民工自身心理、文化要归属城镇。在“十三五”期间，只有城镇稳定就业的农民工分享“市民待遇”，实现“四融入”，才能加快实现安徽“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

从我们课题组连续四年对安徽各地市、县、区的实地调查来看，农民工融入城市的现状不容乐观。2015 年末，安徽省城镇人口已达 3102.5万1，有 9 个地市城镇化率超过50%2，8 个地市省内流动的农民工比重达 18%以上，其中阜阳农民工人数最多，达39.53%。2015 年末，安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达到 50.5%，与 2014 年相比，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上升 1.35 个百分点，但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却只有 27.6%3。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能够比较真实的反应城镇化率，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一致性越高，说明该市城镇化质量越真实。该项指标只有芜湖、淮北两市高于 40%，接近安徽十三五发展目标，低于 20%的有 7 个地市，亳州仅有 9.91%4，处于极低水平。合肥的户籍和常住的城镇化率差别较大，体现城镇化质量水分较多。目前全省常住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相差近 23 个百分点，这表明有相当部分农民工虽常年生活在城镇，但并未分享城镇的户籍、就业、教育、住房、医疗等“市民待遇”。随着农村土地确权和地价的上涨，农村户口越来越“吃香”，多数农民工不愿“农转非”，但向往城市生活。2015 年《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总体实施方案》和安徽十三五规划要求：2017 年，安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要达54%，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 30%；到 2020 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要达 56%，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力争 35%5。目前安徽尚未健全与城市居住年限等条件相挂钩的基本公共服务提供机制，大中城市对农民工的接纳、承载力有限。因此，“十三五”期间，安徽的农民工融入城市仍处较低水平。

以往的学术研究多从户籍变动来界定农民工融城状况，不太全面。本文通过对合肥、芜湖、马鞍山、阜阳等市的实地、抽样和入户调查，体察农民工融城的问题及障碍，来深究安徽农民工融城的有效路径。

一、目前安徽农民工融入城市的现状

1 安徽省统计局.2015 年安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J]安徽日报.2016-2-28(7)2 安徽省统计局.9市城镇化率超过 50%[J].中商情报网。2016-2-23(1) 3 2016 年 2月 21日安徽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批准..安徽“十三五”规划纲要[J]. 安徽日报.2016-5-13(7)4 芜湖新闻网。芜湖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全省最高 [J]芜湖日报，2016-3-19.(1) 5 2016 年 2月 21日安徽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批准..安徽“十三五”规划纲要[J].安徽日报.2016-5-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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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入城市是农民工进城打工的原动力。2015 年安徽农民工总量已达 1858.8万，比上年增加 8.6万人，同比增长 0.5%。其中外出农民工 1371.4万，平均收入达 3535元，比上年增加 378元，增幅为 12%1。依安徽“十三五”目标，到 2016 年底必须解决 20%的农民工即约 350万的农民工落户城市，但从发展看农民工融城总量在增加，增幅趋缓。

近年来课题组先后 6 次赴合肥、芜湖、马鞍山、阜阳等地进行了实地、抽样和随访调查，发放问卷 800份，回收有效样本 710份。主要考察农民工文化程度、工资、社保、进城时间和融城情况。见（表 1）

安徽农民工（样本主体）的基本情况（表 1）基本特征 人数 百分比 基本特征 人数 百分比

性别 男 487 68.6% 迁移方式

一个人 202 28.5%女 223 31.4% 部分家人在一起 381 53.7%

年龄

≤20岁 75 10.56% 全家都在城市 127 17.8%

21-30岁 259 36.47%

工资水平

1500元以下 22 3.09%

31-40岁 270 38.0% 1501-3000元 248 34.92%

≥41岁 106 14.92% 3001-5000元 332 46.76%

平均 37.5岁 5000元以上 108 15.21%

文化程度

小学及以下 138 19.6%

婚姻状况

未婚 215 30.28%

初中 391 54.9% 已婚 412 58.02%

高中 116 16.4% 离婚 63 8.87%大专及以上 65 9.1% 丧偶 20 2.82%

留城时间

一年以内 73 10.4%

参加保险情况

新农合 460 64.8%1 年到 5 年 262 36.8% 城镇医保 45 6.4%5 年到 10 年 242 34.0% 工伤保险 184 25.8%10 年以上 133 18.8% 养老保险 21 3%

平均 8年 其他保险 无 无农 转非 情况

已转 161 22.69% 保 障

房 情况

已享受 无 无未转 549 81.31

% 未享受 无 无——数据来源于课题组近年来的实地、抽样和访谈调查资料整理而得——

1 吴奇。根据国家统计局安徽调查总队农民工监测调查年报数据测算[J]。中安在线 2016-3-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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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安徽 16 个地市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来看，存在明显差异性近年来安徽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明显加快，我们通过对安徽 16 个地市抽样和实地调

查发现：2015 年，各地市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仍存较大差距，呈现“东高西北底”的区域性特征。从地市来看，铜陵、合肥、淮南等9市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其中铜陵最高，城镇化率达 78.68%。此外，合肥、淮南、马鞍山、芜湖四市高于60%，有 4个地市的城镇化率在 41%-50%之间，还有 3 个地市的城镇化率在 35%-40%之间。比如阜阳、宿州、亳州低于全省的平均水平，其中亳州市最低，为 35.66%。呈东、中、南高，西、北低。目前安徽已入“人的城镇化”发展加速期，但全省各区域之间仍存较大差异，2016年，全省户籍人口城镇化仍明显低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

（二）从农民工进城打工基本情况来看，多数亦城亦乡从我们实地、抽样和访谈调查的样本可发现（见表 1）：男性农民工占 68.6%，女性

占 31.4%，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为 37.5岁，50岁以上农民工人数在增加，有高龄趋势。平均留城时间 8 年。月入5000元以上的人数在增加，占 14.64%，2000元及以下的人最少，仅为 4.23%。农民工个人迁移比重比较小，为 26.5%，其余超七成农民工家庭整体迁移（部分家庭成员同住），大多数愿意城乡“两栖”，不愿农转非。据调查：农民工落户省内城镇的人数 2012 年、2013 年仅增加 3万人和 8万人，

2014 年还减少了 14万人，且多数是因拆迁或被征地。部分地区已现“逆城镇化”和“城归”，如 2014 年天长市“非转农”超过了“农转非”，“城归”即先进城打工再返乡创业，他们多是“五有”：第一，有资金积累；第二，有一技之长；第三，有营销渠道；第四，有办厂魄力；第五，有乡土情节，能互联网+创新农业。比如巢湖的“三瓜公社”、黄山“淘宝村”和芜湖六郎镇“QQ农场”。 （三）城市企业用工趋稳，农民工工资增长乏力，合同权益难保障 目前经济下行压力增大，企业招工与农民工就业“两难”结构性矛盾突出。农民工已从过去的无限供给，走向今后的有限供给，城市企业用工总体稳定，但工资增长乏力。企业用工是农民工融城的基础，约有 80%的农民工就业于建筑业、制造业和批发零售服务业。据安徽统计局资料：截止到 2016 年 4月初，安徽 16 个市 349家城镇企业涉及制造业 244家、建筑业 35家、批发零售业 35家、住宿餐饮业 35家。小型私营、民企用工增长迅速，私企技工月底薪中位数高于国企，企业月底薪中位数最高的是私企，为 2375元，最低的是国企1860元。农民工合同权益难保障，月工资偏低，且时有拖欠，特别是建筑业。据我们的实地调查，建筑业农民工多数每月只有 600-1500元生活费，年终或项目完工才能拿到剩余工钱，有的甚至一拖数年。 （四）农民工融城多为子女上学,期望分享城市基本公共服务 每年近 4百万省内流动的农民工身后有着数百万的未成年子女。据我们对芜湖、合肥农民工子女的问卷调查发现农民工融城多为子女上学.目前芜湖农民工子女入学“人随学籍走”，同城招生，由流入地政府统筹解决，并与本地户籍学生分享“七同”待遇,部分农民工较少的县区，可安排农民工子女直接划片就近入学。合肥早在 2014 年就要求关注困难群体受教育权益，以“一家人”的情怀来接收农民工子女，取消定点学校，保障符合条件的农民工随迁子女“零障碍”入学，但个别地区在政策的落实上有偏差有“时滞”。基本公共服务是政府应提供“从摇篮到坟墓”所有的教育、就业、养老、医疗等 10大类 60项服务，据测算安徽城市基本公共服务费用约人均 10万，目前安徽尚未健全与农民工居住年限等条件相挂钩的基本公共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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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认同度高，但难享社保和住房保障农民工融城是个多维概念，它包含农民工与城市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价值观、生活

方式等界限不断撞击、模糊和融合的全过程。为准确测定安徽新生代农民工融城的近况，课题组设计了“经济融入”、“社会融入”、“文化融入”和“心理融入”四类指标10项内容，对合肥、马鞍山、阜阳等地新生代农民工进行了重点调查。见（表 2）

安徽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满意度测定表（表 2）指标 测定值

最认同 认同 一般 不好1. 工作认同度 0.542 0.200 0.205 0.0532. 是否愿办城市社保 0.528 0.254 0.210 0.0083. 城市语言掌握程度 0.120 0.540 0.124 0.2164. 城市文化认同程度 0.414 0.257 0.143 0.1865. 城市价值观认同度 0.398 0.232 0.240 0.1306. 收入满意度 0.701 0.074 0.153 0.0727. 未来留城意愿 0.414 0.132 0.260 0.2948. 愿与市民交往 0.265 0.425 0.200 0.1109.办理城市户籍情况 0.364 0.112 0.221 0.30310.城市保障房情况 0.080 0.125 0.255 0.540

————数据来源于课题组近年来的省内多地实地、抽样和访谈调查测算———— 所谓新生代指的是上世纪 80、90 年代出生的农民工，虽然户籍是农村，但多数不懂农事或从小生活在城市，他们约占农民工总数近 7成。从测定表“最认同”和“认同”的数据可得出：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工作满意度 74.2%，；希望办理城市社会保险的占比78.2%、收入满意度 77.5%，这三项反映了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经济融入”的相关度高；城市地方语言基本掌握达 66%、愿与市民交往达 69%、想农转非（多为贫困、边远“无地”农民工）占 47.6%，这三项反映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社会融入”相关度高低不一，近年来办理“农转非”的人数大为减少；城市文化认同程度 67%和城市价值观认同63%，表明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文化融入”度较高；未来留城意愿 54%和 20.5%认同城市保障房，这反映农民工“心理融入”度较低，它与城市社保和公共服务的改革创新密切相关。课题组以信息采集人数占比为权重，得分加权，可得安徽新生代农民工“融城”的总分值，即融城度。

通过入户访谈，我们发现影响新生代农民工融城的重要方面是享受社保和住房，约58.6%的农民工希望融入城市，但多数不想转户口。（六）土地改革有助于农民带财产进城，但突破用地约束有难度

2013 年底，安徽在宁国试点基础上启动了 20 个县区的农村土改。2014 年在 20 个县探索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建立城乡统一的土地市场。按自愿原则，将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林地和宅基地使用权入股，成立土地股份合作社，在交易中心实现农地依法有序流转。2015 年省国土厅又推荐上报 48 个县区为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试点县，要求年底前实现农村集体所有的国有土地确权登记证发证全覆盖。发展土地流转信托，建立宅基地退出补偿激励机制，使得农民工进城有“底气”。截止到 2016 年 3月，全省“三权”确权登记发证率达 99%以上。目前安徽“农地入市”有一定成效，但仍落实“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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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退出”遇阻，土地使用权抵押融资渠道不畅等诸多问题。 （七）新生代农民工诉求多，但受城市规模产业局限，融城缓慢老一代农民工是年轻时进城打工，年老后回乡养老，现在的“80、90 后”新生代农民

工进城打工的主要目的是留城发展；过去要求足额支付工资，现在要求融入城市，分享城市就业、医疗、住房等社保和公共服务；过去要求改善企业的劳保待遇，现在要求与市民分享城市的“发展红利”，特别是刚进城的“95、00 后”农民工融城愿望强烈。然而在安徽现有的市（区）规划主要体现的是政府或领导的发展思路，对城市的可持续发展、百姓的意愿缺乏深入细致的研究，过于“任性”。土地城镇化要比人口城镇化 “跑得快”。一是有些地市通过“县改区”、“乡改镇”或“撤区并乡”，一味追求城镇化速度，对土地“多吃多占多闲置”，损害农民或农村集体利益；二是一些城镇“摊大饼”式发展，缺乏产业支撑和城市基础设施的配套，工业和服务业均不发达，对农民工融入的承载力严重不足；三是一些资源型城市如马鞍山、铜陵、淮南、淮北，原有城市建设主要靠工业投资拉动，产业结构单一，生产及生活服务业相对不足，农民工就业受到严重影响；四是多数城市所能提供的社保和公共服务很低，难以满足农民工融城日益增长的生活需求。目前，安徽中心城市的规模都不大，“两圈两带一群”对区域的带动力、人口集聚力不强，致使安徽农民工融入城市进展缓慢。

二、安徽农民工融入城市步伐缓慢的问题及分析 近年来，安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突飞猛进，但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进展缓慢。究其原因，除了农民工、企业和市民等因素外，在农民工融入城市进程中，政府主管部门缺乏体制机制创新也是重要因素。首先，从安徽农民工自身看，具体表现在:

（1）思想上的误区对农民工融城有消极影响。进城农民工与生活在封闭乡村的传统农民不同，他们获得了城市现代思维理念，自主性强，婚姻家庭观念开放，但又对城市缺乏归属和认同，特别是老一代农民工普遍存有“过客”心态，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新生代农民工融城。（2）农民工文化程度、就业层次低且不稳定。一是文化程度普遍较低。他们平均受教育年限为 7.6 年；二是就业层次低。多数就业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如建筑业、制造业、餐饮业等，环境差、危险、劳动强度大，农民工权益屡遭侵害；三是农民工多属自谋职业或非正规就业享受不到市民就业的福利津贴以及劳动法的保护；四是农民工就业多不稳定，时断时续，就业、社保等权益缺保障。其次，从用工企业来看，具体表现在:

（1）企业运行困难，农民工工资增长缓慢。据测算，2015 年安徽外出农民工月平均收入达 3535元，比上年增加 378元，增幅为 12%，增速放缓。目前正值安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工业经济下行压力加大，PPI已连续 24 个月下滑，制造业和建筑业是农民工就业的主要行业，据调查：由于农民工文化技能有限，农民工只能做技术含量低、劳动强度大的工作，导致农民工总体工资水平不高且增长缓慢；由于农民工就业稳定性差和企业正规岗位就业制度的限制，与城市职工相比，常现同工不同酬、用工单位随意克扣、拖欠工资等现象   （2）农民工各种参保覆盖率较低，社会保障程度不高。政府有关农民工社保的规范性文件层次低，处罚力度小，缺法律强制力，难以有效保障农民工权益。尽管农民工参保的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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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数量逐年递增，但相对数量仍然偏低，全省参保率不足 30%。参加新农合的农民工在输入地就医报销难，参加城镇职工医保费用又高，导致有部分农民工不参加任何医保。另外，农民工的收入、住房、生活环境较差，也影响了子女教育。据合肥、芜湖、马鞍山的调查显示：用工单位或雇主为农民工上养老保险占被调查农民工总数的 3%；上工伤保险的占被调查农民工总数 55.8%；上城镇医疗保险的占被调查农民工总数的 6.5%；上失业保险的占外出农民工 15.8%；其中，有个别单位或雇主为农民工上生育保险、缴纳住房公积金的，只占农民工总数的 0.3%。（3）企业与农民工法律意识都淡漠，合同签订率较低且权益缺保障

虽然我国《劳动法》规定，用人单位随意克扣拖欠劳动者工资或不依法签订劳动合同，必将严惩。但据我们对合肥农民工的实地调查发现，没有与用人单位签合同的占被调查者59.5%。虽然部分农民工也知晓合同在农民工维权中起着重要作用，但却因多种原因，农民工外出打工的合同签订率普遍较低。全省各地用人单位随意克扣工资、欠薪逃匿等侵害农民工权益的事件屡禁不绝，部分农民工从事高危行业没有必要防护，发生职业病和工伤也难获得及时、足额补偿。

再次，从各地推进农民工融城的体制机制看 （1）安徽大城市农民工入户的限制依然存在 虽然 2011 年铜陵率先进行了户籍改革，由此前的城乡二元户口变为一元户口。经过 4 年探索，2014 年 12月 10日省会合肥的第一张居住证才正式发出。2015 年安徽全面推行居住证制度。据我们调查，目前安徽各地居住证的配套措施尚未全面跟进。依照国务院规定：城区人口 100万至 500万大城市要合理确定落户条件，对城区人口 500万以上特大城市则要严格控制人口。合肥规定：农民工要有合法稳定工作 3 年、社保缴纳 2 年即可入户。马鞍山规定：农民工要落户需在主城区务工经商 1 年以上且有合法稳定住房(含租赁)或在马鞍山市就业并签订劳动合同、按规定缴纳社会保险的人员，才可申请入户。芜湖规定：经商兴办实业，年纳税必须达 5千元以上，在芜湖有不少于 45 平米的合法稳定住所农业转移人口，可申请本人、父母、配偶和未婚子女户口迁入；或在芜湖有合法稳定住所，连续缴纳社会保险满 1 年，年龄在 50周岁以下，依法签劳动合同才可落户。可见，省内大城市过高的落户“门槛”阻碍了农民工融城。 （2）农民工融城的社会成本分摊机制尚待明晰 据我们在江苏、浙江等沿海发达省份的调查，他们实行积分落户的政策，但都对本省户籍农民工有特殊关照，外省农民工则无优待。因为外省农民工占比大，如在发达省份落户，当地政府承担的社会成本太高。在安徽城市落户也需人均10万，政府和企业都不会主动承担，农民工融城则不堪重负。2015 年 5月 20日，安徽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提出引导农民工向中小城市、重点开发区转移，到 2020 年实现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 35%的奋斗目标。目前，安徽 16 个地市已建立了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取消了农业与非农业的户口划分，但制度的出台到落实这“最后一公里”有时间差，统一户口登记制度的配套实施细则尚未出台，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政府、用人单位和个人的多方共担的社会成本分摊机制还有待明晰。 （3）农民工难享教育、医疗、卫生等城市社保和公共服务 一是农民工子女进入城市中心学校、重点学校难。在义务教育阶段，教育体制规定教育经费的拨付制度是“本地户籍，属地管理”。多数地方没有针对外来农民工子女的教育经费。据调查，有些城市不达条件又想就读公办学校的农民工子女都需额外交 2-3万“无名费”，即使政府三令五申不准收；二是一些民办学校或定点学校的教师队伍不稳，教学设备不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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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质量较差；三是一些城市给农民工的计划免疫和妇幼保健等基本公共服务低于市民标准，农民工缺少职业病必要防护服务；四是大城市周边的城中村乱搭乱建、卫生条件差，农民工的疾病防控与他们流动性强的特征几成一对矛盾；五是除新农合、新农保和工伤保险外，农民工参加城市其他社保的占比很低。各地市社会保障的转移接续较麻烦，有些地方出现了农民工退保现象。 （4）失地农民社保和城市保障房制度落实不到位，“僧多粥少” 从安徽农村来看，每年大约被征地 500万亩，其中耕地约 300万亩。有些地方征地规模较大，征收标准太低，给农民的征收补偿费、安置费、青苗费等不能及时到位，很难达到国家标准——“确保被征农民生活水平不降低、长远生计有保障”，部分失地农民生活困难。另外，还有不少盲目进城的农民工因缺岗位技能，只能打“零工”，“饥一顿饱一顿”，诸多因素综合起来造成了部分失地农民生活无着。从城市看：多数农民工进城打工，收入低，买不起住房，又无法享受城市住房保障，因为城市保障性住房政策只面向城市户籍人口。虽然 2013 年《安徽省保障性住房建设和管理办法》已把城镇稳定就业的农民工纳入保障房范畴，但并未落实。比如，2015 年 10月 1日合肥试行宿舍类公租房配租摇号，但“僧多粥少”，还规定要农民工用人单位集体来签约，这都严重影响了安徽农民工的融城。 （5）安徽土地资源利用效率不高，城市缺乏产业支撑问题突出 一是用地粗放严重。依据 2014 年 9月国家遥感卫星影像的调查底图测算，安徽土地总面积 14.01万平方公里，建设用地总量约 186.63万公顷（或 2799.45万亩），比 1996年第一次调查增加了 30.78万公顷(或 416.7万亩)。也就是说安徽城市人均占有建设用地达到 274.5 平方米，远远超过国家标准上限（人均用地面积最高标准为人均 100 平米）；二是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2014 年，除合肥、马鞍山外，其他 14 个省辖市均为人口净流出，人口城镇化远落后于“土地城镇化”。十二五末，安徽 16 个地市的建成区面积年均增长是 6.61%，而全省城市常住人口年均增速仅有 2.49%，城市户籍人口的增速低至 0.44%，土地的城镇化明显快于人口城镇化；三是土地利用效率低、投入产出比不高。很多城镇在建设过程中只考虑到短期的经济利益，侧重于新区，建高楼、广场，不注重特色城镇“徽文化”高附加值产业的培育，投入产出比不高；四是一些城市缺乏新型产业支撑，产业、产品单一，缺乏创新驱动，跟不上互联网+，服务业、信息化投入少，只强调城市管理，公共服务却难到位，农民工融城缓慢。 我们认为，随着安徽农村户籍“含金量”的不断提升，农民工总量将持续增长，但农民工融城的增速将逐渐趋缓。在现行体制机制下，安徽要实现 2017 年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30%，2020 年要达 35%，时间紧，难度大。我们必须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力促农民工融城。必须改革、创新现行城镇化的体制机制，以市场主导，政府引导，全面落实居住证制度，健全与居住年限等条件相挂钩的基本公共服务提供机制，才能分类、有序地推进安徽农民工就地就近融入城市。三、改革创新，分类有序地推进安徽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建议

新常态下，“以人为核心”应该贯穿于农民工进城并融城的全过程。目前安徽已进入城镇化快速增长阶段，80、90、00 后新生代农民工进城已到“高峰值”，这给安徽农民工融城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和挑战，要落实“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就必须力促农民工融城。“十三五”期间，我们只有改革创新城镇化的体制机制，市场主导，政府科学引导农民工就近就业创业，在城镇人、地、钱、房等方面加快改革创新，在破解安徽农民工融城的关键点上下功夫。我们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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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政府要杜绝“任性”，以市场主导，改革城镇化体制机制 在安徽“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中要强化市场主导，“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上起决定性作用”，政府可在弥补市场失灵，催化提升市场效率方面发挥作用。我们建议：改革现行的政府主导的城镇化体制机制，对市场失灵的地方，政府一定要及时“到位”，对能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的地方，政府一定要主动“让位”，杜绝“任性”，积极鼓励农民工就近就业创业。为此，一要以市场为主导，科学规划布局，促进产城融合，增强大中城市综合承载能力；二要创新政府引导、社会多方参与、成本共担、协同推进的“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体制机制，完善安徽人口城镇化的资金保障机制，通过财税金融体制改革，扩大一般项目的财政转移支付，使地方政府的财力与相应的公共服务事权匹配；三要加快立法，不断创新城市投融资工具，规范城市建设投融资平台，健全地方债的发行管理办法，明确各方的“兜底”责任，政府不能担责；四要健全城市建设占地数量与城市接纳农民工落户的数量“挂钩”，做到占补平衡；五要全面落实居住证制度，健全与城市居住年限等条件相挂钩的基本公共服务提供机制，健全覆盖全省、安全可靠的人口综合信息库和信息交换平台；六要促进农民工城镇稳定就业，就必须消除城市劳务市场上诸如年龄、性别等各种就业歧视和形形色色的“玻璃门”“天花板”。只有政府改革创新，多措并举，“聚焦、聚神、聚力”来化解城市就业与招工“两难”的结构性失衡，才能提升安徽农民工融入城市。第二、打造合肥“副中心”“两圈两带一群”，提高城市人口集聚力　　2016 年“两会”，李克强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再次强调城市群战略，这是引导人口合理布局的重要举措。作为欠发达省份，如果安徽不能以合肥、芜湖等中心城市集聚产业、人口，创新驱动，带头“调转促”的话，在瞬息万变的新常态下就很难“跟上趟”，很难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合肥也将失去长三角“副中心”的主导地位。根据城镇化“后发加速”规律，安徽只有打造合肥“副中心”，扩建“宁合芜”区域合作，强化“两圈两带一群”中心城市发展，提高人口集聚力，才能力促农民工融入城市。目前安徽可通过长三角城市群引领、带动皖西和皖西南城镇密集带发展“提速增效”，这既有助于长三角形成完整的国家级城市群体系，又能通过安徽城镇的传导、延伸、辐射，有效提升中西部的城镇化发展，还可帮助安徽大别山集中连片困难地区脱贫治富。在“十三五”期间，我们建议必须紧跟国家“一带一路”和“中国制造 2025”、“互联网+”、“长江城市群”战略机遇，通过创新驱动，“弯道超车”跟上发达省份城镇化的步伐。一要做好城市规划、投资布局和项目储备，以市场主导，政府引导，改革创新城镇化的体制机制；二要以合肥、芜湖为中心，打造“宁合芜”长三角区，带动“两圈两带一群”，强化产业、人口集聚力；力促合肥“副中心”与长三角联动，提升安徽城市群的综合承载力；三要落实安徽十三五“加快农民工市民化”战略任务，才能力促农民工融城。第三、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健全城市基本公共服务的提供机制

2015 年 2月 15日，中央《关于全面深化公安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框架意见》及相关改革方案，要求扎实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取消城市的暂住证管理制度，全面实施居住证制度，建立健全与城市居住年限等条件相挂钩的基本公共服务提供机制。紧接着，习主席提出改革要“处理好改革‘最先一公里’和‘最后一公里’的关系，突破‘中梗阻’。2016年“两会”李克强总理一再强调：政府不能“任性”，要“自我革命”，要用老百姓的“获得感”来检验政府的工作实绩。我们认为，随着全面落实居住证制度，健全城市基本公共服务的提供机制，安徽农民工融入城市要进入“新常态”了。当然，户籍制度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既要统筹考虑，又要因地制宜、区别对待。既要坚持积极稳妥、规范有序，充分考虑能力和可能，优先解决存量，有序引导增量。要尊重城乡居民自主定居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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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合理引导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的预期和选择。深化安徽的户籍改革，要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大城市的落户条件，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我们建议：一是全面放开中小城镇户籍制度，同时加大中小城镇的财政、金融、用地等支持力度，公共资源配置要更多地向中小城镇倾斜，为中小城镇产业发展和农业转移人口就业定居创造条件；二是有条件放开大城市和特大城市户籍；三是用2 年左右时间，把安徽的城市户口、农村户口、农民工“暂住证”等全部统一为“居住证”，城乡人口统一管理。第四、加强城市岗位教育培训，提高安徽农民工群体的整体素质

据我们近几年调查可知：安徽农民工的整体文化水平偏低、收入不高且不稳定。因此，政府必须组织力量，安排财政专项资金，以现有的各类成人学校、农技推广培训中心等单位为培训基地，对农民工进行岗前培训。同时，要积极引导城市工业（高新产业）园区、企业、科研院所和工会、妇联、共青团等组织参与，逐步形成市、县、区、镇四级培训机构，真抓实干搞培训，提高农民工整体素质。有关主管部门要加大力度：一是要根据市场需求，实施农民工技能提升计划，“补短板”。若按每年培训农民工 300万计算，到 2020 年，安徽新生代农民工都可获得一次政府补贴的就业技能培训，这就基本解决农民工无技上岗问题；二是要统筹城乡第一产、二产、三产和互联网产业需要，就近就业创业，以适应“万众创新、大众创业”的新常态；三是各级政府还应安排专项资金，选择用工需求大于供给的职业工种，重点实施“上下游”定向、“订单式”培训；四是要在自愿情况下开设“适销对路”的培训项目，充分利用安徽经济“调转促”，逐步解决农民工、市场、企业三者之间的供需结构失衡；五是建立农民工教育培训的长效机制，这不但需要农民工输出地和输入地政府努力，还需要用工企业和农民工的参与、配合。我们认为：安徽可借鉴上海的经验，将进城农民工纳入到城市职工教育保障金制度中，保障金占农民工工资总额 2%，其中1.5%为企业出资，0.5%为个人出资，并纳入到社保体系中，按月由用人单位缴纳，划入农民工社会保障卡（综合保险卡）的个人账号中，保障金只能供农民工本人使用，专款专用，可累积，不能提现，五年为一周期，鼓励农民工稳定就业，促进融城。第五、力推义务教育、医保、保障房等社保改革和公共服务全覆盖

随着《国家新型城镇化试点省安徽总体方案》和安徽十三五规划的发布，预计到 2017年，安徽省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要达到 54%，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有望达到 30%左右;到2020 年，安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要达 56%，此时，我们要力争安徽的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 35%，这样，全省各地才能初步建立健全比较完善的新型城镇化体制机制。为此，我们必须解决安徽城市义务教育、工资、保障房等社保和公共服务常住人口的全覆盖。

在教育方面，2015 年安徽应该通过农村学生参加中等职业教育的免学费政策和资助政策，努力实现农村中未升学的初、高中毕业生都能接受全日制的中等职业教育，提高未来农民工的整体素质。同时，为了保障省内城市农民工子女与市民共享受教育的权利，省市一级的财政必须加大教育经费的投入，扩大城镇“普惠性”的幼儿学前教育，接受农民工子女入园受教；健全和完善农民工随迁子女在输入地城市参加中考、高考的相关制度和政策，消除他们融入城市的制度障碍。

在工资方面，据我们调查：2015 年安徽农民工总量 1858.8万人，其中外出的农民工 1328.8万人（省外 960.8万人，省内 368万人）。2015 年安徽农民工工资拖欠、超时加班等问题仍然比较突出，我们建议：各地公安机关要继续加大打击力度，严格执法。政府主管部门可出台政策，借鉴阜阳劳动监察支队和市建筑业监督管理局经过两年多筹备开发出的民工维权保障管理平台“劳动通”，通过互联网技术来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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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与执法相结合，通过为农民工、劳务公司、企业各方提供“精准服务，精准保障”各方合法权益。

在城市医保、新农合等社会保障方面，2016 年，我们希望安徽各级政府能依法将与企业单位建立稳定劳动关系的农民工纳入职工社会保险覆盖范围，实施“全民参保登记计划”，真正落实灵活就业流动人口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并与城镇职工社保的有效衔接。从提升人口城镇化的角度，积极推动稳定就业的农民工根据自身情况选择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医保或户籍所在地新农合；特别以建筑业为重点，对农民工是否全员参加工伤保险进行检查督办。同时，政府还应做好“高龄”农民工的社会保障，不能让他们为城市发展“流汗”又“流泪”。

在城市保障房方面，其实早在 2013 年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总工会副主席陈平就提出 “城市保障房应面向农民工”。因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农民工融入城市是一个标志” 。2013 年 6月合肥市也修订了《合肥市城市房屋租赁管理办法》，要求全市的流动人口管理基本实现全覆盖，但落实不尽如人意。我们认为，安徽可以先将城镇稳定就业的农民工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再综合利用财政、金融、土地吸引社会资金参建，用政策杠杆鼓励民间资本加入，将农民工纳入城镇职工住房公积金范畴。同时也应适时调整城市住房公积金提取办法，支持稳定就业的农民工在城市购房、租房，力促农民工融城。第六、要保护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利，让农民工融入城镇有“底气”土地是农民维持生计的最基本保障，也是多数农民工城镇就业的最大本钱。政府要依

法保护农民的承包地和宅基地的权益不受侵害，要让农民工合理合法的“带财产进城”。我们建议：一是各地政府要尽快落实全省农民的土地“确权”，依法保障进城落户的农民工在农村的土地财产和村集体的股权收益不受侵害；二是要真正实现安徽城乡建设用地“同质、同价、同权、同收益”，尽快出台新的考核评估办法，严格执行新的《农村土地管理法》、《农村集体所有土地征收补偿安置条例》，违法必究；三要依法规范政府公益事业的土地征用程序，保障农民在土地使用权买卖交易中的“话语权”，真正按照土地市场价格交易，依法保障失地农民的合法权益不受损；四要敢“碰硬”，深化土地改革，真正实现国有土地供应的“双轨并单轨”，切实保护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利，让安徽农民工融入城市有“底气”。第七、科学引导，分类、有序地推进安徽农民工的城市“四融入”

我们要根据安徽各地经济社会的发展，通过各地政府的科学引导，分类、有序地推进农民工就近融入城市，实现农民工个人融入城市企业、家庭融入城市社区、子女融入城市学校、农民工群体融入整个城市社会。为此，我们应该按照“个人条件成熟、地方财政许可、城市产业布局和融城时间”四个重点来分类有序地推进农民工融城。

第一类：按照“个人条件成熟”有序。也就是重点推进有条件、有能力、有素质的农民工融入城市。当前，受各地财力限制，我们可按照省内农民工优先、有技术特长的优先、工龄长的优先、35岁以下的中青年优先、举家外出的农民工优先。先试点、示范，再推广。

第二类是“地方财政许可”有序。也就是要考虑地方财力，根据各地特色，“以人为核心”，分清主次、先后。先抓紧解决省内农民工的就近就业创业，因为就业是“饭碗”。我们要深化改革，利用财政、金融等政策工具，鼓励“万众创新，全民创业”，推进有条件的、稳定就业的农民工与市民的社保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逐步实现安徽城镇社保和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的全覆盖；

第三类是“城市产业布局”有序。也就是按照安徽的城镇产业布局和人口承载力，发展产城一体化。结合安徽农民工的意愿，分区域、有重点地促进流动人口融入大中小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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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引导他们向“两圈两带一群”和合肥“副中心”、“宁合芜”城市群集聚，目前我们可以省内中小城市为突破口，适当提高省内特大城市农民工融城的门槛。

第四类是“融城时间有序”，为完成安徽“十三五”规划的目标——2017 年底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到达 30%，为 2020 年实现户籍人口城镇化率 35%打下良好基础，我们只有抢抓机遇，有重点的积极推动有条件、有能力、有素质的农民工率先实现城市“四融入”只有这样，才能形成比较完善的“以人为核心”城镇化体制机制，使大多数农民工能够获得与市民平等一致的身份权利，共享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并在价值观、社会认同和生活方式上完全融入城市。 参考文献：[1]胡文静，汉，1962.11.07 出生于合肥，单位：安徽省直工委党校马列基本理论教研室，职称副教授，研究方向：城镇化等[2]侯勇，汉，1962.12.10 出生于合肥，单位：安徽省图书馆，职称副研究馆员，研究方向：地方文献、城镇化等[3] 安徽省统计局.2015 年安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J]安徽日报.2016-2-28(7).[4] 安徽省统计局.9市城镇化率超过 50%[J].中商情报网。2016-2-23(1) [5]2016 年 2月 21日安徽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批准.安徽“十三五”规划纲要[J]安徽日报.2016-5-13(7).[6] 芜湖新闻网。芜湖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全省最高 [J]芜湖日报，2016-3-19.(1) [7]2016 年 2月 21日安徽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批准.安徽“十三五”规划纲要[J]安徽日报.2016-5-13(7).[8] 吴奇。根据国家统计局安徽调查总队农民工监测调查年报数据测算[J]。中安在线 2016-3-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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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瓶颈及化解路径生成——基于新型城镇化思维导向

程倩（安徽大学 社会与政治学院，安徽 合肥 230601）

摘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新型城镇化的核心任务，其标志着乡村居民在经济状况、政治权利、文化生活、心理适应等层面上向城市居民的蜕变。现阶段，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受到一系列因素的掣肘：公共服务制度设计缺陷、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的双重匮缺。因此，主观上要求流动群体自我提升以适应新型市民身份,客观上构建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制度、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健全农业转移人口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长效机制。关键词：农业转移人口；新型城镇化；市民化；化解路径

Bottleneck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the Urbanization of Agricultural Transfer of Population

——Based on the thought of New-type UrbanizationCHENG Qian

(Institute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s, Anhui University, Hefei, Anhui，230601)

Abstract: The urbanization of agricultural transfer of population is the core task of new-type urbanization, which marks the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residents in economic conditions, political rights, cultural life, psychological adaptation and other aspects of urban residents. Nowadays, The urbanization of agricultural transfer of population are facing a series of obstacles, such as the defects in the design of public service system, the lack of human capital and social capital. Therefore,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has to upgrade themselves in order to adapt to the new civic identity in subjective. In objective, it is necessary to build a unified labor market system in the urban and rural areas, improve the social security system and build a long-term mechanism for the human capital and social capital of the agricultural transfer of population .Key words: agricultural transfer of population; new-type urbanization; citizenization；countermeasure

城镇化是指人类社会生产和生活活动在城镇区域空间内的聚集过程，包括人口城镇化、非农产业城镇化、地域城镇化（土地城镇化）、生产生活方式城镇化。[1]区别于传统城镇化盲目追求土地城镇化（城市规模的扩张和城市建设用地面积的增加），新型城镇化是以人口城镇化为核心，以科学发展观为理念先导，以促进产业发展、就业转移和人口集聚相统一和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协调发展为目标的独具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中共十八大明确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并首次以“农业转移人口”概念替换 “农民工”的称谓。人口城镇化的核心任务在于推进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城镇化健康发展的重要动力，是统筹城乡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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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关键环节，是创新社会治理和推进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的基本任务，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重大意义。一、相关研究综述

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对农业转移人口相关研究成果颇丰：郑杭生（2005）认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指作为职业身份和社会身份的农民从农民角色集向市民角色集转型，通过外部“赋能”与自身增能适应城市，实现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生存方式和身份认同等方面的现代性转变，成为合格的新市民。[2]刘传江（2005）指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内涵主要是农业人口在生存职业、社会身份、自身素质以及意识行为等层面的转变。 [3]王兴周（2008）则强调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应该包括四种含义——以身份和生活方式为主且惠及职业、社区的市民化。[4]王桂新等人（2008）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内涵囊括为居住条件、经济生活、社会关系、政治参与、心理认同等五个方面。[5]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2011）认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必须实现经济立足、社会接纳、身份认同和文化交融。[6]

国外学术界以农村劳动力转移动因为视角展开农业转移人口相关研究。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W. A. Lewis)提出发展中国家的二元经济模型，即发展中国家存在传统农业部门以及现代工业部门两类经济部门，工业部门以高收入、高效益优势持续诱引劳动力由农村转移至城市，直至剩余劳动力被城市完全吸收。托达罗（Todaro）以迁移预期收入理论分析发展中国家乡城人口迁移的关键因素为城乡收入差异和城市就业率。E.S.Lee 在《人口迁移理论》中指出，农业人口迁移与迁入地、迁出地、中间障碍因素和迁移者个人因素密切相关。国外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已有研究较为成熟，但由于国情、背景差异并不完全适合我国。国外农村劳动力从“农业向工业的职业转移”和“农村向城市的区域转移”基本同步进行，但我国户籍制度的安排衍生出城乡二元社会经济结构，导致劳动力身份转移滞后于职业转移，农业转移人口沦为城市的边缘群体。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应是指农业人口的职业由农业向非农转化，

地域由农村社区向城市社区转移，居民身份由农村户口向城市户口转变，民众行为方式、价值观念趋于新市民的“多位一体”目标嬗变过程。延伸其内涵可扩展至：（1）经济状况:收入与消费水平提高、居住环境和生活质量改善、就业渠道拓宽。（2）政治权利:城市社会市民身份确立、合法权益有效保障、社会地位及政治权利实现平等，可公平享受城市公共资源和社会福利。（3）文化生活:群众综合素质提高、职业技能素质稳步提升。（4）心理适应:乡村型人格向城市型人格蜕变，逐步接纳城市生活方式，转换价值观念、思维方式、行为态度等，形成对城市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二、新型城镇化视域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现状

（一）农业转移人口规模庞大，人口市民化率低速徘徊自 1978 年改革开放后，随着产业结构升级与农业机械化的推广，大量农业剩余劳动

力向城镇转移，农业转移人口大潮涌动。经过多年的发展，截止2014 年全国农民工总量已达 27395万人，约占全国总人口 20.0%、城镇常住人口的 36.6%。[7]伴随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加之我国农业人口基数大，这一群体仍将呈现出持续增长趋势（图 1）。根据国家近期规划发展目标，2020 年底我国城市化水平力争达到 56%，这意味着今后每年需要将近1300万农民纳入城市体系，农业转移人口队伍体量将继续高速发展壮大。市民一词通常是指在城镇居住、从事非农就业且拥有城镇有效户籍的合法公民。户籍城

镇化率和不完全城镇化率（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与户籍城镇化率之差）是反映市民化程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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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指标。户籍城镇化率即人口市民化率，表示已经拥有城镇有效户籍的公民数量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不完全城镇化率则反映未实现市民化的公民数量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据不完全统计，截止至 2013 年，中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仅 35.3%，不完全城镇化率为17.3%。[8]35.3%的户籍人口城镇率远低于发达国家 80%的平均水平，甚至还未达到发展中国家 60%的平均水平，“半市民化”的状态仍未饱和。

图 1 中国外出农民工数量与增长趋势（二）市民化程度提升投入成本较高，多项因素羁绊受众主体意愿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是指农业人口在转移到城市实现身份转换过程中，由私人和

政府所承担的相应费用和代价，具体包括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两种形式。[9]农业转移人口私人成本是指市民化过程中所需支付的费用以及损失的收益，主要涉及日常生活、医疗、教育住房、就业培训等方面以及因户籍迁出而放弃的机会成本——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的收益。由于城乡物价、医疗、教育水平的差异，农业转移人口满足生存需要的成本更高。加之城市的经济适用房、廉租房等公共住房目前大多不对农业转移人口开放，农业转移人口需额外购置住房或者支付较高的租赁费用才能在城市定居。2013 年《城市蓝皮书》指出，农业转移人口人均每年个人支出成本约为1.8万元，绝大多数农业转移人口还需要支付平均每户 30万元的购房成本，高昂的购房成本已超出大部分农业转移人口的可承受能力。农业转移人口的社会成本则是指政府为解决农业转移人口在医疗、教育住房等社会保障问题，在城市基础设施、城市投资、城市公共服务建设等方面的财政支出。据 2013 年《城市蓝皮书》初步测算，预计到 2030 年前全国大约有 3.9 亿农业转移人口需要实现市民化，政府人均每年需要支出 13.1万元的公共成本。双重补贴资金的投入凸显出高成本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过程举步维艰。与此同时，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程度不仅受制于市民化成本与收益权衡结果、社

会保障水平、年龄、婚姻状况、受教育水平等个人属性特征，也跟迁入地条件、城乡收入差距等其他社会经济要素等因素密不可分。当市民化收益高于市民化成本，农业转移人口定居城市的意愿则较为强烈。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王桂新教授通过研究发现农业转移人口所享受的社会保障水平越高、年龄越大、在婚、文化程度越高，迁入地区越发达，城乡收入差距越大，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的概率也就越大。[10]

（三）群体整体就业属性羸弱，社会保障失衡窘局定势

注：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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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转移人口文化素质偏低，属于低知识阶层。据2014 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数据显示，全国 60.3%农业转移人口的文化水平以初中文化为主，该群体仅有 7.3%的民众能取得大专以上文凭（表 1）。此外，农业转移人口中接受过技能培训的比例仅为34.8%。[7]农业转移人口因自身文化素质的低下、技能培训的缺失直接导致其就业能力弱化，长期停滞在城市次级劳动力市场，主要从事社会福利低、劳动强度大、工作时间长、收益报酬少的建筑、餐饮和制造业等低端体力型行业，非正规就业形势严峻。因城乡仍未形成统一平等的就业制度和一体化劳动力市场，农业转移人口就业权益保障薄弱，就业机会不平等且缺乏职业经历累计和晋升的保障机制，无法形成职业资本与地位的积累，不能与城市居民“同工同酬、同工同时同工同权”。

表1 农业转移人口的文化程度（%）文盲或半文盲

小学 初中 高中 大专及以上

2013 年 1.2 15.4 60.6 16.1 6.72014 年 1.1 14.8 60.3 16.5 7.3

注：数据来源于2014 年全国农民工调查数据报告近年来，农业转移人口社会保险意识有所提高，但真正的参与率仍维持在较低水平 。

2014 年农业转移人口的工伤保险、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参保率分别为26.2%、17.6%、16.7%、10.5%、7.8%，比上年分别提高 1.2、0.5、0.5、0.7、0.6 个百分点。[7]农业转移人口与城镇就业人员的参保率相比较而言，两者差距明显，除工伤保险外，城镇就业人员参保率均大幅领先农业转移人口参保率（图 2）。[11] 造成这种失衡局面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新农合、新农保设计保障程度低，农业转移人口参保积极性弱；另一方面，农保、城保转移接续难，且现行城镇社会保障缴费门槛高，不少不法企业为降低企业成本逃避政府监管，拒绝承担为农业转移人口缴纳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等社会保险的责任。

图 2 2010 年农业转移人口和城镇就业人员的社会保险项目参与率三、关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瓶颈的思考

（一）制度失衡：依附在户籍区分上的城乡居民权利断裂2014 年 7月 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

的意见》，取消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性质区分及其衍生的蓝印户口等分类户口，确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至此户籍制度改革进入全面实施阶段。户籍制度虽然在限制“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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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劳动力流动方面的功能逐步减弱,但粘附于户籍制度上的一系列城市福利和公共服务制度却成为户籍制度抑制功能的进一步延伸与拓展,对农业转移人口的差别性对待与集体性排斥尚未涤净，城乡居民间的权利断裂依旧存在，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领域：

1.就业制度农业转移人口的就业信息渠道狭窄，主要是亲戚、同乡介绍等非正规渠道。城镇就业户

籍歧视，以非正规劳动力市场就业为，劳动待遇差，工作强度大，劳动时间长，大多数农业转移人口未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以 2014 年统计为例，约有 62.0%的农业转移人口并未签订正规劳动合同。即使在已经持有劳动合同的人口中，也大量存在着劳动合同不规范的状况，即合同大多单向约束农业转移人口，对用人单位缺乏硬约束，克扣和拖欠工资等违法现象丛生，就业权益保障薄弱，法律维权服务不健全。

2.住房制度农业转移人口并未纳入城镇保障性住房范围内，现有城镇保障性住房只面向秉持本地

城市户口的居民，相关住房保障政策缺位，农业转移人口被迫居住在环境较差的工地工棚、单位宿舍和租赁房，无法实现家庭的整体性迁移和永久性居住，呈现短期流动性。此外，农业转移人口面临收入低与房价高的困境，无住房公积金，购买商品房时无法利用公积金贷款享受较为优惠的贷款利率，住房保障权益缺失。

3.社会保险制度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险制度差距显著，农业转移人口在社会保险层面无法享有与城镇市

民同等的权益。以失业保险和养老保险制度为例：《失业保险条例》规定为城镇企业和事业单位的城镇职工建立失业保险，城镇企业事业单位和城镇户籍职工分别按照本单位工资总额的 2%和个人月工资的 1%缴纳失业保险费，但是城镇企业和事业单位招用的农民合同制工人的失业保险费仅由单位承担，个人无需缴纳，个人连续工作必须满 1 年方可领取一次性生活津贴而非失业保险金，生活补助标准低于失业保险金的标准。首先，部分农业转移人口因为职业流动性强，就业不满一年而无法领取补助金；其次，领取补助金必须提供参加失业保险和缴纳失业保险费的证明，由于个人不缴纳无法提供证明，必须向单位索要，如果单位拒绝为其提供证明则其将无法享受资金补贴；再次，大量农业转移人口依旧未被纳入失业保险覆盖范围内，2014 年仅有 10.5%的农业转移人口参加失业保险。而《农民工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办法》明确指出，农民工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缴费需累计满15 年以上才达到福利待遇领取条件。目前，我国的基本养老保险实行“统账结合”制度，由企业和个人共同缴费，单位缴费的 30%和个人缴费划入个人账户，其余部分为统筹基金，缴费达到一定年限及其他条件后才可享受相应待遇。[12]一方面，农业转移人口存在部分 50周岁以上的高龄群体，缴费年限往往不足 15 年，无法享受养老保险的福利待遇；另一方面，农业转移人口地域流动性广，养老保险需跨统筹区域转移，但转移的只是个人账户部分，统筹基金被遗留在流出地，而流入地则要承担农业转移人口退休后的统筹基金，部分地方政府为避免本地财政流失，通常会人为设置障碍，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困难。

（二）人力资本困境：资本存量与积累的双向不足限制市民化提速增质作为人力资本理论的构建者，美国经济学家西奥多•舒尔茨(T•W•Schultz)提出人力

资本是凝结于人一身的知识、技能、体能、劳动经验等价值的总和，人力资本的积累是社会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通过投资于教育、医疗健康等可以积累和提高人力资本。美国社会学家彼得•布劳、邓肯于 1967 年出版的《美国职业结构》一书中，二者构建出社会地位获得模型并将教育这一关键的人力资本计入影响社会地位的变量中，明确了人力资本对个人社会地位实现的关键性作用。农业转移人口的人力资本是一种可以通过教育、培训、实践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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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增值的体力与智力形态的资源，主要表现为知识储备、劳动技能、健康状况和对社会环境的适应能力。[13]目前，农业转移人口的人力资本要素禀赋不足的现状是阻滞其市民化的一大障碍。农业转移人口人力资本要素禀赋不足主要体现在个人人力资本存量较低和人力资本积

累不足两方面。人力资本存量的多寡一般用受教育程度来衡量，它是指通过学校教育而积累的文化知识资本。教育水平是农业转移人口获得市民资格的关键资本。例如，广东省实行农业转移人口积分制落户，将落户条件细化为学历、技能等多项指标，并赋予相应的分值，初中学历仅可积 5分，高中学历可积 20分，本科学历却可积 80分，积满 130分便可申请入户广州市。然而，如上文已述，现阶段我国农业转移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整体上偏低，人力资本存量严重不足。人力资本积累是指通过技能培训、劳动力迁移投资和健康投资等在原有的人力资本存量基础上形成的增量。农业转移人口人力资本积累的方式主要是参加职业 技 能 培 训 。 2012-2014 年 ， 农 业 转 移 人 口 接 受 技 能 培 训 的 比 例 偏 低 ，2012、2013、2014 年接受非农职业技能培训的农业转移人口仅占 25.6%、29%和 32.0%（表 2）。就业技能的缺失导致人力资本积累能力匮乏，极大限制农业转移人口的就业层次、职业选择范围和收入水平，制约其市民化能力。农业转移人口文化素质和就业竞争力的孱弱已经无法满足时下城镇劳动力市场对智力型、技能型劳动力的需求，职业技能水平亟待提高。

表 2 接受培训的农业转移人口占比情况（%）接受农业技能培训 接受非农职业技能培训 接受技能培训

2012 年2013 年

10.79.3

25.629.9

30.832.7

2014 年 9.5 32.0 34.8注：数据来源于2013—2014 年全国农民工监测报告

（三）社会资本层差：私人关系与契约社会彼此排斥、兼容失序社会资本概念肇始于上世纪八十 年代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 ·布迪厄（ Pierre

Bourdieu）《社会资本随笔》一书。他认为社会资本是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的集合，资源的获得与持久的体制化关系的网络的占有密不可分。詹姆斯·科尔曼（James Coleman）则从功能的角度定义社会资本的内涵，提出社会资本是由构成社会结构的各个要素组成，它为结构内部的个人行动提供便利。罗伯特·普特南(Robert Putnem)坚信社会资本是指社会组织外显的诸如信任、规范以及网络等维度的特征，它们能够通过促进合作来提高社会效率。农业转移人口的社会资本是指个体从社会网络、社会组织和社会制度中所可能获取的

社会资源，可细化为私人关系型社会资本和契约型社会资本两种类型。农业转移人口私人关系型社会资本规模和质量远低于市民关系型社会资本，后者主要是以业缘为纽带的异质型社会网络，以次级社会关系为主，社会交往具有间接性和霎时性的特点；而前者的私人关系型社会资本镶嵌在血缘、亲缘、地缘三维关系网络中，网络规模小，具有先赋性、同质性和封闭性，以初级社会关系为主，交往方式以直面性交往和长期性交往为主，交往的对象局限于从事相同或类似职业的亲戚、同乡等内群体，职业等级差异小，从关系网络中可攫取的社会资源有限。一方面，由于我国“二元”社会结构的长期存在，城市居民与农业转移人口的先赋资源、生活方式、思维观念等存在显著差异，部分城市居民对农业转移人口保有歧视心理，以自身优势排斥农业转移人口，农业转移人口难以融入城市居民社交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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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约了农业转移人口关系型社会资本网络的拓展；另一方面，农业转移人口深受以家为本位的传统思想的影响，进入城市之前长期处于“差序格局”中，奉行特殊主义的人际信任原则，本能排斥与陌生人接触，对陌生人持有低信任的怀疑态度，限制了其关系网络整体性格局的改变。农业转移人口的契约型社会资本可分为组织型社会资本和制度型社会资本，是其通过

社会组织、社会制度获取的资源。中国是缺乏社会中间组织的社会，社会协调呈“哑铃型”——一端是强大的政府，另一端是原子化的个人和家庭，独缺中间组织。[14]因此，农业转移人口并未形成跨血缘、跨地域的自发性互助组织，从组织网络中攥取的社会资源有限，由于缺乏组织的有效整合以及自身缺乏通过组织寻求外部支持和正当利益诉求的观念，导致其难以借助组织的平台与城市居民建立良好的互动关系，在遇到利益纠纷时难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制度型社会资本为农业转移人口的合法权益提供制度性保护，但目前针对农业转移人口就业、社会保险、住房、政治权利等各权益的制度和措施设计一直是改革发展中的瓶颈，其制度型社会资本难以增加，制度型社会资本缺失导致其参政能力和维权能力弱化，政治参与不充分，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四、化解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障碍的路径生成

（一）以建立健全统一劳动力市场机制为先导，实现城乡居民就业待遇平等化1.建立城乡统一的就业标准针对我国大量乡村人口外流至城市所遭受到的就业不公平待遇，首先应率先建立城乡

统一的就业标准。政府降低农业转移人口进城就业的门槛，将其纳入城市就业体系中，逐步取消对其进城就业的行业和工种限制以及各种歧视性的政策、规定。

2.健全公共就业服务体系一是鼓励发展各类就业服务组织，大力培育为农业转移人口提供就业信息、职业介绍、

就业指导等服务的中介组织，加强就业服务市场监管，依法规范职业中介；二是进一步完善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信息网络和劳动保障服务机构，各级劳动部门应当加大对用工信息的宣传力度，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应通过多种渠道及时发布适合农业转移人口的岗位信息，加强劳动力市场信息网络建设，实现全国各级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招聘信息互联互通和共享发布，建立覆盖城乡的网络平台。

3.加强劳动执法监察力度政府应认真督促企业认真贯彻实施《劳动合同法》及实施条例，依法规范企业用工行为

对涉及工资拖欠案件劳动、司法部门要从速公正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责任。完善农业转移人口工资合理增长机制，积极促成农业转移人口与雇主之间关于工资的集体谈判与协商机制的建立，指导企业在经济效益增长的同时增加农业转移人口工资。

（二）以完善多重社会保障制度为基础，降低乡村民众城市生活融入难度1.逐步普惠农业转移人口的社会救助制度政府应当建立以最低生活保障为核心，包括紧急救济和法律援助在内的社会救助制度，

对农业转移人口及其家属由于特殊原因出现突发性生活困境的，给予妥善的救助，将农业转移人口纳入法律援助对象，鼓励社会力量对困难农业转移人口家庭给予帮扶。

2.完善社会保险政策 一方面，加快修订《失业保险条例》的内容，逐步统一并完善农业转移人口和城镇职工的失业保险政策，明确农业转移人口参与失业保险制度的参保缴费；另一方面完善社会保险异地转接衔接机制。制定全国统一的、通用的个人社会保险账户和统一的农业转移人口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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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异地转移衔接管理办法，通过中央财政补贴的方式解决好农业转移人口异地转移时保险基金的社会统筹部分由流入地承担的问题，减轻流入地的资金支付压力。

3.适时调整城镇住房保障制度一是扩大城镇住房保障范围，逐步将农业转移人口纳入城镇保障性住房制度中，放宽

农业转移人口申请廉租房、经济适用房的政策安排，对低收入的农业转移人口家庭给予适当的住房补贴，降低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购房时所承担的税收、银行贷款利息支出，对于稳定就业的农业转移人口，用工单位应按国家规定及时足额为其缴纳住房公积金。二是加大政府财政投入力度。中央政府应在财政预算中增加住房保障性支出，各地政府应根据本地产业发展区域特点及农业转移人口住房困难状况，在行政区域内合理规划并建设保障性住房区域，吸引社会资金参与城镇保障性住房的建设，降低政府的财政压力，鼓励开发区、产业园区以及用工量大的企业建设农业转移人口的集体公寓，为农业转移人口提供一个安全舒适、配套完善的居住环境。

（三）以筑构新型人力、社会资本长效机制为动力，强化农业转移人口抵御风险能力1.稳步提升人力资本

一是加强对农业转移人口的技能培训和职业教育。各级政府要把推进农业转移人口技能培训和职业教育为重点列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计划中，落实好中等职业教育国家助学金和免学费政策，尽快实现农村免费中等职业教育，确保培训补助经费的到位，鼓励农业转移人口参加职业技能培训、岗位培训和自学考试或到各类成人学校进修学习，各地区可成立专门的农业转移人口人才培训基地和训练中心。二是开发多种培训途径。拓宽农业转移人口的培训渠道，不仅需要政府举办的培训机构，更需要企业和民间提供的培训。企业要转变用工理念，重视农业转移人口技能的提高，加大对农业转移人口技能培训的投入，协调和统一农业转移人口素质的提高与企业的长足发展。政府要鼓励民间培训机构的成立，促进民间机构成立的合法性和规范性。三是优化培训内容。政府要根据市场劳动力需求的变化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动态地调整培训内容，根据不同行业、不同岗位、不同工种对劳动力的素质要求和不同教育、技术层次的劳动力，有针对性地安排培训内容，确保职业培训和就业指导的实用性。

2.大幅拓展社会资本一方面，切实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发挥工会维护农业转移人口权益作用和社区组织

管理、服务功能，动员农业转移人口积极参与，通过加入工会增强自身谋生能力，借助社区组织拓宽与城镇居民交流渠道，摆脱同质型社会关系网络的桎梏，拓展社会网络以形成以业缘为主的异质型社会关系网络，强化社区认同感和归属感。另一方面，改变城镇居民对农业转移人口的歧视和偏见。加大对农业转移人口正面形象的舆论宣传力度，肯定农业转移人口对城市经济发展的辛劳贡献，以促进城镇居民在心理上接纳农业转移人口，在行动上帮助农业转移人口改善自身劣势。

（四）以乡村流动群体自我提升为辅助，实现城市新市民角色转变1.提高综合素质一个群体的科学文化素质影响其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所能享受到的经济成果和社会

福利，更制约其未来发展。为此，农业转移人口必须加强自身学习，积极参加国家专业技术资格考试，考取相关专业技术资格证书，主动接受职业技能培训，掌握良好的就业技能，进而为自身人力资源价值和劳动报酬的提高创造有利条件。另外，农业转移人口更需了解基本的法律常识和维权渠道，增强法制观念，学会利用法律维护自身权益以改变城市边缘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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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适应城市主流文化沃思(Louis Wirth)认为，“城市性”是生活方式的一种，基于规模、人口密度和社会

复杂性的不同，城市具有其有别于乡村的一整套社会与文化特质。[15]生产方式决定人的思维方式，传统自然经济催生小农经济思想，工业文明孕育人积极进取、开拓创新的精神。农业转移人口小农经济思想浓厚，融入城市时必然会经历农村范式向城市范式社会组织形态的转变，文化震惊、文化濡化、文化重建、文化再适应、文化创新现象接踵而至。为此，农业转移人口必须转变思想观念，培育市民观念，积极接触城市居民，接受城市主流文化，内化新的市民规范和价值取向，实现城市新市民角色的调适和转变。五、小结与展望

随着新型城镇化的推进，劳动力要素跨区域转移，城乡二元体制将逐渐向城乡一体化嬗变。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必须顺应趋势，应当消除人为设置在城乡间阻碍各类社会要素跨城乡配置的制度障碍，加快脚步建立起由政府承担为主，企业、个人承担为辅的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以期最终实现城市居民权利平等、社会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宏伟目标，真正落实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理念，有序统一人口城市化和人格城市化过程，实现农业转移人口市民身份的确立和市民人格、生活方式的蜕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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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陈丰 . 从 “虚城市化” 到市民化 :农民工城市化的现实路径 [J].社会科学，2007(2):110-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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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研究马宏宇

（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 硕士）摘要：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人民群众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一变化对人们的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也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2010 年中国“六普”公布的全国总人口为 13亿人，而我国的农民工总量几乎占全国总人口的 19﹪左右，这一庞大群体的思想观念与价值取向等特征以及对中国社会发展、经济运行可能产生何种影响，这些都决定了对农民工群体进行深入研究的重要性，尤其是研究农民工新老交替的延续。认真开展对农民工的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方面的实证应用研究就具有重要的意义。关键词： 农民工；生育意愿；生育行为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一）研究背景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人民群众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都发生了很大的

变化，这一变化对人们的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也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在我国进入改革和发展的攻坚时期，2015 年，国家实施“全面二孩”的计划生育政策，这些新的形势和政策调整将对人们的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具体产生何种影响？目前，我国农民工总数已经超过了 2亿多人，这表明，数量庞大的农民工已成为当今我国社会发展中不可替代的劳动力资源，这需要我们认真而深入研究农民工为我国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所带来的方方面面的变化。

在关心农民工生存与发展的同时，我们还需要研究农民工新老交替的延续，而农民工的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的发展与变化是最为关键的部分，论文主要是通过问卷调查和访谈的方式来直接或间接地了解农民工的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研究农民工的内心世界、价值观念和生育倾向追求并综合分析其影响因素。社会在发展，农民工的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也在不断地发展变化。本文重点研究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农民工的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的变化特征、发展趋势以及对我国政治、经济、社会所带来的影响，进而提出一些具有可行性的对策和建议。同时还要及时关注农民工群体的生存和发展状况，关注农民工群体的思想意识和社会心理变化，为国家解决农民工问题建言献策、提供合理的参考意见。

（二）研究意义本论文在研究农民工群体的生育意愿方面以及实际的生育行为的基础上，旨在结合国

家最新的“单独二孩”生育政策的调整和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变迁对农民工的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所带来的深刻影响，进而研究农民工面对新的社会经济、政治形势在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上的变化和反应，继续跟踪研究农民工在生育的意愿、行为方面的发展变化趋势。因此，研究农民工生育的意愿与行为具有重要的价值。二、农民工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发展现状分析

（一）、农民工生存与发展现状1、农民工食宿状况条件差他们没有条件居住在舒适的城市公寓或住宅小区里，为了节省租房成本，往往居住在

城市的郊区之外，住在简易的民居或者临时搭建的住所，住房面积狭小、设施简陋、卫生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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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极差、居住环境恶劣2、农民工就业的劣势地位农民工进城务工，他们的文化水平不高，没有一技之长，就业有门槛歧视、种类歧视、

工资待遇歧视。3、农民工社会支持网络环境不足他们的社会关系简单，更不用谈到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人际交往、休闲娱乐等等社会

交流活动。特别是，一旦农民工的正当的、合法的权益受到某种程度的侵害时，他们很难通过合理的、适当的渠道来表达他们的正当的利益诉求，难以实现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的目的。

（二）、农民工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现状近些年来，伴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人民群众的价值观念、精神风貌以及思

维方式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而这一变化，它对人们的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也同样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农民工生育意愿1、意愿子女数现状农民工群体离开农村来到城市打工、经商或创业，他们深感城市生活巨大的生存压力

和沉重的经济负担，根据自己在外务工经历的切身体验和理性、慎重的思考，特别是在面对城市生活压力时，他们会在生育孩子数量和减轻负担方面做出一定的权衡，有一些农民工期望生育 1 个孩子的，但是，大多数受访农民工也都表示，最为理想的情况是能够生育2 个孩子。而希望生育 3 个孩子及其以上的受访者极少。农民工长期在城市务工和生活，可以说，他们已把自己所流入的城市当作第二故乡，

受到现代化城市的价值观念、婚育思潮和生活方式的影响，他们逐渐放弃了多子多福、儿孙满堂的传统生育观念，转而接受了通过提高孩子对家庭的效用来代替对孩子数量的追求的现代生育理念。农民工群体为了缓解在城市的生活压力以及昂贵的子女教育、医疗等经济成本，为个人获得更好的生存与发展机会，更是为了给孩子提供良好的成长条件，他们权衡利弊、综合考虑后比上一代选择减少生育孩子数量。

2、意愿性别偏好现状长期以来，在我国大部分农村地区，农民们的重男轻女、传宗接代、养儿防老的思想观

念一直都是根深蒂固的，但是，随着我国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变迁，城乡二元体制的藩篱逐渐被打破，农村地区重男轻女的落后观念也逐渐破冰融化。农民工在性别偏好方面的生育意愿也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尽管重男轻女和养儿防老这些传统的思想观念已没有太多的现实支撑，但大多数农民工还是仍期望儿女双全。而希望生育一个孩子并且不在乎生育的是男孩还是女孩的农民工也明显增加，总体而言，农民工的意愿性别偏好的思想进一步弱化。尽管农民工生育意愿的性别偏好方面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过，仍会有一半以上的农民工受到传统观念的影响，其意识里依然期望生育男孩或者儿女双全。但是，长期在外务工的农民工群体受农村传统的重男轻女观念影响逐渐变小，并且城市男女平等的观念对他们影响也是比较大的，认同生男生女都一样的生育观。

3、意愿的生育时间及其间隔现状农民工的意愿生育时间和意愿生育间隔，一般而言，通常是指农民工希望结婚后多长

时间内打算生育第一个孩子以及生育第一、二个孩子的时间间隔。农民工未接受过小学教育的，他们的意愿生育时间与间隔最多的集中在 1 年及其以内，

间隔为第 2 年、第 3 年、第 4 年分别为受过小学教育的，受过高中教育的，如果政策允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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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第二个孩子，他们的意愿生育时间与间隔最多的集中在第 3 年。受教育程度与农民工的意愿生育时间与间隔的关系可以理解为，随着农民工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他们的生育意愿会进一步降低，生育时间有所推迟，间隔有所延长。一般来说，年长的农民工生育意愿强烈，生育时间间隔较短，而新生代农民工生育意愿比较低，生育时间间隔变长。农民工来到城市经商或务工，传统的婚配模式和结婚时间被打乱，同时，由于受到个人家庭经济状况的限制和工作环境、工作能力的影响，他们的结婚时间和生育时间也会推迟很多，尤其是结婚成家需要支出很大一笔钱，没有足够的资金支持是很难完成的。为了积累足够的结婚礼金，他们就需要在外多打拼几年以便赚取更多的钱，因此，这也成为一些农民工不得不推迟结婚的重要原因之一。

（2）农民工生育行为现状1、实际生育子女数现状农民工实际生育孩子数量与其理想的意愿子女数具有一定的差异。与传统的农村地区

生育意愿相比，他们的生育意愿子女数已经减少了很多，事实上，真正能够实现的生育行为还是比意愿子女数有所减少的，可以这样说，大多数农民工的实际生育行为都是低于其意愿子女数的。尽管，农民工的意愿子女数一般是他们理想中所期望实现的孩子数量，但在真正考虑生育孩子时，受到各种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的制约，他们的生育行为又往往难以实现其所有的期望的。农民工在城市打工面临着很大的生活压力、工作压力，工作时间长、条件差，加班多，

没有太多的自由。加之，沉重的生存压力和经济负担，他们从自身的发展需要和孩子的成长成才角度出发，希望减少生育孩子数量，提高孩子质量，以极为有限的资源，尽最大可能地为子女提供充分的物质生活条件和良好的教育条件。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们只有做出一定的牺牲，主动减少生育孩子数量，这就使得他们的意愿子女数与实际的生育行为产生一定的偏差。

2、实际生育子女性别现状农民工进城务工后，他们受农村传统的重男轻女的思想观念的影响是逐渐弱化的，但

是，他们毕竟还会在内心深处对于具有鲜明的乡土情结烙印的思想十分敬重和敬畏的，这就使得他们在面对孩子性别选择方面处于矛盾的境地。在某种程度上，他们还是有着重男轻女情结的，还是希望依靠儿子养老和防老的，但是，受到城市的男女平等、公正、自由的思想的熏陶，他们对于生育男孩的愿望已经大为降低了，相对于传统上农村地区的生育观念，他们算是十分开明的了，然而，在生育男孩还是生育女孩问题上，他们的意愿性别偏好和实际生育的子女性别也是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期望值之差的。

3、实际生育子女时间与间隔现状农民工的生育意愿时间与生育孩子时间间隔也具有不同程度地或提前或延迟的特征，

而这一特征明显地印有时代变化的痕迹。有相当大一部分农民工的生育意愿与实际的生育行为是有很大的心理预期差距的。特别是，在某些情况下，他们所期望的意愿子女数、意愿子女性别偏好和生育时间等常常会与他们实际的生育行为相背离，这就使得农民工的生育意愿没有得以充分地实现。他们或许进一步地寻找机会、努力争取，或许会就此结束生育行为，带着人生中的部分遗憾去寻找另一种满足。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没有能够满足的生育意愿的重要性也会逐渐淡化，慢慢地淡出他们的心理期望。三、农民工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的影响因素综合分析（一）、政治和政策：影响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的强制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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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的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不是无政府主义和无序的，他们不可能随心所欲地安排自己的生育计划和自主地实施生育行为，而是会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尤其是，首先会受到国家的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限制和关于计划生育的法律、法规的制约。因此，农民工在做出生育计划和决策时，必须要考虑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规定和要求，只有符合国家规定条件的才可以被允许自主地安排个人的生育行为，才能够实现其生育意愿。受各种条件的影响，农民工的生育意愿也在进一步的降低，他们的主流生育意愿基本上都是希望生育 1-2 个孩子就足够了。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的生育意愿已经几乎与城市居民的生育意愿没有太大的差别了。（二）、社会和文化：影响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的潜在性因素一个社会的思想和文化对生活在这个社会中的人们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伦理道德、

价值观念都将产生深远而持久的影响，它对人们的思想、行为、做事风格起着示范和引领作用，并规范和约束着人们的行为，促使人们不要悖离了这个社会所认同的主流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1、社会环境因素：群体压力和从众心理农民工外出务工，他们通常会选择与自己熟悉的亲朋好友或乡里乡亲们共同到一个地

方打工，他们大多也会选择生活、居住在同一个地方或附近地方。农民工在城市务工所在的熟人社会与其在农村社区的熟人社会几乎构成了同样的社会文化观念和传统习俗，每个人的行为、思想也就具有了这一环境和氛围的烙印。农民工个人的思维、行动常常会受到来自群体的影响力和压力，而正是这种来自群体行动的压力驱使他们向同质化发展，每个人都自觉不自觉地产生了从众心理，甚至走向盲从，以保持自己和群体行动的一致性，避免被看作异化或异类。农民工进城务工，一方面受到其所在的熟人社会的农民工群体小圈子小环境氛围的影

响，另一方面受到他们所在的工作单位和城市社区大环境的影响，使得他们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受到来自不同环境因素的影响，发生了一定的变化。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的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受其影响变化显著，他们在做出实际的生育行为时总是会在不同程度上被这两种观点所左右。2、社会文化因素：传统文化与现代观念的交锋社会文化因素对农民工的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甚至主导着农民

工实际的生育行为。文化的力量是最为持久的，也是最为根深蒂固的。文化所形成的一整套的思想、心理与行为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行动目标，生活在这种文化氛围中的人们会有意识或无意识地依照文化传统、社会心理、民俗习惯来指导自己的行为。通常来说，农民工在外出务工之前，由于长期生活在农村，受农村传统的生育观念的

影响较大，趋于保守，生育意愿一般比较强烈。而农民工外出务工后，随着他们见多识广，视野的开阔，受到现代城市文明、自由观念的感染，逐步接受城市开明、开放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同传统社会相比其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都会有所降低。但是，这一情况也会受到农民工在外务工时间的长短影响，农民工在城市的工作和生活时间越长，越容易接受城市的婚育观念，在城市的时间越短，其受农村的婚育观越强。农民工的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受到其所接触的社会大环境与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和制

约，这就使得他们的思想、行为都难以超越他们所处的那个社会环境和文化氛围的约束。从社会环境角度来看，他们的生育意愿与行为会受到他们群体小圈子环境氛围的影响，农民工群体小圈子行动的压力促使他们趋向于保持与群体的一致性，具有从众心理，甚至趋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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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从，以便保持与群体的同质化，获得群体的认同和接纳；从社会文化角度来看，农民工传统的重男轻女思想趋于弱化，逐步接受城市现代婚育观念，认同男女平等、女儿也是传后人。随着新生代农民工整体教育水平和文化素质、能力的提升，他们对于生育意愿的期望也有所降低，实际的生育行为可能会比生育意愿更低一些，而且随着他们的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他们的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将更为开明。目前，以 80 后、90 后为主力军的新生代农民工对于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的理解更多地则是为了满足家庭和个人的情感需求，更多地增添家庭的乐趣，维护家庭的和谐和睦与增进夫妻间的情感。(三)、家庭和个人：影响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的关键性因素 生育的存在离不开生育的主体和承载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的家庭，家庭与个人的生育

观念是影响甚至支配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的关键性因素。1、家庭生育观念的影响所谓的生育观念通常指的是人们对于生育这一社会现象比较稳定的看法、态度和心理

倾向，也常常用于表达人们对家庭所具备的基本的生育功能的认识及其所持有的态度、观念、习俗、道德、制度以及价值观念的总和。生育文化所包含的一项重要内容之一是生育观念，而生育观念的核心内容就是生育意愿，农民工的个人生育意愿又常常是他们家庭生育观念的直接体现。不同的家庭，对待生育的意愿和态度不尽相同，也就具有不同的生育观念，因而他们的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也就不同。来自不同的家庭氛围、不同生育态度的农民工，他们对待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的方式就有所不同。农民工的具体生育行为也会与其生活的家庭环境、家庭传统、生育观念紧密相关，并对他们的生育意愿与实际的生育行为的影响也较为强烈。

2、家庭经济能力农民工的生育行为的安排离不开对家庭经济因素的考虑，这主要是因为家庭的生育计

划和从怀孕到婴儿出生以及抚育孩子都需要花费很大的财物，这就是通常所说的生育成本，生育成本是现代社会中一个家庭在安排生育子女计划时必须要考虑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通常来说，生育成本是指一对夫妻生育和抚养孩子时所需要付出的直接成本和养育孩子而损失的接受教育以及获得各种收入等等的机会成本。随着我国现代经济与社会的飞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改善，抚养和培育一个“高学历、高素质”的孩子所投入的精力、时间物力和财力等等各种成本是过去的传统社会所不可比拟的。

3、个人的生育意愿从微观视角看，受到家庭经济能力、家庭生育观念、个人价值观念和态度的影响，农民

工的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在传统和现代之间徘徊，生育意愿与实际的生育行为具有一定的差异性。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已经逐渐突破传统观念的束缚，主张按照自己的生育观念、意志和价值来选择自己的实际生育行为。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他们的生育观念和态度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是时代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农民工思想观念、意识形态、婚育观念走向现代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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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农村建设视域下留守妇女心理研究及防御机制建构张悦

（安徽大学 社会与政治学院，安徽合肥 230601）摘要：伴随经济体制改革，大量农村男性劳动力外流至城市，我国农村逐渐衍生出一类全新的社会群体——留守妇女，她们作为社会弱势力量，其心理问题受到广泛关注。目前，影响留守妇女身心健康发展的三大掣肘主要是：心理压力倍增、安全感缺失及负面情绪疏导乏力。为研究留守妇女心理问题产生的缘由，可从政治经济、文化价值、家庭个人三层维度进行深入梳理。留守妇女心理问题防御机制的构建，亦须打破城乡二元体制，加快农村经济发展步伐；完善社会支持体系，丰富农村文化娱乐生活；提高留守妇女综合素质，巩固留守妇女家庭稳定性等多角度出发。关键词：新农村建设；留守妇女；心理问题；防御机制

The research of rural left-behind women’s psychological problem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defense mechanism in the view of new rural construction

Zhang Yue（School of Society and Politics , Anhui university ,Hefei 230601,China）

Abstract: Along with the reform of economic system, a large number of rural young adults go into the city for work, at the same time, a batch of left-behind women appear in the countryside. As disadvantaged groups of society, their psychological problem increasingly attracted extensive attention of whole society. At present, the main psychological problem of left-behind women are mental pressure, lack of sense of security and bed emotions, etc. In order to study the causes of left-behind women’s psychological problem, this article from three aspects to do it. Respectively economic, political, social, culture, family and individual. To effectively build left-behind women’s psychological defense mechanism, we can break the urban and rural dual system, speed up r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perfect social support system, rich rural cultural entertainment life; improve the left-behind women’s comprehensive quality and improve the stability of the left-behind women’s family.Key Words: new rural construction; Left-behind women; psychological problem; defense mechanism

一、相关研究述评自改革开放以降，中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确立

与推行进一步解放农村劳动力，大量农村适龄男性劳动力涌入城市，追寻广阔的发展契机。与此同时，农村出现一批留守妇女，也称留守妻子。她们是丈夫离开户籍所在地，外出务工或从事其他生产经营活动，且外出时间超过半年或一年内累计时间超过半年，而留居家中肩负起家庭抚养和赡养义务的农村已婚妇女[1]。据国家民政部门统计，我国农村目前大约有 8700万留守人口，其中留守妇女所占比重为 54.02%，数量已超过农村留守人口一半。农村留守妇女是农村经济发展的推动者，是文明乡风和基层民主的主要参与者，也是家庭生活的顶梁柱，她们作为新农村建设的中坚力量，对我国农村事业发展的贡献不容小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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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留守妇女家庭通畅呈现出“碎片化”的特征，即，原本可以由家庭合力共同化解的问题，由于丈夫的外出、家庭核心结构的松动，往往被迫独自承受家庭负担。她们不仅要忍受着情感上的孤独，还要饱受各种生活压力，精神与物质生活的双向重压直接影响到她们的身心健康。因此，厘清留守妇女群体中的心理问题，建构心理问题防御机制一直也是学术界近年来对中国新农村建设的着眼点之一。

目前国内学者对留守妇女的心理研究主要采取定性或定量的研究方法。关于定量研究，苗春霞（2016）采取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对江苏省农村留守妇女与非留守妇女的心理健康现状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比较，结论显示留守妇女心理健康状况低于非留守妇女。她们主要存在以下问题：文化程度低、劳动时间长、空闲时间短、婆媳关系差等 [2]。顾红霞（2015）对河南省留守妇女采用症状自评量表与社会支持评定量表进行调查研究，发现社会支持与心理健康密切相关，社会支持度越低，留守妇女心理状况越差。关于定性研究，相关文献主要将留守妇女心理问题表现、缘由视为研究切入点。许传新（2009）通过回顾国内近 10 年关于留守妇女的心理压力研究文献，发现农村留守妇女压力源研究起步较迟、成果匮乏，他提出应立足我国实际国情对留守妇女心理压力的本土化进行探讨，加快留守妇女心理问题机制建立；陈利（2006）阐述留守妇女坚守故土，维护家庭稳定面临诸多的生存与心理压力，加之与外出务工丈夫缺乏沟通，因此家庭矛盾重重，留守妇女负面情绪难以疏导。朱桂琴（2006）指出，农村留守妇女在漫长的等待过程中，心里极度的压抑与苦闷，加之缺乏正常的疏解渠道，大部分留守妇女易患上焦虑、抑郁、恐惧等心理疾病。黄敏、孙琼如（2007）认为留守妇女在生产劳作与家庭日常生活中扮演多重社会角色（母亲、媳妇、生产者），这容易导致角色之间产生紊乱与冲突，留守妇女若无法娴熟处理家庭内部矛盾或外在经济压力，则容易增添其心理负担。叶敬忠、吴惠芳（2008）在《阡陌独舞：中国留守妇女》一书中运用大量的定量统计数据和丰富详实的定性调查资料从家庭经济、家庭关系、社会网路、自我感受等多方面深入细腻地展现留守妇女的心理问题，并以行动者视角对留守妇女心理问题的应对策略进行详述。窦存芳、曹琪（2010）指出，家庭压力是导致留守妇女心理健康问题的主要缘由，而且它对农村留守妇女的心理极易造成严重的创伤。

在此需要突出强调的是，留守妇女阶层是我国在城乡历史发展脉络中多方因素（城乡二元分割、城乡户籍制度壁垒、城乡区域发展失衡等）盘根错节后所催生的特有民众群体，被标记上鲜明的中国特色属性。国外众多发达国家，由于城市化和工业化程度较高、地区经济发展相对同步加之国家拥有严格的立法保护妇女群体利益，因而并没有出现类似于中国的留守妇女。是以，留守妇女的研究应立足中国社会发展实际进程。本文基于新农村建设背景，结合关于留守妇女的负面社会实例，力争全面剖析留守妇女心理现状及影响因素，探讨留守妇女心理问题防御的建构。

二、农村留守妇女心理问题之“三座大山”现状阐述留守妇女群体经历自萌芽到形成再到如今的群体基数庞大的发展历程，展现出的群体

属性趋于明朗，当前留守妇女阶层的三大心理问题也曝光于公众视野之下（图 1）： 图 1.农村留守妇女心理问题表现情况

心理 问 题 的 三座大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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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心理压力倍增，社会越轨事件频发压力是刺激和反应之间的作用，按照心理学界较为公认的说法是：个人感受到的压力

既不完全来自于客观，也不完全来自于主观，而是在主客观的相互作用中交汇产生[3]。伴随城镇化进程的加速，农村男性劳动力纷纷涌入城市务工，留守妇女独自承担着家庭重任。一方面，家中农活基本以留守妇女劳作为主、老人幼儿帮扶为辅，而新农村的建设与发展对女性农民提出更高层次的要求，不仅要求她们熟知农耕，更要注重生产技术与文化素养的提升，面临现代社会的变迁，留守妇女倍感压力。另一方面在日常生活中，留守妇女既要赡养家中老人，又要监管孩子健康成长。但留守妇女作为媳妇与公婆之间相处存在代沟，家庭矛盾频发，婆媳关系僵化。同时她们受自身文化水平局限，与孩子沟通存在障碍，家庭教育难免缺失，有待改善。在面临接踵而至的压力时，留守妇女的孤立无援、束手无策，不堪重负的生活压力对她们身心健康造成严重影响。据社会新闻调查报道，2012 年 3月 27日，四川省 27岁留守妈妈唐成芳因无法忍受

生活重担，先后给自己的三个孩子和自己灌下农药以求解脱；2012 年 4月，重庆市梁平县留守妇女郑秀伟砍杀双子，大儿因流血过多不治身亡，小儿身中百刀在院治疗。

美国社会学家刘易斯·科塞立足社会冲突论的基础上提出“安全阀”理论，他认为各种社会中都必须存在着这样一类制度或习俗：它可以作为解决社会冲突的手段，能为社会或群体的成员提供某些正当渠道将平时积蓄已久的敌对、不满情绪予以宣泄和消除，从而在维护社会和群体的生存、维持既定的社会关系中，发挥“安全阀”一样的功能[4]。安全阀实际上就是为人们发泄自我不满提供一种虚拟空间，在此空间中舒缓人们的心理压力。而留守妇女携子自杀事件频频发生的背后，恰恰深刻折射出留守妇女这一弱势群体缺乏类似于“社会安全阀”的空间去释放沉重的心理压力，这些触目惊心的社会事件背后更是反映出国家与社会对留守妇女的关心与爱护严重缺位。（二）基本安全感匮缺，身心创伤持续恶化

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提出著名的需求层次理论，他指出人的需求分为五个层次，这些层次从低级到高级逐步提高，它们依次是：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爱和归属需要、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5]。具体来说，安全需要指的是对个人身体的有效维护，对生命财产的有力保障，以及对稳定秩序促进等方面的内容。由于农村家庭中青壮年外出务工，留下的多为俗称的“386199 部队”即：妇女、儿童、老人这些势单力薄的生活群体，加之农村社会治安环境基础设置本身就较为羸弱，因此留守妇女家庭中抢劫、盗窃、性骚扰等恶性案件在逐年递增，留守妇女家庭的人身财产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安徽省临泉县白庙镇犯罪人戴庆成于 1993-2009 年间，强奸妇女 116人，其中未遂

38人，抢劫 91起（基本与强奸重合），盗窃 23起，该名嫌疑人侵犯目标明确：留守妇女；2012 年 5月 20日，广西全州县公安局经过缜密侦查，成功抓获抢劫、强奸犯罪嫌疑人陆某。该犯罪嫌疑人游手好闲，行走乡村，主要是以单身农村留守妇女为“猎物”，采取持刀威胁恐吓的方式实施犯罪。2016 年 1月陕西彬县一名 24岁留守妇女刘某遭邻居强奸后服毒自杀身亡，留下四个孤苦伶仃的孩童。上述三起案件犯罪性质极其恶劣，严重侵犯妇女的基本人身权益。留守妇女的精神若长期处于高度焦虑与紧张之下，其身心健康的发展难免会陷入举步维艰的尴尬处境，长此以往妇女心理疾病爆发率将会大幅上扬。

心理压力倍增

基 本 安全感匮缺 负面情绪萦

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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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负面情绪萦绕，家庭稳固度弱化心理学对情绪的定义是：个体对本身需要和客观事物之间关系的短暂而强烈的反映，

是一种主观感受、生理反应、认知的互动，并表达出特定的行为。不良情绪主要是指过度的情绪反应和持久的消极情绪，常常以焦虑、抑郁、恐惧、易激怒、冷漠等多种形式表现出来[6]。 笔者认为农村留守妇容易滋生负面情绪的具象表现是多方面的：首先，婚姻家庭的分

崩离析。夫妻关系（婚姻关系）是家庭关系中最主要的关系之一，而留守妇女长期与丈夫分居两地，相互沟通交流途径闭塞，同时农村青壮年男性融入城市，面临更多选择与诱惑，由此留守妇女婚姻极有可能出现裂痕，甚至走向离婚边缘。近几年来自基层报告显示，发生该群体的离婚案件通常占当地离婚案件的 60%-80%。该数据充分表明大部分留守妇女的婚姻状况已亮起红灯。留守妇女扎根故土，为家庭奉献毕生心血，若婚姻不幸则必然导致她们情绪波动焦躁，精神遭受巨大摧残；其次，改革春风早已深入农村，但相比于快速发展的城市，农村略显迟滞。留守妇女丈夫前往城市务工，接受现代城市文明的洗礼，但留守妇女受自身文化条件与农村封闭环境的限制，与丈夫之间的差距逐渐拉大。因此，社会文化的变迁必然要求当代留守妇女摆脱传统农业女性的束缚，逐步完善自我、超越自我，这必然给留守妇女增添诸多压力，带来绪如焦躁、抑郁、自卑等负面情绪。

三、关于新农村建设中留守妇女心理问题成因的探讨（一）根本原因：经济体制改革加速农村人口流动，户籍制度桎梏留守家庭发展肇始于 20世纪 80 年代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长期束缚在土地上的

农村劳动力，加之城市基础设置建设开展的如火如荼，同时辅以乡镇企业雨后春笋式的发展，三者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提供契机。自此，我国掀起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涌动的人口浪潮，社会阶层分化也日益明显。社会经济的变迁已导致了一种新的社会阶层结构——留守妇女的出现 [7] 。据国家卫生和计划委员会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5）》显示，到 2020 年，我国流动迁移人口(含预测期在城镇落户的人口)将逐步增长到 2.91亿，年均增长 600万人左右，其中农业转移人口约 2.2亿人。农村流动人口的逐年递增，致使留守妇女的问题愈发凸显严峻。一方面，新农村建设的首要任务是生产发展。目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如何在经济发展放缓的背景下稳固我国农业基础地位，促进我国农民持续增收成为当代农民作业的首要任务。这对作为推动农村经济发展中坚力量的留守妇女提出了新的挑战。另一方面，从农村家庭利益最大化原则出发，大部分妇女愿意选择留守家庭，照料老年人及陪伴孩子成长。于此同时，家庭的生产生活重任因男性劳动力的缺席，由留守妇女独自承担，身心疲惫不堪。

1958 年，我国颁布第一部户籍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该制度具有明显的“城乡二元分割”特征，它是计划经济体制的产物。城乡二元体制通过户籍户籍制度来实现资源的配置，而附加在户籍制度上的就学、就业、基础设施、医疗与社会保障不仅使农民工边缘化，同时将城市与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逐渐拉开[8]。虽然国务院于 2014 年 7月公布 《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决定取消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性质区分，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但政策的出台到落实尚需时日，户籍制度对农村发展的沉疴无法瞬时扫敝。城乡建设地位的长期不平等，导致农村子女无法享受与城市同等良好的教育资源、家庭成员医疗卫生无法对等保障更是大幅拉低农村留守妇女家庭整体生活质量。（二）间接助推：社会支持网络单一脆弱，农村文化生活贫乏枯燥 从社会层面上分析，中国留守妇女的社会支持系统亟待完善。社会支持是指个人可以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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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察觉或接受到来自他人的关心或协助。留守妇女的社会支持系统包括政府支持系统、社会组织和社会团体系统，个人支持系统等[9]。政府、社会及社会团体属于正式支持网络，而个人关系网可归为非正式支持网络。就目前形势而言，留守妇女的社会支持网络单一而脆弱。一方面留守妇女社会支持网络总体上呈现规模偏小、紧密度较低，以强关系为主、同质化较高的特征，因此留守妇女从中可获取资源较为贫乏。政府、社会对农村留守妇女可提供的专业服务与支持较为有限，尤其当留守妇女自身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部分留守妇女虽清楚《婚姻法》、《妇女权益保障法》等相关法律的存在，但不知如何运用法律武器去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另一方面，社会支持效果不佳。由于社会支持网络尚未健全，因而或多或少阻滞留守妇女社会支持问题的解决。如留守妇女在农业生产中缺乏相应的技术支持，生活困顿与情感问题难以得到社区组织的帮扶解决。

从文化领域上看，当今社会科技文化迅猛发展，人类已进入互联网时代。相比于城市，农村文化发展仍比较缓慢。虽近些年，国家不断加强对农村文化事业的支持力度，如 2015年 11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发出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文化建设的意见》，进一步要求加强农村公共文化建设，丰富农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创新农村文化文化建设的机制与体制等。但就目前形势而言，农村文化建设不容乐观。如文化基础设施建设薄弱、文化活动开展地域不平衡，缺乏特色等。而农村留守妇女的文化活动形式单一，内容单调。群体大多数有且只能选择串门聊天、看电视等传统方式消磨时间，贫乏枯燥的农村文化生活间接导致留守妇女精神生活孤单寂寞。（三）直接催化：婚姻家庭矛盾难以调和，留守妇女文化素质亟待提升

从家庭层面上，首先是留守妇女婚姻问题。农村青壮年的外出务工，将农村女性限制在土地和农村社区之中。农村外出男性与妻子分居两地的生活模式直接影响夫妻间的婚姻生活质量，甚至其婚姻已名存实亡，走向解体的边缘。这是造成留守妇女内心没有安全感的重要因素。同时，受城乡二元分割的社会经济体制影响，外来务工男性进入城市无法享受到城市居民的各种福利待遇，生活窘迫，只能就业却无法安家，难以真正的融入城市社会。因此，近些年来，外来农民工嫖娼、吸毒、抢劫的行为时常发生，这些负面社会行为事件直接影响留守妇女的心理状态，担心丈夫误入歧途，焦虑自身婚姻出现危机。其次是留守妇女与公婆间的代际问题及子女教育问题。留守妇女在家庭中扮演重要角色，负责农业生产，照料家庭。但在生活中留守妇女与公婆之间存在代沟，难免出现矛盾与摩擦，缺少丈夫在中间的调节，矛盾容易激化升级。另外留守妇女受自身文化素质水平限制，对子女的教育必然存在不同程度的欠缺。婚姻与家庭的矛盾直接导致留守妇女产生焦虑与抑郁等不良情绪。

从个人层面上，一方面，留守农村主要是农村妇女自身选择的结果，这种选择背后隐藏着传统的性别文化及传统的男女性别分工模式。我国传统性别文化主张“男尊女卑”、“男主外，女主内”和“女子无才便是德”等落后思想。这一传统性别观念仍以社区舆论或农村伦理道德方式裹缚留守妇女的前进与发展，并使农村女性形成了特有的心理素质，让她们心甘情愿地为家庭奉献。同时，在传统文化性别观念的影响下，她们将“恪守妇道”及“相夫教子”视为衡量人生成功与否的重要尺度，因此在与男性面临同样的外出就业机会时，更多留守妇女倾向“主内”。这与她们自身胆小柔弱，自卑依赖的性格密不可分。另一方面，留守妇女的丈夫长期在外工作，受到城市文明的洗礼与冲击，使他们无论在科学文化知识领域，亦或生活方式与社会交往方面，都悄然发生改变。留守妇女与其丈夫不仅生活异地，同时思想观念与生活方式差距逐渐被拉大，丈夫与留守妻子之间容易产生嫌隙，感情渐渐淡薄，婚姻极有可能解体。自身文化素质的落后性与其婚姻的不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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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导致留守妇女心理压力的直接因素，由于内心痛楚无法得以排遣，毋庸置疑，长期以往的此种生活状态必然影响留守妇女的精神世界。

四、新农村建设下留守妇女心理防御机制的建构（一）宏观机制：打破城乡二元体制，加快农村经济发展步伐新农村建设的首要任务是生产发展，伴随着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与深化，其经济发展

形势呈现出新的增长态势。但农村男性青年依然不愿留守农村，更倾向于在外谋求发展机遇。为建构留守妇女心理问题防御机制，须从宏观经济层面出发探寻解决问题之策。根据2015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若干意见》，国家应加快转变农业经济的发展方式步伐，围绕城乡发展一体化理念，继续深入推动新农村建设力度。首先，我国地域辽阔，各地农村发展的地域特点与资源优势迥然不同。当地乡镇政府应学会因地制宜来带动农村经济发展，实现劳动力就地就业转移。同时，当地乡镇政府可大胆鼓励外出农民工回乡创业，在资金和政策方面给予一定的扶持与帮助，为他们搭建创业平台[10] ，从而有效实现农村外出劳动力的回转。男性外出劳动力的归乡回转或留守家乡发展，从客观上抑制了留守妇女数量的攀升，同时从根本上解决了留守妇女的心理问题。其次，当地政府可加快城镇化进程，发展第三产业，推动农业女性向非农职业的转移。从长远来看，当地乡镇政府在扶持和发展本地中小企业的前提下，可利用招商引资的方式，吸引外商投资建厂，重点发展中小劳动密集型企业，如生态产业、农产品加工业及服装加工业，促进留守妇女“本地就业”，通过职业共同体的建设，增强其内心归属感。

2014 年我国虽建立城乡统一的户籍登记制度，取消了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但户籍制度对我国农村发展的影响并非随着制度的变化而消失。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差距仍然较为显著。国家应增强对农村公共事业建设力度，特别是加快建设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和义务教育发展保障机制。同时，新农村建设更应注重弥合城乡差距，实现一体化发展，实现农村生活富裕的核心目标。为减轻留守妇女家庭的生活重担，政府应在消除贫困、完成“两基”攻坚计划、完善留守妇女儿童权益保障体系工作上下功夫。一方面，政府应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可持续投资机制，同步提升人均财政补助和个人缴费标准；进一步提高实际报销水平，以及不断加强基层基本医疗、公共卫生能力和乡村医生队伍建设等。另一方面，政府应加大对中小学的投资力度，全方面改善农村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合理配置师资力量，提高农村学校教学质量，因地制宜保留并办好村小学和教学点，加快发展高中阶段教育，从而减轻留守妇女的教育负担。上述举措在不同程度上缓解了留守妇女的生活压力，进而减轻她们的心理焦虑。（二）中观机制：加强社会支持网络耦合，丰富农村文化娱乐生活乡风文明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其本质是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内容包括文化、法制

与社会治安等。强化留守妇女社会支持网络建设与丰富农村文化生活正与新农村建设主题相符。留守妇女心理问题防御机制的构建，不仅需要国家政府的支持，同时也须全社会的参与帮扶。首先，为解决留守妇女的心理问题，妇联组织和农村社区可发挥重要作用。妇联组织作为留守妇女的坚强后盾可通过村委会建立互助小组。留守妇女可通过小组平台诉说生活难题、感情困惑等。小组成员可对她们进行心理疏导，及时解开心头的郁结，让她们宣泄自身的不良情绪与心理压力。同时，加强农村社区建设，提升社区服务能力，其目的在于帮助留守妇女解决在农业生产生活中出现的难题，切实缓解留守妇女的心理压力，满足她们的基本生活需求。其次，为了保障留守妇女家庭人身财产安全，各级公安部分应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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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击农村抢劫、盗窃和强奸等犯罪活动，严厉惩处不法分子，保护留守妇女的切身利益。此外，乡政府应加强警务室建设，完善乡村治安制度，创造和谐安全的农村居住环境。最后，留守妇女在婚姻中会遇到各种法律难题，为维护农村留守妇女的合法利益，当地妇联应联系相关的法律部门定期为留守妇女举办法律讲座，为她们讲解有关妇女维权的法律规章，提供相关的法律咨询与援助等。

当地政府应加大对农村文化建设的力度，建立农村文化站、体育馆等文体场所，搭建娱乐平台，为留守妇女文化活动创造良好的硬件环境。同时，乡政府应积极鼓励她们参与各种集体文体活动，如健身操，文体比赛，扭秧歌等。活动的参与既能有效扩大留守妇女的人际范围，又能填补她们精神的孤独，便于获得更多的社会支持。另外，乡政府可组织筹建村级图书室和电子阅览室，鼓励留守妇女多读多看，不断扩展自身知识面。这不仅能提高留守妇女教育子女的能力，同时也缩小与在外务工丈夫的差距，其婚姻幸福感也会有所提升。（三）微观机制：提高留守妇女综合素质，维护农村家庭稳定

提高留守妇女的综合素质对于解决其心理问题至关重要。个人思想决定其行动，留守妇女应强化自身发展意识，打破传统思想文化的束缚，把自己从被支配的附属地位中解放出来，培养自身独立、自主、自信的人格特征。她们须正确认识自己所处的环境，了解自身肩负起的责任与重担，即使处境堪忧也应用积极的态度面对生活。在农业生产中，留守妇女为适应现代化的作业模式，可参加相关部门组织的农业技术培训，逐步提升自身的农作能力。同时，为提高农村妇女的社会地位，乡政府应积极鼓励妇女参与村民自治、村务管理等政治活动，使她们拥有更多的话语权。最为重要的是，留守妇女应不断学习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加强自身的教育培训，提高其经济独立的能力，进而最大程度实现自身的社会价值。留守妇女与丈夫之间因所处环境的差异，致使他们之间的差距逐渐拉开。为保持农村留

守妇女家庭的稳定性，政府可为留守妻子与丈夫之间良好沟通创造的有效机制。例如可从法律层面对农民工家庭给予更多的关怀，保证农民工享受带薪年休假和每年两次返乡、免费探亲的权利；各级各级政府应该建造进城务工人员宿舍或者供进城务工人员使用的廉租房，同时给带家属的进城务工人员发放住宿补贴和伙食补贴等。另外，伴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日益更新，夫妻之间的异地交往不仅局限于电话沟通，他们可通过不同社交软件进行交流，如 QQ、微信视屏通话等。留守妇女虽承受家庭压力，但其丈夫依旧是整个家庭的脊梁骨。他们肩负起家庭的主要责任，对于留守在家中的妻子应给予更多的关心，对自身的婚姻负责，维护家庭稳定。

五、总结与展望留守妇女心理问题由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与户籍制度的弊端衍生而出 .伴随着农村男性流

入城市务工，农业女性化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基于新农村建设的“二十字”字方针背景，留守妇女肩负着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的重责。同时伴随乡村文化变迁，社会结构重塑这必然给留守妇女造成严重的心理重压。为建构留守妇女心理问题防御机制，国家应结合当下经济、政治、文化、家庭及个人发展形势，遵循新农村建设理念，保持城乡一体化建设格局，将女性意识融入解决问题之策，不断为留守妇女谋求福祉，最大程度实现妇女自我社会价值。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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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罗琼珍.地方高校图书馆参与农村留守妇女知识服务研究[J].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3):105.[2]苗春霞,颜雅娟.江苏省农村留守与非留守妇女心理健康及影响因素分析[J].郑州大学学报(医学版).2016(1):56.[3]马利暖,姚本先.留守妇女弱势群体心理压力研究现状与发展[J].社会心理科学,2015(5):83-85.[4]刘少杰.国外社会学理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1）:190-197.[5]周三多.管理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125.[6]吴惠芳,叶敬忠.丈夫外出务工对农村留守妇女的心理影响分析[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3):15.[7]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4.[8]魏翠妮.农村留守妇女问题研究—以苏皖地区为例[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2006:3.[9]陈琦,何静.农村留守妇女社会支持研究综述-兼论社会工作的介入策略[J].妇女研究论丛,2015(2):107.[10]杨瑞如,代春福.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视域下的农村留守妇女问题研究[J].西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7):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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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非制度性障碍及路径探索吴越1

摘要： 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有序推进，它不仅关系到我国“三农”问题的顺利解决，还影响着整个国家经济的健康发展。因此，深入分析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的非制度性障碍，特别是在当前城镇化背景下，探索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可行路径意义重大。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障碍；路径The new 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citizenization of non-institutional barriers

and methodsWu Yue

Abstract： With the acceleration of urbanization process in China,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s citizenization in an orderly way,it is not only related to the successful resolution of the "three rural" issue,but also affects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Therefore，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people of migrant workers in the process of non-institutional barriers,particularly in the current background of urbanization,and explore the new generation of people of migrant workers viable path of great significance.Key words:The new 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citizenization;barriers; method

一、概念的界定（一）新生代农民工

1984 年张雨林教授首次提出“农民工”这一概念，随后“农民工”这一词被社会各界所广泛使用。在 2001 年，王春光基于农村流动人口已出现代际变化，提出“新生代农民工”的概念，认为其有两层含义：一是年龄在 25岁以下、于上世纪 90 年代外出务工经商、与第一代农村流动人口在社会阅历上有着明显的差别；二是他们不是第二代农村流动人口，而是介于第一代与第二代之间过渡性的农村流动人口。到 2010 年，国务院认可“新生代农民工”这一概念，并界定其为“出生于 20世纪 80 年代以后，年龄在 16岁以上，在异地以从事非农就业为主的农业户籍人口”。目前，虽然学者们在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界定上存在着差异，但绝大部分认同其是出生于 20世纪 80 年代后，以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高，物质和精神享受高，工作承受力低为特征的城市务工农民。（二）市民化

“市民化”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许多学者对市民化的含义都给予过界定。从狭义的角度，陈映芳（2003）和马用浩等（2006）认为“市民化”是指农民、进城农民工等获得作为城市居民的身份和权利（市民权）的过程，比如居留权、选举权、受教育权、社会福利保障等。在中国，最明显的标志就是获得所在地的城市户口及其相应的社会权利。从广义的角度，文军（2004）和刘传江（2006）等认为市民化就是从农民转变成市民，同时获1 姓名：吴越；单位名称：安徽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电子信箱：282619496@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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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政治、经济、社会及文化等各方面资源，全面转向城市市民的过程。主要体现为农民在行为方式、生活习惯、思想观念和角色行为等方面发生变化，并且主动向城市靠拢，拥有相适的市民素质，不断融入城市文化生活。（文军、黄锐，2011）二、问题的提出

在城市中，新生代农民工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在大城市务工的过程中，积累了一定的经济、社会和人力资本，熟悉了城市的现代化生活，也日渐成为城市化建设的主要力量。然而，新生代农民工在市民化的过程中，面临着很多非制度性障碍，这些现实的障碍，制约了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一）文化适应障碍

由于文化对人的影响是巨大的，因此对于城市文化生活的适应，对新生代农民工来说又显得十分重要。在文化这方面，他们面临的主要有两大障碍：其一，与城市居民日常休闲和生活方式的差异。新生代农民工尽管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他们的文化水平有一定的提高，然而在乡土文化熏陶下成长的他们，形成的日常休闲和生活方式不会轻易改变。兰剑、王金霞（2016，23-29）根据调查研究表明，打牌和打麻将、聊天等是他们空闲时消磨时间的主要方式，这些也说明了他们的日常休闲和娱乐方式总体上形式单一、内容单调。有些人对网络较熟悉，能够通过手机上网等途径来度过业余文化生活。但出于对乡土传统文化的归属感，新生代农民工还保存着传统的休闲和生活方式，；其二，强烈的文化资本落差。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务工的过程中，接触到丰富多彩的城市文化生活，希望可以在传统乡土文化与现代城市文化之间找到平衡，然而新生代农民工收入水平还处于较低的水平，他们的生活消费主要还停留在物质消费层面，对于需要花钱才能享用的文化服务或设施则无力承担，并且其与城市居民在家庭、教育、生活背景都大不相同，与多数城市社区居民在文化资本上还存在着巨大的落差，因而从该方面考虑，他们无法真正实现市民化。（二）空间拥挤障碍唐踔（2010，116-121）提到我国的第一代农民工虽然在城市务工，但最终都会退

回到农村，因此在城市的住房问题并不突出。然而新生代的青年农民工，留城意愿较强，他们在城市中的住房问题，就成为其市民化的主要障碍。新生代农民工考虑到自己的经济能力，大都会选择租住在城市的混合社区，这里租金相对便宜并且离市区较近。然而，在城市的混合社区中，空间相对狭小而居住人口较多，拥挤的空间环境会加剧新生代农民工和原有居民群体间冲突。孙逊、杨建龙（2008）和谷玉良、江立华（2013）都指出，在城市的混合社区中，人口密度较大，而人口的密度的增加会降低个人道德水准和社会责任感，增加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因素。新生代农民工和市民两个群体在拥挤环境下，更多地表现出矛盾和冲突，而非相互融合，不利于市民化的发展。另外，从“居住过滤”这方面来看，在拥挤的空间环境下，有条件的群体会选择搬离原有社区。谷玉良（2015）认为社区居民在个人居住偏好和社会经济条件许可的情况下，他们会搬离原本居住的混合社区，选择各方面条件更好的居住小区。城市社区人口开始外流，出现一种自发的居住过滤现象。混合社区内贫困的聚集与积累，从而也会导致原有社区人口发展与再生产面临困境。新补充的农民工有待市民化，“而残留”下来的原市民总体水平不高，这样的人口重组也会阻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三）身份认同障碍

新生代农民工必须自身有强烈的新市民身份认同，主动融入到城市居民群体中，才能够有序推进市民化的进程。然而他们介于市民身份与农民身份之间，对自身的身份一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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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有一种模糊的态度。探究其原因，主要有两大方面：一方面，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在农村并没有从事过农业生产，并且接受更多的教育和接触到更新的科技产品。较他们的父辈而言，在城市务工的过程中，对城市的快节奏生活方式更为适应，对家乡的乡土认同在逐步减弱。他们开始逐步接受城市生活，尝试认同市民化社会，对自己的农民身份也开始逐步淡忘；然而另一方面，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务工的过程中，对于社会交往方式和居住地的选择上，却依然还保留着固有的乡土文化。他们相较于城市居民而言，与自己的同类群体有着更多的交往和接触，且与自己的老乡群体聚集居住在一起。王春光（2001）表示，新生代农民工在与城市居民进行社会互动的过程中，农民的身份被赋予了更多的内涵，对农民身份的认同被不断加以强化，市民社会的不认同、不接纳以及对于自身新市民的身份产生怀疑，使得其与周围城市环境形成了鲜明的社会界限。（四）社会融入障碍

新生代农民工在市民化的过程，最主要的一大障碍就是，很难真正融入到城市居民群体中。他们的社会融入障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城市居民的排斥。文军、黄锐（2011）提到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农民工逐步进入城市务工和生活，在这一漫长的过程，城市居民并没有去接纳他们，反而表现出更加强烈的排外倾向，排斥新生代农民工这一群体。这种社会群体“集体自私”的社会心理现象，在市民化的过程中，对新市民群体的城市社会融入障碍更大，影响更为持久。城市居民对新生代农民工主要存在三方面的社会排斥：一是对于新生代农民工存在认知偏见，二是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行为歧视，三是对新生代农民工形象的污名化建构。其次，是社会管理的排斥。部分政府存在一定的认知偏差，只把新生代农民工当做在城市发展过程中，所需要的廉价劳动力，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只会给城市管理带来一定的成本负担和不可预估的风险，因而对新生代农民工采取一些有形或无形的排斥措施。杨素青（2015,29-34）也提到在社会管理主体和正规组织中，农民工被当做防范和管制的对象，处于被管辖或者是无管理的状态。最后，从乡土村民的排斥性来看。新生代农民工早期进城务工，较少回家探亲，与家乡亲友早已疏远，并且对家乡的发展并没有做出贡献，反而还会加大农村利益再分配的结构性矛盾，容易出现乡土村民对他们的抵触和反感心理，不利于社会支持体系的建构。三、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路径探索（一）增强文化适应能力，尽快融入城市生活

新生代农民工要想尽快融入城市生活中，必须要从提高自身的文化适应能力做起。其一，从社会化的角度。陈斌、张甜甜（2011）提到新生代农民工要将自己放入城市社区的大环境中，通过自身不断的再学习和社会化，转变个人的行为习惯和认识方式，不断适应城市生活。张静（2014）还指出对于少数民族的农民工需要克服的困难更多，他们要增强自身的语言沟通能力和理解能力，提高文化适应能力，才能在城市生活中更好的生存。其二，从职业技能培训的角度。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在于，其自身知识和技术资本的积累。新生代农民工可选择在培训学校内继续学习，通过职业技能培训掌握一门乃至几门职业技能提高自身素质和技能，是他们改变自身的命运，实现市民化转变的重要途径。韩文丽（2016）还提到培训学校要根据目前新生代农民工的自身特点和需求，开展有针对性的职业培训和就业技术培训，以培训和创业相结合的方式，帮助他们找到理想的工作。其三，从心理健康的角度。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健康状况，影响着他们的行为方式，同时也进一步影响着自身的市民化程度。程姝（2013）指出，政府和社会组织要更加关注农民工的心理健康状况。根据社会调查的方式，了解目前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健康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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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加强心理辅导和行为矫正，减少他们的越轨行为。陈延秋、金晓彤（2014）也认为，通过政府支持和社会帮助等措施，可以树立新生代农民工坚韧不拔的生活态度，积极向上的工作态度，以及对未来充满希望的人生态度。只有拥有了这种雄厚的心理资本，新生代农民工才会在城市化进程中，坚定其在城市生活的信念，真正实现行为上的大转变。（二）科学规划城区住房，保障新市民安居

根据我国目前房地产的的实际情况，在科学规划城市住房的同时，政府和开发商还都应该要考虑到新生代农民工的实际经济承受能力。对于城市的居民住房，可从两个个角度进行规划。其一，从建立新市民保障性住房工程的角度。雷晓康、孙嘉临（2016,73-76）提出政府应该尽快将新市民纳入城市住房保障体系，给予他们更多的政策和资金上的支持，同时鼓励社会力量积极投入到保障性住房的建设当中。新生代农民工在经济上往往处于劣势地位，但通过新市民保障性住房工程，可以基本保证他们可以在城市内安居。其二，从城区原有的住房改造角度。新生代农民工从自身收入和家庭的实际情况考虑，一般会选择租住在城区的老旧住房内。但很多老城区的住房多年代久，空间狭小，公共设施简陋。谷玉良（2015）建议对城市空间中农民工的聚居区、混合区和老城区，进行单元结构房屋改造，并且加强对社区内公共服务、设施和卫生的管理，尽量改变原有住房空间内的拥挤结构。（三）增强城市融入意愿，加强身份认同感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要增强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到城市生活的意愿，加强身份认同，可以从政府、社区和个人三大方面来入手。首先，政府要从新生代农民工的实际出发，制定针对他们的就业、创业和教育的优惠政策，增强他们的家庭资本。姚植夫、薛建宏（2014,107-112）认为家庭资本对农民工市民化意愿有着正向的影响。因此政府在关于新生代农民工的政策制定上，要更多地考量他们自身实际状况和家庭的情况，完善他们的社会保障机制，关注他们家庭整体福利水平的改善，鼓励他们积极就业和创业，保障子女的教育公平教育权，让他们能够在城市中安定地生活。其次，社区要鼓励新生代农民工主动参与社区事务的管理，增强他们主人翁意识。社区鼓励新生代农民工主动参与到社区活动和社区管理中来，培养他们对社区事务的参与意识，为城市再造新市民和新中产阶层的同时，也弥补社区精英流失产生的社区人口整体水平偏低问题。通过社区基层管理者引导新生代农民工，主动参与到社区的日常事务的中来，有助于增强新生代农民工作为社区成员的意识，增强他们社区归属感和责任感，以及作为新市民的使命感，有利于促进他们更好地融入城市生活。周明宝（2004）还通过研究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对所在城市社区事务的参与程度越高，对城市的文化适应水平也会随之提高，进而会增强对于这个城市社会的认同感，会努力去认同自己实际上的市民身份，因此，新生代农民工对自身市民身份的认同，在社区参与的过程中可以得到强化。在新形势下还有利于巩固党的基层城市政权、维护社会稳定和促进新生代市民化的顺利发展。最后，新生代农民工自身应树立市民意识，强化对城市的情感认同。其一，新生代农民工自身应主动从语言表达、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等方面适应城市生活，提高对城市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这是参与其他社区活动的基础。其二，新生代农民工提高自身文化水平，是加强身份认同的必要条件之一。虽然新生代农民工文化水平与他们父辈相比要高，但与普通城市居民相比还是略有差距，需要他们自身通过继续学习去努力弥补。其三，新生代农民工应主动参与社区的政治活动。政治参与位于社区参与中的较高层次，对于促进新市民与社区居民群体的交往互动、对于他们自身的利益维护以及对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程度的提高和完成，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四）优化社会舆论环境，促进群体间社会互动

首先，在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中，政府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杨英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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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提到政府的言行决策不仅影响着农民工的行为和心理活动，还引导着城镇市民对农民工的态度。政府通过政策的导向，大众媒体的宣传和文化教育等，积极引导社会舆论，有助于消除社会上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的歧视和偏见，改变固有看法。其次，要以情感为基础，促进社区居民和新市民间的良性互动。谷玉良、周盼（2015）提出以地缘、趣缘、事缘为纽带，社区管理者要有意识地在社区内，建立新的社区组织和团体，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社区活动，吸纳更多的新生代农民工与市民共同参与。不仅增加新老居民的接触与交往，还可以为社区团体注入更多的活力。并在这个互动的过程中拉近社区新老居民的距离，改变新生代农民工在市民群体中的刻板印象。最后，要加强和发挥非政府组织的积极作用，作为新生代农民工社会参与的重要支持要素。要发展农民工非政府组织，能帮助他们突破狭隘的家庭意识。非政府组织作为新生代农民工社会参与的重要支持要素，可以促进新生代农民工走出血缘、地缘和亲缘的关系网，减少他们对同质群体社会支持网络的依赖，更多地参与到城市社会的多样化活动中，从而融入到市民社会交往之中。四、反思与总结

新生代农民工最终都要融入到城市中去，市民化应该是目前研究的重点，但我国目前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研究，仍然十分不足。新生代农民工达到什么样的指标才算真正市民化呢？不同的地区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有着怎样影响？他们如何在城市与农村之间，在传统与现代之间获得平衡？这些问题均没有明确和得到广泛认同结论。同时，文献中关于少数民族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研究很少，大家对此关注稍显不足。除此之外，采取怎样的措施去解决，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遇到的城市失业保障、住房保障、避免排斥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都有待进一步深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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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留守女童弱势地位研究述评吴琪1

摘要：我国农村劳动力的流动造就了庞大的留守儿童群体，这其中，留守女童占据了一半甚至更多。受我国传统思想以及留守女童自身心理、生理特点的影响，留守女童相较于留守男童而言更加处于弱势地位。纵观已有的文献，对整体留守儿童的研究较为全面，成果也很丰硕；但对留守女童群体的研究却很少，而留守女童的问题却很突出。作者通过对已有留守女童的研究进行归纳总结，在了解现有成果的基础上，对如何进一步研究留守女童问题提出反思。关键词：农村；留守女童；弱势地位；

A review on the situation of left behind girls in rural areas(wuqi)

Abstract: The flow of rural labor force in China has created a huge left behind children, which left behind girls accounted for half or more of the proportion. Influenced by the traditional thought of our country and the psychological and phys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left behind girls, the left behind girls are in a weak position compared with the left behind boys. Throughout the existing research on the overall study of the left behind children is more comprehensive, the results are very rich; but the study of left behind girls is very little, while the problem of left behind girls is very prominent. The author will make a study on the existing research of the left behind girls, and put forward suggestions on the further study of the problem of left behind girls on the basis of understanding the existing results.

一、概念的界定一直以来，关于留守儿童概念的界定争议很多。有学者认为留守儿童是指农村地区父

母双方在外打工就业而被留在家乡就读于小学和初中阶段的儿童少年。（吕绍清，2006：19）。也有学者对留守儿童的年龄进行了界定，认为留守儿童是指农村地区因父母双方外出务工而守望着家园的 16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周汉平，2011：92）。但也有人认为要真正对留守儿童进行界定，需要从外出父母的数量、父母外出的时间长度、孩子的年龄界定三个要素出发。（周福林、段成荣，2006：61）。虽然很多学者都对留守儿童进行了界定，但还是缺乏权威的概括。2016 年，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中明确指出，留守儿童是指父母双方外出务工或一方外出务工另一方无监护能力、不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至此，留守儿童有了一个官方的定义。1 作者：吴琪；单位：安徽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通讯地址：芜湖市弋江区鲁港安徽师范大学花津校区；电邮地址：807897851@qq.com。

203

本文所论述的农村留守女童是留守儿童中的一部分，有学者认为留守女童是指父母双方或者一方流动到其他地区，孩子留在户籍所在地并因此不能和父母双方共同生活在一起的女性儿童。（伍慧玲、陆福兴，2007：006）。也有学者对留守女童这样解释：留守女童是指父母双方或一方外出打工或经商而被留在老家就学的、处于少年时期的义务教育阶段的、年龄在 6-16岁的女童。（胡玉彪，2009：133）。结合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中留守儿童的定义，本文认为留守女童是指农村地区父母双方外出务工或一方外出务工另一方无监护能力、不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女童。二、留守女童的弱势地位研究虽然一直以来社会都在倡导男女平等，但中国传统男尊女卑思想根生蒂固，至今无法

彻底根除。这种思想在落后的农村地区表现的更为明显，因此，留守女童相较于留守男童和非留守女童在很多方面都处于弱势地位。（一）农村留守女童的教育处境不利农村留守女童在教育上存在着不公平的现象，这种不公平主要体现在入学机会、受教

育过程和学业成功机会三个方面。在入学机会上，较其他同龄群体，留守女童表现出低入学率和高辍学率；在受教育过程中，存在课堂教学和课程安排两方面的不公平；在学业成功的机会上，留守女童也存在着明显的劣势。（朱婕，2009：29）。留守女童的临时监护人大多为其祖父母，他们受传统思想及教育观念的影响，使得留守女童在受教育的权利、时间以及受教育时的家庭辅助方面都远远不如留守男童。（徐财龙，邹红，2009:6）。祖父母辈受时间、体力和自身素质上的限制，与学校的联系甚少，如此造成了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之间联系的脱节，对留守女童的监管不足。（李晓凤、王曼，2007：82）。因此，与留守男童相比，留守女童受教育的层次和水平呈现出依次降低的分布状态；与非留守女童相比，留守女童的学习成绩总体水平较低，留守女童受老师关注的程度和高中升学率也均不如非留守女童。（高丰美，高俊飞，2010:86）。除了这种不公平现象外，农村留守女童在人身安全、性安全和心理健康三方面的教育也常常被忽视。（陈艳荣，2011:27）。而留守女童在自身教育中的主体意识对她们的教育处境也有影响。她们在教育过程中缺乏主动性是导致她们自我学习、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能力欠缺的重要因素。（陈怡、季斌，2011：141）。（二）农村留守女童的心理健康问题突出关于留守女童的心理健康问题，不同的学者持有不同的观点。有学者经过调查发现，

总体上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状况并没有明显的性别差异。（李宝峰，2005：83）。但是大部分学者认为留守女童的心理健康问题较留守男童更为突出，她们对亲情的渴求也比留守男童更加强烈。（王东宇、王丽芬，2005：478；刘超祥，2008:45）。由于留守女童与父母之间长期缺乏沟通，造成亲情的缺失，容易导致留守女童出现性格孤僻、心理抑郁等心理问题。更有甚者，受外界不良因素的诱惑，她们可能出现道德滑坡，产生各种问题行为、犯罪行为等。（郭少榕，2006:96）。在日常生活中，大部分留守女童由祖父母辈暂时抚养，祖父母辈受自身文化层次与时间精力的影响，常常只能照顾留守女童的日常起居，无暇顾及也没有能力顾及留守女童的心理健康问题。除此之外，长期与祖父母辈的老年人生活在一起，其性格和行为模式会逐渐被留守女童模仿学习，形成一些老年人的心理与行为特征，

204

这也是不利于留守女童心理健康的。（段成荣、杨舸，2008:22）。而通过对我国中部某县X镇的留守女童成长问题的调查，发现约有 87％的农村留守女童察觉到了她们与留守男童的差异，认为自己没有价值，担心自己会成为孤儿而被人歧视和遗弃。（李晓凤、王曼，2007：83）。可见，留守女童的心理健康问题相当严峻。从某种程度上看，对留守女童进行必要的心理疏导比教她们学好文化知识来的更为重要。（三）留守女童的安全问题严峻 农村留守女童相较于留守男童而言更容易受到伤害。近年来，留守女童遭遇性侵的案件时有发生，成为农村留守女童最严重的安全问题之一。根据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对媒体报道的儿童性侵害案件进行的统计，从

2006 年到 2008 年，媒体共报道了 340件儿童遭受性侵害的案件；从 2009 年到 2012年媒体报道的案件数超过 500件；2013 年 1-6月期间，媒体又报道了超过 100件儿童遭受性侵害的案件。（韩晶晶，2013:70）。这些受害儿童中大部分都是农村留守女童。且由于受害留守女童一般年龄较小，缺乏自我保护意识；再加上一些家长出于“面子”考虑，选择隐忍或私了，因此，这些数据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留守女童比非留守女童更容易遭受性侵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家庭监护的缺失。除了留守女童自身因素和家庭监管不力外，学校教育和管理不善、农村地理环境缺乏安全性、农村社会治安差、安全隐患多等都是留守女童受性侵害的原因。（龙玲、陈世海，2013:44；伍慧玲、陆福兴，2006:43；郭苗苗、解然，2013:123）。而性侵害主体除了社会不良青年外，亲属、邻居、老师等也逐渐进入大家视线，甚至还包括留守男童。（杜雪梅，2009:62；郭少榕，2006:36）。留守女童遭受性侵害后的无力、自责、耻辱等情绪如果没有得到及时的疏导，这种阴影将长期困扰留守女童。再者，在思想较为封闭的农村，性侵害很有可能给留守女童带来永久的不洁的标签，使其被社会所歧视，影响其融入社会。（龙玲、陈世海，2013:43）。除了性侵害，农村留守女童还面临着其他的安全问题。据有关部门反映，在被拐儿童

中，流动儿童居第一位，留守儿童居第二位，这都是监护人监护不力造成的。而监护不力同样也是留守女童溺水、摔伤等其他意外伤害事故发生的重要因素。（谢凤华、白潇，2013:98）。此外，留守女童长期缺乏与父母的情感交流，心理承受能力较留守男童更差，更容易产生悲观甚至自杀、轻生的念头。（高丰美，2010：215）。 农村留守女童除了在教育、心理、安全方面存在弱势外，其他方面也或多或少处于劣势

首先，农村留守女童的营养状况不佳，身体健康难以保障。一方面，临时监护人除了照料留守女童外，还有其他的劳动负担；另一方面，祖父母辈的临时监护人生活节俭，再加上传统重男轻女观念的影响，他们只会解决留守女童的温饱，很少考虑到日常营养，相对于留守男童而言，留守女童的生活质量较差。（高丰美，2010:215）。其次，从农村留守女童的劳务负担问题上看，留守女童比留守男童负担的劳动要多得多，严重影响了留守女童的身心健康和学习。（叶庆娜，2009:96）。三、留守女童弱势地位原因剖析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和城乡二元结构是留守女童产生的直接原因，但并不是使留守

女童处于弱势地位的因素。本文总结了留守女童弱势地位的因素，主要包括传统思想观念

205

和留守女童自身的心理、生理特点两个方面。（一）传统思想观念的束缚 传统“养儿防老”的观念在很多农村地区仍然盛行，很多农村家庭仍然把儿子放在很重要的位置。在他们的观念中，儿子的教育更为重要，与儿子建立感情也更重要。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他们外出打工时首先会考虑将儿子带在身边。（刘超祥，2008：47）。对于儿子，在物质上尽量满足，学习上要求较高；对于女儿，物质上给予温饱，学习上能学多少是多少，不做要求。（郭少榕，2006:37）。在既有男童又有女童的家庭中，当家庭面临经济危机，不得不有人辍学时，女童往往会沦为男童升学的牺牲品。（二）农村留守女童自身心理和生理的特点 农村留守女童由于生理和心理的特点，比留守男童更容易受到伤害，尤其是性伤害。（伍惠玲、陆福兴，2006：42）。并且女童较男童心思更加细腻、内心更加敏感，在长期缺少父母关心的情况下，容易出现各种心理问题。（胡玉彪，2009：134）。四、解决留守女童问题的措施研究 虽然农村留守女童是城乡二元结构的产物，但这种结构的调整并非是一朝一夕的事，需要经历一段相当长的过程。因此，我们不能只把目光集中在宏观的社会结构调整上，而是应该从微观的角度出发，寻找方法，将农村留守女童的问题降到最弱。（一）强化家庭的责任家庭是留守女童初级社会化的重要场所，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家庭在留守女童

成长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父母在不得已外出打工时，应尽量选择较近的城市；工作 再忙也要经常抽空与留守女童保持 联络，了解其成长状况。 （蒋平、刘燕2012:35）。在外出打工前，父母应尽可能的给留守女童寻找文化层次较高、思想观念较为先进、责任感强、年龄与自己相仿的女性担任临时监护人。因为女性往往思想细致，并且与留守女童性别相同，这样不仅可以在生活上照料留守女童，还可以引导她们解决成长中的其他困惑。（二）发挥学校的功能瑞士心理学家荣格认为，学校是青少年接触到的第一个大世界，学校教育在他们的个

性形成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对他们 进行系统教育的重要基地 。 （孟继苏2014:53）。 因此，学校有责任发挥其在教育上的优势作用，改善办学条件，加强寄宿制学校的建设，最大限度地让留守女童寄宿学校。（陈超祥，2008：48）。学校还应当将相关的心理辅导和性教育等课程纳入到留守女童的日常教学中去。另外，教育工作者要针对“性别”、“年龄”及其他具体问题对留守女童进行有效的、针对性的引导，了解她们的心理状况、人际关系等，帮助她们缓解各方面的心理压力，促进其健康成长。（岳慧兰，2007:11）。（三）加强社会的影响首先，可以加强报纸、电视等舆论媒体的宣传引导作用，（蒋平，2012:35）。让更多

206

的人意识到农村留守女童问题的重要性，关注农村留守女童。其次，可以适当发挥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的作用。支持社会组织、社工服务进社区、进校园，开展农村留守女童社会保护的宣传活动，让社会为留守女童的健康成长保驾护航。（龙玲、陈世海，2013:45）。

然而农村留守女童问题不仅仅是简单的家庭问题或教育问题，更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因此，要解决农村留守女童问题不能只依靠家庭、学校、社会单方面的力量，而是需要将这三者整合起来，形成一个三位一体的解决机制，共同承担起解决留守女童问题的责任。同样，政府也要积极承担起相应的责任。一方面要从改变户籍制度入手，这是解决农

村留守儿童包括留守女童问题最根本的方法；（郭少榕，2006:99）。另一方面要加大相应的财政支出，教育资源适当向农村地区倾斜。此外，传统男尊女卑、重男轻女的观念是导致农村留守女童处于弱势地位的重要原因，政府在这方面也应当加强宣传教育。五、研究局限及反思 对农村留守女童问题已有的研究成果进行总结反思，可以帮助我们查漏补缺、寻找新的研究视角与研究方法；也有利于他人更深层次的研究农村留守女童问题，为解决留守女童问题做贡献。（一）研究成果较少

作者在知网上以“留守女童”为主题搜索，仅有 53条结果，其中只有 3篇硕士论文，博士论文完全没有。而以“留守儿童”为主题在知网中搜索，出现了八千多条结果。显而易见，关于农村留守女童的研究成果很少。数据上也可以明显的看出，大家对整体留守儿童的关注程度较高，而对留守女童的关注程度很低，留守女童的弱势地位并没有得到大家的特殊关注。（二）研究视角单一

作者经过对已有研究成果的梳理，发现大部分学者都是从教育学的学科角度来分析农村留守女童问题。但留守女童问题从微观上说是家庭问题，从宏观上看是社会问题。因此，除了教育学外，农村留守女童问题还应涉及社会学、心理学、法学等多个学科范畴，应当结合多学科的角度从各个方面去挖掘留守女童问题的深层次原因。但从目前的研究成果看，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屈指可数。（三）研究方法浅显、研究内容拘于描述由于已有的研究成果大多是从教育学的视角去探析农村留守女童问题的，受学科的专

业限制，往往无法用较为科学的方法进行研究。因此，研究成果大多是基于已有文献资料的定性描述。即使有运用调查问卷进行定量分析的，问卷的内容往往偏感性，调查结果也多是简单地数据百分比罗列，少有多种因素综合分析的科学统计方法。（四）应对措施缺乏针对性已有的关于农村留守女童问题的应对措施几乎都是千篇一律的从家庭、学校、社会和政

府几个方面提出的建议。而这些措施同样也适用于整体的留守儿童身上，缺乏针对性。农村留守女童是留守儿童的一部分，理应从性别差异的角度，对农村留守女童提出针对性的措

207

施。 参考文献[1] 陈怡,季斌.2011,(09).西部留守女童教育中的主体性意识[J].南京社会科学.[2] 陈艳蓉.2011,(01)农村留守女童教育现状及存在问题与对策研究——以湖南某乡镇为

调查对象[J].长沙铁道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3] 杜雪梅.2009,(04).关注留守女童性侵害问题[J].河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4] 段成荣,杨舸.2008,(06).中国农村留守女童状况研究[J].妇女研究论丛.[5] 高丰美.2010,(18).论我国农村留守女童人身安全权的法律保护——以赣州为例[J].现

代商贸工业.[6] 高丰美,高俊飞.2010,(11).农村留守女童受教育权与受监护权保障[J].重庆社会科学.[7] 郭苗苗,解然.2013,(11).关于留守女童的安全问题[J].东方企业文化.[8] 郭少榕.2006,(03).农村留守女童：一个被忽视的弱势群体——福建农村留守女童问题

调查分析[J].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9] 郭少榕.2006,(05).留守儿童问题性别差异调查分析——以福建为例[J].青年研究.[10] 韩晶晶.2013,(04).性侵害案件儿童被害人法律援助研究[J].妇女研究论丛.[11] 胡玉彪.2009,(12).和谐社会视野下的留守女童现状及对策分析[J].经济与社会发展.[12] 蒋平.2012,(08).农村留守女童性安全与性教育问题[J].当代青年研究.[13] 蒋平,刘燕.2012,(01).农村留守女童性教育与性安全问题之忧思[J].广西青年干部学

院学报.[14] 李宝峰.2005,(05).农村“留守子女”的心理健康问题及其干预[J].教育探索.[15] 李晓凤,王曼.2007,(02).留守女童成长问题的若干表现及其对策研究——以中国中部某县属乡镇为个案研究[J].青年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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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报.[21] 王东宇,王丽芬.2005,(02).影响中学留守孩心理健康的家庭因素研究[J].心理科学.[22] 伍慧玲,陆福兴.2006,(04).关注农村留守女童的性安全问题[J].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3] 伍慧玲,陆福兴.(2007-10-16).留守女童呈现三大突出问题[N].中国改革报(论坛与论

点).[24] 徐财龙,邹红.2009,(06).正确审视农村留守女童教育问题——基于和谐社会构建的视角[J].科教文汇(中旬刊).

[25] 谢凤华,白潇.2013,(22).论对农村留守女童危害的防范[J].前沿.[26] 叶庆娜.2009,(03).农村留守女童劳务负担问题研究[J].武汉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7] 岳慧兰.2007,(04).农村留守女童的问题及解决对策[J].昌吉学院学报.[28] 周福林,段成荣.2006,(03).留守儿童研究综述[J].人口学刊.[29] 周汉平.2011,(09).农村留守儿童概念界定与相关对策思考[J].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

208

会科学版).[30] 朱婕.2009,(02).留守女童的教育公平问题——基于弱势群体的教育公平问题探析[J].沙洋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9

安徽新型城镇化下农民工留城意愿研究 ——基于就业质量的分析视角

吴翠萍 陈丽雯

摘 要：促进农民工就业质量能够持续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工作，实现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本文从安徽新型城镇化省情出发，通过对农民工就业质量指数的构建，以本省调研资料，定量分析研究留城—工作意愿、留城—生活意愿两者与就业质量及其各因子之间的关系。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农民工的就业质量越高，留城—生活意愿越高，与留城—就业意愿无关，其中，工作特征指数、工作环境指数、权益保障指数、职业发展指数和城市角色融入指数影响留城—生活意愿；选择留城—生活意愿的人就业质量高，选择留城—工作意愿的人的就业质量低。最后研究尝试从宏观上提出农民工留城的策略和思路。关键词：安徽；新型城镇化；农民工；留城意愿；就业质量一、研究背景

20世纪 80 年代开始，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市场经济也在逐步繁荣，工业化和城市化导致着城市经济发展迅猛，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逐步从农村向城市流动，“农村工”群体也在这一市场化和现代化的潮流中逐步产生。据国家统计局安徽调查总队农民工监测调查年报数据推算，2015 年我省农民工总量达 1858.8万人。从政策角度，新型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是全面实现小康和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重大战略。在这一背景下农民工能够顺利实现市民化，完成身份的转变，这对于城市和农村的发展都是具有重要的影响 。2016 年 1月 2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关于落实发展新理念加快农业现代化，实现全面小康目标的若干意见》，即2016 年中央一号文件。其中强调，要推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创业和农民工市民化，健全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服务体系，稳定并扩大外出农民工规模[2]。同时，习近平总书记于 2015 年 11月 3日对《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的说明中也表示，要加快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加快落实中央确定的使 1亿左右农民工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定居落户的目标1。2016 年 9月 27日，《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国家新型城镇化试点省安徽总体方案的通知》发布，按照“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以提高质量为关键，以体制机制改革为动力，进一步增强农业转移人口进城落户意愿和能力2。农民工市民化不仅是指农村人口从形式上转化为城市人口，更深刻的内涵是指生存条件、生活条件和生活质量的转化3。所以，积极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作者简介：吴翠萍，安徽师范大学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陈丽雯，南京大学MSW 硕士研究生。1 杨婷．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的说明[DB／OL]．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5-11/03/c_1117029621.htm，2015-11-03．2 凤凰安徽.新闻发布会| 安徽省纳入国家新型城镇化试点范围[DB／OL]．http://ah.ifeng.com/a/20160927/5013603_0.shtml，2016-09-27．3 王开玉．立体社会观察[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69-110．

210

型城镇化，落实和完善居住证制度，进一步做好为农民工服务工作，使更多农民工成为有技能的新型产业工人和平等享受权益的新市民成为农民工市民化工作的重中之重1。

从学术角度，国内研究就业质量与留城意愿两者相关性的较少。本文拟将两者结合起来，形成一套完整的就业质量评估系统，进而通过就业质量评估系统与农民工的留城意愿进行定量分析。以此针对就业质量的不同内涵与不同类型的留城意愿进行更为微观的分析，探索不同留城意愿和不同内涵的就业质量之间的复杂关综合考虑我省农民工群体生存现状以及留城意愿的政策支撑和学术需求，本文从农民

工就业质量出发，以层次分析法的评价方法通过对农民工就业质量体系的建构，研究就业质量与不同类型的留城意愿的相关性，进而提出相关实践建设经验，从理论层面提升农民工就业质量，推进农民工留城留得安稳，从而推动我省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建设。

二、研究设计和调研情况（一）就业质量指标构建国际劳工组织（ILO）于 1995 年首次提出“核心劳工标准”概念，1998 年通过《国

际劳动组织关于工作中基本原则和权利宣言》，同时提出“体面劳动”并给出其定义，这是明确意义上具有就业质量内涵的概念。在此基础上，农民工就业质量是一个多维度的综合概念。农民工就业质量是反映整个就业过程中出生在 20世纪 80 年代以后的农民工群体与生产资料结合并取得报酬或收入等有关于就业的一切具体状况的优劣程度的综合性范畴2。在就业质量研究内容中，最为丰富的便为就业质量的评价标准。

本文综合国内学者就业质量评价指标的基础上，构建出农民工就业质量体系，包含 6个维度，29 个一指标。分别是：一是工作特征，二是工作稳定性，三是工作环境，四是权益保障，五是职业发展，六是城市角色融入，并结合农民工的就业特点，将职业发展（尤其是工作-生活平衡）纳入就业质量的考评模型中。在确定评价体系后，采用层次分析法对就业质量进行正向一致化和标准化处理，最终确定就业质量指数和六大指标指数。

（二）样本来源与数据情况本研究使用的数据来源于对安徽省合肥市农民工的调查，根据《2014 年全国农民工监

测调查报告》数据，确定从事不同产业的农民工比例，共发放问卷 160份，回收有效问卷160份，问卷有效率为 100%。

表 2.1 样本行业分类与全国水平对比表产业分类 行业分类 2014 年全国水

平 本次调查水平第一产业 0.5 1.3

第二产业 制造业 31.3 30.5建筑业 22.3 23.8

第三产业 批发和零售 11.4 10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6.5 7.6住宿和餐饮业 6.0 10.3

1 新华社每日电讯．李克强：让发展成果更多惠及农民工[DB／OL]．http://news.xinhuanet.com/mrdx/2016-02/02/c_135067457.htm，2016-02-02．2 刘素华．就业质量：概念、内容及其对就业数量的影响[J]．人口与计划生育，2005，7．

211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10.2 11.4其他 8.8 5.1

由表 2.1 可知，本次对安徽省合肥市农民工的调查基本以 2014 年全国行业分类的人数比例为标准，调查数据能基本反映农民工现状。同时，本次调查对象男女比例与《2014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数据基本一致1，年龄、文化程度和家庭状况也较为符合现状，样本代表性较强，如表 2.2。

表 2.2 调查对象分布情况（%）性别 年龄 文化程度 家庭状况

男 女 30及以下

31-40

41-50

51-小学及以下初中

中专/高中

大学/大学肄业

大学本科以上

未婚

已婚，无子女

已婚，有子女

丧偶 离异

62.537.5

18.8 43.818.8

18.8

7.542.5

30.0

18.8 1.3 5.0 23.8 67.52.5

1.3

（三）研究假设按照蔡禾等人的观点，可以将留城迁移意愿的分析分为两个层面,一个是行为性的永久

迁移意愿和非永久迁移意愿,另一个是制度性的永久迁移意愿和非永久迁移意愿。二者交互构成下表的四种不同的迁移意愿类型，见表 2.3。

表 2.3 永久迁移意愿类型2

制度层面非永久 永久

行为层面永久 A行为永久

制度非永久B行为永久制度永久

非永久 C行为非永久制度非永久

D行为非永久制度永久

在此意愿类型的基础上，根据实际情况，我们将问卷设计中的“是否愿意继续留在城里工作”设置为留城—工作意愿的标准，“是否愿意放弃老家田地换得城市户口”则能够反映出行为性留城和制度性留城的交互作用，反映出留城—生活意愿，这两个问题可作为分析留城意愿的不同强度和类型的标准。

所以根据以上的分析，结合就业质量指数权重的确定，我们可以提出关于农民工留城意愿及就业质量相关性的假设：1 《2014 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在全部农民工中，男性占 67.0%，女性占 33.0%。与本次调查中的 62.5%：37.5%基本一致。2 此表来源于：蔡禾，王进．“农民工”永久迁移意愿研究[J]．社会学研究， 2007，6．

212

假设 1：总体上来说，农民工的就业质量越高，留城意愿越高。假设 1.1：在就业质量的 6 个维度中，工作环境指数、职业发展指数越高，越倾向于选

择留城—工作意愿。假设 1.2：在就业质量的 6 个维度中，城市角色融入指数越高，越倾向于选择留城—

生活意愿。假设 2：留城—工作意愿、留城—生活意愿两者之间存在意愿程度差异和就业质量的差

异。假设 2.1：选择留城—生活意愿的人就业质量高，选择留城—工作意愿的人的就业质

量低。三、农民工就业质量现状及其对留城意愿的影响（一）农民工就业质量的现状描述为了整体把握农民工的基本情况和就业质量的现状，我们对调研数据库中涉及现状描

述的内容进行单变量统计分析。如前文所述，我们对就业质量的计算设置了 6项主要的衡量指标,指标得分越高则新生

代农民工就业质量越高。由表 3.1 可知，就业质量的均值为 39.88，其均值的标准误差为1.66，所以就业质量指数在 0至 100的区间内，总体不高。同时，工作特征指数、工作稳定性指数、工作环境指数、权益保障指数、职业发展指数、城市角色融入指数的均值分别为49.94、76.47、56.16、19.20、52.61、49.46，在统一标准量纲下，工作稳定性指数最高，工作环境指数、职业发展指数、工作特征指数和城市角色融入指数分布相对均匀，权益保障指数基本处于较低的状态。

表 3.1 就业质量指数单变量统计分析

从职业类型的角度对就业质量指数的均值进行分析，结果如图 3.1 所示，所从事不同职业的就业质量指数有较大的差异，从总体上来说，从事第三产业的农民工的就业质量更高，从事第二产业的农民工的就业质量更低。详细来说，在第二产业中，从事建筑业的农民工就业质量指数相对较高，达到 46.26，从事制造业的农民工就业质量指数偏低，这与农民工所从事的行业类型有关。在本次调查中，从事制造业的农民工有相同的行业类属，

Valid N (listwise) 160

213

但是所从事的工作类型较多，包括汽车厂工人、汽车修理等等。

（二）就业质量各因子对留城意愿的相关分析对农民工的就业质量的相关因子与留城意愿的相关研究可以采用偏相关分析进行双尾

检定，同时将性别、文化程度和家庭状况作为控制变量，从而可以看出就业质量的各个因子对于留城意愿的贡献度，如表 3.3 所示。留城—工作意愿与就业质量指数及各因子之间均不能排除“两者间不相关”的原假设，所以可以认为，留城—工作意愿与就业质量之间不相关，也就是说在本次调查中，农

民工的就业质量不管是何种程度，也不论工作特征、工作稳定性、工作环境、权益保障、职业发展、城市角色融入六大因素是何种程度，基本都不会影响到农民工对继续留在城里工作的选择，排除假设 1.3。其原因主要在于城乡差距较大，农村贫困面貌改变迟缓，造成返乡的大多数农民工终究还是会回到城市寻找就业机会，打工依然是他们改变贫穷寻求幸福的主要途径。

而就留城—生活意愿来说，就业质量与该意愿存在正相关的关系。在排除控制变量的影响后，两者的偏相关系数为 0.473。同时，留城—生活意愿的选择与工作特征指数、工作环境指数、权益保障指数、职业发展指数、城市角色融入指数之间均存在正相关的影响，能够验证假设 1.4。也就是说，工作特征指数越高、工作环境越好、权益保障越完善、职业发展越有机会、城市角色融入越高，放弃农村土地且在城市中生活的选择可能性越高。总体上来说，从总体留城意愿的角度，基本可以验证农民工就业质量越高，留城意愿

越高的假设 1。

表 3.3 不同类型的留城意愿与就业质量的相关分析控制变量 留城—工作意愿 留城—生活意愿

214

性别 & 文化程度 & 家庭状况

工作特征指数 相关性 .071 .192*

显著度 (双尾检定) .373 .015

自由度 160 160

工作稳定性指数 相关性 .009 -.062

显著度 (双尾检定) .912 .434

自由度 160 160

工作环境指数 相关性 .096 .163*

显著度 (双尾检定) .228 .040

自由度 160 160

权益保障指数 相关性 .065 .492**

显著度 (双尾检定) .414 .000

自由度 160 160

职业发展指数 相关性 .135 .527**

显著度 (双尾检定) .089 .000

自由度 160 160

城市角色融入指数

相关性 -.051 .293**

显著度 (双尾检定) .525 .000

自由度 160 160

就业质量指数 相关性 .099 .473**

显著度 (双尾检定) .212 .000

自由度 160 160

四、留城意愿下的就业质量发展（一）农民工留城意愿的现状描述通过调查，将测量农民工不同类型留城意愿的问题——“是否放弃老家田地换得城市

户口”“是否愿意继续留在城里工作”分为愿意和不愿意，按照表 4.1的分类，被调查者的留城意愿分布如下：愿意放弃土地同时迁户的留城—工作意愿占 63.8%；愿意留在城里工作的留城—工作意愿占 98.8%。这也就是说，从工作或生活的留城意愿上说，农民工基本上都愿意留在城里继续工作，若是放弃农村土地而换得城市户口，则选择的人相对较少，

215

但是依旧有超过一半的人愿意放弃土地换得城市户口。表 4.1 不同类型的留城意愿描述性统计

愿意 不愿意 合计留城—工作意愿 158（98.8%

）2（1.3%） 160 （ 100%

）留城—生活意愿 102（63.8%

）58 （ 36.3%）

160 （ 100%）

对不同留城意愿的农民工来说，他们的基本情况又会对他们选择留城或返乡产生一定的影响，具体见表 4.2。对留城—工作、留城—生活意愿来说，性别和文化程度的不同对选择是否继续留在城

里工作、生活有影响，这主要是因为对男性所承担的社会责任要求他们要获得更多的经济资源，而女性在传统文化角色上被要求回归家庭，所以性别会影响他们是否留城工作或生活。而较为特殊的是家庭状况对是否继续留城工作和生活的影响比较不一致，这与所收集的数据特征关系较大，仅有 2人选择不愿意继续留城工作，家庭状况对其影响表现不明显。

表 4.2 不同类型的留城意愿影响因素分析值 自由度 显著度 (双尾检定)

留城—工作意愿 * 性别 14.057a 3 .003 文化程度 36.131a 12 .000 家庭状况 12.389a 12 .415

留城—生活意愿 * 性别 3.815a 1 .049 文化程度 26.297a 4 .000 家庭状况 11.925a 4 .018

N of Valid Cases 160

（二）不同留城意愿类型对就业质量的 t检验在不同留城意愿的类型下，对就业质量指数进行单样本 t检验，得出表 4.3。可以看出，

在两种留城意愿的类型下，就业质量的不同水平。留城—工作意愿类型下的就业质量指数为 40.11，留城—生活意愿类型下的就业质量指数为 47.30，这能够验证假设 2和假设2.1，不同类型的留城意愿的不同在就业质量上是不同的，选择留城—生活意愿的人就业质量高，选择留城—工作意愿的人的就业质量低。

表 4.3 不同类型留城意愿下的就业质量指数就业质量指数 频数 平均值 标准差 标准平均误差留城—工作意愿 158 40.11 20.92 1.66留城—生活意愿 102 47.30 18.77 1.86

216

五、研究结论与讨论本文分析了农民工不同类型的留城意愿和就业质量之间的相关性，研究结果表明，影

响留城—生活意愿的因素有工作特征指数、工作环境指数、权益保障指数、职业发展指数和城市角色融入指数。总体上来说，农民工的就业质量越高，留城—生活意愿越高，与留城—就业意愿无关。

可以发现，选择留城—生活意愿的人就业质量高，选择留城—工作意愿的人的就业质量低。两者之间存在意愿程度差异和就业质量的差异。为全面提升安徽省新型城镇化质量和水平，《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入推进新型城镇

化试点省建设的实施意见》计划到 2020 年全省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 56%，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 35%。被列为国家新型城镇化试点省的安徽省，需要按照“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以提高质量为关键，以体制机制改革为动力，进一步增强农业转移人口进城落户意愿和能力，进一步提升城镇化综合吸引力和承载力，进一步完善新型城镇化保障机制，加快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力争新型城镇化试点工作取得预期成效，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试点经验1。

在调查过程中，可以由表 4.1 可知，农民工往往不仅仅选择留在城市，在理论层面约有四分之一的人想要回到农村，而在现实中，待工作结束后回到农村继续生活的农民工会远远大于四分之一，所以提升农民工的就业质量和留城意愿的一大本质就是让农民工留城留得安稳，让有技能的农民工返乡刺激乡村的发展动力，提供农民工在城市中所享受的公共服务，提升返乡农民的生活质量。本文主要探讨如何进一步让农民工留城留得更安稳，可以从宏观上发展出农民工的留城思路，提高农民工的就业质量。

1、农民工需要的是权利通过不同类型的留城意愿的分析，农民工对留城—生活的意愿较为强烈，且一般为就

业质量比较高的农民工更倾向于留城生活，这就反映出了在马斯洛需求理论的基础上，农民工在满足基本生存需求后，更倾向于对生存条件、生活条件和生活质量的要求，所以在农民工留城的过程中，特别是在解决农民工身份的问题上，需要更深层次挖掘农民工的需求。伴随着城乡二元结构化的打破，农民工留在城市的需求也更偏向社会身份层面上界限

的打破，这是公民社会中应赋予农民工的身份平等。提高农民工就业质量的一大关键性问题也就是在于农民工对自身身份与职业的认同，对自身发展生存权利的维护，消除城市在制度上对农民工群体的排斥。

2、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留城所反映出的一个重要话题就是城市融入，一方面是在情感上融入，另一方面要在

文化传统中逐步将自己的生活方式转变为城市的生活方式。而这两个方面不仅仅是农民工主动融入城市，这也需要城市居民心态的开放，以及文化的多元认同，对农民工群体的包容和尊重。通过调查可以发现，城市角色融入指数与制度性永久留城意愿和留城—生活意愿有相

关性，在城市角色融入指数中，与城市人的消费差距、朋友是城市人的数量、和城里人一起工作的意愿程度以及对自身身份的认知四个问题也就反映出了农民工对城市感情和文化的融入越深，就业质量越高，留城的意愿也就越强烈。农民工进城务工的过程中能够直接体1 安徽电视台.安徽推进新型城镇化试点省建设 2020 年城镇化率达 56%，[DB／OL]．http://jiangsu.china.com.cn/html/2016/ahnews_0927/7448705.html，2016-06-27．

217

验现代化和工业化的发展成果，对现代生活方式的适应也是能够对尊重和平等产生更多的期望。

3、留城是个漫长的过程——从农民到居民再到市民留城的过程就是一个将农民工从农民变为市民的过程，但是这个过程往往并非是一蹴

而就的，可以通过改革农村社会管理体制逐步将农民工的职业和身份进行转化，让农民工先成为城市居民，再成为城市市民。这个过程能够带来农民心理归属感的逐步提升，也能够进一步强化农民工在城市发展中所需要的权利和身份的认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居民。

21世纪初，上海规定，给那些在上海有稳定的工作，或是有一定的工龄、一定投资的“边缘人”发放蓝印章的户口簿，简称“蓝卡”1。自 2003 年开始，芜湖市在全省率先废除暂住证制度，实行外来人员免费申报登记制，给来芜经商、进城务工等外来人员提供快捷服务，进一步保障外来人员的合法权益2。2009 年，山西省太原市取消暂住证，统一实行居住证制度。2016 年，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若干意见》中指出，要积极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加快落实户籍制度改革政策，全面实行居住证制度3。

这一过程是在城市发展中最初为农民工留城所做出的努力，也是对农民工从农民转变为市民，进而逐步转化为居民的重要阶段。暂住证的废除使得农民工能够有机会成为市民，而居民证的全部改革也让农民工在身份和户籍上发生本质的改变，进而成为城市居民。因户籍而导致社会保障和社会服务的差异化使得农民工的权益得不到充分的保障，进而在劳动力市场和社会保障领域也存在着藩篱，所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和居住证制度改革是推动农民工市民化的重要关节点4。

4、推动安徽省区域经济发展从政府的角度而言，要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和就业质量的提高，一个根本性措施就在于

发展经济，促进促进城市内企业主体的规模扩张，进而以卫星城或城周边地区承接城市内产业转移，推进农民工的就业地点的多样化，将城市的发展成果辐射到农村，带动城市周边区域的经济发展。安徽省作为皖江城市带的重要一环，发挥合肥经济圈以及合芜蚌自主创新实验区的独

特区域发展创新优势，将以合肥、芜湖、蚌埠以及其他市级中心城市为核心发展经济，提高就业机会，发挥农民工在城市建设中的中坚力量，进而切实提高农民工的收入水平。

5、要在农民工群体中形成党组织等群体性组织，保障农民工权益。从权益保障上来看，不管是从工会组织的建设上还是从就业合同的签署上，农民工的

权益保障普遍不受关注。农民工在进城务工的过程中，由亲缘、血缘和地缘连接的社会关系网络会发生一定的改变，特别是由农村熟人社会迁移到异质性很强的城市社会，所以农民工群体在城市发展中也需要在进城后建立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发展社会资本。也就是说，由群体内部产生党组织等群体性组织的需求就此产生，组织有效化是保障、农民工权益的最重要手段之一，从自身群体中产生的党组织能够紧密连接农民工的群体，维护农民工权益，维系农民工与乡土之间的情感。1 童星.民工潮与城市化[J]．开放时代，1995，5:61-65.2 孙海峰.芜湖市废除暂住证制度[DB／OL]．http://www.people.com.cn/GB/shenghuo/1089/2001354.html,2003-08-05.3 国务院.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若干意见{国发(2016)8号}[DB／OL]．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6-02/06/content_5039947.htm,2016-02-06.4

218

6、打造农民工群体的职业品牌。安徽的民工输出形成了很多个品牌，比如肥东的建筑工，六安的保安，无为的保姆…

…均享誉全国。以品牌效应打造的农民工群体能够以个人社会资本在务工地形成一定的集聚效应，而以地域为代表的农民工群体的职业品牌是能够代表城市对农民工的职业认同，通过这种职业品牌的打造，能够对农民工的发展形成正面效应，也能够进一步提高农民工的经济效益和社会价值，进而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提高起到了积极作用。总体上而言，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需要结合安徽省省情地情，坚持以创新、协调、绿色

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为引领,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因地制宜、突出特色、大胆创新1,才能持续推动农民工就业质量的提升，促进农民工市民化工作。

中国农民工子女的成长研究——《不一样的童年——中国农民工子女调查报告》述评

陈丽雯,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摘 要】《不一样的童年——中国农民工子女调查报告》一书以白描的手法描述

了十年间中国农民工子女成长特征及其环境变化，深入挖掘中国以人为本城镇

化的现实案例，展示出中国农民工子女的成长素描图。文章以此书为蓝本试图分

析中国留守儿童、流动儿童的成长特点，以承担家长监护权和代理家长的责任探

析中国农民工子女共享同一片蓝天的途径方法，进而述评我国研究方法的拓展。【关键词】《不一样的童年》，留守儿童，流动儿童

A Study on the Growth of Children of Migrant Workers in China

——A Review of "A Different Childhood: A Survey Report on Children of

Migrant Workers in China"

1 新华每日电讯,习近平:新型城镇化要坚持五大理念[DB／OL]．http://news.xinhuanet.com/mrdx/2016-02/24/c_135124774.htm,2016-02-24.

219

Chen Liwen,School of Sociology, Nanjing University

Abstract:A book which named "Children of different ages - the children of migrant workers in

China" describ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igrant children and their environmental changes in China

in ten years using straightforward style of writing.It shows the reality of people-oriented

urbanization case and demonstrates the growth of children of migrant workers in China sketch

map.This paper attempts to analyze the growth characteristics of left-behind children and migrant

children in China. This paper attempts to analyze the growth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left-behind

children and migrant children, and take the responsibility of parents guardianship and parental

responsibility to explore the ways to share the same blue sky with Chinese children of migrant

workers.Finally, it reviews the development of research methods in China.

Key words:A Different Childhood,The left-behind children,Migrant children

农民工的脚步从农村走向城市，其子女的成长步伐也伴随着人的城镇化的

逐步推进从学术话语走向官方话语。著名社会学家王开玉等著的《不一样的童年

——中国农民工子女调查报告》由社科文献出版社于 2016 年 7月再版发行。这是

国内第一本从社会学的视角对中国农民工子女进行实证调查的报告，深入挖掘

中国以人为本城镇化的生动案例，以细致敏锐的触觉探析不一样的童年中的点

滴，以关怀温暖的视角剖析出农民工子女的生活姿态，引人沉思。《不一样的童年》汇集了作者对我国 3省 4市 9县的留守儿童的调查，规模

较大，深入到不同类型的省市和地区。正如陆学艺先生在序言中所写的那样，这

是一幅珍贵的素描，按照社会学研究中“真实、全面、准确、深刻”的要求，为

220

我们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基础性的研究资料。这样有事实、有理论、有观点的著作

是不可多得的，对研究和谐社会有重要的实践意义（王开玉等，2016）。该书从人的城镇化的角度出发，白描了中国农民工子女的生活现状，运用

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依托个案访谈，通过直白、生动的社会学语言，为我们展现

了一副农民工子女生活状态和教育状况的素描图，精彩重现了留守儿童和流动

儿童的生活点滴和教育状况，在国内外影响深远。本书还汇集了电子音像制品

《不一样的童年——中国农民工子女调查》，本片获“第三届中华优秀出版物音

像提名奖”。该书内容还包括近十年来社会学者们对这个问题的深化研究。十年

来，经过政府、学校、社会、家庭和研究者们的共同努力，我国留守儿童和流动

儿童的成长环境、教育环境、生活环境和社会环境都有了改变。本文以《不一样的童年——中国农民工子女调查报告》为研究资料，试图理

顺中国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的成长环境及其特征，进而剖析中国农民工子女的

生活史，以儿童权利的获损情况为线索以家长监护权的获得和代理家长等方法

全面监护农民工子女，从而对中国以人为本的城镇化过程产生更深层次的思考。一、农民工子女问题在何处

221

农民工子女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跟随父母流入城市的流动儿童，另一

个是留守在家中的农村留守儿童。农民工子女问题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阶段

性问题，是我国城乡发展不均衡、公共服务不均等、社会保障不完善等问题的深

刻反映。从 2000 年到 2010 年这十年间，伴随着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的逐步加快，

从农村流入城市的农民工逐步增多，因流动人口的经济和户籍藩篱，中国农民

工和留守儿童的数量不断增加。2000 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流动

人口规模已达到 1.2亿，中国农村流动儿童近 2000万人，留守儿童也不少于这

个数字。2005 年，根据中国 1%人口抽样调查的抽样数据推断，中国农村留守儿

童约 5800万人。《2015 年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显示，“十二五”时期，我国

流动人口年均增长约 800万人，2014 年年末达到 2.53亿人。2010 年根据第六次

人口普查的样本数据推算，全国有农村留守儿童（0-17岁）6102.55万，也就是

说留守儿童至少增加了三倍（王开玉等，2016），这一人口大流动不仅在中国

历史上而且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空前的。从《不一样的童年》著作中能够分析出，留守儿童的成长过程中主要存在以

222

下特征：一是情感性连接较为薄弱。留守儿童普遍存在跟随祖父母或者外祖父母生活

的现象，在农村中往往受到非直系亲属的照顾，这种照顾也可以分为包吃包住

和只包吃不包住的两种类型，所以总体上而言，留守儿童在家庭生活中不会受

到自己父母的直接照顾，反而是仅能从电话中感受到父母的存在。留守儿童一般

与父母联系的方式多为电话。其中经常联系（每周一次）的占 45%，不太经常

（两周至一个月一次）联系的占 25%，不经常（一个月以上一次）占 30%，从

不联系为 0（王开玉等，2016）。也就是说留守儿童和他们的父母之间情感性的

连接较为薄弱，特别是从《不一样的童年》中的多个案例中可以发现，很多生活

在农村的儿童比较期待和自己父母进行情感的联系，90%的孩子都希望待在父

母身边。二是孩子对父母的依赖感内部差异性较大。因其父母与孩子之间的距离、孩

子的成长阶段及其生活的环境特征、父母离开孩子时孩子的年龄等都影响着孩子

对父母的认知。在调查中，有的儿童表达对父母思念的情感表现得非常强烈，情

绪波动也很明显，但有些孩子认为父母在不在身边似乎差别并不是太大（高河

223

镇 LL）。从认知行为主义的理论上来看，孩子的认知方式和态度是受到环境的

影响，环境也会影响到孩子的行为方式，所以留守儿童若是成长在一个类“原

生家庭”的家庭结构中，往往行为和思想会接近于有父母在身边的孩子的行为

和思想，若是留守儿童的父母与儿童相距较近，父母和孩子的熟悉度和感情联

系就更深，若是留守儿童的父母在儿童刚出生便离开，儿童对父母的依恋可能

不如在身边照顾他们的实际监护人。三是儿童行为模式与对家庭教育的方式呈现较大相关性，实际监护人往往

不关注留守儿童的内心需求。一般认为留守儿童在人格特征上都表现为内向、任

性、胆怯、自卑及不合群等消极特点，但这一性格特点往往与监护人的教育方式

有关。监护人认为留守儿童管不了，认为自己精力不够疏于管理的约 39%，采取

主要以谈心说服管理方式的占 21%，以说服与批评相结合的占 18%，教育为主、

有时打骂的占 15.3%，以批评、打骂为主的占 4.3%（王开玉等，2016）。总体上

而言，案例表明大部分留守儿童认为实际监护人不关心自己真正想要什么。四是留守儿童的学习态度较为端正，但其学习成绩和遵纪守法方面表现较

差。在学习态度方面主要是由于其父母在内心贯彻的“读书有用论”影响到留守

224

儿童的学习态度，但因留守儿童缺乏被指导和管理，往往会在小学高年级阶段

和初中阶段发生逃学等阶段。五是留守儿童的乡土联系随着娱乐活动的增多而变少。留守儿童的娱乐活动

随着从现代科技的介入往往存在着逐步科技化和微型化的特征，所以尽管农村

地区的娱乐设施并不完善，但是留守儿童往往能够通过网络而发生更多种类的

娱乐活动。与留守儿童不同，从《不一样的童年》著作中展现出来流动儿童的成长特征

更偏向于城市儿童：一是情感联系强于留守儿童。留守儿童与流动儿童最大的区别就是父母是否

在身边，流动儿童是随着父母一起迁到城市在父母身边学习、生活，所以流动儿

童与父母之间的情感联系更加深刻。二是流动儿童对外界的感知更为敏感，容易产生孤独、被歧视的感觉。流动

儿童身处在城市中，城市中一切外部的因素都有可能影响到流动儿童对外界的

感知，同时流动儿童父母职业的不确定性导致流动儿童对外部环境往往处于不

安全不稳定的感受，进而这种不安全的心理感受会对流动儿童的个性成长产生

225

一定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在父母不关注孩子心理成长的情况下会愈演愈烈，所

以流动儿童对自我的认知是其主要的问题。三是复杂的社会环境会不利于流动儿童心理健康成长。农民工把孩子带入城

市，在入托、入学方面受到极大的歧视和排挤。外出务工的农民工大部分工作比

较辛苦，多从事体力劳动，在时间上并不宽裕。在城市纷繁复杂的社会环境下，

许多家长又忽视了家庭教育环境的创设，不努力创造学习型的家庭环境，而是

让孩子生活在“麻将型”、“赌场型”的不良环境中，或者由于生活压力等种种

原因造成的家庭成员之间关系对抗、家长行为有失风范、家庭动荡不安、夫妻离

异、单亲家庭等等，这些都势必影响儿童的健康成长。四是流动儿童在接受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素质及接受门槛对流动儿童家庭是

一个挑战。城市中面对农民工子女的学校出现三类形态：即普通公办学校、公办

流动子弟学校和外来流动人口子弟学校。三类学校的教学资源和入学门槛有较大

区别，公办学校在财力和师资都能够给儿童良好的学习环境，进而公平的分享

城市中的教育资源，同时多样文化交融的环境也会使得流动儿童培育更强的抗

逆力，加速流动儿童的融入进程。民办农民工学校的进入门槛比较低，教育资源

226

和教学环境往往比不上公办学校，同时在民办农民工学校，不需要借读费、择校

费等等额外费用，这对流动儿童的家庭而言是一个较大的优势。五是流动儿童在城市不稳定的环境中容易产生陌生感和孤独感。城市中在公

共领域内的娱乐设施会带给流动儿童更多的娱乐活动，但是这往往是有限制的。

同时流动儿童的生活环境不断随着父母工作地点的变化而变化，身边的伙伴往

往也是短暂性的，这种情况会使得流动儿童更易产生孤独感。总体上来说，《不一样的童年》用不同的个案描述出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的

成长史，农民工子女的成长环境和因环境导致的人格个性发展都会产生较大的

差异，所以相比城市儿童来说，农民工子女的成长更需要关注。二、积极却孤独的童年需要爱的本源在人的城镇化中，《不一样的童年》描绘了让小脚丫从孤独走向幸福的中国

农民工子女生活图景，让爱为农民工子女撑起一片蓝天。在该书中，通过对 4市 9县 100多个个案的调查和分析，我们可以发现，

他们和一般的孩子相比，有着很多的特点：一是他们视野开阔，热爱家乡，有

着美好的理想。在 100多个个案中，很多孩子希望长大后能够当医生和教师，也

227

有的孩子想克隆地球，原因是觉得城市太拥挤；有的想当像达尔文一样的生物

学家，还有很多女孩子都想当电视节目主持人。二是自立能力强，肯吃苦耐劳。留守儿童大部分与年迈的爷爷奶奶生活，学

校通常又很远，有 90%的儿童需要承担家务，有的孩子要做 4 个人的饭，有的

要干农活，还有的要照顾生病的爷爷奶奶。而流动儿童也往往需要在父母不在家

的时候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三是对待挫折和困难的承受力强。农民工子女是亲身感受在社会转型期间不

同的社会矛盾和社会群体心态的变化，所以这些孩子往往需要在生活自理的同

时，还要依靠自己解决自身的心理问题，提高自己对矛盾和苦难的辨识能力。四是懂得感恩，珍惜关爱。著作中提出，潜山县黄泥镇建立了关爱留守儿童

协会，45名会员每人都托管了 3至 5名“留守孩子”。他们觉得与一直以来都被

父母保护很好的孩子相比，这些留守儿童有一颗更加感恩的心灵，对帮助过自

己的每一个人都能够记在心里。同时也有很多孩子能够理解自己父母的外出打工

行为，很多孩子都说希望父母在外保重身体，有些孩子更是细心地观察到自己

爸爸妈妈脸上因为辛苦而增加了皱纹。

228

但是他们也存在一些突出问题。有人形容是“小皇帝”的生活。但是由于他

们长期不和父母生活在一起，缺少父母的关爱，在儿童成长期容易形成孤僻、内

向的性格，又有一种“弃儿”的感觉。事实上，很多农村的孩子都是能够温饱的，其外出打工的家庭的经济条件

普遍都是好于以务农为职业的家庭的经济条件的，所以这些留守儿童的问题并

非是在于经济问题。留守儿童问题的产生往往是家长责任缺失导致留守儿童情感

缺失，家庭的监护权是儿童爱的本源。而这一本源的缺失，他们在成长的过程中

往往压抑他们的真实情感需求，一方面亲情的相对确实导致他们对“爱人”的

能力相对不足，他们往往不能够准确的表达他们对父母的情感，这种情感的能

力在他们成长的过程中并未完全培养出来，另一方面他们在语言表达能力上和

性格养成方面也是相对较弱，例如他们在成长的过程中不敢大声得表达自己的

观点，在描述一件事情的时候也不能完全表达出他们的意思。这些情感缺失的弱

点会伴随着他们的成长而逐步显现，在进入职场竞争中可能会有所改善。这些留

守儿童能够在学校的关怀之下健康成长，但是成长过程中对幸福概念可能会理

解不深。

229

近十年，随着调查的深入，对家长监护权问题的认识和落实已成为家长关

注留守儿童的一个焦点。这些留守儿童的家长往往将子女的问题怪罪于政府、国

家和学校，但是需要明确的是，留守儿童的问题根源于家长对留守儿童的培养

不应该仅仅是经济上的支持，更多的应该是用心培养孩子，激发孩子的潜力。家庭中父母应当明确自己的监护权，监护权不可推卸也不可转移，作为孩

子的第一监护人，应当把留守儿童留在身边，用父母对孩子的关爱庇护孩子的

成长，让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感受到父母的关爱，幸福成长。2016 年 2月，《国

务院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发〔2016〕13号）颁布，

其中特别强调要落实家庭监护主体责任，监护人要依法尽责，在家庭发展中首

先考虑儿童利益；加强对家庭监护和委托监护的督促指导，确保农村留守儿童

得到妥善监护照料、亲情关爱和家庭温暖。通过全方位利用留守儿童的社会支持

系统，第一次以具体文件的形式确认和设置留守儿童的保护机制。留守儿童并非

是经济问题，需要家长用心培养，家长监护权是父母不可推卸的责任。三、寄宿学校“代理家长”让童年不落单这十年来，学校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尽量做到留守儿童的学校生活和业余

230

生活的全覆盖，从寄宿制学校到农民工子弟学校，从“代理家长”到全方位的

照管留守儿童，倡导以公平教育为核心的教育方式，推进民办教育的发展，表

现了学校教育的全方位发展。从一般性寄宿学校建设到全方位寄宿学校建设，要全方位的监管儿童。在监

护人职责不到位的情况下，对留守儿童的生活进行监管，对留守儿童的学习进

行监督，保护留守儿童的安全不受伤害，推进留守儿童在学校的保护下健康成

长。在破解留守儿童问题的建议设想中，课题组建议国家将留守儿童的小升初和

初中的阶段包下来，用寄宿学校的方式保障孩子的学习和生活。因为留守儿童的

小升初和初中的阶段往往是价值观和人生观形成的重要阶段，也是往往最容易

出现心理精神健康问题的阶段。而留守儿童到了高中阶段，一般继续读书或者外

出打工，所以小学和初中阶段的儿童需要有人看护。在促进留守儿童健康成长的

过程中，应当秉持着“一体化”的模式，即当以学校为主管单位，通过政府、社

会、学校、家庭综合治理留守儿童问题。对留守儿童群体来说，学校教育能够最

先大规模接触到留守儿童，所以学校可以作为主体，通过学校教育的规范发展

促进留守儿童健康成长。

231

在留守儿童成长阶段，学校的教师不仅是学生的老师，也是学生的家长，

负有一定的家长责任，所以可以通过“代理家长”的方式，在寄宿制学校的大

环境下，由“代理家长”对学生的日常饮食起居和生活进行帮助和管理，通过

老师的关爱使得留守儿童能够感受到家庭和学校对他们的温暖，他们引导孩子

更好的管理生活费用，引导孩子热爱学习，还让孩子敢于说爱。2007 年的调查

中课题组建议，要建立留守小学生档案和联系卡制度，学校要摸清留守儿童包

括其家长、临时监护人的详细地址、联系电话等内容，加强与学生父母或监护人

的联系（王开玉等，2016）。十年期间，课题组也一直在呼吁建设留守儿童动态

信息库，通过学校梳理留守儿童联系信息，促进农村留守儿童的信息完善。以某

校为例，形成了特色的“三习、一辅导、一活动”。“三习”即复习、练习、预习

“一辅导”不懂的问题由老师进行辅导，“一活动”即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

真正让留守儿童得到更多的关爱和帮助，让他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找到闪光点。通

过对小学到高中的留守儿童的统一管理，保证学生在学龄期间的学习生活受到

保证。而为了更好保障留守儿童全部生活的健康和安全，该校建议在周六周日和

节假日休息的时候，学生有三种选择的方式：一种是被家长接回家，打工家长

232

往往在寒暑假将孩子接到打工地或者回乡看孩子；一种是进行一些球类比赛或

者出去旅游之类的活动，学校会举办一些团体性比赛，丰富孩子的假期生活；

一种是在学校复习功课，老师在学校值班，学生有不懂的可以直接问老师。这种

方法把学生的课外和课内全部覆盖住，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够保证小学到高中的

留守儿童的健康成长，在假期也可以得到生活和学习的保障。在管理过程中秉持

着“全方位”的理念，对留守儿童的关注不应该仅仅局限在生活和学习的方面

对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和思想发展都应该予以关注，所以要对留守儿童进行全

方位的关注。家长们在外“放心、安心”，学生们在校“安心、静心”， 为广大

农村留守儿童健康成长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四、在研究中积累并成长在流动人群的研究中，从关于农民工研究，到关于农民工的一代二代划分，

再到农民工的子女——“空巢儿童”（后又称留守儿童），接着关于农民工婚

姻的研究，一系列的研究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现了流动群体的生存现状。就留守儿

童的研究来说，政府、家庭、社会、学校综合治理是一个系统工程。解决的重点也

不断深入，不断调整，从政府、社会责任到学校管理，进而回归到家庭职责的角

233

度，也符合实际情况。本书就是沿着这条路不断深入。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

报也跟踪了大量主流媒体，在全国形成了广泛的影响力，也推动了对农民工呼

声和要求的重视，将农民工问题推进到决策层的视野，各级政府和社会也把这

项工作当成了重要工作，不断加快农民变市民的城市化融入进程。该书创新了研究方法，立体观察方法在筑路式研究方法的基础上架桥，第

三空间的微评方法成为联系社会的光纤。整合三种研究方法，便是一种中国社会

学研究方法的创新。三种方法能够成为推动农民工子女乃至社会各个话题的研究

方法，从实践与成果推介的角度创新了定性和定量两个轮子的社会学研究方法

将研究成果的实效扩大，进一步发挥思想库和智囊团的作用，以研究推动政策

的转向。真正的落实需要以综合治理的方式，整合政府、社会、学校和家庭的力量，

建设农民工子女增权的社会支持系统，动员全社会力量，让童年从孤单走向幸

福，真正的落实保证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的基本权益。正如王开玉教授在序言中强调，从乡土中国到城镇化、城乡一体化的承担中

从人的城镇化的视角，不了解留守儿童就不了解中国城镇化；不了解为解决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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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儿童的付出，就不了解中国城镇化的艰难历程；不了解留守儿童如何融入城

市，就不会深刻了解为什么中国的城镇化是人的城镇化。我们相信在人的城镇化

潮流中，在政府、社会、学校和家庭的保护下，农民工子女的成长会更加幸福

（王开玉等，2016）。

参考文献：民政部门户网站.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部际联席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京召开[EB/OL].http://www.mca.gov.cn/article/zwgk/mzyw/201604/20160400882111.shtml,2016-04-08.全国妇联儿童工作部.健全农村留守儿童关爱服务体系研究报告(要点)[J].中国妇运,2014(6):27-28,32.人民网.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EB/OL].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16/0128/c1024-28090597.html,2016-01-28.施雨岑.２０１６年我国将多措并举推动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EB/OL].新华社.http://news.xinhuanet.com/2016-04/06/c_1118549512.htm,2016-04-06.王开玉等.不一样的童年——中国农民工子女调查报告[M],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

235

农民工的人际交往与城市融入研究耿诗淼

摘要：通过对传统农民工人际交往现状及原因的深入分析，探究这一群体的城市融入情况和市民化程度。研究发现，传统农民工的人际交往呈现出明显的内倾向特征，日常生活中诸如节日、生日、娱乐闲暇以及大事小情都倾向于在以血缘和地缘为主的关系范围内完成，这样的交往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强化了传统农民工的身份认同，也加剧了其与城市居民的“身份区隔”，进而影响到他们的市民化及城市融入。关键字：传统农民工，人际交往，城市融入

Research on the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and Urban Integ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Abstract: Through the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reasons of the traditional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integration situation and the degree of urbanization.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traditional migrant workers showed a clear trend of 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 characteristics. In daily life, such as holiday, birthday, entertainment as well as major events tend to be in the blood and geography based relationship within the scope of the completion. Such a communication model to a large extent to strengthen the identity of the traditional migrant workers, but also exacerbated by the identity of the area with the city residents, thereby affecting their public and urban integration.Key words: Traditional peasant workers,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City Integration

一、文献回顾通过梳理近几年的相关文献发现，目前学界有关农民工人际交往问题的研究对象主要

涉及三个群体：传统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农民工随迁子女；围绕农民工在打工地的人际交往问题的研究内容主要涉及：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城市适应性、市民化、幸福感、社会资本、心理健康等方面；针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视角包括：社会学视角、社会心理学视角、心理学视角、传播学视角，且学科交叉非常明显；以上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多为问卷调查法和访谈法。针对农民工人际交往的现状，孟传慧等认为农民工在交往取向上主要以血缘地缘为主，“老乡”观念浓厚，工作信息的获得、工作的变动，以及工作之余闲暇时间的打发，都离不开老乡圈。（孟传慧，田奇恒，2003，第 83页）仇小玲等认为农民工和城市居民的正面互动，现阶段主要是基于业缘上的经济合作或相互依赖的必要互动，多是功利性的……在很大程度上，他们所跨入的只不过是城市地理空间，而不是一个蕴含城市文化和关系的社会空间。（仇小玲，2008，第 19页）肖云等在研究中发现在遇到困难时 85.9%的农民工选择了向亲戚朋友等群体求助，向邻居、社区工作者等寻求帮助的只占很小比例。（肖云邓睿，2015，第 38页）刘博认为建筑业、特别是一些特定建筑项目的务工人员一般都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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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血缘与亲缘关系，从 20世纪 90 年代即是如此，承接具体施工项目的工人多是以家族式的方式进行招工与分工，同族、同乡特征十分明显。（刘博，2015，第 29页）关于农民工人际交往现状的原因分析，周庆华认为与农民工的自卑心理有关，且相似引起人际吸引，农民工的生活和工作环境的制约、文化素质低下以及传统习俗等方面也都有一定的影响。（周庆华，1996，第 29-30页）魏晓娟等认为农民工的工作时间长、居住环境隔离、明显的地域性和产业集群性是造成农民工人际交往现状的主要原因。（魏晓娟，刘爱景，2009，第 22页）肖云等提出城市居民对农民工的“污名化”，即给农民工贴上不讲卫生、吵闹喧哗扰民、语言不文明、不遵守法规政策、粗鲁、没文化等标签的行为也迫使农民工形成内倾化的交往模式。（肖云，邓睿，2015，第 40-41页）除此之外，也有学者针对改善农民工的人际交往现状进而提高农民工的市民化程度提出了相关的对策和建议，袁靖华从人际传播视角研究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生活中的人际关系融入，认为应着力破解权益障碍、语言障碍、媒介障碍、居住障碍等因素，以推进外地人与本地人的关系和谐。（袁靖华，2015，第 67-68页）田北海等认为应当加强城中村改造，实现农民工生活空间的“去边缘化”（田北海，2014，第 103页）

本研究将选取从事建筑行业的传统农民工为研究对象，从他们日常生活中的节日、生日、娱乐闲暇以及大事小情等维度来着重分析他们的人际交往模式，力争做到能够为改善传统农民工的人际交往现状、推动其市民化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和建议。创新之处即是本研究采用的是参与观察和访谈相结合的方法，目前学界在这一领域运用此方法的研究较少，因此具备方法论上的突破性。

二、个案研究（一）个案背景介绍

本研究选取的个案 Y 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从安徽老家辗转于宁夏、湖南、湖北、河南、江苏等省份打工，先后从事过多种行业，其中累计工作时间最长的行业是路政，并于九十年代初开始结束各地奔波的生涯，在江苏省 B市开始长期从事路政方面的工作。打工生涯的最初期，Y与其他农民工没有区别，从事基本的体力工作。由于具备初中文化水平，Y开始在工地上从事会计相关工作，并积累了一定的工作经验，能力也开始得到赏识，后逐渐作为工地上的基层领导开始从事带班工作。再发展到后来，Y成为民工队长，有自己的工人队伍，在公司开始独立承包项目工程。截止到目前，Y已经解决了大部分亲戚、同乡的工作就业问题，如 Y妻子的三个哥哥、两个嫂子、一个妹夫、五个侄子、两个侄女、Y的弟弟和若干同乡等等，Y的哥哥的机械设备也在 Y的工地上运作。这些人最初都是由 Y 从安徽老家带到 B市来工作，且现在一部分人早已离开 Y的工地，在这个行业中独立承接项目或者从事专业技术工作。Y一家之前也和工人一起住在工地的工棚里，2010 年才搬进自己在 B市的房子中。

Y 是我国掀起农民工外出打工浪潮后的第一代农民工，属于传统农民工的范畴。当时我国的第三产业并不发达，大部分农民工在城市从事的都是建筑等相关行业，且他已经在城市中工作和生活了二十余年，是研究传统农民工在的人际交往及市民化问题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传统农民工个案，因此本研究将以 Y为线索，重点研究 Y及其同辈、同时代出来务工的传统农民工群体的日常生活人际交往问题，揭示其交往现状，从中发现其中存在的问题并进行深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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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Y 及其同辈农民工群体内部的日常人际交往研究将选取节日、生日、娱乐闲暇及大事小情等几个维度对 Y及其同辈群体内部的日常

人际交往进行观察和研究，呈现他们的日常生活交往模式。1、节日中的人际交往据了解，目前只有 Y一家和其妻妹一家在 B市有固定居所，其他人均住在工地的工棚

或者集体宿舍，因此这两个家庭是全体亲戚及同乡在 B市共同的落脚点。观察发现，一年中的端午节、中秋节、元宵节等重要节日，这两家都会把在 B市的亲戚请到家里来一同过节，有时甚至连工地上的同乡也一起叫上。在被问及“为什么节日要请大家一起来过”时，Y夫妇说：“过节了大家在一起才热闹啊！那些人（指住在工棚的亲友）过节又回不了家，在工地上冷清的多不好，你在这有家啊！不叫人家到家里来多不好！再说了，都是家里人，不就这个时候聚聚吗！这个时候不在一起团圆什么时候团圆！”因此，每到节日，就是 Y及其地缘和血缘群体之间固定的人情往来的时段。按照惯例，每个节日的午饭和晚饭都是 Y家和妻妹家各负责一顿，也有个别情况两顿饭由某一家全权负责，但两家往往会争先恐后，很难决定。来访者也不会空手而来，都会带些烟酒、水果之类的礼物。每餐结束之后，大家都会以打牌的方式来消遣，边打牌边聊天。2、生日中的人际交往除重大节日之外，个案中的传统农民工群体还会以生日为契机来聚会。与 Y同辈份的

人，无论谁的生日，大家都要聚到一起庆祝，生日宴由寿星出钱办，一般情况下都是在饭店举行。其他人则会送上烟酒等作为礼物，烟酒的种类和档次基本上没有差别，送给每个人的都一样。如果寿星家中有孩子，还会多带一份饮料。生日蛋糕则由小辈来订，每次也都会商量好。据观察和了解，生日的庆祝方式及茶余饭后的娱乐活动与重大节日基本相同，没有明显差异，大家只是想借这些机会来相互走动，满足自己远离家乡、身处异地的情感需求，获得相应的心理慰藉。还有就是通过这一形式和礼物的传递过程来与大家联络感情，并且以展现如此之大的家庭规模为骄傲。

在 B市有“做生日”的传统和习俗，逢十必过，如十岁、二十岁以此类推，都要非常正式地举办生日宴会，宴请亲朋。在参与观察的过程中，发现 Y及其家庭群体从未像 B市的人一样举办过类似“做生日”的活动，在被问及原因的时候，Y回答：“做生日是 B市的风俗，跟我们家（只 Y的家乡，而不是特指他自己的家庭）不一样，我们家不这样过。” 虽然 Y和他的群体已经在 B市生活了二十余年，但是在生活习惯和习俗方面还是依然保留着自己家乡的传统。3、娱乐闲暇中的人际交往通过访谈了解到，建筑行业有其不同于其他行业的特殊性，这一行业没有固定的节假

日或休息时间，他们的休息时间主要依据天气变化而定，一般只有遇到雨雪天气，工地上不能正常施工时他们才能够休息。因此每每遇到天气不好、工地停工时，就是个案中的群体除了节日和生日之外的又一实现走动和交往的机会。受到年龄和文化素质水平的影响，Y及其同辈的传统农民工群体的娱乐闲暇方式非常单一，主要是打牌和打麻将，地点或选在某个家庭，或者选在某个工地，方便大家聚在一起，参与人员依旧是局限在同乡或亲友的范围内，偶尔会有工地上其他工友的参与。除此之外，女性传统农民工会在工地上种些蔬果、做些家乡的特色时令小吃等，也都是这个群体中的成员一起分享。4、大事小情中的人际交往已有学者在研究中发现，农民工在城市遇到困难时更倾向于选择向亲戚朋友等群体求

助，而较少向邻居、社区工作者等寻求帮助。（肖云，邓睿，2015，第 38页）这一点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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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案中也体现的较为明显。在调研的过程中遇到 Y的妻妹生病，由于无法按时接孩子放学回家，她在第一时间打电话给了在工地上班的 Y让其帮忙接孩子，而没有选择就近向邻居寻求帮忙。在医院的选择上，他们没有选择去他们所在区域的公立医院，而是选择去了一家私人医院。在被问及原因时得到的回答是：“以前这个医院就是个小诊所，现在重新建了楼房，已经是一家医院了，是我们家人开的（老乡），他的医术非常好，十几年了，大人孩子生病都是找他去看，而且还便宜，去大医院看又不能报销，都不知道要花多少钱！”后来通过 Y 了解到，在 B市日常生活中发生类似的事情，都是这个圈子内部互相帮助解决，出钱出力，Y 给出的说法是：“这才是一家人嘛！关键时候都不出力还叫啥一家人！指着外人哪行，指不上的！”（三）Y 及其同辈农民工群体与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交往

Y及其同辈农民工群体与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交往则无法按照上述节日、生日、娱乐闲暇以及大事小情等明确的维度来考察和归纳，因为从整体而言，他们同城市居民的交往呈现出零散和碎片化的特征，并未呈现出类似其内部群体人际交往的模式，他们的交往大多是表面化的。Y 所居住的小区也有棋牌室等活动场所，但是他们从来没有到那里去和当地居民一起打过牌，邻里之间见面也会打招呼，但是节日等是不相互走动的，甚至 Y的妻子都不愿意和当地居民一起跳广场舞，问其原因得到的回答是：“人家当地人会笑话我的，我不去！”这只是 Y妻子自己的想法，她并未就这个问题得到过证实。但是她吐露了自己和本地人打交道的一次经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她对当地居民的看法，即某年，工地上的一个负责扫路的当地工人在非工作时间被一辆车撞伤后肇事者逃逸，这名工人为了获得赔偿硬是声称自己是在工作过程中受伤，属于工伤，应该获得赔偿，并且联合了当地的群体势力，经过法院判决，Y因没有证据而败诉，当地工人获得了赔偿。由此，Y一家不愿跟当地人交往，认为当地居民都是“排外”、“欺生的”。尽管2010 年 Y家从工地搬到了自家的房子，和当地居民同住一个小区，由此和当地人的交往相对之前多了一些，但是这些交往依旧是表面化的、感情投入较少的。（四）区隔与认同在个案人际交往中的体现

个案中 Y及其同辈的传统农民工群体在日常生活中的人际交往呈现出了较为明显的“内卷化”倾向，而这一倾向也正是传统农民工在城市社区中区隔与认同过程的结果。农民工的社区融入进程受到了来自社会关系、制度规则、文化价值、情感习俗等方面的强力限制，他们虽身处社区却难以突破同质群体的交往活动范围，只能在内部 社会资本和发展空间而“越卷越紧”，未达到实质意义上的融合效果，形成了社区融入过程中的“内卷化”。（肖云，邓睿，2015，第 37页）本研究认为，区隔与认同是同步进行的过程，二者互为因果、互相强化。1、“身份区隔”传统农民工在日常人际交往中倾向于同血缘、地缘关系为主的人群进行互动，甚至在

访谈中发现，他们在提到自己的亲戚和老乡时都统称“我们家人”，以此来与当地城市居民和其他地方的人做出区分。这些行为本身就已经将自己同当地的城市居民进行了“身份区隔”。在这样的形势下，传统农民工渐渐远离了城市主流的文化环境和氛围，疏离城市居民群体，将自己内卷、隔离在自己的熟悉圈子中，给自身的城市融入和市民化带来了很多障碍。2、“身份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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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于“身份区隔”，传统农民工的日常交往在与城市居民相区隔的同时也在强化着自己在农民工群体中的“身份认同”，这种反作用表现得相当明显。结合“推拉理论”来分析，传统农民工与城市居民进行人际交往的时候，其所感受到的推力大于拉力，因而不愿意同城市居民有过多的、情感投入较多的交往，由此形成“身份区隔”；在传统农民工与地缘、血缘关系为主的亲戚、同乡交往时，其感受到的拉力大于推力，因而他们更倾向于同这一群体进行交往和情感投入，由此形成“身份认同”。在这两个过程中，“身份区隔”与“身份认同”是互相强化的过程，如果不加以改善，将会严重影响到传统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和市民化的进程。

三、传统农民工人际交往现状的原因分析导致传统农民工日常生活中人际交往呈现出“内卷化”特征的原因既有传统农民工自

身的因素，也有来自城市居民的因素，需从这两方面综合进行分析和考察。（一）农民工自身原因1、工作时间与居住环境

本研究涉及的建筑行业的传统农民工的工作性质有其特殊性，他们的工作时间较长，休息时间相对来说比较少，且休息不固定，农民工一般都居住在工地的工棚或者集体宿舍内，而一般情况下工地都在远离城市繁华地带的郊区等较为偏僻的地方，所以他们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工地上度过的，人际交往的范围也大致局限在同乡、亲戚和工友的圈子之内，与当地城市居民接触的机会较少。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这一行业的传统农民工同城市居民的人际交往，对其城市融入和市民化造成了阻碍。2、自卑心理

在观察和访谈中发现，传统农民工进入城市之初都存在或多或少的自卑心理，认为自己从事的行业、身份都不同于城市居民，担心被城市居民看不起，因此不敢与城市居民交往。尽管这种情况随着进城时间的增加而有所减缓，但是这种自卑心理及所产生的影响却存在于传统农民工的实际生活中很难彻底扭转。最初没有形成与城市居民有过多交往的人际关系模式，也没有形成良好的情感基础，因此后来也再难建构和谐、频繁的交往关系。3、文化素质及语言障碍一般而言，传统农民工，尤其是从事建筑行业的传统农民工，其受教育水平和文化素

质相对来说都不高，对于新事物、新环境的接受能力普遍较弱，加之受语言不通的影响，较难与城市居民维持畅通的人际交往关系，也很难在短时间内完成城市融入和市民化的过程。随着年龄的增长，很多传统农民工都不能再继续从事建筑行业，面临回老家安度晚年的选择，因此也不愿再为自身的城市融入问题耗费时间和精力。4、农民工在城市中的弱势地位受城乡二元经济格局和户籍制度限制的影响，传统农民工很难在城市中享有同城市居

民一样的社会保险和医疗保障，作为服务于城市、为城市的繁荣做出贡献和牺牲的主力军却无法享受城市的良好条件，传统农民工不免会有心理落差，并将这种不平衡感作用于城市居民身上，进行自我隔离，不愿与城市居民进行人际交往。（二）城市居民的原因

来自城市居民的原因主要可以概括为“污名化”，即部分城市居民的确对传统农民工形成了较为不好的刻板印象，给农民工贴上了一系列诸如不讲卫生、没文化、不遵守法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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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素质低下等标签。这些居民看不到农民工为城市建设做出的贡献，也看不到农民工群体的进步和变化，因为个别现象而否定农民工整体，这种身份和地位的不平等势必会影响到两个群体之间的和谐人际交往。四、结论通过参与观察和访谈发现，传统农民工日常生活中的人际交往及城市融入的确还存在

较多的问题。农民工的人际交往问题不单纯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还会影响到农民工的心理健康、幸福感以及社会的和谐稳定，因此不可小觑。由于本研究着重探讨的是传统农民工的人际交往现状，并不涉及新生代农民工，且采用的是参与观察式的个案研究，因此不能够笼统代表全体农民工的人际交往情况，甚至能不能推及到全体传统农民工也有待于做更深层次地研究和探讨。但是参与观察法获得的资料其真实性和客观性是毋庸置疑的，且个案中所反映出来的问题也的确应该引起学界对传统农民工人际交往这一领域的足够重视。社会各界也应当从农民工自身、外部环境和体制机制各方面做出相应的回应，为营造良好的人际交往环境共同努力，共同推动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和市民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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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

中国留守儿童现状分析陈永邺

中文摘要：本文对我国留守儿童的现状进行了分析并对原因进行了探讨，指出城乡差距和户籍制度是导致中国〝留守儿童〞现象的两大原因。关键词：留守儿童 现象 原因 城乡差距 户籍制度

Left-behind children in china,their status quo and

causes

Author Name: Chenyongye

Department,university: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nd sociology,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China

Email-address: chenshier@163.com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ses Chinese Left-behind children phenomenon and discusses the causes, pointing out that urban-rural gap and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are the two most important causes.

key words: Left-behind children Phenomenon Causes Urban-rural gap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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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留守儿童〞指的是因为父母双方或一方到城市打工，被留在农村的儿童，他们是我国特有的一个特殊群体。留守儿童在中国的数据，有人说是 2,000万，有

242

人说 6,000万，无论如何，是一个很庞大的数据，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的规模。过去 10 年，〝留守儿童〞现象已经成为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例如自杀或意外死亡的事故时有发生，而长期和父母分离也造成了他们严重的精神创伤。民政部宣布将全面普查我国留守儿童人数,显然，作为中国社会的一个特殊弱势群体，留守儿童近 10 年来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那么,中国的留守儿童们的现状如何？他们到底在过着什么样的生活？造成这种留守儿童现象的原因是什么有什么样的解决之道可资借鉴呢?

2、正文：对于留守儿童们的现状，往往我们媒体爆出来的是这些儿童比较凄惨的一

面，但是这种现象确实也是有不同状态的。浙江大学有一篇研究报告，发现各个地区的情况不一样，但留守儿童主要集中于贫困地区，比如云南、贵州、安徽、四川、江西等地区以及西北、东北的很多省分。而且在不同的省分，留守儿童的父母去的地方也不一样，有的父母仅仅是从陜西的贫困地方到西安等省会城市贵州地方的父母就直接到广东打工，离家很远。又因为四川是劳务大省、输出大省，从四川到沿海地区或成都或地籍市徳阳等地打工的父母，基本上每 5 个家长，就有一名是去外地打工的。跟据打工的远近，根据本地的交通情况，这样就造成有的〝留守儿童〞每年

保证可以看见父母两三次，有的甚至多少年都看不见一次的情况。但是整体共同的现象是所有〝留守儿童〞在成长过程中都没有一个完整的家庭。这种现象不是

243

现在所谓〝婚姻不稳定〞等原因造成的不稳定家庭所致，而是实实在在因为经济问题、社会问题或其它问题造成他们不能与父母共同生活的现实。所以，对于中国的大概二亿多农民工和六千多万孩子来说，他们只有一个梦想就是〝共同的生活梦〞，而且如何能共同生活在一起，也是这一群庞大的、近 3亿、相当于美国整个人口的这样人群一个梦想。

【案例】讲述人：崔某某职业：学者调查时间：2015 年 10月 15日内容讲述：但是我自己的亲身经历，我小的时候离开父母在农村生活过，从 2

岁半到 5岁，这段过程我非常明显的感觉，这一段只有两年半的时间，后来很快就跟父母在一块生活。但是这两年半时间给我造成内心的影响，后来很久很久才逐渐意识到，包括我跟我父母的亲热程度，我可能到上高中的时候才逐渐跟父母能真正当一家人，我上小学的整个过程中，都是很客气的对待父母。这种感觉，跟父母的亲近感、后来的与人交往、比较内向的性格，跟两年多离开父母生活都有直接关系。

244

所以，不能跟父母亲一起共同生活，造成这些孩子几乎没有任何亲情的照顾，导致他们在生活、教育和心理的发育上都受到忽略。按 2014 年妇联的统计数据，我国大概有 6,100万〝留守儿童〞，其中比较凄惨的是约有 1000多万的孩子几乎常年看不见父母或一年见不到父母一次。所以，〝留守儿童〞最大的问题还是健康、学业、未来的发展的问题，是不能成为健康的公民，是不能够有各种社会技巧，成为溶入社会的良好公民的问题，这才是最大的问题。在 1000多万几乎常年看不见父母的孩子当中，最凄惨的大概还有 300万，完全是自生自灭，没有任何人照养，因为其他孩子要么是单亲在家，要么还有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的照顾。在这 300万几乎是自生自灭的孩童中，人伦惨剧不断发生，例如 2012 年 11月份爆出的贵州毕节市的 5名孩子，在垃圾箱里取暖，因二氧化碳中毒全部死亡；前些时间，贵州又爆出来 4名孩子，最大的 13岁，最小的只有 5岁，共同喝农药自杀死亡。此外，最近 4、5 年，媒体爆出的有关儿童被性侵的案例，超过一半被侵害的对象都是留守儿童，其中，农村的留守儿童占全体农村儿童的约 1/3，更是被严重性侵的对象。而留守儿童还会受到许多的其它负面影响，如遭受整个社会的歧视或自己内心不健康的发展等等，都成为这些社会问题长期存在的重要因素。由于父母亲不在身边，很多留守儿童，她们因为没有钱、没有关爱，也不敢向父母反应各种问题，结果成为犯罪分子包括学校的教育人员性侵对象，例如贵州毕节市曾经爆出很多有关的丑闻，其中之一就是有 103名中、小学女孩子，被当地人包括学校把她们弄去卖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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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我们通常还可以用一些可量化的指标来探究父母亲不在身边给孩子们带来的负面影响：比如孩子学习的积极性、跟人交往的能力、性格表现的外向型状态，甚至包括孩子的经济状况。从指标来看，好像没有非常明确的问题，包括甚至学习、组织、积极性或者经济条件，可能比同村的非留守儿童还好一些。但是有一些也能展现出来，孩子的自卑感，超过将近 60%的留守儿童认为自己很一般，认为自己将来的目标也就是到城里打工。另外，对于陌生人的恐惧感远远大于非留守儿童，包括比他们同村生活上比较更贫困的孩子都会要差一些等等，都是可以量化统计的。由此可见，这些孩子显然正是目前中国社会最弱势和最需要关注的阶层。那

么，造成这种留守儿童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在现实当中，我们平时只看到雾霾等环境污染的问题，但从某种程度上讲，经济发展才是原罪之一。其实经济发展造成的留守儿童包括留守妇女、留守老人给中国社会不管是良心上还是未来的社会安定上都留下了一个巨大的隐患。

从传统习俗来说，中国人讲究伦理、亲情，父母都愿意待在子女身边。其实父母对自己子女是非常宝贝的，即使把他们给留在家里边，他们也会千方百计寄更多的钱，让子女能够过得更好。做调查时曾经在四川也看到几个家庭，那些在外工作的父母尽量满足子女的各种要求，觉得对子女有愧疚，就给他们多寄点钱，由自己的父母──爷爷、奶奶或者外公、外婆照顾。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实际上，我国各地区居民在收入、教育、养老保险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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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不同城、乡之间的差距一直很大。从统计局公开的数据看，2008 年城、乡居民收入比是 3.3倍，2011 年是 3.23倍，到了 2015 年，城、乡之间居民收入差距虽然有所缩小，但还是高达 2.73倍。在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情况下，可以说，现在很多农民工背井离乡出去打工是迫不得已，因为不外出务工，就无法养活儿女和家人。在这种情况下，再加上工业对农业的盘剥、没有建立良好的社会保险机制，在农村，对于儿童来说，当然他们是牺牲最惨重的。对这些儿童的父母来说，因为农村的地，基本上我们知道如果农村要过上小康日子，一家起码要有 30亩的耕地，人均耕地起码要在 7、8亩到 10亩，其实我国农村只有 1亩至 2亩的人均耕地，所以农民从土地里边是没办法刨出生活的。可以说，农民辛辛苦苦干上一年，收入一般只有 500、600块钱，尤其在贵州这些农村。由于现在物价、种子、化肥、承包土地，还要缴一些费用，这些加在一起，甚至农民也可能干一年还没有收成、没有收入，这些事情都经常发生。因此，留守儿童问题的出现纯粹是因为过去几十年的经济发展不平衡所致，

在过去一段时间，农民工现象出现以后，自然而然出现的社会问题包括：首先在全球化历史大背景下，上个世纪 80 年代改革开放开始，我国沿海地区包括现在的内陆大部分地区都被纳入全球劳动力分工市场，很多城市需要廉价的劳动力，而农村一方面是赤贫，人均收入很多，再一方面是人多耕地少，没有耕地的农民很多，造成年轻的劳动力进入城市，寻找新的生活出路。所以，从大的宏观的角度来看，我国过去六十多年的政治、经济发展分两阶段：从 1979 年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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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改革开放，以牺牲农业为工业现代化作积累，所以通过农业的〝剪刀差〞变成为工业、为城市化做出贡献；后来到 1979 年，实现改革开放，尤其是海外的跨国公司、海外资本进入中国，又用牺牲农民工作为中国经济模式的最基本资源，使得中国农民在中国的整体人群中是弱势、是受到伤害的。而在农民中妇女又是受到伤害更多的，我们也知道，中国妇女的自杀率在全世界是最高的，就是农村妇女，这是很大的人伦悲剧。同样，农村流动人口的出现，使得农村老龄化、女性化以及留守儿童增加。人们常常说，留下来的都是〝386199 部队〞，38 是妇女节，61 是儿童节，99 是重阳节，指 80岁的老人，他们都是社会的弱势群体。其次，我国的户籍两分制度过去一直严格控制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农民

工人不可能在城市结婚、生子，因为还牵涉到计划生育的问题，基本上大部分都会回到农村生孩子，但是农村的收入不足以让他们抚养孩子，更没有充分的经济条件教育孩子。由于户口制度庞大，还牵扯到很多问题，包括住房、教育、个人户籍等等问题。还有之前的计划生育制度问题，本身来说为什么父母不能在城里生育？就是有计划生育因素在，当然还有其它很多因素，最后造成必然出现〝留守儿童〞现象。同时，这些外出打工的农民工他们内心的归属感也逐渐转往城市，于是，这些人只能把孩子留在农村，请老人亲戚关怀和照顾，没有办法的就只好令其自生自灭，于是就出现了〝留守儿童〞现象，这些留守儿童包括父母双方离开农村或一方离开农村而把孩子，也就是父、母都不在身边或只有单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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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身边被迫留下来的情况。此社会问题引起了我国有关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国务院去年发布了《关于

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意见》规定：外出务工者要尽量携带未成年子女共同生活，或父母一方留家照料，暂不具备条件的应委托他人代为监护，不得让未满 16岁的儿童单独生活。若公安机关发现有儿童单独居住，须责令其父母立即返回或确定受委托监护人。民政部有关负责人也表示，对于不履行监护责任、实施家庭暴力、虐待或遗弃农村留守儿童的父母，当局规定了几条措施，包括劝诫、批评教育、治安处罚、立案审查，直至撤销监护权。现在出台的这些政策，对所谓〝只生不养〞的父母进行责罚；也发给农民工

居住证明，鼓励农民工在三四线城市买房子可能是一脉相承，因为买了房子小孩就可以过来。但是，这样的政策根本上来说，还是不可能解决问题。因为大部分农民工真正能赚到钱的地方并不是他们县城、三四线城市；而是广州、深圳、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而这些地方的政策是严格控制人口，甚至制订了控制人口的目标，就是让农民工挣了钱，从农村搬到三四线城市，仍然是把儿童留守下来，唯一的区别只不过是从农村留守儿童变成城镇留守儿童。因此，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实际上还是要消除造成以上问题的原因。也就

是要缩小城、乡差距和废除户籍制度，实现农民工可迁徙自由。正如前面提及的那样，传统上来说，没人愿意撇下家人出去打工，另外，农民工每年要回家跟拿回工钱都有困难。试想，如果没有城乡差距、没有户籍制度的限制，农民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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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把开销用在自己的家里；孩童可以跟着自己的父母在父母打工的城市，能够享受当地的社会、教育和卫生等各种社会服务。他们一方面会得到更多的关爱，另一方面各方面的生活和成长条件也会得到更多的改善，所以它们跟留守儿童的生存情况是息息相关的。

参考文献：【1】 周 立 舟 , 关 注 弱 势 群 体 — — 中 国 农 村 “ 留 守 儿 童 ” 教 育 问

题 的 探 讨 [J], 法 制 与 经 济 月 刊 ( 下 旬 刊),2009,(09):113-114

【2】 李陈续.农村“留守儿童”教育问题亟待解决[N]，光明日报，20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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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冯华 .农村留守儿童现状调查 :长期亲情缺失致性格孤僻 [N].人民日报,20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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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彭金兰.对农村留守孩子问题的透视[J].农村教育报.2004.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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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四：农村的脱贫攻坚建设与农业现代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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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农场的发展需求与外部支持研究——基于对安徽省 127 家庭农场的调查

梅晶哲，李明摘 要：本文以家庭农场的发展需求和外部支持为切入点，对安徽省三市五县 127家家庭农场主进行问卷调查。结果表明：安徽省家庭农场发展需求总体较为强烈，但农场主面临身份认同欠缺与技能缺乏的双重困境；外部支持条件良好，但社会化服务体系不健全、土地流转不畅、融资渠道狭窄、销售渠道分散、政策支持体系不健全及分配失衡等问题普遍存在。对策与建议：地方政府要从激发家庭农场的发展需求和外部支持两方面入手，加强职业农民教育培训、营造尊农重农氛围、完善土地流转制度、健全金融服务体系等。关键词：家庭农场；发展需求；外部支持

The development of the family farm needs and external support research- Based on a survey of 127 family farm in Anhui province

Mei Jing-zhe，Li MingKey words：family farm; development needs; external supportsAbstract： focused on the external supportand internal development needs in the family farm  as the breakthrough point, of the city of three counties in Anhui province 127 survey showed that the family farm: Family farm development demand is relatively strong, but farmers face identity and low-skilled double troubles. External support condition is good, but there are social service system is not sound, the land circulation impeded, the narrow financing channel , sales channel dispersion, low product added value, and policy support system is not sound, distribution imbalance and other issues.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the local government to stimulate demand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family farm and the two aspects of external support, strengthen professional farmer education and training, and heavy farmers atmosphere, improve land circulation system, improve the financial service system, etc.

*基金项目：本文系 2015 年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安徽省家庭农场内部发展动力与外部支持体系研究”（项目编号：201510370049）的阶段性成果。作者简介：梅晶哲（1994-），男，河北省石家庄市人，安徽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社会学专业本科学生，研究方向：农村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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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党的十八大提出了要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多种形式规模经营，为我国农业改

革指明了方向。2013 年中央 “一号文件”首次提出“鼓励和支持承包土地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流转，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家庭农场”第一次出现在“一号文件”中。此后连续四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在不同层面上对发展家庭农场这一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明确了思路，指明了方向； “十三五”规划在 “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一节中，进一步提出了要“扶持发展种养大户和家庭农场”。作为农业现代化实现的重要途径，家庭农场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也由此可见，“十三五”期间，我国家庭农场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安徽省是农业大省，一方面农业人口比重大，2014 年农业从业人员占总人口的比重

为 36.82%1；另一方面土地资源丰富，地形多样，特色农业突出，现代化农业发展潜力巨大。2014 年农用地为 11168.70千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79.69%2。但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农村土地被细碎分割，基本呈现为“人均一亩三分、户均不过十亩”（贺雪峰，2010:1-7.），细碎分割的土地严重制约了农业生产规模化、集约化发展。家庭农场是以家庭成员为劳动力，以农业收入为主要经济来源，进行农业规模化、集约化、商品化生产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朱启臻等，2014:11-17.）。在现代化生产条件下，发展适度规模经营的家庭农场适合有利于促进安徽省农业发展模式由粗放型农业向集约型农业转变（庄道元汪正宏，2016:12-15.）。2 文献回顾

近年来，学者们对于家庭农场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我国的家庭农场发展现状与模式进行初步探索。例如韩志华等对上海松江区家

庭农场的发展进行研究，并从完善土地流转机制、优化基础设施和拓宽融资渠道方面提出对策（韩志华等,2014:240-244.）；吕惠明等对于浙江省宁波市 100家家庭农场的发展模式研究表明”政策支持、技术进步、人才引进是宁波家庭农场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但在发展过程面临土地流转难度加大、融资约束等问题（吕惠明,朱宇轩,2015:19-26.），等等。二是对于家庭农场的作用进行探讨。家庭农场的作用研究主要有以下几类：第一，对

于农业及农业现代化发展的作用。肖斌等指出家庭农场有利于提高农业集约化经营水平和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肖斌,付小红,2013:41-47.）；王建华指出家庭农场是促进农业生产集约化、专业化、规模化的有效形式（王建华,李俏,2013:552-555.）；第二，对于城镇化发展的作用。徐子风等探讨了在城镇化背景下家庭农场的发展有利于激发农村经济发展活力进而推动城镇化的快速发展进程（徐子风等,2015:70-75.）；第三，对于当前农村的发展作用。王聪聪以资源流失与流入的平衡为视角，探讨了家庭农场对缓解当前农村“空心化”中的作用（王聪聪,2016:118-123.）。

三是家庭农场发展的问题研究取向，主要探索我国家庭农场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主要包括以下几类：土地流转制度不完善，流转形式不规范（陈永富等,2014:3-6.），融资渠道狭窄，融资困难（郭伊楠,2013:59-61.），社会化服务体系不完善，服务功能弱化（刘向华,2013:31-35.），经营者素质偏低难以适应农业现代化发展要求（刘惠芳,王青,2014:448-450.），等等。四是家庭农场的典型模式研究。主要对全国“家庭农场”五大模式（王新志 ,杜志

雄,2014:107-117.）即浙江宁波模式、上海松江模式、湖北武汉模式、吉林延边模式以及安1 2 此数据来源于《安徽统计年鉴─20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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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郎溪模式进行研究。例如陈定洋（陈定洋,2015:87-91.）结合郎溪模式的经验，提出从夯实基础、普惠金融、健全体系等方面培育家庭农场；陆文荣等（陆文荣等 , 2014:95-105.）通过对上海松江模式研究，从村庄内部的适度规模经营实践出发得出“村庄历史传统、社会结构、社区规范等都形塑了家庭农场经营规模的大小”，等等。总之，目前我国对于家庭农场的研究成果颇多，但是存在以下两方面不足：一是研究

方法的单一性，现有的相关研究多以定性研究为主，基于实证数据和案例的研究较为缺乏仅有的实证研究也仅限于简单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层面上的“现状描述”而不是“深层发掘”；二是研究视角的片面性。现有研究或从宏观角度整体分析家庭农场的发展现状及存在问题，或从微观视角以影响家庭农场发展一个因素为切入点进行深入探讨。本研究采取定量研究的方法，以家庭农场的发展需求和外部支持为切入点，综合研究安徽省家庭农场发展的影响因素，提出相关建议。3 研究设计3.1 研究内容设计采用问卷调查法，自填式问卷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家庭农场基本情况、家

庭农场发展的支持因素与未来发展。基本情况主要分为农场主基本信息、家庭农场的经营类型、土地状况、融资状况与销售情况；支持因素具体操作化为：家人支持、熟人支持、政策支持和社会支持；未来发展基于家庭农场主职业认同量表来体现，职业认同量表在借鉴魏淑华（魏淑华,2008.）的教师职业认同量表和罗明忠等（罗明忠,卢颖霞,2013:87-91.）的农民工职业认同量表的基础上，结合实际情况加以取舍，最终确定的包涵 15项指标的量表，量表采用 Likert scale五分制计分法（非常同意为 5分，非常不同意为 1分）。为了验证潜在变量的结构效度，通过 SPSS20. 0 对样本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经检验，测得样本 的 KMO 值 为 0.786 ， 介 于 0.7 与 0.8 之 间 ， Bartlett 卡 方 值 为773.948（P<0.05），故样本适合做因子分析。经因子分析，抽取特征值大于 1的因子 4个，共 12项，总的方差解释率为 66.15%。根据四因子包含的题项分别命名为职业情感认同、职业行为认同、职业价值认同、职业社会地位认同，四项加总处理得到家庭农场职业认同总分。3.2 资料收集

本研究基于笔者主持的一项国家级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项目“安徽省家庭农场内部发展动力与外部支持体系研究”的资金支持。笔者组建了“安徽省家庭农场调研暑期社会实践团队”，利用 2015 年 5月至 2015 年 7月对安徽省三市五县1的 74 个行政村的 127家家庭农场进行调查。调共发放自填式问卷 135份，回收有效问卷 127份，有效问卷回收率94.1%。3.3 样本基本情况描述

本次调查以示范家庭农场为主，共调研 83家示范家庭农场，占 65.4%。其中省级示范家庭农场 7家，市级示范家庭农场 10家，县级示范 65家。家庭农场经营类型中，粮食作物类、经济作物类、养殖类、种养结合类分别占 33.9%、33.8%、18.9%、13.4%；其中有41家家庭农场拥有自己的农产品品牌，占 32.3%；经营面积在 500亩及以下和 500亩以上的分别占 81.8%、18.2%。经营时长多为两年以内，超过两年的占 31.2%。4 研究结果分析4.1家庭农场的发展需求总体较为强烈，但农场主面临身份认同欠缺与技能缺乏的双重困境。1分别是芜湖市芜湖县、南陵县，宣城市郎溪县、广德县与安庆市太湖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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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是指一种由于需要而产生的要求，是有机体基于内部的一种缺乏和不平衡状态而积极采取行为的内在动力（孙朋,2007.）。家庭农场的发展需求是指家庭农场主及其管理者为促进家庭农场更好的发展而积极采取行为的由内而外产生的一种基本动力。本文将家庭农场的发展需求具体操作化为家庭农场主的职业素质、家庭农场主参与职业培训的情况、家庭农场主职业认同以及家人支持四个方面。4.1.1 家庭农场主职业素质偏低家庭农场是新型职业农民的载体，新型职业农民使家庭农场发展更加具有活力（朱启

臻,2013:157-159.）。但是目前作为家庭农场主体的家庭农场主仍然以传统农民为主，并不完全具备新兴职业农民的能力。他们热爱农业，长期从事农业生产活动，农业生产经验丰富，但是他们年龄普遍偏大，40岁以上占 76.2%；文化程度普遍低，初中及初中以下占 65.4%，职业素质偏低，市场意识薄弱，难以承担起农业现代化发展的重任。4.1.2 政府大力组织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训，家庭农场主积极参与为促进传统农民向新兴职业农民的转变，政府等有关部门积极组织新型职业农民教育

培训，近年来取得不错效果。一方面，当地政府积极组织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活动，多数家庭农场主对此活动持认同态度（94%）；另一方面，农业技能和农场主职业认同总分具有高度相关性（r=0.286，p<0.01），即家庭农场主的农业技能越高，其职业认同感就越强。家庭农场主的农业技能越高，经营家庭农场的过程中游刃有余，增强经营农场的自信对其职业认同感就越强。所以家庭农场主重视自身农技水平的提升，大多数农民能积极参加政府组织的职业农民培训（参加过由政府统一组织的职业技能培训的家庭农场主占96.1%），农民有提高农业技能的迫切性，希望在职业培训中提高自己的农业技能。 4.1.3 家庭农场主职业认同水平较高，但其社会地位认同感较低

职业认同指一个人将他的动机兴趣和竞争力与可接受的职业角色相联系的意义结构（London M,1983：620-630.）。家庭农场主的职业认同作为家庭农场发展的内在动力，对于家庭农场的发展有重要影响。由表1可知，在最高分为5分的评价标准下，家庭农场主的职业认同均分为4.55，其余各因子均分除社会地位认同均分外均大于4.50，其中行为认同均分最高，其次为情感认同，地位认同得分最低（见表1）。一方面说明家庭农场主对本职业的认同水平较高，同时在家庭农场主的身份下，积极做出行动，以更好经营家庭农场另一方面，家庭农场主对其社会地位认同较低，从侧面反映出，在现代社会中人们对于农民存在的普遍偏见，即认为农民是一个不体面的职业，从事农业生产是一份不体面的工作多数农场主受社会中对农民职业的种种偏见的影响。同时，家庭农场主坚持经营家庭农场的原因主要为为利润可观（27.6%）、看好家庭

农场发展前景（19.7%）以及热爱农业（18.1%），说明家庭农场主对其经营的家庭农场充满信心。

表1 家庭农场主职业认同及其各因素总体水平情感认同

行为认同

价值认同

地位认同

职业认同

M 4.71 4.80 4.52 3.79 4.55SD

0.517

0.408

0.795

1.345

0.462

4.1.4 家人支持度较高，进一步促进家庭农场主职业认同感的提升研究结果表明，家庭农场主的职业认同总分和其家人支 持总分呈现出 高度相关（r=0.313,p 0.01﹤ ）。家人对于经营家庭农场的支持度越高，农场主的职业认同感越强。家人对其经营家庭农场的支持度直接影响了家庭农场主的职业认同感，从而对家庭农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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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与发展产生巨大影响。在最高分为 5分的评价标准下，家人支持得分均为 4.50 以上，表明家人对经营家庭农场的支持度较高，从而进一步促进家庭农场主更好的经营家庭农场（见表 2）

表 2 家人支持情况描述统计N Min Max M SD

家庭农场面临资金方面问题时家人的态度 127 1 5 4.75 0.678

家庭农场效益出现问题时家人的态度 127 1 5 4.53 0.933

家庭农场遇到技术难题时家人的态度 127 1 5 4.61 0.797

总体上家人对经营家庭农场的态度 127 2 5 4.76 0.584

因此可见，一方面，家庭农场主农业生产经验丰富，对农业拥有深厚感情，积极参与政府部门组织的职业农民教育培训以期提高技能；同时，职业认同感较强，对家庭农场未来发展充满信心，并积极做出积极行为促进家庭农场更好发展。另一方面，家人对家庭农场经营支持度较高，给予家庭农场主更大的信心。但是目前家庭农场主多为传统农民，年龄偏大，文化素质偏低，与新型职业农民还有较大差距，且农场主的职业社会地位认同感较低，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职业认同。4.2 家庭农场的外部支持条件发展良好，但尚有需要完善之处家庭农场的外部支持条件是指家庭农场系统之外能够促进家庭农场发展的影响因素。

本文选取了对家庭农场发展有较大影响的几个因素，构建了家庭农场的外部支持体系模型（见图 1）。外部支持体系主要有社会化服务体系、产品销售制度、资金制度、土地流转制度、熟人支持五部分组成。其中，市场对于社会化服务体系、产品销售及土地流转具有重要影响，产品销售、资金制度与土地流转制度受到国家政策的极大影响，资金支持、土地流转与熟人支持依赖于所拥有的社会资本。4.2.1 社会化服务体系不健全社会化服务体系是指在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提供服务的机构或个人形成的网络与组织

系统，包括物资供应、技术服务、信息服务以及农产品的储藏、包装、运输及销售等内容（孔祥智等,2009:13-18.）。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建立健全有利于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供全方位的社会化服务，加快我国农业现代化进程。但调查发现，总体来说目前的农业社会化服务并不能有效满足当前农业生产的需要。

具体来说，我国的社会化服务体系存在问题主要体现在一下几方面：一是社会化服务体系的滞后性严重制约了家庭农场的发展；二是服务主体之间的衔接存在问题，从而影响了对于家庭农场的服务，降低了服务效率；三是基层组织的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能力弱，无法满足家庭农场的发展。4.2.2 土地流转不畅，影响家庭农场主的进一步投入家庭农场发展的首要条件是土地的适度集中以达到适度规模经营，其中土地流转成为

土地适度集中的重要来源，76.4%的家庭通过土地流转方式获取经营土地。但是目前在土地流转方面存在以下问题：一是土地流转不畅。一方面，受到安土重迁思想的影响，另一方面由于当前社会保障体系尤其是农村人口的社保体系不健全，农民将土地视为“命根子”，导致农民惜地心理严重；二是土地流转获得的土地较为分散，难以形成规模化经营有 36.7%的农场主认为土地流转过程中最大的问题是土地过于分散，影响集中化管理，耗费更多人力物力，增加农业投入成本。因为土地流转多为农户自发流转，难以连片；三是获得土地经营期限较短，影响家庭农场的进一步扩大投入，获得土地经营期限 10 年以下占 57.3%，导致农场主不敢过多投入；四是土地租用价格较高，且不确定性和易变性较大，

256

在合同期内 50.8%的地价会变动，一般为 5 年一变；五是土地流转形式不规范，容易发生矛盾。部分家庭农场土地流转仅为口头形式，且土地价格确定方式大多由双方协商，占72.7%，由此导致发生冲突可能性上升。同时，在土地流转过程中，个人的信誉以及邻里关系等对于土地流转是否顺利有重要

影响。熟人社会是一个信息对称的社会，人们之间知根知底（贺雪峰,2004:5-7.），分散农户会将自己的土地流转给信誉较好、声望较高、自己信得过的个人。在村里影响不好的人很难获得流转的土地。4.2.3 家庭农场发展“瓶颈”---融资渠道单一，贷款制度滞后家庭农场由于农业发展生产规律等原因在发展过程中尤其是初期需要大量的资金注入，

融资问题成为制约家庭农场发展的瓶颈。调查表明，融资方面主要存在以下问题：一是融资渠道单一，且多为自筹。有 46.1%的农场主有银行贷款经历，但目前家庭农场经营资金的主要来源依然是自筹资金，银行贷款资金仅占 22.2%；二是银行贷款存在额度太低、期限太短问题，银行贷款额多为 10万元以下（占 68.2%），贷款期限为 1 年及以下占71.2%。59.5%的农场主认为银行贷款不容易或很不容易；三是还贷方式与农业发展规律不符。近年来政府出台了贴息贷款等扶持措施，部分家庭农场也已收益，但是目前无息贷款政策规定一年之后开始每月还贷，而农业生产往往都是前期大量投入，年末收益，农场主难以承担每月还贷压力。四是融资需求强烈，但是得不到满足。43.4%的人希望通过财政支农资金获取资金，31.3%希望通过银行贷款获取资金，有 19%认为当前融资方式非常不能满足当前需求。5.银行贷款方式还未深入人心，扶持政策不明朗。研究表明，有从银行贷款经历的有 60.3%的人认为银行贷款容易或很容易，没有从银行贷款经历的有 79.0%的人认为银行贷款不容易。且主观 认为贷款的难易程度与贷款经历有 较强相关性（X2=23.592，p<0.01）。（见表 3）

由表 3 银行贷款容易程度与是否有银行贷款经历交叉表（%）从银行获得过贷款 未从银行获得过贷款

很容易 6.9 5.3

容易 53.4 15.8

不容易 34.5 57.9

很不容易 5.2 21.1

总计 100.0 100.0

X2=23.592，p<0.014.2.4 农产品销售渠道分散，产品附加值低农产品的销售情况直接决定了家庭农场的收益，进而影响家庭农场的可持续发展。调

研结果表明，目前家庭农场的产品销售渠道较为分散，缺乏长期稳定的销售渠道，其中卖给销售大户的销售方式最多，占 21.2%；同时普遍存在销售价格太低、缺乏销售渠道以及产品附加值太低等问题；家庭农场针对产品销售渠道方面最需要的帮助为拓展销售渠道，其次为提高知名度，提高产品附加值。4.2.5 囿于银行贷款困境，熟人资金支持成为农场融资重要途径

在家庭农场经营过程中，熟人支持情况良好。获得过熟人（亲戚或朋友）的支持的农场主占 88.3%，支持最多的是资金支持、帮助农忙防灾和精神支持；农场主最需要熟人支持的方面是资金支持，占 54.5%。其次为帮助农忙防灾、精神支持。由此证明，当家庭农场主经营过程中需注入资金且本身资金短缺，而银行贷款不能及时满足需要的情况下，农场

257

主会选择寻求熟人的帮助。4.2.6 家庭农场的政策支持项目较少，且分配失衡为促进家庭农场发展，政府等有关部门出台各种政策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为家庭农场

发展保驾护航。同时，政策支持与农场主职业认同感相关性显著（ r=0.198,p<0.05），即政策支持度越高，职业认同感越强。但是由于家庭农场发展尚处于探索阶段，政策还不全面。本次选取良种补贴、购买农机优惠等 11项农业补贴及优惠政策进行调研以显示政策支持情况。结果表明：1.总体来看，农场主获得政策支持项目数量较少；2.优惠政策数量在经营类型方面差异显著（F=3.846，P<0.01）；3.在农业补贴和优惠政策方面普遍存在补贴资金过少、信息不明朗等问题。综上所述，家庭农场的外部支持条件发展良好，其不足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

是社会化服务体系不健全、供给不平衡；二是土地流转不畅。土地分散、流转期限较短、形式不规范等问题普遍存在。三是融资渠道狭窄，现有融资方式不能满足强烈的融资需求，银行贷款存在额度低期限短，还贷方式与农业生产规律不符等问题。四是家庭农场的农产品销售渠道分散，缺乏长期稳定渠道，且产品附加值较低，大量资金被中转商赚取。五是政府的农业扶持政策落实中出现的诸如扶持政策数量较少、体系不健全、分配失衡等问题致使其发挥的效力不明显。5 对策与建议5.1 进一步“激发动力”,“注入活力”5.1.1 提高农民职业技能，推进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训大力开展农业技能培训与农民教育培训，对有意专业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进行系统性

的技能培训，提高技术知识和经营能力。实现老一代农民向新型职业农民的顺利转变。5.1.2 营造尊农重农氛围，提高农场主的职业认同感传统观念对农业经营产生的不利影响使得家庭农场主对自身社会地位缺乏自信。为提

高其职业认同感，一是必须在全社会范围内营造农业重要、农民体面的尊农重农氛围；二是引导人们对“农民”这一职业重新正确认识，使人们认识到务农是重要且体面的社会职业。 5.1.3 留住青年农民在家创业，促使农场主年龄结构年轻化针对家庭农场主老龄化问题，政府应加大家庭农场信息的宣传工作，落实家庭农场发

展优惠政策，同时发挥乡镇中农业致富模范的带头作用，吸引本地有志青年，接手经营老一辈农民的家庭农场，改善家庭农场主的年龄结构，优化职业农民队伍的文化结构，为家庭农场的持续发展注入新鲜血液。5.2 完善外部支持条件，优化外部支持体系5.2.1 完善与家庭农场相关的社会化服务体系，配备一系列的配套设施一是在村镇一级的合作社中提供适时的农产品产销信息，并帮助联系专门的收购公司；

二是加强本地特色农产品的品牌建设与宣传，使散户集中管理，提高市场竞争能力，获取更大的收益。三是鼓励有条件的家庭农场进行农产品的初加工，以提高农产品附加值。四是政府等有关部门建立健全政策扶持体系，政策设置应覆盖多种经营类型的家庭农场。5.2.2 进一步完善农村土地流转制度，积极规范土地流转形式一是尽快完成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使分散农户流转土地无后顾之忧；

二是在一定程度上政府部门积极有效介入土地流转，使土地流转更加规范。5.2.3 健全金融服务体系，拓宽农业融资渠道一是加强宣传，让有需人群及时获得相关信息；二是建立健全家庭农场专门服务资金，

达到资金专款专用，合理分配；三是贷款政策需针对农场主需求及农业生产规律进行设置

258

供需对接，使家庭农场突破融资瓶颈。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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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0

安徽省新型城镇化质量评价研究丁仁船 张恒1

（安徽建筑大学 城市管理研究中心 合肥 230601）[摘要]本文基于新型城镇化的内涵，采用德尔菲法，构建城镇化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继而对安徽省十六个地级市进行城镇化质量评价。合肥市以 82.11分居首位，而阜阳以 53.93分居末，总体来说，各市之间差距较大，在地区分布上则是皖南各项指标普遍优于皖中，皖北最低，特别是经济发展和土地利用上与皖南和皖中差别最大。安徽各市在土地利用和发展动力差距较大大，反映了土地规划不完善和投资力度不强，而在生态建设方面差距最小，但总体都不高。针对安徽省新型城镇化发展存在的问题，文章提出对策建议。 [关键词] 新型城镇化 质量评价 指标体系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发展迅速，但中国城镇化质量并没有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高而提高，城镇化速度与质量不匹配。而最突出的问题是常住人口城镇化快于户籍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城市交通环境恶化等问题。 “重形式，轻内涵”是我国很多城市城镇化发展的真实现状。 早在 1960 年日本城市学家稻本幸男等人就选取了规模、区位、经济活动、就业和人口增长等 5项基本指标来对城市发展的质量进行评价，这被公认为是最早针对于城市化质量指标体系设计的研究。2001 年，联合国人居中心（联合国人居署）编制了城市发展指数，建立了相对完整的城镇化质量评价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主要是由生产能力、基础设施、废物处理、健康及教育 5大类、12 个具体指标构成。 国外学者关于城镇化发展质量的评估，大都针对于能反映其内涵的几个方面列出一系列的评价指标，通过定性或定量的方法来评价城镇化发展的情况。但由于不同学者所处的时代、地域不同，获取数据的难易程度也不一样，因此，选取的指标也不尽相同，但在经济、居民生活质量方面等仍然是专家们研究的重点。 与国外不同，中国的城市化发展具有二元性特征，涉及到中国特有的城乡关系，因此我国的城市化具有独一无二的特殊性，在国内，这种城市化被称为城镇化。 孔凡文（2006）在对中国城镇化发展速度和质量问题的研究中，认为质量是城镇化的本质，城镇化质量的内涵应当包括城镇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基础设施的完善、生活方式的改变、人居环境的改善和管理的加强等六个方面的内容，指标体系应包括四级指标,分别是是总体指标、单项指标、群体指标和基础指标。魏后凯（2013）在《中国城镇化质量综合评价报告》中指出，城镇化实质上就是社会在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空间结构上的变迁。在此基础上，从城市自身发展质量、城镇化推进效率、城乡协调程度等三个方面构建了包括 34 个具体化指标的城镇化质量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与前者不同的是，赵黎明、焦珊珊（2015）从包容性增长的角度出发，在选择了经济增长力、环境保护力、公共服务力、人口发展力、社会和谐力、民生幸福力和城乡协调力等7个基本维度的基础上，构建了由28个基本指标组成的复合型城镇化质量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陈明，张云峰（2013）等人从城市的居住环境、生态环境、社会和谐、公共安全、经济发展和资源节约等六个主要方面，提出了衡量城镇发展质量的综合指标体系。孙丽珊（2012）建立了由城乡统筹能力、城乡一体水平、产城互动成效、节约集约发展、生态宜居建设、共享发展成果6个方面、36个基本指标构成的新型城镇化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沈宏超、洪功翔（2016）在对安徽省城镇化的实证研究中，1 作者简介：丁仁船，安徽建筑大学城市管理研究中心教授，博士。张恒，安徽建筑大学学生。

261

采用经济发展、人口发展、城市基础设施、环境保护、社会发展、城乡统筹等6个维度，共选取27个具体评价指标，利用熵值法对安徽16个地级市进行了系统分析，按城镇化发展质量将各地市分为高中低三类 综合以上专家学者关于城镇化质量的研究，他们大多是从对城镇化质量的内涵及其社会表现的理解，建立几个主要维度或方面，以此构建城镇化质量评价体系。他们建立的维度或系统虽然有比较大的相似，如经济发展、城乡协调、居民生活水平等方面，但在具体指标上差别较大，甚至有些相同的指标之间所占权重也有不小的差距，如在孔凡文和魏后凯两位学者的研究中，前者将指标体系扩展到四级，包含各个方面，比后者更为详尽合理，而主要不同体现在城市公共管理上，前者用以人为本、民主法治和服务质量等 11个具体指标进行评价，后者的研究中没有体现，在指标权重赋值方面前者也比后者更加严谨。但从客观上说，他们的指标体系又都是比较科学的，表现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上，即各自适应其所研究的不同对象。 学术界对城镇化质量评价的研究，选用了很多指标，并与具体的地域相匹配，但通用性较弱，也没有很强的可比性，甚至有些指标的数据难以获取，难以利用并加以研究。而关于城镇化质量的研究，很少涉及到其动态性发展，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城镇化质量评价关注的重点应当要有所区别。安徽作为新型城镇化试点省之一，当前城镇化发展应以“人”为核心，注重居民居住环境和生活质量，兼顾发展速度与质量。

三、 城镇化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本文根据新型城镇化以人为本、以新型工业化为动力、以统筹兼顾为原则的理念要求，结合安徽城镇化发展的现实状况，选取了 10 个一级指标及其所包含的 44 个二级指标，并结合以往的研究确定其权重，具体如下表所示： 表1 城镇化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序号 一级指标 权重 二级指标 权重 类型1

人口城镇化质量 12

人口城镇化率（%） 20 正向2 户籍人口城镇化率（%） 30 正向3 第三产业从业比重(%) 30 正向4 人均教育年限（年） 20 正向5

城镇经济发展质量 12

经济规模（亿元） 10 正向6 人均产值（元） 20 正向7 人均财政收入（元） 10 正向8 第三产业占比（%） 10 正向9 第二产业占比（%） 15 正向10 失业率（%） 15 负向11

城镇建设质量 11

人均道路面积（平方米） 30 正向12 人均建设用地（平方米） 30 正向13 用水普及率（%） 10 正向14 燃气普及率（%） 10 正向15 每万人公共交通车辆数(标

台) 20 正向

262

16

城镇土地利用质量 9

城市人口密度（人/平方公里） 40 正向

17 单位面积产值（亿元/平方公里） 40 正向

18 公共设施用地面积(平方公里） 20 正向

19

城镇社会发展质量 12

万人拥有医院、卫生院数 20 正向20 万人拥有医生数 20 正向21 城乡养老保障覆盖率（%） 10 正向22 医疗保险覆盖率（%） 10 正向23 万人公共图书馆总藏量数 15 正向24 计算机数 10 正向25 电视覆盖率（%） 15 正向26

城镇人口生活质量 11

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30 正向27 人均住房面积（平方米） 40 正向28 人均储蓄余额 15 正向29 人均消费 15 正向30

城镇生态环境质量 9

空气质量良好率（%） 20 正向31 垃圾处理率（%） 10 正向32 污水处理率（%） 10 正向33 万元产值能耗（吨标准煤/

万元） 20 负向34 人均绿地（平方米） 20 正向35 建成区绿化率（%） 20 正向36

城镇发展动力 12万人固定资产投资 30 正向

37 每 10万人专利授权数 30 正向38 人才密度 40 正向39

城乡统筹 7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 40 非

40 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比 30 非41 城乡恩格尔系数差 30 非42

城镇公共管理 5

万人刑事案件立案数 40 负向43 人口发生火灾率（1/10万

人） 30 负向

44 交通事故发生率（1/10万人） 30 负向

注：类型是指指标数值或数值绝对值与城镇化质量是否构成相关关系，即可分为“正向”、“负向”，“非”既不是正向也不是负向。

1.指标权重赋值方法

263

指标赋权最常见的是主观赋权法和客观赋权法两种。在城镇化质量评价指标体系里，不同的指标对城镇化质量的贡献值大小是不同的，而主观赋权法更能体现不同指标在评价指标体系中的相对重要程度。因此本文采用其中的德尔菲法，具体权重分布如表 1 所示.

2.计算方法 (1)正向指标的计算方法 首先找出在每项二级指标下 16 个地级市中得分最高的城市，将该城市的相对应的指标值标记为 MAX （ MAX 的得分为 100 分），则安徽省 16 个 地 级市的得分为S(i）=D（i）/Max(i)(S 是某个城市的某项指标对于指标最高分城市的相对得分，D 是该项指标的指标值，i 是 16 个地级市中的某个城市） (2)负向指标的计算方法 44 个二级指标中正向指标有 36项，负向指标有 5项。这 5项负向指标分别是失业率（%）、万元产值能耗（吨标准煤/万元）、万人刑事案件立案数、人口发生火灾率（1/10万人）和交通事故发生率（1/10万人）。这 5 个指标计算分值时需利用一个中间值进行转换，转换后的计算方法与正向指标相同。如 1减去失业率就是就业率，而有的指标是大于 1的，这时就需要将其转换成合适的计算单位，如刑事案件立案数只有转换成（1/100人）才方便计算指标值。 (3）非正非负向指标的计算方法 指标体系中还包括 3项非正非负指标，分别是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人均消费比和恩格尔系数差，这三个指标数值既不是越大越好也不是越小越好，而是存在某个最佳值，对于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和人均消费比，这两个指标数值越接近“1”得分越高，而城乡恩格尔系数差则越接近“0”越好。前面两项指标计算方法为：（1/指标值）/MAX（其中MAX 也是 1/指标值的结果，而此值是 16 个地级市里最大的）；恩格尔系数差是(1-城乡恩格尔系数绝对值差）/(1-城乡恩格尔系数绝对值差中的最小值）*100。 (4)一级指标和综合得分的计算方法

本文构建的城镇化质量指标评价体系共含 10项一级指标。每项一级指标含有若干个二级指标，根据二级指标得分及其权重计算出各项一级指标得分，每项一级指标分别乘以德尔菲法确定的权重，累计算出各市综合城镇化质量总分。

三、安徽省各地市城镇化质量综合评价分析本文对安徽省各地市城镇化质量的评价主要分为横向排名比较评价和城镇化质量区域

差异评价两部分。 （一）安徽省地级市城镇化质量综合评价状况分析通过对全省 16 个地级市城镇化质量各评价指标数据的查找、整理、计算和分析，最终

得到各市城镇化质量综合排名的结果，综合得分最高的是合肥市 81.05分，最低得分六安市 54.44分，16 个地级市平均得分为 64.55分，在平均分以上的城市有 6 个，分别是合肥、铜陵、芜湖、马鞍山、黄山和蚌埠，低于均分的也有淮北、滁州、淮南、池州、宣城、安庆、亳州、宿州、阜阳和六安等 10 个城市，最高分高于平均分 16.50分，最低分距平均分10.11分，反映了各市城镇化发展质量不平衡，差距较大。合肥、铜陵、芜湖和马鞍山等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高，10项指标得分均比较靠前，在城镇化质量评价中也位居前列，而

264

后几名经济发展也是全省较低水平，因此，城镇化发展质量与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有很大关系，而个别城市排名情况与经济地位不大契合，则是各个指标得分高低综合的结果。

图 2 安徽省地级市城镇化质量排名在得出综合排名的同时，根据去年安徽各市城镇化质量评价结果得出下表： 表3 安徽省各地市两年排名比较

排名城市

合肥

淮北亳州

宿州

蚌埠

阜阳

淮南

滁州

六安

马鞍山

芜湖

宣城

铜陵

池州

安庆

黄山

2015 1 6 12

14

8 16

5 11 15 4 3 10 2 7 13 9

2014 1 8 15

14

6 16

5 9 13 3 4 10 2 12 11 7

上升 0 2 3 0 -2 0 0 -2 -2 -1 1 0 0 5 -2 -2 注：“0”表示名次不变，“-”表示下降

淮北、亳州、芜湖和池州排名上升，其中池州变化最大，从靠后位置进入前八，而蚌埠、滁州、六安、马鞍山、安庆和黄山名次下降，其他城市排名不变。3. 安徽省地级市城镇化质量排名梯度分析安徽省 16 个地级市城镇化质量分成三个梯度。第一梯度为合肥、铜陵、芜湖和马鞍山 4 个城市。这 4 个城市城镇化质量综合得分都在

70分以上。合肥作为安徽省的政治经济中心，其各方面的综合实力明显高于省内大多数地级市，虽然个别指标上落后于铜陵、芜湖等市，但综合发展质量居全省首位，芜湖和马鞍山都是我省新兴的工业城市，依据各自区位优势，经济发展迅速，综合实力较强，因此得分较高，直追合肥、铜陵两市。

第二梯度为黄山、蚌埠、淮北、滁州、淮南、池州和宣城等 7市。这 6 个地级市的得分差异并不大（6市中最高的黄山 65.81分，最低的宣城 61.02分)，都在 60~70分之间，处于安徽省中等水平。

第三梯度为安庆、亳州、宿州、阜阳和六安等 5 个城市。这 5 个城市城镇化质量处于安徽省较低水平，城镇化质量得分都在 60分以下，其共同特点就是人口众多、经济发展水平低、城镇发展动力不足。阜阳市和宿州市户籍人口和常住人口以及非农业人口都比较多，二三产业从业比重较低，一级指标大多处于安徽省落后水平，是以其城镇化质量为最低水平。

265

4. 安徽省各地级市城镇化质量排名区域分析对安徽省城镇化质量的区域差异分析主要是对皖北（包括亳州、阜阳、宿州、淮北、淮南

和蚌埠六个地级市）、皖中（包括合肥、安庆、滁州和六安四个地级市）和皖南（包括芜湖、马鞍山、铜陵、宣城、池州和黄山六个地级市）三个典型区域进行分析。 在安徽省各地市城镇化质量综合排名的前八名中，皖北占了两个，分别是蚌埠和淮北；皖中有合肥和滁州两个城市入榜；皖南占了 4 个，分别是铜陵、芜湖、马鞍山和黄山。在后八名中，皖北占了 4 个，分别是淮南、亳州、宿州和阜阳，且排名靠后；皖中占了两个，分别是安庆和六安；皖南占了两个，分别是池州和宣城，且排名靠前。而城镇化质量区域平均得分分别为皖南 69.81、皖中 64.18和皖北 59.54，由此得出，皖南城镇化发展质量明显高于其他两区，,皖中优于皖北。

表4 各地市城镇化区域排名汇总

区域城市域 排 名指标

S

皖北

淮南 3 8 16 12 6 14 15 10 11 5 8蚌埠 8 7 3 6 7 6 12 5 13 13 6淮北 6 11 15 5 5 10 7 8 16 2 7亳州 14 16 2 7 15 5 13 16 8 16 13宿州 15 15 9 8 13 15 4 14 15 12 14阜阳 13 14 5 15 14 13 16 15 14 7 15

皖中

合肥 2 1 10 1 1 2 2 2 5 4 1滁州 11 10 1 13 10 12 5 11 12 14 9安庆 16 9 13 11 9 8 6 12 7 8 12六安 12 12 14 9 16 16 10 13 10 15 16

皖南

铜陵 1 3 6 3 2 4 11 1 1 1 2芜湖 4 4 4 4 8 7 8 3 2 3 3马鞍山 5 2 12 2 4 1 14 4 9 6 4池州 7 13 11 14 11 9 3 6 3 10 8黄山 10 5 8 16 3 3 1 9 6 9 5宣城 9 6 7 10 12 11 9 7 4 11 10

注：表中~分别是人口城镇化质量、城镇经济发展质量、城镇建设质量、城镇土地利用质量、城镇社会发展质量、城镇人口生活质量、城镇生态环境质量、城镇发展动力、城乡统筹和城镇公共管理等 10项一级指标，S表示城镇化质量排名排名指各地市在各个指标下的相对排名。 从总体排名结合各一级指标的区域排名来看，皖南地区城镇化质量总体高于皖中和皖北，主要原因在于皖江城市带承接东部发达地区产业转移和其自身地理区位方面的优势。皖北城镇化质量最低，而皖北地区资源较为贫乏、经济发展水平低、经济持续发展动力不足且农业人口较多等多方面的限制，使得其城镇化发展缓慢，质量偏低。而在各个区域内各地市城镇化发展质量也有明显的不同，皖北各市中，除了淮南、蚌埠和淮北发展相对较好

266

（区域内标准）外，其他三市均处于全省中的低水平，原因在于其他三市资源相对匮乏、城镇发展政策不到位、农业人口比重较大和农民工向外迁移；在皖中，合肥市作为省会城市和经济发展中心，排名靠前，黄山旅游业发达，经济发展较好，产业结构完善，而其他两市却处于全省最低水平，这与其多山环境不利于经济建设、区域合理统筹缺乏的现实状况分不开；皖南位于安徽东南，交通发达，受东部发达地区经济辐射较多，并积极承接产业转移，产业结构得到优化升级，城镇化发展质量较高，具有明显优势。 四、安徽省各地市各项一级指标评价 对一级指标的评价，主要对其具体指标及其排名进行分析，而在区域分析上，一般都是将各市分为三个梯度层次来说明皖南、皖中和皖北的区域分布状况；在评价的同时与去年相同指标进行简单名次对比，但本文较之前的研究略有改进，有些指标上城市排名变动幅度比较大。 （一）人口城镇化质量 在人口城镇化质量这一指标下，全省常住人口城镇化率 49.2%（铜陵 78.7%最高，亳州 35.7%最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 38.18%（铜陵 67.11%最高，安庆 26.16%最低）、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占比 39.1%（合肥 46.7%最高，滁州 28.7%最低）和人均教育年限8.69 年（合肥 10.14 年最高，亳州 7.99 年最低）。位列前三甲的分别是铜陵、合肥和淮南，而排名后三位的城市为亳州、宿州和安庆。 铜陵市在人口城镇化质量这一指标上的综合得分为 96.49分，居全省十六个地级市首位。铜陵市在城镇化质量一级指标下的四个二级指标中，除第三产业比重外得分均在前列，其中人口城镇化率为 78.7%，远高于其他 15 个市，主要得益于城市总面积较小，人口集中于城市区域。而合肥市，虽然在第三产业从业比重和人均教育水平上都是全省最高，但在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这两项指标上得分就比较低，因此低于铜陵屈居第二。而亳州由于地处平原，农业比重大，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在人口城镇化率和人均教育年限上都是全省最低，另外，六安、阜阳、安庆和宿州的人口城镇化质量在全省也处于较低水平。在人口城镇化率上，合肥、淮北、淮南、马鞍山、芜湖和铜陵等6市都在全国平均水平（54.77%）之上，与经济发展有着密切关系，其他各市则低于全国水平，总体上安徽城镇化发展速度较慢；衡量人口城镇化的指标应该是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安庆在权重较大的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上全省最低，因此居全省最末。安徽平均只有 38.18%，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其中亳州、宿州、阜阳和安庆都低于 30%,城镇化水平低。在第三产业从业比重上，合肥、淮南、芜湖和铜陵等市由于产业发展、更新较快，产业结构较为完善，在全省处于较高水平，而亳州、宿州、蚌埠、六安和安庆等地级市的第一产业比重超过 40%，农业仍占主要地位，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大力发展服务业以减轻对农业的依赖应当受到重视。

从十六个地级市及其排名先后在区域上的分布来看，皖南人口城镇化质量要优于皖北和皖中。将其在这一指标下的得分状况分为三个梯度：第一梯度包括铜陵、合肥、淮南、芜湖、马鞍山和淮北等 6市，第二梯度包括池州、蚌埠、宣城、黄山和滁州 5市，而六安、阜阳、亳州、宿州和安庆处于第三梯度。在第一梯度中，皖南占了 3 个，分别是铜陵、芜湖和马鞍山；皖中只有合肥 1 个；皖北有淮南和淮北两市。第二梯度的 5市中，皖南三个，皖中和皖北个 1市。第三梯度里，皖中有两个（六安和安庆），皖北 3 个（阜阳、宿州和亳州）。皖南半数城市都在第一梯度，优势明显。

267

图 3 人口城镇化质量评价 通过对比，淮南、芜湖、淮北、黄山、滁州和宿州名次下降，合肥、马鞍山、池州、宣城、六安、亳州和安庆名次上升，铜陵、蚌埠和阜阳不变，如下表：

表5 各市人口城镇化质量两年排名比较

排名城市

铜陵

合肥

淮南

芜湖

马鞍山

淮北

池州

蚌埠

宣城

黄山

滁州

六安

阜阳

亳州

宿州

安庆

2015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2014 1 4 2 3 6 5 11 8 10 7 9 15 13 16 14 12上升 0 2 -1 -1 1 -1 4 0 1 -3 -2 3 0 2 -1 4

（二）城镇经济质量 城镇经济发展质量指标下，全省经济规模为 20848.75亿元（合肥 5180.56最高，黄山 507.17最低），人均产值 34274.36元（铜陵 97193元最高，阜阳 15303元最低），人均财政收入 5875.20 元（铜陵 12186元最高，亳州 2157最低），第三产业比重35.39%（黄山 46.7%最高，铜陵 27.0%最低），第二产业比重 53.13%（铜陵 71.3%最高，亳州 39.5%最低），失业率 3.2%（淮北 4.01%最高，阜阳 1.53%最低）。得分排在前三位和后三位的分别是合肥、马鞍山、铜陵和阜阳、宿州、亳州。 合肥在经济规模这一指标上以 5180.56亿元排名全省第一，除芜湖 2309.55亿元，其他城市均低于 2000亿元。铜陵总产值虽然只有 716.31亿元，但由于人口总数最少、产业结构较为完善，在人均产值、人均财政收入和第二产业占比三项指标上均居全省第一，如人均产值上，铜陵为 9.72万元/人，而其他十五个市的都很低。合肥只有经济规模一项指标排在第一，而铜陵却只能排名第三，原因在于合肥和马鞍山近年来发展迅速，在六项指标中的得分也比较靠前，而铜陵在其他指标综合比较下与之差距较大，铜陵城镇面积小，人口较少，在经济规模上就远逊于合肥和马鞍山。而阜阳、宿州和亳州三市六项指标之间差距较小，均处于落后位置，主要原因是经济发展水平低、农业比重大。

皖南的城镇经济发展质量明显优于皖中，而皖中又优于皖北。同样地，城镇经济发展质量下，16 个地级市大致可分为三个梯度：第一梯度包括合肥、马鞍山、铜陵、芜湖和黄山5市，皖南 4 个，皖中 1 个，皖北没有；第二梯度包括宣城、蚌埠、淮南、安庆和滁州等5个城市，皖南 1 个，皖中和皖北各两个；第三梯度则是其余 6市——淮北、六安、池州、阜阳、宿州和亳州，其中皖南和皖中各一个，皖北 4 个。由此看出，皖南、皖中和皖北三个区

268

域内城镇经济发展差别较大，需加强区域经济统筹发展。

图 4 城镇经济发展质量评价通过简单名次对比，马鞍山、黄山、宣城、蚌埠、安庆、滁州、六安和阜阳等市名次上升，

铜陵、芜湖、淮南、池州和宿州名次下降，合肥、淮北和亳州不变，具体如下：

表6 各市城镇经济发展质量两年排名对比 排名城市

合肥

马鞍山

铜陵

芜湖

黄山

宣城

蚌埠

淮南

安庆

滁州

淮北

六安

池州

阜阳

宿州

亳州

2015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2014 1 4 2 3 6 7 8 5 10 12 11 13 9 15 14 16上升 0 2 -1 -1 1 1 1 -3 1 2 0 1 -4 1 -1 0

（三）城镇建设质量 城镇建设质量指标下，全省人均道路面积 20.33 平方米（滁州 44.53最高，铜陵11.54最低），人均建设用地 122.20 平方米（滁州 205.55最高，淮北 96.96最低），用水普及率 98.63%（蚌埠、马鞍山、芜湖、铜陵、安庆和黄山100%最高，亳州 91.22%最低），燃气普及率 96.81%（蚌埠、马鞍山、芜湖、铜陵和黄山100%最高，阜阳 88.13%最低），每万人公共交通车辆数 11.54（蚌埠 17.03最高，黄山 5.91最低）。综合得分排在前三位和后三位的分别是滁州、亳州、蚌埠和六安、淮北、淮南。 滁州人均道路面积为 44.53 平方米，除亳州为 39.82 外，远超其他城市；用水普及率和燃气普及率差别很小，都达到 90%以上；蚌埠作为安徽北方交通枢纽，每万人公共交通车辆 17.03，全省最多。淮北人均建成区面积 96.96 平方米，全省最低，而亳州也因人均149.54 平方米而位居前列。铜陵大多指标位居前列，人均道路面积只得25.92分，排名略有下降；淮南市因各项指标得分偏低，城镇建设质量最低，安庆、六安、淮北和淮南也属最低层次。安徽城镇建设质量最高分 93.62，最低 54.06，各市差距不小，由此得出，各市各指标得分不平衡，致使整体结果不理想，各市城市建设不够全面，即所谓的木桶效应，因此，应该在建设中统筹兼顾，补足短板，全面提高建设质量和效率。

区域排名在城镇建设质量方面有较大变化，皖北优于皖南和皖中。第一梯度包括滁州、亳州、蚌埠和芜湖等 4市，其中皖南和皖中各 1 个，皖北有两个；阜阳、铜陵、宣城、黄山、宿州和合肥等 6市则被划分在第二梯度，皖南有 3 个，皖中 1 个，皖北两个；第三梯度有池州、马鞍山、安庆、六安、淮北和淮南等 6市，皖南、皖中和皖北各占两个。三个层次差距较小，三区发展相对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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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城镇建设质量评价通过排名比较，亳州、芜湖、阜阳、宣城、黄山和宿州排名上升，铜陵、合肥、池州、马鞍

山、安庆、六安、淮北和淮南排名下降，蚌埠不变，具体如下： 表7 各市城镇建设质量两年排名比较

排名城市

滁州亳州

蚌埠

芜湖

阜阳

铜陵

宣城

黄山

宿州

合肥

池州

马鞍山

安庆

六安

淮北

淮南

2015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2014 1 13 3 5 1

54 14 12 16 2 10 7 8 11 9 6

上升 0 11 0 1 10

-2 7 4 7 -8 -1 -5 -5 -3 -6 -10

（四）城镇土地利用质量 城镇土地利用质量评价中，全省城市人口密度为 2416人/平方公里（合肥 4592最高，黄山 794最低），单位面积产值 6.59亿元/平方公里（马鞍山 8.95最高，滁州 3.45最低），公共设施用地面积 3.04 平方米/人（蚌埠 9.23最高，亳州 0.75最低）。综合得分排在前三位和后三位的分别是合肥、马鞍山、铜陵和池州、阜阳、黄山。 合肥、马鞍山和铜陵的城镇土地利用质量上的得分远高于省内其他城市。合肥在人口密度上居全省首位，在其他两项指标上也排名靠前，马鞍山和蚌埠分别在在单位面积产值和公用设施用地两项指标占全省首位，而芜湖在人口密度上只有 1782人/平方公里，因此落后合肥比较多。蚌埠公用设施用地排在全省首位，其他城市中有 10 个该项得分在 25分以下，即不到的四分之一，反映出安徽城镇化过程中土地利用不合理的现状。池州和黄山由于经济发展程度不高、多山地形等的限制，在三项指标上得分较低，处于全省落后水平，而滁州由于在公用设施用地达到 8.43 平方米/人，脱离了最低水平。

各市城镇土地利用质量差距极大，最高 84.40，最低 27.33，区域间各市差距也很大。第一梯度包括合肥、马鞍山、铜陵和芜湖等4市，皖南有 3 个，皖中有 1；第二梯度有淮北、蚌埠、亳州、宿州和六安 5市，皖中 1 个，皖北 4 个；第三梯度包含宣城、安庆、淮南、滁州、池州、阜阳和黄山 7市，皖南 3市，皖中和皖北各两市。与之前指标结果不同，各市指标排名变动较大，且难以比较三个区域发展优劣。

270

图 6 城镇土地利用质量评价

通过排名比较，马鞍山、铜陵、淮北、亳州、宿州、六安、宣城和池州排名上升，芜湖、蚌埠、安庆、淮南和阜阳名次下降，合肥、滁州和黄山不变。

表8 各市城镇土地利用质量两年排名比较

排名城市

合肥马鞍山

铜陵

芜湖

淮北

蚌埠

亳州

宿州

六安

宣城

安庆

淮南

滁州

池州

阜阳

黄山

2015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2014 1 5 7 3 6 2 8 11 10 14 4 9 13 15 12 16上升 0 3 4 -1 1 -4 1 3 1 4 -7 -3 0 1 -3 0

（五）城镇社会发展质量 社会发展质量指标下，全省万人拥有医院与卫生院数 0.72（黄山 1.04最高，六安0.27最低），万人拥有医生数 26.02（合肥 47.71最高，亳州 10.55最低），城乡养老保障覆盖率 54.86%（黄山 74.9%最高，宣城 44.91%最低），医疗保险覆盖率 38.44%（铜陵 59.69%最高，亳州 23.21%最低），万人公共图书馆总藏量数 2528.03（铜陵7398.37最高，阜阳 189.19最低），计算机数 67.25（铜陵 88最高，亳州 52最低），电视覆盖率 98.7%。综合得分排在前三位和后三位的分别是合肥、铜陵、黄山和阜阳、亳州、六安。 铜陵市在 7项指标中，在医保覆盖率、万人公共图书馆藏书量、计算机和电视覆盖率上均居全省第一，发展比较稳定，这也是铜陵重视扩大社会保障、着力提高社会发展效益的成果，合肥在万人拥有医院、卫生院数和万人拥有医生数上全省第一，在权重分布上对铜陵略有优势而位居第一，而芜湖没有指标占有明显优势，只能位于中游。而其他城市木桶效应比较明显，滁州在城乡养老保险参保率上以 73.11%居全省第二，但在其他指标上得分偏低而总体排名靠后；阜阳万人公共图书馆藏书量只有 189.19，远低于其他城市，而六安在七个指标中得分普遍较低，居全省最末，反映出其社保、医卫和文化的落后现状。

在城镇社会发展质量方面，皖南继续保持优势，皖中和皖北质量分布极为不均。第一梯度有合肥和铜陵两市，皖南和皖中各一个；第二梯度包括黄山、马鞍山、淮北、蚌埠和芜湖 5市，皖南 3市，皖北两市；第三梯度则包含安庆、淮南、滁州和池州4市，皖南两市，皖中和皖北各 1市。第四梯度的有宣城、宿州、阜阳、亳州和六安 5市，皖南和皖中各 1市，皖北 3市。皖南仍然集中在靠前位置，个别城市变动较大，由此也看出过于重视城镇经济建设带来的与社会发展不协调的副作用，重视发展效益也应成为城镇化发展的必要举措。

271

图 7 城镇社会发展质量评价 通过比较，合肥、铜陵、淮北、蚌埠、安庆、滁州、宿州和亳州名次上升，黄山、马鞍山、

淮南、芜湖、池州、宣城、阜阳和六安名次下降。 表9 各市城镇社会发展质量两年排名比较

排名城市

合肥

铜陵黄山

马鞍山

淮北

淮南

蚌埠

芜湖

安庆

滁州

池州

宣城

宿州

阜阳

亳州

六安

2015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2014 13 4 1 2 1

45 8 6 11 12 7 3 15 10 16 9

上升 12 2 -2 -2 9 -1 1 -2 2 2 -4 -9 2 -4 1 -7

（六）城镇人口生活质量 城镇人口生活质量指标下，全省人均可支配收入 24839元（马鞍山 32560最高，亳州21192最低），人均住房面积 37.80 平方米（亳州 56.95最高，铜陵 29.02最低），人均储蓄余额 34241元（合肥 67866最高，亳州 15295最低），人均消费 16107元（马鞍山 21565最高，宿州 12140最低）。综合得分排在前三位和后三位的分别是马鞍山、合肥、黄山和淮南、宿州和六安。 马鞍山市近年来经济发展迅速，人口也比较少，在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消费两项指标上的得分居全省首位，其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32560元，超出排在第二位的合肥 3220元，相比较于去年的 5965元，差距缩小了不少。芜湖市在人均住房面积上只有 33.75 平方米，处于较低层次，而人均储蓄 37845元，远低于第一名合肥，排名相对较低。值得一提的是，亳州在人均住房面积 56.95 平方米的指标值下居全省首位，且与其他城市差距较大，最终得以在城镇人口生活质量中排名靠前，不同以往处于最低层次。阜阳、宿州和六安在各个指标上得分较低，从而在总体排名中靠后，由此得出，各市经济发展、人均收入消费还存在不小的差距。

通过研究得出结论：皖南城镇人口生活质量明显高于皖北和皖中地区，而皖中略高于皖北，城镇人口生活质量表现出区域特征。第一梯度有 5 个城市，分别是马鞍山、合肥、黄山、铜陵和亳州，其中皖南 3 个，皖中和皖北各 1 个；属于第二梯度的有蚌埠、芜湖、安庆、池州、淮北和宣城 6市，其中皖南 3 个，皖中 1 个，皖北两个；第三梯度的包括滁州、阜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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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宿州和六安 5市，皖中两个，皖北 3 个。城镇人口生活质量与社会发展关系密切，加强社会建设的同时要注重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图 8 城镇人口生活质量评价 通过比较，合肥、黄山、亳州、蚌埠、淮北和阜阳名次上升，铜陵、芜湖、池州、宣城、滁

州、淮南、宿州和六安名次下降，马鞍山和安庆不变。 表 10 各市城镇人口生活质量两年排名比较

排名城市

马鞍山

合肥黄山铜陵

亳州

蚌埠

芜湖

安庆

池州

淮北

宣城

滁州

阜阳

淮南

宿州

六安

2015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2014 1 3 4 2 1

115

5 8 6 12 7 9 16 10 14 13

上升 0 1 1 -2 6 9 -2 0 -3 2 -4 -3 3 -4 -1 -3

（七）城镇生态环境质量 城镇生态环境质量指标下，全省空气质量良好率为 320天（黄山和池州 362最好，合肥 283最差），垃圾处理率 99.51%，污水处理率 96.21%，万元产值能耗 0.636吨标准煤/万元（黄山 0.41最低，马鞍山 1.41最高），人均绿地 13.20 平方米（池州 17.08最高，亳州 11.52最低），建成区绿化率 41.18%（黄山 46.79%最高，阜阳 33.98%最低）。综合得分排在前三位和后三位的分别是黄山、合肥、池州和马鞍山、淮南、阜阳。 在城镇生态环境质量指标下的 6项二级指标中，全省 16 个地级市的垃圾处理率和污水处理率的得分都达到 90%以上，差距很小，所以这一指标的结果比较主要取决于其他 4项指标的得分。独特的地理环境和地貌特征，黄山市和池州市空气良好率在省内并列第一，达到 362天，加之黄山旅游风景区的保护，黄山市在城镇生态环境质量这一指标下全省第一。最后一名是阜阳，主要是由于产值能耗、人均绿地和绿化率落后于大多城市。安徽各地市生态环境差距较小，但个别城市，如合肥、蚌埠和铜陵的空气质量比较差，空气质量达到及好于二级的天数不到 300天，马鞍山单位产值能耗 1.41吨标准煤/万元，这是资源开发和利用过程中利用技术不过关、监管不到位以及环境保护措施不完善导致的，当地政府应鼓励研发和采用先进技术，降低产值能耗，加强环境保护与治理。

对于生态环境建设，本文通过研究资料得出：安徽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水平负相关。第一梯度包括黄山、合肥和池州 3市，皖南占了两个，皖中有 1 个；第二梯度上，有宿州、滁州、安庆、淮北、芜湖、宣城、六安、铜陵、蚌埠和亳州10 个城市，其中皖南和皖中各 3 个，皖北 4市；第三梯度则包含马鞍山、淮南和阜阳等 3市，其中皖南 1 个，皖北两个。皖北几市最末的原因是经济发展程度低，经济结构不完善，对生态环境危害大，而芜湖、铜陵和马鞍山则反映出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不协调。生态环境质量是城镇化质量评价的重要指

273

标，经济发展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先发展再治理也不符合我国新型城镇化的理念必须在发展的同时保护生态。

图 9 城镇生态环境质量评价 通过比较，合肥、宿州、滁州、安庆和宣城名次上升，池州、淮北、芜湖、六安、铜陵、蚌

埠和亳州名次下降，黄山、马鞍山、淮南和阜阳不变。 表11 各市城镇生态环境质量两年排名比较

排名城市

黄山

合肥池州

宿州

滁州

安庆

淮北

芜湖

宣城

六安

铜陵

蚌埠

亳州

马鞍山

淮南

阜阳

2015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2014 1 5 2 1

08 1

23 4 13 7 9 11 6 14 15 16

上升 0 3 -1 6 3 6 -4 -4 4 -3 -2 -1 -7 0 0 0（八）城镇发展动力 城镇发展动力指标下，全省万人固定资产投资 67166.54万元（铜陵 104011最高，阜阳 10292最低）、每十万人专利授权数 69.75（芜湖 247最高，阜阳 16.75最低）和人才密度 8676（合肥 20120最高，亳州 2888最低）。 综合得分排在前三位和后三位的分别是铜陵、合肥、芜湖和宿州、阜阳、亳州。铜陵万人固定资产投资以 104011万元居于首位且遥遥领先，分别超出排在第二和第三的马鞍山和合肥 28877万元和 35110万元。芜湖和合肥分别在每十万人专利授权数上取得第一，但综合得分都低于铜陵，由此也反映出铜陵和芜湖两市鼓励、注重创新和人才培养，而经济社会较为迅速的发展也吸引了各方人才。阜阳市在万人固定资产投资和每十万人专利授权数上均居安徽省末位，而亳州在各指标上都处于最低水平而居全省最末，这也从侧面反映出阜阳和亳州在资产投资、科技研发和文化教育等方面的不足。城镇发展动力上，只有排名前四的城市得分在 60分以上，安徽城镇发展动力普遍较低，持续发展动力不足。

在城镇发展动力评价中，皖南占据绝对优势，明显优于皖中和皖北。第一梯度有铜陵、合肥、芜湖和马鞍山 4 个城市，皖南 3 个，皖中 1 个；第二梯度有蚌埠、池州、宣城、淮北、黄山、淮南和滁州 7市，其中皖南和皖北各占 3 个，皖中有滁州 1市；第三梯度包含安庆、六安、宿州、阜阳和亳州 5市，皖中两个，皖北 3 个。城镇发展动力的评价结果是 10项一级指标中最为悬殊的一个，可见各市之间差距甚大，皖北 6市有 3 个都处于最低层次，因此，在全省提升可持续发展的举措中，皖北应更为重视。

274

图 10 城镇发展动力评价通过比较，合肥、蚌埠和宣城名次上升，芜湖、池州、淮北和淮南名次下降，铜陵、马

鞍山、黄山、滁州、安庆、六安、宿州、阜阳和亳州名次不变。 表12 各市城镇发展动力两年排名比较

排名城市

铜陵

合肥

芜湖

马鞍山

蚌埠

池州

宣城

淮北

黄山

淮南

滁州

安庆

六安

宿州

阜阳

亳州

2015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2014 1 3 2 4 1

05 8 7 9 6 11 12 13 14 15 16

上升 0 1 -1 0 5 -1 1 -1 0 -4 0 0 0 0 0 0

（九）城乡统筹城乡统筹指标下，全省城乡居民收入比 2.50（铜陵 1.78最低，阜阳 2.64最高），

城乡人均消费比 2.04（池州 1.70最低，蚌埠 2.46最高），城乡恩格尔系数差 2.3%（淮北 8.3%最高，宿州-1.22%最低）。得分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铜陵、芜湖和池州，后三位的分别是阜阳、淮北和宿州。

安徽各市该指标差距较小，而总体城乡差距仍比较大；在城乡恩格尔系数差中，宣城城镇和农村的恩格尔系数都是 32.2%，因此居全省首位，而宿州城乡恩格尔系数分别为35.72%和 34.5%，这时就不能以其城镇高于农村的原因排名第一，因为城乡差距越靠近“0”为越好。合肥作为安徽省省会城市，在人均收入比处于安徽省较为领先的位置，而在人均消费比和恩格尔系数差这两项指标上却处于后几名，反映出合肥城乡发展不平衡。马鞍山在各项指标中都处于中等水平，综合得分也在中间。

第一梯度包括铜陵、芜湖、池州 3市，都是皖南地区城市；第二梯度包含黄山、宣城、合肥、安庆、亳州和马鞍山6市，其中皖南 3市，皖中两市，皖北 1市；在第三梯度中，有六安、淮南、滁州、蚌埠、阜阳、宿州和淮北 7市，其中皖中两市，皖北 5市。第一梯度全属于皖南，皖南具绝对优势，而皖北 6市中有 5 个都在第三梯度，因此排名最后，区域差距明显。

275

图 11 城乡统筹评价通过比较，铜陵、芜湖、池州、黄山、合肥、安庆和亳州名次上升，宣城、马鞍山、六安、

淮南、滁州、蚌埠、阜阳、宿州和淮北等市名次下降。 表 13 各市城乡统筹两年排名比较

排名城市

铜陵

芜湖池州黄山

宣城

合肥

安庆

亳州

马鞍山

六安

淮南

滁州

蚌埠

阜阳

宿州

淮北

2015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2014 7 5 6 9 2 13 14 1

53 16 1 4 10 12 8 11

上升 6 3 3 5 -3 7 7 7 -6 -6 -10 -8 -3 -2 -7 -5

（十）城镇公共管理 城镇公共管理指标下，全省万人刑事案件立案率 118.65（亳州 479.29最高，淮北81.93最低），人口发生火灾率 61.32 次/10万人（滁州 298.42最高，铜陵 29.26最低），交通事故发生率 329.66 次/10万人（亳州 1115.28最高，合肥 173.81最低）。综合得分排在前三位和后三位的分别是铜陵、阜阳、安庆和宣城、六安、亳州。 从表中可以看出，各市公共管理状况得分差距较大，其他指标下较低水平的阜阳和安庆位居前列，而排名总是靠前的芜湖和合肥则处于中等层次。淮北、阜阳和铜陵分别三项指标上居全省首位，但由于其他城市事故发生状况非常不均，各指标差距也极大，如人口发生火灾率上，阜阳高达 298.42 次/10万人，是铜陵的 10倍多，亳州在各指标上排名靠后而得分最低，由此得出，经济发展较慢的城市导致社会秩序较混乱，政府管理不强也是原因之一。而铜陵综合也只有 81.12分，可以看出安徽各市城市管理水平不高，有待加强。

在公共管理质量中，皖南优势明显，皖中和皖北分布不均。第一梯度中，有铜陵、淮北和芜湖 3市，皖南两个，皖北 1 个；第二梯度包含合肥、淮南、马鞍山、阜阳和安庆 5市，其中皖南 1市，皖中和皖北各有两市；第三梯度包括黄山、池州、宣城、宿州、蚌埠、滁州、六安和亳州 8市，其中皖南和皖北各有 3市，皖中两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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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城镇公共管理评价通过比较，铜陵、淮北、淮南、池州和宣城名次上升，合肥、马鞍山、安庆、黄山、蚌埠、

滁州和六安名次下降，芜湖、阜阳、宿州和亳州不变。 表14 各市城镇公共管理两年排名比较

排名城市

铜陵

淮北

芜湖

合肥

淮南

马鞍山

阜阳

安庆

黄山

池州

宣城

宿州

蚌埠

滁州

六安

亳州

2015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2014 13 11 3 2 9 1 7 4 8 15 14 12

5 10 6 16

上升 12 9 0 -2 4 -5 0 -4 -1 5 3 0 -8 -4 -9 0

五、安徽省城镇化存在问题及对策（一）存在问题 在研究安徽省 16 个地级市城镇化质量的过程中，发现安徽省城镇化发展存在不少问题。

第一，区域发展不协调。皖南城镇化发展质量较高，得益于皖江城市带的开发和良好区位，而皖中和皖北城镇化质量较差，与皖南有明显的差距。

第二，区域统筹不善。虽然皖南地区城镇化发展质量高于皖中和皖北，但在区域内部，铜陵、芜湖和马鞍山等市的发展要明显高于池州、黄山和宣城。而在皖中，在以上指标得分排名中靠前的大多都是只有合肥一个，合肥作为省会城市，自身发展迅速且城镇化质量高但其并没有对周边的滁州、安庆和六安等城市发展形成较强的辐射带动作用，三市城镇化质量不高。

第三，土地利用不合理。安徽省不少城市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片面追求城镇建设，大多人均建成区面积超过 100 平方米，依赖土地支持提高城镇化水平、增进城镇化速度，而忽视了城镇化发展质量。

第四，城镇发展动力不足。在该指标得分上，大多数城市分数较低，与前几名差距较大，可得安徽各城市投资吸引力小、人才建设落后。

第五，居民生活水平滞后于城镇经济发展。相对于经济规模，全省恩格尔系数较高，人均可支配收入不高，经济发展的成果没有得到充分共享。

第六，户籍人口城镇化低。国内城镇化人口指标以常住人口为标准，大量农民工也被包括进来，其城镇化水平不是真正的城镇化，与发达国家差距很大。（二）改进对策 针对上述存在的问题给出以下几点对策。第一，协调区域发展。城镇化质量低的城市应当多向城镇化质量较高的城市学习其发

展模式，结合自身特点有选择地学习它们的发展经验，探索具有自己特色的发展道路。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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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化质量较高的城市也应该发挥自己的示范作用，帮助带动水平低的城市的发展提高，促进整个区域乃至全省的进步。

第二，加强区域统筹发展。以区域中心城市为龙头，对周边城市和地区发挥辐射带动作用，实现共同发展。如合肥应当充分发挥带动作用，对周边的安庆、六安和滁州加强影响，加快区域统筹。

第三，合理规划城镇建设。严格按照国家要求，合理控制土地建设开发，尽量将人均建设用地控制在 100 平方米内，提高建成区人口密度，同时注意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建设生态文明的城市。

第四，加强城镇可持续发展。安徽省应积极承接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进一步升级产业结构，增加第三产业比重，同时建立健全人才培养机制，加大人才培养支持力度，更加注重创新，加大教育扶持力度，加强文化建设。

第五，推进民生建设。城镇化快速发展的同时，将城镇化发展成果惠及人民大众，完善社保制度，加大建设公共工程，统筹城乡发展，做到“城富民强”。

第六，进一步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加强城乡一体建设，减弱户籍制度下农村人口进城市的阻力，改善农民工城市待遇，不断推动户籍人口城镇化，既符合建设新型城镇化要求，又是维护和增进国计民生的必要战略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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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9(06)［18］孙丽姗. 新型城镇化发展评价体系构建及实证分析[J].商业时代,2014 (06)［19］黄金碧,冯长春.基于帕累托最优的人口、经济与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评价研究——以皖江城市带为例 [J].现代城市研究,201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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欠发达地区“三社联动”的模式选择与策略研究夏红莉

（中共宿州市委党校 ，宿州 234000）摘要：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体制改革的逐步展开，全国各地都在把“三社联动”作

为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主题和主线加以推进。但广大欠发达地区，由于缺乏发展优势，“三社联动”仅仅处于刚刚起步阶段，并没有形成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模式。从经济社会发展所处的阶段性特征出发，欠发达地区适宜采取政府主导型“三社联动”发展模式，以政府主导下的“项目带动、社会化运营、组织化拉动、联动发展、制度化运作”五大策略推动“三社联动”的发展。

关键词:欠发达地区；基层社会治理；三社联动；模式；策略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体制改革的逐步推进，全国各地都在把“三社联动”作为基层

社会治理创新的主题和主线加以推进。从总体上看，发达地区，如上海、北京、南京、广州等地，因起步较早，各自都根据自己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以及文化特点，在实践中均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发展模式；而广大欠发达地区，由于缺乏发展优势，“三社联动”仅仅处于刚刚起步阶段，并没有形成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模式。欠发达地区在基层社会治理中怎样从自己所处的阶段性特征出发，探索出适合自己经济、社会发展特点的“三社联动”模式？探索这一问题，对于欠发达地区促进政府职能转变、不断提高基层社会治理水平，加快推进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将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 欠发达地区“三社联动”推进中面临的制约因素分析“‘三社联动’是以政府购买服务为牵引，以社区为平台，以社会组织（民办社工机构）

为载体，以社工为骨干，以满足居民需求为导向，通过社会组织引入外部资源和社会力量，通过社工提供专业化、针对性服务，把矛盾化解在社区、把多元服务供给实现在社区的一种新型社会治理模式、社会服务供给方式和全新的社会动员机制。”[1]相较于“三社联动”所依赖的运作手段和所要达到的目标要求而言，目前在欠发达地区推进“三社联动”，还面临着不少障碍和制约因素。一是缺乏有效的联动机制的支撑。“三社联动”的核心是“联动”，没有“联动”，社

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之间就无法形成合力。但欠发达地区由于基层社会治理创新起步较晚，普遍没有象发达地区那样出台系统的“三社联动”工作的政策文件，对于“三社联动”，仅仅是在一些部门、一些组织的相关文件中有所涉及，对“三社联动”的地位、指导思想、推进措施、实施机构、工作目标等并没有做出明

[1] 李仁利.北京“三社联动”是如何做的[N].中国社会报,2015-01-30(005).确规定；同时，由于重视不够，也没有设立专门的机构来推进社区、社会组织和社工队

伍在寻求共同目标和最大共识的基础上进行充分合作与协作，政出多门、多头管理，“联作者简介：夏红莉（1964--）,女，汉族，安徽省宿州市人，宿州市委党校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教研

室主任、教授，研究生学历。研究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联系电话：13855703312；邮箱：1134768978@QQ.com通信地址：安徽省宿州市委党校马列教研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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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还仅仅停留在在口号上。这就导致了“三社联动”缺乏有效机制的支撑，致使“三社”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处于“分动”状态，形成不了合力。二是缺乏充分的项目支持。“三社联动”以政府购买服务为牵引，通过政府向“三社”

购买服务，可以建立社会组织承接项目、社工团队执行项目、面向社区实施项目的新机制，从而让“三社”之间在项目实施中相互支持、共同决策、共同行动、共同发展。所以，充分的项目支持能够为“三社联动”创造良好的发展条件。但是，由于欠发达地区财政普遍吃紧，在实践中政府购买服务并未得到全面落实，普遍存在着对推进政府购买服务积极性不高、动力不足的问题。拿笔者所在的宿州市来说，因财力不足，并未把政府购买服务纳入财政预算统筹，在 2015 年，只是通过市福彩公益金支出 40万元购买社会组织的一些服务项目；而且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项目目录存在着项目不多、领域偏窄、总量较小等问题。由于缺乏充分的项目支持，“三社联动”没有足够的牵引力，难以形成“三社”良性互动、协同治理的局面。

三是主体自治能力不足，政府主导过多，社会参与较少。在欠发达地区，由于社区制没有完全建立起来，社区对政府仍然处于依赖状态，并承担着大量的行政职能，自治能力较差；另一方面，由于政府没有适当向社会组织放权，再加上社会组织自身存在着数量少、规模小、发育不成熟、社会认可度低等问题，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机会和空间相对有限。这导致了政府主导过多、社会参与较少的局面。这表现在：“三社联动”并没有以社区需求为出发点，而是围绕政府中心工作来展开。什么时候上级政府下达任务了，什么时候才被动地开展一些活动，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缺乏参与的积极性、主动性。

四是保障机制还不健全。“三社联动”需要充足的资金做保障。但在欠发达地区，“三社”在参与基层社会治理中，普遍受资金规模偏小、资金来源渠道单一等问题的制约。在笔者所在的宿州市，社会组织日常管理及开展活动的资金主要来自于政府有限的补贴和资助以及政府购买服务项目，服务性收入、社会捐助较少，没有形成政府、社会、企业和个人共同投入的多元化资金筹集机制。其次，“三社联动”需要专业化的社会工作者队伍做支撑，但在欠发达地区的社会工作队伍中，具有社会工作专业背景的人员少之又少，工作手段、工作方法都比较落后。由于缺乏基本的资金和人才保障，欠发达地区“三社联动”在很大程度上还停留在号召的层面上，并没有在社会治理创新的深层次上得到有效推广。五是社会组织结构不合理、组织类型单一致使社会组织承接政府职能转移的能力不足。

“三社联动”是以社区居民需求为导向、以政府购买服务为牵引来加以推进的。当前,随着我国经济、生活方式、社会组织形式和就业形式的日益多样化,社区居民的物质、文化、生活需求也日趋多样化，这在客观上要求以社会组织为载体的“三社联动”能够为社区居民提供多样化的社会服务。但是在欠发达地区，社会组织以服务于教育培训的居多而从事公益慈善、社区服务、生态环保等方面的偏少。特别是社区社会组织，生活服务类的很少，服务项目也大多集中在文化娱乐上，如组织合唱团、舞蹈队、体育活动等，和社区居民的生活关联度不高，不具备承担政府购买服务项目的资质和能力。由于以上制约因素的存在，欠发达地区在具体实践中，不可能照搬发达地区的发展模

式，而必须从自己的实际出发，在借鉴发达地区经验的基础上，对“三社联动”的具体模式进行科学设计。

一、 欠发达地区“三社联动”的模式选择自 2004 年上海市首提社区、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者“三社互动”的工作思路以后，我

国各地都根据自身实际，纷纷进行实践探索，先后形成了内需驱动型、政府主导型、项目引领型、理念践行型、体制创新型等“三社联动”发展模式[1]，有力地促进了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借鉴各方经验，笔者认为，目前，在欠发达地区正处于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起步阶段适宜采取政府主导型“三社联动”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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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政府主导是整合“三社”资源，实现“三社联动”的有效保证。在欠发达地区，就“三社”自身发展来看，由于受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制约，社区居民参与意识淡薄、自治能力不足，社会组织的——————————————————[1]叶南客，陈金诚.我国“三社联动”的模式选择与策略研究[J].南京社会科学,2010（12）.76

发育普遍不成熟，社工队伍尚未真正建立起来，所以，社区建设离不开政府的参与，社会组织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支持，社工队伍的壮大也离不开政府的培育和扶持；而就“三社”之间的关系来看，目前，由于欠发达地区基层社会事务的治理大多实行按条推进，很少按块去统筹，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之间没有实现有效整合，处于分动状态，并没建立起相互之间的协调机制。这在客观上需要一个权威的力量保证社区建设得以有效开展、社会组织得以健康发展、社工队伍得以不断壮大，同时去整合三方面资源，以社区为基础实现条块结合，逐步形成“三社”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相互促进、良好互动的局面，形成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这个权威只能是政府。其次，政府主导有利于提升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能力，为“三社联动”创造

良好的前提条件。在“三社联动”中，社会组织是载体，是最关键的参与主体，所以，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能力得到不断提升，是“三社联动”得以有效推进的重要前提。但在欠发达地区，由于社会发展普遍具有滞后性，社会组织还没有成长为成熟的基层社会治理主体，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能力非常有限。所以，欠发达地区要推动“三社联动”，必须把提升社会组织的能力放在首要位置。而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有利于提升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能力，为“三社联动”创造良好的前提条件。在这种模式下，政府提升社会组织能力的途径有两个。一是建立公共财政扶持社会组织发展的机制，促进社会组织能力的提升。如政府可以通过项目购买、项目补贴、项目奖励等形式，购买社会组织服务，使社会组织在提供公共服务的过程中得到锻炼。二是和社会组织建立协同治理的关系。通过政府和社会组织的分责、合作，让政府承担监管责任，在此前提下鼓励社会组织凝聚社区居民参与基层社会治理，为社区居民提供个性化、专业化的服务，相应地，社会组织参与社会工作的水平也将得到全面提升。

再次，政府主导有利于社工队伍的成长和壮大。社会工作者是“三社联动”的骨干，专业化的社会工作者队伍是“三社联动”的重要支撑。但在欠发达地区，由于社工人才队伍建设起步较晚，不仅存在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总量不足的问题,而且还面临着社工队伍专业化、职业化偏低等问题，无法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专业化、个性化社会服务的需要。所以，如何建立一只专业化的社工队伍，是欠发达地区“三社联动”实践中面临的重大难题。要破解这一难题，单靠市场的力量是无法完成的，必须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政府可以通过人事制度改革，科学合理地设置社会工作岗位，在此基础上，通过公开选拔等途径，为社会工作岗位配备合格人才；同时，政府还必须加大对社会工作队伍建设的资金支持力度，通过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培训社会工作者队伍等途径促进社工队伍的发展和壮大。综上所述，笔者认为，由于受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制约，欠发达地区在“三社联动”

中要整合“三社”资源、在“三社”之间建立起相互合作的联动机制，离不开政府的权威性主导作用；而要培育合格的“三社联动”主体，为“三社联动”创造良好的推进条件，也离不开政府的主导作用，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是欠发达地区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起步阶段推进“三社联动”的必然选择。

二、 欠发达地区“三社联动”的策略分析从欠发达地区目前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政府主导型“三社联动”发展应

采取“项目带动、社会化运营、组织化拉动、联动发展、制度化运作”五大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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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实行政府主导下的项目带动策略。与发达地区相比较，欠发达地区“三社联动”推进中面临的最主要问题是“三社”之间缺少联动的纽带和抓手，无法有效整合“三社”资源，实现社区、社会组织、社工人才有效联动。对此，民政部部长李立国在全国社区社会工作暨“三社联动”推进会上曾经提出了“依托项目实现联动” [1]的要求。欠发达地区应当从社区需求出发，在社区养老、扶残助残、社区矫治、社区生活服务、医疗卫生、婚姻家庭咨询服务、青少年心理教育等方面开发和设置服务项目，开展政府购买服务。通过政府购买社会服务，建立社会组织承接项目、社工团队执行项目、面向社区实施项目的机制。这样，项目就成了把社区、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者联系起来的桥————————————————————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 全国社区社会工作暨“三社联动”推进会在重庆召开 李立国出席并讲话[EB/OL].2015-10-22[2016-04-12]. http://www.mca.gov.cn/article/zwgk/mzyw/201510/20151000876120.shtml

梁和纽带，通过项目带动，促使“三社”发挥各自优势，形成相互支持、渗透融合的良好局面。二是实行政府主导下的社会化运营策略。欠发达地区，由于财政普遍吃紧，政府公共

服务提供不充分已是常态，单靠政府的力量是很难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日益增长的社会需求的。为此，“三社联动”要在坚持政府主导的前提下，建立“社工队伍专业服务市场化运营机制、社会组织发展市场化培育机制、社区建设投入资本化运作机制，实现基于社会参与的社会化运营” [1]，采取市场化运作方式，广泛吸收企业、社会组织和社工机构等社会性资源参与基层社会治理、为人民群众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在广泛参与中实现“三社”之间的“联动”。

三是实行政府主导的组织化拉动策略。欠发达地区，由于基层社会建设的资源非常有限，充分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对有限的社会资源进行统筹管理，就显得尤为重要。所以，推进“三社联动”，应实行政府主导下的组织化拉动策略。一方面，政府应制定完善的社会政策对“三社联动”予以引导，同时，进行科学的监督规范，以保证“三社联动”健康有序发展；另一方面，在组织层面，还可以由政府分管领导牵头，建立“三社联动工作领导小组”，统筹各相关部门的相关职能，形成“民政牵头、部门配合、社会参与”的工作格局。具体来说，民政部门可负责“三社联动”政策保障体系的构建；发改委在制

————————————————————[1]叶南客，陈金诚.我国“三社联动”的模式选择与策略研究[J].南京社会科学,2010（12）.77

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时则要考虑把“三社联动”工作纳入进来；财政部门则负责政府购买服务工作，为“三社联动”提供充足的财政支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要进行制度创新，在社工招聘、人才流动、工资福利、职称评定等方面提供政策支持；共青团、妇联、文化、卫生、体育、司法、人口与计划生育、残联等相关部门要大力培育相应的服务类社会组织，引导和支持它们进驻社区提供专业化服务。这样，通过组织拉动，为“三社联动”构建各部门密切配合、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支持体系。四是实行政府主导下的联动发展战略。 “三社联动”的前提是“三社”自身要取得充

分发展，如果社区自治机制未建立、社会组织发育不健全、社工机构发展不充分，欠发达地区在基层社会治理中是很难推动“三社联动”的。而目前条件下，“三社”自身要取得充分发展，除了强化制度设计，加快建立和完善政策支撑体系之外，最有效的途径，应当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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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之间打破壁垒，实现融合式发展。笔者认为，实现“三社”联动发展，可以借鉴一些地方的做法，尝试从推动“四化”着手[1]：一是推动社区工作队伍社工化。政府可出台优惠的——————————————[1]周红亚.太仓市三社联动助推三社融合发展[EB/OL].2014-08-28[2016-04-22].http://sw.mca.gov.cn/article/mtgz/201408/20140800692489.shtml

就业政策，鼓励持证社工等优秀人才到社区工作；同时鼓励社区工作者参加全国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考试，对于取得资格的，要给予奖励等，以此加快社区工作者向专业社会工作者转变，促进社区社会工作专业化水平的提升。二是推动社工力量组织化。政府应出台扶持办法，鼓励专业社工机构建设，让社工机构逐渐成为社区工作的重要力量。三是推动社会组织社区化。社会组织是社区治理的重要主体，因此，欠发达地区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过程中，应扶持社区内服务性、公益性、互助性社会组织的发展，以社区社会组织培育为抓手,引导居民以组织化方式参与社区建设,增强社区自治功能。四是推动社区工作一体化。政府要通过建章立制，明确“三社”各自定位，在“三社”之间形成合理分工，在社区治理中，按照“三位一体”的工作理念，形成以社会组织为推动力量的、居民间互帮互助、社会工作者专业介入、义工志愿服务的社区治理性格局。这样，通过联动发展，使“三社”之间建立起相互依存、联合互动的关系，成长为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五是实行政府主导下的制度化运作战略。“三社联动”并不是简单地把社区、社会组织、

社会工作机构糅合在一起联合办公就可以实现了，它们之间的“联动”是通过一些领导机制和工作机制的作用来实现的，所以，推动“三社联动”，制度设计是关键。为了确保“三社”之间能够有效联动，欠发达地区在推进“三社联动”的过程中，必须加大制度创制的力度，让制度去推动“三社联动”的推行。为此，可以学习借鉴北京的做法，在政府主导下着手构建四项制度[1]：一是联席会议制度。建立街道和社工机构之间的联席会议，解决服务项目规划、资金保障、资源配置等问题，同时建立社区社会组织、社区工作者和专业社工之间的联席会议，负责了解居民服务需求、社区治理需求和落实服务项目等事项。二是信息联通制度。建立“三社联动”办公室，负责建立政府与社会组织、社区与社会组织、各社会组织之间的信息联通渠道，及时沟通和交流服务项目、社会组织建设和社工人才队伍建设等相关信息，促进各项服务与需求有效对接。三是服务联办制度。由专业社工引领社区社会组织根据社区问题和居民需求，整合社区服务资源，搭建公共服务网络，带动社区志愿者和居民骨干，以项目化的方式为社区居民提供服务，解决社区问题。四是需求反馈制度。以需求为导向设计和开发社区服务项目，同时在服务项目实施过程中注重评估，形成社区社会组织、专业社工、居民等多方反馈机制，不断调整服务项目方向，满足社区和居民动态化需求。通过这一系列制度的建立和实施，有效地保证“三社”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清除“三社联动”的制度性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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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贫困治理与精准扶贫的政策改进范和生，唐惠敏

Rural Poverty Governance and Policy Improvement

of Accurate Poverty Alleviation

摘要：农村贫困治理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议题。与传统贫困治理模式不同

精准扶贫具有更强的实践导向性和制度针对性，是现阶段我国农村贫困治理的

根本之策。然而，精准扶贫在农村贫困治理中也存在诸多困境，有必要对精准扶

贫政策加以改进：改革精准识别的制度掣肘，把握精准施策的技术靶向，锻造

精准扶贫核心力量，完善脱贫攻坚成效考核机制。在此基础上，推动形成“政府

主导、市场推进、社会协同和民众参与”的多元主体农村贫困治理体系。关键词：农村贫困；贫困治理；精准扶贫；政策改进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采煤沉陷区‘生态-经济-社会’多维

关系演化规律及调控机制研究”（14ZDB145）。作者简介：范和生，男，安徽合肥人，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副院长，安徽

省社会学会副会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社会治理与法治、农村社会

285

学；唐惠敏（通讯作者），男，安徽安庆人，安徽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安徽

省社会学会理事，研究方向：法律社会学、社会治理与法治。联系电话：17730010157

通讯地址：安徽合肥市经开区九龙路 111号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电邮地址：18956259655@163.com

一 研究缘起与问题提出到 2020 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贫困地区全部脱贫，这是我党的历史使

命，也是我党对人民的庄严承诺。参照国际扶贫标准，从 1978 年 2014 年我国农

村贫困人口减少 7亿，是全球首个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贫困人口减半的国

家。但应当看到，当前我国农村贫困治理的任务依然艰巨。截至 2015 年底，全国

仍有 7000多万农村贫困人口。特别是西部边远农村地区，贫穷落后的现状还未

286

得到根本好转。早在 2013 年习近平在湖南农村考察时就提出了“精准扶贫”的

概念。2015 年中共中央审议并公布了《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并确定了

“到 2020 年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全脱贫、贫困村全出列、贫困县全摘帽、区域性整

体贫困得以解决”的战略目标。这标志着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从理论

到实践形成了关于“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农村贫困治理的系统思想。精准扶贫

的实践逻辑延伸了我国贫困治理的内涵，深入到重视贫困问题的本质，因而具

有更高层次的指导地位和实践价值。当前，我国新一轮精准脱贫工作已处于攻坚

拔寨的关键性阶段，不少地区在长期的脱贫攻坚工作过程中形成了许多经验之

举和特色模式。然而，在实践党中央的精准扶贫部署仍存在诸多障碍和难题。破

解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难题，关系我国农村贫困治理的成败，亟待改进精准扶

贫的制度设计，创新农村贫困治理的政策体系。二 我国农村贫困治理模式的变迁与精准扶贫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普遍处于经济落后、民生凋敝的窘境，是世界上贫困

人口最多、贫困问题最突出的国家之一，农村贫困问题逐步成为制约我国现代化

建设的桎梏。我国政府一直致力于减贫工作，将解决人民的贫困问题列为治国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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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的重要位置，并制定了详尽的扶贫开发工作计划，有序推进我国贫困人口的

脱贫致富步伐，并取得了世人举目的成绩，走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特色扶

贫开发道路。（一）农村贫困治理的发展脉络笔者通过梳理国内相关文献，试图总结改革开放 30多年来我国农村贫困治

理的发展脉络。赵慧珠1，杨占国2等学者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和不同阶段我国扶

贫开发的任务部署，将我国农村贫困治理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1978-

1985 年）是体制改革推动扶贫时期；第二阶段（1986-1993 年）是开发式扶

贫开创时期；第三阶段（1994-2000 年）是七年扶贫攻坚时期；第四个阶段

（2001-2010 年）是解决温饱和巩固温饱并重时期。吴敏3，韩广富4等学者从

各个阶段扶贫工作的瞄准单位入手，提出我国农村扶贫开发治理经历了以“贫

困县”为瞄准重点，到以“贫困村”为中心，再到以区域与个体并重的开发扶

贫的历程。还有的学者5认为，中国农村反贫困模式是逐步从 “救济式扶贫阶

1赵慧珠.走出中国农村反贫困政策的困境[J].文史哲,2007(4):161-168.2杨占国,于跃洋.当代中国农村扶贫 30 年(1979-2009) 述评[J].北京社会科学，2009 (5):80-87.3吴敏.我国农村贫困治理体系演进与精准扶贫[J].中国农业文摘·农业工程,2016(3):30-31.4 韩广富,李万荣.当代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瞄准目标的调整[J].社会科学战线，2012(10):185-190.5 郑荣琦.乡村扶贫模式的反思及未来政策选择[J].中州学刊,1999(5):19-22.

288

段”过渡到“开发式扶贫阶段”，最终是实现综合性、整体性和多元性的可持续

发展式扶贫。可以看出，我国农村贫困治理呈现出阶段性特征，减贫反贫政策也

相应地有所调整。通过 30多年的扶贫开发实践，我国农村贫困治理已经取得了

阶段性胜利。到 2010 年底，少数剩余农村贫困人口的生存和温饱问题得到基本

解决，巩固了部分低收入人口的温饱成果，提高了农村贫困人口的收入水平和

生活质量。步入 21世纪，我国贫困人口进一步减少，农村居民生产和温饱问题

得到基本解决。然而，我国减贫任务依然繁重，农村扶贫开发的形势更为严峻。

当前我国仍有 7000多万贫困人口，大多分布在基础设施薄弱、土地资源稀缺、

自然灾害多发等生存条件恶劣的边远山区、边境地区、少数民族聚居区和水库移

民区，贫困发生率高，内生发展动力不足，脱贫致富能力欠缺，是新时期我国

扶贫开发中最难啃的“硬骨头”。

（二）农村贫困治理模式的变迁由于扶贫模式的主客体、瞄准对象、输入资源等要素的不同，在长期的扶贫

开发的实践中也演绎出不同类型的贫困治理模式。长期以来，以政府为主导的反

贫模式是我国农村贫困治理的主要特征。作为农村扶贫公共产品的供给主体，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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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政府在近半个世纪的农村贫困治理过程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政府

主导型扶贫模式也不可避免地存在诸多问题，主要表现为：第一，传统的输血

式扶贫理念，过于强调外在因素的主导力量，忽视了农民的能动性和主体性；

第二，扶贫资金和项目的分配和使用往往由地方政府和乡村精英左右和把控，

贫困农民很难参与扶贫资源的决策、管理和使用；第三，由于地方政府的利益需

求和自身偏好，农村反贫成为地方政府追求政绩的手段，难以规避扶贫目标偏

离现象；第四，缺乏科学合理的决策、监督与评估机制，助长基层政府非制度化

行为，导致扶贫政策不持续、扶贫机制不完善、扶贫效果不稳定。因而，创新贫

困治理模式已成为我国农村减贫反贫的关键议题1。20世纪 80 年代，学术界就农村贫困治理的主体结构进行了广泛探讨，并

达成基本共识。多数学者认为，贫困问题的产生原因复杂，有其特定的历史和时

代原因。完全依赖政府的主导，并不能彻底消除贫困。传统的政府主导型治理模

式中，贫困农民只是政府反贫困治理体系中的形式参与者；农村社区资源链接

和自我增能的动力不足；市场化的农村扶贫产品供给机制有待建立完善；非政

1庄天慧,陈光燕,蓝红星.精准扶贫主体行为逻辑与作用机制研究[J].广西民族研究,2015(6):138-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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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组织与政府之间良性合作机制尚未形成。某种程度而言，贫困治理体系的主体

结构认识偏差，是造成我国农村反贫减贫诸多现实性难题的根本原因。当前亟待

解决的问题是厘清多主体间的责任和义务。1从现行政治体制来看，政府主导仍

是农村贫困治理的关键之举。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应当是制度倡议者、政策推

动者、组织协调者和行动召集者。而克服传统政府主导的输血式扶贫模式，应当

培育贫困农民的自主性和创造性，变输血式扶贫为造血式扶贫。同时，引导市场

化机制，避免行政冗余导致扶贫资源的低效配置；拓展与非政府组织的合作领

域，弥补政府和市场双失灵的制度漏洞，关注贫困农民的差异化需求，减少扶

贫目标的偏离与转换。（三）精准扶贫：农村贫困治理的模式创新前文已述，传统的粗放式扶贫模式，不仅帮扶资源整合程度低，扶贫参与

主体合作效度浅，而且帮扶项目和资金分散，存在严重的碎片化问题。无论是救

济式扶贫、开发式扶贫还是参与式扶贫，都存在贫困人口识别不清、底数不明、

帮扶措施和扶贫项目指向不准等制度漏洞，农村贫困治理的质量亟待提升。以贫

1姚迈新.对以政府为主导的扶贫行为的思考——扶贫目标偏离与转换及其制度、行动调整[J].行政论坛，2011 (1):29-33.

291

困县为单位的区域面准、以贫困村为单位的村级瞄准都无法有效解决“贫困县内

扶贫资源外溢和非贫困县的贫困农户被排斥在政府扶贫资源享受对象之外的问

题”1。有限的扶贫资源能否真正到达贫困户一直是我国农村贫困治理的政策锚

点和实践难题。如何设定农民贫困治理的主体结构，如何实现贫困人口的整体性

脱贫，如何有效规避扶贫资源的偏离与转换，成为我国农村贫困治理的当务之

急。而习近平书记提出的精准扶贫思想恰好科学地回答了这些问题。精准扶贫具

有更强的实践导向性和制度针对性，弥补了长期以来农村脱贫攻坚成效不足的

缺陷，是现阶段我国农村贫困治理的根本之策。它既是共同富裕原则、精细化理

念和分类思想在农村贫困治理中的创设性运用2，也是转变扶贫思路，摆脱 “灌

水式”和“输血式” 扶贫模式桎梏的正确选择。目前学界对精准扶贫的概念虽有不同的表述，但基本内涵保持一致。按照习

近平最新论述，精准扶贫就是“扶贫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

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精准、脱贫成效精准”。其基本的工作思路是以县为单

位，根据分级负责、层层指导、规模控制、动态管理的原则，建立全国扶贫信息

1李小云,唐丽霞,许汉泽.论我国的扶贫治理:基于扶贫资源瞄准和传递的分析[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5(4): 90-98,250,251.2 唐任伍.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阐释[J].人民论坛,2015(30):28-30.

292

网络系统，并建档立卡的贫困村、贫困户，逐村逐户制定帮扶措施。因而，是对

传统扶贫瞄准机制的创新，克服了扶贫资源瞄准偏离的治理悖论。在一定程度上

提高了有限资源的高效配置，削减了基层政府行政成本。当前，我国贫困人口呈

现出 “点、线、面”共存格局，扶贫开发的瞄准机制应当顺势而变。仔细研读习

近平书记的系列论述，笔者认为精准扶贫应当有两层基本含义：一是超越贫困

县的区域层次，将扶贫资源的瞄准靶心转向贫困村1，使有限的扶贫资源得到高

效利用和合理配置；二是推动扶贫资源下沉至微观层次，直接找准贫困户实施

帮扶措施，防止扶贫资源的错配或遗漏。精准扶贫思想的产生具有重要的理论基

础和现实需求。精准扶贫从提出到付诸实践时间短，国家层面的指导意见仍较为

宽泛。现有的研究尚缺乏翔实的实践性成果，对精准扶贫在农村贫困治理中如何

具体的运用也未作出应有的回应。“对精准扶贫的研究多为对精准扶贫的意义解

读与内涵丰富，对于具体实施的方法研究仍较为笼统”2。虽然各地区在具体实

施过程中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工作创新，但尚未提炼总结出适合大范围推广的有

1 刘娟.我国农村扶贫开发的回顾：成效与创新[J].探索，2009(4):87-90.2 莫光辉,于泽堃.深入推进精准扶贫的实践方向[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6(5):66-69.

293

效经验，脱贫攻坚成效如何也缺乏标准化的考核机制。因此，需要进一步拓展精

准扶贫的实践性研究，紧扣精准扶贫的内涵，找准症结，提出改进措施。三 精准扶贫的实践逻辑与制度困境

改善扶贫治理机制理是实施精准扶贫的核心要素。我国贫困治理的实践经历

了从区域精准到贫困县精准再到贫困村精准的历程，也提出了整村推进等相关

战略和理念，但扶贫体制和政策机制的精准程度始终难以规避人为的和技术的

壁垒。而精准扶贫则以建档立卡的方式，引导各类扶贫资源优化配置，对贫困户

和贫困村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和精准考核，兼顾了差异性、特殊性和

系统性的现实要求。笔者参与了安徽省 3县脱贫成效第三方考核工作，比照党中

央的精准扶贫的政策要求，不可否认的是，我国精准扶贫仍存在贫困户识别偏

离、帮扶措施失准、精准施策脱靶、精准匹配不足等现实性问题。（一）精准识别：贫困户分配、退出与重新识别机制的偏离

精准识别是精准扶贫的首要环节，关系到扶贫资源瞄准和有效传递。造成扶

贫对象瞄准偏离有着多方面的原因：其一，贫困户识别的关键人物是村干部（含驻村工作队人员），倘若“贫

294

困”被异化成“稀缺资源”，就难以遏制基层政府和乡村精英制度“寻租”和

捕获不当得利的侥幸心理。在实践识别过程中，村干部具有相当强的主导性，加

之我国传统社会熟人关系和家族势力的干扰，往往容易导致在贫困户家庭情况

评定过程中的不公平现象1。其二，逐级指标分配与识别对象的规模性排斥2。在

贫困户规模控制的实践中，我国现采取的是贫困户指标自上而下的逐级分配政

策。也就是说，指标的多寡是由上级政府根据扶贫标准（和各地区贫困发生率等

监测指标，按照一定的比例测算出来分配到各省3，然后各县将到县规模数分解

到乡镇、到村。显然，这种人为分配名额的方式未必能客观反映实际贫困人口数

或导致贫困户缺乏指标而“漏出”，或导致部分村民以走指标的方式获取贫困

户资格。其三，“不愿脱贫”、“被脱贫”等现象仍然存在，贫困户退出机制有

待改善。在安徽省的实地调研中，DY县ZQ镇村干部普遍反映,部分不愿脱贫的

贫困户甚至存在“我脱不了贫，你当不了官”的思想。我国执行 2015 年人均收

入为 2855元的扶贫标准。DY县WW镇村干部普遍反映“现有的脱贫标准过低，

部分贫困户仅靠政府的财政兜底保障 1 年就能得到 4-5千元的扶贫救助。只要1唐钧.贫困县乱象背后的深层问题[J].人民论坛,2011(36): 24-25.2彭春凝.当前我国农村精准扶贫的路径选择研究[J].农村经济,2016(5):91-95.3汪磊 ,伍国勇.精准扶贫视域下我国农村地区贫困人口识别机制研究[J].农村经济, 2016(7):112-117.

295

该村制定了年初脱贫计划，要想贫困户脱贫，是件很容易的事件”。 应当注意

的是，收入的多寡只能作为脱贫与否的参考指标，而不是唯一标准。其四，某些

地区识别贫困人口时，并未严格采用人均收入 2855元的扶贫标准。而是综合考

虑各类因素，从总体上来确定贫困户名额。引用非贫困线测算标准，在贫困户总

体情况相差不大的情况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也正因如此降低了识别的精准性。

比如陕西某县自创的识别标准中采用主观色彩过浓，带有明显惩戒性功能的道

德标准作为精准识别的基本要素1。其五，“档外贫困户”2和返贫农户因出于

“规模控制”和政绩的考虑，在“回头看”重新识别中短期内很难建档立卡。不

仅有违建档立卡的初衷，也激发了“档内贫困户”和处于政策空白地的“档外

人士”的矛盾，存在贫困群众上访的隐忧。邓维杰3，左停4等在实地研究中都发

现，由于政策性规模控制，部分贫困户（村）被排斥在精准识别范畴之外的现

象。（二）精准帮扶：帮扶资源的非制度化供给与供需失衡

1唐丽霞,罗江月,李小云.精准扶贫机制实施的政策和实践困境[J].贵州社会科学，2015(5):151-156.2 “档外贫困户”是指 2014 年贫困户建档立卡未被列为贫困户的贫困农民。3邓维杰.精准扶贫的难点、对策与路径选择[J].农村经济，2014(6):78-81.4左停,杨雨鑫,钟玲.精准扶贫：技术靶向、理论解析和现实挑战[J].贵州社会科学, 2015(8):156-162.

296

结对帮扶是落实精准帮扶的关键环节，特别是在扶贫资源相对有限和脱贫

攻坚任务艰巨的实际情况下，结对帮扶在精准扶贫政策体系中的纽带式作用不

容忽视。结对帮扶是在省级政府的指导下，由县级政府明确帮扶方案，统筹安排

扶贫资源，以一对一的结对方式为识别出的贫困人口和贫困村落实帮扶单位或

责任人。帮扶单位是肩负扶贫任务、实施制度化管理的本地区党政机关、人民团

体、民主党派以及企事业单位，在乡镇扶贫工作站、村两委的配合下，针对贫困

户的实际需求，制定帮扶计划。从结对帮扶的概念内涵来看，结对帮扶单位和责

任人是在确定帮扶关系之后，实地入村入户了解和把握“贫困户 /贫困村的基本

情况、生产生活情况、致贫原因、扶贫需求等”1。因此，从逻辑上来说，存在本

末倒置的矛盾。鉴于贫困村/贫困户的致贫原因和脱贫需求的差异性，在没有对

致贫原因进行充分赠别、对脱贫需求进行个别调查的前提下，单靠行政手段推动

帮扶关系的事先设定，必然会削减有限扶贫资源的利用效益，造成帮扶资源的

供给与扶贫对象的实际需求之间的脱节与低效匹配。另一方面, 驻村工作队和驻村干部动员筹集的帮扶资金(或资源)是精准扶贫

1黄承伟,覃志敏.我国农村贫困治理体系演进与精准扶贫[J].开发研究, 2015(2):56-59.

297

资源的重要供给之源。帮扶单位的扶贫资金（或资源）或是帮扶单位临时设立的

帮扶项目资金，或是动员社会网络关系争取的社会资源。这些资源带有明显的非

制度化和非持续性特点。某种程度而言，帮扶资金的类型、多寡取决于帮扶单位

的性质、资源动员能力。因而，存在帮扶单位扶贫资源分布不均衡的隐忧。在特

定资源存量相对有限的现实条件下，资源动员能力或自身资源雄厚的帮扶单位

或责任人能够为其入驻的贫困村和帮扶的贫困户获取足够的，甚至是“过剩”

的扶贫资源，不可避免地“挤占”了资源动员能力不足的帮扶单位或责任人的

资源获取途径。而现阶段，部分地区的扶贫模式过度依赖政府的“输血式”救济

低估甚至是忽视农民作为反贫困主体的地位1。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非制度

化扶贫资源供给的负面效应。（三）精准施策：帮扶理念与帮扶措施、帮扶制度的脱靶

精准施策的前提是精准识别。只有贫困户识别精准，精准施策才具有实践依

据和价值。而精准施策的基本依据就是致贫原因。基于致贫原因的差异性，贫困

户具有不同的帮扶需求。因此，精准施策的措施应当是差别化、个别化和因地制

1王三秀.农村贫困治理模式创新与贫困农民主体性构造[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2(8): 51-56,115.

298

宜的。精准施策旨在“通过挖掘、满足贫困者的真实需求，有针对性的按需差异

化帮扶”1。然而，精准帮扶的理念在付诸实践的过程中却遭遇各种现实性难题。第一，帮扶措施过于简单，形式化色彩浓厚。囿于扶贫工作的强度和基层扶

贫专干能力不足，不少减贫措施简单地理解为贫困户提供资金、赠送生产资料、

改造或修缮危房、协助解决日常生活所需等。安徽CF县DJ乡DJ社区、SC县

QD乡 YC村部分 2016 年拟脱贫户虽然年底能够实现人均收入超贫困线标准，

但其收入来源主要是政府的政策性救济（低保金、养老金、粮食补贴等）和社会

捐款。这部分脱贫户犹如“杵着拐杖”，受政策变动的影响大，具有不可持续性

直接影响减贫效果。第二，因患大病、天灾人祸等原因导致“返贫”的情况时有

发生，脱贫户是否继续以及如何享受扶持政策尚无具体的指导意见。按照国家脱

贫攻坚的相关文件，为防止贫困户脱贫后返贫，在一定时期内还可按相关政策

规定享受相关扶持政策。但是上级文件并没有具体规定“一定时期”到底是多长

时间，也未规定哪类贫困户可以继续享受，更没有规定哪些扶贫政策可以继续

享受。因此，县级及以下的扶贫工作人员很难进行操作化判定。同时按照有关规

1刘辉武 .精准扶贫实施中的问题、经验与策略选择——基于贵州省铜仁市的调查[J].农村经济,2016(5):112-117.

299

定，贫困户脱贫的标准主要有贫困户年人均收入稳定超过当年国家贫困线标准

(按 2015 年 2855元不变价计算)、有安全住房、家庭无因贫辍学学生作为主要

衡量指标，但是天灾人祸、疾病复发等无法有效预估。因此，在实际工作中，村

干部反映只要通过“拟选对象、精准扶持、民主评议、公示公告”等程序实现脱

贫的贫困户，一般第 2 年不再享受到户扶贫资金救助。第三，扶贫项目与贫困

需求不相匹配。“全国多省市坚持财政扶贫资金的 70%要用于产业开发，其中

70%的产业开发项目资金要直接落实到户”1。而实际情况是，部分边远和贫困

农村地区对基础农田和生活设施的迫切度远高于产业发展；一些贫困户因缺乏

创业能力和一定数量的配套资金、土地等生产资料，无法实现产业脱贫；部分产

业扶贫项目违背当地产业发展规律，重生产，轻市场。由此，导致帮扶项目、资

源出现严重的偏离。需要指出的是“精准帮扶”的概念并不独指对贫困户的帮扶定位精准。在脱

贫攻坚实践中，由于扶贫政策的不均衡性，非贫困村很难享受到与贫困村同等

的帮扶项目扶持。安徽省DY县WW镇 SL村（非贫困村）LCG书记坦言“我们

1杜志雄,詹琳.实施精准扶贫新战略的难题和破解之道[J].中国发展观察,2015(8):23-26.

300

村有好的项目向上面申请资金很少获得批复，贫困村农田基础设施建设进度都

快超过非贫困村……仍希望获得同等的产业扶持政策”。CF县 DJ乡 DJ社区

（非贫困村）DZS书记也反映“小额信贷在非贫困村的审核到资金下拨耗时过

长，光伏扶贫也是先考虑在贫困村开展，……贫困村似乎在各个方面都比我们

快一步”。扶贫项目、资金重点倾向贫困村虽无可厚非，但应考虑政策的均衡性

避免非贫困村“被边缘化”现象。（四）精准匹配：基层扶贫干部能力不足与责任缺失精准匹配胜任扶贫职责的扶贫干部是因村派人精准的基本要求，也是按时

按质实现脱贫指标的关键之举。唐丽霞1、沈茂英2、汪三贵3等均指出，基层扶贫

干部能力（包括组织能力、协调能力、资源整合能力等）的强弱与贫困村/贫困户

脱贫的时间和规模成正向关系。然而，现有的农村扶贫工作干部大多数是临时抽

调的计划生育工作人员，或是上级指派的基层轮训人员，专门从事扶贫工作的

人员少之甚少，扶贫干部能力不足和责任缺失的现象仍然存在。第一，部分村干部对扶贫政策熟悉程度不够，难以区分“特惠”和“普

1唐丽霞,罗江月,李小云.精准扶贫机制实施的政策和实践困境[J].贵州社会科学,2015 (5):151-156.2沈茂英.四川藏区精准扶贫面临的多维约束与化解策略[J].农村经济,2015 (6): 62-66.3汪三贵,刘未.“六个精准”是精准扶贫的本质要求——习近平精准扶贫系列论文探析 [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6 (1): 40-44.

301

惠”扶贫政策。安徽DY县 YK镇HW村、WW镇 JZ村扶贫专干对该村 2016 年

实际到账的扶贫资金和已批复的到村扶贫项目情况知之甚少,ZQ镇 CT村书记

将扶贫专项资金和民生工程（村村通)混为一团。SC县HP镇HP村书记无法清

楚地理解到户的“特惠”和“普惠”扶贫政策。CF县DJ镇DJ社区驻村干部甚

至不知道小额信贷的额度、年限等基本政策。扶贫干部不了解扶贫政策，不吃透

政策精神，不树立政策意识，也就无法有效争取和利用到村、到户扶贫项目和资

金。第二，部分村干部责任意识薄弱，“走读式”“挂名式”等形式主义帮扶现

象屡见不鲜。主要表现为：得过且过，主动作为意识不足；脱离当地实际，盲目

包办项目；低估农民自主发展能力，助长“等、靠、要”思想；漫灌式的平均主

义有违精准扶贫原则；熟人关系，暗箱操作，侵害贫困户利益。第三，由于基层

扶贫干部素质能力较弱，大多数文化水平较低，在扶贫材料的整理与归纳工作

中时有漏洞。一些县市、区贫困户信息登记系统的数据失真，身份证号码错位，

联系方式造假，致贫原因与帮扶措施差之千里；扶贫手册的致贫原因、劳动力能

力、帮扶措施、帮扶单位等填写栏随意涂改，帮扶措施含糊不清，且登记时间先

后顺序不一致。第四，部分基层扶贫干部全局意识缺乏，为应对上级政府下达的

302

脱贫计划，仓促制定的脱贫计划脱离实践。部分扶贫干部只瞄准上级下拨的扶贫

资金，整合社会资源的能力不足，“数字脱贫”、“被脱贫”情况仍时有发生。

而现有的脱贫攻坚考核机制尚未建立健全，很难形成对基层干部的约束能力和

奖励效力。四 精准扶贫政策改进与农村贫困治理体系的构建

事实上，任何扶贫瞄准机制都面临着来自识别偏离、帮扶脱靶、政策失衡、

考核失效以及政治考量等多方面的障碍。特别是当“贫困”被异化成“稀缺资

源”， 扶贫资源的瞄准机制就难以在技术层面剥离政治因素在贫困治理中的作

用。而要改进精准扶贫的技术设计，规避政治化风险的影响，就必须找准问题的

症结，以制度化的手段改进精准扶贫的政策体系，进而构建“政府主导、市场推

进、社会协同、村民参与”的多元主体农村贫困治理体系。（一）靶向校准：优化扶贫瞄准运行机制

精准识别是精准扶贫的第一道关卡，也是精准扶贫最关键的步骤，直接影

响精准扶贫的政策效果。倘若精准识别脱离靶心，将会导致“差之毫厘，失之千

里”的后果。因此，优化扶贫瞄准运行机制，找准精准扶贫的对象，就显得尤为

303

重要。第一，由于技术和数据统计的缺陷，传统的以人均年收入作为贫困人口识

别标准的方法显然不合时宜。精准识别的前提是制定科学合理的识别标准。而现

行的精准识别标准过度注重家庭人均年收入单一指标，忽视了致贫原因的多样

性。应当采取多维指标对贫困人口建档立卡，并适度扩展贫困户建档立卡规模1。

同时，也要反复斟酌指标的合理性，避免人为占用贫困户名额。第二，为防止因

贫困户指标自上而下分配机制所导致的“规模排斥”现象，县级政府应当严格

落实精准识别的“倒排法”和“分类法”，加强对贫困户信息系统的数据挖掘，

并根据本地区实际，绘制贫困村、贫困户空间分布信息图，及时洞察致贫原因，

重新识别新增贫困户和返贫户。第三，实现对贫困户的动态管理和指标的均衡性

调整，建立严格的贫困户和贫困村退出机制，严禁“数字脱贫”和“被脱贫”

现象。同时，对已脱贫户应当进行动态跟踪和不定期走访，确保脱贫效果的持续

性。第四，建议明确贫困户脱贫后巩固提高的时间期限，其前提是对脱贫户返贫

可能性进行预判。而预判的依据就是要根据贫困户的致贫原因、家庭经济状况、

自我发展能力以及潜在的生活风险等指标设置的返贫风险指数。对于返贫风险达

1汪三贵,郭子豪.论中国的精准扶贫[J].贵州社会科学,2015 (5):147-150.

304

到一定程度的脱贫农户，应当确保到 2020 年前，仍可享受同等的贷款贴息、危

房改造、搬迁补助、政策兜底等帮扶政策。第五，创新贫困户识别方法和程序。安

徽、湖北等地积极探索和推广“农户申请——四邻签字——组级评议公示——村

级评议公示——乡镇审核公示——县级复审公告”精准识别“六步法”和“回

头看”、“再回头看”精准核查办法，并以贫困户档案为基础，安排专人精确无

误地将数据录入扶贫开发信息网络系统，建立贫困户电子信息档案。第六，建立

贫困户信息交流共享机制。加强贫困统计部门与各级扶贫开发办公室、民政、教

育、公安、妇联等职能部门间的沟通与协作机制1，实现多部门的合作式治理。

（二）分类治理：提升精准施策与帮扶的效度精准扶贫要求到户帮扶精准，也就是说，帮扶的措施应当是因户施策。因而

帮扶措施不可能是千篇一律，也不可能成效甚微。精准到户的基本前提是精准识

别贫困户的基本特征，包括致贫原因、地区状况、家庭情况等。传统的扶贫模式

假设贫困是整体性的概念，侧重地区贫困治理，这就难免会把非贫困地区的贫

困人口排出在外。比如，以区域经济增长的开发式扶贫模式就是典型的“撒胡椒

1郑瑞强 .精准扶贫的政策内蕴、关键问题与政策走向[J].内蒙古社会科学 ( 汉文版 ) ,2016(3):1-5.

305

面”，背离了“精确浇灌”理念。因而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对贫困户分类。只有因

类施策，才能避免国家贫困治理政策的低效配置，有效规避扶贫项目和到户资

源的非法挪用、套取和挤占。中国贫困人口呈现明显的类型化特征1。笔者根据致

贫原因归纳出三种类型的贫困户。第一类是因居住环境恶劣、自然资源匮乏、耕

地零碎、土地贫瘠、交通闭塞等外在客观原因导致贫困的农户。这类贫困户以贫

困程度深、贫困人口基数大的云南、贵州、新疆等地的贫困户为代表。第二类是家

庭劳动力少、自我发展动力不足、市场适应能力弱、缺资金缺技术等能够经过帮

扶实现脱贫的农户。这类农民在山东、安徽、黑龙江、河南等地区比较普遍，是我

国贫困人口占例最大的类型。第三类是鳃寡孤独、丧失劳动能力、无收入来源的

特殊贫困群体。2015 年全国 7000万贫困人口中近 2000万贫困人口需要政府

的兜底保障。针对这三类贫困户的实际情况，需制定个性化的帮扶措施。具体来

说，对于第一类贫困户，生态环境的综合治理与提高贫困户经济收入应并重而

行。同时引导有劳动力的贫困户有组织地接受就业培训和劳务输出。有步骤有计

划地实施异地搬迁，尊重贫困户的选择优选安置地点和安置方式；对于第二类

1龚晓宽.中国农村扶贫模式创新研究[D].成都:四川大学博士论文,2006:66-67.

306

贫困户，则需要政府的外在介入和农户的自我增能双重施策。政府应在基础设施

建设、市场信息发布、项目申报、小额信贷、产业扶贫、技术培训、农业保险等领域

为贫困户提供一揽子帮扶服务；农民自身也要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接受农业

技术培训，提高市场风险的识别能力；对于第三类贫困户，则要依靠政府的财

政兜底保障。通过民政救济、医疗救助、五保供养等拓展农村绝对贫困人口的社

会保障体系。同时，动员社会力量的自愿捐助，缓解国家财力不足。需要指出的

是，分类治理也暗含贫困户受益模式的创新和到户资金的有效整合。特别是在产

业扶贫中，处于明显劣势的贫困户，要鼓励以到户扶贫资金入股优势项目。（三）精准考核：规避政府风险与监管漏洞

精准考核是评估脱贫攻坚绩效的关键手段，也是精准扶贫的应有之义。因

而，设定科学合理的精准考核办法、指标和体系是精准考核的核心要素。2016

年 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省级党委和政府扶贫开发工作成

效考核办法》。同时，安徽、山西、山东等省也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以县级为单位的

脱贫攻坚绩效考核。然而，现行的脱贫考核指标体系仍处于探索阶段，算不上真

正意义上的绩效评估体系。原因主要有：第一，精准扶贫的落脚点是贫困村整体

307

出列，贫困户整体脱贫，而精准考核的测评办法是随机抽样。这就不可避免地存

在统计学意义上的监测遗漏、区群缪误和简约论的不足；第二，考核指标的设定

缺乏全局观念，尚未摆脱经济至上思想的束缚，忽视生态指标和社会指标维度，

对脱贫内生动力因素认识不足。第三，国家、省、县统计评估考核体系的断层与

脱节。由于缺乏全国统一的指标体系，考评数据收集和处理方法的大相径庭，缺

乏纵向可比性。同时，贫困数据统计来源于不同的职能部门，考核数据的统计有

重复和遗漏的可能性。这导致考核评价获取的统计数据则与国家、省、县掌握的

三套数据存在统计差异。第四，脱贫成效考核监测出来的数据和成果没有得到充

分的利用和学理分析，过于注重考核结果的奖惩，淡化绩效考核的后续运用。笔

者建议，为有效规避政府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行政风险，堵住地

方政府内部监督漏洞，需做到：一是全面普查和抽样调查相结合。全面普查要求

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对我国现有贫困村/贫困户的致贫原因、帮扶措施等情况进行

整体摸排，建立贫困户大数据系统；抽样调查则侧重于利用第三方考核的公正

性和可靠性，以县级为单位，采取专项审查、材料核查、实地座谈和入户调查的

办法评估脱贫攻坚绩效。二是完善绩效考核指标体系。脱贫指标体系的设置应当

308

兼顾经济、社会和生态指标的各个方面，既要有所侧重，又要统筹兼顾。同时，

确保脱贫度量指标的系统性，规避因脱贫政策的变动而导致急功近利的短视行

为。三是分类考核。依据本地区脱贫攻坚的实际情况，对考核对象实施类别化考

评。比如，对于水系源头或生态保护区，以生态建设为扶贫重点，坚持不考核生

产总值、工业发展等指标；对限制开发区域，侧重于对非资源型扶贫项目开发、

培育和发展的考核；对重点开发区域，重点考核循坏经济、低碳发展和绿色农业

的扶贫成效。四是进一步健全以县级人民政府为主体责任的脱贫成效考核机制。

同时，依据县、乡（镇）、村在脱贫攻坚中的职责和义务，各制定一套考评细则

确保找准薄弱环节，对症下药。五是建立以扶贫部门为主导，组织协同、公民参

与以及舆论配合的多维监督体系。扶贫部门的监督带有行政色彩，是对精准扶贫

成效的制度化监督维度。而社会组织、人民群众和新闻媒体的监督有效弥补了行

政监督的不足，是建立常态化和长效性监督机制不可或缺的主体要素。（四）增能赋权：锻造精准扶贫核心力量精准扶贫要求“因村派人精准”。不应狭义地将“因村派人精准”的理解为

上级政府下派的驻村工作队。因村派人的核心指向是锻造出扶真贫、真扶贫的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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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化扶贫队伍结构。笔者认为，因村派人精准应当着眼五个层面的扶贫队伍建设

第一，优化驻村帮扶工作队的派遣机制，强化参与贫困治理的制度保障。主要措

施有：根据帮扶单位资源调配能力大小，合理配置贫困村的对口帮扶单位，避

免出现“实力雄厚的帮扶机构将大量资源集中在对口帮扶村庄中，造成形象上

程和‘垒大户’现象”1；根据贫困村不同阶段的发展需求，按需安排帮扶单位。

贵州、云南等地总结的“六类干部到六类村”经验就具有很强的参考价值；实施

专业人才下乡帮扶工程。在高等院校、科研机构、涉农国企、公立医院等各类企事

业单位选派在基础教育、医疗卫生、农林技术、科技兴农、职业培训、生活救助等

领域有真才实学的专业人员到农村挂职、兼职2；赋予驻村工作队队长参与村两

委扶贫工作会议和的充分介入本村精准扶贫公共事务的决策过程权利。同时，乡

镇扶贫工作站和村两委要加强对驻村工作队的监督和评估。第二，加强村（社）

两委组织建设，增进乡村干部贫困治理能力。乡村干部长期深入为农民服务的生

动实践中，最理解村民的关切，最精准知晓本村贫困情况。落实贫困户精准识别

和精准帮扶政策的关键在基层。因此，必须吸纳有理想、能力强、作风正的乡村

1王晓毅.精准扶贫与驻村帮扶[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6(3):56-62.2吴江.精准扶贫要有“精准”的人才队伍[N].光明日报,2016-03-15( 015).

310

干部参与精准扶贫，并有计划的开展乡村干部素能培训。同时，也要以基层党建

为契机，夯实村（社）两委的组织基层。第三，招募非政府组织成员开展公益性

扶贫项目，有效对接“大学生村官计划”、“大学生三支一扶计划”和“大学生

志愿服务西部计划”等项目的人才资源。第四，探索社会化精准扶贫方式，倡导

有财政能力的省份购买社会组织服务，弥补政府单方供给失衡和公共资源溢出

效应的缺陷。第五，充分发挥“乡村贤人”在精准扶贫中的重要作用1。贵州省

“乡贤理事会+村级集体经济”精准扶贫模式就是成熟的样本。通过成立乡贤扶

贫组、乡贤专家库、乡贤救助基金等，整合“乡贤”资源；通过“乡贤”的带动

示范和政策宣传，激发贫困户自主发展动力“乡贤”；通过鼓励外出“乡贤”

回乡创业、投资兴业，拓宽村庄贫困户创收渠道。（五）制度设计：构建多元主体农村贫困治理体系习近平在安徽视察金寨县脱贫攻坚成效时提出，要厘清政府、社会（组

织）、市场与公众在精准扶贫中的主体关系，提高多元主体合作扶贫的能力。构

建政府主导、市场推进、社会协同和农户参与的农村贫困治理大格局，打破政府

1李鵾 .农村精准扶贫:理论意蕴、实践路径与经验探寻——以湖北恩施龙凤镇扶贫实践为例[J].理论导刊，2015(6):5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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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与市场之间的隔阂，引入非政府力量参与精准扶贫，是夯实脱贫攻坚成效

的正确选举，也是我国实现整体性脱贫的必然要求。结对帮扶就是多主体协同扶

贫的有益探索。虽然全国各地帮扶模式和具体措施不尽相同，但核心理念趋于一

致，也即集中对口的社会力量有针对性制定专门的脱贫计划，帮助农户脱贫。然

而，结对帮扶的主体力量仍然是党员干部、机关单位、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非

政府组织、市场机制和贫困农户的主体潜能并未得到有效拓展。当前 7000万贫困

人口的脱贫任务单靠政府的财政投入和政策兜底，显然是不现实的。因此，迫切

需要增进各类扶贫主体间沟通协作，加强制度设计。第一，厘清不同主体的权限

和责任。政府仍然在我国精准扶贫在发挥主导和统筹作用，主要表现为：利用财

政制度、社会政策、法律法规、战略规划等基本职能，明确脱贫攻坚的总体思路、

主体责任、方略要务、制度保障、路径方针；设立国际扶贫开发基金，建设国家

扶贫开发基础信息平台，强化行政监督和引导多元扶贫主体有序合作1。市场机

制弥补了政府扶贫资金不足和资源配置效率不高的“短板”。运用市场规律创新

扶贫模式的主要方式有：在贫困地区搭建农村产权交易和金融信贷平台，聚集

1陆汉文.我国扶贫形势的结构性变化与治理体系创新[J].中共党史研究,2015(12):12-15,112.

312

产业扶持项目的互补性优势；大胆探索新型农村生产经营方式和合作经济组织

形式，组织和引导贫困农户农业生产专业化和适度规模化，培育特色主导产业，

参与区域市场分工；架构农业生产与市场联系的信息传递与分享“桥梁”，引

导农民按需生产，提高农业生产信息化程度；鼓励贫困户联合发展行业协会、专

业合作社、股份合作等农村经济组织，提高贫困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社

会组织参与精准扶贫的广度和深度日益扩展，业已成为精准扶贫的主要主体。在

结对帮扶、专项救助、慈善救助、临时照顾等领域，社会组织的作用不可小觑。而

贫困户是扶贫的受益主体，其主体作用发挥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坚持参与式扶贫

调动贫困户自主发展潜能，是精准扶贫的根本目标。第二，按照国家税收法律及

有关规定，“全面落实扶贫捐赠税前扣除、税收减免等扶贫公益事业税收优惠政

策”1。同时，对支持和参与精准扶贫的个人、非政府组织、企事业单位和各类市

场主体进行正向激励。

1顾仲阳.全面落实扶贫公益事业税收优惠[N].人民日报,2014-12-05(002).

313

精准脱贫视阈下的社会组织参与杨程

（安徽大学 社会与政治学院，安徽 合肥，230601）摘要：进入新时期以来，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特殊的“三期叠加”1，党中央一致强调加大扶贫力度，确保“到 2020 年稳定实现扶贫对象不愁吃、不愁穿，保障其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一直以来，政府都是扶贫攻坚的主要责任主体，随着脱贫攻坚战的最后一公里的到来，这种政府单向度扶贫模式开始显现其不足之处，在扶贫攻坚的最后一公里，深入发掘社会组织在扶贫攻坚中的独特作用，可以更好的促进农村反贫困事业的成功。关键词：精准脱贫；单向度扶贫模式；权利贫困；社会组织参与

The participation of social organization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precise poverty alleviation

YANG Cheng( School of Society and Politics，Anhui University，Hefei

230601，China)

Abstract: Since entering in the new period,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faces special "three phase superposition".The party central committee has been emphasizing intensify poverty alleviation,to make sure by 2020 to achieve stable poverty alleviation objects do not worry about eating, do not worry to wear, to protect their compulsory education, basic medical care and housing.The government's always been main responsibility body in the poverty alleviation. With the advent of the battle last mile out of poverty ,The single government poverty alleviation model is beginning to show its shortcomings. At the end of the poverty alleviation crucial one kilometer,Tap into the unique role of social organizations in poverty alleviation engines ,could promote rural anti-poverty career success better .Key words:precise poverty alleviation;Single dimensional model for poverty alleviation ;Rights poverty ;The participation of social organization

“十三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经济发展将全面进入“新常1作者简介：杨 程，男（1992-），山东枣庄人，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社会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三期叠加是指增长速度换档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个时期叠加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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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各项改革事业将进入“攻坚期”，城镇化进程在速度、形式上都将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自建国以来，贫困问题一直像一个幽灵，隐藏在经济发展的背后，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游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力推进扶贫开发，特别是随着《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1994－2000 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 年）》和《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 年）》的实施，扶贫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随着扶贫工作的深入，遇到的困难也比以往更为艰巨。我们的扶贫投入力度逐步加大，但是我们的扶贫效率以及扶贫质量还存在一定的问题。以往的粗放型扶贫已经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精准扶贫”必须被落实到实处，才有可能实现进一步加快贫困地区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实现到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在这种情况下，发挥社会组织在扶贫攻坚中的特殊性作用将更具有其非凡意义。

一、我国扶贫攻坚取得的成就贫困问题一直是萦绕在全世界人民脑海的一个重要问题。各个国家都围绕减贫开展了

一系列的举措，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在中国，减贫举措取得了尤其显著的成绩。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贫困的概念变得相对动态。我国现行的农村贫困线标准，即

2015 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为 2855元。根据这个贫困线标准，2016 年 10月 17日，在中国第三个“扶贫日”到来之际，国务院新闻办发表《中国的减贫行动和人权进步》白皮书。白皮书通过大量数据展示了中国减贫行动的成就，以及中国帮助和支持发展中国家清除贫困的努力。白皮书指出，中国的减贫行动是中国人权事业进步的最显著标志。改革开放 30多年来，7亿多贫困人口摆脱贫困，农村贫困人口减少到 2015 年的 5575万人，贫困发生率下降到 5.7%。中国极端贫困人口比例从 1990 年的 61%下降到 2014 年的 4.2%。同时，白皮书也指出了当下扶贫的主要问题，认为贫困人口数量仍然巨大。截止到 2015 年底，全国还有 832 个贫困县，贫困人口达 5575万人。而未脱贫人口大多贫困程度更深、自身发展能力较弱，脱贫攻坚成本更高、难度更大。同时，不少贫困户稳定脱贫能力差，因灾、因病、因学返贫情况时有发生，新的贫困人口还会出现。

现下，我国农村贫困性质发生了重大转变。一方面，农村贫困人口大幅度减少；贫困人口生活水平得以显著提高；贫困地区基础公共条件得以改善；贫困地区社会事业得以蓬勃发展。另一方面，农村贫困人口在地域分布上由集中趋向分散 1(曾志红，曾福生，2013：6012)，往往是条件极为艰难的个别户。我国农村致贫的原因多元化，脱贫难度明显加大，相对贫困的矛盾日趋明显，已经初步脱贫的人口生活尚不稳定，存在返贫现象。在这种情况下，就更要求我们开展脱贫攻坚工作时要做的精准和精细。 现下所提及到的“精准扶贫”基本的含义是扶贫政策和措施要真正做到针对贫困人群，通过对贫困人口针对性的帮扶，消除导致贫困的各项因素和障碍，达到摆脱贫困的目标。精准扶贫主要包括扶贫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精准、脱贫成效精准。只有做好这六个“精准”，才能取得扶贫攻坚战的优异成果。

二、政府单向度扶贫模式缺陷我国现行的扶贫模式的主体仍然是政府单一主体，在我国一直存在这样的隐性假设

“政府才是开展扶贫工作的主体”。这种单向度的政府扶贫模式，国家权力在自上而下的单向度扶贫中发挥主导作用，其他扶贫主体被漠视、忽略甚至被压制、消解，往往导致高尚的扶贫因为“居高临下的单向度给予与施舍”而失去民间活力，甚至产生贪污、挪用、傲慢、偏见的异化的扶贫2（蔡科云，2013：33）。

在扶贫工作中，虽然政府掌握着许多重要资源的使用和管理，但不可避免的在其运作过程中，产生了诸多缺陷。1 曾志红,曾福生．我国农村贫困现状及致贫因素分析[J]．安徽农业科学，2013(13)：6012-6014．2 蔡科云．论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合作扶贫及法律治理[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2013(2)：33—37.

315

（一）缺乏良好的沟通和互动 随着农村贫困状况的改善，贫困需求由传统的生存性贫困转向发展性贫困，贫困目标主体需求多元化。本身扶贫过程就具有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的性质，政府所能提供的往往是具有极强的普遍性。一方面，自上而下的政府单向度扶贫模式往往居高临下，并不能深切的体会到贫困主体的真实需求，另外人们对公共物品的需求是多元的，不同的人对于社会需要的公共物品的种类、数量和质量的要求不一，单纯依赖政府提供公共物品很难兼顾具有不同利益诉求的不同群体的需求。另一方面，政府单向度扶贫模式又做不到和贫困主体良好的沟通和互动，致使在不了解贫困主体的真实需求意愿的情况下，想当然的为贫困主体提供“他们所需要的服务”。

（二）扶贫行为指标化，注重政府业绩在现在的扶贫攻坚过程中，上一级政府要脱贫所取得的成效，下一级政府就要去寻

求各种资源去完成扶贫指标。自上而下的单向度的政府扶贫模式不可避免的在行政压力体制下，向下级政府单位施加压力。下级政府在既定时间内，往往为了高速度、超水平线地完成既定目标，体现自身政绩，就开始单纯的利用自身资源，发挥其在政府部门资源调动的优势，单纯的从收入和消费支出水平上帮助贫困人口脱贫，把复杂的贫困问题简单化处理更有甚者，将贫困人口名额下发到不符合贫困户标准的农户那里，这样，为接下来该户实现“脱贫”也已经解决了后顾之忧。农村减贫在短期内有了很满意的成果，但返贫现象时有发生。局限于表面数据指标，没有从本质上解决贫困问题，量化的指标和任务使政府在农村扶贫领域失去活力。

（三）无法解决内在的权利贫困传统政府单向度扶贫模式无法解决贫困群体的权利贫困问题。既有的传统政府单向度

扶贫模式下，扶贫往往着眼于贫困群体的生存困境，给予经济帮扶，并没有触及贫困的根源——权利贫困。即市场经济中同工同酬的权利、获得社会保障和救济的权利、享受基本医疗保障的权利、以及参与脱贫决策的权利等是“贫困”的。李昌平将权利的缺失看作是贫困的原因，他认为 “贫困源于没有权利，贫困源于主流社会设计的不合理制度”1（李昌平，2004：4）。现行扶贫模式下，都是“政府给多少，就拿多少；给什么，就拿什么”，只是被动的接受扶贫，并没有任何为自身发展争取权利的意识。有一部分的贫困户就在自己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定为贫困户，享受过一年或两年的扶贫政策之后，又“被脱贫”，占用贫困户名额。而其他达到贫困户标准的，不在贫困户之列的农民又没有追求自己合法权利的意识，只能继续自己想办法维持自己窘迫的生活。

（四）精准识别瞄准存在缺陷新时期以来，政府积极倡导精准扶贫。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要求我们首先要做到的就

是对贫困户的精准识别，这是开展后续工作的基础落脚点。但现在贫困户的精准识别过程就存在一定的缺陷。首先，当前精准识别坚持贫困人口规模控制，自上而下由上级政府单位层层分配指标，有明显的计划经济思维，导致出现“凑数贫困户”，而真正的贫困户不能被识别、不同地区之间的贫困户差异性较大等新问题。其次，政府工作人员难以准确的对贫困户予以识别，由于实际情况的生疏、加上农民收入的难以量化，收入支出同步发生，纯收入缺乏准确性，以及农民的消费观念和生活方式有所不同，基层人员的滥用权力，将名额分配到根本不需要的人身上，造成名额、资源浪费的同时，忽视了真正需要帮扶的人群。

三、中国社会组织参与的可行性分析农村扶贫工作带有公共物品属性。扶贫提供的公共物品，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

1 李昌平.从制度上寻找贫困的根源[J].学习月刊.2004（7）：4—5.

316

争性”等特征1（侯国凤,戴香智，2012:12）。在农村扶贫中公共品的供给中，政府受到自身行政身份的约束，不可避免地会遇到难题，可能会面临政府失灵的情况。这种情况下，社会组织的作用就突显出来。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进程中发挥社会组织的独特作用将有利于弥补政府失灵的弊端，将会更好地促进我国减贫事业的发展。社会组织在扶贫开发中具有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在扶贫中具有国家层面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地位长久以来，国家都看到了社会组织在扶贫开发中的独特作用，党中央也通过了一系

列的文件支持，来强调社会组织参与扶贫开发。2001 年颁布实施的《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 年）》中首次明确提出

“要积极创造条件，引导非政府组织参与和执行政府扶贫开发项目。”2011 年出台的 《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 （2011-2020 年）》又提出“广泛动员社会各界参与扶贫开发，完善机制，拓展领域，注重实效，积极鼓励、引导、支持和帮助各类社会组织承担定点扶贫任务”2（蔡科云，2013：33）。在中国农村的扶贫开发中，社会组织拥有了其合法性和合理性地位，这对于无论是扶贫开发的基层政府还是切实参与到扶贫开发中的社会组织都提供了身份认定的意味，为在扶贫中的作用发挥解决了后顾之忧。

（二）组织种类繁多，满足贫困群体的多样化需求政府单向度扶贫模式，政府是自上而下的开展扶贫行动，自上而下就有可能导致官

僚主义作风，缺少对贫困群体的真正关切，并不能与贫困群体进行有效的沟通和互动。社会组织应需要而生，其主要的目的是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日常生产、生活需要，在

扶贫开发中也是如此。现有的政府单向度扶贫模式，往往只能提供普遍性的服务，很难有针对性的对贫困群体需求予以甄别，难以做出个性化的安排。相对于此，社会组织重视贫困群体的声音，尤其是真正的贫困者，对贫困群体的需求有着高度的敏感性。加上社会组织相对灵活，本身的种类繁多，各自针对不同群体，或者针对贫困群体的不同需求方面采取多样性的措施，帮助贫困群体寻求脱贫的有效途径，帮助他们在扶贫资源的竞争之中发出自己的声音。

（三）人员专业性强，开展工作更容易落实到实处现行的政府单向度扶贫模式下，强调扶贫开发的精准化，推行扶贫对象精准、项目安

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精准、脱贫成效精准，这就必然增加政府工作的总体任务量。现行体制下，往往是抽掉了大量的党政人员参与扶贫，有一些人缺乏实际扶贫工作的经验和能力。

而社会组织人员构成不同，往往来自于各行各业，开展工作多年，积攒了许多带有公益性质的服务型工作经验，能够快速的融入到贫困户群体，可以通过近距离的走访参与提取农村扶贫工作的知识经验，开展扶贫工作。还有些本身就具有深厚的理论学习经验，了解贫困群体的深层次需求，将扶贫工作落实到实处，而不是简简单单地浮于表面。在扶贫工作中发挥社会组织主体性作用，一方面将有利于减轻政府减贫中的工作负担，另一方面将会更好的满足贫困群体的需求，更能将工作落实到实处，得到贫困群体更高的满意度。

（四）贴近贫困群体，利于提高瞄准的精准性 精准扶贫的第一要求就是精准识别。在精准识别贫困户需求的基础上，我们才能精准、精细化的开展扶贫攻坚。而政府单向度的扶贫模式，在长久以来的实施过程中，有其局限性1 侯国凤,戴香智.社会组织参与农村扶贫的优势与瓶颈——基于社会政策视角的分析[J].中国集体经济 2012（1）:14-15.2 蔡科云.论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合作扶贫及法律治理[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2013（2）：33—37.

317

面临精准扶贫对象的瞄准度不够。与政府“自上而下”的扶贫模式不同，社会组织采用的是“自下而上”的点对点的

扶贫模式。社会组织起于民间的特性能够使得社会组织真正地贴近群众，更容易与一般民众群体沟通，了解到最真实有效的基层信息，发挥政府不能起到的作用，弥补政府扶贫过于官方性和有限性的劣势，避免政府扶贫工作追求短期目标，注重扶贫工作的长期性、可持续性，满足贫困群体长久的利益需求，确保其真正脱贫。另外，现在我国的贫困群体的分布不再是以面为主要特征, 而是以点分布1（李勇，2011：253）。这种情况下，社会组织的灵活性、针对性体现的更加明显。

（五）引入新的扶贫理念，发挥贫困户的主体参与性政府单向度扶贫模式下的今天，在贫困地区，还存在着“等、靠、要”等依赖政府性

行为，贫困户个体单纯的希求从政府这一扶贫主体那里获得资源。社会组织参与农村扶贫工作，不是简简单单的单纯资金注入。更加强调培育贫困群体

自我脱贫的主动参与性和能力，不仅“输血”更重视“造血”。在贫困群体自身参与的基础上，社会组织将有充分的时间和精力可以强调其综合素质和能力的提升，打破贫困的“循环积累”，遏制贫困的代际传递。另外，农村贫困群体大部分真正面临的是权利贫困的问题，对自己的合法权利不甚了解。在扶贫实践中，社会组织倡导“赋权”、“自助”，充分地把发言权、决策权交给贫困群体，强调自下而上的参与式扶贫。贫困群体的自我参与、自我脱贫意识有所觉醒，扶贫工作将会变得更易开展，更易取得显著成效。

四、结语广泛的社会组织参与到农村扶贫攻坚中，将有利于精准扶贫，做好扶贫对象精准、项

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精准、脱贫成效精准六个“精准”工作，将会在国家脱贫攻坚战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各个领域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和贡献。对于相关理论的发展，笔者认为未来社会组织在扶贫开发中作用发挥的研究将不会离开社会组织和政府相互契合，划分责权关系，共同促进减贫事业和社会组织在扶贫攻坚中具体实践路径的研究。这两者都将会是接下来研究的重点。参考文献：1.曾志红,曾福生．2013，我国农村贫困现状及致贫因素分析[J]．安徽农业科学.2.蔡科云．2013,论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合作扶贫及法律治理[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3.李昌平.2004，从制度上寻找贫困的根源[J].学习月刊. 4.侯国凤,戴香智.2012，社会组织参与农村扶贫的优势与瓶颈——基于社会政策视角的分析[J].中国集体经济.?5.李勇.2011，论非政府组织在我国扶贫开发中的作用[J].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6.洪大用.2002，中国民间组织扶贫工作的初步研究[J].江海学刊.7.黄燕霞.2016,精准脱贫视阈下社会组织参与农村扶贫的出路[J].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8.万俊毅,赖作卿,欧晓明.2007,扶贫攻坚、非营利组织与中国农村社会发展[J].贵州社会科学.

1 李勇.论非政府组织在我国扶贫开发中的作用[J].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科学版）2011（3）：253—255.?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批文号：98ASH001）“中国百村经济社会调查——钱庙村调查”。文中数据选自王开玉主编的专著《发现钱庙》（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 年 6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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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苟天来,唐丽霞,王军强.2016,国外社会组织参与扶贫的经验和启示[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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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五：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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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农村社区社会结构的实证研究——基于安徽省凤台县钱庙社区的调查1

方金友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各种社会资源大量增加，社会成员获取资源的机会日趋多样化，使得中国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嬗变，而农村社区社会结构变迁尤为显著。通过人口结构、家庭结构、就业结构、收入结构、消费结构、阶层结构等方面的分析，描绘出当代农村社区社会结构的图像，反映出乡村社会结构从传统向现代转型中的一些特征。【关键词】农村社区 社会结构 百村调查

An Empirical Research of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the contemporary rural communities

- Based on the questionnaire analysis of the Qianmiao CommunityFang Jinyou

Abstract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China has undergone a transformation that is from a traditional agricultural society to a modern industrial society, and also from a planned economy system to a market economy system. With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various social resources, and more diverse resource acquisition opportunities of the members of society , the Chinese social structure has undergone profound transmutation, and changes in social structure of rural communities are particularly significant. This paper attempts to reflect the rural social structure and some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 that the rural society transformed from the traditional to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And this reflection based on the analysis, just as analysis of population structure, family structure, employment structure, income structure and consumption structure, class structure.Key words: rural community; social structure; 100 villages investigate

一、相关概念与研究背景以社区为视角观察中国社会，曾经被早期社会人类学的中国学派当作方法论的立业之

基。1935年，吴文藻曾说：“‘社区’一词是英文community的译名。这是和‘社会’相对而称的。我所要提出的新观点，即是从社区着眼来观察社会，了解社会——社会是描写集合生活的抽象概念，是一切复杂的社会关系全部体系之总称。而社区乃是一地人民实际生活的具体表词，它有物质的基础，是可以观察的。”2费孝通认为：“村庄是一个社区，其特征是农户聚集在一个紧凑的居住区内，与其他类似的单位隔开相当一段距离 (在中国有些地区，农户散居，情况并非如此)，它是一个由各种形式的社会活动组成的群体，具有其特定的名称，而且是一个为人们所公认的事实上的社会单位”。3而农村社区是连接农民与1作者简介：方金友（1966— ），男，安徽桐城人，现为安徽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员，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副所长，主要研究经济社会学、网络社会学。电子信箱：13855187819@163.com；通讯地址：安徽省 合肥市 徽州大道 1009号 安徽省社科院 新闻所；邮政编码：230051。2吴文藻：《人类学社会学研究文集》，民族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11页。3费孝通：《江村经济》，商务印书馆 2004 年版，第 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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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桥梁和纽带，是一个乡村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俞美锋等通过对浙北农村的调查， 发现近年来农村社区发展中外出打工者日益增多，从而导致了农民角色的变化：传统与严格意义上的农民这一角色正在消失或正经历着角色内容的变更。无论是外出打工的农民或是农村中务农的农民，其边缘性越来越浓1。宋金平等人归纳了中国农村社区演化的几种型式：社区空心化，社区兼并，社区工业化、城镇化，工业化社区经济扩张，区域联合等。认为其演化的动力机制是社区内部的凝聚力、外部的吸引力、社区发展的拉力与阻力以及非农化的推动作用2。

社会结构是社会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即使对社会静态分析的终点，也是对社会动态分析的起点。认清了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社会结构，也就从本质上把握了这个国家或地区的社会变动的状况和趋向3。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社会学家在探索以数量指标考察社会结构的变动。那些描述现代化社会结构特征的数量指标，一般被称为社会结构转型的“临界点”4。而社会结构的概念，不少教科书定义为一个国家或地区内部诸要素间的构成方式与状况。日本富永健一将社会结构定义为：“构成社会的如下要素间相对恒常的结合。这些构成要素可以从接近个人行动层次（微观层次）到整个社会的层次（宏观层次）划分出若干阶段，按着微观到宏观的顺序可以排列为角色、制度、社会群体、社会、社会阶层、国民社会5。”陆学艺认为：“社会结构是社会资源在社会成员中的配置，以及社会成员获得社会资源的机会（即公平性）的结构”6。关于中国社会结构变迁，费孝通认为：“传统中国的社会结构从其延续的稳定性来看， 似乎达到了一定的平衡。当中国开始和有着工业优势的西方打交道时，这种平衡被打破了。机器时代给中国人带来了现代化，同时，中国被迫进入世界社区。这使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7。而从农村社区这一微观层面考察当下乡村社会结构，运用参考文献、统计资料来分析，难以形成较为详实的愿景。

“中国百村经济社会调查”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组织协调的大型社会调查研究项目，旨在从微观层面对农村社区乃至每个农户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变化状况加以调查，全面系统地加以描述与分析，形成对中国农村发展新的认识与发现。安徽省凤台县钱庙乡钱庙社区作为“中国百村经济社会调查”的一个调查点， 2012年4月，课题组对钱庙社区开展了入户问卷的调查，在全村抽样了300户，回收了268份有效问卷。这些问卷涉及人口数962人，占到钱庙全部户籍人口的28%，总户数的31.7%。

二、钱庙社区人口及家庭结构由于钱庙社区是钱庙乡政府所在地，外来人口较多。据统计，钱庙社区下辖10个自然

村，有27个村民组，农户846户，农业人口3426人，外来经商户269户，包括流动人口共有3705人。

1．钱庙社区人口日趋老龄化被访对象中，家庭人口中农业户口人数共931人，占96.8%；非农业户口人数31人，

占3.2%。家庭人口中男性518人，占53.8%；女性444人，占46.2%；样本中性别比为117，性别比偏高。从统计资料看，钱庙社区男性也明显多于女性。从年龄分布来看，被访对象中，15岁以下儿童比例为18.02%，60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为11.88%，少年儿童抚养比为25.7%，老年人口抚养比是16.9%，总抚养比为42.6%，也就是说，钱庙村平均每2.5个成年1俞美锋、马卫红：《农村社区发展中的问题》，《社会》，2000 年第 8 期。2宋金平等：《中国农村社区演化的型式及动力机制》，《人文地理》，1999 年第 3 期。3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9页。4李培林：《另一只看不见的手——社会结构转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7页。5[日]富永健一：《社会结构与社会变迁》，云南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104页。6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10页。7费孝通：《中国绅士》，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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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要抚养一个老人或儿童，相对2010年安徽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总抚养比39.2%偏高。按照老年型人口年龄结构类型的标准，即老年人口系数10%以上，儿童少年人口系数30%以下，老少比30%以上，钱庙村已经是老年型社会。钱庙60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为11.88%，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为8.44%，按照60岁以上人口超过10%，65岁以上人口超过7%的标准，钱庙已经进入人口老龄化。从人口的年龄层次分析钱庙村，社区的老龄化趋势明显，这也是安徽大部分农村的缩影。

从钱庙的人口金字塔来看，这个人口金字塔呈“梨”形，表明中青年人在村庄人口中的比例较高，少年儿童的比例略少，老年人比例较少。这种结构类型意味着青少年人口的补给越来越少，而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口的比例会有较大程度的增加，以人口红利的标准来看，目前钱庙村正处于中青年人口向老年人口过渡的最大时期，人口红利期即将结束。

2．钱庙社区社会成员受教育水平普遍较低从钱庙村的教育情况看，在填写受教育年限的801名被访者及家庭成员中，有3.5%未

受过正规教育，1/3受教育年限在6年以下，相当于仅小学毕业；90%受教育年限在9年以下，相当于初中毕业。全部样本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7.17年，相当于初中未毕业水平。我们从不同性别的受访者受教育程度的交叉分析可以看出，受访对象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低于受访者家庭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6.76年，其中一半以上受教育年限在9年以下。受访对象中，男性的受教育年限并未表现出普遍地高于女性受教育年限的特点，卡方检验显示，两性的受教育水平并不存在显著性差异（双位检验显著性水平为0.655）。实际上，农村两性的受教育水平普遍地较低，在有限的受教育年限中，两性之间的差距并不明显，而体现出教育差异的高层次受教育者，往往已经成为城市劳动力或城镇户籍人口。我们从不同年龄组的受教育水平来看，老年人口的受教育年限普遍较低，未上学的人口均为60岁以上老年人口，而9年以上受教育年限的人口，主要分布在50岁以下人口中，尤其是12年以上的受教育者中，均为30多岁人口。从皮尔逊卡方检验来看，不同年龄组的受教育水平存在显著性差异（双侧检验Sig.=0.000），年龄越轻，受教育水平越高，年龄越大，受教育水平越低。

3．钱庙社区家庭日趋小型化、核心化从家庭人口的分布情况看，三口之家和四口之家的家庭最多，这两种类型家庭占了近

一半的家庭，而六口以上的家庭已经比较少了。从统计描述上来看，钱庙的家庭人口最少为1人，最多为10人，家庭平均人口为3.59人，中位值为3人，标准差为1.54人。从家庭类型分布来看，核心家庭是钱庙村的主要家庭类型，占了44%的比重，此外主干家庭也占了29.1%。而传统社会较为普遍的联合家庭，在钱庙仅占2.2%。此外，夫妻家庭，包括刚结婚没有子女，以及子女已经分家的老年夫妻家庭，也占了11.5%的比例。从调查情况看，钱庙村的人口规模偏小，整体而言人口规模较为整齐，相差不大，具有如下特点：一是家庭规模小型化，家庭人口数主要集中在3-4口人；二是家庭核心化，核心家庭在整个家庭类型中比例较大，主干家庭也有相当比例；三是家庭代数减少，主要为一代和两代家庭；四是家庭夫妻对数减少，主要集中在一对夫妻。可见，家庭小型化在农村社区已经成为一种趋势。

三、钱庙社区就业结构农村社区劳动力一般指社区人口中年龄在16岁以上、经常参加集体经济组织（包括

乡镇企业、事业单位）和家庭副业劳务的劳动力。农村老年人只要有劳动能力，不存在60岁以上退休的概念，仍是社区劳动力。

1.钱庙社区的职业结构从家庭从业人员数量来看，全部被调查家庭从业人员共计600人，占家庭总人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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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4%，这与该村总抚养比42.6%的情况较为吻合。数据反映该村平均家庭劳动力数为2.43个，最多的家庭劳动力数为6个，最少家庭没有劳动力，标准差为1.1个。从家庭收入类型来看，钱庙村以纯农业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农户已经很少了，这个比例只有7.1%，而这部分农户主要是老年人家庭或家庭有重大疾病不能进行其他非农劳动的家庭，或者是农村土地流转之后产生的种植业大户，而绝大部分家庭都从事着其他非农兼业。收入类型中，以农业为主的兼业户和以工商业为主的兼业户各占了村庄农户的1/3，脱离了农业的纯工商户也占到了16.9%的比重，可见，从农民的收入类型来看，钱庙的职业结构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分化，农业已经不再是农村的主业，农民的收入来源已经向工商业发生了转移。

2.钱庙社区的主业与兼业从调查看，钱庙村民的主业分布较为分散，其中种粮仍是占据最多的主业，但在所有

主业类型中仅占1/5强，此外，从事工业、建筑业和家务劳动者也分别占据了12%、9.3%和13.5%。在主业分布中，从事第一产业的比例为21.7%，而从事第二产业的比例为21.3%，从事第三产业的比例为16.1%，从事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比例已经相当。从钱庙村民的兼业分布来看，以种植粮食为兼业的比例高达39.4%，这部分村民多数从事工业或商业，他们的种植收成主要来满足自己的需要，而种植收入在他们家庭收入中仅占很小的比例或忽略不计。此外，在种植产业之外从事建筑业作为兼业的比例也达到10.6%，农村村民从事建筑业有着工作时间灵活的特点，这些兼业劳动往往在农闲的时候从事，而在农忙的时候暂时停歇，而且所需要的知识和技术水平并不高，主要依靠劳力，所以在广大农村地区，建筑业的兼业一直都比较普遍。在主业和兼业劳动者中，从事家务劳动的比例也比较高，均在10%以上，这部分劳动者多为女性。此外，赋闲的村民比例也较高。我们以受访对象为样本，通过他们之间分性别的主业和兼业分布看，不同性别间的主业和兼业都存在显著性差异（皮尔逊卡方检验的显著性水平Sig.=.000）。从主业来看，女性从事种粮的比例高于男性，而在工业、建筑业、商业中男性的比例都高于女性。而在兼业中，女性的兼业比例则低于男性，女性从事家务的比例则超过男性很多。可见，在农村，女性是农业的主要劳动者，而男性则从事第二三产业为主要收入来源。村庄的劳动性别分工还是较为明显的。从对村民全年从事劳动的月份来看，钱庙村民2011年平均劳动了10.5个月，标准方差为2个月；最大12个月，最小1个月。即使从事农业的劳动者，在农闲之余多数从事其他兼业，工商业的发展使得当地农民已经摆脱了“农闲”的概念，勤劳致富的观念已经深入到当地村民的心里。

3.钱庙社区就业的年龄结构我们以不同年龄组的主业情况来分析，不同年龄组的主业分布不存在显著性差异。从

问卷统计看，从事种粮的村民主要集中在30-50岁组，青年人从事第一产业的比例不高。此外，老年人中赋闲的比例略高，这在农村社区是普遍现象。

4．钱庙社区村民的经营方式从经营方式看，钱庙村民的经营方式比较分散，以责任田为主要经营方式的比例尽管

仍占到30.5%，但是村庄中私营经济、个体经济和规模承包经营的比例也比较高，个体经营者占到10.9%，私营经济达到16.6%，尤其是，这些经营模式带动了村庄的就业，实现了村民“离土不离村”的劳动方式，有利于村庄的长远和谐发展。此外，由于紧邻国有煤矿，在国有单位工作也有一定比例，而村庄集体经济较为发达，在集体单位工作的村民也有10.7%。我们以被调查者为样本，从分性别的经营方式来看，尽管皮尔逊卡方检验显示性别之间的经营方式不存在显著性差异（Sig.=.246），但是从列联表的比例来看，女性以责任田承包为经营方式的比例高于女性，近7成女性仍从事农业劳动为主，而男性近4成多，而从事个体经营、私营和在集体单位工作的男性比例均高于女性。说明女性的经营方式比较集中与传统农业部门，而男性则有着更多、更灵活的经营方式。

5．钱庙社区的职业分布

324

从问卷看，村民的职业分布以一般体力劳动者的比例为最高，达到71.7%。这部分体力劳动者既包括从事农业的体力劳动，也包括在工厂、建筑工地等从事一般体力劳动的村民，其中农业劳动者又占据了较高的比重。此外，村庄中企业主管的比例为1.8%，这个比例尽管不高，但是他们是村庄的精英阶层，对村庄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有着突出的贡献，对村庄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引领和带动作用。技术人员和一般管理者的比例分别为6.2%和5.7%，他们是村庄的中坚力量，是构成村庄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还包括干部、教师、医生等社区服务人员，他们构成村庄和谐发展的不可缺少的力量。 我们以被访者为样本，分性别的职业分布来看，不同性别之间职业分布不存在显著性差异（皮尔逊卡方检验Sig.=.920），但是我们仍能发现职业分布的两性区别。如在国家干部、村干部、企业主管和技术人员中，男性分别有2、6、2和17名，分别占到男性总人数的1%、3.1%、1%和8.9%，而女性只有在村干部中有1名，在技术人员中有1名。可见，在村庄的主导阶层中，男性占据了绝对的优势。

6.钱庙社区的就业地点从问卷看，“离土不离乡”的就业方式仍是村民工作模式的主流，在本县工作的村民

比例为61.4%，而在本村工作的就超过了一半。这种劳动方式占主流主要是因为当地矿业、工业和第三产业发达，使绝大多数劳动力能够在本地就业，因而解决了村民就业远离家乡的问题。但在人多就业岗位不能完全满足的情况下，仍有1/3以上村民到外省打工，这部分人主要是村庄中的年轻人和男性，大城市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对他们有着较强的吸引力。

我们以被调查者为样本，分性别的工作地点来看，卡方检验显示性别之间的工作地点不存在显著性差异。我们从表中看出，女性在本村工作的比例比男性高，近9成女性工作地点在本村，男性3/4工作在本村。而在外省工作的男性比例则明显高于女性。这与目前农村普遍存在的情况相符，男性是外出务工的主流，而农村留守人员中，妇女、儿童和老人成为主要人员。

问卷调查反映的钱庙村就业结构有如下的特点：农民就业方式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势。尽管农业仍然是钱庙的主要产业，但是从事第二、三产业的村民比例已经大大增加。以工商为主、农业为兼业的情况逐渐成为就业的主流。伴随着就业方式和类型的多元化，农民的职业也出现了多元化，收入来源也多元化，而且出现了性别和年龄分化，女性和老年群体在就业系统中更容易处于弱势地位。

四、钱庙社区的收入结构为反映钱庙村民收入情况及其收入结构，我们问卷设计了家庭与个人收入等相关的

问题，所涉及收入数据为2011年情况。1.个人及家庭收入的情况

我们从问卷来分析被访者的个人主业收入情况。数据反映个人全年从业收入的平均值35009元，中值为15000元，5%截尾均值为19782元，标准差为8393元，最大值为800000元，最小值为1000元。整体上看，个人收入比较整齐，基本上呈正态分布，不同被访者之间的差异还不是很大。其次，我们看当年全家总收入的情况。家庭总收入均值为144796元，中值为59000元，5%截尾均值为65728元，标准差为623100元，最大值为6120000元，最小值为1500元。可见 ，家庭总收入的差异性要比个人收入大。最后，我们从全家纯收入来看，家庭纯收入均值为102846元，中值为48700元，5%截尾均值为54019元，标准差为482730元，最大值为5860000元，最小值为1500元。家庭纯收入的差异性比家庭总收入大。从钱庙村收入的五等分来看，个人收入五等分中，低收入组的20%个人年收入在6000元以下，而高收入组的20%个人在30100以上，中间收入的人员集中在12000元与18000元之间。家庭总收入中20%家庭年总收入在25000元以下，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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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20%家庭年收入在100000元以上，中间收入的集中在46000元到71000元之间。家庭纯收入最低组的20%家庭收入在22000元以下，最高组20%在85000元以上，中间收入在40000到60000之间。

2.不同群体的收入情况我们以被访者为样本，对不同性别的受访对象进行收入分组分析发现，两性之间的收

入存在着显著性差异(Sig.=0.000)，在低收入组和中低收入组中，女性的比例明显高于男性比例，尤其是低收入组，女性中47.2%处于这个组，而在高收入组和中高收入组中，男性比例明显多于女性。女性处于这两层次收入的比例仅为5.6%。从不同年龄来看，不同年龄组的收入也存在较为显著的差异（Sig.=0.001），具体而言，高年龄组处于低收入组的比例多，而中等年龄在的处于高收入组的比例多。可见，中年人是家庭收入的主要承担者。不同职业间的收入存在显著性差异，从各职业的收入描述分析来看，收入最高的为企业主管平均收入为415000元，一般管理人员收入最低，为18173元。 从受教育程度来看，受教育年限与收入之间并非呈现线性的相关，即受教育程度越高，收入越高。我们发现，受教育在7-11年的收入水平最高，这个受教育年限相当于初中和高中程度。可见，教育仅是个人收入的一个因素，而在农村社区，那些私营企业家、个体业主除了需要受到较好的教育之外，个人的拼搏精神、努力程度以及社会关系等，都是获得高收入不可缺少的影响因素。

3．产业收入水平的变化我们对处在不同产业的被访对象的全年个人收入进行方差分析发现，不同产业个人之

间的收入存在显著性差异，显著性水平为0.000。第一产业的收入水平最低，均值为8587元，最小收入为1000元，最大收入为30000元；第二产业的收入其次，均值为36111元，最小收入为3600元，最大收入为500000元；第三产业收入最高，均值为83156元，最小收入为6000元，最大为800000元。从不同经营方式的收入差异来看，问卷分析显示不同经营方式的个人收入存在着显著性差异。从数据来看，个体经营的收入水平最高，均值为177524元，而责任田的承包者，即一般种田农户的收入最低，均值为8511元。

4．家庭总收入结构情况从问卷调查看，2011年，村民从集体经营中获得的家庭收益平均为8638元，有效的

样本数为74，即并非所有家庭都从村集体统一经营中获得了收益，有收益的家庭占全部家庭的44%。集体收益的分配也并非平等，数据反映最多的收益为63800元，而最少的为1200元。村集体收益占家庭总收入比重平均为10.8%，最少为0.6%，最多为56%。村民从经济联合体中的收入主要针对于那些经济合伙人从经营中获得的收入。全部样本中只有2个有经济联合收入的样本，但是其收入水平较高，最少为7200元，最多为72000元。在其家庭总收入中的比重最少为12.6%，最多为16.7%。家庭经营仍是目前农户收入的主体。从数据反映情况看，204户家庭主要依靠家庭经营获得收入，占全部农户的76.2%。家庭经营收入最高为800000元，最少为1200元，平均为51080元。在家庭总收入中的比重，最少为1.9%，最多为100%，平均为60.8%。随着农民外出就业越来越普遍，劳务性收入无论数量还是在家庭收入中的比重都越来越高。数据反映，劳务性工资收入的最小值为3000元，最大值为127800元，平均值为45698元。在家庭收入中的比重最小为5.9%，最大为100%，平均为67.7%。非生产经营性收入包括政府补贴、赠予、股息红利等收入。尽管这些收入并不是农户普遍性的收入，但它在农户家庭收入中也占有不小的比重。从数据看，这种收入最小的为900元，最大的为101500元，平均为14737元。在家庭总收入中的比重，最小为0.9%，最大为100%，平均为45.6%。

钱庙社区的家庭收入反映出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家庭收入来源多样化，工商业收入比重增加，农业收入比重，尤其是传统种植业收入比重不高；而是村民间的收入差距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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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收入的性别之间、年龄之间的差异性也比较明显，女性和老年人在各种收入上均处于劣势。

五、钱庙社区的消费结构农民家庭开支反映了农民的消费能力和消费结构状况。通过对家庭开支分析，可以观

察农户的恩格尔系数、农村社会保障、人情关系等变化。1.人情往费与教育支出比重较大从问卷统计结果看，钱庙社区村民生活消费平均支出为16394元，其中最多的为

40000元，最少的为400元。饮食的平均支出6209元，衣着的平均支出为2802元，耐用消费的平均支出为2935元，交通的平均支出为1722元，医疗的平均支出为2318元，教育的平均支出为3010元，娱乐的平均支出为2316元，人情往来的平均支出为4809元。从平均支出的排名上看，食品的平均支出最多，其次是人情往来，再次是教育支出。可见，超过农民承受能力的农村人情关系的支出和教育支出已经成为农民的生活负担。

2. 食品支出与生产性消费仍占主体我们再从消费支出结构的比例上来看，食品支出，即恩格尔系数的平均值为37.7%，

这个水平并不高。其原因可能是农户的很多农产品自给自足，在食品中并没有算入消费支出。衣着支出在消费支出的比例平均为19.7%，耐用消费品平均为11.7%，建房比例平均为53.3%，交通比例平均为12.4%，医疗比例平均为12.7%，教育比例平均为13.6%，娱乐比例平均为6.1%，人情往来比例平均为25.1%。在各项消费支出中，占比例最高是建房比例，但在被调查的268户中，仅有6户建了房屋。建房的花费尽管很大，但是一个家庭要若干年才会进行一次建房，所以这项支出尽管开支大，但不是农户的经常性消费项目。除了建房，食品消费在农民生活消费中的比例最高，这也较符合农村消费的实际状况。此外，人情来往消费是仅次于食品消费的项目，占到农户日常消费的1/4；教育、医疗、衣着等消费也在农户的日常生活消费中有着重要的比重。

由此可见，当前农民的消费中，生产性消费和吃穿等日常生活性消费仍是农民消费支出的主体，这些消费除了满足于农户继续进行生产经营之外，主要还是满足于基本生存需要，农民用于耐用消费品、娱乐等发展性的消费支出还不多，农民的消费还仅仅是满足于温饱之上略有进步的水平。而在农民的消费结构中，医疗、教育和人情往来的消费支出比例仍然很高，折射出农村社会保障水平的薄弱以及农村人情往来习俗的恶化。

六、钱庙社区的阶层结构1．社会阶层的自我认同我们对村民的自我认知的社会阶层进行分析。从总体上看，村民自我认同的社会中间

层的比例最高，占到44.3%，其次是认同自己为中上层的，占28.2%，而村民们认同自己为最上层和最下层的比例并不高。从这种自我认同的社会阶层来看，钱庙村是一个橄榄型的社会阶层结构类型。从不同性别的阶层认同情况看，我们用性别与社会阶层自我认同的皮尔逊卡方检验，可以得出男性和女性在自我认同的阶层地位上不存在显著性差异的结论。这可能与村民对社会地位的认知往往以自己的家庭为单位来计算，而不是以个人来计算的。

从不同受教育程度的人的阶层认知来看，不同教育程度之间存在较弱的差异，具体而言，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受访者，对自己的阶层地位认同也高，而受教育程度越低的人，也往往更认同自己处于低的社会阶层地位。而不同年龄组之间的阶层自我认知也存在着较弱的差异。具体而言，中青年组的人更认同自己处于较高的社会阶层，而老年组则更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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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认为自己处于较低的社会阶层地位。2．社会地位的影响因素从村民对社会地位高的人的认识中，我们可以发现，有文化/学历的人获得了最高的

认可，有超过1/3的村民认为这些人应该取得较高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可见，村民对知识和文化有着较为朴素的敬重感。此外，社会关系广的人和勤奋努力的人也获得了相当比例的村民的认同，认同这两类人应该成为社会地位高和经济收入高的人的比例分别为17.9%和16.8%。我们也看到，认为当干部的人可以获得较高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的村民比例并不高，仅占5.3%，可见，人们对干部的社会地位还缺乏认同，这也与当地村干部在村庄中的现实处境相一致。

3．村民对收入差距的看法问卷反映，钱庙社区村民认为社区内收入差距大的比例高达3/4，而仅有16.4%的村民

认为差距不大。可见，绝大部分认同村庄内已经有了较为悬殊的收入差距。通过问卷分析，我们还发现，没有技术是影响村民收入的最主要原因。此外，没有关系或门路、没有资金也影响了村民的收入提高。由此可见，当前提高村民收入比较迫切的途径是加强对村民的技术培训。

七、小结习近平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三次会议上指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关系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是转方式调结构的必然要求，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国家长治久安的必然要求。”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难点是要使偏低收入者群体进入中等收入群体，而构建农村社区现代社会结构是其关键。安徽属于欠发达省份，经济社会发展指标处于全国中下层次。而钱庙社区处在乡政府所在地，其经济社会发展指标高于全省的人均发展水平，接近于全国的人均发展水平。通过对钱庙社区的调查，我们对当代农村社区的社会结构有了如下映像。

第一，农村社区老龄化趋势明显，人口红利期即将结束。家庭小型化在农村社区已成为一种趋势，核心家庭在整个家庭类型中比例较大。农民受教育水平普遍较低，年龄越轻，受教育水平越高；年龄越大，受教育水平越低。

第二，农民就业方式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势，以工商业为主、农业为兼业的情况逐渐成为就业的主流。农民职业的多元化，出现了性别和年龄分化，女性和老年群体在就业系统中处于弱势地位。

第三，农村社区家庭收入来源多样化，工商业收入比重增加，农业收入比重尤其是传统种植业收入比重不高。社区居民间的收入差距较大，收入的性别之间、年龄之间的差异性明显，女性和老年人在收入上处于劣势。

第四，生产性消费和吃穿等日常生活性消费仍是农民消费支出的主体。在农民的消费结构中，医疗、教育和人情往来的消费支出比例较高，折射出农村社会保障水平的薄弱以及农村人情往来习俗的恶化。

第五，从社会阶层的自我认同来看，农民认为属于中间阶层的占有较大比例。而对于社会地位的提升，农民较为认同有知识文化的人、社会关系广的人和勤奋努力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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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北地区农民宅基地退出的影响因素与实现路径刘华景1

（中共亳州市委党校，安徽 亳州 236800）[摘要]：农村宅基地改革和农民宅基地退出是新一轮土地改革的重要组成内容。文章立

足于皖北地区的实际调研，总结出皖北地区农民宅基地退出过程中政府与农民趋于理性和偏离理性并存的主要特点，深刻分析了影响农民宅基地退出的宏观的政府角色定位、中观的宅基地自有属性、农民的个体和家庭特征等相关因素，从合理界定政府职能和政府行为、多措并举，加强农民宅基地退出的制度创新、注重民生，让农民在城镇“沉淀”下来，更有“尊严”的生活等三个方面探索了一条适合皖北地区农民宅基地退出的实现路径。

[关键词]：皖北地区 农民 宅基地退出 影响因素 实现路径Northern anhui province peasants house sites exit about the

influence factors and the implementation pathLiu Huajing

(Party School of Bozhou City Committee of the CPC, Bozhou 236800,China)Abstract:The reform of rural homestead and peasants house sites exit is

an important content of a new round of land reform. Article based on the actual investigation of northern anhui, summed up the northern anhui peasants house sites exit in the process of the government and farmers tend to be more rational and deviated from the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rational coexist, deeply analyzes the influence farmers' land from macro, meso orientation of the government's role of homestead has its own properties, farmers, factors related to individual and family characteristics, reasonable definition from the functions of the government and the government behavior, many measures simultaneously, strengthen peasants house sites exitsystem innovation, pay attention to the livelihood of the people, let farmers in cities and towns "precipitate", more "dignity" life three aspects to explore a suitable for northern anhui peasants house sites exit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ath.

Key words:Northern anhui province ； peasants ； house sites exit ；influence factors；implementation path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增强农村发展活力,逐步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共同繁荣，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统筹城乡协调发展,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手段，核心问题就是要解决好农村居住用地与城市住宅用地的二元结构差异，即土地资源配置问题,因此，农村宅基地改革和农民宅基地退出必然成为新一轮土地制度改革的重要组成内容。2013 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要改革完善农村宅基地使用权制度。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保障农户宅基地用益物权，改革完善农村宅基地制度”。2015 年 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关于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

1 基金项目：2015 年亳州市党校系统重点立项课题的阶段性成果，课题名称“亳州市农民宅基地退出的影响因素与实现路径”，立项编号：BZDXKT2015005 ? 刘华景（1983—），男，汉族，安徽颍上人，中共亳州市委党校马列教研室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思想政治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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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这标志着，我国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已经进入试点改革阶段。

近几年来，全国不少地方对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进行了有益探索，部分省市已经开始通过土地整治、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等方式，探索开展宅基地的退出和补偿工作，如天津市的“宅基地换房”模式、重庆市的“宅基地换房、承包地换保障”模式、上海市松江区的“宅基地置换”模式、浙江嘉兴市的“两分两换”模式等。2013 年 11月 12日，安徽省人民政府发布《关于深化农村综合改革示范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指出，坚持自愿、有偿原则，探索建立符合农民合理需求的宅基地退出补偿激励机制。安徽将先行在涡阳县、颍泉区等 20 个县（区）开展改革试点。为切实加强农村宅基地的管理，严格规范宅基地用地秩序，提高宅基地利用效率，维护农民宅基地用益物权，2016 年 2月，安徽省国土资源厅、安徽省财政厅、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联合下发了《关于加强农村宅基地管理工作的通知》。无论是统筹城乡协调发展，还是农村宅基地使用权制度改革，都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农民宅基地退出问题。因此，能否建立健全科学合理的农民宅基地退出制度，已成为改进农村宅基地管理、推进土地管理制度改革、实现农村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提高农村建设用地效率的重要手段。

一、皖北地区农民宅基地退出的主要特点：政府与农民的趋于理性和偏离理性并存皖北地区是安徽省的北部区域，包括淮北、亳州、宿州、蚌埠、阜阳、淮南六市和以及沿

淮部分县（市）等共 23 个县市，在安徽省经济发展格局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从地理区位上来讲，皖北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地区，是农作物生产和农产品加工的重点区域，农业人口较多，尤其是外出务工人员较多。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城市化率的大幅度提升，皖北地区城镇建设的整体面貌焕然一新，形成了以中心城市为核心，以重要城市为节点，相互串联、扩散辐射，共同带动皖北地区协调发展的良好格局。与此同时，皖北地区新农村建设也如火如荼，部分农民为了改善生活居住条件，纷纷利用原有宅基地和占用耕地的方式建造新房，这样，农村的社会秩序不可避免地就会呈现出了一系列的难题。其中，突出的问题就是农民宅基地退出缺乏一种趋于理性和科学规划的合理机制，这是制约皖北地区推进新农村建设，实现城乡统筹协调发展的主要瓶颈。因此，以皖北地区为例，通过农民宅基地退出的专题调研，概括总结其主要特征，对于探索农民宅基地退出的制度创新，具有典型意义。

宅基地退出过程是多个主体利益的博弈过程，其中最关键的主要有三大主体：政府、村集体组织和农民。如果单从利益最大化或利益相对方而言，政府和农民应该是宅基地退出的“两极”。

（一）政府的制度供给是皖北地区宅基地退出的主旋律制度供给是政府对宅基地退出的行为处置方式，一般情况下，会存在趋于理性与偏离

理性两种方式。趋于理性的做法有很多，包括货币补偿、产权置换、安置还原等等。调研过程中，我们发现皖北地区尝试了很多种方法，如亳州市利辛县早在 2009 年就出台了《利辛县鼓励农民退宅进城购房定居试行办法》，2012 年又出台了《利辛县农民进城购房退宅试行办法》，规定：“凡在县城购房的农民，县财政给予每户一套新购住宅 3.2万元补贴。可以先补贴后退宅”。仅仅 5 年的时间，利辛县就受理了将近 8000户农民退宅进城，复垦土地大约 7000多亩用于农业生产。另外，皖北地区部分政府还采取在集中居住小区中补贴相应居住面积的住房给农民的方式促使农民宅基地退出。如阜阳市颍上县规定：“对城市规划区内的农村村民住宅建设，应当集中兴建农民住宅小区，防止在城市建设中形成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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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中村”，避免“二次拆迁”。对城市规划区范围外的农村村民住宅建设，按照城镇化和集约用地的要求，鼓励集中建设农民新村”。上述趋于理性的制度设计都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然而，也有部分政府趋于理性的同时，还存在偏离理性的现象，如对宅基地采取无序征用的处分方式；随意更改宅基地征用的用途；宅基地征用过程中缺乏透明监督机制；宅基地征用的赔偿标准不一致；甚至出现肆意压低价格的情形等，这些偏离理性的状况会严重阻碍农民宅基地退出的心理愿望和价值期待。

（二）农民的退出意愿是皖北地区农民宅基地退出的聚焦点农民是否愿意退出宅基地，取决于农民对宅基地的依赖程度和宅基地退出的社会风险

与预期价值。“农民工”是皖北地区一个比较特殊的社会群体，指户籍在农村，拥有一定数量的耕地，采取进城务工和在本地或异地从事非农生产的劳动力。由于近年来农民工“返乡潮”的出现，很多农民比较偏好选择在本地或者附近企业工作，农闲时节进城务工、住在城市，农忙时节回村进行耕种、住在农村，长期往返于城市与农村之间，属于典型的“两栖”社会群体，因此，他们对宅基地的依赖程度较重，“离土不离乡”和“离乡不离土”成了皖北地区农民人口流动的最主要形式。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农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为了改善生活居住条件，一部分农民对待宅基地的行为处置方式上也出现了趋于理性和偏离理性两种倾向。农民趋于理性的主要表现是：能够按照政府统筹城乡规划的要求，有序地在原有宅基地的基础上建造新房；能够结合美好乡村建设的需要，配合政府推进宅基地的节约集约利用等。农民偏离理性的主要表现是：农村人口空心化导致的农地抛荒、闲置浪费现象日益凸显,农村宅基地出现了紧缺与闲置并存的现象，尤其是一户多宅、空置、闲置现象较常见；农民对少数宅基地的无序扩张、粗放利用和侵占耕地现象越来越严重，加上农村土地管理混乱，造成了土地资源配置效率的下降，农村生态环境恶化，加大了农民生产与生活的成本。

二、皖北地区农民宅基地退出的相关影响因素分析（一）宏观上：政府的角色定位政府的角色定位问题是公共管理学的研究范畴，政府究竟是什么？它扮演什么样的角

色？政府如何才能发挥好各种作用？政府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一直以来是研究者们共同关注的“焦点题域”。一般意义上而言，政府扮演着形形色色的角色，包括主导者、管理者、监督者、引导者、服务者、中介者等。但是，政府的“错位”、“缺位”、“越位”的“三位”现象经常在发挥功能作用的过程中实际存在，当然，在农民宅基地退出问题上也不例外。皖北地区由于 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城镇规模在逐渐扩大，这就需要扩张一定的土地资源用于城镇建设，这样，不可避免的面临着农民宅基地退出的问题。调研中，我们发现，政府在实际的宅基地流转过程中，往往扮演着所有者和经营者的双重角色。一方面，政府通过制度、财政、法律等方式征收、征用农民宅基地，成为宅基地的合法唯一的所有者；另一方面，为了追求土地收益的最大化，政府自然而然地会压低征地费用，或者将征地产生的经营所得，纳入本地政府“自收自支”，成为最大的利益获得者，而在征地之前许诺的公共服务保障或基础设施建设不能及时兑现，征地之后获得的土地增值收益农民又不能完全分享，这必然会影响农民退出宅基地时的积极性，导致宅基地退出后的不满情绪。

（二）中观上：宅基地的自有属性 关于宅基地的自有属性的讨论，学者们有不同的观点。魏程琳认为“农村宅基地有三种重要属性即自然属性、社会属性、政治与法律属性”[1]。刘锐认为农村宅基地也有三重性质：“一是农民生产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二是不具有资产属性；三是具有重要的保障功能”[2]。还有学者认为农村宅基地具有用益物权属性、可转让属性、经济增值属性等等。综合学者们的观点，笔者认为农村宅基地的自有属性应是自然、社会两个最基本属性，其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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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是受制于这两个属性延伸产生的。所谓宅基地的自然属性是固有的、不可移动的与房屋和宅基地所有权不可分离的物理属性，在不同的地理区位中呈现出地区差异、区位差异。调研中，我们发现，正是因为宅基地的自然属性的存在，一些农民在宅基地退出时表现出巨大的差异，比如，近郊区的农民退出宅基地的意愿明显低于远郊区或偏远地方，因为近郊区宅基地退出的补偿要求偏高，政府的财政负担较重；远郊区宅基地的经济价值预期偏低，政府补偿成本较低。所谓宅基地的社会属性是附着于诸多复杂的社会关系之上的属性，包括社会规范、传统习俗、生活习惯、经济预期等等。一般情况下，受传统习俗和家族思想文化的影响，皖北地区出现这样一种现象：即许多濒临困境的农民宁愿折腰借贷也不会卖掉房屋宅基地；而成功进城的农民往往也不愿意卖房或卖宅基地，而是将它留作乡愁，留作回乡的落脚之地。 （三）微观上：农民的个体和家庭特征为了综合分析农民在宅基地退出中的重要影响因素，我们采取两种分析模式：一种是

农民的个体特征，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谋生工作方式、政策认知状况等；另一种是农民的家庭特征，包括家庭务工人员数量、家庭收支状况、家庭规模大小、家庭成员构成等。结合皖北地区部分市县农村调研情况，笔者发现农民的个体和家庭特征是制约农民宅基地退出的主导性因素。首先，农民个性特征方面。皖北地区一些年龄越大，受教育程度越低、谋生工作方式越单一、对政策的认知越少的农民，退出宅基地的可能性则越小；而受教育程度越高、对政策的认知越充分，掌握非农的技能和手段越多，从事非农职业的机会越多，能够在城镇立足扎根的部分农民，他们较为容易放弃拥有的宅基地。其次，农民家庭特征方面。皖北地区由于大部分区域范围都是以农业为主，农民工外出的数量较多，一个家庭中如果农民外出务工数量达到 2 个以上，非农收入较高，支出相对较少，有需要接受教育的子女，其参与宅基地退出的可能性就越大。因为这部分农民他们长期外出务工，接受城市的文化熏陶较多，家庭收入状况较好，具有较强的购买力，可能就会萌生更高层次的住房需求。相反，家庭规模较大，农业劳动力越多，非农劳动力越少，家庭有需要赡养的老人和抚养的子女，经济负担越重的农民家庭，他们可能希望继续持有宅基地这一重要资产，参与宅基地退出的意愿就会越弱。

三、皖北地区农民宅基地退出的实现路径探索宅基地作为农村居民的住宅用地，具有“生活保障”功能，退出宅基地对于农民而言

需要付出巨大的成本和承担巨大的风险。当前，皖北地区相当多的农民已经拥有了退出宅基地的经济基础和心理意愿，农村宅基地大规模退出的时机也已经来临，如何才能统筹各方面力量合理有序地推动农民宅基地退出是当前政府宅基地制度改革的热点、焦点、重点、难点问题。 （一）合理界定政府职能和政府行为农民宅基地退出的过程中，为了维护农民的利益，政府的职能界定是非常重要的。一

方面，政府必须参与到农民宅基地退出的进程中；另一方面，防止政府强大的行政权力干预侵犯农民利益。因此，作为地方政府应该合理界定职能，规范政府行为，充分尊重宅基地权利所有者的主体地位，由农民自愿做主。政府在农民宅基地退出中只是引导者、服务者、中介者，不应当是经济活动的谋利者或者利益分享者。具体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政府构建农民宅基地退出的法律制度，在法律上对农民宅基地退出补偿内容、补偿标准、补偿方式、补偿机制等进行系统宏观的规划设计，既有利于规范和约束地方政府的行为，又有利于保障农民的宅基地权益。同时，政府应将宅基地产生的利益分配给农民和农村集体组织，这样可以避免政府过度依赖土地财政，避免更多的土地违法行为的出现。二是政府要明确宅基地的产权，以市场化运作标准来评价宅基地的既有价值和附加价值，建立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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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宜监督的交易制度，保证各交易主体的利益得到公正、公平对待。同时要严厉打击宅基地私下流转的违法行为，对产权不清或者超出法定标准的要予以清理。三是政府要加大农村公共服务的供给，农民宅基地退出会推动大量农民涌向集中区或者中心村，地方政府应加大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包括水、电、路、气等，优化农民的生活环境，提高农民的生活质量。 （二）多措并举，加强农民宅基地退出的制度创新要想推动农民宅基地退出，提高农村宅基地集约利用水平，制度创新是先决条件。为

此，一要严格宅基地使用的管理制度。从明确宅基地的申请条件入手，规范宅基地申请审批手续，建立统一的农民新村用地审批和占用农地审批制度，设计与城镇住宅用地管理制度相统一的复垦、整理、回收、储备、供应、监管的制度架构体系。二要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通过“户籍制度改革的制度构造和功能分配，构建农业转移人口退出宅基地与在城镇落户享有城镇居民公共服务之间的衔接和转换机制，协调户籍制度与社会保障制度”[3]。三要完善宅基地所有权调换制度。为了促进农民住宅向中心村、集镇集中，在明晰产权、尊重村民小组和农民自主意愿的基础上，经过有关部门的批准，可以在村民小组和农民之间调剂宅基地。如果宅基地调剂过程中涉及到的产权调换和经济补偿标准可以依靠农民自己协商约定解决。四要建立农民宅基地退出的激励制度。一般情况下，比较认可的激励制度主要有货币补偿和产权置换两种。货币补偿就是按其退出的宅基地面积给予一次性货币补偿或养老生活补助，让农民自由选择购买小区住房。产权置换就是政府规划建造一部分集中居住小区，补贴相应居住面积的住房给农民。因此，这两种方式需要政府专门设立宅基地退出的奖励基金，或者以住房、建筑材料等实物激励或补偿的方式，鼓励农民自愿退出宅基地。

（三）注重民生，让农民在城镇“沉淀”下来，更有“尊严”的生活关注民生、重视民生、保障民生、改善民生，是党和政府的神圣职责和终极目标。党的十

八大报告指出，加强社会建设，必须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习近平总书记说：“我们党和政府做一切工作出发点、落脚点都是让人民过上好日子”。作为党和政府一项重要工作的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也不例外，主要目的是让农民退出宅基地后无后顾之忧，过上更好的日子，在城镇能够“沉淀”下来，更有“尊严”的生活。为此，一方面政府要完善农民宅基地退出的相应的配套政策，尤其是涉及社会保障方面的政策。在实际的走访调研中，我们发现，农民退出宅基地后普遍存在一个担忧的问题：即能否享受到城镇居民同等待遇。他们都期盼到城镇居住后，能够享受到公平、公正、同等的养老、医疗、就业、失业等社会保障服务。所以政府为了消除农民放弃农村宅基地后进城镇定居的后顾之忧，应该建立和完善城乡统筹的社会保障体系，促使失去宅基地的农民能够享有同城镇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务。另一方面政府有责任为农民的再就业提供服务和帮助，政府应加大农民职业技能培训，扩大农民的就业渠道。皖北地区各个城市都有一些大中专院校和大量实力比较雄厚的企业，可以由市劳动保障部门牵头，联系学校和企业，采用多种方式因地制宜、因人制宜开展就业培训。同时，政府在政策设计上,要出台鼓励失去宅基地的农民自谋职业以及用人单位吸纳就业的优惠政策，为农民的充分就业提供政策保障，优化就业环境，扩大农民的就业渠道，这样农民才能在城镇住的安心、舒心、顺心，对城镇有“尊严”的生活才能更有信心。

参考文献：[1]魏程琳.非财产性权力：农村宅基地的属性与价值辨析[J].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

科学版），2016（4）：229-236.[2]刘锐.农村宅基地性质再认识[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

7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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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朱新华.户籍制度对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影响[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4（10）:129-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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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地非农开发的社会稳定风险与治理唐惠敏1

（安徽大学 法学院，安徽 合肥；230601）摘要：农地非农开发是工业化和城镇化迅猛推进的直接后果。我国土地制度的缺陷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滞后性，使得农村土地征收与非农开发过程中的社会稳定风险不断增加，已成为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和新型城镇化的掣肘。因此，迫切需要加强顶层制度设计，既要对现行宪法确立的土地所有制和土地管理相关法律法规作出改革或改造，为失地农民的合法土地权益提供坚实的法理支撑和制度保障，又要创新地方政府社会治理的方式，提升农村集体组织的发展能力，为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新一轮改革扫除障碍。关键词：农地非农开发；土地管理；社会稳定风险；治理

Social Stability Risk and Governance of Land ConversionTang Huimin

Abstract: the direct consequence of the rapid advance of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is the Land Conversion. The defects of China's land system and relevant laws and regulations lag, making risk of social stability in the process of rural land expropriation and non-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will continue to increase, has become the constraints of China's rural land system reform and new urbanization. Therefore, there is an urgent need to strengthen top-level design of the system, it is necessary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urrent constitution, the land for all system and land management laws and regulations related to make reform and reconstruction and provide a solid legal support and system guarantee for the legal land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the landless peasants, but also the local government innovation in social governance, enhance the development ability of the rural collective organizations, to oremove the obstacles of a new round of reform of China's rural land system .Key words: Land Conversion; Land Management; Social Stability Risk; Governance

一 引 言近年来，中国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引起大量农地向非农部门转移。土地问题特别是农村

土地非农开发问题已成为我国社会矛盾的主要焦点。农用地非农使用规模的不断扩大和无序开发，不仅带来严重的土地资源浪费，破坏土地生态环境，而且威胁国家“土地红线”，影响粮食和农产品的安全供应。现行的土地制度和管理办法漏洞百出，监管措施难以为继，行政执法困境重重。农地非农开发所引发的一系列社会稳定风险，折射出我国农村土地非农开发存在着深层次的制度问题。对现行宪法确立的土地所有制和土地管理相关法律法规作出改革或改造已成为大多数人的共识。2016 年习近平书记在安徽凤阳县小岗村主持农村改革座谈时反复强调，“新形势下深化农村改革，主线仍然是处理好农民和土地的关系……要尊重农民意愿和维护农民权益，把选择权交给农民，由农民选择而不是代替农民选择，可以示范和引导，但不搞强迫命令、不刮风、不一刀切。不管怎么改，都不能把农村土地集1 作者简介：唐惠敏，男，安徽安庆人，安徽大学法学院宪法学与行政法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社会治理与法治，法律社会学。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采煤沉陷区‘生态-经济-社会’多维关系演化规律及调控机制研究”（14ZDB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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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所有制改垮了，不能把耕地改少了，不能把粮食生产能力改弱了，不能把农民利益损害了”1。当前我国农村土地改革应当加强顶层制度设计，既要结合当下实践，加强对现行《宪法》和相关土地制度的修订和完善，又要借鉴先进经验，加快农民土地权益的立法保护。

二 农村土地管理与农地非农开发农地非农开发是指农村集体土地改变土地用途，以从事非农开发建设。上个世纪 80 年

代，停滞多年的城市化开始复苏，并进入持续增长的发展阶段，城市建设用地的需求骤然上升。而计划经济体制下实行的建设用地无偿划拨政策既造成土地浪费和不合理使用，也放大了用地需求。特别是 70、80 年代沿海地区社队企业（后称乡镇企业）在土地包干后蓬勃发展，造成农地转工业使用的巨大需求。1987 年 12月 1日深圳经国务院批准公开拍卖一宗开发土地出让 50 年的使用权，拉开了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将土地使用权作为财产权拍卖转让的序幕。虽然 1986 年制定的《土地管理法》提出，国家根据建设需要制订土地开发使用的总体规划。其中各级政府设立统一的土地管理机构，对建设用地实行统一的分级限额审批，县乡政府有权审批农民宅基地使用面积。但在现代化和城镇化建设的浪潮中，乡镇企业用地、宅基地建设等都采取了相当宽松的尺度。20世纪 90 年代我国城市建设用地激增，蔓延至城市周边农村。由于政绩考核长期以 GDP总量和增速为核心指标，不少地方政府在经济建设中利用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农地流转和整理折扣等名义，肆意破坏土地用途管制制度，非法买卖土地、暴力征拆和擅自扩大建设用地规模等现象屡见不鲜，大量农村优质耕地被吞噬。与此同时，为改善农村生活质量，许多地方乡镇和村委会无序扩大基础公共设施建设用地，农民非法占用基本耕地新建或扩建住宅，导致基本农田的急剧锐减。农村土地管理存在的乱象迫切要求对现行土地管理制度加以修改和完善。

为保护耕地，限制农地的非农转用，1988 年我国宪法增加了“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与补偿”和“土地使用权可以依法转让”的规定2。同年《土地管理法》也进行了修订，推出了一系列新办法，具体规定了“国家实行土地用途管制制度……国家编制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规定土地用途，将土地分为农用地、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严格限制农地转为建设用地，控制建设用地总量，对耕地实行特殊保护”。该法进一步严格了农村土地非农使用的年度指标，制定了严密的、层层分解的建设用地指标分配和控制制度，加强了对乡镇企业、乡镇村集体公共设施和公益用地、村民住宅用地建设用地规划的引导，并设定法定程序加大对农村土地非农开发的审批和核准力度。这些举措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农村城镇化过程中的土地非法占用、征收和建设的乱象。

在城镇化迅猛推进的当下中国，政府对集体农用地的征收与开发不仅无法避免，而且将长时期保持一定规模。当前学术界对农村土地改革方向争论很大，无论是倡导土地国有化或私有制，还是在完善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基础上赋予农民更多的土地收益权，其最终目标是确保农民土地权益的保护。而农民土地权益的实现是以宪法为依据，并受宪法保护。地方政府按照《土地管理法》的规定行使土地征收权，将农用地转变为建设用地并通过公开招挂拍的方式获得巨额增值利益。“地方政府出让建设用地即为土地用途变更而产生的发展利益，从权利归属层面，可将其界定为土地发展权”3。因此，我国法律应当确保被征地农民与地方政府、建设用地项目法人同等参与级差受益分享的权利。而实际情况是，大量被征地地农民的合法权益缺乏法律和政策保障，因农用地征收补偿、拆迁安置等官民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逐年上升，严重威胁着党的执政根基和社会稳定大局。掌握土地规划的政1 习近平:《尊重农民意愿维护农民权益 把选择权交给农民》，《中国青年报》，2016 年 04月 29日，第 01 版。2 国务院法制办公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实用版》，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 年 3月（第 4版）。3 张先贵:《土地开发权与土地发展权的区分及其法律意义》，《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 》， 2015 年 04期，第 88-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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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在农地非农土地开发的利益分配中需要平衡好土地发展权在相关利益群体间的分配，既不能假公济私，更不能枉顾法律的权威，随意“拿蛋糕”。

三 农地非农开发的社会稳定风险自 21世纪以来，我国土地管理的规范性文件年年加码，但是仍旧无法遏制住各地非

农建设用地的迅猛扩张。虽然 1988 年修订的《土地管理法》实施严格的土地用途管制和规划管理，但收效甚微。地方政府在农用地征用、补偿与开发过程中的违法乱纪现象暗藏着社会不稳定风险，成为我国农村土地新一轮改革的掣肘。 （一）风险之源：土地制度缺陷与政府行为的异化 荷兰学者何·皮特将中国农村改革成功的关键归纳为“有意的制度模糊”1。笔者认为，该观点既抹杀了中国政府 60 年来为实现农民土地权益所作的历史性探索，也忽视了中国土地制度改革的本土性与复杂性。改革开放前的“共同纲领”、“五四宪法”、“七五宪法”在土地所有权规定方面都作了有益努力，为现行“八二宪法”的土地制度规范奠定了基础。虽然，现行宪法对农村集体及其所有的具体形式没有做具体的说明，但是诸如《物权法》、《土地管理法》等其他相关法律也在积极对宪法的抽象性规定予以明确。因而，“立法上的抽象性并不等同于制度模糊，更不是有意的制度模糊，恰恰相反，它是一个不断明晰农地所有权归属的立法过程”2。应当承认，中国土地冲突之所以如此强烈，与我国土地制度在概念明晰、地权归属、利益分配等方面的缺陷密不可分。正是因为土地制度的缺陷造成利益相关者对权属认识模糊与混乱，也给政策执行人更多的寻租机会和异化空间。国家土地政策的制定和施行的过程中掺杂政府与民众权利博弈的异化现象，并由此带来两方面的政治稳定风险：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矛盾加剧。从土地行政关系的历史变迁来看，中央倾向于采取正向的激励策略，通过赋予地方政府在土地行政方面更多的自由裁量权，增强地方政府在土地管制和开发的自主性。然而，中央保留的对地方基本农田占用、重大项目落地等事项的审判权，但显然难以有效控制地方政府在土地行政领域的不法之举。“中央和地方陷入了一种演化博弈的格局当中，双方存在各自的支付考量”3，进一步增加了央地关系的风险指数。中央土地改革思路的不明确导致地方政府的自行其是。目前《物权法》、《土地管理法》、《土地承包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的法律解释中，都没有给出处理土地所有权与开发权纠纷的明确答案。以地生财、与民争利的行政权力异化现象在地方土地纠纷中普遍存在。由于地方政府在农地规划、征用、开发和调控中的行政违法行为缺乏上级政府部门的管制和民众的监督，我国土地制度改革面临着诸多困境，难以有序推进。

(二)矛盾聚集：政府与征地农民之间的权利失衡由于地方政府和农民的利益诉求及达成目标方式的迥异，在拆迁补偿、征地安置与后

续生存保障等方面不可避免地存在摩擦和矛盾。而农民在与地方政府的利益博弈中往往处于弱势地位。在多种因素的聚合作用下，征地矛盾极易在短时间内演化为具有强烈破坏性的群体性对抗事件。“农村土地纠纷已取代税费争议而成为了目前农民维权抗争活动的焦点，是当前影响农村社会稳定和发展的首要问题”4。当前，土地产权制度缺陷、征地权滥用、生存与发展缺乏保障、利益表达机制受阻是农地非农发过程中社会稳定风险聚集的主要诱因。产权制度缺陷是风险聚集的根本因素。产权问题是土地制度的核心议题。巴泽尔在《产1 何·皮特:《谁是中国土地的拥有者?——制度变迁、产权和社会冲突》，林韵然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年第 5页。2 陈胜祥:《农地产权“有意的制度模糊说”质疑》，《中国土地科学》，2014 年第 6 期，第 3-9页。3 钱龙，洪名勇:《农地产权是“有意的制度模糊”吗——兼论土地确权的路径选择》，《经济学家》，2015年第 8 期，第 24-29页。4 于建嵘:《土地问题已成为农民维权抗争的焦点——关于当前我国农村社会形势的一项专题调研》，《调研世界》，2005 年第 3 期，第 22-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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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的经济分析》中认为，完备的产权是一束权利的集合，至少包含使用权、收益权、决策权和处置权。1我国宪法规定，集体土地所有权归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村民委员会、或乡镇农民集体所有，而农民只享有对本集体土地的使用权，即承包经营权。当前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诟病就在于，虽然法律赋予农民以集体的形式享有土地的所有权，但农民却没有拥有土地处置、收益的独享权和自由转让权。而地方各级政府凭借对土地管理、审批、征用与规划权力削弱农民对土地享有的法定权益。征地权滥用是诱发风险的直接原因。由于现行法定征地程序规范性欠缺、公民参与征地决策与监督的意识不足以及征地执法制度的不完善，暴力拆迁、违法征地、变相买卖土地的现象泛滥，偏离政府征地的初衷。失地农民只能被迫接受征地补偿与拆迁安置方案征地补偿、安置方案，而征地规模、补偿标准、安置办法、农地用途等完全由地方政府自由裁量，潜在强大的社会不稳定风险。生存与发展缺乏保障是风险聚集的关键成因。我国法律赋予政府征地的自由裁定权，如果该权力得不到上级管制和社会监督，极易压缩农民的土地权益，诱发以权谋私、滥用职权等腐败问题2。当前政府垄断了土地的一级市场开发权，阻碍市场的平衡机制，导致土地价格异常升值。而在征地过程中政府倾向于货币安置，失去农民仅靠为数不多的拆迁安置补偿难以摆脱贫困，养老、医疗、再就业等后续隐患,严重制约农民的可持续发展。④利益表达机制受阻是社会风险聚集的外在推力。当失地农民的权益受损，上访、投诉是农民首先的合法利益诉求的表达渠道，然而，某些乡镇政府或视之不理，或以各种理由推诿，甚至是采取公权力试图压制农民的声音。由于农民缺乏利益诉求的依托组织，加之诉讼成本高昂，司法协调机制不健全，迫使农民从忍受和沉默转变为极端的反抗，以期通过非制度化的方式去给政府施压，进而达成既定目标。不言而喻，当下我国征地过程中政府与失地农民之间权利平衡机制的匮乏以及农民土地权益的漠视，已成为我国城镇化进程中不可回避的顽症。

（三）畸形依赖：土地财政背后的利益博弈与负效应 1994 年中央和地方的分税制改革使得地方政府逐渐走向以土地征用、开发和出让为

主的发展模式,从而形成了中国式土地财政。诚然，土地财政在我国推进城市化和工业化建设起到了关键性作用，但由于土地的一级开发都是由政府进行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并且土地开发收益权属于或主要属于地方政府，为靠土地买卖牟取利益，许多地方政府都成为违法违规用地的主体，产生了诸多负效应。一是，在追求政绩和财政收入增长的双重驱动下，地方政府往往以土地储备与集约使用、土地流转、农村城镇化为噱头，化整为零、先租后证、变相改变土地用途等各种违法违规手段，把农民的土地低价征用后通过招、拍、挂方式获取高额财政收入，从而丧失了政府执法的公正性和中立性。二是，严重侵害被征地农民的合法利益。法定的征地补偿标准远低于政府以招、拍、挂的市场方式获取的财政收入。而征地和售地之间形成的丰厚的级差地租几乎全部划归政府所有。3在土地增减挂钩和撤村并居过程中，一些地方政府违背农民意愿强拆民居房屋，以低廉的征地补偿诱导农民“上楼”，而随后又高价转让给开发商。由此产生两个扭曲结果：征地价格的不断攀升和城乡居民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拉大。三是，地方政府财政风险加大。分税制实施后形成的“土地财政”与房地产市场紧密联系在一起，地方政府实质上与房地产开发商、金融机构形成了生物链上的利益依存关系。而楼价和土地价格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地方政府的偿债能力和金融机构的资产安全。一旦房地产业空洞化，甚至是短期崩盘，都会带来当地财政和金融危机。四是，浪费大量土地资源。地产暴利和金融倾斜使得房地产业异军突起，“制造出大量只1 [美]巴泽尔:《产权的经济分析》，费方域，段毅才，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年，第 3-6页。2 邹秀清:《征地冲突中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和农户行为的动态博弈分析》，《陕西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 年第 10 期， 第 54-60页。 3 娄成武，王玉波:《中国土地财政中的地方政府行为与负效应研究》，《中国软科学》，2013 年第 6 期，第1-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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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信用价值没有真实消费需求的‘鬼楼’甚至‘鬼城’”1。由于中央政府楼市管制政策的有限性和地方政府的推波助澜，全国地产库存已逼近 7亿平方米。2004 年国务院批准建立国家土地督查制度，设置国家土地督察机构，实行省级以下国土资源主管部门的垂直管理，中央向地方派驻土地督察专员监督土地执法，国土资源部门甚至利用现代卫星遥感技术监控地方土地的开发使用状况2。虽然短期内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各地违法违规征地开发依然比较普遍。

（四）合法化之争：“小产权房”与农民自主城镇化的悖论由于我国基层政府并没有对农村土地用途实行严格的规划管理与法律治理，加之村级

自治组织的薄弱与无能，农村土地非法流转与改变土地用途用以住宅建设长期存在。特别是在城乡结合部和城市规划建设的近郊农村社区，政府的低价征地补偿引发农民的不满，甚至是反抗。而“小产权房”就是对政府垄断土地开发权的有形反抗。实际上，我国已鼓励农用地在不改变用途的前提下自由流转，因而农用地市场的合法存在已是既定事实。当前仍有不少学者对“小产权房”持宽容甚至是支持的态度，认为“小产权房”是城郊农民参与土地增值收益分配和拥有自主城市化权利的表现，“小产权房”的产生具有正当性，应当承认其合法性。然而，我国明确禁止违法破坏耕地与农地自由进入建设用地市场的法律规定是毋庸置疑的。这其中深谙多层面的考量：其一，国家耕地和粮食安全是反对“小产权房”合法化的最正当的理由。3虽然并没有确切的统计结果证明“小产权房”的面积已经威胁到耕地面积的总量，但是因农民违法利用耕地私建商品房和改扩建现有住房，确实导致了现有大量稀缺耕地资源的流失。其二，公地悲剧的形成。由于“小产权房”本身就没有统一的规划，倘若政府对其放任不管，既不承认又不处理，势必会助长法不责众的社会心理。而“小产权房”具有独特的市场优势，一旦缺乏监管或执法懈怠，本地农民的改扩建、外来城市移民的肆意搭建就难以遏制。这不仅侵占了公共用地空间，破坏原有的村落景观，更严重的是无序兴建极易造成生存环境的恶化，甚至是形成近郊“贫民窟”。其三，“小产权房”的泛滥有可能降低政府的土地财政收入。在分税制的大背景下，农地非农转用与开发对于地方政府来说无疑是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和加快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支撑。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法治国家允许土地用途任意更改，并进入建设用地市场自由买卖。同属东亚的日韩都实施严格的农地转用和保护制度。日本虽然实现土地私有制，但该国《农地法》第四条仍明确规定“农地所有者将自己的农地改变用途或转卖他人，超过 2 公顷的由国家农林水产大臣批准；2 公顷以下的由都道府县知事批准”4。韩国也规定农地转为非农地必须先取得中央政府主管部门长官签发的农地转用许可证后方可转用农地，未经许可转用开发农地都将受到严厉的处罚。

四 农地非农开发的社会稳定风险治理之策（一）立法规范：确保农民享有农地非农开发的收益权

鉴于土地特殊商品的性质，当前中国农村非农开发和城市化转型遇到的真正问题，与其说是土地所有权的形式问题，不如说是土地开发权益的归属和分配问题5。土地开发权是建立在土地用途管制的基础上而产生的权利。我国《物权法》第 125条作出了较为明确的规定，即“土地承包经营权人依法对其承包经营的耕地、林地、草地等享有占有、使用和收益1 赵燕菁:《土地财政:历史、逻辑与抉择》，《城市发展研究》，2014 年第 1 期，第 1-13页。2 华生:《城市化转型与土地陷阱》，北京:东方出版社，2014 年第 93页。3 刘茂林，杨翼飞:《“小产权房”的缘起、问题及其解决》，《河南社会科学》，2008 年第 5 期，第 37-40页4 汪先平:《当代日本农村土地制度变迁及其启示》，《中国农村经济》，2008 年第 10 期，第 74-80页。5 华生:《城市化转型与土地陷阱》，北京:东方出版社，2014 年第 82-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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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权利，有权从事种植业、林业、畜牧业等农业生产”1。因此，即使农村集体土地能够基于法定事项非农转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也不能基于土地承包人的身份分享农用地转用过程中的土地开发支配利益。如今，绝大多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已不具备计划经济时代组织经济生产、核算和分配的功能。农村集体组织无法有效率地完成土地用途转换后的土地建设开发,虽然具有与政府同等的谈判资格，但仍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现行的土地法制框架内，政府的“征收-补偿”政策很难保障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其成员之间土地权益的合理分配。因此，农村集体土地上的土地开发权制度应解决农用地转用征收制度中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权益保护不足的功能性缺陷。笔者认为，中国土地开发权制度建设的目的不应当是追求政府在土地资源配置中的控制性地位，而是通过公有土地资源的有效配置，实现土地价值的全民共享。土地开发权必须保障土地开发权制度能够透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双层产权机制，惠及集体经济组织背后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因此，有必要在现有法律规则框架内，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其成员之间的土地开发权利益分配规则予以专门立法。或者借鉴台湾的土地开发权的立法制度，以行政规章等低层级立法形式立法，减少土地开发权制度对土地法基本法律制度的冲击与影响。 （二）制度建设：规避地方政府的行政危机

前文已述，央地财税体制改革的迟缓造成地方财源匮乏的尴尬处境，形成了地方政府普遍的“占地竞赛”偏好，进而获取“土地财政”以弥补财政收入与支出的巨大缺口。2而农地的非农开发潜藏着巨大的经济利益，如果缺乏上级的有效监管，在现行绩效考核体制下地方政府在土地行政中极易产生人为异化土地制度和土地政策的行为。为避免地方政府的合法性危机，应当加强制度建设。具体地说，一要推动央地关系法治化，探索“分税制”改革的实现路径。可考虑两点：明确地方税主体税种，赋予省级地方政府适当的地方税收立法权和地方税税率调整权，并加强中央对地方公共事业建设的转移支付力度；开发新的融资平台，比如进一步扩大“市政债”的推广试点工作，减轻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过度依赖。二要改革现行地方政府绩效考核体制。现行的官员考核制度明显助长了地方政府在农用地征收过程中违法违规行为的倾向和动机。应当转变绩效考核的标准和方式，因地制宜设计出能够体现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质量综合提升的个性化指标，同时考核形式也不仅局限于自上而下的层级监督，充分发挥公民的批判建议的监督功能。三要完善省级以下土地垂直监管制度。首先，土地资源管理部门要在人事任命、财权和事权三个领域不受地方政府的牵制才能获得独立的身份地位，形成对地方政府征地行为的威慑力。其次，建立健全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及责任倒查机制，防止土地的无序和违法开发导致的土地资源浪费，倒逼地方政府科学决策、民主决策和依法决策3。最后，如果土地资源管理部门无法有效调处农民与地方地方政府之间的土地争议与纠纷，司法机关应当有效发挥法律兜底保障的功能。可尝试建立征地纠纷协调裁决制度，或将有关地方政府烂占地乱征地的诉讼交由上级法院管辖4。 （三）组织赋权：增进农村集体组织的发展能力

我国农村长期处于涣散状态，分散性和原子化特征明显。而工业化、城市化冲击和进一步冲击着传统的农村组织结构。尽管我国农民人数众多，也普遍建立起群众性自治组织，但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能力的薄弱不可避免地导致在征地利益博弈格局中，处于征地谈判的弱势地位，缺乏与政府和企业相匹配的话语权。尽管依据《土地管理法》等规定，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公告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听取被征土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的意见，但事1 国务院法制办公室:《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实用版》，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 年 7月（第 4版）。2 罗必良:《分税制、财政压力与政府“土地财政”偏好》，《学术研究》， 2010 年 10 期，第 27-35页。 3 刘峰:《建立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及责任倒查机制》，《理论视野》，2015 年第 1 期，第 15-18页。4 贺日开:《我国征地补偿安置争议裁决机制构建研究》，《江海学刊》，2008 年第 2 期，第 137-1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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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上乡村精英操控往往主导土地的利益谈判，而能力贫困的弱势农民群体的诉求则很少被重视。1维护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必须具有强大的组织力量作为支撑。因此，迫切需要提升农民利益表达的组织化程度，增强参与征地谈判的能力。可以考虑组建失地农民的维权组织，该组织旨在借助职业法律人士、“三农”专家的专业技能为被征地农民提供维权的求助渠道。此外，农村集体组织与其成员之间的权责关系不明确也制约了被征地农民的权益实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享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农村土地资源配置的主要法律形式。但是在现有法制体系内，根据《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和《国土资源部关于加强征地管理工作通知》的规定，农村集体土地资源处分所获取的土地补偿费必须支付给享有被征收土地所有权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用于发展生产。由于现阶段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缺乏基本的利益分配与组织生产能力，集体成员在失去土地后难以恢复和开展新的生产活动。因此，需要改革农村集体组织的产权制度，激活农村集体集体经济，赋予集体成员更多的自主发展权。 （四）双轮驱动：实现城镇化与农民市民化的同步推进

虽然我国法律认定“小产权房”是违法违规的建设，但郊区农民为实现自主城镇化而作出的努力是不可否认的。2014 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探索走一条新的城镇化发展道路。而“新型城镇化”的核心问题是“人”和“地”的问题。这其中需要着重考虑以下问题：一是被征地农民的未来发展问题。被征地农民的利益补偿方式不仅要考虑眼前的经济损失，还要充分考虑失地农民身份转换后权能发展的需要。可考虑取消一次性货币补偿办法，根据距离远近、农户类型及农业生产的差异，因地制宜地采用不同征地补偿安置方式。或以原有宅基地兑换城市保障性住房，或在原宅基地周边按照规划统一建设住宅区。同时，地方政府应当给予失地农民公正的制度安排和市民待遇。失地农民为公益事业的建设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任何忽视和漏损都将遭到村民对征地的抵制，甚至是公然对抗政府，阻碍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发展。二是农民进城后农用地的保护问题。随着农民大量转换为城市户籍居民，农用地非农开发的规模逐步增大，耕地减少的步伐也会加快。尽管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备受争议，但在现阶段对于严格用地指标仍具有较强的现实性意义。因此，新型城镇化应当提高土地利用率，避免城市的无序扩张占用优质耕地。同时，地方政府要承担起入城农民宅基地的复垦和抛荒耕地的流转任务，切实守住 18 亿 亩耕地红线。三是失地农民市民化后的福利保障问题。由于地方政府分享了土地发展的收益，地方政府应按照一定的比例提存农用地非农开发的增值收益，填补进城农民（工）及家属的公共福利与社会保障资金。同时，要创新农村保障制度。建议在稳妥废除以土地为直接保障的农民需求供给体系的同时，借助城乡户籍制度改革的契机，逐步建立起”不依赖土地保障的、间接以土地资源利益为支撑的新型农村生存保障制度体系”2。

五 结 语毋庸置疑，以农村承包地、建设用地利用制度改革为核心的我国新一轮农村土地改革，

是现阶段推动新型城镇化和发展新兴工业的重要支撑。未来，我国用地非农使用与开发的规模将会不断扩大。当前我国土地制度的缺陷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滞后性，导致农村土地征收与非农开发过程中的社会稳定风险不断增加。特别是近年来，一些地方政府在“土地财政”的巨额利益诱惑下普遍存在违法违规征地行为，由此引发官民矛盾甚至是群体性冲突事件，已严重威胁着基层社会稳定和党的执政根基。因此，我国农村土地新一轮改革的关键在于加强顶层制度设计，对现行宪法确立的土地所有制和土地管理相关法律法规作出改革或改造，从而为失地农民的合法土地权益提供坚实的法理支撑和制度保障。同时，地1 霍有光,沈红梅:《利益博弈视域下农村征地冲突与化解路径》，《农村经济》，2015 年第 9 期，第 3-8页。 2 刘守英：《现行土地制度的五个不可持续》，载半月谈网，http://www.banyuetan.org/chcontent/jrt/20131012/81705.html，2016 年 5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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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政府既要秉公用权造福百姓，又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在治理农地非农开发的社会稳定风险中，始终坚持农村土地改革的“三条底线”，捍卫土地公有制地位，严守耕地红线，确保农民合法利益不受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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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侧改革视域下现代农业产业化联合体研究1

陈定洋 （中共安徽省委党校 管理学教研部； 安徽 合肥 230022）

摘要：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求创新农业产业化组织形式，现代农业产业化联合体是安徽探索农业产业化组织形式的新成果。农业产业链分工细化、农业技术进步及农产品市场格局转变是联合体产生的三大内在诱因，政策引导、制度规范保障和实践反思是联合体产生的良好制度环境。其运行机制是通过产业联接提升规模集聚效应、通过要素联接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通过利益联接让农民分享产业链收益，契合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标与要求。巢湖粮食产业化联合体实证分析表明，联合体实现粮食产业链各经营主体联接、品质契合消费者需要、增加农户收益和降低农业生产成本，且运行绩效良好。因此，要从培育各类经营主体、强化联接机制和建设政府服务平台等方面促进现代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发展，使之成为引领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载体与平台。关键词：供给侧改革；现代农业产业化联合体；产生机理；运行机制；实证分析

Study of Modern Agriculture Industrial Association in

Perspective of Reform of The Supply Side

CHEN Ding-yang ( Department of Management，Anhui Party School of CPC，Hefei 230022，China)

Abstract：The structural reform of agricultural side supply calls for the innovation of agriculture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modern agriculture industrial association in Anhui is the new achievements of exploration of agriculture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The refinement of division of labor of agriculture industrial chain, the progress of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and the changing patter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market are the three internal causes of consortium, policy guidance, system guarantee and practice reflection form a good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for consortium.Its operating mechanism is to improve scale agglomeration effect through industry connection, to guarantee the quality and safety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through elements connection, to enable farmers share profit in industrial chain through interests link. The empirical analysis of grain consortium in Chaohu indicates that the grain consortium makes the varieties and quality meet consumer needs, increase farmers’ income, and reduce the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cost, and it achieves good performance.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cultivate all kinds of main body of management, strengthen the connection mechanism and construct government services platform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agriculture industrialization association, and make it the important carrier and platform for leading reform of supply side.Keywords ： reform of the supply side, modern agriculture industrialization consortium, generation mechanism, operating mechanism, empirical analysis

1 “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 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互动协调机制研究 （13BJY120）。 作者简介：陈定洋（1968-），男，安徽宣城人，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农业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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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一）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求创新农业产业化组织形式

我国农业政策长期以来注重农产品自给率，强调数量增长，成绩显著1但政

策代价很明显。土壤肥力过度消耗、化肥农药滥用以及地下水资源严重超采，导

致生态环境恶化；同时，随着我国居民生活水平提升和对外贸易扩大，一方面

越来越多低端农产品滞销，另一方面出现农业增产、进口增加与库存增量的“三

量齐增”现象，财政不堪重负。这些现象表明片面追求增产的农业政策将难以持

续。在此背景下，2015 年 12月，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要求“真正形成结构合理、保障有力的农产品有效供给。”学习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可以看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目标是

“以提高农业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为目标，实现农产品供给数量充足”；要求

是“品种和质量契合消费者需要”、“减少化肥农药不合理使用、开展社会化服

务等，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农业效益和竞争力”、“让农民分享成果”等，可以

1 当前，我国粮食产量已“十二连增”，2015 年达 6.2亿多吨；“蔬菜占有量是全球人均水平的 3.5倍；水果消费量高出全球人均水平 20多公斤；人均禽蛋、肉类、水产品占有量基本接近美国。”---瞿长福.准确判断中国经济不能忽视农业指标[N]. 经济日报，201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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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为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基础上，实现经济、生态和社会效益的三者统一。因

此，《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要求“树立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构建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完善利益联

结机制为核心、以制度、技术和商业模式创新为动力的一二三产业交叉融合的现

代农业产业体系”。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的关键是创新现代农业产业化组织形

式，所以，《深化农村改革综合性实施方案》提出“构建以农户家庭经营为基础

合作与联合为纽带、社会化服务为支撑的立体式、复合型现代农业经营体系。”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指出“要充分发挥多种形式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在结构性改革

中的引领作用。”（二）现代农业产业化联合体是安徽探索农业产业化组织形式的新成果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产业化组织形式创新历程基于纵向和横向两个维

度。纵向上，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为加强农户与市场的链接机制，全国各地逐

步探索并先后形成了“公司+农户”、“公司+合作社+农户”、“公司+租赁农

场”等一系列农业产业化组织形式，实质是不断完善和优化产业链，降低各经

营主体之间的交易费用并提高整个产业链的资源配置效率。但这些组织形式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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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便车、契约不完善、侵害农民利益等各种问题，稳定性难以保证（周立群，

2001；何秀荣，2009；王亚飞，2013）。[1][2][3]横向上，出现专业大户、家庭

农场、农民专业合作联社和农工一体化企业集团，实质是适度扩大经营规模，发

挥要素规糢优势，从而提高规模收益，但也存在资金、技术、管理等瓶颈制约

（朱炜，2015）。[4]所以，当前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形式的创新更加注重各经

营主体之间要素的融合（蔡海龙，2013）。[5]以安徽为例，这一过程大致经历

了三个阶段：一、2007 年以前，以“公司+农户”为主要形式，以加强农户与

市场的链接为目标。二、2007-2012 年，农民专业合作社法颁布以来，以“公

司+合作社（协会）+农户（专业大户）”为主要形式，以提高农民的抗风险

能力为目标。三、2012 年以来，以“现代农业产业化联合体”为主要形式，目

标是建立以龙头企业为核心、专业合作社为纽带、家庭农场（专业大户）为基础

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紧密型联合体，既利用专业分工提高效率，又使

产业链各环节紧密联结。[6]因此，就内涵而言，现代农业产业化联合体是农业产

业链中从事生产、加工和服务的各经营主体，通过要素、产业和利益紧密链接，

以品牌建设为市场需求导向，一二三产业融合的新型农业经营组织联盟。[7]

346

二、现代农业产业化联合体产生机理 奥斯特罗姆等学者提出的制度“需求--供给”分析框架认为[8]，制度的选择

与创新取决于以下三大关键因素：技术变革、社会分工细化、市场变化。三大因

素诱发对新的制度安排需求，并与现有制度安排（供给）发生冲突，出现制度

供需非均衡，从而推动制度创新。同时，制度环境1决定了新制度安排的空间以

及制度边界，影响甚至决定着新的制度安排的绩效。（一）三大因素诱发联合体产生（行文中不产生疑义情况下简称联合体）1、农业生产链分工细化。分工细化增加了产业层次并延长了产业链条，也

使得农业生产者或经营者能够集中于较少的市场领域，如家庭农场（或专业大

户）专注农业生产，专业合作社提供优质农业服务，龙头企业侧重市场开发。分

工细化一方面带来劳动生产率提高和生产费用节约，实现规模报酬递增，另一

方面又引发交易费用的上升。[9]产业链分工越细，交易规模越大，交易频率和费

用越高，在市场波动时，损害交易弱势方利益将更加突出。如何消除推进农业产

业化与保护农民利益的“二律背反”现象，需要精巧设计交易协调机制。

1 “从广义上说，制度环境指组织生存于其中的社会的法律制度、文化观念和社会规范等因素，最主要的是社会的共享观念及规范因素，也就是支撑社会生活稳定化和秩序化的、被普遍接受的符号体系及其共同意义”---斯格特.组织理论[M].黄洋,等,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

347

2、农业技术变革。农业技术进步，如优良品种推广、机械化率提高以及测土

配方的运用，推动农业生产可能性曲线外移，同时互联网的发展使得信息搜寻

和传递的成本大大降低，使得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与家庭农场之间建立更为复

杂的制度安排有利可图，导致我国农业产业链发生着由分离走向整合、由纵向整

合走向混合整合的明显变化。[10]

3、农产品市场格局转变。农产品由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的急剧转变，在农

产品滞销背景下，打造农产品品牌效应，方能获得消费者认可，导致市场主体

从追求数量的平均利润转向提升质量的垄断利润。农业产业链上一二三产各经营

主体只有一致对外，通过协调机制，将外部市场内部化，即龙头企业与家庭农

场、龙头企业与合作社、合作社与家庭农场等之间的三个主体的外部市场交易行

为，内化为同一主体内的交易，以节约交易成本。因此，当前的农业生产链专业化分工和农业技术进步提高了劳动生产率，

而农产品由卖方市场转变为买方市场的市场格局，诱发了农业产业化组织制度

的创新需求。联合体的产生，本质上是生产链相关联的市场主体在专业化分工和

农业技术变革的基础上，为防范市场和自然风险，相互之间联结成为利益共同

348

体的过程。即：家庭农场（专业大户）、合作社期望与龙头企业的联合降低市场

风险，分享加工销售环节利润；龙头企业则期望与合作社、家庭农场（专业大

户）的结盟以获得稳定质量的原料供应，降低交易风险。家庭农场（专业大户）、

合作社还期望以土地、技术等要素参股龙头企业，以便享有一定的决策权与监督

权。三类主体的相互需求，促进了联合体的发展。[11]

（二）联合体产生需要一定的制度环境1、政策引导。本世纪以来，中央一直鼓励农业产业化发展，要求要把现代

产业组织方式引入农业，提升农业整体素质和竞争力。如 2001 年“十五规划”

鼓励“公司+农户”等组织形式，支持农产品加工、销售企业与农户形成利益共

享、风险共担的经营机制。2004 年以来，中央一号文件持续支持农业产业化经

营和龙头企业发展，特别是 2013 年提出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

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2016 年要求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

营体系，促进农业产加销紧密衔接、农村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中央关于农业改

革与发展的政策引导，为联合体产生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2、制度规范保障。土地制度是所有农业制度安排的核心。当前我国政府积极

349

推进农地制度“三权分置”与物权化，稳定明晰的产权为农地流转保障土地适

度规模化集中与产业化经营模式的创新提供了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制度保障

体系。同时，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农产品购销和价格体制，为农业产业链各环节

的市场主体之间通过契约关系实现纵向或横向联结、共同参与市场竞争提供了规

范。 3、实践反思。如前所述，我国农业产业化组织发展大都经历了“公司+农

户”、“公司+中介组织+农户”、“公司+合作社（协会）+农户”等模式。如

前所述，学者研究发现其组织存在契约不完全、机会主义倾向等问题。崔照忠等

认为，农业产业化萌芽期相适应“公司+农户”模式，农业产业化成长期相适

应“公司+合作社（协会）+农户”模式，而农业产业化成熟期则需要采用以

现代企业制度为基础、以股份相联接的农业产业化组织模式，如“企业+股份合

作社+农户”。[12]蔡海龙认为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形式的创新路径应注重各经营

主体之间要素的融合。[5]

总之，中央政策的引导、制度规范的保障以及实践反思为安徽探索“你中有

我，我中有你”的紧密型农业产业化联合体提供了良好的制度环境。联合体产生

350

机理如图 1：

三、现代农业产业化联合体运行机制作为产业、要素与利益的紧密联接联合体，运行机制充分发挥规模经营优势

契合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标与要求，实现经济、生态和社会效益。[13]

（一）产业联接：核心是提升规模集聚效应，“提高市场竞争力”，实现经济效益

联合体是以农业产业化链条上一二三产业各主体的内在联合，形成产业集

聚，达到量的集合到质的激变的集聚效应，从而提高农业供给体系效率。龙头企

业通过管理、技术、信息等手段，依托专业合作社，将家庭农场和专业大户组织

起来，进行产业链分工细化，优化要素配置，使产业链中生产、加工、储藏、流

制度环境· 政策引导·制度规范·实践反思

新组织特征· 产业紧密联接·要素紧密联接·利益紧密联接

现代农业产业化联合体

制度供给·分散式农村经济·粗放式生产经营·松散式产业联接

制度需求·农业产业链分工细化·农业技术变革·农产品市场格局转变

组织制度供需不均衡

制度创新

安徽探索成果 约

束

图 1 ：联合体产生机理

351

通等环节紧密联结成为一个完整的产业系统，从而降低内部交易成本与提升规

模收益，提高市场竞争力。同时，在品牌效应基础上，向市场展示联合体农产品

质量，表现为优质优价。（二）要素联接：核心是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品种和质量契合消费者需

要”，实现生态效益联合体以同一品牌为市场导向，但品牌建设需要土地、劳动、资本、管理、信

息、技术等多种生产要素的凝聚，才能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和契合消费者需要。

这需要联合体内三类主体一致行动和努力。联合体中三类主体的功能定位是：龙

头企业为核心，负责农产品品牌塑造，制定生产全程标准，严格投入品源头管

控，开展合作社和家庭农场（专业大户）技术、信息服务，提供技术培训等。家

庭农场（专业大户）为基础，承担土地流转和精耕细作等任务，按照生产标准

要求采用优良品种、使用化肥农药以及合格安全投入品；合作社为纽带，提供精

细化的专业服务，如耕种收管、疫病防控等。联合体依托龙头企业，打造农产品

品牌效应，收集市场信息，拓展市场潜力，保障产品质量安全和契合消费者需

要。（三）利益联接：核心是建立监督约束机制，“让农民分享成果”，实现社会

利益

352

作为紧密型利益共同体，联合体内各类主体之间签订生产（服务）合同

（协议）及相互融合形式，通过契约约束，健全风险共担、利益共享机制，让农

民分享产业链收益。生产服务环节，家庭农场（专业大户）、合作社按照龙头企

业协议要求进行规范化生产和精细化服务，龙头企业也将以适当方式，如高于

市场价收购、农资与服务价格优惠、利润返还等，降低家庭农场（专业大户）和

合作社生产成本和提高收益。机制联接环节，龙头企业凭借自身实力为家庭农场

（专业大户）、合作社提供信贷或者保险服务，或建立风险金，共同应对市场风

险；合作社、家庭农场（专业大户）可以参股龙头企业，分享加工销售利润，龙

头企业也可以入股合作社、家庭农场（专业大户），如为家庭农场（专业大户）

投资建设农业基础设施、提供生产设备等。如图 2：

实现组织目标

专业合作社

专业大户家庭农场龙头企业 组织

内在联接

产业联接 :提升规模集聚效应

要素联接 :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

利益联接 : 农民分享产业链收益

经济效益

生态效益

社会效益

图 2 ：联合体运行机制

353

四、现代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实证分析 这里以巢湖粮食产业化联合体作个案分析。[14]

（一）产业联接：实现粮食产业链各经营主体联接巢湖粮食产业化联合体的“核心”是巢湖光明槐祥工贸集团有限公司，成

立于 1997 年，主导产业为良种培育推广、粮食加工及经营以及农产品农用物资

的物流配送（联合体成立后），拥有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中国驰名商

标拥有企业、全国放心粮油加工示范企业等称号。 2006 年，农民专业合作社法

颁布，光明槐祥工贸集团为保证原料质量与数量，先后领办成立了 5 个农民专

业合作社（协会）。2013 年，在国家政策和制度规范引导下，安徽土地流转快

速推进，家庭农场开始涌现，集团联合巢湖有机硒稻米合作社、鑫宇良种合作社

金源农机合作社、巢湖粮食协会及 25 个家庭农场和 11 个种粮大户，成立巢湖

粮食产业化联合体。联合体内各经营主体之间功能定位明确，以光明槐祥工贸集

团为核心，各类专业合作社为纽带，诸多家庭农场（专业大户）为基础，共同

做大做强优质粮食产业，以实现利益共享共赢。（二）要素联接：保障粮食品质契合消费者需要

354

巢湖粮食产业化联合体积极开展管理、技术、信息等要素联接。为提高联合

体产品质量，实行选种—选区—种植—加工—销售全流程监管，特别是高度重

视选种环节，由光明槐祥工贸公司统一供种。如水稻生产，每年公司引进 10多

种新品种，进行对比实验，然后统一供应家庭农场、专业大户经实验和示范取得

成功的品种，保持品种统一与播种期一致，为联合体的产品质量稳定奠定了基

础，尤其是联合体与中国科技大学合作推广的有机硒大米，做到了单收、单储、

单加工、单销售。在生产过程中为提升质量安全，光明槐祥工贸公司按照每人负

责 1万亩的标准选派技术人员进行驻点指导，与当地农委、基地乡镇农村经济

服务中心合作培训家庭农场主、专业大户及基地农民、发布肥水管理与病虫防治

情报、通过测土配方向合作社、家庭农场推荐生态化肥与低毒农药，积极配合当

地政府农业执法大队加强化肥农药的市场监管等。诸多生产标准化措施，保证了

联合体在配方施肥、病虫害防控等关键技术环节实施精细管理，提升了水稻小麦

等农产品质量安全，公司原料质量大大提高，为最终产品质量提供安全保证。联

合体创立以来，公司又有 12 个品种通过“三证一品”认证，“槐祥大米”被

中国粮食行业协会授予“放心米”称号；“槐祥”商标和“春友”商标分别被

355

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和安徽著名商标，特别是有机硒大米深受广大消费者青睐。 （三）利益联接：增加农户收益与降低农业生产成本 每年年初，光明槐祥工贸集团根据上年销售情况及市场上收集的产品需求信

息，结合公司发展规划与基地实际情况，拟定该年度生产计划，与合作社、基地

家庭农场签订合同，明确品种、面积、质量、社会化服务、生产资料供应、价格等

内容，促进基地内实行统一品种、服务与管理，保证了原料品质。同时，稳定了

合作社的服务面积、服务对象和连片作业环境，规模经营使合作社经营收入更有

保障。为解决家庭农场（专业大户）的生产资金之困，光明槐祥工贸集团为每户

家庭农场（专业大户）提供 30--50万元的信贷担保。同时，公司共享仓储等设

备，上门收购家庭农场（专业大户）农产品，减少其储存、运输环节费用，并按

高于普通市场价 5-8元／百市斤收购，基地家庭农场（专业大户）每亩可增收

100元左右。根据巢湖粮食产业化联合体的研究资料显示，巢湖市 2013 年粳

稻生产成本是 814.5元/每亩（包括种子 36.5元、化肥农药 143元、灌溉机械

作业 192元 、人工 443元），联合体内 25家家庭农场的粳稻生产成本仅仅为

531元/每亩（2014 年 600元/每亩，主要是秸秆禁烧因素引发人工费上升），

356

生产成本明显下降。（四）运行绩效：进入良性运行阶段安徽省农委根据现代农业产业化联合体特点，应用层次分析法和模糊综合

评判法（AHP），从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三视角，构建了联合体运营效益评

价指标体系（表 1）、确定指标体系权重（表 2）以及通过指标数据标准化处理

建立绩效评价分析框架（公式 1）。[15]

表 1 联合体运行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目标层 准则层 具体指标 符号与单位现代农业产业化联合体运

经济效益每亩收益（+） C1（元/亩年）龙头企业净利润（+） C2（万元）专业合作社年均收入（+） C3（万元）家庭农场年均收入（+） C4（万元）专业大户年均收入（+） C5（万元）农户生产费用（-） C6 (元/亩)

生态效益三品认证个数（+） C7 (个)有机肥使用率（+） C8 (%)有效灌溉率（+） C9 (%)农药使用量（-） C10(吨)产值能耗（-） C11 (KW/元)

社会效益农民人均年收入（+） C12 (元)土地流转面积（+） C13 (亩)职业农民（+） C14 (人)机械化率（+） C15 (%)

357

行绩效

表 2 联合体运行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权重指标 C1 C2 C3 C4 C5 C6 C7 C8 C9 C10 C11 C12 C13 C14 C15

权重 0.1822

0.1232

0.0590

0.0974

0.0974

0.0388

0.0173

0.0684

0.0491

0.0153

0.0263

0.0786

0.0559

0.0387

0.0341

公式 1 联合体绩效评价分析框架 S= +σ

借助联合体运行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表 1、表 2）及框架（公式 1），依据

对巢湖粮食产业化联合体的调研资料，运算出 2004-2015 年从光明槐祥工贸

集团到巢湖粮食产业化联合体的运行绩效指数。如表 4：年份 200

4

200

5

200

6

200

7

200

8

200

9

201

0

201

1

201

2

201

3

201

4

2015

指数 0.511

2

0.503

2

0.699

0

0.757

6

0.850

1

0.851

5

0.852

4

0.860

0

0.870

4

0.913

7

1.245

0

1.2600

如表 4 显示，从光明槐祥工贸集团到巢湖粮食产业化联合体运行绩效指数

S：联合体运行绩效评价指数； N：指标数； Ui:评价指标权重； Yi:评价指标标准化后的数值； σ:随机干扰项。

358

呈现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 2004-2005 年，光明槐祥工贸集团运行绩效指

数低位运行，当时机械化程度普遍偏低，公司直接面对农户生产经营，产品质

量难以保证，其运营效益指数甚至出现下降，发展遭遇严重瓶颈。第二阶段是

2006—2013 年，光明槐祥工贸集团牵头开始领办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社，着力

提高农户经营的组织化水平，实行农业产业化运行，2006 年运行绩效指数迅

速提升，2006 年比 2005 年提高 0.1958，增长率达 39%。2006-2008 年间

绩效指数稳健增长，但随后到 2013 年绩效指数增长缓慢，而且绩效指数没有

达到 1，表明该农业产业化组织有待进一步提升空间。第三阶段是 2013 年巢湖

粮食产业化联合体成立以来，特别是 2014 年联合体基本架构趋于稳定，各经

营主体分工协作功能明确，绩效指数显著提升达到 1.245，表明巢湖粮食产业

化联合体进入了良性运行阶段。 五、结论和政策建议现代农业产业化联合体是农业产业延伸的一、二、三产业各类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基于市场反馈而相互紧密联结、完成从量的集合到质的激变的一种新型农业

经营组织形式，从整体上提升了农业竞争力，保障了农产品质量安全，促进了

359

农民增收，契合了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标与要求。因此，积极培育现代农

业产业化联合体，1使之成为引领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载体与平台。（一）大力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联合体的培育是以各类农业规模经营主体的壮大为基础。当前，龙头企业存

在实力弱、科技含量低等问题，无法发挥带动能力和核心作用；合作社存在运作

不规范、“休眠”等现象，纽带作用不明显；家庭农场（专业大户）生存艰难，

基础作用难以体现。因此，必须建立健全相关政策体系，加快培育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这需要健全土地流转体制机制，引导传统农户将农地流转或托管与家庭农

场和专业大户，降低农地流转交易成本，保障龙头企业发展所需的建设用地；

深化农村金融体制改革解决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整合

涉农资金项目向联合体倾斜，创新财政支持政策保障联合体在农业保险、基础设

施建设等方面的政策性支持力度；加快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等。[16]通过这些政策

措施，培育一批以创新发展为己任的龙头企业群体、以管理规范化为特征的农民

合作社示范社和善经营懂管理的新型职业农民队伍，为联合体发展奠定坚实基

础。12015 年，安徽省政府作出《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培育现代农业产业化联合体的指导意见》（皖政办[2015]44号）。

360

（二）强化联合体联接机制作为产业、要素与利益的紧密联接联合体，重点是土地、资金、人才、技术与

信息等要素联接，关键是促进品牌建设，核心是实现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因此

在要素联接上，努力推进家庭农场（专业大户）联合组建农民合作社，以土地

承包经营权入股等形式向龙头企业参股，保障龙头企业原料基地；鼓励龙头企

业发挥资金优势为合作社、家庭农场（专业大户）提供金融担保等服务；积极开

展联合体内各经营主体间人才、技术与信息交流合作，保障配方施肥、病虫害统

防统治等技术运用流畅，引导联合体互联网建设，对产销过程精细化管理，发

展电子商务和开拓联合体农产品销售渠道。在品牌建设上，提升联合体内各经营

主体的农产品质量意识和品牌共享共建机制，严格标准化生产与投入品源头管

控，确保产品质量安全；引导联合体积极申报“三品一标”认证，拓展农产品

品牌影响力。在建设利益风险共享共担机制上，鼓励龙头企业采取采取“保底收

益＋按股分红”等方式，让合作社与家庭农场共享联合体发展成果；鼓励联合

体建立风险基金，提高联合体抗风险能力；[16]强化联合体内各经营主体的诚信

合作机制，降低违约风险，做到权利与义务的统一。（三）建设政府服务平台

361

联合体的健康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扶持。各地政府要把联合体培育发展纳入农

业农村工作的重要内容，在加强组织领导、健全考核机制的同时，搭建人才、融

资、信息、法律和宣传等政府服务平台。首先，搭建人才平台，推动农业、科技等

部门以及农业科研院所与联合体共建研发、实训基地，鼓励相关专家、技术人员

与联合体开展“院企共建”。其次，搭建融资平台，以建立融资合作长效机制为

突破口，推动金融机构统一核定、打包授信、逐年增加对联合体内各类经营主体

的授信额度。再次，搭建信息平台，打造覆盖联合体所在区域的综合信息服务平

台，为联合体内各类经营主体提供政策、技术、产品、金融保险等相关信息服务。

第四，搭建法律平台，巩固和完善“合同帮农”机制，为联合体提供法律咨询、

合同示范文本、纠纷调处等服务。[16]最后，搭建宣传平台，开展联合体相关政策

和典型案例宣传，总结经验教训，努力营造联合体持续健康发展的良好氛围。

参考文献：[1]周立群、曹利群.农村经济组织形态的演变与创新[J].经济研究,2001(1):69-75.[2]何秀荣.公司农场:中国农业微观组织的未来选择[J].中国农村经济,2009(11):4-16.[3]王亚飞,唐爽.我国农业产业化进程中龙头企业与农户的博弈分析与改进—兼论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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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报,2015(5):91-99.[5]蔡海龙.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形式及其创新路径[J].中国农村经济，2013(11):4-

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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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5）:108-112.[16]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落实发展新理念加快农业现代化实现全面小康目标的若干意

见（2016 年中央一号文件）[N].人民日报，2016-01-27.http://www.jiathis.com/share

363

专题六：农村公共服务建设研究

364

村医职业认同感调查研究

——基于对 102位村医的调查陈爱如

（安徽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2）[摘要] 目的：调查 102位村医的职业认同感及其影响因素情况。方法：单因素方差分

析以及独立样本 T检验等。结果：村医职业认同总体情况较高，但职业能力与职业价值认同度偏低；男村医在职业动力上明显高于女村医；40-49岁村医的职业价值、职业动力明显低于 50-59岁的村医；工龄为 21-30 年的村医职业动力较弱；学历与职业价值呈负相关关系；持乡村医师职业资格证的村医有较高的职业动力；工资满意度与职业价值、职业动力、职业情感方面呈正相关关系。建议：引导参加养老保险制度；加大资金投入；重视人才引进及在职培训；制定村医资格证考评办法；加强健康知识宣传。

[关键词] 村医；职业认同感；提升Investigation on professional identity of village doctors——based on the research of 102

village doctors/ Chen Ai-ru , Wang Jue-jin. //The Chinese Health Service Management.Abstract Objective The investigation aims at making a survey of village doctors’

professional identity and its influence factors. Methods One-way analysis of variance(ANOVA); One-sample T Test. Results In general, the level of village doctors’ professional identity is relatively high. However, the degree of identity about both professional capacity and value is lower. The professional motivation of male village doctors is obviously higher than that of female ones. The professional value and motivation of village doctors who belong to the period of 40 to 49 are apparently lower than those of 50 to 59 people. The village doctors with 21 to 30 working years have inferior professional power. Educational background and professional value show a negative correlation relationship. The village doctors who hold professional qualification certificate have higher professional power. Income satisfaction correlates positively with professional value, motivation and emotion. Advices Lead individuals to engage in endowment insurance system; increase the capital investment;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talent introduction and in-service training; draft evaluation rules about certificate of village doctors; reinforce the publicity about health knowledge.

Author’s address College of History and Society,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P. R. China.

Key words village doctor；professional identity；promote.

2014 年村卫生室诊疗量达 19.9亿人次，占全国各医疗机构诊疗人次数的 26.18%。同时，村卫生室还承担着 40%左右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任务。截止到 2014 年底，全国共有 64.5万个村卫生室，146万名乡村医生（在村卫生室工作的人员）。[1]中共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要项目基金：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规划项目：安徽养老机构发展模式研究——基于需求与供给视角（AHSK11-12D130）；安徽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安徽省老年人精神健康与社会养老服务体系研究（SK2014ZD032）作者简介：陈爱如（1979-），男，安徽来安人，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博士生，研究方向：农村社会学，e-mail:car9900@126.com。

365

不断健全农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网络。村卫生室属于医疗卫生服务网的“网底”，乡村医生是该层核心的人力资源，负责提供基本卫生保健和医疗服务给广大村民。乡村医生的整体素质水平对于提高村民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公平性、可及性具有重要意义。为了稳定和优化乡村医生队伍，全面提升村级医疗卫生服务水平，2015 年 3月国务院办公厅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乡村医生队伍建设的实施意见》（国办发〔2015〕13号），该意见提出“乡村医生队伍仍是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薄弱环节，难以适应农村居民日益增长的医疗卫生服务需求。”

从心理学角度上看，职业认同感是指个体对于所从事职业的目标、社会价值及其他因素的看法，与社会对该职业的评价及期望的一致。[2]Rolf Van Dick 考察了社会认同的认知、评价、情感和行为维度与工作满意度、变动意向和工作卷入程度的关系。[3]进一步研究表明，职业认同感与个人对于职业的投入有很强的相关性，直接影响个体的职业能力水平。加强和发展村医队伍首先要提高村医对于职业的认同感，只有具有了较高的内在职业认同感，才能在实现自我的价值中充满激情和向上的职业动力，从而促进村医队伍的发展。[4]本文将村医的职业认同感从自我角度操作化为职业情感认同、职业价值认同、职业能力认同、职业目标期望认同四个维度。1 资料与方法1.1 研究对象为了深入了解安徽省村医队伍基本情况，课题组于 2015 年 3月-7月对安徽省芜湖市、

阜阳市、合肥市、安庆市 23 个镇 80 个村卫生室的 110位村医及其相关工作人员进行了专题调查，其中有效问卷 102份，有效回收率为 92.7%。1.2 研究方法通过问卷调查和结构式访谈法，收集安徽省村医队伍基本情况的数据，使用 spss22.0 进

行描述统计、独样本 T检验、因子分析等统计分析。1.3 研究假设假设性别、年龄、学历、工作年限、获得医师资格、工资满意度等变量对村医职业认同及

各维度有影响且存在差异性。

2 结果分析2.1 村医的基本情况被调查的 102名中村医中，男性人数较多，占总人数的 78.4%；村医年龄集中在 40

岁以上，30岁以下仅有 6人，60岁以上有 22.55%，村医队伍老龄化严重；从事村医工作 10 年以下的有 9人，占 9.2%，从事村医工作 20 年以上的有 71人，占总人数的69.61%，反映村医职业具有较高的稳定性； 持有执业医师资格证和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证的仅有 36.27，而有 50.98%的村医持有地方性的乡村医师职业资格证，村医整体职业水平不高。（详见表 1）

表 1 基本情况变量 指标 人数 百分比（%）性别 男 80 78.40

女 22 21.60

年龄 39岁及以下 24 23.53

40-49岁 32 31.37

366

50-59岁 23 22.55

60岁及以上 23 22.55

工龄20 年及以下 31 30.39

21-30 年 35 34.31

31-40 年 19 18.63

41 年及以上 17 16.67

学历初中及以下 22 21.57

高中 5 4.90

中专 67 65.67

本科 8 7.84

职业资格证

没有任何资格证 4 3.92

执业医师资格证 15 14.71

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证 22 21.57

乡村医师执业资格证 52 50.98

其他资格证 9 8.82

2.2 村医职业认同的多维度分析2.2.1 村医职业认同的总体及各因素的情况分析列出各变量在因子抽取过程中的方差变化。 Extraction 所列出的数据最小值为 0.525，

最大值为 0.822，平均值为 0.721，大于 0.5，所以适合做因子分析的抽取。（详见表 2）表 2 村医职业认同的公因子方差

变量或选项 初始 提取十分胜任村医 1 0.822

十分关心村民的健康 1 0.761

村医工作对村民十分重要 1 0.795

对所从事的职业十分满意 1 0.779

村医很有发展前途 1 0.588

村医我无法实现自己的价值 1 0.785

希望自己成为一个出色的村医 1 0.712

对自己的职业有荣誉感 1 0.745

与同事保持良好的关系 1 0.730

努力获得晋升机会 1 0.694

村医是一个受人尊敬的职业 1 0.525

提取方法：主成分析法经项目分析与探索性因素分析，对李克特量表进行总方差解释，分为四个因子，累计

百分比已经达到了 72.145%。（详见表 3）表 3 解释的总方差

成份 初始特征值 提取平方和载入 旋转平方和载入

367

合计 方差% 累积% 合计 方差% 累积% 合计 方差% 累积%

1 4.2 38.182 38.182 4.2 38.182 38.182 3.398 30.888 30.888

2 1.438 13.076 51.258 1.438 13.076 51.258 1.704 15.495 46.383

3 1.186 10.786 62.043 1.186 10.786 62.043 1.628 14.8 61.183

4 1.111 10.102 72.145 1.111 10.102 72.145 1.206 10.962 72.145

提取方法：主成分析法采用方差最大正交旋转法，选择方差最大旋转，为正交矩阵旋转因子分析法。根据其

载荷的比较。将因子 1命名为职业动力认同，将因子 2命名为职业价值认同，将因子 3命名为职业情感认同，将因子 4命名为职业能力认同。总体职业认同的平均值为 3.53，标准差为 0.56，其中村医的职业动力得分最高，为

4.12，职业能力和职业价值得分最低。表明在最高分为 5分的计分标准下，总体上村医的职业认同的度较高；村医在职业中取得成功的期望和不离开该职业的意志较强；比较喜欢自己的工作，在工作中情绪比较好。[5]但是，村医对自己可以胜任工作的认同度相对较弱；认为自己的职业对社会、村民们的健康意义不大。（详见表 4）

表 4 总体情况各因子因素 总体

项目 职业能力 职业情感 职业价值 职业动力 职业认同M 3.09 3.83 3.09 4.12 3.53

SD 0.76 1.04 0.99 0.84 0.56

2.2.2 村医职业认同的性别差异分析对村医的职业认同进行性别上的独立样本 T检验，性别不同的村医在职业认同总体上

的差异并不显著（p＞0.05）。但在总体职业认同上，男村医的职业认同略高于女村医。在职业认同中的因子因素中，不同性别的村医在职业动力上差异明显。[6]在职业情感、职业能力、职业价值认同上差异不显著。（详见表 5）

表 5 村医职业认同的性别差异分析项目 性别 M SD F Sig.

职业能力认同 男 3.07 0.81 3.3 0.07

女 3.15 0.51

职业情感认同 男 3.92 1.01 0.07 0.78

女 3.47 1.06

职业价值认同 男 3.09 1.05 3.84 0.053

女 3.09 0.76

职业动力认同 男 4.24 0.69 6.22 0.014*

女 3.68 1.14

总体职业认同 男 3.6 0.54 0.048 0.827

女 3.41 0.61

注：*表示在 0.05的水平上差异显著2.2.3 村医职业认同的年龄差异分析对不同年龄阶段上的村医进行职业认同的独立样本 T检验，不同年龄阶段的村医在职

业认同总体上并无明显差异（p＞0.05）。但在总体职业认同上，50-59岁的村医职业认同感较低。在职业认同的因子因素中，不同年龄的的村医，职业价值和职业动力存在显著差异

368

[7]其中 40-49岁的村医职业价值感比较低，而 50-59岁的村医职业价值感比较高；同样的40-49岁的村医职业动力比较低，而 50-59岁的村医在职业动力上认同感比较高。（详见表6）

表 6 村医职业认同的年龄差异分析项目 39岁及以下 40-49岁 50-59岁 60岁及以上 F Sig.

职业能力认同

M 3 3.1 2.94 3.19 1.62 0.2

SD 0.76 0.69 0.85 0.77

职业情感认同

M 3.72 3.71 4.08 4.02 0.27 0.6

SD 0.96 1.15 0.92 1.04

职业价值认同

M 3.21 2.82 3.47 3.13 4.61 0.03*

SD 0.78 0.92 0.99 1.26

职业动力认同

M 3.94 3.9 4.5 4.35 6.85 0.01*

SD 0.89 1.05 0.49 0.55

总体职业认同

M 3.48 0.59 2.94 3.67 0.049 0.825

SD 3.47 0.54 0.58 0.52

注：*表示在 0.05的水平上差异显著2.2.4 村医职业认同的工龄差异分析 对不同工龄的村医进行职业认同的独立样本 T检验，不同工龄的村医在总体职业认同

上差异显著。在职业认同的因子因素中，不同工龄的村医职业动力差异显著，工龄为 21-30 年的村医职业动力较弱。（详见表 7）

表 7 村医职业认同的工龄差异分析

项目 20 年及以下 21-30 年 31-40 年 41 年及以上 F Sig.

职业能力认同

M 3.2 3.1 2.94 2.96 1.47 0.22

SD 0.58 0.81 0.88 0.92

职业情感认同

M 3.8 3.68 4.17 3.75 0.06 0.59

SD 1.04 1.01 0.7 1.43

职业价值认同

M 3.07 2.88 3.41 3.17 2.54 0.11

SD 0.76 1.08 1.01 1.29

职业动力认同

M 3.98 3.94 4.5 4.44 4.5 0.03*

SD 0.84 0.99 0.44 0.55

总体职业认同

M 3.57 3.44 3.75 3.58 0.33 0.04*

SD 0.46 0.65 0.37 0.67

注：*表示在 0.05的水平上差异显著2.2.5 村医职业认同的学历差异分析对不同学历的村医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研究发现村医的职业认同并无明显差异。但

村医职业认同各因素中，职业价值认同有着显著差异，进一步分析发现，学历越高，村医职业价值认同越低，反之学历越低，职业价值认同度越高。另外，在职业动力和职业情感职业能力认同方面差异并不显著。（详见表 8）

表 8 村医职业认同的学历单因素方差分析

369

平方和 df 均方 F Sig.

职业动力组间 3.335 6 0.556 0.885 .509

组内 57.792 92 0.628

总数 61.127 98

职业价值组间 11.972 6 1.995 2.22 .038*

组内 81.804 91 0.899

总数 93.776 97

职业情感组间 6.279 6 1.047 0.959 .457

组内 100.347 92 1.091

总数 106.626 98

职业能力组间 2.608 6 0.435 0.754 .608

组内 50.719 88 0.576

总数 53.326 94

职业认同组间 1.341 6 0.224 0.79 .58

组内 24.616 87 0.283

总数 25.957 93

注：*表示在 0.05的水平上差异显著2.2.6 村医职业认同的资格证持有差异分析对不同资格证持有的村医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研究发现不同资格证持有的村医总体

职业认同差异并不显著。[8]但是具有乡村医师职业资格证的村医在职业动力方面较高；具有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证的村医在职业价值方面较高（详见表 9、10）。

表 9 具有乡村医师职业资格证的村医职业动力单因素方差分析平方和 df 均方 F Sig.

职业动力 组间 3.058 1 3.058 4.452 0.037*

组内 68.003 99 0.678

总数 70.061 100

注：*表示在 0.05的水平上差异显著表 10 具有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证的村医职业价值单因素方差分析

平方和 df 均方 F Sig.

职业价值 组间 6.81 1 6.81 7.267 0.008*

组内 91.838 98 0.937

总数 98.647 99

注：*表示在 0.05的水平上差异显著2.2.7 村医职业认同的工资满意度差异分析对村医的职业认同程度进行工资的满意度的单因素方差分析，从表 11 可知，不同的

工资满意度在职业认同总体中并不存在显著差异，但在职业动力、职业价值、职业情感上存在显著差异，对于工资满意度较高的村医在这三个维度方面表现出较高的认同度。

370

表 11 村医职业认同的工资满意度单因素方差分析平方和 df 均方 F Sig.

职业动力组间 7.208 4 1.802 2.727 .034*

组内 64.085 97 0.661

总数 71.293 101

职业价值组间 12.111 4 3.028 3.312 .014*

组内 87.746 96 0.914

总数 99.856 100

职业情感组间 11.869 4 2.967 2.956 .024*

组内 97.379 97 1.004

总数 109.248 101

职业能力组间 4.721 4 1.18 2.113 0.085

组内 51.953 93 0.559

总数 56.673 97

职业总体组间 2.725 4 0.681 2.311 0.064

组内 27.12 92 0.295

总数 29.845 96

注：*表示在 0.05的水平上差异显著2.3 调查结论安徽省村医职业认同总体情况较高，但职业能力与职业价值认同度偏低。不同性别的

村医在总体职业认同差异并不显著，但男村医在职业动力上明显高于女村医。村医在职业认同总体上无明显年龄差异，但 40-49岁的村医在职业价值、职业动力方面明显低于 50-59岁的村医。村医在总体职业认同上有明显工龄差异，工龄为 21-30 年的村医职业动力较弱。村医在总体职业认同上无明显学历差异，但学历与职业价值呈负相关关系。不同资格证持有的村医在总体职业认同上差异不显著，但具有乡村医师职业资格证的村医在职业动力方面和具有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证的村医在职业价值方面有显著差异。村医的工资满意度在总体职业认同上并无显著差异，但在职业价值、职业动力、职业情感方面有显著差异。3 村医职业认同的负面影响因素分析村医工作对农村基本医疗卫生建设十分重要，特别是近年来，对于大量留守儿童和留

守老人这些弱势群体来说，村卫生室的卫生保健功能尤为重要。[9]研究发现，当前影响村医职业认同的原因主要有工作压力大、工资水平低、社会保障待遇差、晋升空间小、社会地位普遍不高等。3.1 村医让子女从事村医工作的意愿及原因调查调查发现，有 87.25%的村医不愿意让自己的子女从事村医工作，主要原因是村医的工

资比较低、村医的工作压力比较大，此外诸如体现不出人生价值，有风险等（详见表12、13）。[10]

表 12 村医让自己的子女从事村医工作的意愿项目 人数 百分比

371

愿意让子女从事村医工作 13 12.75

不愿意让子女从事村医工作 89 87.25

表 13 村医不愿让子女从事村医的原因（多选）原因 人数 百分比

子女有更好的工作机会 12 13.48

社会保障待遇差 12 13.48

村医工资水平比较低 52 58.43

村医工作压力大 64 71.91

其他 17 19.10

3.2 村医转行的意愿及原因调查调查发现，大部分的村医在自己从业生涯有过转行的想法，而转行的主要原因是村医

的工资比较低、村医的工作压力大，还有小部分的原因是社会地位比较低（详见表 14、15）。[11]

表 14 村医转行的意愿项目 人数 百分比

有过转行的想法 59 57.84

没有过转行的想法 43 42.16

表 15 村医转行原因（多选）原因 人数 百分比

工资水平比较低 49 83.05

社会认同度低 15 25.42

社会地位低 22 37.29

工作压力大 43 72.88

晋升空间小 10 16.95

其他 18 30.51

4 提升村医职业认同的主要路径4.1 引导参加养老保险，解除村医后顾之忧。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推行，使村医有了基本的医疗保险。但是目前绝大多数的乡

村医生还是依靠传统的家庭养老。被调查的 102位村医中，有 45.10%的村医年龄在 50岁以上，22.55%的村医年龄在 60岁以上，62.1%的村医没有养老保险。村医的年龄普遍偏大，但大部分村医都没有养老保险。[12]要积极支持和引导他们参加职工或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要采取补助等形式，进一步提高村医的养老待遇水平。4.2 加大资金投入，提高村医待遇水平，

372

“新医改”颁布实施后，随着基本药物制度的实施，药物零差率的开展，村医的收入主要为公共卫生补贴和其他补贴。尽管近年来，国家不断加大对村医的补贴力度，但是，大部分村医收入过低，对收入不满意。[13]所以卫生部门要增强工资发放的透明度，逐步提高村医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特别要尊重女性村医，从而提高女性村医的职业动力。4.3 重视人才引进及在职培训，提升村医队伍活力。被调查的 102位村医中，22.55%的村医已经达到退休年龄（男女都按照 60岁计算）。某

乡镇目前共有 14位村医，其中有 7位村医已经到了退休年龄，但是由于没有新的村医来应聘，7 个村医都是返聘的。村医队伍“老化”现象严重，高龄村医的职业能力较弱已经无法完全满足工作需要，亟待新鲜血液注入进来。一方面应该加强在职能力培训，逐步提高村医的职业能力；另一方面应当转变医学院学生的就业观念，做好政策配套，积极引导他们到乡镇工作。4.4 制定村医资格证考评办法，明确职业上升渠道。

目前村医持有医师执业资格证和医师资格证的比例较低，卫生主管部门应该从村医群体的特殊性出发，规范当前地方性的乡村医师执业资格证，制定适宜的专项农村医师资格证考评办法及其职称评定办法。进一步明确村医职业的上升渠道，让有学历有能力的年轻村医能够顺畅的实现职业向上流动，从而提高年轻村医的职业动力和职业价值。[14]

4.5 加强健康知识宣传，提高村民对村医工作认同度。卫生部门要通过各种生动的形式，如讲座、宣传海报、免费诊疗等，加强向村民普及健

康知识，提高村民对于定期体检、建立健康档案等事项的认识，逐步让村民更加配合村医工作。这样一方面让村医获得更有价值的基本公共卫生信息，从而提高服务效果；另一方面提高了村民对村医工作的认同度，从而提高村医的职业价值认同。[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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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4

中年人养老方式的选择意愿研究——以芜湖市 135位中年人为例

张倩倩1，社会学院摘 要：养老问题的解决关系着整个社会的稳定与发展，中年人养老方式的选择意愿更是预示着养老问题的发展趋势。本文以中年人为切入点，以理性选择理论为参照，研究中年人对未来不同养老方式的认知、需求及选择倾向等。调查发现中年人在不同情况下有不同的选择意愿，对比发现也是中年人与父代对比下的理性选择结果，在其推动下，未来养老方向呈现出医疗卫生与养老服务相结合、 精神赡养的多方联动 、养老服务人才培养的重视等四大发展趋势。关键词：中年人；养老方式；选择意愿

The Desire of the Middle-Age Persons’ Choice about the Way of Old-Age Care under the date of 135 Middle-Age Persons in Wuhu

Zhang Qianqian， School of SocietyAbstract:The solution of the old-age care problems is related to the stable development of the whole society, while the desire of the middle-age persons’ choice about the way of old-age care even indicates the tendency of the old-age care problems. This report which treats the middle-age persons as the entry point, searches for the cognition, the demands and the desire of their choice about the different ways of old-age care in the future under the consult of the Rational Choice Theory. The investigator finds they will have the different desires of their choice under the different situation. It’s their rational choice compared with their Parents’. With it, the way of old-age care presents a certain four tendencies which contains a combination of the medical and the old-age care, the spiritual supports of cooperation, the importance of the endowment service personnel’s training and so on.Keyword: Middle-Age Persons；Way of Old-Age Care；Desire of Choice

一、引言（一）研究背景 中国人口老龄化程度日益加重，即将步入深度老龄化社会，养老问题成为政府民生工作的关注点。《中国老龄事 业发展“十二五”规划》中提出，全国 60岁以上老年人从 2011年的 1.78亿增加到 2015 年的 2.21亿，老年人口比重将由 13.3%增加到 16%，养老问题不容小觑。老龄化速度快、老年人口基数大、地区差异这些较为明显特征都表示中国的养老负担十分沉重[1]。 未来 20 年，我国人口老龄化日益加重，到 2030 年全国老年人口规模将会翻一番[2]。而达到这一老年人口高峰期的人口则是中年人，其对于养老方式选择意愿，正是用社会学的角度考察中年人对未来养老方式的选择状况及需求。研究中年人养老方式的选择意愿，也是对未来老龄化顶峰期整体养老状况和问题的了解。这对预测今后养老问题的发展趋势有重要的意义，也为具体养老问题的改进工作提供一些实质性的建议。在中年人选择养老方式的行动中，提前做好预测最终推动整个社会养老问题的解决，即科尔曼所讲的“通过个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行动自动地导向社会利益的最大化或社会最优状态”[3]。1 张倩倩，上海大学社会学院研究生。

375

（二）文献综述与创新1、文献综述纵观近年来有关养老问题的研究,大多以老年人为研究对象,进行横向研究。虽然已有文

献关于“养老方式选择”与“养老意愿”的研究成果颇多，但是以“中年人”为主体专门探讨“养老方式的选择意愿”几乎没有。当前学术界以中年人为研究对象的目前仅限于中年养老消费和中年人的养老准备两个大方面，没有进行深层次的探究。本文以中年人行动意愿为出发点，直接研究中年人养老方式的选择意愿，更是缺少国内外直接的借鉴。但是面临老年人口比重最多时期的人群并非当前的老年人,而是在 2015-2035 后步入

老年行列的中年人，即目前 40岁到 60岁人。社会处于转型期，中年人的观念在不断发生变化,对养老方式的选择意愿必然存在差异性，影响着整个社会的养老发展趋势。因此，本文从“理性选择”出发，利用芜湖的 135人中年人的调查数据，通过实地研究剖析中年人养老方式的选择意愿，弥补现有研究领域的空白。目前大多数的养老方式选择意愿研究都是以老年人为研究对象，本文将其进行梳理如下：

国外主要对老年人的养老方式选择意愿进行研究，主要集中在老年人对养老居住地行为选择的差异分析[4]。主要分为四大类：首先主要通过分析个体的具体选择来考察其在养老方式选择意愿上的差异[5]；其次,部分文献分国家或地区探讨了影响老年人选择居住方式的因素[6] ； 然后,还有许多本文主要进行差异性分析研究，如性别、婚姻、收入、子女数量等，主要集中于老年人居住方式在某个或某几个社会人口学特征上[7]；最后，有学者对家庭子女的养老态度做了相关研究[8]。目前，国外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同样也存在不足,主要表现为对中年人这一群体选择意愿的关注度不够，和其选择行为差异的进一步量化不够。

在国内相关文献中,从主体选择意愿角度探讨养老问题的并不少见[9]。这些文献在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数据收集上都有很大进步,但是也存在不足之处[10]。在研究对象上,以城市居民或老年人为主，有关中年人养老方式选择意愿的文献几乎没有;在研究内容上,缺乏不同养老方式之间选择意愿研究，而是集中在对养老这个行为持有的态度和看法研究[11]。

2、创新之处 自美国社会学家科尔曼提出“理性选择理论”，对理性选择理论作了系统的社会学阐释和分析，从此被用来解释更广泛的社会行为[12]。随着理性选择理论引入国内，社会学者们也开始用理性选择的视角进行本土研究，例如理性选择论视角下的养老模式分析、公务员分析报考分析等。目前我国处于高速发展中，人们的行为选择更注重利益的最大化，在此背景下探讨“理性选择”下的“养老方式选择意愿”更具现实感和真实性。

本文认为理性选择是个体或群体在行为选择时的标准，是中年人未来养老方式选择的出发点，体现出中年人的意愿。哈贝马斯提出“情景理性”概念，他指出，人的理性总是嵌入在具体情景中的，随着具体情景的变化而变化[13]。而在中年人未来选择养老过程中，他们会通过对不同养老方式之间和具体情况的理性比较，最终形成选择意愿，也是对今后其养老方式选择的一个预测。因此通过对于中年人对养老方式的理性选择意愿，探索出今后养老发展的整体趋势，对养老问题的解决具有很大的推动意义。二、研究设计（一）概念界定

在本文，中年人是指年龄在40岁到60岁之间的一类群体。鉴于目前学界还没有“养老方式的选择意愿”的统一认知，本文将其界定为人们对于自我养老、居家养老、家庭养老和机构养老这四种养老方式的认知、选择倾向以及对它们的需求。现代社会是理性选择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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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年人会在理性考虑的情况下在未来对养老方式进行选择，同时还会根据对它们的需求随时调整自己的养老方式选择。自我养老是指养老过程中,经济供养、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都依靠自己的养老方式；居家养老是指以家庭和社区为依托,为居住在家的老人提供经济供养、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的养老方式；家庭养老是指由家庭成员给老人提供经济供养、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职责的养老方式[14]；机构养老是指由养老机构提供经济供养、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的养老方式。（二）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是根据问卷调查法收集数据，同时查看相关文献进行研究。问卷调查主要采用简单随机抽样的抽样方法，抽取芜湖市中央城社区、永红社区、南瑞社区 40岁到 60岁共135位中年人为调查对象。其中中央城社区 45份、永红社区 40份、南瑞社区 50份。问卷调查中，共发放问卷 135份，回收问卷 113，筛选有效问卷 102份，有效率为 90.27%。问卷的发放和回收大都是当场完成，有效地保证回收率。最后，采用定量资料分析，对于收集的问卷调查资料进行审核剔除无效问卷。然后将有效问卷进行编码 ,使用 SPSS分析软件对数据进行录入,并对其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和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分析,最终形成论文。（三）研究内容

本文研究中年人养老方式的选择意愿，旨在通过了解中年人目前对不同养老方式的选择意愿，认知他们的理性选择意向。本文将养老方式主要分为自我养老、居家养老、家庭养老和机构养老四个具有代表性的部分，一方面调查对中年人对于这四个不同的养老方式的认知、选择意愿及其需求分析。本文把中年人的养老方式选择意愿作为研究重点 ,主要侧重于不同情况下养老方式的选择意愿状况及其需求分析，可体现出中年人理性选择的原因；另一方面，通过调查中年人父辈的养老情况，进行代际分析。包括对父母的养老照顾情况和两代人对机构养老的认知差异等。最终分析出理想选择意愿下，养老的发展趋势。本文重点关心两个问题:第一,中年人对不同养老方式的具体需求;第二,在不同的状况下，中年人会选择何种养老方式，以期宏观把握中年人对未来养老方式的选择意愿。三、理性选择视角下的养老方式选择意愿

在理性选择视角下，中年人养老方式的选择意愿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呈现出从单一、固定到多元、灵活的变化趋势。在不同的具体情况下，从理性选择的角度出发会选择不同的养老方式。（一）在能自理时，自我养老的选择意愿较高

以往研究发现,老年人的生活自理能力对其养老意愿存在显著影响 [15],这点在中年人的研究中同样适用。调查发现在能够自理的情况下，提出完全有支付能力、没有支付能力、子女能照顾和子女不能照顾四个条件，老人都倾向于选择自我养老。

1、中年人在未来自我养老过程中最希望得到子女的精神慰藉和社会的医疗支持通过研究调查发现中年人将来如果选择自我养老，52%的中年人最希望子女给予精神

慰藉。首先随着时代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养老保障的逐渐完善，中年人对经济方面的担忧就相对较少；其次，目前养老机构、养老服务在不断完善，能够在中年人年老时提供较完善和全面的生活照料，因此在这个问题的选择上，仅有三分之一的中年人最希望子女给予生活照料；最后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子女对于老人提供的精神慰藉较少，而这也是老人最渴望和最缺少的。因此，中年人将来如果选择自我养老的话，最希望子女给予精神的慰藉。而另一方面，中年人最希望得到社会给予的医疗支持。这一结果和整个我国社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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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背景相关，目前看病难、看病贵的情况普遍存在[16]。中年人在年老后，患病的机率也会相应提高。在自我养老的过程中，最关心的也就是医疗问题，因此 39.1%的中年人最希望社会给予医疗支持，人数最多。这也和上文所提出的中年人对身体健康方面最为担忧相呼应，更加重视医疗支持。 2、对自我养老的选择意向及为其所做的准备 不考虑任何因素的情况下，60.9%的中年人更倾向于选择自我养老。自我养老更加符合我国传统的养老思想，是老人比较接受的一种方式。通过研究未来选择自我养老的中年人准备为其做哪些准备发现，中年人更倾向于及时储蓄、增强体育锻炼和及早投保这些准备。在 102名调查对象中有 44人选择及时储蓄、35人选择增强体育锻炼，31人选择及早投保。一方面，及时储蓄和及早投保有利于中年人的经济独立，并为自己今后的生活储备物质保障；另一方面，身体锻炼有利于在年老的时候完全自理，为自我养老提供健康前提。

图 3.1 自我养老状况准备状况统计图（二）在子女照顾无法实现时，居家养老的选择意愿较高

在子女不能照顾的情况下，中年人选择居家养老的意愿较高。调查在未来不能够自理的大前提下，提出能够自理、不能够自理、社区提供 养老服务的状况下，中年人将选择居家养老依次所占的比例是 26.1%、60.9%和 52.2%。

1、中年人对居家养老总体了解情况不高调查研究发现中年人“是否了解居家养老”和“所在社区是否提供居家养老相关服

务”两个问题，发现中年人对居家养老的总体了解程度不高。了解居家养老的大约只有一半，而所在社区提供居家养老服务的仅占 26%。主要原因是目前居家养老服务不太完善，社区居家养老的建立和设备不是短时间能够

完成和完善的，它需要长时间的探索[17]。芜湖相较于广州和上海处于内地不太发达的地区，居家养老服务基本处于起步阶段。所以，在这种状况下，中年人对居家养老的了解程度较低。

表 3.1 中年人对居家养老总体了解情况统计表中年人对居家养老总体了解情况 是 否了解居家养老 44 58

所在社区是否提供居家养老相关服务 26 752、希望社区提供精神、生活、医疗方面的居家养老服务内容首先，中年人希望社区提供精神方面的居家养老服务是建立老年活动团体、开办老年

集体活动和陪伴聊天解闷。中年人年老后，由于大多数子女能够陪伴在身边的时间减少，但又需要一定的精神慰藉，这就需要社区担负起职责，开办集体活动建立老年团体，为老人活动提供一个良好的休闲娱乐平台。此外，老人比较容易感到孤独，聊天解闷是能够减少孤独感最直接的方法；其次，中年人将来最希望社区能够提供家政服务、家电维修、老人服务热线等内容。在年老后，家政服务和家电维修是中年人较难独立完成并且又是生活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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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的，因此中年人比较希望社区能提供相应的服务。而对于老人服务热线，目前是各个社区普遍比较缺乏的部分，能够在老人亟需帮助的情况下取得联系并获得帮助；最后，关于医疗方面的居家养老服务内容，中年人主要希望社区能够提供定期健康检查、专业医疗护理和医疗健康咨询。在年老后，是各种疾病的高发期，定期的医疗检查是有效防止疾病的最主要手段。专业健康护理则是目前各个社区比较缺乏但中年人年老后又较为需要的部分。同时，中年人较为缺乏基本的医疗知识，但医疗知识的积累 有利于减少甚至避免一些疾病的发生，因此希望社区能够提供这三个方面的居家养老服务。

图 3.2 中年人希望社区提供医疗方面服务内容统计图（三）在无法自理时，家庭养老的选择意愿较高 调查发现在不能够自理的大前提下，提出完全有支付能力、没有支付能力、子女能够照

顾的情况下，中年人都更倾向于家庭养老。1、中年人对家庭养老的认可度较高

通过研究中年人对家庭养老的认同程度发现，52%的中年人比较愿意选择家庭养老，没有中年人选择非常不愿意。虽然社会在不断发展，人们对不同养老方式的选择意识也在逐渐增强。但是受中国传统思想的影响，家庭养老这一观念仍然深入人心。47.8%的中年人将来选择家庭养老最主要的原因是不愿意离开家人上文中所提到的，中年人最希望子女提供精神方面的慰藉和经济方面的支持。这也是中年人选择家庭养老的最主要原因，不愿意离开家人，能够和家人在一起得到更多的精神慰藉和生活照料。另一方面，中年人将来不选择家庭养老最重要的原因是不想增加子女负担和自己能够自理。一方面中年人更希望在家庭中养老，不想离开自己的子女，因此较少的中年人不选择家庭养老。另一方面，即使中年人在将来不选择家庭养老，也是为子女考虑，不愿意增加子女的负担。在自己能够自理的情况下，更倾向于选择自我养老，体现出“中国式父母”的最大特点。

表 3.2 中年人对家庭养老同意程度统计表中年人对家庭养老的同意程度

非常愿意 比较愿意 无所谓 不太愿意 非常不愿意人数 13 53 18 18 0所占百分比 12.8% 52% 17.6% 17.6% 0 2、中年人将来家庭养老的理想居住类型：和子女同住通过调查中年人年老退休后，是否希望和子女同住发现，56%的中年人愿意和子女同

住，44%的中年人不愿意和子女同住，比例较为接近。当今，成年子女虽然依旧认为奉养老人是自己的必要责任，但是在居住问题上希望能够分开居住，这是和以往不同的变化[18]。但是对于中年人来说，以后还是和子女同住的意愿还是比较高。与子女同住，可以得到子女更好的生活照顾，也可以获取更多的精神慰藉，因此更多的中年人理想的居住状况是和子女同住。 一方面避免孤独、共享天伦之乐和帮助料理家务是中年人选择和子女同住的主要原因。对于中年人“选择和子女共同居住的原因”发现，一半以上的老人想与子女同住的原因是避免孤独、共享天伦之乐、帮助料理家务。在目前，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养老服务的日益完善，老人能够得到较多的经济供养和生活照料，但是精神慰藉较为缺乏，这是中国养老比较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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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的现象。因此避免孤独和共享天伦之乐是两个较高的选项，是老人希望得到更多的精神慰藉的体现。而现在，老人在子女工作忙的情况下在家帮忙，收拾家务的情况十分常见，也是将来选择同住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不想加重子女负担是中年人希望与其分开居住的主要原因。82位中年人认为将来选择和子女分开居住的主要出发点是不想加重其负担。这一选择更主要的部分是主观上的因素。在当代社会年轻人压力日益加重，养老的负担逐渐加重。中年人从关心自己子女的角度出发，不想增加他们的负担，选择和分开住。

图 3.3 中年人选择与子女分开住的原因分析统计图（四）在养老机构的距离近和条件好时，机构养老的选择意愿较高

在提出养老机构位于本小区内和养老机构条件非常好的时候，中年人对于机构养老的选择比例上升。在养老机构位于本小区内和养老机构条件非常好的前提下，选择机构养老的中年人占 39.1%和 56.6%均位于第一。

1、中年人对机构养老的选择意愿分析在对机构养老选择意愿中，只有 18位老人选择愿意在机构中养老。而不能自理和减轻

儿女负担是选择机构养老的最主要因素。目前在养老机构中可以发现，大多数老人都是年龄较大不能够自理的或者需要专门的人照顾才能较好生活，这时候他们一般会选择机构养老。中年人在年老后如果身体不能自理，就会需要子女给予照顾，就加重了子女的养老负担，他们在这个时候就会倾向于选择机构养老。远离亲人和观念不能接受是中年人不选择机构养老的主要原因。依据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人有情感和归属的需要，和家人在一起，能够得到情感和归属感，因此远离家人是中年人不选择机构养老的最主要原因。受传统家庭养老思想的影响较深，在无限制的情况下，老人一般不会选择机构养老，观念上仍然不能接受在有子女的情况下还去养老院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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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自理 观念不能接受 远离亲人 儿女能照顾 机构养老太贵 设施和服务质量差 对子女影响不好 怕亲人、朋友反对

图 3.4 中年人不选择机构的原因分析图 2、中年人将来选择机构养老可接受的价格、档次和类型80位中年人在选择养老机构时，服务质量是他们最关心的因素。上文提到，中年人选

择机构养老最主要的原因有无法自理，选择机构养老就希望能够得到更好的养老服务和照顾；中年人将来选择养老机构可接受的价格是 801—1500元左右。这和目前的经济发展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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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和人们的日常收入关系最为密切，801—1500元是较为中档的价格，价格过于低的中年人会担心养老院质量不高，价格过高的超出自己接受的范围；研究发现中年人将来更倾向于选择公办和中档的养老机构。公办养老机构可以依靠政府的财政来运行[19]，服务质量、服务设施等一般比民营和公办民营的完善，因此更多的中年人倾向于选择公办的养老机构。而对于中年人将来会选择何种档次的养老机构这一问题，93位中年人选择中档，性价比较高则是最主要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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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化环境地处市区地处郊区交通便利服务价格人文环境服务质量服务态度硬件设施品牌信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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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 中年人最关心机构养老因分析图四、代际对比下中年人养老方式意愿的理性选择 随着时代的发展，与其父辈对比中年人的思想观念在不断发生变化。在父辈养老选择的影响下，中年人意愿的改变是其注重理性选择的结果。一方面，中年人思想观念发生改变，对年老后的生活状况表现较为主动乐观而不是其父辈的被动接受。另一方面，中年人为今后养老做了相应努力参加各类养老保险，提供经济保障，对比其父辈有很大的进步。这也是中年人的未来养老问题的一个理性选择行为，为今后养老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定的缓解空间，在思想观念上从被动接受到养老主动权的掌握。（一）养老准备对比：被动与主动 1、思想准备上中年人展现出较为主动的意愿 本文在调查中年人在为父母提供养老服务时，“父母是否对他们提出相关要求”发现，仅有 16%的父母提出相关要求，大多数父母都是较为被动的接受子女的养老服务。而对比中年人，本文运用李克特量表计分模式调查中年人将来可能遇到的养老问题，研究发现中年人对年老后生活状况有一定的预测，形成主动意愿，而不是被动的接受，并且整体态度较为乐观。 （1）生活来源方面，中年人的整体的预测状况较为均匀 这和目前的养老整体趋势密切相关，目前中国老龄化现象日趋严重，四二一的人口结构比例也在逐年上升。平均一个孩子需要供养四个老人，子女的供养负担很大，因此无固定收入或者收入较低的中年人对生活来源方面比较担心；但对于有一定养老保险和退休收入的中年人来说，对将来生活来源则表示不太担心。因此，不同情况下的中年人对于生活来源方面的担心程度不同，人数分布均匀。 （2）身体状况方面，中年人的预测情况不太乐观表示“非常担心”、“比较担心”和“一般”的占到总数的近 70%，可以看出中年人

对于自己身体状况方面比较担心。目前社会在高速发展，人们忙于追求物质文化生活，忽略了精神文化生活，尤其是运动锻炼。在长期工作压力下，中年人心理负担较多，并且缺少锻炼，身体素质也逐渐下降。因此，中年人对年老后身体健康情况表示担心。 （3）生活照料方面，中年人的预测整体比较乐观首先不同的养老方式和养老服务都在逐渐完善、发展。对于生活照料，可以由社区、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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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机构等提供，方式多元化。其次，中年人的子女较之上一代来说一般较少。对子女的投入相对较多，因此对期望其回报的程度也有所提高。因此中年人在未来养老过程中对子女将来提供生活照料方面不太担心。 （4）精神慰藉方面，中年人态度最为乐观

选择“不太担心”和”非常不担心”的比重超过二分之一，极少数人表示有所担心。这一代的中年人，已经在逐渐适应社会的发展，思想也逐渐开放，独立性也有所提高。另一方面，为老年人设立的活动中心、组建的团体等也在不断发展。相较于上一代的中年人，这一代可以得到更多的精神寄托。总之，本文发现中年人对于今后养老的生活状况预期良好，整体比较乐观。图

4.1 中年人对将来生活担心状况统计图 2、行动准备上中年人选择了较为充足保障 （1）社会统筹的养老保险购买情况对比

本文发现 86.2%的中年人参加了社会统筹的养老保险，仅有 13.8%的中年人未参加。为对比方便，本文仅调查了中年人父亲的购买情况，发现 61.8%的老人参加了社会统筹的养老保险。中年人与其父亲相比，在准备方面有了很大的进步。一方面可以看出，社会在不断发展，在逐渐完善养老保障制度。社会、企业等逐渐规范养老保险的购买，为将来养老问题作出一定的努力，同时投资也是很大的，可见社会对于中年人养老的经济保障做出了相应努力。 （2）商业保险购买情况对比对于商业养老保险的购买，情况较社会统筹保险的购买有一定的距离。虽然两者仍存

在一定的差距，但是较其父辈相比有所进步。34.3%的中年人购买了商业保险，而 65.7%的中年人未购买商业养老保险。其父亲的购买比率为 13.8%的人购买了商业保险，83.2%的人未购买。由于老年人口的逐渐增多，占总人口比例也在不断上升，只依靠国家社会是远远不能够满足当前养老的需求[20]。因此中年人可以增强自身的养老保障的投资意识，为今后的养老工作作出一定的准备。

表 4.1 中年人参加养老保险状况统计表中年人参加人数 中年人父亲参加人数

养老保险保险类型 是 否 是 否社会统筹的养老保险 88 14 63 39商业养老保险 35 67 14 88（二）观念认知对比：机构养老认同度的低与高 1、中年人对机构养老的认同程度高于其父母的认同程度

本文通过调查中年人父母养老方式的选择情况机构养老所占比例最低，调查分为中年人的母亲、父亲以及配偶的母亲、父亲的养老方式选择情况。这一代老人，受传统思想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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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较深，对机构养老的认同度较低，因此选择机构养老的比率最低。而对于中年人，本文运用李克特量表计分模式，通过调查中年人关于“子女应该为父母提供经济来源和生活来源，保证他们有一个幸福晚年”、“老人在养老院里会有幸福的生活”、“老年人可以依靠自己的能力养老”、“社会应该为每位有需要的老人提供相应的支持”四个方面的认同程度，发现中年人对家庭养老的认知程度高于机构养老，但是较于其父母对机构养老的认知程度明显较高，有一定的改变。从心理角度出发，中年人对家庭养老的选择意愿较高。对比可以看出中年人对于家庭养老的认知程度仍然高于机构养老。但是在今后的养老过程中，受具体情况的限制，中年人有可能选择机构养老，对机构养老的认知程度也明显高于其父母的认知程度。

图 4.2 中年人对相关养老问题认同程度统计图2、中年人的文化程度与机构养老的认同程度相关

将中年人文化程度与对机构养老的认同程度做相关分析，发现显著性为 0.017，达到显著度水平，Pearson 相关系数为 0.200*，文化程度对机构养老的认同度有显著的影响，存在着一种较强的正向关系。说明中年人文化程度越高对机构养老的认同度越强。这里认同度所指并不是一定会选择在机构中养老，而是不排斥。上文中所提到的“观念不能接受”是中年人不选择机构养老的重要原因之一，而相对来说文化程度较高的中年人对机构养老的态度较为客观，这也是文化程度和对机构养老认同程度相关的主要原因。同样后期通过交互分析发现，中年人对机构养老的认同受其文化程度、职业和收入的影响。但是人们的职业、文化程度和收入又具有高相关性,因此事实上中年人养老方式的选择意愿受他们文化程度影响。因此可以预计,随着教育的普及,全民素质的提高,人们的养老观念和养老意愿还将进一步发生变化[21]。（三）养老方式对比：传统养老方式与多种养老方式相结合 1、中年人父母的养老选择：传统养老方式 （1）中年人父母的养老方式选择仍以自我养老和家庭养老为主 本文对中年人的母亲、父亲以及配偶的母亲、父亲的养老方式选择情况进行了调查，研究其养老方式发现仍以自我养老和家庭养老为主，机构养老和居家养老所占比例较低。由于调查对象是 40岁—60岁之间的，年龄较低的中年人的父母年龄在 60岁到 70岁左右，一般能够自理，更倾向于选择自我养老；年龄较高的中年人父母，年龄集中在 80岁到 90岁左右，生活不能够自理，一般会选择家庭养老。在芜湖市居家养老服务并不完善，中央城这类较为完善的社区也尚在起步阶段，因此选择居家养老的比例较低。这一代老年人，深受传统思想的影响，因此选择的比率比较低。综合考虑下，中年人父母一般会选择自我养老和家庭养老。 （2）中年人对父母的养老照顾以经济支持和生活照料为主中年人家庭对父母的赡养和照顾主要是生活上的照料和经济上的支持。通过调查发现

39%的中年人对父母的照顾是经济上的赡养和生活上的照料，17%的是关心老人的精神状态，5%的未承担。中年人父母的养老保障较少，对养老保险的购买情况不多，在年老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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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为依赖子女的经济供养。因此，中年人对父母提供经济供养的比重较高；而芜湖这座皖南城市，相关养老机构和养老服务的发展不是很完善。对于相应的养老服务的供给仍需较大的发展，尤其是基本的生活照料服务不全面。因此中年人需要对老人的生活照料提供自己的帮助。同时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孝”的影响，在父母无法自理的情况下，会更倾向于选择亲自对老人进行照料，因此中年人对父母的照顾以经济支持和生活照料为主。

2、中年人的养老方式选择意愿：多种养老方式相结合（1）从单一、固定到多元、灵活一方面，不同养老方式在不断的发展，中年人能够选择的方式也在不断增多。在社会

的发展和老人群体的需求下，养老方式在不断发生变迁从单一到多元化；另一方面，中年人在未来不再固定以一种方式养老，而是灵活多变。在不同的阶段或者不同的情况下，不同的养老方式对中年人利益最大化程度也不同，中年人会以理性选择的出发点选择不同的养老方式，灵活应对。

（2）从家庭养老、自我养老到多种养老方式相结合一定养老模式的产生、存在有其特定的社会环境下。就中国社会的情形而言，家庭养老

是中国农耕社会的产物[22]。不过，随着时代发展，农耕时代逐渐结束，家庭养老、自我养老也逐渐向多种养老方式不断发展转变。通过这次的调查研究发现，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芜湖市中年人父母的养老方式以传统型养老方式为主。一方面，中年人的父母以家庭养老和自我养老为主，主要得到是子女的经济支持和生活照料。另一方面，中年人逐渐改变观念，心理上慢慢接受机构养老。两代人在养老方式的选择和意愿上出现一定差异，中年人父母主要选择的是家庭养老和自我养老，而中年人的养老意愿是多种养老方式相结合。五、理性选择意愿推动下的养老发展趋势 个人行动是社会行动的基础，通过个人能动性的社会行动可以形成整个社会的行动。中年人对养老方式的认知、选择倾向及对它们的需求，必定会预示着今后的养老发展趋势，从而形成整个社会的行动。本研究仅从研究发现的几个方面来预测养老发展的趋势： （一）医疗卫生与养老服务相结合 中年人在对未来养老的认知中提出不太乐观的健康预测，并且在其选择意愿中展现了对医疗支持的重视，这也预测着养老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同时国家也在加强关注，2013 年9月《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要积极推进医疗卫生与养老服务相结合，推动医养融合发展。当今，我国深度老龄化社会的现状、老年人医疗服务需求和生活照料需求叠加趋势越加显著，都对现有的养老方式提出了新的挑战[23]。而推进医养结合，有利于满足人们多层次的健康养老服务需求，有利于促进社会的稳定发展，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重要意义。如何使老有所养的同时，实现老有所医和老有所乐，是未来养老方式发展需要探索的重要问题,在此背景下“医养结合”成为新的发展趋势。（二）精神赡养的多方联动 文中多次提到中年人十分重视精神赡养，但在其对父母的赡养中给予更多的却是经济供养和生活照料。这也反映了目前多数子女的困境，这一困境的解决就需要政府、养老机构、社区、家庭等多方联动，共同加强老年人的精神赡养。政府方面，完善相关精神赡养方面的立法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在后期修改的草案中明确规定对老年人的赡养扩大到精神赡养层面；社区、养老机构通过开办老年大学、组织各样的活动，以亲情养老、科学养老，环境养老，文化养老为理念推进老年人的精神赡养；家庭在老年人精神养老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应该更加注重老人的精神健康，不单是提供经济和生活上的照料。今后共同推进老年人精神赡养的对象更完善，精神赡养内容也会更加丰富，共同构成了老年人精神赡养的多方联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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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养老服务人才培养的重视 目前养老服务人才严重缺乏，也是中年人对居家养老、机构养老选择意愿不高的部分原因，得不到较为完善的养老服务。这不仅在我国有所体现，在养老服务发展较好的日本，人才缺口也十分严重。大多数养老服务人员没有接受过专业教育或有关老年服务的培训，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服务项目、服务内容的扩展和服务质量的提高。在中年人需求的推动下，对养老服务人才的培养会逐渐重视。首先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人才体系建设的完善，加强对养老服务管理人员、专业服务保障人员、志愿者队伍这三方面人才队伍建设；其次人才培训力度的加大，进行专业知识和技能培训，不断提升培训的针对性、有效性和适用性；最后人才队伍建设的法律保障力度的加大，可以借鉴日本的《社会福利士及看护福利士法》、《福利人才确保法》，从法律加强对养老服务人才的重视和保障。(四)公共养老资源的统筹完善 在调查中发现，中年人在机构养老选择中对公办养老机构的选择意愿更高，这也和目前公办养老机构“一床难求”、民办养老机构“资源浪费”的现状相对应。这是中年人理性选择的结果，主要由于公办养老机构的养老资源更加充足。今后在多种养老方式相结合的需求下，会推动公共养老资源的统筹完善。由政府统一引导，来统筹各方的公共养老资源，通过统筹养老政策的制定、养老资金的投入和养老人才的输入等各个方面的公共资源，使不同的养老方式、不同形式的养老机构得到相对平等的公共养老资源。最终形成互利共赢的发展格局，共同推动我国养老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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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叶之秋：从一个村的家庭纠纷对养老观念的影响看中国农村的养老问题

甘婷婷1

摘 要：伴随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结构的转型，中国养老观念正在经历由传统社会的“依赖养老”到现代社会的“自我养老”的变化。在纷繁复杂的人际关系中，家庭纠纷是否加速了养老观念的变化，尤其对经济欠发达，养老保障体系尚未健全的农村地区来说，家庭成员间的矛盾对农村老人的生存养老和精神养老是否造成影响从而引发赡养纠纷，与社会转型互相型构的差序格局是否可以对其影响作出解释均是本文研究的重要内容。关键词：家庭纠纷；养老观念；农村地区；差序格局

A straw show which way the wind blows：from a village family dispute on pension ideas to see the pension problem in rural China

GAN Tingting(School of History and Social Sciences，Anhui Normal University，Wuhu Anhui

241003，China)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economy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social structure, the concept of Chinese pension is undergoing a change from the traditional society, "dependent on the old" to the "self - care" of modern society, In the complicated relationships, family disputes whether the concept of accelerated changes in the pension, especially for economically underdeveloped, the pension system is not fully developed rural areas,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family members for rural elderly old age survival and spiritual support whether caused by effects which lead to maintenance disputes,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mutually constitutive pattern of difference sequence can explain the affected are the important content of this paperKey words: family disputes; the concept of old age; rural areas; the pattern of difference

赡养父母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诗经》说到“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蓄我，长我育我。顾我复我，出入腹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报”，意思是说，父母亲生育我，爱护我，抚育我长大，对我倍加呵护，要报答父母亲的恩德，父母的恩德比天还要大。中国社会是讲究“人情维系”的，父母对子女倾注毕生的爱，子女便需要在父母年老时履行照顾父母的义务，形成重要的亲属关系和亲属圈。费孝通先生将这种亲属圈解释为“差序格局”，并将以生育和婚姻为基础所发生的家庭关系比喻成丢石头形成的同心圆波纹，即，我们的家庭关系好似把一块石头丢进水面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费孝通，1984：28），在这圈子当中，便形成父母与子女的亲密关系。中国传统社会在讲究人情维系的同时注重孝道和伦常，遵循“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的孝道原则，由于父子、夫妇等具体的社会关系是差序的，故而子女不能违背差序下的伦理纲常。随着现代社会的进步，“礼俗社会”日渐向“法理社会”转型，人们的道德和情感维系需要外在法律力量来强加维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明确规定子女1 甘婷婷（1991-），女，安徽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社会学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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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赡养父母的责任，对父母的赡养包括经济扶持、生活照料、精神慰藉以及其他特殊照顾几个方面，然而近年来，赡养纠纷案件却屡见不鲜，尤其是在农村地区，赡养人经济条件差、法律意识淡薄、多子女现象导致分家析产不均、农村社保机制不健全等原因导致赡养人将尊老敬老的传统道德观念抛之脑后从而引发涉老纠纷（张德利等，2011：1）。 除以上客观原因之外，家庭成员间纠纷是否对主观的养老观念造成影响而导致赡养纠纷？农村养老该何去何从？这些都是迫切需要探讨和解答的问题。

一、从Z 村看农村家庭纠纷的类型（一）Z村简介安徽省Z村位于北纬N30°65′，东经 E117°85′，是安徽省南部的一个农业村，主要

靠种植水稻为生，全村辖 14 个村民组，人口在 1800余人，经济欠发达。该村三面环山，唯有一条马路从村口通向集市，地理位置稍显闭塞，除了嫁入过来的媳妇，外来人口甚少，各家各户夜不闭户。改革开放后，人口流动速度加快，Z村的大多数中年人放弃了耕种土地的生存方式，选择去经济较为发达地区务工，留下来的多是从未离开过村庄的老年人。我的爷爷奶奶在 Z村待了一辈子，以种植业为生，土是他们的命根，最后的生命也是终结在这片泥土里，他们管这叫“入土为安”和“落叶归根”。我的父亲当时是村里为数不多的高材生，读书期间认识了我的母亲，两情相悦便在城市安了家。虽在城里长大的我每年也有几个月的时间去Z村和爷爷奶奶相处，爱上了无污染的农村水源和粮食，自然也是观察了 Z村各家各户的家庭琐事和社会变化，村庄不大，村民的生活经历、困难和遭遇都被大家看在眼里，仅连一点琐事也能传遍整个村庄，与我所在的都市社区点头之交的邻里关系存在巨大差距，故而选择 Z村作为研究案例。

（二）Z村家庭纠纷类型家庭纠纷可分为“一纵两横”三种类型，主要集中在父母子所构成的家庭关系轴上，

“一纵”是父母和子女的纠纷，“两横”分别是夫妻纠纷和子女（兄弟）之间纠纷（刘蔚，2015：107），如图 1：家庭主要纠纷类型。对于任何一条主线上的家庭纠纷类型，都不利于家庭成员的和谐关系。对Z村而言，三种家庭纠纷的发生对养老观念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无主次之分，唯事实之别。

父子轴 亲子纠纷

夫妻轴 父 母 夫妻纠纷

子女轴 子 女 子女（兄弟）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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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家庭主要纠纷类型

1、王奶奶家的亲子纠纷2010 年暑假的一个清晨，王奶奶家的争吵声引起了我的关注，问奶奶缘由，她叹气

的告诉我“子不孝，家门不幸啊”，原来是王奶奶的儿子王小（在家排行最小，故叫王小。）不务正业，年过三十，没有一份正经的工作，几年前与妻子离婚，离婚后的他沉迷于赌博，这天清晨来王奶奶家要钱，王奶奶不给，并指责他游手好闲，于是母子两起了冲突。奶奶告诉我，王家的母子冲突是常有的事，王奶奶的赡养义务全是她两个女儿在履行，但是由于女儿们均嫁到外地，只有在节假日才会回来看望王奶奶，每年给与一定的赡养费。奶奶告诉我，王奶奶老伴去世的早，身边的儿子却“不争气”，没有履行应尽的赡养义务，有一次王奶奶中暑晕倒还是邻居发现及时送到镇卫生所才没酿成大祸。对于王小的不孝行为，村里干部也是做了努力的，村支书找王小谈过几次，但王小以没有经济能力承担赡养义务为借口让村干部束手无策。且王小认为自己离婚和不良的婆媳关系有关，故而，内心对王奶奶一直心存抱怨，母子长期的矛盾让王小拒绝赡养母亲。

2、张平家的夫妻间纠纷夫妻纠纷是发生在婚姻缔结的关系中所产生的婚内纠纷，传统社会注重“夫权越于妻

权”，在男尊女卑的环境下，女人位于家庭的从属地位，没有家庭主导发言权。随着社会进步，女人逐渐在家庭中占据重要乃至主要地位，尤其是从夫妻双方的家族势力来看，如果妻子的家庭势力高于丈夫的家庭势力，那丈夫便处于话语权的被动地位（刘蔚，2015：107）。目前在我国农村很多家庭出现女性掌权的情况，家庭权力发生了转移，尤其在日常开支上，很多新成立的家庭组需要经过妻子的同意才能拥有经济支配权，导致农村婆媳关系成了较难处理的特殊关系，而一个男人既是儿子身份，又是丈夫身份，在母亲和妻子之间很难找到一个平衡点，时间长了，婆媳矛盾便容易引发赡养纠纷（李英芬、杨喜英，2015：80）。张平是 Z村典型的“妻管严”代表，他的媳妇是村里有名的“厉害”角色，说她厉害主要是因为她嚣张跋扈的脾气使得张平对她唯命是从，家里大大小小的事都需要经过张家媳妇的同意，这让张平母亲对这个儿媳妇十分不满。关于赡养问题，农村老人总是抱着“养儿防老”、“嫁出去的女儿犹如泼出去的水”的心态。张家除了张平这个儿子之外，还有一个嫁到外村的女儿不常回来。于是，张老太告诉张平，由他负责二老的养老送终问题，张平看父母亲年事已高，不免感到难过，便同意了母亲的赡养要求。然而张家媳妇却认为二老是个累赘，对张平已同意母亲的提议十分愤怒，便大吵了一架，并以家庭负担重为由扬言要与张平离婚使得张平只得忍气吞声下来。张老太多次和儿子张平谈论赡养问题，张平始终以沉默回应，回到家妻子总会因为赡养问题和张平吵架，这让张平最终选择妥协。在母亲再一次提及此事时，张平和母亲吵了起来，明确拒绝父母的赡养工作，并指出让外村的姐姐赡养，这让张母十分伤心。

3、李家兄弟纠纷传统社会父权制决定了父亲的权威地位不可动摇，父子共产便要求子女需听从父母的

安排，然而现代社会父母和子女是采取“分家产”独立生活的，尤其是多兄弟家庭，分家产的不公或者其他利益不公的情况下，发生手足矛盾便是常有之事。Z村李家是村里出了名的“大户”，中国农村“重男轻女”的思想决定了“生儿子”的重要性，李家弟兄五人，五兄弟成家后又陆续生了五个孙子（每家一个儿子），深刻诠释了农村对“子嗣旺盛”的内涵解读。李家五兄弟中有三个都在同村或邻村（两村经济条件相似）娶妻成家，唯独老三和老四（排行第三和第四的兄弟）娶得是家庭条件较好的镇上姑娘。李家老头和老太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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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已高，赡养问题便落到五个兄弟身上，最初商定轮流赡养李老夫妇，每家兄弟两个月。经过一年的轮番赡养，老三家以在生活照料的同时还给与了李老夫妇赡养费，而其他四个兄弟仅仅提供生活照料为由提出异议，并表示自家孩子已就读初中需要清静的学习环境为，提议可多出赡养费，不承担轮月的日常照料。然而，老四家立刻提出反对，认为自己孩子也在读书，这样不公平，同样表示不愿意承担日常照料。两兄弟一致认为大哥大嫂家孩子已工作，且父母平日对大哥补贴最多，因此大哥应主动承担较多的赡养工作。可大嫂认为是家庭条件较好的老三老四两家合伙起来欺负她，于是坚决不同意，认为既然赡养工作已商定就不应该再更改，更不能因为家庭条件好就能以赡养费为由拒绝平日的照料，三家便因此起了争执，老二和老五看这摇摆不定的情势也默不作声，一来争执并没有涉及自家本身利益，二来见风使舵争取自身利益最大化。五兄弟互相计较，没有人主动愿意承担赡养义务，争执不下，不欢而散。这样的讨论进行了三次，李老夫妇见五个儿子均这般“推脱”，心中起了深深的寒意，在第四次商谈时，李老决定和李老太两人独自在老屋里度过余生，不再“流浪”各家，养老问题成了二老心中不愿提起的痛。

作为一个外来观察者，以上三个纠纷事件不是 Z村的独特现象，常年因为家庭纠纷而引发的赡养纠纷在 Z村和其他地区都时有发生。河南省开封市法院统计，院内受理的多数赡养纠纷案件都存在于多子女家庭，兄弟之间因为赡养问题互相推辞引发纠纷（刘永喜，2007：1）。云南省会泽县李某因为四个子女在赡养费问题上引发纠纷且无法履行赡养义务，最终将子女们告上法庭（中国法院网，2015）。2014 年常德武陵区一对老夫妇因为儿子不履行赡养义务，争吵无果最终选择登报形式断绝母子关系（朱放良、张群喜，2015：43）。因为家庭口角、内部是非等各种原因引起的赡养纠纷让经济条件较差、生活无保障的农村老人备受折磨，农村养老问题凸显。从一个村庄的家庭纠纷来看现如今发生在农村社区的因家庭纠纷引发的赡养问题有重要意义，故而称作“一叶之秋”。

二、农村家庭纠纷对养老观念的影响基于我在 Z村的观察发现，赡养纠纷多发于物质纠纷，在经济条件较差的农村地区，

尤其是相对闭塞的纯农业社区来说，人们的物质生活本不富裕，亲子、夫妻和兄弟之间都容易因为赡养费问题引起争执和互相推诿，使得老人备受冷落和歧视，其基本生活照料需求得不到满足，有些老人甚至因为子女的不管不顾而流落街头，老人地位低下。Z村的王奶奶因为与儿子王小的母子矛盾无法调解，其赡养问题只好由两个外地女儿定期给与赡养费的形式来解决，日常生活照料需求无法满足。Z村张平因害怕与妻子争吵也只好拒绝履行父母的赡养义务，同样，李家五兄弟对父母的赡养工作也是百般推脱，导致张家父母和李家父母只能依靠自己养老。家庭纠纷严重影响了人们养老观念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尊老敬老的传统孝道观念受到冲击我国“孝”的观念最早起源于原始社会后期，为了感恩父母，产生了“追孝”的观念，

随着社会的进步，孝文化日益发展，不仅受到了统治阶级的重视，更形成了注重纲纪和伦理的社会秩序，使得孝文化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张宏书、李卫光，2009：76）。孝文化一路传承，其形成基础主要得益于农耕时代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方式和以血缘为纽带聚集的发展模式，子孙凭借长者的生活经验生存且代代相传，故而对父辈十分尊敬和孝顺（赵妍，2015：362）。然而改革开放后，农耕文明迈向工业文明，人口加速流动，思想观念也日益开放，人们在行为上讲究独立和自主。费孝通先生在《江村经济》中明确提到年轻一代为了经济的独立要求分家，成为家这一群体的瓦解力量（费孝通，1985：60）。传统家族力量的弱化和消失，导致人们“孝道”意识淡化，尤其对经历亲子纠纷、夫妻纠纷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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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纠纷的家庭而言，不仅需要面临不和谐的家庭氛围，成员间更是相互怨恨，对赡养义务相互推辞甚至拒绝赡养，最终使得老人处于“无人问津”的境地，“两个老人可以养育五个孩子，可五个孩子却养不了两个老人”成了 Z村赡养纠纷的典型，传统孝道观严重受到冲击。

（二）从“依赖养老”向“自我养老”的养老观念转变家庭作为养老最基本的单位和机构，传统的家庭赡养观带来的养老惯性导致老人在思

考老年生活时对于子女寄予非常大的期望，“养儿防老”使老年人认为只要有子女在身边就可以让晚年生活有依靠（风笑天，1992：239）。然而现实往往是，在生活条件拮据的农村地区，分家后的子辈家庭本身就难以维持物质生活，故而对父母的赡养较少甚至没有，而当处于困难中的老人向子女提出赡养要求时，便极容易发生亲子纠纷、夫妻纠纷或者兄弟纠纷。纠纷中的家庭感情破裂，产生养老危机，养老观念也逐渐在家庭成员间发生本质变化，老人不再将养老希望全部寄托于子女身上，只能生活上尽可能自我照料、精神上自娱自乐，产生“自我养老”的概念，即：既不依靠子女，又没有退休金或社会保险而主要依靠农业储蓄生活或其他收入，如租金来维持生计的一种养老模式（穆光宗、姚远，1999：59）。“自我养老”是区别于“依赖养老”的，对于农村老人而言，当其晚年生活依赖不了子女时，便被迫选择自我养老。在 Z村一个十分常见的现象，六七十岁的老人下地干活维持生计是常态，更有八十多岁的老人承担力所能及的家庭农活来自我养老。

（三）新型养老观念的建立农村老人普遍存在传统的“依赖性”养老的观念，由于社会自由开放程度的提高以及

传统孝道观念的弱化，子女面临的养老压力与老人的传统养老观产生冲突，容易引发不同类型的家庭纠纷，直接对老人的晚年赡养工作造成影响。对处于家庭纠纷中的农村老人而言，过强的家庭依赖观给自己和家人都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心理负担，其次，法律意识淡薄的农村老人，不知道利用法律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只能通过自己的能力来实现自我养老。对于这种养老观念的转变，Z村老人在无奈之下也表示理解子女。随着社会的发展，农村照料角色从单纯依赖家庭演变为社区、远亲共同承担的多元化照料体系，对于无人赡养的老人来说，在“远乡不如近邻”、“乡里乡亲”的生活氛围中，邻居的关照时有发生，属于基于乡情的生活短期照料（杜鹏、王红丽，2014：91）。目前Z村也逐渐接受了新型的养老观念，也就是新型的即以居家养老为基础、互助养老为依托、社会化养老为支撑的覆盖农村的养老模式下的新型养老观（熊茜、李超，2014：125）。在 Z村主要存在以下两种新型养老观念：（1）互助养老观。离 Z村不远的 L村是全镇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村庄，政府在 L村建设了农村养老院，采取以“低龄老人帮助高龄老人”、“以身体强健的老人帮助体弱多病的老人”这种互助模式发展。（2）社会化养老观。即利用社会资源和政府力量来实现老人幸福晚年的愿景，主要是依托社会化的养老机构，如养老中心或养老院等，以接纳自愿入住的老人，入住 L村养老院的老人多数是没有子女的老人和家庭纠纷无法调解而被拒绝赡养的老人。通过对 L村养老院的调查了解，入住率并不高，主要因为多数农村老人思想比较传统，认为被子女抛弃的老人才会入住养老机构，另外养老院的设施条件非常差，老人的需求难以得到满足。尽管如此，但处于家庭纠纷中的老人最终还是会选择社会化的养老方式，思想观念也逐渐发生变化。

三、差序格局视域下的农村养老问题反思本文通过描述 Z村三个不同家庭纠纷类型的案例来解释家庭纠纷对养老观念的影响从

而反思无人赡养的我国农村老人需要面临什么样的养老问题。据有关调查显示,农村家庭在赡养问题上争吵、有分歧和有矛盾的或尽赡养义务有困难的占据比例 36%,明确不尽赡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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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的占 17%,因赡养问题引起纠纷、告状诉讼的占 3%（陈梦纳，2016：115），可见农村养老问题凸显，养老形势严峻。首先，农村老人经济收入低，自我养老能力不足。仅能维持最基本的物质生活甚至部分农村老人毫无经济来源，生活十分艰难，个别老人仅凭借政府每月发放的最低生活标准每月 60元的社会养老保障金生活，对于多子女家庭，往往容易引发子女间赡养矛盾（许跃强，2016：269）。不同于城市居民退休后可以获得退休金，农村地区没有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大多数农村老人第一位生活来源是子女们的供养，然后才是自己劳动所得到的收入或少量的退休金和社会保障金（瞿枭，2012：37）。对于被子女拒绝赡养的农村老人来说，他们失去的便是最重要的生活保障，而他们自身微薄的劳动收入根本不能很好的满足生活需求。其次，老人的日常生活照护短缺。尤其在多子女家庭中，只要有一个子女不愿意赡养老人，其他子女就会采取推诿和观望的态度，致使老人无人照料（潘剑锋、陈欢、刘峰，2009：125），对于高龄老人来说，基本的日常照料，包括医疗需求都需要依靠子女帮助解决，就有关老人日常照料者是谁的问题调研结果显示，老人依靠自己或老伴照顾的比例在 60%，即，多数老人会首选自我养老。老人随着年龄的增长，生理机能会日渐退化，在日常生活起居，就医，农活和家务活分担以及外出购物都需要他人的帮助。对于无人赡养的老人来说，其日常照料便成了亟需解决的问题（吴蓓，2012：86）。第三、精神慰藉十分缺乏。“孝顺”不应该仅局限在老人的物质生活方面，要在精神上尊重老人孝敬老人，甚至比较而言，精神层面比物质层面更为重要（段巧玲，2016：160）。Z村常住人口的年龄特征主要集中在老年人和儿童两类，大部分中年人都在经济发达地区务工很少回来，因此老年人常年面对的人是配偶或儿童，精神世界较为空虚，如果是因为家庭纠纷而无人赡养的老人，不仅需要承受物质生活压力和晚年无保障的心理负担，更需要接受“儿不孝”的现实，内心得不到子女们的尊重和爱护，精神慰藉成了老人的奢求。基于对Z村的了解，通过田野观察和访谈，不难看出家庭纠纷对养老观念会造成不同

程度的影响，Z村只是中国农村一个小小的角落，在前文已然说过，透过现象来理解养老观念发生变化的本质原因，才是“一叶之秋”的真正内涵。尽管研究地点是局部的，但需要解读的问题却是具有十分广阔的现实意义。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在研究中国农村的社会结构时提出“差序格局”的概念，以“已”为中心，像投入到河中的石子形成的波纹一样，形成自己的网络圈，离自己中心越近的人关系越近，不断推开的波纹意味着距离的越远，中国人是靠交情和道德来维系着自己的圈子，差序格局很好的解释了中国社会依赖性养老的现象。如图 2：差序格局的结构图。

业缘：生人 地缘：熟人 血缘：家人 自己

图 2：差序格局的结构图从费孝通先生的“差序格局”理论中，可以找到农村家庭纠纷对养老观念造成影响的

合理性解释。1、以己为中心，亲疏有别。每个人都处于自己圈子的中心，不存在两个人是完全相同的圈子，同样，每个人的亲疏远近关系也不同，在多子女家庭，有相同的父母，然而却各有妻儿，也就是费孝通先生所说的“以亲属关系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网络是个别”。再来看当前Z村的家庭结构，子女和父母是分开入住的，也就是所谓的“分家”，分家后便会以自己成立的小家庭为中心单位，形成自我主义，对家庭伦常和纲纪也就淡漠了。当老人要求子女对其履行赡养义务时，赡养的付出和自身利益的获得便起了冲突，部分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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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继承遗产就赡养”的现象（张德利等，2011：1-2），对于经济条件差的家庭而言，拒绝赡养成了矛盾下优先考虑自己的选择，“为了自己可以牺牲家，为了家可以牺牲族”成了不争的事实公式（费孝通，1984：33）。从图 2差序格局的结构图中可以看到，基于生育和婚姻所形成的网络圈里离自己最近的关系便是血缘关系，也就是我们的父母或子女。而媳妇嫁入后，虽然也称呼丈夫的父母为父母，可终究不是基于血缘为基础所形成的关系，因此，容易造成“儿媳重视亲妈比婆婆多，婆婆视女儿为亲人、视儿媳为外人”的难以调和的婆媳矛盾。厚此薄彼的不公平现象容易使夫妻之间产生纠纷，也给了子女们相互间推卸赡养义务的“理由”（殷晓洁，2010：193）。2、道德维系情感。在差序格局的社会结构中，礼是最合乎维持社会秩序的基本规范，即使在社会转型时期，差序格局下的等级秩序遗影依然存在（陈占江，2007：46）导致父辈对子女有着较高的赡养要求，可以说是“反馈式”的赡养，也就是，父母将子女抚养长大，同时子女就应该履行赡养父母的义务，不同于西方国家，只强调抚育并不硬性要求赡养，而中国的“反馈式”赡养模式就要求赡养老人是子女义不容辞的责任（费孝通，1983：14），也是中国老人“养儿防老”观念产生的根本性原因。而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自主思想观念的深入人心，传统道德观日益弱化，子女更多的考虑到新家庭的未来发展而不是被等级规范所束缚，因此逃避赡养或拒绝赡养现象在中国农村很普遍。3、精神关怀的双向性。农村社区除了血缘维系的情感之外，还有建立在地缘基础上的情感。在 Z村生活的日子里，我感受到了“一家有难，八方援助”的邻里互助的美好氛围，在农村，人与人之间形成了一种长久性的面对面的关系，这就促使道德能够通过“你来我往”这样的形式持续下去（候东栋、浦纯钰，2014：41）。每个人处于自己网络圈中心的同时是他人网络圈的辐射，也就表明情感本身是双向传递的过程，付出情感就会收获情感。Z村王奶奶平时为人和善，所以她晕倒后第一时间被邻居送到医院的事件足以感受到“远乡不如近邻”的需求照料。对于纠纷后无法依靠子女的老人来说，会更注重地缘带来的情感照顾，而邻里朋友也会对该类老人格外关注，情感关怀的双向性夯实了农村差序格局的稳定性。

四、“由内而外”：农村养老问题的差序调解老人要从自己主观思想上树立不完全依赖子女的观念，降低对子女的期望，一定程度

就能减少失望（风笑天，2006：86），对于身体强健，有自我养老能力的老人来说，从主观上建立独立养老的观念有助于身心的放松，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对于身体素质差、经济条件差的“双差”老人而言，在无法实现自我养老的前提下，子女又拒绝赡养义务，该类老人要何去何从？成了解决农村养老问题的关键。

（一）克己——以血缘为基础的核心养老既然在差序格局里提到，每个人都是以“自我”为中心来构建网络圈的，那么要解决

差序格局结构下的农村养老问题，也需要从“自我”做起，也就是费孝通先生所说的“克己”。当克己成了社会生活中的基本德性，亲子和同胞之间相配的道德要素便是孝和悌了（费孝通，1984：39）。在传统的农村社区，尤其类似Z村这样的地理位置相对闭塞的地区，农民思想保守，血缘养老是其安身立命的核心要素，子女要理解父母的心态，认识到自己在父母养老责任里扮演的重要角色。尤其是当家庭纠纷发生时，成员间要学会站在对方的角度思考问题，克制自己一味追求利益的私欲，不要剥夺父母追求幸福的权利，尊重他们的选择，承担属于自己的责任。作为父母，也要改变“养儿防老”的观念，让女儿和儿子共同承担养老责任，同时，更要改变完全依赖子女养老的观念，树立多渠道的养老观（潘剑锋等，2009：127）。

（二）互惠——基于地缘基础上的互助养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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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清涧县自 2009 年开始试点推行农村“互助养老”模式并取得了广泛的社会效益，在农村成立的互助小组为需要帮助的老人提供卫生安全、家务料理、生活陪护、精神慰藉等多种服务，基于地缘基础上开展的养老服务相互了解程度高，有助于针对性的为不同类型的老人服务从而提高服务质量，同时也构建了村民间更为亲密的人际关系（王璐、刘博，2012：177）。在家庭纠纷加速养老功能弱化的农村，得不到子女关怀的老人可以收获邻里之间的关爱，闲暇时间你来我往的娱乐悠闲方式有助于丰富老人的精神生活，不仅有效排解了老人的孤独感，更让老人在长期生活的地方安心养老，有利于老年人的身心健康发展。“互助养老”模式对解决我国农村养老问题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帮扶——业缘关系下的全方位养老物质养老和精神养老已经开始逐渐突破家庭的界限，由社会承担一部分养老职能，尤

其随着农村家庭养老功能的弱化和农村社会的快速发展，业缘已成为养老的有益补充（候东栋、浦纯钰，2014：43）。由于，社会养老是基于业缘关系（村集体和政府等）为纽带的一种代际经济支持网络（陈成文、肖卫宏，2007：58）。故而，村集体和政府是业缘表现的基本形式，有效弥补了血缘和地缘在养老方式上的不足，一来，村集体容易凝聚村民们的力量，在开展活动或成立村民互助小组方面更懂得村民们的喜好和需求，二来，村集体可以借助政府的力量，在政府养老优惠政策和农民之间扮演中间者，做好上传下达的工作。从政府层面来看，要明确政府在农村养老事业中应承担的责任，政府应在制度建设和完善的过程中通过各种政策、法规的制定和实施来满足农村居民的养老需求，最终履行好政府在我国农村养老保障制度中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多方面的责任（郑军，2012：100）。从法律层面来看，为了稳定社会秩序，仅依靠道德约束是远远不足的，必须利用外在的强制力量进行干预，对于经过多方调解后依然拒绝履行赡养义务的家庭要通过法律来保护弱势的一方。通过对Z村的了解，发现利用司法渠道来维护自己的权益的情况十分少见，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则法律在农村不同于在城市有绝对的权威，村民对司法较为陌生（邵锟，2015：35），二来，农村老人一般有着“家丑不可外扬”的观念，宁可忍气吞声，也不愿利用法律手段维权。因此要强化老人的法律意识，加强法律工作，在法律法规完善的同时引导多子女家庭签订《家庭赡养协议书》、《财产继承办法协议书》等确立家庭承担的赡养责任，以正规途径避免养老纠纷（吕金岗，2011：49），从而建立全方位的养老模式。参考文献[1]陈成文,肖卫宏.农民养老:一个社会网络的分析框架[J].湖北社会科学,2007,04:57-62.[2]陈梦纳.人口老龄化下河南濮阳农村养老问题研究[J].市场周刊(理论研究),2016,03:115-116.[3]陈占江.差序格局与中国社会转型[J].社会科学评论,2007,03:40-46.[4]杜鹏,王红丽.老年人日常照料角色介入的差序格局研究[J].人口与发展,2014,05:85-92.[5]段巧玲.农村家庭养老的现状、问题与对策分析——基于巨野县段庄村孝文化的调查报告[J].人才资源开发,2016,04:160-161.[6]费孝通.家庭结构变动中的老年赡养问题——再论中国家庭结构的变动[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03:7-16.[7]费孝通.江村经济[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60[8]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25-42[9]风笑天.从“依赖养老”到“独立养老”——独生子女家庭养老观念的重要转变[J].河北学刊,2006,03:8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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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5

探索农村养老机构发展的经验研究冯长凯

（安徽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241000）摘要：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日趋严重，相对于城市而言，农村老龄化更加严重。此外，农村由于农村城市化转型、思想观念转变、家庭功能弱化等，给传统的居家养老带来冲击，随之机构养老受到关注，机构养老作为养老方式的一种，是对居家养老方式的一种补充，为老年人提供生活服务，随着老年人需求增加，养老机构的发展需要我们进行思考。本文以文献综述的方法，总结农村养老机构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以及相关的对策。关键字：老龄化；养老机构；农村养老机构；医养结合Abstract: With the aging of people in our country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serious, compared with the city, the aging of the rural area is more serious. In addition, rural due to the urbanization of rural transformation, change ideas, weakening of family functions such as, to the traditional family pension impact, along with pension institutions concerned, pension institutions as a way of pension is a supplement to the home retirement way, for the elderly to provide life service.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demand of the aged peopl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pension institutions need us to think. Based on literature review, this paper summarizes som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pension institutions and related countermeasures.Key words: Aging population; Old-age care institutions; rural old-age organization; Medical-Nursing combined

一、问题的提出（一）研究背景根据联合国的统计标准，当一个国家 60岁以上老年人口达到总人口数的 10%或者

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 7%以上，那么这个国家就已经属于人口老龄化社会 。2000 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中国 65岁以上老年人口达 8811万人，占总人口6.96%，60岁以上人口达 1.3亿人，占总人口 10.2%（《200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标志着中国步入老龄化社会。随后，中国的老年人口数量比例不断增加，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中国 60岁及以上人口数为 1.78亿人，占13.26%，其中 65岁及以上人口为 1.19亿人，占 8.87%（《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人口老龄化进一步加深，表 1.1列出了近几年老年人口的增长情况。另外我国一直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人口比重很大，另外由于农村大量青壮年的外出，老年人留守农村，使得农村的老龄化比城市的老龄化更加严重。老龄化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包括老年病、青壮年人口压力增大等，其中也包括了老年

人的养老方式选择。我国目前的养老方式是“以居家养老为主，社区养老为依托，机构养老为补充”，不管是城市还是农村，最主要的养老方式还是居家养老，但由于近年来我国农村城市化转型、妇女家庭功能的弱化、“空心村”的普遍等问题，农村居家养老方式受到冲击，农村机构养老的方式受到关注。农村的养老机构由于地域受限、经济水平低下等原因，导致其发展并不是很好，存在机构规模较小，设施较差，服务人员素质不高等问题，其中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大多数农村养老机构不配备相应的医疗设施，使得老年人养老与看病

396

的不方便。我国目前养老机构与医疗机构长期割裂，导致两者功能的单一，给老年人的养老和治

病带来不便，医养结合型的养老机构需求增大。国务院 2013 年颁布《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提到要积极推进医疗卫生与养老服务相结合，推动医养融合发展，鼓励医疗机构进驻养老机构、符合条件的养老机构设立医疗机构等。国家对于医养结合这一政策的推动，为养老机构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表 1.1 各年份老年人口增长情况统计表（单位：万人）年份

60岁及以上人口数

60岁及以上人口数占总人口的比例

65岁及以上人口数

65岁及以上人口数占总人口的比例

2000 12600 10.26% 8811 6.96%

2008 15989 12% 10956 8.3%

2009 16714 12.5% 11309 8.5%

2010 17765 13.26 11883 8.87%

2011 18499 13.7% 12288 9.1%

2012 19390 14.3% 12714 9.4%

2013 20243 14.9% 13178 9.7%

2014 21242 15.5% 13755 10.1%

2015 22000 16% — —

（二）研究意义1.促进养老机构的发展。人口老龄化不断加深，而农村人口老龄化比起城市人口老龄化

又更加严重，所以研究农村老年人的养老方式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养老机构不仅可以为老年人提供住所，照料老年人等物质性服务外，更可以为子女长期在外，精神得不到慰藉的老年人提供一定的精神慰藉服务。所以研究农村养老机构的问题，一方面可以提高农村养老机构服务水平、丰富农村的机构养老模式、促进农村机构养老的发展，从而缓解农村的老龄化压力，促进农村养老事业的发展，更好地解决农村的养老问题。另一方面，在机构养老发挥对家庭养老的补充作用时，能够相对减轻农村子女为照料父母的负担。

2.促进医养结合的发展，完善健康产业发展需求。医养结合是农村养老机构包括城市养老机构提高老年人服务标准的一个方向。《国务院关于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3〕40 号）中，从发展医疗服务的角度提倡发展照护服务，提到“推动发展专业、规范的照护服务，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根据不同的老年人需求，提供康复、日常生活、医疗等多种形式的服务，并逐渐规范服务，提高服务能力”，所以研究农村养老机构医养结合的新模式，可以丰富我国健康产业的发展。另外，分析相关文献可以发现，学者们对于老年人影响因素的分析集中于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子女数量、婚姻状况、老年人认知程度等方面，并没有提及老年人是否会因为医疗方便而选择入住养老机构。所以，该研究可以丰富老年人入住养老机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方面的理论。（三）相关概念介绍 1.机构养老机构养老，是我国目前主要的养老方式之一，作为居家养老方式和社区养老方式的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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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机构养老是指由老年人自助、亲人资助或是由国家补助等形式，安排老年人入住老年公寓、老人院、托老所等能够集中为老人提供生活照料、食宿及精神慰藉服务,并可以为失能老人、高龄老人持续提供专业的护理与照料的养老机构。目前养老机构主要存在的形式有：老人院、养老院、老年社会福利院、敬老院、老年公寓、托老所、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等。代菲根据养老机构的性质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福利性养老机构、非营利性养老机构、营利性的养老机构（代菲，2013，12）。贾婷婷根据养老机构的功能将其分为四类:第一类传统养老院，如社会福利院、敬老院等，由政府出资建设并经营；第二类个人、单位、企业、集体开办的养老机构，可以为生活能够自理的老人提供食宿及照料；第三类是具有医疗服务性质的养老机构，为生活不能自理老人提供服务的护老院、养老院；第四类是民营性质的老年公寓等这种公寓可以提供服务，能满足不同类型老人的需求（贾婷婷，2014，9）。 2.医养结合

所谓“医养结合”从字面解释是医疗和养老的结合。医养结合是一种更为充实的新型养老模式，其特点在于融合养老机构与医疗机构两部分的资源，不仅提供日常起居、文化娱乐、精神心理等服务，还提供医疗保健、康复护理、健康检查、疾病诊治、临终关怀等专业医疗保健服务（王元元，朱霖，牛丽娟，2014，130）。使得患病老人得到及时的治疗，也使得需要长期治疗的患病老人得到全面的照料。很多人对于医养结合的认识还存在一定的误差，认为医养结合仅仅就是养老院开办医疗机构或是医院设置几张养老床位，这种理解并不完全。未来医养结合发展的四种形式：第一，原有医疗卫生机构开展养老服务；第二，原有的养老机构增设医疗服务资质；第三，医疗机构与养老机构协议合作；第四，医养结合走进社区、进家庭（金勇，2015）。二、文献综述人口老龄化加重、家庭功能弱化、传统观念的转变、教育程度的提高等使得机构养老越

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笔者分析所搜集的相关资料，将目前针对养老机构的研究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养老机构现状以及问题方面的研究。周云，陈明灼（2007）根据相关的政策法规文献和现有的统计资料发现，1989 年以来养老机构的床位数一直在增加，但空巢率保持在 30%左右，而且入住农村养老机构的老年人多于城市养老机构收养的老年人，农村每千名老年人所拥有的床位数也高于城镇的数量，原因在于：养老机构床位数的分布与人口数量的多少有关，一般情况下人口多的地方养老机构的床位数就多；床位数的分布可能与经济的发展程度也有一定的关系；直辖市的养老机构床位数量比较充裕。除依据地域方面的问题之外，也有学者针对机构性质来进行对比研究。贾婷婷（2014）分析对比河南省N市的民办与公办养老机构，发现目前养老机构是以公办养老机构为主体，服务的对象是以五保老人为主，机构主要的资金来源是政府的投入，养老机构所提供的服务基本是按照“五保”的标准，但是民办的五保内容没有公办的五保内容详实。

第二，养老机构的分类研究。对于养老机构的分类主要两种依据，一种是按照养老机构的性质进行的分类，付亮（2014），邹冰峰（2013）按照养老机构的性质将其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营利性的养老机构，这类养老机构一般情况都是以民间资本的投入兴办，可以进行利润的分红，但国家政策倾斜力度小；第二类是非营利性的养老机构，这种类型的养老机构区别于营利性的主要是不能进行利润的分红；第三类是福利性的养老机构:这类养老机构一般情况下由国家筹集资金开办，其主要服务对象是“三无老人”群体，入住的老人不产生生活费用，只需提前到相关部门进行登记便可享受福利性质的社会养老机构所免费提供的照料护理。

另一种是根据养老机构的功能进行分类，Coleman BJ (1995)对养老机构按照功能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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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三类。分别为普通老年照护机构、中级老年护理构和专业老年护理机构，为不同需要医疗护理和生活护理照顾的老年人提供护理服务。Manuel Eskildsen（2009）将养老机构按功能分为以下几类，一是老年公寓，由生活能够自理的老人租住，老年社区功能完善，老人可选择自助或由社会服务机构提供各类服务。二是普通养老院，收住生活能够或不能完全自理，需要提供生活照料的老年人。三是老年护理院，配备护工、护士，为身体状况不佳，存在认知障碍需要日常生活照料和一般医疗服务的老年人。四是重度护理院，配备医生、护士对重症晚期以及需要经常性康复医疗的老年人。

第三，社会工作视角下对于养老机构的研究。李艳钟（2009）认为社会工作在养老机构中的具体表现主要是运用个案工作、小组工作以及社区工作来为老年人提供服务，满足老年人需求。詹育红（2013）在此基础上进行补充，将运用个案工作、小组工作、社区工作方法介入为老人提供直接专业化的养老服务作为微观方面，在中观上社会工作者的工作是连接资源，在养老机构与养老老人之间搭建桥梁，在宏观上社会工作者通过影响或者参与社会政策制订而间接提供养老专业化服务，为养老服务拓展服务空间。高梅书（2009）认为，除了机构老年人需要受到社会工作介入服务外，机构工作人员同样需要受到介入，包括：群体凝聚力的营造；工作人员压力的舒缓和情绪的支持；技能的训练等方面。

第四，社会环境对于养老机构的影响。王芳，朱启戎，尤伊娜（2009）根据对泰州夕阳红敬老院调查研究得出，地方的习俗：赡养方式、养老观念等，对于养老机构的发展有一定的影响，对于部分习俗较重，传统观念深入人心的地方，机构养老方式依然是水土不服，即使在家庭养老功能弱化和老年服务需求急剧增长的条件下也很难发展起来。除了地方习俗外，宗教信仰对对老年人的精神情绪方面有积极的作用。Lawler（2009）认为宗教、精神信仰和老年人健康有关系，心灵健康和祈祷有助于增加主观幸福感，减少和控制抑郁症。通过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得出宗教提供的养老服务内容十分广泛，涉及经济供给、生活照料、精神慰藉、临终关怀、亲情关怀、居住场所提供等方面，加上相关政策环境改善和信教群众增加，宗教参与养老在我国具有可行性且优势明显（赵立新，赵慧，柏娜，2012，6—11）。

第五，针对养老机构的需求研究。（1）老年人对养老机构的了解程度调查。王洪娜（2011）的调查中只有 1.9%老人回答对养老机构的情况非常了解，比较了解的占10.6%，31.9%的老人了解程度一般，老人表示不太了解的占 39.5%，完全不了解的占16.2%。（2）老年人入住养老机构意愿调查。初炜（2007）对 1200名老人的调查显示愿意入住养老机构的比例占 11.2%。董沛等（2009）在河北保定和石家庄分别对 1500名60岁以上老年人进行养老需求调查，结果发现两地愿意入住养老机构的老年人比例平均为7.77%和 12.1%。朱琼（2014）在研究“空心村”养老机构发现，老年人的机构养老意愿较低，当前大部分老年人还是不愿选择机构养老的方式，而更倾向于家庭养老，而机构养老未来意愿则有较大提高，表明农村老年人对机构养老还是具有一定潜在需求的，机构养老在农村中还是有一定的发展空间的。（3）老年人入住养老机构意愿影响因素分析 。James D（1998）认为无配偶、子女人数少、生活不能自理及存在认知缺陷等的老年人更愿意入住养老机构。陈翠莲（2009）调查发现，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选择愿意在养老院养老的所占比例较大，79岁以下的低龄老人选择愿意在养老院养老的所占比例较小，可见年龄对老年人入住意愿有一定影响。姚兆余（2012）从其调查结果发现不同文化程度的农村老年人在养老居住意愿上存在显著性差异。笔者发现，就目前学者们对于老年人意愿的调查并没有提出有关医疗方便等对于老年人选择的影响。

三、农村养老机构发展所面临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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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农村养老机构目前存在很多的问题，分析相关文献总结一下方面的问题。（一）微观方面。首先农村家庭普遍对养老机构的认知度低，传统“养儿防老”观念

在农村尤为突出，很多老人认为只有没有子女才会考虑进养老机构。对于入住养老院，老人们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1）有子女，身体还行，不需要人照顾，不需要入住养老院；（2）入住养老院需要花钱，自己这样也能过得去；（3）不愿意离开家，认为去养老院是儿女不孝的表现，会让别人笑话；（4）养老院床位有限，要把床位给最需要的人；（5）养老院不自由（付亮，2014，34）。其次，农村经济水平普遍较低，即使大部分老人的子女都在外打工，如果子女的工资并不是很高，甚至有些老人的子女由于患病等原因，无法赡养老年人，而部分养老机构收费标准又较高，老年人即使有入住意愿，也因经济原因无法入住（戴茜，2014，66）。

（二）中观方面。第一是资金问题，养老机构的投资呈现“投资较大，回收周期长”的特点，所以投资商会犹豫不决，另外，很多养老机构面临内部资金运转不足的问题。农村养老机构的资金一般按照入住老人的人头数发放，而所发放资金仅可维持机构的正常运转，无法帮助养老机构提高服务质量与基础设施，老年人在养老机构中需求得不到满足，所 以 部分养老机构因此 提 高入住标准，但这会又导致机构空床率的提 高 （曾彩萍，2011，24）。

第二，养老机构的社会化程度较低，养老机构的建设资金和运转经费主要来源于政府部门，其它来源少而且不稳定，社会投资缺乏。另外，农村养老机构的服务对象主要是五保老人，只有部分养老机构吸收社会老人。主要原因有：（1）规模有限，仅能满足五保老人集中供养需求；（2）政府相关部门还没有协商好是否收纳社会老人以及入住收费标准、服务等问题，农村养老机构院不敢擅自做主；（3）收费标准较高，大多数农村老人无法承受。（马红，2010，33）。农村养老机构社会化程度较低的另一个表现是机构内工作人员，部分养老机构的工作人员没有进行公开招聘，这也影响了机构的服务质量（党博，2011，33）。

第三，养老机构医养结合模式的不足。老年人的身体状况都不如年轻时有朝气、有活力，他们身体的各方面机能都在走下坡路，抵抗力普遍降低，而且入住养老机构的老年人很大一部分是身体出现一些毛病，因此，老人对医疗的需求是很强的。但目前大多数养老机构没有结合医疗，缺乏必备的医疗设备,这也是目前机构空床率较高的一方面原因。即使目前一些养老机构定时为老年人测测血糖、量量血压，但当老年人突发某种疾病时，没有相应的即使治疗，老年人会是十分危险的，老年人因为突发疾病而在机构内死亡的纠纷事件屡见不鲜。究其原因，一方面由于农村养老机构资金不足，难以在机构内设立医疗室，另一方面，机构负责人对于机构设立医疗设施的意识薄弱。

第四，机构服务内容单一，难以满足老年人需求。（1）机构组织的活动较少。部分农村养老机构实行的是封闭式管理，常年大门紧闭，老年人的活动场所受到限制，阻隔了老年人与外界的联系。另外，老人普遍有参与活动的意愿，希望机构开展多种活动，来填补精神慰藉的空白，减轻精神空虚和孤独感，增强团体认同感，但目前农村养老机构开展的活动较少，很多养老机构沦为棋牌室。（2）养老机构软硬件设施落后。农村经济水平普遍较低，使得农村的养老机构设施简陋、房屋破破旧、床铺量少，所提供的服务就是基本的饮食和住宿条件，让老年人的感觉养老机构仅仅只是 个吃饭睡觉的地方（戴茜 ，2014，66）。（3）机构专业程度较低。对于年事已高、体弱多病、身体残疾、不能完全自理的老人，除了日常照料还更需要有医疗护理和康复治疗；对于生活完全不能自理的老人来说，他们需要的是更加专业的临床护理。而农村很多养老机构缺乏这方面专业的人才和技术（童翎，2014，54）。

（三）宏观方面。近年来我国老年人口不断增长，作为居家养老方式的补充，养老机

400

构的需求也在日趋增长。而目前我国总体拥有的养老床位严重不足，养老机构床位数与未来老年人潜在的机构养老需求存在较大差距，养老机构数量也十分缺乏。养老机构还存在着供需失衡的问题，部分养老机构空床率很高，但有些养老机构因为服务质量好、设施优越等原因，却是“一床难求”。谢启文（2011）认为这其中原因是农民的需求表达机制和表达渠道缺乏，造成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与农村养老服务需求不符。另外，养老机构的发展不均衡。虽然由于子女外出到城市工作，农村老年人比例变大，农村老龄化程度比起城市更加严重，虽然农村养老机构的数量可能不比城市养老机构的数量少，但农村养老机构的条件是比不上城市的。邹冰峰（2013）分析其原因：第一，农村养老机构大多是公办的，利用市场机制的程度低，只能依赖于国家投资建设养老机构；第二，城乡之间的经济差距，城市的养老服务和医疗服务水平都远远高于农村。最后，目前我国专业性服务人员数量缺乏，这也是制约养老机构发展的另一个因素。我国目前老年人数量迅速增加，对于专业性的养老护理人员需求很大，党博（2011）在其调查中发现，机构内工作人员数量远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每个护理人员需要照料 10 个老人，导致服务质量不高，老年人需求得不到满足。另外，目前养老机构中的服务人员工资不低，但是大多数护理人员没有经过培训，缺乏专业的护理知识。

四、农村养老机构发展的经验启示针对以上总结的三个大方面的问题，笔者通过文献综述的方法，将学者们对此的研究

进行经验总结概括。（一）做好养老宣传工作，树立良好的机构养老意识农村”养儿防老“等传统观念是阻碍养老机构发展的重要因素。所以，一方面农村老

年人和其子女要改变传统的养老观念，跟上时代的变迁和发展，从思想上接受农村养老机构，只有承认其合理性，才能接受其发展，才能提高老年入住养老机构的潜在可能（王婉婷，2014，30）。另一方面，要加强对养老机构的宣传，媒体的宣传对养老机构的发展有着直观的作用，通过新闻媒体等宣传形式，倡导全新、健康的养老观念，增强基层干部和农村老人对社会养老的了解和认知程度，以消除他们对养老机构的不信任感，从根本上转变养老观念（王红娜，2011，173）。然而目前出现一种现象，当老人与养老机构产生矛盾，媒体会渲染养老机构的过错，这对于养老机构的发展无疑是雪上加霜媒体，而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媒体一般认为老年人与养老机构相比是弱势群体。所以，希望媒体能够公正的反应养老机构与老人发生的状况，让养老机构真正起到承担社会养老责任的作用（邹冰峰，2013，41）。

（二）提高机构服务水平，完善机构运营管理1.资金方面。首先，政府作为农村养老机构的主要责任主体，应重视机构的建设和发展，

加大对养老服务业的投入，并调整财政支出结构，确保有限的财政投入优先安排到农村养老服务的社会保障中去（姜彦国，2010，76）。此外，老龄化日趋严重，光靠政府的投入满足不了日益增长的老年福利需求，所以，除政府的直接性的资金支持外，还应该鼓励多元投资，一方面政府应当适当鼓励社会力量举办、经营养老机构，给予用水、用电、用地方面的优惠；另一方面，政府应鼓励社会捐赠，出台相应的政策鼓励个人、企业、团体等为养老机构捐助资金或者实物，民间捐赠是非营利组织社会服务资金的重要来源（马红2010，36-37）。最后，农村养老机构面对的服务对象大多是农村老年人，他们的经济有限，如果养老机构过分抬高价格，会让这些老人望而却步，所以养老机构的定价应该体现其公益性，合理定价。

2.促进养老机构的社会化。首先，鼓励多元投资，除政府投资外，加大社会投资力度。

401

其次，农村养老机构应该扩大其服务对象，第一，扩大农村养老机构的兴建规模，提高农村养老机构的服务标准。很多农村养老机构过去服务对象单一，仅是些五保老人，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机构规模太小；第二，政府在农村养老机构的服务标准上要多做思考，从入住标准、入住费用、服务项目等内容上制定统一标准，让农村养老机构更为标准，做到养老机构的兴建有据可依；第三，取消入住公办养老机构的身份限制，放宽此类养老机构的入住门槛（贾婷婷，2014，40）。最后，农村养老机构应该公开扩大范围招聘工作人员，保证老人能够得到较好的护理此外，养老机构可以吸收高校志愿者前来实习，一方面可以为高校学生提供实习机会，另一方面，可以提高机构的服务质量（赵轩，2014）。

3.促进农村养老机构医养结合新模式的发展。养老机构发展医养结合主要有两种模式：第一，符合条件的养老机构，可以自己申请创办医疗室，并向人保申请医保定点资质；第二，不符合条件的养老机构，可以与附近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是医院合作，开通医疗绿色通道（天津网）。 首先，政府需充分认识到“医养结合”模式存在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建立并完善相应的政策法规并督导施行。相关部门应加强沟通与协作，对进行“医养结合”优化的养老机构实施卫生准入、医保定点、资金扶持等政策，保障其医疗资质的获得，解决医保问题，减轻入住老人及其家属的经济负担（陈宏，2015，78）。此外，通过医院结合养老服务人员培训项目的开展，提高医养结合养老机构的薪酬待遇，逐步完善职称与人事政策，吸引专业医 疗护理人员 进入机构，提 高 医 疗 服 务 层 次 （ 王元元 ，2014，131）。

4.提高农村养老机构自身建设，满足老年人需求。（1）积极拓展老年人活动。农村养老机构应该开展多样化养老服务，积极地创造条件，通过提供图书室、棋牌馆、活动室等各种设施满足老年人的精神需求，并组织文娱活动，丰富老年人生活。或与文艺单位建立联系，将福利养老机构作为爱心教育基地，为老人演出丰富多彩的文艺节目，活跃老人身心等（曾彩萍，2011，37）。（2）农村养老机构的建设。陈翠莲（2009）认为在农村发展机构养老规模不宜太大，以发展救助型养老机构为基础，以构建综合性养老机构为主，在管理上应改进僵硬的制度化管理，探索开放式管理模式；在服务上应更加专业化、人性化与社区服务相结合，以使其专业化的服务惠及居家养老的老人。（3）注重工作人员的专业性。在招聘工作人员方面，养老机构不能只将目标定位于满足老人的吃饭问题，而是要对应聘者的专业护理知识有要求。除重视招聘的工作人员专业知识技能外，还需要重视已在职老年护理人员的专业化培训，在加强正规培训的基础上鼓励护理人员参加继续教育，不断提高养老机构老年护理人员的业务素质、完善知识结构，提高护理服务质量（朱琼，2015，41）。从而提高机构养老服务队伍的专业化水平，使其适应养老机构发展的需要，真正体现机构养老的专业性。

（三）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加快农村养老机构发展扩大兴建规模。《民政部关于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建设的指导意见》指出“原则上一

个乡镇应建立一所规模适中，基本满足当地实际需要的五保供养服务机构也可以根据当地实际，由县级人民政府兴办服务全县或部分乡镇的服务机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政府网）。如果乡镇规模比较小，可以与临近的乡镇合建养老机构，协调好五保对象收养关系实现资源共享和机构养老服务的全面覆盖（马红，2010，41）。穆光宗（2012）认为“公助民办、公建民营”是符合市场经济条件下，扩大养老服务事业和养老服务机构的有效途径和办法。政府可以将建成的养老机构交托给民间组织或社会力量来管理或者可以由政府出资来招标社会组织来经营管理，政府在这其中做好宏观把控作用，监督机构的运营但政府要对农村养老机构的质量有宏观的调控，防止机构只顾盈利、不顾老人生活质量的扭曲发展（王婉婷，2014，28）。农村养老机构规模的扩大，对专业性人才的需求也会越来越大。而养老机构发展的另一要素就是专业人才。政府可在大学设置老年护理以及相关的

402

专业，培养适合养老行业的技术和管理人才，在大学开设老年护理业不仅有利于养老机构的人才建设，也能为老人提供高水平的服务，还能带动解决我国严峻的就业问题（邹冰峰2013，37-38）。参考文献[1] 陈翠莲.2010.农村老年人机构养老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经济研究导刊:南京.[2] 陈翠莲.2009.农村老年人机构养老意愿研究——基于对江苏省 P县 Z村的调查.南京农业大学:南京.[3] 代菲.2013.老龄化背景下成都市机构养老问题探析.西南财经大学:四川.[4] 戴茜.2014.农村机构养老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科学中国人:北京.[5] 党博.2011.我国农村养老机构现状与需求.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北京.[6] 董芳.2011.人口老龄化与农村养老服务体系的建构.社会科学:河北.[7] 付亮.2014.河北省农村机构养老服务发展对策研究.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河北.[8] 纪娇.2014.协同理念下医养结合养老机构创新模式研究.中国社会医学杂志:南京.[9] 贾婷婷.2014.人口老龄化形势下农村机构养老问题研究.郑州大学:郑州.[10] 姜彦国.2011.加强我国农村养老服务机构建设的对策探讨.行政与法:重庆.[11] 黎民.2009.中国城镇机构养老及其模式选择——以广州为实例的研究 .南京社会科学:南京.[12] 李曼.2014.农村养老机构发展及对策分析——以河北省衡水市安平县为例.才智:河北.[13] 刘帆.2014.农村养老以及农村养老机构发展现状分析——以江西省瑞金市谢坊镇为例.企业导报:江西.[14] 马红.2010.农村机构养老研究.湖南师范大学:湖南.[15] 穆光宗.2012.我国机构养老发展的困境与对策.华中师范大学学报:湖北.[16] 邱玉涵.2008.社会工作理论视野下的农村机构养老——对湖南省 W市 L乡敬老院的个案研究.农村经济:湖南.[17] 石佳佳.2009.农村民办养老机构个案研究.南京理工大学:南京.[18] 童翎.2014.社会工作介入农村养老服务机构研究.长沙大学学报:湖南.[19] 王芳.2009.论习俗对农村养老机构的影响——以泰州市夕阳红敬老院为例.农村经济与科技:湖北.[20] 王洪娜.2011.山东农村老人入住社会养老机构的意愿与需求分析.东岳论丛:山东.[21] 王莉莉.2014.中国城市地区机构养老服务业发展分析.人口学刊:吉林.[22] 王婉婷.2014.对农村民办养老机构困境和发展的思考.华中师范大学:湖北.[23] 王元元，朱霖，牛丽娟.2014.安徽省“医养结合”机构养老模式实施路径探讨.牡丹江医学院学报:安徽.[24] 吴敏.2011.基于需求与供给视角的机构养老服务发展现状研究.山东大学:山东.[25] 吴旭梅.2015.和谐社会建设中的农村宗教机构养老服务研究.杭州师范大学:杭州.[26] 武晨静.2015.河北省农村养老机构发展分析.福建农业:福建.[27] 谢启文.2011.社会工作理论视角下农村养老机构建设研究——以荥阳市五保供养幸福园为例.社会工作（学术版）:河南.[28] 薛青.2014.上海市机构养老与居家养老受养者比较研究.上海工程技术大学:上海.[29] 姚兆余.2012.农村老人对机构养老的意愿及影响因_省略_于东部地区 749位农村老人的调查.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湖南.[30] 袁晓航.2013.“医养结合”机构养老模式创新研究.浙江大学:浙江.[31] 翟若帆.2013.农村养老机构中老年人心理慰藉的社会工作介入研究.河北大学:河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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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4

合肥市医养结合养老模式的问题与对策陈俊峰 王硕*

摘 要： 合肥市较早开展了“医养结合”养老试点工作，积累了诸多成功经验，形成

了“医养结合”养老的“合肥模式”。特别是政府的政策支持，为合肥“医养结

合”养老模式的进一步探索提供了有力保障。通过对合肥市医养结合养老现状的

调查研究发现，与发达地区相比，合肥“医养结合”养老模式仍存在不足。主要

变现为制度设计创新性不够，管理归口不清，医保政策实施障碍等问题。构建科

学合理的“医养结合”养老及评估体系，探索多方联动的资源共享与保障机制，

完善医改顶层设计，将是夯实合肥“医养结合”养老模式的主要路径。

关键词：医养结合 合肥模式 现实困境 多方联动 路径创新

2015 年 10月安徽省民政厅印发了《安徽省民政厅开展解决养老服务业发展突

*本文系安徽省社会学会“三项课题”报送成果。基金项目：安徽大学合肥区域经济与城市发展研究院委托项目（REUD2015004）的研究成果。陈俊峰，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城乡一体化；王硕，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城市社会学。

405

出问题专项行动方案》，提出要大力推进医疗资源和养老资源相互融合。面对合

肥市医养结合养老模式刚刚展开的现状，如何为医养结合服务开出一剂“接地

气”的新药方，减少老人养老过程中所面临的隐形风险，避免受到受到来自政

策和资本等的“负能量”的干扰，促进养老产业的健康发展，为即将启动的医

养结合养老服务提前做好准备成为本研究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一 合肥医养结合养老模的现状分析

目前合肥市已进入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阶段，截至 2014 年底，合肥市 60岁

以上老年人口已达 122.7万，占全市总人口 17.27%。根据合肥市民政部门统计，

全市失能、半失能老人约有 23万人，其中完全失能（失智）老人近 8万人。养老

以及医疗卫生服务需求日益增大。2014 年底合肥市有养老机构 191家，35730张

养老床位，每千名老人拥有养老床位数达 29.12张。目前合肥市区范围内 41家

民办养老机构中，以护理为主的养老机构达到 25家，护理型床位占总床位数的

70%。但除农村敬老院外，其他各类养老机构目前实际入住老人 5200多人，其

中失能、半失能老人占入住养老机构人员的 65%以上，占全市完全失能老人比

例不到 5%，即使考虑传统居家养老的因素，入住率也非常低。长期来看，现有

406

养老机构，特别是具备医养结合功能的养老机构难以适应需求。合肥市一直将医养结合工作作为养老服务改革的重中之重加以推进。在规划

引导上，合肥市于 2011 年就出台了《合肥市 2011-2015 年医疗机构设置规划》。

降低准入门槛，简化审批程序，挖掘医疗资源，形成以“居家养老为基础、社区

养老为依托、机构养老为支撑”的养老服务体系；在护理补贴额度上，合肥市加

大了政策扶持力度。对于入住养老机构的老人，按照轻、中、重度失能情况，每

张床位每年给予 3600、4800、7200元的护理补贴；在养老机构的建设上，合肥市

正增加投入，努力实现医疗预防、治疗、康复和颐养深度融合。2015 年合肥市已

建成 14 个农村敬老院“特护区”，4 个民办养老机构设立了医疗室，10 个民办

养老机构与卫生机构签订医疗服务协议。近日，合肥市卫生行政部门已确定批准

两家具有一级以上医院资质的养老机构（合肥市九久夕阳红老年城、合肥市蜀山

区光明老年护理院）。从总体上看，合肥市近两年的医养结合养老服务取得了较

明显的发展成效，在规划引导、护理补贴和机构建设上，不断完善扶持和配套政

策，稳步推进医疗卫生与养老服务融合发展，但相对于日益膨胀的养老需求而

言仍然不足，床位紧张问题十分突出。

407

课题组围绕医养结合养老这一调研主题制定了较为详细的调研计划，选取

了合肥市九久夕阳红老年城、合肥市蜀山区光明老年护理院、安徽静安养亲院等

九家机构展开了调研，采用半结构式访谈与问卷调查等方法，收集了大量的一

手资料，包括获得访谈资料 6万余字，调查问卷 140份，回收问卷 139份，回

收率 99.3%。剔除不合格问卷，有效问卷 129份，有效率 92.1%。其中男性占

38.8%，女性占 61.2%。平均年龄 81岁，最小值为 56岁，最大值为 104岁。为后

续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我们通过对调查资料进行分析认为，目前合肥市医养

结合养老机构可以分为以下几种主要类型：第一，医养一体。以合肥市滨湖医院老年科、合肥市包河区淝河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为代表。这类机构的做法是充分挖掘和利用自身的医疗资源优势，在医疗

资源基础上开设增设养老设施和服务。特色体现在拥有比较齐全的医疗设施和专

业的医疗队伍，能够较好地解决老人诊疗救治需求，从医养结合比例看，大致

属于“七分医三分养”。第二，养医一体。这类机构是目前合肥市以及外地医养结合养老的主流平台

往往也是政府、民众、舆论及社会资本比较关注的焦点。以合肥市九久夕阳红老

408

年城、合肥市蜀山区光明老年护理院、安徽静安养亲苑等为代表。其主要做法是

利用自身较强的实力，将自建或自营的医院与养老机构进行组合，形成以医促

养、以养助医的运行模式。特色体现在医养资源的均衡配置，基本可以实现非危

急重病老人在机构内医养共享，大致属于“五分医五分养”。第三，护养一体。以合肥市第一人民医院西区老年护理院为代表。这类机构

的做法是利用自身护理设施与队伍的便利条件，为老人提供比较良好的护理服

务以及少量的医疗服务，同时为老人提供养老生活空间和有关服务内容。特色体

现在护养资源比较均衡，对于非危急重病但又需要大量护理服务的失能、失智、

半失能、高龄、慢性病、病后康复等老人是一种比较合适的机构类型，大致属于

“七分护三分养”。第四，联合运行。以合肥市滨湖医院与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振亚晚霞情老年

公寓的医疗联合体为代表。这类机构的做法是在医疗机构与养老机构之间形成比

较密切的合作互助关系，发挥各自的医疗与养老优势，实现成本较低、优势互补

合作共享、价值倍增的效果和效应。大致属于“四分医六分养”。第五，支撑辐射。以合肥市经开区芙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代表。这类机构

409

的做法是以医护机构为服务中心原点，向周边地区居家养老的老人提供医护服

务，多以健康顾问和家庭医生等为具体形式。特色是作为居家养老的补充形式，

能更好地满足大多数老人居家养老需求，同时享受较为优质优惠的医护服务。大

致属于“三分医七分养”。

二 医养结合养老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医养结合遭遇医保政策瓶颈

医保政策已成为阻碍“医养结合”养老新模式发展的最大障碍。作为享受医

养结合政策的两个环节——医养机构、老人，每个环节都存在若干个急需解决的

“痛点”。从医养机构这个环节来看，一方面，目前的医保对接“隐形门槛”多

养老机构内设护理院的机构医保对接门槛较高，医疗和养老之间转化缺乏灵活

性与规范性，医养融合不到位现象时有发生。公立医院引入养老服务的机构，医

院的养老机构资质难以取得，缺乏养老机构运营的合法性，无养老床位补贴，

养老运营成本与收益不对称，管理存在较大压力。在调研中，合肥市第一人民医

院西区老年护理院以及合肥市包河区振亚晚晴养老院的负责人都反映“在养老

410

生活中突出医疗本身就意味着资源的浪费以及养老成本的极大提高，应该关注

的重点是老人能否享有基本的医疗服务，做到‘小病不出门，大病不出院’，

而不要对养老院的‘医’提出过高的要求”。另一方面，医保支付困难是众多护

理机构发展的“拦路虎”。本次调研结果表明，目前合肥市身处养老机构的老人

们所持有的医疗保险以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为主，

分别占 46.46%和 37.01%，购买商业健康保险的比例仅占 0.78%，见图 1。

图 1 老人医保类型分布图 （二）医养结合服务的支持保障制度不足 首先，制度标准不健全。目前政府对此类医养结合养老机构的服务标准、设

施标准、收费标准等方面并没有明确规定，医养结合机构设立的“隐形门槛”多

标准难以统一。这也使得医保经费用途存在“陷阱”，出现“套保”现象。其次

配套的财政、土地规划等政策无法缓解机构资金匮乏的难题。在调研中，各机构

411

负责人都反映道：“政府出台的政策是好政策，给予的政策优惠也很实际，但

由于养老行业本身盈利薄、回本慢的特性，再加上医养结合服务增加了运营成本

即使初期得到了政府支持，但后期发展过程中，多数机构长年处于亏损状态。”

再次，养老机构与医疗机构之间的双向转诊服务机制尚未完善，尤其是在大医

院对社区和地方医院的辐射渠道不畅。很多老人认为，在养老院养老最怕得病，

一旦患病就不得不往返于家庭、医疗机构和养老机构之间，增加了家庭负担。合

肥市滨湖医院老年科负责人在访谈中反映“现在社区是社区，跟医院是独立的。

医联体是什么？是想给他培训人员，但我们只是希望他能送点病人过来，要是

联合在一起，是我们医院来培训他们的，社区可能跟医院是脱开的，跟医院没

有直接联系的，没有任何联系，这是说我们给他们培训，他们培训以后给医院

付费；如果有重症病人看不好，送到医院来，这样的话社区可能花的钱就更多

一点。”最后，没有健全的关于养老服务的法律体系。一方面，对于养老机构开展医

疗服务的法律法规亟待完善。调研中发现，合肥市内多数养老机构普遍存在着对

于医疗纠纷以及医护人员各项合法权益保障方面的担忧。另一方面，没有政策的

412

允许，缺少对于“医”与“养”的具体的标准，养老与医疗的界限不明晰，

“双向接转”的渠道不通畅。机构在获得医保报销、抵御风险方面受到限制。在

调查中，老人也反映拥有法律服务的机构不多，见表 1。表1 老人对机构法律服务满意度汇总表

次数 百 分 比

（%）

有效百分比

（%）非常满意 4 3.1 3.2

比较满意 7 5.4 5.6

一般 32 24.8 25.6

不太满意 2 1.6 1.6

很不满意 16 12.4 12.8

不好说 39 30.2 31.2

没有这项服务 25 19.4 20.0

由上表可知，回答“没有这项服务”、“不好说”、“一般”的老人占所有评

价的前三位，分别为 19.4%、30.2%、24.8%。这表明，大部分机构没有开展法

律服务，老人一般都是自己去律师事务所寻找律师，机构也表示需要提供法律

413

服务的老人比较少。 （三）“医养结合”的养老机构供需矛盾突出

第一，养老机构数量、床位偏少，总体缺口较大。目前合肥市已进入人口老

龄化快速发展阶段，2015 年合肥老年人口比例达 17%，养老以及医疗卫生服务

需求日益增大。据报道称，目前合肥市的养老机构有 191家，有 35000张养老病

床，而这并不能满足需求。省统计一局根据对 2013 年人口抽样调查显示，

2013 年我省 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 12.24%。按常住人口为六

千万人计算，则安徽省 65岁及以上人口为约 734.4万人，按 5%的老人需要

入住养老院计算，也将需要养老床位 36.72万张，总体缺口达 10万张1。第二，养老机构结构不合理。目前的医养结合机构大多数是在养老机构内设

护理院或者公立医院引入养老服务，与社区医院结合较少，合肥市包河区淝河

社区医院的医养结合作为今年合肥市医养结合社区重点试点也因为资金、装修等

问题而没有正式运营。而从敬老院与乡镇医疗机构合作来看，农村基层的医疗机

构服务水平不高，难以承担专业护理和医疗服务，现阶段医养融合的作用在农

1 王元元，朱霖等：《安徽省“医养结合”机构养老模式实施路径探讨》，《牡丹江医学院学报》,2014 年第6 期,第 129-131页。

414

村难以切实发挥。 （四）机构服务收费偏高且服务内容单一

在对合肥市养老机构的调研中，老人和家属反映目前机构养老收费水平偏

高且服务内容单一僵化，超出了老人养老金支付能力，加重了老人及其家庭的

养老负担。一方面，服务收费偏高。合肥市机构养老的收费标准一般在 2000-4000元

左右，根据机构提供的服务标准和住宿环境，收费又各有不同。对于家境状况一

般的老年人而言，入住中端养老机构的压力就很大了，而入住更加高端的“医

养结合”型养老机构就显得难以接受了。笔者在调查中曾就老人目前所认为的在

养老过程中遇到的 10 个困难进行排名，其中，认为“服务收费太高”、“政府

医疗保障不够便利”、“服务项目不够全面”“忽视了老人的精神需求”占据了

前四位，分别有 32.54%、31.25%、14.96%和 22.83%的比例。换言之，认为

目前机构养老服务收费偏高且内容单一的比例高达 47.5%，见表 2。

表 2 机构存在哪些问题次数 百 分 比 有效百分比

415

（%） （%）机构数量和床位不够多 37 28.91 28.91

机构离家太远 18 14.06 14.06

医保额度太低 40 31.25 31.25

缺少专业护理人员 21 16.41 16.41

服务收费较高 41 21.54 21.54

服务项目不够全面 19 14.96 14.96

忽视了老人的精神需求 29 22.83 22.83

在与机构类别进行交互分析之后，发现在调查中数量最多的养医一体养老机

构老人对这一问题认同的显著程度最高，这说明目前大多数老人对于机构养老

在市场化过程中的“高收费”感到不安，对于机构养老所提供的相对较少的服

务项目感到不满。另一方面，机构服务内容单一僵化。对于目前合肥市的各种“医养结合型”

养老机构而言，各机构的服务项目较少，尤其缺乏丰富精神生活的活动，见上

表。而且以医院为主的“护养一体”的养老机构主要提供护理类服务，缺少生活

娱乐项目、心理辅导服务、文化交流服务却是不争的事实。而以养老院为主的

416

“养医一体”的养老机构仅能提供吃住等基本生活服务，对老年人的医学护理、

康复、医疗急救、精神慰藉等服务项目提供很少，仍处于“医养结合”服务的低

端层次。

图 2 老人参与活动方式由图 2 可知，在老人参与的文化娱乐活动中，“打麻将、打牌”、“做保健

操”、“书法绘画下棋”占据了前三位。结合表 7，可以认为合肥市各机构在老

人养老的过程中提供的精神文化类服务项目较少，不能满足老人的需求。在本次

调查中，老人对所在机构提供的医疗协助服务、专业诊疗服务和医疗护理服务表

示“非常满意”、“比较满意”的比率分别占 85.0%、47.6%、57.1%，表示

“一般”、“不太满意”、“很不满意”的比率达到 12.6%、38.1%、32.6%，

见下表 3。

表 3 医疗类服务满意程度所占比率（%）

417

第1条　 第2条　 第3条　 第4条　 第5条　 第6条　第7条　 第8条　 第9条　 第10条　 第11条　 第12条　第13条　 第14条　 第15条　 第16条　 第17条　 第18条　第19条　 第20条　 第21条　 第22条　 第23条　 第24条　

在与机构类型进行交叉分析后，在医疗协助服务（打针，吊盐水，提醒吃药

等）方面，养医一体的机构老人表达“非常满意”和“比较满意”的老人人数

最多，比例最大，其次是医养一体机构、护养一体机构。由于调查时，安徽省合

肥市包河区振亚晚霞情老年公寓还未与合肥市滨湖医院联合，事实上仍属于养

医一体机构。这说明了合肥市目前所提供的医疗服务存在着医疗服务层次偏低的

问题，集中于在医疗协助服务诸如打针、叮嘱吃药等环节较多，拥有专业诊疗服

务和医疗护理服务的机构较少。 此外，服务对象范围狭窄，医疗资源浪费的问题也极大地影响着合肥市医

养结合服务的发展。无论是养老机构内设护理院或是公立医院引入养老服务，医

疗服务的重点都放在失能、失智老人身上，保障这部分老年人的基本生存需要。

但是对于其他自理型半自理型的老年人而言，医疗资源的利用效率偏低，资源

浪费严重。再者目前医疗资源与养老资源对接不畅的现状，对于老人的医疗照顾

方面，大部分机构实际上是力不从心的，其中民营养老机构的压力最大。

418

（五）养老保障体系功能分层和衔接错位目前，合肥市对医养结合养老服务的发展尚未有一个完整的产业发展规划，

医养服务整体体系建设有待完善。由于缺乏宏观指导，医养结合产业功能定位不

清晰，发展的总体战略、主要目标、重点领域、保障措施尚不明确，这对医养结

合服务产业的有序发展乃至加快发展极为不利。一方面，医养结合养老模式尚未形成体系，仅仅以机构养老的形式展开，

与养老保障服务系统其他环节功能划分不清、衔接性差。另一方面，缺少“双向

转诊”的绿色通道。医养服务资源未经整合，资源利用冷热不均，一级、二级医

疗机构闲置，小型传统养老机构服务不规范，综合性医院频繁“押床”。不同类

型的机构配套资源差距较大。这种对比尤其体现在养医一体、护养一体机构和松

乔院老年养老院之间，在调查中，以安徽静安养亲苑为代表的养医一体养老机

构设施齐全，绿化空地、休闲座椅、床位、单独卫生间、电视，电话，网络、棋牌

室等娱乐设施都有，在问卷中选择“以上设施都有”的比例高于其他类型机构。

以合肥市第一人民医院西区老年护理院为代表的护养一体机构的结果紧随其后，

是因为合肥市第一人民医院西区老年护理院住着的大多是失能半失能老人，有

419

限的娱乐设施就已经能够满足需求了。而以合肥市松乔院老年疗养院为代表的中

低端养老院，环境较差，设施不全，活动空地狭窄，对于居住其中的高龄老人

而言，这样的基础设施对他们来说是很糟糕的，见表 4。表4 回答“以上设施都有”与机构交互分析结果

机构类型需

要

比 率

（%）不需要

比 率

（%）医养一体 8 6.7 12 10

养医一体 2621.

732

26.7

护养一体 12 10 1310.

8

联合运行 8 6.7 9 7.5

松乔院疗养院 2 1.6 4 3.2

根据交互分析可知，在合肥市松乔院老年疗养院养老的老人所体现出的对于

生活的信心，即“对未来感到迷茫”“活着就是等死”诸如的负面心态比率要

高于其他类型的养老机构。其“身体状况”表现为“变差了”的比例也要高于其

他养老机构，见表 5。表5 老人身体情况变化占所在机构人员总数比率（%）

420

机构名称 变好了无明显变

化变差了 不清楚

静安养亲苑 41.9 45.2 9.7 3.2

光明养老院 46.2 23 15.3 15.4

九久夕阳红 46.7 40 13.3 13.3

振亚晚晴养老院 44.4 44.4 11.1 0.0

市一院南区 45.8 29.1 20.8 4.2

滨湖医院 35 35 25 5.0

松乔院疗养院 16.7 50 33.3 0.0

（六）亟待制定明确的分级养老照护制度 一些慢性病或者肢体机能衰退的老人，在医院不能得到好的照料。一旦他们

选择居家养老又面临照护机构难寻和照护经费不能报销的问题。请到专业的康复

护理人员或者医生非常难。 一方面，老年照护等级评估标准不清，国家制定的老年人能力评估标准过于

专业和复杂，基层干部执行困难。而各养老机构执行的护理等级基本上是自行制

定的，目前合肥市失能半失能老人的等级评价标准就处于“机构自定”状态。称

421

呼混乱，每种分类级别所对应的标准都不一样。 另一方面，养老服务资源的分配不均，在“9073”的养老格局中，合肥市中

心养老床位一床难求，长久以来实行“排队＋条子”进入养老机构的模式。合肥

市一院南区的饶院长认为：“像英国的养老的 care home，nursing home，

resident home，他们区分养老级别是需要医院协作。在英国通过 social

worker 组织进行联系，根据病人的需求，并结合自身的病情，就选择不同的

类型。”鉴于目前养老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明确的分级养老照护制度，可预期的

轮候让需要机构养老的老人只需“排队”，而不用“条子”，养老资源的配置

才能实现真正的公平有效。 （八）机构的管理归口混乱不清管理归口问题是目前“医养结合型”养老机构最突出的问题。一方面，医养结合主体业务缺少统一机构管理。不同形式的机构从属于不同

部门管辖，这就造成了政策执行不一，扶持落实困难的状况。安徽省合肥市包河

区振亚晚霞情老年公寓负责人认为，“医养结合养老机构中面临卫生部门、养老

部门和民政部门三方管理的矛盾，有什么矛盾呢？因为医疗机构是卫计委管的，

422

养老院是民政部门管的。规定护理院不能设在老年公寓里面，护理院不能和养老

院在一栋楼里，在一栋楼里不批。这是不合理的，可以根据床位数来配备护理

院。”另一方面，与医养结合相关的政策落实需要各部门相互协调。普通养老机构

归民政部门审批和管理，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由老龄办组织实施，医疗卫生机构

归卫生部门认定和管理，医保报销由社保部门管理，由于制度原因、行业差异、

行政划分和财务分割等因素，民政、卫生、老龄和社保等部门都要介入到“医养

结合”型养老机构中，虽各有职能分工，但仍存在“职责交叉”的情况。（九）医疗资源与养老资源对接困难医疗资源与养老资源的“对接难”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医疗资源辐

射养老机构困难较大。而且根据调查结果显示，老人更愿意住在养医一体的机构

见图 3。但这类机构资源总体不足，床位紧缺，无法为老年人提供长期住院服务

而有幸入住大医院的老人，迫于医保报销政策，不得不频繁出院转院。其次，医

院缺乏合作动力。“日常运营是微利，如果算上设备折旧、人员支出等，肯定亏

损。”合肥市滨湖医院老年科的负责人陈院长表示，老年科很多资源都是与医院

423

共享，要是民间投资去做根本支撑不下来，虽然老人欢迎，社会叫好，但提及

运营效益，陈院长显得十分无奈。最后，现有机构养老“盈利化”色彩浓重。将

养老作为一种产业进行市场化发展无疑是现今老人所面临的养老现状之一，机

构养老盈利化色彩浓重无疑是导致养老产业出现诸多“乱象”的根源。

图 3 老人倾向医养结合机构类型 （九）中低端医养机构面临“招工难”缺乏专业人才，护理人员素质不高是合肥市内几乎所有养老机构所共同面

对的问题。部分高端机构甚至直接采用护士护理，而不招聘护工人员，如静安养

亲苑和滨湖医院老年科。在调查中，安徽静安养亲苑负责人表示“养老机构效益

越不好越请不到，人都是年龄大的人文化也很低，工作人员难招，包括医务人

员。”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振亚晚霞情老年公寓负责人在调研中也提到“找不到

年纪轻的护工，而且护工工作不稳定。”医养机构的“招工难”问题具体体现在

424

两个方面。其一，从事老人医护专业的人才匮乏。在调研中，大多数养老机构普遍反映

护理人员不足（见表 6）。特别是在低端养老机构中,护理人员大多数是没有固

定职业的中年妇女,只接受过简单培训,有的仅仅曾经在医院做过护理工,有一定

的工作经验。而由于养老机构的护理人员工资偏低，工作量大的特点，所以人员

流动率很高，养老机构经常出现人员短缺的情况。表 6 老人对机构护理员评估结果占所在机构比率（%）

机构名称数量不

足

节假日不

在

女性为

主

年龄偏

大

经验不

够静安养亲苑 21.9 0.0 18.8 6.25 3.13

光明养老院 30.8 0.0 15.4 0.0 15.4

九久夕阳红 13.3 13.3 0.0 33.3 6.7

振亚晚晴养

老院 16.7 0.0 22.2 22.2 3.33

市一院南区 8.0 0.0 16 8.0 0.0

滨湖医院 30.0 10.0 25 10.0 0.0

松乔院疗养 66.7 0.0 16.7 33.3 16.7

425

院 其二，多数机构缺少老年科专职医生。老年科医生所要求的知识贮备更加宽

泛，但实际上，符合要求的医生却不多。与之相对应的是，目前中国养老行业对

老年科医生的需求量却越来越大。“医养结合型”养老机构的护工人员和老年科专职医生工作强度大、福利待

遇低，职业地位不高，在职称评定等方面无法享受与医疗机构执业人员同等待

遇，这些都成为各类医疗型护理院“招工难”的主要原因。 （十）老人养老金支付能力与身体健康状况错位相比于普通养老院，“医养结合型”养老院因为更高层次、专业的服务导致

其收费也较高，这就与失能半失能老年人、残疾老年人、患病老年人、高龄老年

人的收入水平不符。此外，安徽省养老医疗保障水平偏低，基础养老金与国家标

准差距较大。截止目前，安徽省各市已建立的覆盖城乡养老保障体，和医疗保险

体系保障水平相对较低。每月 70元的城乡基础养老金，与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所

规定的“国家通过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保障老年人的基本生活”相去甚远，保

障标准偏低。

426

图 4 养老的主要经济来源分布

表7 老人每月养老金收入水平

次数 百 分 比

（%）

有效百分比

（%）无 7 5.4 5.4

0-1000 5 3.9 3.91001-2000 13 10.1 10.12001-3000 40 31.0 31.03001-4000 21 16.3 16.3

4001 以上 37 28.7 28.7

不清楚 6 4.7 4.7

根据调查结果显示，老人养老最主要的经济来源是养老金和退休金，其次

才是子女供养，见图 4及表 7。因此，养老金、退休金的水平将直接影响老人养

老的质量。而调查中老人养老金水平 3000元以下的比率占 50.4%，3001-4000的

427

比率占 16.3%，4001 以上比率的占 28.7%，这个结果与各机构的收费标准相比

有较大差距。三 合肥鼓励发展医养结合养老模式的对策建议

（一）成立医养结合养老联合办公室前面分析过，目前医养结合养老面临的一个主要障碍是缺乏明确的管理归

口，“大家都来管也都不管”的问题比较严重，这种多头领导的局面不仅造成

管理上困境，也造成对于医养结合养老缺乏必要的合理的统筹规划，严重制约

了医养结合养老的发展空间。解决这个难题主要有两种思路。一种是主要依托某个政府部门，由该部门内

分管的领导和机构来牵头，协调其他相关政府部门，对医养结合养老进行管理。

这种做法的优势在于充分发挥现有部门的职能作用，基本不需要增设新的机构

和增加新的人力，管理的成本并没有明显增加，同时管理主体比较明确，牵头

部门与主管方的责任边界清晰，积极性比较容易调动。但问题在于医养结合养老

主要牵涉到卫生与民政两个政府职能部门，同时还涉及到社保和老龄等部门，

各部门均有自身明确的管理权限、管理对象和管理方法，在管理职能上很难相互

428

替代和任意越界，所以不论哪个部门进行牵头管理的难度都比较大，部门之间

协调成本高且程序复杂，管理效率难以保证。另一种思路是成立“‘医养结合’联合办公室”，由合肥市政府分管领导

进行直管，卫生、社保、民政和老龄等部门主要负责人或分管领导等作为联合办

公室主要成员。联合办公室的主要任务是针对医养结合养老领域，加强对各部门

的横向联系，打破条块分割，对医养结合养老进行统筹管理。工作内容可以包括

首先，牵头组织制定医养结合养老发展规划。尽快出台促进医养结合服务模式发

展的意见规划，将目前的区域老龄发展规划、卫生事业规划和医疗机构设置规划

等进行多规合一，将“医养结合”模式纳入新的规划范畴。其次，对医养结合养

老进行制度设计。再次，对医养结合养老机构进行管理和指导。明确“医养结

合”型养老机构的服务性质、服务对象、服务主体和服务范围。组织制定统一的

机构准入与建设标准、从业人员上岗标准、服务标准和管理规范，建立严格的监

管制度和退出机制等1。最后，对老年群体做好管理服务工作。组织制定老年群体

的失能、失智等身心健康水平的测评办法和评价标准，为有医养结合需求的老年

1 沈峥嵘：《统筹推进，谨防医养“假结合”》，《新华日报》，2015 年 2月 16日，第 2版。

429

群体做好服务对接事务等。 （二）构建合理的医养结合养老服务体系

从此次调研结果看，在养老意愿上，老年群体的医养结合养老需求越来越

高，而在养老能力上，呈现出比较突出的分化分层特点。为老年群体提供全面和

优质的养老服务无疑是发展医养结合养老的基本目标，因此就必须从当前老年

群体的客观需求和能力状况出发，通过政策引导资源的合理配置，构建符合理

的医养结合养老服务体系。我们认为，可以从三个方面来构建并逐步完善该体系（1）从服务功能上，应着力构建分类型医养结合养老多元体。推动医养结

合养老模式发展，应秉持的一个基本思路是坚持鼓励和扶持多种类型的医养结

合，以真正有效地满足不同身心状况的老年群体的养老需求。第一，鼓励医院扩

展功能或转型。首先，三级医院开设老年病科室或组建老年护理中心，发展医养

一体养老模式。政府应在严格审核基础上为符合条件的办理相关资质证书；其次

闲置床位较多的一、二级医院和专科医院可发挥专业技术和人才优势，转型为医

养结合服务机构，提升养老照护服务功能，实行护养一体养老模式；第二，鼓

励医养结合服务的延展覆盖。选择有条件的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与养老机构

430

联合实施“医养结合”试点，将医养结合服务普及到家庭病床和社区服务供给

中，推动支撑辐射养老模式；第三，探索社会力量参与机制。调动民间社会力量

设立更多“医养结合”机构，拓宽“医养结合”养老机构的创建途径，通过自

建医院、内设卫生所（室）、医务室等方式或服务外包、委托经营管理的方式吸

引医院参与运营管理，实行养医一体和联合运行养老模式。 （2）从养老水平上，应着力构建分层式医养结合养老连续体。客观说，老年

群体的经济支付能力存在较大的差异，这就决定了在供应端也应该提供不同层

次的医养结合养老产品和服务。如果从理想角度说，应该形成高、中高、中、中低

和低等五个不同档次的医养结合养老服务梯度体系，为拥有不同经济能力的老

年群体提供多种选择。我们认为，目前合肥市中高档（如安徽静安养亲苑）、中

档（如合肥市九久夕阳红老年城）医养结合养老机构已经形成一定的规模和影

响，但缺少高档、中低档医养结合养老服务，低档医养结合养老则存在实力弱、

水平低、发展慢等一系列问题。因此，建议合肥市应适当放宽市场准入，引入若

干高档医养结合养老机构，满足经济实力强的顶端养老群体需求。同时更应推进

对中低和低档医养结合养老机构的扶持工作，进而形成一个层级连续完整的医

431

养结合养老产品与服务供应链。 （3）从空间布局上，应着力构建分区域医养结合养老综合体。老年群体的重

要特征是移动能力弱、流动性小、生活空间稳定，因此发展医养结合养老模式，

必须着重考虑如何打造“一里路、十分钟”养老服务圈。从医养结合养老的空间

布局角度，做好全域规划，发挥规划的引导和约束作用。在合肥市市域的主要片

区应合理布点，鼓励在现有医疗机构周边建设养老机构，引入和发展大中型医

养结合养老机构。在各片区内部，根据老年人口规模和人口结构特征，适度发展

中低端和低端医养结合养老机构，同时本着重心下移原则，着重依托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和服务站，建立切近社区、小区和家庭的医养结合养老服务底座。 （三）资源整合共享为重点，探索多方联动机制为有效满足老年群体医护养需求，从控制服务成本和提高服务质量的角度

出发，应坚持对现有存量医护养资源进行充分挖掘、整合和共享原则，积极探索

医护养多方对接和联动的运行机制。 （1）推动医护养机构的深度对接。目前安徽省正在积极推进分级诊疗制，基

本目标是构建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就医模式。合肥市鼓励发

432

展医养结合养老模式可以在完善分级诊疗模式基础上，建立医护养多方联动机

制。应将政府主管部门、医疗机构、医养型养老机构、社区、家庭纳入联动机制的

多元主体，探索五方联动的操作方式，为养老群体提供连续的医护养服务

（constant care and nursing）。该联动机制建立的基本原则是大病进大医院，小

病进小医院，慢病到家庭、社区和护理院。其中关键在于由主管部门、专业组织

和人才参与评估、转接和后续服务，围绕老人医护养问题，在老人所住医院、政

府部门、社区、基层卫生服务机构、医养结合养老机构、家庭之间形成有效的沟通

协调和对接。例如英国的医院中有专门的护士（reception nurse）为负责老人出

院事务，包括联系当地政府部门中的社会工作事务专员，来对老人身体进行评

测，为能够出院的老人提供其家庭辖区的养老机构清单，安排老人与其选择的

养老机构负责人进行见面协商，并办理转接手续，较好地解决医疗机构中老年

人的“压床”问题，值得我们借鉴。 （2）鼓励医护养从业人员的流转轮岗。将现有的医生与护士队伍动员起来，

构建多方联动的医护养机制。一是鼓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与服务站的医生担任家

庭医生或健康顾问，解决居家养老的老人的小病救治、健康咨询与康复照护等问

433

题。同时，鼓励级别较高的公立医院医生担任专业医生，负责与家庭医生进行对

接，鼓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与服务站的护士为片区内居家老人和无内设医护条

件的机构提供医疗与照护服务。二是鼓励医师开展多点执业。依照近期安徽省出

台的《安徽省医师多点执业管理办法》，合肥市应加大引导和支持力度。例如医

生到基层医疗机构及养老机构内设的医疗机构开展“多点执业”，在申报晋升

专业技术资格时视为“支援基层服务年限”；鼓励执业医师和执业护士到养老

机构中轮岗服务，给予相应的特殊岗位补贴等1。 （3）推动医疗设备资源的共建共享。目前合肥市医养结合养老机构面临的一

个现实问题是缺乏大型医疗设备以及相关技术人员，中档以下医养结合养老机

构更加严重。为了给有需要的养老群体提供相应的医疗服务，一个可行的办法是

尽快推行合肥市医疗设备资源在医疗与养老机构之间的共享。2015 年 6月，国

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促进社会办医加快发展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提出了改

革的基本思路，结合该文件精神，合肥市应着重从三个方面进行探索。一是推动

医疗检查资源的共建。二是推动大型医疗设备的共享。三是推动医学检查结果的

1 江苏省民政厅：《关于全面推进医养融合发展的意见》,苏民福【2014】26号,2014 年 8月 29日。

434

互认。可以通过定期或不定期检查的方式进行测评和监督，不合格的机构取消检

查资质。（四）加强医养结合养老队伍建设从目前合肥市医养结合养老队伍现状看，主要的问题在于队伍力量不足、整

体素质不高、队伍不稳定。进一步说，存在着队伍数量规模偏小、人员结构不合

理，整体素质偏低、专业能力较低，发展空间相对有限等典型问题和现实困境。

对此，应有针对性地推出引导和扶持措施，尽快缓解医养队伍与医养结合养老

需求之间的突出矛盾。 （1）以激活存量、放大增量的基本思路壮大医护养队伍。一方面，以多点执业

兼职兼业、外包服务、委托经营等形式，最大限度地激活和整合现有医护养存量

人力资源。另一方面，加大对医养结合养老服务人员的培育和招收力度。可以参

照免费师范生的模式培养和吸引医护人才。同时，针对目前合肥市医院、养老院

和医养结合养老机构护工数量严重缺乏的问题，建议政府可以在三个方面进行

引导和扶持。一是设立公益岗位，由政府给予岗位工资补贴。二是鼓励成立护工

公司，由护工公司招募和培训护工，与医院签订合同为老人提供服务。三是鼓励

435

医院对护工进行管理，纳入医院的“三产”管理范畴1。 （2）提高医养结合养老队伍的综合素质和专业水平。在培育环节上，一方面

要加强高等院校和职业学校与养老机构和医疗机构的联系和互动。另一方面在学

校增设专门针对医养护理的专业或课程。政府可以设立专项的培训基金或以奖励

的形式，鼓励上级医院对承担医养功能的下级医院的医护人员以及有需求的养

老机构的护理人员进行培训。 （3）提升医养结合养老队伍的稳定性和发展空间。一方面，建立薪酬保障机

制，优化养老服务从业人员环境2。另一方面，建立养老护理职称评定机制，与

其他医疗机构享受同等待遇。此外，应切实维护医养结合养老机构和从业人员的

正当权益。由于老年群体的生理健康状况特殊性，机构与老人及其家属之间发生

纠纷事件的可能性比较大，政府主管部门及相关裁决机构应合理甄别责任，既

保护老人的合法权益，同时也应严肃处理无理诉求，保障医养结合养老机构和

从业人员的利益，维护医养结合养老领域的正常秩序。 （五）改进医养结合养老的投入保障机制

1 白雪：《护工公司面对劳动合同法进退两难》，《中国青年报》，2009 年 7月 9日，第 3版。2 周国明：《宁波市医养结合养老服务发展政策路径研究》，《中国农村卫生事业管理》,2014 年第 11 期。

436

随着老年群体数量规模不断扩大，养老压力也迅速上升。要合理分担养老成

本，分减政府财政支出负担，同时保证养老服务提质增量，就需要改进养老投

入方式，动员各类经济与社会资源进入养老领域，组合多种投入方式形成合力。 （1）充分发挥政府财政的扶持功能与杠杆作用。一方面，政府财政逐步增加

对医养结合养老的扶持力度，采用政府财政补贴、减税、奖助以及购买服务等多

种方式，对医养结合养老机构给予扶持。例如，将养老机构床位费补贴标准提高

到 80元以上。再如，对于“医养结合”病区给予养老服务业同等的各项优惠政

策，提供一次性建设补贴、日常运营补贴等。另一方面，发挥养老服务产业投资

基金的撬动作用。2014 年安徽省被列为以市场化方式发展养老服务产业的试点

省份，中央财政提供 3亿元的专项资金支持。合肥市应尽快启动筹建养老服务产

业投资基金，以撬动和吸纳更大规模的社会资本进入医养结合养老领域。此外，

政府还可以通过政策支持企业投资医养结合养老产业、吸引更多的社会捐赠以及

增加福利彩票收益对医养结合养老的支持比例等方式，加快医养结合养老发展

进程。 （2）采用 PPP 模式引导社会资本进入养老产业。建议合肥市应加快探索采用

437

PPP 模式，吸纳社会资本参与老年医养事业。可以借鉴浙江省台州市的做法，鼓

励和引导市立医院与具有较强实力和投资意愿的社会资本签订合作协议，由该

合资公司建设和运作医院和医养结合养老机构。其中医院由合肥市立医院管理，

主要管理人员由合肥市立医院管理团队兼任，两院区实行统一管理，独立核算。

合肥市立医院医师以多点执业的方式在两院区流动，人员薪酬由两院按比例承

担1。同时规定将不少于 5%的床位用于接收城镇“三无”老人及农村五保对象

进行集中供养，政府将按照政策标准向养老机构支付供养经费。从调查情况看，

目前合肥市一院西区养老护理中心初步具备试水该模式的相关条件，建议可以

率先进行探索尝试。 （六）完善医保制度设计，试点老年群体长期护理制度 （1）扩大医养结合养老的医保范围。养老机构内设的医疗机构，可以不受合

肥市医保定点医疗机构的总量控制，与社保经办机构签订协议，使入住的老年

人享受相应待遇。建立养老护理费征收制度并将其纳入医保范围，补充养老保险

制度，为部分高龄老人、失能、半失能老人、长期慢性病老人提供经济补贴。

1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网站：《养老产业 PPP 模式应用研究》，http://www.mof.gov.cn/xinwenlianbo/zhejiangcaizhengxinxilianbo/201412/t20141223_1171179.html。

438

（2）加强对医保资金的监管。合肥市人力社保部门应加强对医疗机构费用的

控制和质量的监管，及时查处套取医保资金等违规行为，切实保障参保老年人

权益。针对不同付费方式明确监管重点环节。采取按人头付费的，重点防范减少

服务内容、降低服务标准等行为；采取按病种付费的，重点防范诊断升级、分解

住院等行为；采取总额预付的，重点防范服务提供不足、推诿重症患者等行为2。 （七）建立科学的评估标准体系

目前我国养老服务需求大，发展速度快，但也同时存在着管理不到位，机

构认定标准不合理，服务水平层次不齐等现实问题。对此应尽快建立完善的评估

标准制度，实现以评促管，以评促建的目标。 （1）建立医养结合养老服务评估制度。可以在 2015 年合肥市民政局开展的对

民办与公办养老服务机构评估成果基础上，进一步展开对医养结合养老机构及

其服务项目的专项评估，建立以医养结合养老服务评估工作流程和指标体系为

主要内容的评估制度。通过对从事医养结合养老服务的机构进行综合评估，一方

面，建立和完善医养结合养老机构的准入和推出淘汰机制，以评估来推动竞争，

2 王素英，张作森等：《医养结合的模式与路径—关于推进医疗卫生与养老服务相结合的调研报告》，《社会福利》,2013 年第 12 期。

439

以竞争激发活力，提高医养结合服务质量。另一方面，对合肥市医养结合养老机

构的服务内容与服务水平进行分类和分级，为养老需求群体提供一个比较完整

的养老机构目录和服务清单。此外，结合评估制度和评估结果，合肥市物价部门

要探索建立科学合理的养老服务定价机制，依法确定适用政府定价和政府指导

价的范围1。这将有助于解决目前合肥市医养结合养老服务中比较突出的定价偏

高和缺乏监管问题。 （2）建立医疗护理和养老服务转接评估机制。从事医养结合服务的医疗机构

和养老机构要建立评估机制，加强出入院评估标准管理。政府部门应做好引导、

扶持和监督工作，组建一支综合性的健康评估和服务小组。由医养结合养老联合

办公室牵头负责，发挥专业协会的作用，对出入院前后的老年人进行医疗护理、

生活护理评估，给出评估意见，并形成完整的文书档案2。表8 老人健康基本状况分级表

标准 程度年龄 60—70岁 71-80岁 81-90岁 91-100岁 100岁以上

1 湖南省民政厅：《湖南省关于加快推进养老服务业发展的实施意见》，湘政发【2014】22号,2014 年 7月21日。2 浙江省民政厅：《浙江省关于推进医疗卫生与养老服务融合发展的实施意见》，浙民福【2014】216号,2014 年 11月 6日。

440

躯体生活自理能力 非常好 较好 一般 较差 非常差工具性日常生活能力 非常好 较好 一般 较差 非常差心理状况 非常好 较好 一般 较差 非常差精神思维能力 非常好 较好 一般 较差 非常差慢性疾病 无 有 1-2种 有 3-4种 有 4-5种 5种以上重大疾病 无 有 1种 有 2种 有 3种 3种以上病情观察 没有病情 病情较轻 病情稳定 病情较重 病情恶化治疗情况 非常好 较好 一般 较差 非常差视力状况 非常好 较好 一般 较差 非常差听觉状况 非常好 较好 一般 较差 非常差病史 无 有 1-2种 有 2-3种 有 3-4种 4种以上

（注：上表按照各项标准程度可分为 5种，每类标准中的每种程度按照从低到高排序，为 1-5分。评定结果可按总分和单项分进行分析。总分低于21分，为完全正常，大于 22分有不同程度的功能下降，最高 60分。单项分1分为正常，2～4分为功能下降。凡有 2项或2项以上≥3，或总分≥36，为功能有明显障碍）。根据以上的分级标准，完全正常，即总分低于 21分的老人可以选择在家养

老或者普通养老机构；总分大于 22分的老人可以选择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养

结合机构；功能有明显障碍的，即总分大于 36分或凡有 2项或 2项以上≥3的

441

老人可以选择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者综合性医院。按照老人的基本情况可以随时

调整老人所在机构，进行相互转诊。 （八）推广互联网+医养模式

传统养老模式的一个主要问题在于养老与医护存在空间距离，对于老人特

别是很多患有慢性病需要反复治疗的老人来说，成本高且十分不便。发展医养结

合养老机构是解决空间分离问题的一种方式，还应该大胆探索互联网+医养服务

方式。一方面，搭建起全市统一的养老服务信息管理平台，将合肥市医养结合养

老机构与 60岁以上老人电子健康档案两类信息，列入平台重点建设与共享内容，

其中老人健康档案可以在医疗系统与具备资质的医养机构中共用共享。另一方面

建立智慧居家养老云服务平台，开发和利用手机APP软件产品，建设直接服务

老年群体及其家庭的终端软件平台，实现与养老服务信息管理平台的对接，打

造覆盖合肥市域的医养结合养老综合服务平台。

参考文献： 王元元，朱霖等：《安徽省“医养结合”机构养老模式实施路径探讨》，《牡

442

丹江医学院学报》,2014 年第 6 期。 沈峥嵘：《统筹推进，谨防医养“假结合”》，《新华日报》，2015 年 2月

16日，第 2版。 江苏省民政厅：《关于全面推进医养融合发展的意见》,苏民福【2014】26

号,2014 年 8月 29日。 白雪：《护工公司面对劳动合同法进退两难》，《中国青年报》，2009 年 7月

9日，第 3版。 周国明：《宁波市医养结合养老服务发展政策路径研究》，《中国农村卫生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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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22号,2014 年 7月 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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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民政厅：《浙江省关于推进医疗卫生与养老服务融合发展的实施意见》

浙民福【2014】216号,2014 年 11月 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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蚌埠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需求调研报告内容摘要

随着老年人口比例的上升,老龄化社会问题愈加突出,如何解决社会老龄化问题显得尤为重要。现在老年人绝大多数是居住在家中,如何以社区为依托,整合各种社区资源，建立一种介于老人家庭照顾和社会、机构照顾之间的社区居家养老模式。本文以公共社会学为研究价值取向，对蚌埠市 9 个社区 60岁以上的老年人进行问卷调查及深度访谈相结合的方法，在调研中发现蚌埠市居家养老存在以下问题：一是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供需矛盾、二是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人员不专业、三是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宣传不够、四是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投入不足、五是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缺乏监管。针对上述问题,进行调研分析,通过对社区居家养老需求, 居家养老工作现状，实证分析了蚌埠市居家养老存在的问题及原因，据此为进一步做好蚌埠市社区居家养老系提出了对策建议。

关键词：老龄化 社区 居家养老 一、研究背景及相关概念（一） 研究背景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人们的物质文化水平得到了大幅度提升，医疗水平显著提高，再加上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使我国老年人口的比例迅速增加。现以每年占总人口 3.8%的速度递增。中国已经进入老龄化国家的行列，截至 2014 年底，我国 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经达到 2.12亿，占总人口的 15.5%。其中 65岁及以上人口占 8.87%，比 2000年人口普查上升 1.91 个百分点。据预测，本世纪中叶老年人口数量将达到峰值，超过 4亿，届时每 3人中就会有一个老年人。我国空巢和独居老年人近 1亿人，60岁以上失能半失能老年人约 3500万人，要把帮扶困难老年人作为发展老龄事业的重中之重。安徽省常住人口中共有家庭户 1830.8万户，家庭户人口为 5660.4万人，平均每个

家庭户的人口为 3.09人，比 2000 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 3.51人减少 0.42人，65岁及以上人口为 605.7万人，占 10.18%。同2000 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 2.73 个百分点。安徽省蚌埠市的常住人口为全市常住人口为 3164467人，全市常住人口中共有家庭

户 936312户，家庭户人口为 3061428人，平均每个家庭户的人口为 3.27人，比 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 3.74人减少 0.47人。65岁及以上人口为 335869人，占10.61%。同 2000 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比重上升 2.72 个百分点。 (按照国际标准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超过 7% 即认为一个国家或地区进入了老龄化社会)。蚌埠市的这一比重已经达到了 10.61%，说明蚌埠市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 。而且老龄化程度高于全省，更高于全国的 8.87%。 因此，在未来的半个世纪，老年事业将成为影响蚌埠市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全局性问题，必须予以重视。

全国 安徽省 蚌埠市65岁以上人口 11883.4万人 605.7万人 33.6万人百分比 8.87% 10.18% 10.61%

在国外，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居家养老是绝大多数老年人首选养老方式。有研究表明，上世纪 60 年代，部分发达国家选择居家养老的老年人所占比例，英国为 95. 5%，美国为 96.3%，瑞典为 95. 2%，日本为 98.6%。日本、美国、英国、德国和韩国曾对 60岁及以上老年人的生活意向先后进行过三次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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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调查，结果显示，五个国家的老人的养老方式都是以居家养老为主。绝大多数要么是与配偶同住，要么就是与已婚的子女及孙辈同住，选择机构养老的只是较少的部分。

从上个世纪 90 年代以来，国内学者也对养老服务需求做了大量的研究。学者在 1998年对江苏省 4 个区 1011名老人的社区养老服务需求调查。数据表明，多数老年人同样偏爱居家养老。传统文化影响下的中国老年人，普遍希望在人性化、个性化、舒适化的家庭环境养老，他们认为在家中养老是天经地义的，而去养老院的老人都是无儿无女，或者是因为儿女不孝。随着现代化的进程，传统社会逐步演变为现代社会，在这个过程中原有家人承担的家庭服务照料的功能逐渐被削弱，人口老龄化，尤其是高龄化，致使失能老人增多家庭小型化，又使提供服务照料的人力资源不断减少。

自从上个世纪 80 年代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以来，中国家庭的平均规模从 1982 年“三普” 的 4.41人下降到 2010 年“六普” 的 3. 10人。“四二一”家庭、核心家庭逐渐增多原先有兄弟姐妹，可以共同承担对父母甚至父祖母或外祖父外祖的照顾，或者兄弟姐妹之间的互相照顾，现在变为由独子女独自承担所有的一切。社会竞争的加剧，工作压力的增加更是加重了照护者的负担，并陷入事业和家庭的冲突家庭服务功能的弱化，必然导致服务功能外移。因此，老人仍在自己熟悉的家里居住，同时充分利用社区的养老服务资源，应该是最符合中国老人及其家庭的实际情况，在经济上也是最划算的养老方式的选择 。

(二)相关概念1. 人口老龄化人口老龄化是指总人口中由于年轻人口数量减少，年长人口数量不断增加而导致的，

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不断增长的动态过程。人口老龄化包含两层涵义:一是指老年人口数量的增多，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不断上升；二是指社会人口结构呈现出老年状态，进入所谓的老年型社会。

2. 社区养老服务 我国是在 1987 年首次对社区服务的定义作出概括，社区服务就是“在政府的倡导下，发动社区成员开展互助性的社会服务，就地解决本社区的社会问题。”老年服务作为社区服务的主要内容，已成为学者们越来越关注的研究课题，社区是老年人的聚居地，是老年人的主要活动场所和生活空间。所谓社区养老服务就是要在政府的宏观指导和政策扶持下以社区为依托，发动各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个人积极介入，充分利用社区现有的各种资源，为满足老年人的多种需求而开展各种服务方式，是一种正在兴起的、适合我国国情的新型养老模式。

3. 居家养老居家养老概念提出始于 20世纪 90 年代末。穆光宗和姚远把居家养老概述为:“居家养

老是一种与机构养老相当的养老方式。这种方式，家庭养老可以采用，社会养老可以采用。居家养老是建立在个人、家庭、社区和国家基础之上的，它是以居家养老形式，以社区养老网络为基础，以国家制度政策、法律管理为保证，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相结合的养老体系。” 王爱娣、徐姗姗认为: “居家养老不是一项新发明，而是社会福利社会化的一项内容。简单地讲，它区别于中国传统的家庭赡养方式，专指老人在家中享受到到社区养老机构提供的养老相关服务，而非来自家庭其他成员生活、精神照料形式。” 总之，居家养老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家庭养老，是对家庭养老模式的补充更新，是家庭养老和社会界老的有机结合。

4．居家养老服务全国老龄委办公室将居家养老服务简述为:“居家养老服务是指政府和社会力量依托社

区，为居家的老年人提供社会照料、家政服务、康复护理和精神慰籍等方面的服务。 ”二、研究意义与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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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意义随着老年人口比例的上升，老龄化社会问题愈显突出，如何解决社会老龄化问题显得

尤为重要。尤其是现在老年人绝大多数是居住在家中，如何以社区为依托，整合各种社区资源，建立一种介于老人家庭照顾和社会、机构照顾之间、并运用社区资源发展的老人照顾方式，形成正规服务、社区志愿者及社会支持组成的综合服务网络，兼有护理、医疗保健、家务服务、应急救援的综合性服务。实践表明，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既是目前破解养老难题最经济、最可行的途径之一，也是发展社区服务业、推动社区就业再就业新的着力点，是促进家庭和谐、代际和谐、建设和谐社区的重要举措。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是破解我国日趋尖锐的养老服务难题，切实提高广大老年人生命、

生活质量的重要出路;是弘扬中华民族尊老敬老优良传统，尊重老年人情感和心理需求的人性化选择;是促进家庭和谐、社区和谐和代际和谐，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举措;也是加快发展服务业，扩大就业渠道和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

(二)研究方法问卷法:通过问卷调查社区老年人的居家养老服务需求及社区供给状况。调查问卷能够

了解被调查对象面上的情况,以及总体的趋势。笔者根据预调查的情况和老年人的特点,设计了半开放式的访问问卷。深度访谈:深度访谈能够了解老人有哪些困难和需求,产生这些困难的原因是什么,老年

人的需求有哪些受什么因素影响没有满足。老年人想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文献法: 主要用于了解我国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有关政策、规定和标准,以及国内外社

区居家养老服务的现状和存在的主要问题。三、国内外研究现状

（一）国内居家养老研究现状国内居家养老服务研究,香港地区比较早开始实行 20世纪 70 年代初,在安老服务方而,

香港地区率先引入英国的社区照顾概念。1973 年香港政府提出了“居家照顾”的口号,社会工作者倡导社区居民之间的互助合作 ,帮助老年人继续在曾经生活过的社区内生活 ,并在成为社区内的一员找到归属感。

近 20 年,中国的老龄化和城市化不断加剧。中国第一代独生子女的父母们已经进入老年期,全社会和学者们不得不越来越重视城市老年人的养老方式选择,在现有的养老方式中,社区居家养老是一种优势比较明显的新型养老模式。国内主要有以下的研究观点

1. 居家养老服务的性质研究。有的学认为,居家养老服务可以看成一种“准公共物品”。而学者魏玉认为居家养老服务

是一种“竞争性公共物品”。1学者郭竞成认为居家养老服务是“限价公共服务”性质。2. 居家养老服务对象的性质。弱势群体论界定了居家养老服务的受益对象,居家养老服务的对象属于城市中的弱势群

体。学者穆光宗认为,丧失劳动能力的老人、独居的高龄老人和无自理能力的失能老人是弱势群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居家养老是提高弱势老年人生活质量的有效方式。为政府购买服务是社区居家养老的一个发展趋势2

3. 居家养老服务的提供者研究。福利多元化理论为居家养老服务提供理论支撑。（1）学者王贵生3、魏玉、史雄等认为,在社会转型时期,非营利组织(NPO)尤其是各类

社会养老福利机构应该承担更多的社会养老职能。学者易松国认为在社会福利改革中,私营1 魏玉.中国养老福利服务的社会化供给模式研究.清华大学.2002：972 穆光宗.解析“老年弱势群体”.社会科学论坛.2005（3）：403 王贵生.中国社区居家养老照顾服务业发展研究.北京：北京交通大学.200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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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并且将成为主要的改革方向。（2）研究者吴玉韶1认为,有效调动民间组织和企业的积极性,有助于建立良好的居家

养老服务市场化运行机制,是居家养老服务市场化运行的前提条件。（3）但是也有部分学者认为,我们国家目前还不具备实现福利多元化供给的条件。学者

张壁,何云峰从社区建设和社区发展的视角研究基于福利多元主义的分权理论,他们认为,福利服务中的行政权不仅要由中央下放到地方,同时还要从地方转移至基层社区。所以说,在社区权利的下放的过程中,使社区居委会真正成为“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群众性自治组织,实现社区养老服务的社会参与,这是我们推行社区养老过程中亟待处理的关键问题。社区作为除家庭之外老年人生活的重要场所,应该充分发挥优势,提高居家养老的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实现“老有所学,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乐,老有所为”，同时也可以促进社区自身建设和发展。

（二）国外居家养老研究西方发达国家最早进入老龄社会,但是直到 20世纪 90 年代,有关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

资料还很少。但是和我国相比,这些国家的相关研究还是比较丰富而深入的,他们在居家养老方面积累非常丰富的经验。

1.社区照顾的概念界定。英国学者苏珊.特斯特采用“社区照顾”最宽泛的定义,包括室内保健服务,居住地保健

和福利机构服务、家庭外医疗服务、日间照料服务,以及有助于保证老年人生活质量的社交、休闲和教育设施等。

2.社区照顾的类型和组成部分研究。希金斯认为,判断关怀属性的一个最简单方法是,看老人们晚上在哪里休息;服务也可以

由此区分为:养老院型,如医院之类的福利机构,或社区内类似旅馆、护理室的老年之家;非家庭型,日间护理或康复疗养;或家庭型,代理机构、家庭提供日常生活照顾。

四、蚌埠市居家养老服务需求调查2016 年 6月到 8月，笔者对安徽省蚌埠市的社区和养老机构进行调查,本次调查发放

问卷 220份,回收 196份,有效问卷 191份。(一)年龄本次接受调查的老年人，从年龄分布上看，人数最多的是 60-65 年龄组 65人占

34.2%，表明刚刚退休的老年人身体状况较好，许多人是第一代独生子女的父母比较关心居家养老政策；其次是 80岁以上年龄组 44人占 23.2%这部分人生活还能自理，迫切需要居家养老政策出台解决养老问题。

1吴玉韶.居家养老服务亟待破解四个难题.社会福利.2009（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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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经济来源被调研的老年人的生活来源主要是退休金，占比 82.7%，子女赡养占比

19.9%，说明子女仍是社会支持体系中重要的部分，老伴供养占比 9.9%；低保占 2.6%；政府福利救助 3.1%，说明还有养老金体系没有覆盖全体城市人口。

(三)可支配收入月可支配收入占比最高 1500-3000元这个水平，这与我市退休职工养老

金水平一致。但是 1-1000元的比例依然占到 22%，说明有蚌埠市许多老人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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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还是比较困顿；可支配收入 5000元以上的高收入群体占比 1.6%，还是较少，在我市开展高水平养老的基础不足。

（四)健康状况被调查的老年人 39.8%的人感觉自己身体较好，25.5%的老年人感觉身体

状况一般， 19.3%的被调查老年人需要照顾，说明随着老年人年龄的增长，老年人的身体状况逐渐变差

(五)老年人的困扰在城市社区居住的老年人 30.7%的选择居住楼层高出行不便，随着年龄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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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越大，老年人在传统老旧社区楼层高的问题凸显。25%的老年人感觉文化娱乐太少，生活空虚，在调查中许多老年人是空巢老人有精神上的需求。还有25%的被调查老年人选择医疗康体活动不便，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对医疗健康的需求越多。16.1%的老年人起居生活，饮食无人照料，许多老年人子女不在身边或白天工作繁忙，还有些老人不愿离开自己生活的社区，所以会造成这方面的困难。

（六)急需的养老项目在调查中发现急需医疗保健的老年人比例最多占 38.5%，对生活照料的需

求占比 33.3%，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的身体每况愈下对医疗保健的需求更多。对身体锻炼的需求占比 28.1%。 对休闲娱乐的需求占 17.2%，对老年学习中心的需求占 9.4%，对参加社会活动的需求占 9.4%，以上三种需求都是属于精神文化层面，说明一些老年人对老年的生活需求的多样性。可能调查问卷对日托服务没有详细介绍，调查问卷与个别访谈的结果有些出入，问卷只占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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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在养老方式的选择上在调查中发现 61.1%的老年人选择传统家庭养老，有 26.4%的老人选择

社区养老，选择机构养老的只有 8.5%，这个比例和目前养老的实际符合。

五、蚌埠市居家养老服务现状及问题（一）政府投入状况2015 年度蚌埠市民政局投入一百多万元建设符合《安徽省社区养老服务机构建设指导

意见（试行）》所列各项要求的各类日间照料中心、日托站、托老所、社区养（助）老服务站等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机构（组织）。一是居家养老一次性建设补助。经验收合格投入使用后，给予每张床位（按照实际建

筑面积，每 5 平方米折算成一张床位）一次性建设补助 500元，另外安徽省福利彩票基金补助 500元，补助所需资金由各县、区财政承担。对经评估，达到示范标准要求的，市财政给予不低于 10万元的养老服务设施建设补助。二是日常运营补贴。社区养老服务机构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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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使用后，参照社会办养老服务机构运营补助办法给予每人每月 120元运营补助。三是政府购买服务补助。市辖区（含高新区、经开区）各选择 1 个基础较好社区进行试点，无偿将社区用房提供给社会组织或个人，用于开展居家养老服务，并给予一定服务补助。同时本市户籍 70周岁以上城乡“三无”人员、享受低保待遇对象以及70周岁以上、生

活长期不能自理、经济困难的“失独”家庭成员每人每月 100元居家养老服务补贴。（二）社区养老服务对居家养老支持中存在的问题蚌埠市居家养老服务建设近 2 年来力度较大,但是总体上仍然属于初步发展阶段,相对

于老年人的需求来说,还难以满足。虽然老年人的居家养老服务的有效需求相对不大,但是现有的社区养老服务能力还是不能满足需求。并且与全方位、多层次、多样化、优质高效地满足社会化养老服务需要的要求相比,更是存在多方面的较大差。

1.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供需矛盾根据笔者对城区 9 个社区养老服务调查, 调研中有 6 个社区有日间照料室,共 20 个床

位，有些老旧社区因为社区用房紧张，没有合适的场所配备居家养老服务功能。调研中发现居家养老服务站本来是为了老年人提供日间照料,但是日间照料室的利用率极低，基本作为社区活动时的休息场所，造成了资源的浪费。

2.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人员不专业家养老的护理人要具有专业护理知识的人员，但是现在居家养老服务工作基本上由社

区工作人员负。但是社区的工作人员严重缺乏，而且平时工作量很大，无法满足养老的需求。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社区承担政府各级部门和街道下派的各种行政工作，我市社区居民平均为 8000人左右(常住人口),工作人员仅 58人。工作本来已经超负荷了,没办法抽调专人开展居家养老工作。

3.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宣传不够养老问题是相对隐性化的,民意的诉求似乎并不像公共交通、教育、医疗卫生等民生问题

那样集中、急切,蚌埠市的相关部门对养老问题还没有足够的认识和重视,没有将养老服务工作提高到关乎家庭幸福安康、社会和谐发展的应有高度。根据课题组对居家老人养老意愿的调查显示,“从未听说过,不知道什么是社区居家养老的”占 52%; “听说过,但没有享受过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占 41.2%,这两项就占被调查老人的 93.2%。一方面,由于宣传不到位,没有形成敬老、爱老、为老服务的舆论氛围。另一方面,由于受传统文化影响,一些老年人不习惯到老年服务机构接收养老服务,不认可亲属以外的人员到家里提供服务 ,对中介机构和社区提供的居家养老服务存在一定程度的顾虑

4.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投入不足如何有效整合社会资源,兴办各类养老服务机构,优化为老服务项目,政府层面尚缺乏整

体规划,政策引导与扶持资金不到位,导致全社会对养老事业的投入不足，配套服务设施严重不足,居家养老服务的经费不足,没有运营补贴,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实际运营十分困难,日间照料室建成后等基本上没有持续运营。

5.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缺乏监管蚌埠市目前缺乏对养老服务对象、养老需求的有效评估。养老服务涉及部门较多,建立有

效的工作机制至关重要。但目前老龄委仅是协调机构,不是职能部门,不能及时研究解决具体问题;老龄办作为老龄委的办事机构,对老龄委各成员单位没有直接管理权限,很难开展综合协调,更难以督促检査,一些工作难以落实到位。对养老服务的标准缺乏统一规范,如经费投入、人员配置、服务内容和要求、人员专业化水平等。没有统一的标准,无法进行评估和监督。对社区养老服务也缺乏相应的标准和规范,如义工和志愿者的参与、社会工作作的介入缺乏明确制度和要求。

六、蚌埠市社区居家养老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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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扩大政府财政投入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工作是现代社会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政府组织和推动的一项社

会福利事业。为推动养老服务业的发展,根据国务院有关文件的规定,社会福利支出应占财政支出总量的比例为 10—20%,为养老服务业提供较为充足的资金支持。从中国老年人的养老意愿上看,80%以上的老年人选择居家、社区养老 ,面对居家养老服务经费会越来越高的趋势,单纯地依靠民间资本进入社区养老服务业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也是不现实的,扩大政府财政投入才是解决问题的真正出路。

(二)实现投入多元化居家养老服务机构应运用市场机制,实行产业化经营,充分发挥市场在养老服务资源配

置中的主导作用,使居家养老服务的需求与供给总量在动态中保持总量相对平衡。当前养老服务产业化程度还比较低,需建立健全产业组织体系,实现社会资本进入养老服务产业,设立居家养老服务机构。民政部于 2012 年 7月下发了《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问资本进入养老服务领域的实施意见》,进一步明确了国家支持民间资本拓展居家养老、社区养老和机构养老服务,并明确鼓励境外资本投资设立养老院,在资金投入和税费优惠上进一步加大力度。如可仿照北京实施养老机构“水电气”享受“民用价”。居家养老服务机构可根据老年人的经济支付能力,实行合理费的有偿服务和低偿服务。这样既满足了社区不同层次老年人的服务需求,又实现了政府购买服务,有利于养老服务产业实现良性发展

（三）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政策建议1.对社区的经济扶持政府在福彩公益金屮拨出居家养老专项奖励资金,建立居家养老服务运营及设施建设以

奖代补机制。对企部按时建立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区,政府給与一次性奖励。发挥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的作用。日间照料中心的服务对象是部分身体机能受损的社区居家养老的老人,留在熟悉的社区环境中生活有利于老年入的康复。让老年人生活中自己熟悉的环境，就会降低老年人在陌生环境中出现的注意力分散日间照料中心提供日间照料等多项服务，解决老人的日常需求。

2.对养老机构的扶持对居家养老服务机构政府实行税费减免政策。经市、区等民政部门批准成立的居家养老

服务机构免征营业税,可以按照公办养老机构相关政策实行;对经相关部门审核确认为非盈利性组织的居家养老服务机构,给予免征企业所得税的优惠政策。 3.对老年人的扶持建立经济困难失能、失智老年人的护理补贴制度。为城区低保家庭中的高龄失能老人、

失智老人发补贴。4.对老年社区建设的扶持鼓励房地产企业开发建设老年宜居社区。凡是经过民政部门批准,在城区内开发建设老

年宜居楼盘、单元的或建设老年宜居社区,都可以获得政府对养老机构建成后的一次性补贴。（四）建立居家养老服务的评估机制客观公正的养老评估是推动养老服务健康发展的重要机制，养老服务需求评估就是对

老年人日常生活照料服务需求进行评估，通过评估可以发挥最大的补贴资金效益,保证政府的钱真正用到最需要帮助的老年人身上。

在社区可以设立养老服务监督员,运用向养老服务员发放服务手册,定期走访服务服务对象等方法,对居家养老服务的效率、效果进行服务质量评估。同时,还要评估现行政策是否能解决实际问题,居家养老服务的发展规划是否科学合理,从而不断完善评估工作。

政府支持搞好居家养老服务不仅有助于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有助于减轻和缓解年轻人和家庭的养老负担,也是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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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1】吴玉韶. 中国老龄事业发展报告 2013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2）：4【2】乔楠。上海市中心城区老龄人口居家养老服务研究.复旦大学。2009：45【3】邬沧萍.实行家庭养老月社会养老结合时历史的选择.全国家庭养老与社会化养老服务研讨会.中国老年学杂志 1998（4）：6【4】阎安.论社区居家养老：中国城市养老模式的新选择.科学经济社会。2007（2）：86【5】吴玉韶.居家养老服务亟待破解四个难题.社会福利.2009（1）：11【6】王贵生.中国社区居家养老照顾服务业发展研究.北京：北京交通大学.2009：15【7】穆光宗.解析“老年弱势群体”.社会科学论坛.2005（3）：40

作者简介：尹红 安徽省蚌埠干部学校 高级讲师 蚌埠老龄产业研究中心研究员电话：15805525198通信地址：安徽省蚌埠干部学校(新马桥东南六里)教研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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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型城市老年人长期照护服务主体与服务组合研究——基于社区老年呼叫中心的视角

胡善平（淮南师范学院法学院 安徽淮南 邮编 202038）

摘要：研究以 H市社区老年呼叫中心的个案研究为基础，全面梳理了其在整合老年服务资源，在构建服务主体与服务组合机制中所发挥的功能作用。基于工作流程的客观分析概括总结了其工作运行的基本特点和机制，以期通过技术化手段和专业社会工作服务的引介，推动老年人长期照护服务工作的全面发展。关键词：长期照护；服务组合；ppp 模式文章分类号一、 问题的提出与文献综述（一）文献研究和问题的提出

随着少子化和低生育率的日益显著，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现在的研究侧重从经济学、政治学、社会保障等视角探讨其影响，并提出了相应的因应对策。就老年人群体研究本身而言，现有的文献侧重从养老方式、养老产业等方面展开论述。就老年人群体内部的层级划分及梯度需求研究而言，则主要围绕失独老人、失能老人、留守老人等特殊群体展开研究，往往由于其特殊的群体特点能够吸引媒体、社会的特别关注。围绕其他普通老年人群体的研究，现有文献主要集中在养老方式及其影响因素等方面，分别剖析了机构养老、家庭养老、社区养老、居家养老等养老方式的优缺点。但从服务组合视角来探讨多种养老方式的组合优化问题的研究则显得略显不足。部分学者虽然认识到实现其组织的必要性和优势但并没有深入地论述具体整合的路径和机制。陈卫民（2002）、杨团（2008）、何琼（2010）介绍了发达国家长期照护服务提供的

主要做法。党俊武（2009）认为欧美国家以服务机构为主体，以家人、社工、志愿者为辅助的供给体系是成功的。房莉杰（2010）认为发达国家长期照护已形成了良好的供给体系，将机构、社区和家庭等照护资源有效整合了起来。张笑天（ 1995）、陈卫民（2004）、李丽（2009）认为中国长期照护服务提供应以居家照护为主体。刘乃睿（2008）主张将子女和国家共同作为老年人长期照护的义务主体。基于对上海市的考察，刘成（2006）提出“以居家养老为主，机构照护为辅”的发展思路；张友庭（2008）主张为高龄老人建构社区照护网，利用家庭、社区、机构和老年支持群体的力量。但这些研究缺乏定性和定量资料的支撑，对老年群体长期照护服务对象层次性、区隔性研究略显不足，应对措施没有充分考察老年人群体本身因行业、区域等差异而形成的梯度性。

（二）研究主题与研究假设本研究所强调的服务主体和服务组合研究是指基于现代科技发展、物质水平的客观现实，

而提出的用现代技术解决社会性养老问题，通过远程控制技术和网络信息技术的结合，将科学技术与现有的养老服务经验和技能相结合的创新型养老方式。这种模式强调通过合作治理和多中心治理的基本原理，将政府、企业、社会组织、个体等主体资源和信息通过技术化中心加以整合，构建城市老年人社会服务的综融性体系。从语义关联的角度来看，这一研究视角在学术上通常以虚拟养老院、智慧养老等主题加以呈现，通常作为社区养老的全新运行模式并获得了较为深入的研究，而很少将其与家庭养老、机构养老等养老方式加以整合。本研究基于安徽省H市社区老年呼叫中心运行情况的调查研究，全面梳理其运行机制、概括总结其运行特点，力求构建具有普适性、可推广性的长期照护服务主体与服务组合，从而更好地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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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群体，并推动现代化养老服务产业的发展。研究假设：1、家庭养老、机构养老、居家养老等传统养老模式，难以满足老年人群体多方

面的需求，存在进一步发展的制约性因素。2、实现老年人长期照护服务主体与服务组合，具有现实可行性，能够推动养老服务的产

业化，适应老龄化社会发展的趋势。3、实现老年人长期照护服务主体与服务组合，能够将个体、市场、政府等多方面的优势资

源加以整合，发挥市场、指令、互惠、家政等多种资源配置方式的共同优点，破除单一模式所存在的弊病。

二、 社区老年呼叫中心运行模式的个案研究（一）背景介绍

H市是典型的以煤炭产业及其衍生产业为支柱的资源性城市，近年来虽然在产业转型升级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煤炭行业独大的局面。从城市空间聚集的特点来看，H市是安徽省市域面积最大、人口聚集度最大的城市。也是从业人口行业分布最集中、同质性最强的城市之一。截至 2014底， 60岁以上老人有 39.42万人，占总人口的 16.2%。这些老人都有着涉矿生产的经历，如何使这些老人安详晚年生活，尤其是关注其中的特殊群体，日益成为该市社会事业发展的热点问题。为此，该市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文件，要求加快建设社区日间照料中心，在全市 100多个有条件的社区建立日间照料中心。拓展社会养老机构服务能力，通过建立公开、平等、规范的养老服务业准入制度，鼓励支持企事业单位、集体组织、民间组织、慈善机构及个人等社会力量，多种形式兴办养老机构。这些政策的出台，为引导和规范H市老年群体服务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政策依据和制度保障。但该市老年养老服务客观上依然存在着配套措施组合力度不够，整合机制不健全，没有能够充分发挥各种养老资源的集约性功能等问题。为积极探索不同服务主体在老年人长期照护中的作用空间、价值基础和关系模式；基于不同的需求类型和资源条件，如何设计服务主体相互结合、优势互补的多元组合模式日益成为H市养老服务行业急需解决的难题。（二）H市养老事业发展的基本情况基于 2015 年的统计数据，H市共有机构养老中心 24家、社区养老中心57 个。从调查

的数据来看，多家机构养老中心普遍存在着服务类型单一、收费标准较高，缺乏专业人事等基本问题。同时由于其所具有的市场筛选机制，使得其涵盖和囊括的服务对象非常的有限，较多着重强调对老年人在物质生活照顾、医疗保健、精神抚慰、健康护理、文化娱乐等方面的保障，欠缺对老年权益维护、老年教育、老年就业、老年互助等内容的完善；而社区养老中心由于缺乏相应的上下游配套制度建设，基本上也处于停摆和空置化的状态。调查显示，H市目前共有社区养老中心 57家，拥有床位 342床，但使用率不及百分之二十。家庭小型化，核心家庭增多，传统家庭养老功能削弱，老年入口高龄化、社会机构数量有限等原因，客观上要求充分利用社区资源整合平台的优势，盘活平台现有资源及整合现有资源，逐步构架起社区养老服务的运作体系和资源框架。

为此，2015 年 H市出资 100万元通过公开招标的形式，建立社区养老呼叫综合平台，目的在于更好地服务与老年群体。并积极探索构建老年人长期照护服务主体与服务组合的崭新模式。中心成立之后，经由建设、经营、转让的基本流程，逐渐过渡为由独立社会组织运行管理，在满足基本公共需求的基础上，不断拓展服务群体，将市场、政府、社会组织等多方面主体所拥有的资源实现了有效整合，较好地体现了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 ppp 模式的运行机制。

（三）社区老年呼叫中心运行模式研究基于几年来的工作实践和经验总结，通过质性研究和分析，将 H市社区老年呼

叫中心服务流程和体系功能模块概括为如下。（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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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社区老年呼叫中心内含数据中心、事务处理中心、反馈监控中心三大板块。数据中心主要负责老年服务对象信息收集与分析、数据管理、服务企业数据整合、服务订单设置与招标等基本工作。其基本工作逻辑在于发挥中介桥梁的作用，一方面掌握服务对象的需求信息并进行优化管理；另一方面，构建整合社会企业并形成具有竞争、淘汰机制的服务组合体系。数据中心具体又包括服务呼叫信息操作平台、技术服务中心等部门。事务处理中心主要负责服务工单的发标和服务工作协调、费用结算等任务；反馈监控系统主要进行工单服务的质量考核和服务对象的意见处理等任务。整个系统涉及生活照料、保洁维修、健康动态管理、医疗保健、社会工作专项服务等具体服务领域。

图一、社区老年呼叫中心运作流程图

具体服务提供

整个运行机制比较具有特色的地方在于，第一是对服务对象的需求进行梯度化区隔管理，针对不同特质的老年群体，基于政府是否提供资金支持采取不同的服务策略。特殊群体比如说失独老人、高龄老人由于享有政府提供的服务卷，整个服务遵循成本原则，并有政府买单。其他群体基于其要求提供的服务种类、自身经济承受能力等因素采取市场化原则，但这种市场化原则又遵循公平价格原则。基于老年群体大数据的基本属性，中心在和服务提供方谈判中一般会基于信息优势要求其按照公平价格进行交易，并通过竞争、招标、监控反馈等形式保证服务的质量和水平。第二、建立了比较庞大的老年志愿者队伍群体，充分发挥老年群体的志愿、公益精神。构建老年群体的自组织体系，以满足老人的心理、精神等方面的需求。第三是不断扩大服务对象涵盖面，并通过市场化原则服务其他老年群体，提升机制自身的造血功能，从而最终真正实现体系的自我运转和维护。第四、市场、政府、家庭、个人等多种主体、多种资源的分工合作和整合。政府发挥着启动、监管的功能，对社会底层发挥着兜底保障的作用；社会组织发挥主体作用，是项目运营和具体服务提供方；个人是差异化需求的购买方。

表一 老年服务梯度化分类老年群体类别 包括的具体人群 定价策略 资金来源

A类群体 三无、失独、低保老人 福利性、慈善性 政府服务卷B类群体 高龄、残疾 成本定价 服务卷、专项社工项目C类群体 普通老年群体 公平价格 养老金、自费D类群体 高消费群体 市场价格 自费

如上表所示，整个服务机制涉及的主体具有多元性的基本特征，并实现了公民个人、社会组织、政府之间的优化组合，充分整合了家庭养老、机构养老、社区养老等多方面的优势

社会工作服务

社区老人群体

需求一类需求二类

需求三类

需求四类

458

资源，通过政府注入原始资金撬动了社会资本的进入，并构建起一套能够自我运营、实现维护和发展的可持续养老服务体系。三、长期照护服务主体与服务组合的机制和路径（经验总结）

第一、政府资金撬动社会资本，构建养老服务产业化。国家发改委、民政部等十部委联合颁布的《关于全面推进居家养老服务工作的意见》明确指出：政府要支持建立居家养老服务信息呼叫系统，以信息服务网络整合建设为依托，推进社区服务信息化。因此，政府在技术、资金上的支持是整个系统初期发展和维护的关键。要使系统能够逐步实现自我维护和发展，有效需求的存在和开拓是关键，这就要求一方面政府必须将过去对特殊老年群体的货币化补助转化为服务型补助，同时，机构本身也必须得不断拓展服务领域，按照市场化的方式进行价格管理。这样就可以客观解决机构养老院规模不够，管理、护理人员不够等等老年养护服务所面临的问题。

第二、以技术手段为平台、利用大数据构建养老服务智能化体系。从技术上来看，这种模式充分利用了信息化发展的有利契机，基于大数据所提供的信息整合能够节约化产业服务成本,提升该种服务模式的生存能力，从而降低政府财政支付的压力。服务中心掌握的老年群体服务需求信息，可以作为资源优势并通过和服务企业的谈判来获取信息利益，一方面用于支付员工的工资福利，另一方面作为进一步拓展业务获取利润的支柱和平台。基于大数据的梳理和整合，能够为特殊性社会组织的发展提供可能和平台。

第三、专业社会工作服务的介入，提升了整个系统服务的科学性、全面性以及针对性。近年来，政府通过购买专业社会服务的形式发包了很多项目，正逐步由管理型向治理型角色转变。在此过程中，很多社会组织都积极承接项目，一方面能够获得资金支持；另一方面可以获得人力、智力支持，从而提升自身的适应能力。通过和专业社会组织的合作，联合申报承接项目，可以很好地实现服务主体之间的整合，推动社会组织的健康有序发展。H市社区呼叫中心就联合几所高校的社会工作专业联合承接了政府购买的多项服务，实现了高校、社会工作机构等服务主体的联合。专业社会组织的介入，通过自身所具有的技术和专业优势，能够建构起富有特色的服务内容，则会增加自身的生存能力和竞争力。

H市社区呼叫中心，通过现代化、信息化的技术手段，基于服务对象的梯度化类别化的特征，采取分类服务策略，并通过整合政府、社会组织、个人、家庭、社区养老机构等主体实现了资源链接，发挥了很好的社会、经济效益。随着服务领域的不断拓展，其自身适应能力必将获得极大的提升和强化。而这种集合多种优势资源所构建的服务组合，只要在后续运营过程中，明确各个主体之间的权责义务，完善治理体制，必将成为社会服务领域发展的常态趋势。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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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叶之秋：从一个村的家庭纠纷对养老观念的影响看中国农村的养老问题

甘婷婷1

摘 要：伴随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结构的转型，中国养老观念正在经历由传统社会的“依赖养老”到现代社会的“自我养老”的变化。在纷繁复杂的人际关系中，家庭纠纷是否加速了养老观念的变化，尤其对经济欠发达，养老保障体系尚未健全的农村地区来说，家庭成员间的矛盾对农村老人的生存养老和精神养老是否造成影响从而引发赡养纠纷，与社会转型互相型构的差序格局是否可以对其影响作出解释均是本文研究的重要内容。关键词：家庭纠纷；养老观念；农村地区；差序格局

A straw show which way the wind blows：from a village family dispute on pension ideas to see the pension problem in rural China

GAN Tingting(School of History and Social Sciences，Anhui Normal University，Wuhu Anhui

241003，China)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economy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social structure, the concept of Chinese pension is undergoing a change from the traditional society, "dependent on the old" to the "self - care" of modern society, In the complicated relationships, family disputes whether the concept of accelerated changes in the pension, especially for economically underdeveloped, the pension system is not fully developed rural areas,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family members for rural elderly old age survival and spiritual support whether caused by effects which lead to maintenance disputes,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mutually constitutive pattern of difference sequence can explain the affected are the important content of this paperKey words: family disputes; the concept of old age; rural areas; the pattern of difference

赡养父母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诗经》说到“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蓄我，长我育我。顾我复我，出入腹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报”，意思是说，父母亲生育我，爱护我，抚育我长大，对我倍加呵护，要报答父母亲的恩德，父母的恩德比天还要大。中国社会是讲究“人情维系”的，父母对子女倾注毕生的爱，子女便需要在父母年老时履行照顾父母的义务，形成重要的亲属关系和亲属圈。费孝通先生将这种亲属圈解释为“差序格局”，并将以生育和婚姻为基础所发生的家庭关系比喻成丢石头形成的同心圆波纹，即，我们的家庭关系好似把一块石头丢进水面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费孝通，1984：28），在这圈子当中，便形成父母与子女的亲密关系。中国传统社会在讲究人情维系的同时注重孝道和伦常，遵循“父母在，不远游，

1 甘婷婷（1991-），女，安徽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社会学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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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必有方”的孝道原则，由于父子、夫妇等具体的社会关系是差序的，故而子女不能违背差序下的伦理纲常。随着现代社会的进步，“礼俗社会”日渐向“法理社会”转型，人们的道德和情感维系需要外在法律力量来强加维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明确规定子女有赡养父母的责任，对父母的赡养包括经济扶持、生活照料、精神慰藉以及其他特殊照顾几个方面，然而近年来，赡养纠纷案件却屡见不鲜，尤其是在农村地区，赡养人经济条件差、法律意识淡薄、多子女现象导致分家析产不均、农村社保机制不健全等原因导致赡养人将尊老敬老的传统道德观念抛之脑后从而引发涉老纠纷（张德利等，2011：1）。 除以上客观原因之外，家庭成员间纠纷是否对主观的养老观念造成影响而导致赡养纠纷？农村养老该何去何从？这些都是迫切需要探讨和解答的问题。

一、从Z 村看农村家庭纠纷的类型（一）Z村简介安徽省Z村位于北纬N30°65′，东经 E117°85′，是安徽省南部的一个农业村，主要

靠种植水稻为生，全村辖 14 个村民组，人口在 1800余人，经济欠发达。该村三面环山，唯有一条马路从村口通向集市，地理位置稍显闭塞，除了嫁入过来的媳妇，外来人口甚少，各家各户夜不闭户。改革开放后，人口流动速度加快，Z村的大多数中年人放弃了耕种土地的生存方式，选择去经济较为发达地区务工，留下来的多是从未离开过村庄的老年人。我的爷爷奶奶在 Z村待了一辈子，以种植业为生，土是他们的命根，最后的生命也是终结在这片泥土里，他们管这叫“入土为安”和“落叶归根”。我的父亲当时是村里为数不多的高材生，读书期间认识了我的母亲，两情相悦便在城市安了家。虽在城里长大的我每年也有几个月的时间去Z村和爷爷奶奶相处，爱上了无污染的农村水源和粮食，自然也是观察了 Z村各家各户的家庭琐事和社会变化，村庄不大，村民的生活经历、困难和遭遇都被大家看在眼里，仅连一点琐事也能传遍整个村庄，与我所在的都市社区点头之交的邻里关系存在巨大差距，故而选择 Z村作为研究案例。

（二）Z村家庭纠纷类型家庭纠纷可分为“一纵两横”三种类型，主要集中在父母子所构成的家庭关系轴上，

“一纵”是父母和子女的纠纷，“两横”分别是夫妻纠纷和子女（兄弟）之间纠纷（刘蔚，2015：107），如图 1：家庭主要纠纷类型。对于任何一条主线上的家庭纠纷类型，都不利于家庭成员的和谐关系。对Z村而言，三种家庭纠纷的发生对养老观念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无主次之分，唯事实之别。

父子轴 亲子纠纷

夫妻轴 父 母 夫妻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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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女轴 子 女 子女（兄弟）纠纷图 1：家庭主要纠纷类型

1、王奶奶家的亲子纠纷2010 年暑假的一个清晨，王奶奶家的争吵声引起了我的关注，问奶奶缘由，她叹气

的告诉我“子不孝，家门不幸啊”，原来是王奶奶的儿子王小（在家排行最小，故叫王小。）不务正业，年过三十，没有一份正经的工作，几年前与妻子离婚，离婚后的他沉迷于赌博，这天清晨来王奶奶家要钱，王奶奶不给，并指责他游手好闲，于是母子两起了冲突。奶奶告诉我，王家的母子冲突是常有的事，王奶奶的赡养义务全是她两个女儿在履行，但是由于女儿们均嫁到外地，只有在节假日才会回来看望王奶奶，每年给与一定的赡养费。奶奶告诉我，王奶奶老伴去世的早，身边的儿子却“不争气”，没有履行应尽的赡养义务，有一次王奶奶中暑晕倒还是邻居发现及时送到镇卫生所才没酿成大祸。对于王小的不孝行为，村里干部也是做了努力的，村支书找王小谈过几次，但王小以没有经济能力承担赡养义务为借口让村干部束手无策。且王小认为自己离婚和不良的婆媳关系有关，故而，内心对王奶奶一直心存抱怨，母子长期的矛盾让王小拒绝赡养母亲。

2、张平家的夫妻间纠纷夫妻纠纷是发生在婚姻缔结的关系中所产生的婚内纠纷，传统社会注重“夫权越于妻

权”，在男尊女卑的环境下，女人位于家庭的从属地位，没有家庭主导发言权。随着社会进步，女人逐渐在家庭中占据重要乃至主要地位，尤其是从夫妻双方的家族势力来看，如果妻子的家庭势力高于丈夫的家庭势力，那丈夫便处于话语权的被动地位（刘蔚，2015：107）。目前在我国农村很多家庭出现女性掌权的情况，家庭权力发生了转移，尤其在日常开支上，很多新成立的家庭组需要经过妻子的同意才能拥有经济支配权，导致农村婆媳关系成了较难处理的特殊关系，而一个男人既是儿子身份，又是丈夫身份，在母亲和妻子之间很难找到一个平衡点，时间长了，婆媳矛盾便容易引发赡养纠纷（李英芬、杨喜英，2015：80）。张平是 Z村典型的“妻管严”代表，他的媳妇是村里有名的“厉害”角色，说她厉害主要是因为她嚣张跋扈的脾气使得张平对她唯命是从，家里大大小小的事都需要经过张家媳妇的同意，这让张平母亲对这个儿媳妇十分不满。关于赡养问题，农村老人总是抱着“养儿防老”、“嫁出去的女儿犹如泼出去的水”的心态。张家除了张平这个儿子之外，还有一个嫁到外村的女儿不常回来。于是，张老太告诉张平，由他负责二老的养老送终问题，张平看父母亲年事已高，不免感到难过，便同意了母亲的赡养要求。然而张家媳妇却认为二老是个累赘，对张平已同意母亲的提议十分愤怒，便大吵了一架，并以家庭负担重为由扬言要与张平离婚使得张平只得忍气吞声下来。张老太多次和儿子张平谈论赡养问题，张平始终以沉默回应，回到家妻子总会因为赡养问题和张平吵架，这让张平最终选择妥协。在母亲再一次提及此事时，张平和母亲吵了起来，明确拒绝父母的赡养工作，并指出让外村的姐姐赡养，这让张母十分伤心。

3、李家兄弟纠纷传统社会父权制决定了父亲的权威地位不可动摇，父子共产便要求子女需听从父母的

安排，然而现代社会父母和子女是采取“分家产”独立生活的，尤其是多兄弟家庭，分家产的不公或者其他利益不公的情况下，发生手足矛盾便是常有之事。Z村李家是村里出了名的“大户”，中国农村“重男轻女”的思想决定了“生儿子”的重要性，李家弟兄五人，五兄弟成家后又陆续生了五个孙子（每家一个儿子），深刻诠释了农村对“子嗣旺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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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涵解读。李家五兄弟中有三个都在同村或邻村（两村经济条件相似）娶妻成家，唯独老三和老四（排行第三和第四的兄弟）娶得是家庭条件较好的镇上姑娘。李家老头和老太年事已高，赡养问题便落到五个兄弟身上，最初商定轮流赡养李老夫妇，每家兄弟两个月。经过一年的轮番赡养，老三家以在生活照料的同时还给与了李老夫妇赡养费，而其他四个兄弟仅仅提供生活照料为由提出异议，并表示自家孩子已就读初中需要清静的学习环境为，提议可多出赡养费，不承担轮月的日常照料。然而，老四家立刻提出反对，认为自己孩子也在读书，这样不公平，同样表示不愿意承担日常照料。两兄弟一致认为大哥大嫂家孩子已工作，且父母平日对大哥补贴最多，因此大哥应主动承担较多的赡养工作。可大嫂认为是家庭条件较好的老三老四两家合伙起来欺负她，于是坚决不同意，认为既然赡养工作已商定就不应该再更改，更不能因为家庭条件好就能以赡养费为由拒绝平日的照料，三家便因此起了争执，老二和老五看这摇摆不定的情势也默不作声，一来争执并没有涉及自家本身利益，二来见风使舵争取自身利益最大化。五兄弟互相计较，没有人主动愿意承担赡养义务，争执不下，不欢而散。这样的讨论进行了三次，李老夫妇见五个儿子均这般“推脱”，心中起了深深的寒意，在第四次商谈时，李老决定和李老太两人独自在老屋里度过余生，不再“流浪”各家，养老问题成了二老心中不愿提起的痛。

作为一个外来观察者，以上三个纠纷事件不是 Z村的独特现象，常年因为家庭纠纷而引发的赡养纠纷在 Z村和其他地区都时有发生。河南省开封市法院统计，院内受理的多数赡养纠纷案件都存在于多子女家庭，兄弟之间因为赡养问题互相推辞引发纠纷（刘永喜，2007：1）。云南省会泽县李某因为四个子女在赡养费问题上引发纠纷且无法履行赡养义务，最终将子女们告上法庭（中国法院网，2015）。2014 年常德武陵区一对老夫妇因为儿子不履行赡养义务，争吵无果最终选择登报形式断绝母子关系（朱放良、张群喜，2015：43）。因为家庭口角、内部是非等各种原因引起的赡养纠纷让经济条件较差、生活无保障的农村老人备受折磨，农村养老问题凸显。从一个村庄的家庭纠纷来看现如今发生在农村社区的因家庭纠纷引发的赡养问题有重要意义，故而称作“一叶之秋”。

二、农村家庭纠纷对养老观念的影响基于我在 Z村的观察发现，赡养纠纷多发于物质纠纷，在经济条件较差的农村地区，

尤其是相对闭塞的纯农业社区来说，人们的物质生活本不富裕，亲子、夫妻和兄弟之间都容易因为赡养费问题引起争执和互相推诿，使得老人备受冷落和歧视，其基本生活照料需求得不到满足，有些老人甚至因为子女的不管不顾而流落街头，老人地位低下。Z村的王奶奶因为与儿子王小的母子矛盾无法调解，其赡养问题只好由两个外地女儿定期给与赡养费的形式来解决，日常生活照料需求无法满足。Z村张平因害怕与妻子争吵也只好拒绝履行父母的赡养义务，同样，李家五兄弟对父母的赡养工作也是百般推脱，导致张家父母和李家父母只能依靠自己养老。家庭纠纷严重影响了人们养老观念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尊老敬老的传统孝道观念受到冲击我国“孝”的观念最早起源于原始社会后期，为了感恩父母，产生了“追孝”的观念，

随着社会的进步，孝文化日益发展，不仅受到了统治阶级的重视，更形成了注重纲纪和伦理的社会秩序，使得孝文化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张宏书、李卫光，2009：76）。孝文化一路传承，其形成基础主要得益于农耕时代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方式和以血缘为纽带聚集的发展模式，子孙凭借长者的生活经验生存且代代相传，故而对父辈十分尊敬和孝顺（赵妍，2015：362）。然而改革开放后，农耕文明迈向工业文明，人口加速流动，思想观念也日益开放，人们在行为上讲究独立和自主。费孝通先生在《江村经济》中明确提到年轻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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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为了经济的独立要求分家，成为家这一群体的瓦解力量（费孝通，1985：60）。传统家族力量的弱化和消失，导致人们“孝道”意识淡化，尤其对经历亲子纠纷、夫妻纠纷或者兄弟纠纷的家庭而言，不仅需要面临不和谐的家庭氛围，成员间更是相互怨恨，对赡养义务相互推辞甚至拒绝赡养，最终使得老人处于“无人问津”的境地，“两个老人可以养育五个孩子，可五个孩子却养不了两个老人”成了 Z村赡养纠纷的典型，传统孝道观严重受到冲击。

（二）从“依赖养老”向“自我养老”的养老观念转变家庭作为养老最基本的单位和机构，传统的家庭赡养观带来的养老惯性导致老人在思

考老年生活时对于子女寄予非常大的期望，“养儿防老”使老年人认为只要有子女在身边就可以让晚年生活有依靠（风笑天，1992：239）。然而现实往往是，在生活条件拮据的农村地区，分家后的子辈家庭本身就难以维持物质生活，故而对父母的赡养较少甚至没有，而当处于困难中的老人向子女提出赡养要求时，便极容易发生亲子纠纷、夫妻纠纷或者兄弟纠纷。纠纷中的家庭感情破裂，产生养老危机，养老观念也逐渐在家庭成员间发生本质变化，老人不再将养老希望全部寄托于子女身上，只能生活上尽可能自我照料、精神上自娱自乐，产生“自我养老”的概念，即：既不依靠子女，又没有退休金或社会保险而主要依靠农业储蓄生活或其他收入，如租金来维持生计的一种养老模式（穆光宗、姚远，1999：59）。“自我养老”是区别于“依赖养老”的，对于农村老人而言，当其晚年生活依赖不了子女时，便被迫选择自我养老。在 Z村一个十分常见的现象，六七十岁的老人下地干活维持生计是常态，更有八十多岁的老人承担力所能及的家庭农活来自我养老。

（三）新型养老观念的建立农村老人普遍存在传统的“依赖性”养老的观念，由于社会自由开放程度的提高以及

传统孝道观念的弱化，子女面临的养老压力与老人的传统养老观产生冲突，容易引发不同类型的家庭纠纷，直接对老人的晚年赡养工作造成影响。对处于家庭纠纷中的农村老人而言，过强的家庭依赖观给自己和家人都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心理负担，其次，法律意识淡薄的农村老人，不知道利用法律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只能通过自己的能力来实现自我养老。对于这种养老观念的转变，Z村老人在无奈之下也表示理解子女。随着社会的发展，农村照料角色从单纯依赖家庭演变为社区、远亲共同承担的多元化照料体系，对于无人赡养的老人来说，在“远乡不如近邻”、“乡里乡亲”的生活氛围中，邻居的关照时有发生，属于基于乡情的生活短期照料（杜鹏、王红丽，2014：91）。目前Z村也逐渐接受了新型的养老观念，也就是新型的即以居家养老为基础、互助养老为依托、社会化养老为支撑的覆盖农村的养老模式下的新型养老观（熊茜、李超，2014：125）。在 Z村主要存在以下两种新型养老观念：（1）互助养老观。离 Z村不远的 L村是全镇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村庄，政府在 L村建设了农村养老院，采取以“低龄老人帮助高龄老人”、“以身体强健的老人帮助体弱多病的老人”这种互助模式发展。（2）社会化养老观。即利用社会资源和政府力量来实现老人幸福晚年的愿景，主要是依托社会化的养老机构，如养老中心或养老院等，以接纳自愿入住的老人，入住 L村养老院的老人多数是没有子女的老人和家庭纠纷无法调解而被拒绝赡养的老人。通过对 L村养老院的调查了解，入住率并不高，主要因为多数农村老人思想比较传统，认为被子女抛弃的老人才会入住养老机构，另外养老院的设施条件非常差，老人的需求难以得到满足。尽管如此，但处于家庭纠纷中的老人最终还是会选择社会化的养老方式，思想观念也逐渐发生变化。

三、差序格局视域下的农村养老问题反思本文通过描述 Z村三个不同家庭纠纷类型的案例来解释家庭纠纷对养老观念的影响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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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反思无人赡养的我国农村老人需要面临什么样的养老问题。据有关调查显示,农村家庭在赡养问题上争吵、有分歧和有矛盾的或尽赡养义务有困难的占据比例 36%,明确不尽赡养义务的占 17%,因赡养问题引起纠纷、告状诉讼的占 3%（陈梦纳，2016：115），可见农村养老问题凸显，养老形势严峻。首先，农村老人经济收入低，自我养老能力不足。仅能维持最基本的物质生活甚至部分农村老人毫无经济来源，生活十分艰难，个别老人仅凭借政府每月发放的最低生活标准每月 60元的社会养老保障金生活，对于多子女家庭，往往容易引发子女间赡养矛盾（许跃强，2016：269）。不同于城市居民退休后可以获得退休金，农村地区没有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大多数农村老人第一位生活来源是子女们的供养，然后才是自己劳动所得到的收入或少量的退休金和社会保障金（瞿枭，2012：37）。对于被子女拒绝赡养的农村老人来说，他们失去的便是最重要的生活保障，而他们自身微薄的劳动收入根本不能很好的满足生活需求。其次，老人的日常生活照护短缺。尤其在多子女家庭中，只要有一个子女不愿意赡养老人，其他子女就会采取推诿和观望的态度，致使老人无人照料（潘剑锋、陈欢、刘峰，2009：125），对于高龄老人来说，基本的日常照料，包括医疗需求都需要依靠子女帮助解决，就有关老人日常照料者是谁的问题调研结果显示，老人依靠自己或老伴照顾的比例在 60%，即，多数老人会首选自我养老。老人随着年龄的增长，生理机能会日渐退化，在日常生活起居，就医，农活和家务活分担以及外出购物都需要他人的帮助。对于无人赡养的老人来说，其日常照料便成了亟需解决的问题（吴蓓，2012：86）。第三、精神慰藉十分缺乏。“孝顺”不应该仅局限在老人的物质生活方面，要在精神上尊重老人孝敬老人，甚至比较而言，精神层面比物质层面更为重要（段巧玲，2016：160）。Z村常住人口的年龄特征主要集中在老年人和儿童两类，大部分中年人都在经济发达地区务工很少回来，因此老年人常年面对的人是配偶或儿童，精神世界较为空虚，如果是因为家庭纠纷而无人赡养的老人，不仅需要承受物质生活压力和晚年无保障的心理负担，更需要接受“儿不孝”的现实，内心得不到子女们的尊重和爱护，精神慰藉成了老人的奢求。基于对Z村的了解，通过田野观察和访谈，不难看出家庭纠纷对养老观念会造成不同

程度的影响，Z村只是中国农村一个小小的角落，在前文已然说过，透过现象来理解养老观念发生变化的本质原因，才是“一叶之秋”的真正内涵。尽管研究地点是局部的，但需要解读的问题却是具有十分广阔的现实意义。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在研究中国农村的社会结构时提出“差序格局”的概念，以“已”为中心，像投入到河中的石子形成的波纹一样，形成自己的网络圈，离自己中心越近的人关系越近，不断推开的波纹意味着距离的越远，中国人是靠交情和道德来维系着自己的圈子，差序格局很好的解释了中国社会依赖性养老的现象。如图 2：差序格局的结构图。

业缘：生人 地缘：熟人 血缘：家人 自己

图 2：差序格局的结构图从费孝通先生的“差序格局”理论中，可以找到农村家庭纠纷对养老观念造成影响的

合理性解释。1、以己为中心，亲疏有别。每个人都处于自己圈子的中心，不存在两个人是完全相同的圈子，同样，每个人的亲疏远近关系也不同，在多子女家庭，有相同的父母，然而却各有妻儿，也就是费孝通先生所说的“以亲属关系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网络是个别”。再来看当前Z村的家庭结构，子女和父母是分开入住的，也就是所谓的“分家”，分家后

465

便会以自己成立的小家庭为中心单位，形成自我主义，对家庭伦常和纲纪也就淡漠了。当老人要求子女对其履行赡养义务时，赡养的付出和自身利益的获得便起了冲突，部分地区出现“继承遗产就赡养”的现象（张德利等，2011：1-2），对于经济条件差的家庭而言，拒绝赡养成了矛盾下优先考虑自己的选择，“为了自己可以牺牲家，为了家可以牺牲族”成了不争的事实公式（费孝通，1984：33）。从图 2差序格局的结构图中可以看到，基于生育和婚姻所形成的网络圈里离自己最近的关系便是血缘关系，也就是我们的父母或子女。而媳妇嫁入后，虽然也称呼丈夫的父母为父母，可终究不是基于血缘为基础所形成的关系，因此，容易造成“儿媳重视亲妈比婆婆多，婆婆视女儿为亲人、视儿媳为外人”的难以调和的婆媳矛盾。厚此薄彼的不公平现象容易使夫妻之间产生纠纷，也给了子女们相互间推卸赡养义务的“理由”（殷晓洁，2010：193）。2、道德维系情感。在差序格局的社会结构中，礼是最合乎维持社会秩序的基本规范，即使在社会转型时期，差序格局下的等级秩序遗影依然存在（陈占江，2007：46）导致父辈对子女有着较高的赡养要求，可以说是“反馈式”的赡养，也就是，父母将子女抚养长大，同时子女就应该履行赡养父母的义务，不同于西方国家，只强调抚育并不硬性要求赡养，而中国的“反馈式”赡养模式就要求赡养老人是子女义不容辞的责任（费孝通，1983：14），也是中国老人“养儿防老”观念产生的根本性原因。而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自主思想观念的深入人心，传统道德观日益弱化，子女更多的考虑到新家庭的未来发展而不是被等级规范所束缚，因此逃避赡养或拒绝赡养现象在中国农村很普遍。3、精神关怀的双向性。农村社区除了血缘维系的情感之外，还有建立在地缘基础上的情感。在 Z村生活的日子里，我感受到了“一家有难，八方援助”的邻里互助的美好氛围，在农村，人与人之间形成了一种长久性的面对面的关系，这就促使道德能够通过“你来我往”这样的形式持续下去（候东栋、浦纯钰，2014：41）。每个人处于自己网络圈中心的同时是他人网络圈的辐射，也就表明情感本身是双向传递的过程，付出情感就会收获情感。Z村王奶奶平时为人和善，所以她晕倒后第一时间被邻居送到医院的事件足以感受到“远乡不如近邻”的需求照料。对于纠纷后无法依靠子女的老人来说，会更注重地缘带来的情感照顾，而邻里朋友也会对该类老人格外关注，情感关怀的双向性夯实了农村差序格局的稳定性。

四、“由内而外”：农村养老问题的差序调解老人要从自己主观思想上树立不完全依赖子女的观念，降低对子女的期望，一定程度

就能减少失望（风笑天，2006：86），对于身体强健，有自我养老能力的老人来说，从主观上建立独立养老的观念有助于身心的放松，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对于身体素质差、经济条件差的“双差”老人而言，在无法实现自我养老的前提下，子女又拒绝赡养义务，该类老人要何去何从？成了解决农村养老问题的关键。

（一）克己——以血缘为基础的核心养老既然在差序格局里提到，每个人都是以“自我”为中心来构建网络圈的，那么要解决

差序格局结构下的农村养老问题，也需要从“自我”做起，也就是费孝通先生所说的“克己”。当克己成了社会生活中的基本德性，亲子和同胞之间相配的道德要素便是孝和悌了（费孝通，1984：39）。在传统的农村社区，尤其类似Z村这样的地理位置相对闭塞的地区，农民思想保守，血缘养老是其安身立命的核心要素，子女要理解父母的心态，认识到自己在父母养老责任里扮演的重要角色。尤其是当家庭纠纷发生时，成员间要学会站在对方的角度思考问题，克制自己一味追求利益的私欲，不要剥夺父母追求幸福的权利，尊重他们的选择，承担属于自己的责任。作为父母，也要改变“养儿防老”的观念，让女儿和儿子共同承担养老责任，同时，更要改变完全依赖子女养老的观念，树立多渠道的养老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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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剑锋等，2009：127）。（二）互惠——基于地缘基础上的互助养老陕西省清涧县自 2009 年开始试点推行农村“互助养老”模式并取得了广泛的社会效

益，在农村成立的互助小组为需要帮助的老人提供卫生安全、家务料理、生活陪护、精神慰藉等多种服务，基于地缘基础上开展的养老服务相互了解程度高，有助于针对性的为不同类型的老人服务从而提高服务质量，同时也构建了村民间更为亲密的人际关系（王璐、刘博，2012：177）。在家庭纠纷加速养老功能弱化的农村，得不到子女关怀的老人可以收获邻里之间的关爱，闲暇时间你来我往的娱乐悠闲方式有助于丰富老人的精神生活，不仅有效排解了老人的孤独感，更让老人在长期生活的地方安心养老，有利于老年人的身心健康发展。“互助养老”模式对解决我国农村养老问题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帮扶——业缘关系下的全方位养老物质养老和精神养老已经开始逐渐突破家庭的界限，由社会承担一部分养老职能，尤

其随着农村家庭养老功能的弱化和农村社会的快速发展，业缘已成为养老的有益补充（候东栋、浦纯钰，2014：43）。由于，社会养老是基于业缘关系（村集体和政府等）为纽带的一种代际经济支持网络（陈成文、肖卫宏，2007：58）。故而，村集体和政府是业缘表现的基本形式，有效弥补了血缘和地缘在养老方式上的不足，一来，村集体容易凝聚村民们的力量，在开展活动或成立村民互助小组方面更懂得村民们的喜好和需求，二来，村集体可以借助政府的力量，在政府养老优惠政策和农民之间扮演中间者，做好上传下达的工作。从政府层面来看，要明确政府在农村养老事业中应承担的责任，政府应在制度建设和完善的过程中通过各种政策、法规的制定和实施来满足农村居民的养老需求，最终履行好政府在我国农村养老保障制度中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多方面的责任（郑军，2012：100）。从法律层面来看，为了稳定社会秩序，仅依靠道德约束是远远不足的，必须利用外在的强制力量进行干预，对于经过多方调解后依然拒绝履行赡养义务的家庭要通过法律来保护弱势的一方。通过对Z村的了解，发现利用司法渠道来维护自己的权益的情况十分少见，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则法律在农村不同于在城市有绝对的权威，村民对司法较为陌生（邵锟，2015：35），二来，农村老人一般有着“家丑不可外扬”的观念，宁可忍气吞声，也不愿利用法律手段维权。因此要强化老人的法律意识，加强法律工作，在法律法规完善的同时引导多子女家庭签订《家庭赡养协议书》、《财产继承办法协议书》等确立家庭承担的赡养责任，以正规途径避免养老纠纷（吕金岗，2011：49），从而建立全方位的养老模式。参考文献[1]陈成文,肖卫宏.农民养老:一个社会网络的分析框架[J].湖北社会科学,2007,04:57-62.[2]陈梦纳.人口老龄化下河南濮阳农村养老问题研究[J].市场周刊(理论研究),2016,03:115-116.[3]陈占江.差序格局与中国社会转型[J].社会科学评论,2007,03:40-46.[4]杜鹏,王红丽.老年人日常照料角色介入的差序格局研究[J].人口与发展,2014,05:85-92.[5]段巧玲.农村家庭养老的现状、问题与对策分析——基于巨野县段庄村孝文化的调查报告[J].人才资源开发,2016,04:160-161.[6]费孝通.家庭结构变动中的老年赡养问题——再论中国家庭结构的变动[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03:7-16.[7]费孝通.江村经济[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60[8]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2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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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独老人的自我隔离及其因应 ——基于萨提亚家庭治疗的视角

胡善平（淮南师范学院 政法系 安徽淮南 邮编 232001）

摘要：研究以安徽省 H市某区失独老人的全面调查数据为依据，分析概括了失独老人自我隔离、自我社会排斥的基本情况。认为失独老人社会工作介入方向应由过去的缺乏专业性、碎片化转向在加大物质性、政策性支持体系构建的同时，重点推进失独老人生命意义的主观重塑工作，以期消除失独老人的自我封闭。积极探寻采用萨提亚家庭治疗介入工作的本土化范式，构建失独老人正向、赋权核心价值认同的机制和路径。关键词：自我隔离；排斥；失独老人；萨提亚模式

Self-impose and Elimination of the Childless Old People—Taking the positivistic investigation of Anhui Province H City as an Example

Shanping Hu(Department of Politics and Law ,Huainan Normal University, Huainan 232038, China)

Abstract: The research bases on the authority of a full-scale investigation data of Anhui province H city and analyses the key facts of the childless old people’s self-impse and elimination. The article holds that the direction of social work intervetion on the childless old pepole shoud change the original penurious professionalism and fragment. The new direction insists that when we construct the materially and policy supported system we shoud also focus on propeling reshaping the childless old people’s subjective meanings to elimate self-containment and reconstruct optimistic core values.Key Words: self-impose isolation and elimination; childless old people; factor analysis

一、文献综述与问题的提出基于计划生育这一人口规制政策的变革、民众价值观念的变迁以及社会经济的发展等

多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被动独生现象发生的概率越来越低，代之以出现越来越多的主动独生家庭。但肇始于 70 年代并延续至今的独生政策客观上在中国形塑了近一亿个被动独生家庭，这场身体政治运动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一次伟大的史诗般革命。独生子女家庭作为高风险家庭，其在风险社会背景下的运行呈现出独特的机制并形塑着人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种类型的家庭由于其成员结构的倒置、凝练而显得极其不稳定，极易成为失独家庭，并由于其形成的被迫和不情愿，往往会导致社会成员的积怨。近年来，失独问题越来越成为学术界、政策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基于中国知网这一平台展开文献研究，不难发现，这一问题的研究丰富于 2012 年，并呈现出媒体关注、学术研究、政策出台的基本逻辑⑴。现有的研究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了有关失独家庭、失独老人方面的相关研究：一是失独家庭的规模和预测。在这一问题上还没有统一的认识，少则百万，多则千万。

现有研究多从人口统计及计生部门公布的数据出发进行推算。部分学者从人口存活几率的角度出发测算了 30岁后，独生子女存活的概率，推测 2030 年左右失独家庭的比例⑵。但有关失独家庭的分布、内部结构等问题的研究显得不是很充分。不同职业、不同收入、不同民族等相关因素匹配情况下失独家庭的结构问题研究有待进一步的深入研究。二是失独家庭成因，存在问题的具体分析。基于导致失独的风险类型并充分考虑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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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因素可以将“失独者”划分为“暂时性失独”和“永久性失独”；学者重点分析了当前我国“失独”群体面临的经济保障、养老、收养子女及精神等方面的困境。现有研究大多从宏观、客观的视角分析了失独老人面临的诸多问题，缺乏对失独群体内心感受及其变迁、主观意义建构等微观、主观方面的研究。

三是理论视角的多元性。现有的研究从社会学、社会保障、人口学、社会工作、法学、心理学等学科借用了“社会性弱势群体”理论、“权利与义务”、“权力和责任”理论；精神抚慰权理论；残缺风险和养老风险、风险家庭理论；社区照顾、社会支持理论；断裂理论、需求层次理论等诸多理论视角展开了富有成效的研究。并依据理论视角的不同，分别提出了相应的问题解决、应对的策略。但大多停留在政策呼吁及理论说明层面，缺乏具体实务操作及技巧的规范和本土化研究。四是对策研究。责任主体主要归结为政府、社会组织，采取的政策多为宏观层面的，涉

及经济援助、社会联结、社会支持、计生生育改革、收养制度等方面⑶。强调从社会支持、社会资本、自组织体系构建、社会工作专业方法介入等方面构建失独老人的帮扶体系。有关失独老人心理防御机制的特点、介入方法效度纵贯性研究略显欠缺。

这些研究对于全面梳理失独家庭问题，认清适度问题的实质发挥了积极的理论指导和借鉴意义。但这些研究过于强调政府的外部作用，而忽视了失独家庭自身能力的构建；过于侧重从外在方面增加社会支持，由其是物质性的支持，而忽视了失独家庭对于这些支持意义的主体建构和评价⑷；过于强调失独家庭的问题化与治理而忽视了失独家庭父母心理、情感和意义的重塑。吉登斯的结构二重性理论强调：社会行动的实际运行是在制度、结构外在约束性的背景下，主体赋予意义和能动性的结果。主体在资源、符号、权利分配的宏观框架中，不是完全被动的、无力的，他能够给予外在框架以一定合法性说明，及主体的结构嵌入不是被动嵌入，而是结构与建构的双向互动。对于失独家庭的研究，我们不仅要从外在制度背景出发，强调给予性的社会支持体系的构建，更要关注失独家庭对于这种给予性社会支持体系的认同和意义建构，只有这样，相应的政策才会发挥最大化的功能，从而起到重塑失独家庭主体联结的意义⑸。除此之外，有关失独时间跨度、专业介入等因素对失独老人生活状态的重塑、影响及效果的研究略显不足，需要实证方面的具体数据予以检验与验证。研究基于安徽省 H市 T区全部失独家庭的调查研究和分析，考察了失独家庭客观存在

的自我主体隔离与自我排斥社会的现象，分析了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基于萨提亚家庭治疗的模式提出调适专业介入策略的实务建议，以期更好的服务失独家庭，增加他们的主体权能，重构生命认知从而更好的融入社会。

二、数据来源及基本状况分析：研究中失独家庭的具体数据基于项目组承接的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项目。该项目是 A省社工协会 2013 年申报、省民政厅审核推荐、获“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项目”资金支持的一项社会工作服务示范项目。项目旨在通过职业社工介入失独老人养老服务，探索有效服务模式，缓解失独老人心理情感应激性创伤、缺乏生活信心和目标、社会关系破损、社会融入障碍等问题，解决失独老人家庭心理、生活照料等方面的需求。项目由省社工协会牵头组织实施，联合省计生协会在 H市、A市、B市部分城区开展的为期一年的失独老年家庭社工关怀服务。研究以 h市 t区的全部失独家庭为服务对象，采取全面调查并辅之以重点访谈的技术手段（要求一方超过 55周岁）。涉及90户 145人，基于保密和尊重的原则，研究所涉及的对象都以符号表示。基本情况如下：

表一 调查对象基本情况一览表变 量 类别 频数 性 别 男 55

470

女 90职业类型 工人 97

教师 7

医生 5

干部 13

经商 2

其他 21

年龄（注1） 50-60 62

60-70 69

70-80 9

80岁以上 5

收入状况 500元以下 7

500-1000 18

1000-1500 58

1500-2000 29

2000元以上 33

婚姻状况 丧偶 18

初婚 103

离婚 19

再婚 5

教育程度

身体状况

失独年限

文盲 4

小学以下 14

初中 87

高中 23

大学及以上 17

良好 68

一般 57

较差（疾病） 17

残疾 3

1年内 11

1-3年 28

3-5年 46

5年以上 60

注：项目实施规划要求一方年龄在 55周岁以上由调查数据可知，“失独”者受文革的影响，普遍受教育程度比较低，这无疑影响了

他们的就业和其他社会资源的汲取，具体反应为现在的收入普遍都不是特别高这一点上。与此同时，随着家庭结构越来越空巢化，他们在社会中的边缘化自然不可避免。从失独老人的职业分布来看，主要集中在体制内性质的职业领域范围内比如说工人、教师等，当夫妻双方都从事这类工作时，表现的尤为明显。而体制外性质的职业领域范围内，失独问题则表现的不是特别显眼。这从侧面反映了社会政策涵盖能力在不同群体之间的差异化分布⑹。推而广之，可以预见失独问题在不同群体之间的分布是不均衡的，这种不均衡反映了不同群体在应对外部规制时主体建构能力的差异性，反应了微观层面不同群体解构制度约束的策略差异和博弈资本储备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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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理论基础、基本概念以及基本假设（一）理论基础

自我隔离、排斥，作为名词首先出现在传染病学领域，用于表述一种自我牺牲的精神和举措。在不可治疗和传染性极强的背景下，早先得病的群体为了不将疾病外传，而采取的自我封闭、自我独立的行为，体现出这一群体的道德高尚性。历史上麻风病、黑死病爆发时期，就有群体采取过这种措施。而将其引入到社会科学领域并进行深入研究的当属黑人运动思想家杜波伊斯，作为一种策略杜波伊斯首先提出它用以解决黑人贫困问题的。1933 年 9月,杜波伊斯在《危机》杂志上发表文章,呼吁黑人为自身的生存实现种族团结,采取“集团行动”自我隔离,对黑人经济活动进行“富有远见的计划”,以使黑人更好地生活和更有效地支持黑人社会振兴机构。黑人自我隔离的分散的消费如果被组织和利用起来 ,将成为一种强大的力量,必然会收到意想不到的“经济效益”。自我隔离创设自我的经济联系更有效地组织消费,以较少的钱取得较好的商品和服务;争取增加生产黑人消费品的白人企业的黑人就业 ;鼓励黑人企业家生产黑人消费品,提供黑人所需要的服务;增进黑人企业的竞争力,增进国民福利;与白人生产商和消费者进行合作,消除经济领域的肤色线⑺。这种隔离其实质在于自我组织，以团体的力量提升自己的经济实力和集体协商和谈判的能力，其实是一种反向介入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隔离和排斥。

萨提亚家庭治疗，是由美国婚姻家庭治疗大师萨提亚女士创立，由贝曼等学者加以理论化并发扬光大的流行于欧美国家的社会工作实务学派。萨提亚家庭治疗在批判综合以弗洛伊德心理学为代表的西方社会主要心理学解释范式的基础上，开创性地创设了家庭雕塑冰山分析（详见图一）等工具以探讨家庭成员微观层面的互动，考察外显行为遮蔽之下人的内心层面。该理论将人的心理结构比作漂浮在水面上的冰山。外显事件和应激反应是水面上可见的部分，水面之下不可见部分从上至下分别为感受、对感受的再感受、观点、渴望、期待和生命力部分，它们构成人类行为深层次的部分，一般不被人们所觉察和体验。通过家庭雕塑将家庭成员在危机、冲击发生时的自动化求生存的应对姿态可视化和外显化，经由专业咨询层层深入，剖析自动化求生存姿态背后的心理机制和过程，可以找寻不良外显行为背后所包含的深层次的渴望、价值、信念以及对于生命意义的感悟等心理因素。该模式主张运用积极心理学和正向引导的方式实现主体增权和意义重构，从而实现和恢复一致性的生活策略；强调发掘案主自身的资源，着重提高人的自尊、改善沟通及帮助人活得更人性化，而非只求消除症状。

图一 萨提亚冰山、家庭雕塑

（二）基本概念本研究中的自我隔离、自我排斥是指失独主体主动脱嵌于社会结构，不与社会组织、他

人发生社会关联的态度和行为特征。我们可以将其界定为反向社会排斥、社会隔离，表现为自我否定、避世、消极应对和不回应。基于失独老人的文献研究和实际调查，结合自我隔离、排斥的概念界定，我们为后续研究预设了以下基本假设，以期通过实证研究予以检验，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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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为失独老人研究提供一些崭新的视角。（三）研究假设

（1）失独老人由于关键事件（失独）的冲击，心理调适不畅，普遍存在着脱离社会粘结的倾向和态势。（2）失独老人作为社会的弱势群体，客观上受到的社会支持比较多，但缺乏专业性、失独老人选择的自我社会孤立心理比较显著。（3）失独老人自我核心价值的主观界定，因为突发事件的冲击，往往显得更为消极和负面。（4）接受外在的、物质性的社会支持固然十分重要，但最为关键的在于调谐失独老人的自我情境定义，将关注点回归到自我中心从而建构生命的意义（5）失独老人外显行为的不良表现，是其求生存的自动化的因应措施，包含着生命的正向能量，需要通过专业方法加以引导和陪护。四、数据分析基于以上关于自我隔离、自我排斥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有关自我隔离、自我排斥的

研究多是从定性的角度出发的，这就限制了研究的实证性，并造就了实际测量的困难。本研究结合相关社会支持、社会隔离的测量问卷，量表，并进行了反向化的处理，设计了相关表格以便于进行定量研究。

表二：失独家庭接受社会支持情况调查表量表项目 是（频数） 否

最近一个月以来，您是否接受了来自亲戚的帮助最近一个月以来，您是否接受了来自邻居的帮助最近一个月以来，您是否接受了来自朋友的帮助最近一个月以来，您是否接受了来自单位的帮助最近一个月以来，您是否接受了来自社会工作机构专业人员的帮助最近一个月以来，您是否接受了来自社区等政府工作人员的帮助您是否享受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您是否是政府特扶对象

132 1312 133124 2196 492 143137 8145 0142 3

基于调查不难发现，失独家庭接受的社会支持主要有非正式支持和正式支持两类，其中非正式支持主要侧重于情感及精神慰藉方面的支持，正式支持主要侧重于物质性、政策性支持。专业性表现的都不是很明显，限制了失独老人主体对于这些支持的意义和功能界定。同时必须引起我们注意的是，正式支持一般呈现出一次性、科层制的特点，呈现出齐美尔所强调的陌生人的特点，程序理性的制度设计解构了失独老人的社会归属和情感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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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客观状况来看，社会给予失独老人的社会支持并不少，数据显示 145人全部享受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全部为政府特扶对象，即使从收入状况来看，部分家庭明显是不符合相应规定的，但依然享受这些社会支持。这可能与人们对失独群体的看法有关，一旦得知别人是失独群体，我们就可能过于同情，就会形成首映印象。这一点被我们的语义差异量表测量所证实。从数据来看，145人中 142人为定为贫困帮扶对象，绝大数失独老人享受社会低保，而实际上基于前文关于体制内、体制外人员因应计划生育政策的差异化分析，不难发现这一比例显然不符合人口学分布的一般规律，也被我们的实证研究所否认，研究对象中不乏经济收入较高的群体。但是他们依然被定为贫困对象，这不能不说是人们（审核人员）刻板印象的结果。

表三 失独老人的语义差异量表1 2 3 4 5

积极的……………………√…消极的健康的………………√……心理疾病的乐观的………………√……悲观的自信的………………√……自卑的通情达理的………√………不可理喻的可信的………………√……孤独的

对于这些外在的社会支持，失独老人并不是毫无保留完全接受的，调查显示了失独老人对于不同类型社会支持的接受度存在着显著性的差异，表现出比较明显的脱嵌性，涉及正式支持、非正式支持以及自我支持等方面。具体见表三

表四 自我隔离、自我排斥的主观测量表量表项目 非常不愿意 不愿意 说不清 愿意 非常愿意 均值 支持类

型1、 你是否愿意接受亲戚的帮助2、 你是否愿意接受朋友的帮助3、 你是否愿意接受邻居的帮助4、 你是否愿意接受单位的帮助5、 你是否愿意接受专业社工的帮助6、 你是否愿意接受政府过节时的问候7、 你是否愿意接受失独补偿金8、 你是否愿意成为政府特扶对象9、 你是否愿意参加社区活动10、您是否愿意和别人提及孩子的过去11、您是否感到自卑（—）12、您是否感到孤独（—）

3.4 7.2 13.5 56.2 19.7 1.7 非正式 6.7 10.3 27.5 36.8 18.7 2.1 非正式 32.4 26.2 18.6 12.6 10.2 3.7 非正式 35.2 30.5 20.2 9.6 4.5 3.9 正式 — — 96.4 — — — 正式 12.5 19.3 45.3 15.6 7.3 3.5 正式 37.5 36.2 10.2 9.8 6.3 4.2 正式 35.7 31.9 17.5 8.4 6.5 4.2 正式

474

36.8 40.5 10.2 6.4 6.1 4.1 正式 40.3 38.4 11.2 6.2 4.9 4.5 自我支持 7.6 10.6 25.4 27.6 38.8 4.3 自我支持 2.4 5.6 26.3 30.5 35.2 4.3 自我支持

基于李克特量表的涉设计原则，进行分辨力的计算，最终确定这十二个项目入选构成量表。每个项目的选项赋值 1—5，非常不同意 5分，非常同意 1分，总分越高，表示自我隔离、排斥越显著。其中 11.12项目计算为负向。由上表可知，失独老人接受社会支持的关系网络有点差序格局的特点，内核部分最为坚硬，一般不愿为外人所知，其心理冰山结构深层次中的有关生命力、自我感知部分潜藏的最为深刻；浅层的观点、感受、对感受的再感受往往愿意和人分享并具体呈现出来。在调查发现，失独老人往往对自己有非常深刻的负面界定，通常认为自己是不被接受、不被爱的、不被接纳的；情绪上充满着伤感、恐惧以及愤怒；觉得自己是无价值的、无意义的；整个信念、预设立场、认知都是负面和低能量的。从根本上来说，他们的生命力和灵性是萎缩的、无能力的。这些状态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有所变异，但根本性的方向不会改变。如何实现生命能量的提升和自我的重新界定，如何认知和感悟自身在应对冲击时所采用的姿态中暗含的求生存、求生命扩张的正向趋向恰恰是整个失独群体社会工作介入的关键点和难点。这里面存在着文化差异性的问题，西方社会也存在着独生甚至不生的现象，但鲜有失独老人问题的专门研究，除了自愿性及社会保障完善等方面的因素之外，关键性的要素在于西方社会的文化特质比较侧重于和关注自身的完善和丰富。韦伯在论述新教和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切合性时，有过这样的表达：“我们每个人都是上帝的容器，而不是上帝的工具”，高度概括了西方社会个人主义的文化传统。正如因信称义和预定论的教义所揭示的那样，在信仰（上帝）面前每个人的得救只能依靠自己，任何外人都不能拯救自己。这样西方宗教由其是新教就在根源上斩断了个人一切外在的血缘、地缘的联结，得救只能依靠自己，这就在客观上造就了个体生命能量的生长，而这恰恰是强调子代关注、家庭伦理的中国文化所欠缺的。

表五 自我生命力、自我效能评价表（频数）量表项目 非常同意 同意 说不清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1、 总体来说我是一个失败者2、 我是一个不幸的人3、 我的生命毫无价值4、 我对于自己是高度指责的5、 对于自我我没有什么期待6、 我没有什么愿望7、 对于外人我也没有什么期待8、 我是一个不被认同、不被爱的人9、 生活是没有什么乐趣的10、我不愿意和外界接触11、所有的一切对于我来说都没有吸引力

52 47 23 14 9 78 26 21 15 5 46 43 41 10 5 32 36 51 14 12 31 43 46 11 14 20 42 36 16 31 32 48 38 14 13 45 49 26 21 4 46 32 29 26 12 36 41 30 25 13 38 45 36 14 12

475

12、我的生命没有积极的趋向，是萎缩的 41 39 32 17 16 按照萨提亚模式的解释，失独老人所呈现出来的系列自我指责、否定和隔离，恰恰是

因为他们具有高度的、浓烈的爱，只不过方向为向外而不是向内。如何将这种爱转化为对自我的关注并实现生命意义的建构则成为整个介入实务工作的着力点。而这种自我隔离、排斥行为又往往受到自身诸多因素以及外在环境的影响，分析并具体化失独老人的自我隔离和排斥，揭示它们的具体生活表象并进行因子分析，有利于梳理失独老人心理作用的机制和过程，从而为干预介入提供切入点。检验结果表明，KMO 的检验值为 0.673，说明样本大小适合进行因子分析；Bartlett球形检验的卡方系数为 1866.23，显著性水平为 0.05，说明变量间存在相关，有共享因素的可能，适宜进行因子分析。用主成分分析法抽取公共因素求得初始负荷矩阵，再用正交旋转法求出旋转因素负荷矩阵。确定了 2 个因子，基于因子的功能性，将其命名为家庭融入因子和隔离因子。

表六、自我隔离影响因素的因子分析题目 共同度 因素负荷因子一 融入因子（特征值为 3.616，贡献率为 27.14%）我要活的更有意义，更有精神头 0.578 0.468

我还有老伴，不孤单 0.876 0.756

遇到困难时，我愿意向朋友、邻居倾诉经常参加社区活动孩子在的话，希望我活的好好的之前我们夫妻关系非常的融洽

0.435 0.6350.356 0.5670.783 0.5610.569 0.631

因子二 隔离因子（特征值为 4.016，贡献率为 40.16%）生活对于我来说已经没有意义了家庭生活已经失去重心了除非有事，否则我不愿意出门我想搬离这所城市不愿意和别人提及有关孩子的一切之前我们夫妻关系就不好

0.563 0.7560.678 0.8630.786 0.6340.563 0.5630.875 0.8690.314 0.632

476

为进一步验证因子在不同变量上的分布状况，将其与基本数椐表中所涉及的变量交互分类，并进行 T值检验。检验显示失独年限、自我年龄、身体状况、收入，婚姻状况与自我隔离的关系比较密切，而性别、职业类型、教育程度与自我隔离的关系则不太显著。由其值得注意的是身体残疾或较差、丧偶、收入 500元以下、年龄 70岁以上的群体，其客观存在的劣势叠加往往对于其自我隔离具有消解作用。其中失独年限是一个尤其值得深入关注的因素从表六的数据显示来看，对于自我效能、生命力给予较高评价的主要是集中在失独年限超过 5 年的群体中。失独年限越短的群体其自我应激反应的激励程度就越高，越易采取指责型的求生存方式。五 结论与对策 一、随着政府治理方式的转变，购买社会服务支持力度的加大，近年来失独家庭接受的社会支持有了显著的改善，但介入模式缺乏专业性和针对性，存在重物质，忽视情感性的特征，具体验证了研究假设一、二。因子分析显示融入因子特征值为 3.616，贡献率为27.14%；隔离因子特征值为 4.016，贡献率为 40.16%，自我隔离倾向超越社会融入因子，显示失独主体在主观意义界定上趋向于负面和否定，并承受着较为严重的心理压力，普遍不愿意接受物资性的正式支持，不愿意提及涉及有关孩子的问题和回忆。从应对姿态来看讨好、指责、打岔等方式都存在并和失独年限之间存在一定的线性相关关系，都呈现出生命状态的萎缩，但其中不乏能量资源和潜能。社会工作者在开展具体实务工作时要分类指导充分考察每一种姿态当中所包含的生命力并加以积极引导。二、失独家庭失独年限与失独老人应激行为机制之间的研究还有待深入。随着纵贯性的

时间推移，失独家庭后续还进一步面临着失偶、失能以及边缘化等系列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做好相应的政策转型，以具体应对失独家庭的后续风险。推动收养、生育制度改革，实现家庭再造；推动养老医疗失业保险等具体政策转型，实现政策的整体化和衔接性，克服政策的碎片化问题。家庭人口要素的“异常”减少过程，其家庭周期所经历的“顺序异常”和“状态异常”，打破了一般家庭中依附于人口要素上的关系要素平衡、资源要素流动衔接的正常途径，致使家庭传承系统中断，家庭平衡系统发生紊乱，使得失独家庭整体上呈现出失衡和动荡的局面，其家庭的稳定性程度急剧下降⑻。 三、失独主体增能赋权与主观意义的重构及其支持体系的合理构建，对于专业服务活动具有很好的导向功能。从共同性和因素负荷来看，自我隔离的成分更为显著。失独主体感受、对感受的自我界定问题一般而言比较容易辨识，通常体现为痛苦、悲伤；而其背后所暗含的有关自我的否定性界定、自我的失败归类、生命力和意义的缺失才是问题的关键。当然这些主观认知的形成离不开外部环境结构性的形塑，但更为根本的在于重塑主体有关生命意义主观界定和信念。需要充分引导“失独者”转移家庭重心，寻求家庭关系的新支点⑼。 四、后续的研究应当着重从家庭凝聚力与个体离散力的视角，展开具体方案的设计。失独风险的具体分配在不同群体中存在着非均衡分布的特点。独生子女家庭失独原因及其预防对策研究应该成为今后研究、政策出台的关键点。从调查的具体分布来看，失独家庭失独事件主要集中在疾病、车祸、溺水三个方面。而这些在不同人群中的分布概率又不是均衡的，目前有关分层性的研究不是特别充分，这就需要进一步展开相应研究，推动政策区隔化的因应⑽，侧重运用社会工作个案咨询、小组、社区工作等专业方法提升失独群体生命意义的重塑，从生命力、灵性的角度去改造正式支持的介入方式，从而实现人性的回归。 失独作为计划生育政策运行的一个潜在成本，应当由政府为这一成本买单，但具体措施必须充分尊重失独人员的心理、情感的特点，开展更具有人性化的应对措施，这些措施应当着重从消解失独人群的自我隔离、自我排斥出发，使他们感受生命的尊严和价值。这就需要我们一方面加大正式支持的人性化设计，推动专业社会服务的跟进力度，另一方面，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实现政策的现代化转型，使政策做的更精细、更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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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联系电话：13675549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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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而治之：农村生活污染治理的新方向——基于安徽若干村庄的实地研究

吴金芳

（安徽师范大学 历史与社会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0）

摘要:农村生活污染治理不能简单沿用城市治理模式。通过对安徽农村若干

村落的调查，探索适宜农村生活污染治理的多元模式。普通村落规模小，人口少

污染物量小，环境容量大，应以就近处置为宜为主。“中心村”人口聚居，工商

业活动发达，环境污染问题突出，将其纳入城市生活污染治理系统更为合理。农

村经济社会异质性大，自然生态环境也迥异于城市，农村生活污染的治理也坚

持多样化，应因地制宜，灵活应对。关键词：生活污染；农村；环境治理；村落

一、导言农村生活是农村环境污染的总要来源之一。农村生活涵盖衣、食、住、行等方

方面面，村民生活中的每一项细小活动都与周边环境发生互动，会对环境产生

影响。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现代化的发展，短短几十年的时间里农村出现了垃

作者简介：吴金芳（1981—），女，安徽巢湖人，讲师，社会学博士，主要从事环境社会学、农村社会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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圾污染、水体退化等一系列环境问题，现代农村生活给环境带来了无法回避的负

面影响。社会转型及农村生活方式变革是农村生活污染的宏观社会背景。中国社

会转型主要是指中国社会从传统农业社会日益转变为现代社会。伴随着中国社会

转型的加剧，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现代性加深侵入农村，农村社会急剧变迁，

农村社会生活方式变迁导致生活污染问题加剧。1农村环境污染具有典型的复合

性特征，但是农村环境的治理却呈碎片化和低效化[1]。农村生活污染主要有两类来源：生活垃圾和粪便。现代化的农村生活颠覆

了传统乡村社会的垃圾循环利用。另外，农村生活垃圾种类增多，特别是伴随着

各式各样的现代合成物进入农村后，导致生活垃圾污染问题更加复杂。粪便污染

水体是又一农村生活污染主要来源。随着农村生活水平的提高，传统的又脏又臭

的粪坑多被加以改造。截止 2012 年底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 71.7%，无害化厕所

普及率 49.1%。[2]现代化的卫生厕解决了脏臭以及蚊蝇滋生问题，但却往往导致

粪便无法用作农家肥，特别是抽水马桶进入越来越多的进入农村家庭，粪便得

1在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中的转型过程中，环境被置于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艾伦·施耐伯格（Allan Schnaiberg）的“生产的跑步机”理论（The Treadmill of Production）揭示了现代社会中存在着两个互为一体的“跑步机”：即“生产的跑步机”与“消费的跑步机”。“生产的跑步机”将大量自然资源转化为社会产品，“消费的跑步机”通过消费将社会产品转化为垃圾、废物。这两个跑步机相互推动，以不断对社会和环境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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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合理利用，污染水体。农村生活污染不仅是影响村容村貌，而且对流域生态环境带来不利影响。

在此形势下，加深对农村生活污染的认知，探索合理有效的农村生活污染治理

思路尤为重要。本研究以农村生活垃圾、粪便对水体的污染为切入点，探讨农村

生活污染的社会背景、村民生活行为，分析农村生活污染的复杂影响，反思已有

治理模式，探索农村生活污染的治理的新方向。依据村庄经济社会生活和污染特质的不同，本研究共选取二类村庄展开调

查：普通村落、规模较大的“中心村”。考察普通村落主要目的在于获得中小规

模村落的生活污染情况，探索这类农村生活污染治理的方向。通常普通村落居住

人数在 200人以下，在安徽省内这类村庄较为常见。通过对规模更大的“中心

村”调查，认识与掌握人口聚集、经济生活方式更加多样性的大规模村落的生活

污染特征与环境治理情况。每类村庄的调查工作分两步展开，第一步是“面上的调查”，研究人员选

取若干村庄进行初步走访调查，用于获得基本情况的把握与认知，第二步是案

例“深描”，在初步调查的基础上选取较为典型的案例村开展深入研究，从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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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深处阐释各类村庄的经济社会生活及其环境污染与治理情况。调查内容主要

包括：村庄的人口、社会经济生活特点、生活污染特征，生活污染治理的经验与

不足等。主要调查的人员涵盖：普通村民、村干部、政府职能部门工作人员、保洁

员、个体商贩等。二、普通村落的环境演变及其治理普通型村落人口较少，环境容量大，生活污染问题并不十分突出，对这类

村落生活污染的治理应结合实际情况开展。在初步调查的基础上，我们选取了巢

湖流域的蒋村作为典型案例，通过对蒋村生活方式与环境污染的“深描”，把

握普通自然村落生活污染治理的基本方向

（一）普通村落的生活演变与环境影响

蒋村位于安徽省巢湖市槐林镇，是一个规模较小的自然村落。巢湖流域村落

人口外流现象较为常见，蒋村也不例外。改革开放以后，蒋村农民纷纷“洗脚进

城”，村民或外出务工，或做小买卖，从事个体经营。如今，蒋村已有近百位村

民在城镇“落地生根”，他们购买了商品房，并将户口也迁入城镇。2015 年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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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户籍人口 55人，实际常住人口 23人，且主要是 40岁以上的中年人和老年人。

留守的老年农户主要从事水稻种植，一般年收入几千元到一万元左右。中年农户

除种水稻外，农闲时会在附近打零工以维持家计，一般年收入 4-5万元。像大多数中国农村一样，随着村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蒋村村民生活方式发

生了诸多变化。村里 60岁以上的老人生活方式相对传统，60岁以下中年农户

的生活则越来越“城市化”。仍以蒋村普通中年农家妇女一天的日常生活为例，

认识蒋村村民生活方式的变化以及伴随的环境问题。清晨，妇女的第一件事是扫地，扫地后的灰土倒入家里的垃圾桶。然后打开

家里干净卫生的煤气灶，烧开水、煮饭。有了煤气灶，不用土灶烧水、煮饭，秸

秆成了让村民头疼的垃圾。前几年秸秆都是在田地里付诸一炬，但是近两年，因

为强化了大气污染治理，政府三令五申禁止秸秆焚烧，污染大气；不烧，体积

庞大的秸秆堆在田头短时间腐烂不掉，影响后续耕种。所以，每到收割时节，地

方政府管得严，村民就不烧，等地方政府管理松懈时，村民再将秸秆付之一炬。

从这个角度看，煤气灶让农户的小家干净了，但对大气环境产生了不利影响。农户不养猪了，鸡鸭也养的少了。煮饭的淘米水、涮锅水都直接进入下水道

483

排出。平时饭菜剩的少，鸡鸭可以吃掉，若是某日饭菜剩的多了，鸡鸭吃不完，

剩余的饭菜也会被白白倒掉。摘菜的老菜帮子、菜梗等都直接倒入垃圾桶。此外，随着生活方式的改变，“现代垃圾”侵入农村。村民生活好了，镇上

的超市也去的多了，年青的主妇们每隔一段时间会去镇里的超市里购买各种美

食、衣物等等。这些东西都配有花花绿绿的包装。等这些物品被消费后，包装用

的塑料纸、玻璃瓶等也都成了随手丢弃的垃圾。村民丢弃的生活垃圾日益增加，垃圾桶进村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是事情 。

2012 年，蒋村所在的地区推行城乡垃圾一体化，村口有了专门设置的环卫垃

圾桶，配有兼职的环卫工人，夏天 2-3两天收集运输，冬天 5-6天甚至更长时

间收集运输。村口的环卫垃圾桶和农户家里的小垃圾桶联结起来，村里的垃圾最

终被运往 40 公里外的巢湖市垃圾卫生填埋场。村里设置垃圾桶，塑料袋等“现

代垃圾”有了合理的去处，也存在一些问题。农户居家的尘土、老菜帮子等原本

可作为农家肥还田的生活垃圾也一并被放入垃圾桶。并且蒋村所在地区，人口外

流较多，居住相对分散，垃圾收集运输的成本较高。垃圾运输费镇政府给以一定

的补贴，但村里仍要支付一部分，资金十分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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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村人们处置人粪便的方式也发生了复杂的变化。出于卫生和方便的考虑，

多数村民像城里人一样在屋内建有专门的“卫生间”，“卫生间”里装有洁白

的抽水马桶。2015 年蒋村共有 11户居民在家常住，其中 5户安装了抽水马桶，

多是中年农户。抽水马桶取代了传统的粪坑，居民如厕更加方便，屋内更加清洁

但是使用抽水马桶致使粪便单位体积肥效价值大大降低，用起来费时费力。安装

了抽水马桶的中年农户多“忙着挣钱”，没有时间去使用肥效不高的粪便，这

些粪便都被直接外排，不少农户干脆将卫生间抽水马桶的下水管直接通向村里

的排雨水沟。下雨时抽水马桶排出的污水就随雨水一起冲走。卫生马桶使农户如

厕变得方便、清洁，但是用于肥田的人粪便减少，农户不得不替代使用化肥。总

体而言，像蒋村这样的村落，村民生活相对简单，居住人口少，污染物排放量

小且外围环境的污染消纳容量大，村民生活污染并不构成大的问题。但是蒋村的

情况也需引起我们的思考，从蒋村生活变化中，我们看到新的生活方式打破了

农村生活与农业生产活动的紧密联系。农村的垃圾、粪便不加以利用，会对环境

形成双重危害。垃圾、粪便排放增加了生活污染，而农业生产没有农家肥，化肥

替代使用又增加了农业生产的环境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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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普通村落生活污染治理的经验、教训与启示

总体而言，普通村落的生活污染问题相对较轻，生活污染的治理模式也较

少突破，多将城市的治理办法照搬到农村。这种做法客观上可以缓解农村的环境

问题，但是却非最优之选。例如，以目前广泛推行的城乡垃圾一体化为例，从短

期看，垃圾箱进村可以改善村容村貌，但从长远看，这种做法，既不经济，也

不环保。将城市里垃圾箱延伸到村落，客观上改善了村落垃圾乱堆乱放的问题，

特别是塑料袋等新型垃圾减少了，村落环境更卫生了。但是垃圾箱进村，它颠覆

了村落垃圾分类、处置的理念和方法。原来主要由村落内家户与其农地系统解决

的垃圾问题，现在转而依靠村落外力量去解决；原来主要以分类利用、最终回归

土地的生态办法处置垃圾，现在则期望由工业化手段解决之。矛盾的地方在于，

一方面，城市因为垃圾处理困难而叫苦，另一方面又把大量的乡村垃圾纳入其

中，而且乡村垃圾的大部分本来是可以就近作为肥料回归土地的。普通村落农村生活污染的治理不能简单沿用传统办法，也不能照搬城市模

式，普通村落环境污染的治理要兼顾“卫生”与“生态”[3]。当下，村民的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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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思想观念都发生许多变化，并且农村生活污染的情况也更为复杂，传统的

农村生活治理办法虽然环保，但若不经变通，简单拿来套用，必然行不通。同样

将城市工业化、集中治理模式照搬到农村也不合时宜。普通村落与城市两套截然

不同的经济生活系统，差异较大。尽管普通村落受城市化影响很大，但其主流色

彩仍是“农”，且普通村落的经济社会活动与周边环境的联系更为直接。在生活

污染治理上，普通村落有许多城市没有的优势。普通村落规模较小，居住相对分

散，生活污染物排放量小，且周边环境容量大，完全有能力消纳自身的环境问

题。应结合普通村落自身的特点，以就近资源利用为主要原则，灵活应对。普

通村落的生活污染治理，可采取简单两分法：有机垃圾和粪便应坚持资源化利

用为主要方向，同时借用现代科技就近处理，既能降低处理成本，也可以保持

人—地系统的循环；少量新型垃圾进入城市垃圾处理系统，用卫生填埋或焚烧

发电分办法解决。三、“中心村”的生活变迁与环境应对与普通的村落比较，中心村生活污染排放量大，环境治理形势较为紧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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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所探讨的中心村主要有三类：第一类是自然形成的规模较大的村庄；第

二类撤乡并镇后形成的村庄，这类村庄是原乡、镇所在地，撤乡并镇时被“降

级”为村；第三类是由新农村建设、以及城郊拆迁安置等原因新近形成的较为集

中的农村居民点。通常“中心村”在农村中较多地承担了商业、教育、工业生产

等职能，因而，人口多，规模大，生活方式也更加“城市化”，生活污染问题

普遍较为严重。对于“中心村”的考察，我们同样选取了一个案例深入调查，巢

湖流域的沙埂村，沙埂村的情况主要反映出因生活便利、人口聚居而形成的“中

心村”的环境问题。

（一）“中心村”的生活变化与环境污染

巢湖流域舒城县的沙埂村因为便利的生活条件而成为周边村落的“中心”。1沙埂村沿河而建，是行政村委所在地，也是早年乡政府的驻地，上世纪 90 年

代撤乡并镇后演变为沙埂行政村。撤乡并镇后，沙埂村由乡被降格到村。因为是

曾经的“驻地村”，所以沙埂村公共设施较为完善，有幼儿园、学校，卫生院，

1本研究对沙埂村的调查范围主要是限定于行政村所在地范围，不包括沙埂村下属的其他自然村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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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建有专门的农民文化活动广场。同时沙埂村还是附近自然村落的商业中心，村

里有一条商业街道，有菜摊、粮油店、服装店和超市等。沙埂村的商业街道辐射

周边 20多个自然村落，早上街市上的人熙熙攘攘，十分热闹。沿街村民的房屋

多是上下两层，上层用于居住，下层主要从事商业经营。因此，沙埂虽然名为村

实际上更像是集镇。近年来，沙埂村良好便利的生活环境吸引不少周围自然村落

的村民到沙埂村买地盖房，目前约 2000多人居住在沙埂村。沙埂这类中心村的环境问题与普通村落有也较大的区别。沙埂这类“中心

村”村民的日常生活与城市居民十分接近，生活污染的环境问题也更为突出。依

据生计方式可将沙埂村民分四种类型：第一种仍以农业耕种为主要生计，第二

种半商半农，第三种以经商为主，第四类是学校和卫生院的工作人员。村民生计

不同，对环境产生的影响也不同。以农为主的农户多居住于沙埂村的外围，日常生活排放的污染物主要有：

垃圾和卫生间污水。这类农户多是周边村落经济条件相对较好的农户在这里购买

土地，建盖房屋，迁移而来。农户新建的房屋多是两层楼房，下层是客厅、厨房

卫生间，上层多是卧房。这类农户虽然住在沙埂村，但其田地仍留在原来的村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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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这类农户的日常饮食起居和农业生产活动相对分离。村民家里都使用现代化

的烟灶，煮饭用不到秸秆，秸秆在农田里偷偷焚烧掉。这类农户多不养猪，养鸡

也很少。生活中淘米水、剩菜剩饭，零食的包袋等都只能当垃圾丢掉。村民家中

的卫生间都安装了抽水马桶，抽水马桶的粪便都直接随水外排冲走。为了方便排

放污，不少农户都直接将家庭厨房和卫生间的污水管道通向沙埂村边的小河。村

民农业生产几乎不用农家肥，农业耕种所需肥料都直接从市场购买。半商半农户日常生活产生的废物既有日常的生活垃圾、粪便污水，也有商

业活动产生的垃圾。例如村里有个豆腐店主，他种黄豆，卖豆腐，兼养猪、卖猪

肉。他利用黄豆做豆腐，豆腐渣喂养 6-7头猪，豆腐和猪肉都用于集市销售。本

来猪粪可以用作黄豆种植的肥料，但是农户嫌猪粪使用费时费力，所以，猪粪

大部分都被直接排入村中的河流。第三类纯商业户的商业垃圾量很大。这类农户多居住于村庄街道的两侧，

或贩卖蔬菜、服装、或开超市、饭馆。特别是春节前后，沙埂村周边 20多个自然

村落打工的村民返乡购买年货，会产生大量包装垃圾，且多是塑料包装袋等难

降解的“现代垃圾”。

490

教、卫人员的生活方式与城市居民相差无几。沙埂村配有幼儿园、小学和初

中，村里还有卫生院。教、卫人员虽生活在农村，但基本脱离农业生产，他们更

像是住在村里的“市民”。他们不务农，也不饲养家禽，日常的生活垃圾和粪便

污水也多排入村边的河流。沙埂这类“驻地村”的生活环境污染问题较为突出。“中心村”人口聚居及

商业活动产生的生活污染物排放量很大，但却不像普通村落那样有较大的环境

容量。在沙埂村，我们看到生活垃圾被随意丢弃、露天堆放，河道成了天然的垃

圾场，每年的 6月份雨季来临之前，聚集一年的垃圾蔚为壮观，整条河变成了

垃圾河。6月份雨季来临，河水上涨时，沙埂村露天堆放在河道里的垃圾被就会

被河水冲走。沙埂村的粪便等生活污水排放也不容忽视。村民的生活方式非常接

近城市，人粪便被利用的比例很小，农户纷纷将自家抽水马桶的排水管伸向村

边的小河。沙埂村的河流最终流向巢湖，村民生活垃圾与人粪便污水等污染物最

终都会流入巢湖。为了改变脏乱的村容、村貌，沙埂近年开始探索环境整治的尝试。针对生活

垃圾，村里在集市道路的两边设立了若干垃圾桶，但由于资金的制约，普通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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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仍没有配备垃圾桶。另外村民乱扔垃圾的行为改变也需要一个过程，很多村民

仍习惯于将垃圾随手丢进河道。所以，生活垃圾污染问题的治理效果并不理想。对于生活污水排放问题，沙埂村利用政府的巢湖治理专项资金建立了污水

处理站，但是却没有配套资金建设污水收集管网。与沙埂村污水处理站配套的污

水收集渠道是早年乡政府建设的地下污水收集渠道，其服务范围也仅限于早年

乡政府办公与居住地区，而如今沙埂村的居住和商用占地面积扩张很大，是早

年乡政府的 5-6倍。并且这个污水收集渠，年久失修，淤泥堵塞，基本无法工作

沙埂村没有良好的污水收集系统，污水处理站实际也只是一个摆设。

（二）“中心村”环境治理的经验、教训与启示

“中心村”生活污染问题普遍较为严重，而“中心村”的生活污染治理则

相对滞后。实际上“中心村”的生活污染治理中存在一个悖论。一方面，“中心

村”虽名为村，实际却承担了众多的集镇功能。“中心村”人口多，居住密度大

有较为丰富的商业活动，特别是太湖流域 “中心村”，常常还承担部分工业生

产职能。因此，“中心村”的生活污染问题与城镇更为相似。另一方面，在城乡

492

两分的环境管理体制中，“中心村”的环境治理主体仍是村庄。“中心村”属于

乡村而非城市，目前，“中心村”的生活污染治理仍主要由村一级负责。村在生

活污染治理中既有组织方面的短板，又要面临资金方面的掣肘。虽然目前很多地

区“中心村”的环境治理都在推行“城乡一体化”，但多仅限于将城市生活污

染治理的办法推行到乡村，是典型政府主导的一元治理模式的衍生，决定了城

乡一体化治理模式在生活污染治理的组织和资金方面很难有实质突破[4]。将“中心村”的环境治理纳入城市生活污染治理系统，可以较为有效地

克服“中心村”生活污染治理的组织管理缺失和资金不足困难。从两个流域的总

体调查情况来看，“中心村”的生活污染问题的治理问题十分复杂。既有本地人

的生活污染，又有外来人口的生活污染，既有日常生活的污染，也有商业和工

业活动的污染等。仅仅依靠村自身的力量难以应对“中心村”复杂的生活污染问

题，因此，应突破传统的城乡二元分割的环境治理体制，将“中心村”的生活

污染治理纳入城市治理系统，在组织管理和资金配套上强化这类村庄的环境治

理能力。四、结论与思考

493

农村生活方式变革导致传统与当下农村生活污染处置方式发生了断裂。传统

农村生活中，所有的垃圾、粪便在村民眼中都是可利用的资源，即使没有先进的

技术，村民也自觉灵活地利用“落后的”办法将所有的废物都消化掉，社区没

有的多余的物质、能量外流。而当下的农村，在现代性观念的侵入下，农民也像

城市人一样，将垃圾、粪便被视为无用的废物，需要借助先进技术进行专门处置

对比两种农村生活污染治理模式，不难发现，首先，农村生活垃圾与粪便等污

染物本身具有两面性，用之，则为资源，增益农民生活；弃之，则为废物，损

害农民生活，其次，农村生活污染治理的基本要义是传统优于现代，而在生活

污染治理具体技术上则是现代优于传统。因此，理想的农村生活污染治理应坚持

将传统要义与现代技术相结合，取二者之长，避二者之短[5]。考虑到农村自然、经济社会的复杂性，农村生活污染治理还应在地域基础上

兼顾污染物特质，灵活应对，分而治之。与城市高度同质性不同，农村的异质性

更大。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经济社会分化加剧，农村的异质性进一步

加大，不同的村庄都有其自身在地域、经济文化上的差异性。从实地调查情况看

规模较小的普通自然村落虽不断受城市影响，但“农”的成分要更大一些；规

494

模较大的“中心村”虽地处农村，但经济生活实际上更接近城镇。农村生活污染

的治理不能简单照搬和复制城市的生活垃圾治理模式，应在地域多样的性基础

上，针对不同的村庄类型分而治之。普通村落的生活污染治理因以借助农地系统就地资源化处理为主要方向。从

普通村落生活污染物的特征看，其一，生活污染物的总量较少，居住分散，就

地处置更经济。反之，集中处置放大了普通村落的生活污染问题，并且集中处置

成本高，增加了普通村落的经济负担。其二，生活污染主体部分是可分解的，资

源化处理简便易行。普通村落的生活相对简单，生活污染物主要是有机生活垃圾

和粪便污水，现代化的人造物较少，资源化处理可行。从普通村落的社会文化层

面看，首先，中国农村有很好的利用垃圾、粪便的传统习俗，资源化处理的社会

文化认同基础好。多数老年村民仍保留有很好的废物利用的传统，对于中青年农

民而言，但是只要资源化处理方式合理，解决废物利用的脏、臭等问题，也会给

予认同。其次，社会经济生活中有废物资源化利用的客观需求。普通村落中有较

多的涉农经济活动，村民或种植，或养殖，只要处理得当，生活废物资源化利

用不愁去处。

495

总体而言，普通村落的生活污染治理应朝着以下的方向改进。村民生活垃圾

问题，可以利用二分法解决。可分解的生活垃圾按照农村的办法，就地资源化处

理，不可分解的生活垃圾，按照城市分办法，集中处理。粪便应坚持就地资源处

理，以回归农田为主要办法。“中心村”的环境治理更适宜采用城市治理模式。“中心村”生活污染物特

征与城市非常相似，生活污染物总量大，且多不可分解。从巢湖和太湖两个流域

的实地调查情况看，“中心村”不仅仅是集中的规模较大的居民点，往往也是

乡村商业和工业的中心，除了日常居家生活外，还有伴有商业、工业活动，污染

物总量不可小觑，且多是不可分解的“现代垃圾”。从社会层面看，“中心村”

居民环境行为和环境意识发生较大变化，村民也像城镇居民一样习惯以丢弃，

而不是重复利用。且“中心村”居民的涉农活动相对较少，将废物用作肥料或饲

料的客观需求不强。将“中心村”生活污染的治理纳入城市生活污染治理系统，更应该在管理

体制与资金保障上进行优化改进。从实地调查来看，“中心村”相对薄弱的环境

治理能力与其严重的生活污染现状不匹配。资金短缺和管理瓶颈是“中心村”环

496

境治理的短板。首先，村庄一级没有公共财政，除非有上级政府资金支持，否则

在生活污染治理上难有实际作为。其次，村没有配备专门的环境管理职能机构和

相应的专职人员。因此，“中心村”的环境治理弱点，不是简单的将其生活污染

治理纳入城市管理系统，更应在资金投入和管理体制上进行优化。

参考文献：[1]张玉林：《农村环境:系统性伤害与碎片化治理》，《武汉大学学报》，2016 年第 2 期。[2]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2013 年中国卫生统计提要》，2014-04-

26。[3]陈阿江：《农村环境治理：要卫生也要生态》，《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 年第 930 期。[4]肖萍，朱国华:《农村环境污染治理模式的选择与治理体系的构建》，《南昌大学学报，》2014 年第 4 期。[5]陈阿江：《农村垃圾处置：传统生态要义与现代技术相结合》，《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

年第 260 期。

497

生产性老龄化视野下老年人再就业问题的探讨

吴皓

摘 要：生产性老年化认为老年人仍有“生产性”，对经济社会发展仍可以做出贡献。当前，我国部分老年人有再就业意愿，但面临着社会观念制约、社会支持不足、人力资源利用率低等问题。从生产性老龄化的视角出发，促进老年人再就业，应完善相关法律法规，转变对老年人的观念，发展老年教育事业，提高老年人的素质，并采取分类再就业等措施。关键词：生产性老龄化；老年人；再就业

On the Re-employment of the Elder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oductive Aging

Abstract: Productive aging thinks that the elderly still have the “productivity” and can still make

contributions to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t present, some elderly people in our

country have the will of re-employment, but face such problems as restriction of social concept,

lack of social support, and low utilization rate of human resources, etc.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oductive aging, to promote the re-employment of the elderly, such measures should be made as

to perfect relevant laws and regulations, to eliminate social discrimination against the elderly,

develop of the elderly education,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he elderly, and to classify the re-

employment.

Key words: productive aging; the elderly; re-employment

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从 20世纪 90 年代开始加快，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截止2014 年末，中国大陆人口为 13.68亿，其中 60岁及以上人口数达到 2.12亿，占总人口比重的 15.5％，65岁以上人口数为 1.37亿人，占总人口的 10.1%，与 2010 年相比，60 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了 2.24 个百分点。[1]2015 年，我国出现了第一个人口老龄化高峰，老年人口的绝对数达到 2.16亿。[2]虽然老龄化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但老年人口并非只是社会的负担。这是因为：其一，在庞大的老年人口中，受过大专及以上教育的人数正在逐渐增多。据推算，2020 年我国大专及以上学历的老年人的比重可达到7.5％，2030 年能达到 13.5％，2040 年可能达到 21.5％。[3]在现代社会，这些老年人依然是非常重要的人力资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参与者和贡献者。其二，随着现代医学的发展和人均寿命的延长，很多老年人在跨入晚年期以后，仍可在相当长时间内保持体力与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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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良好状态，实现健康老龄化。这些为生产性老龄化的实现提供了可能。

1. 生产性老龄化的理念与意义 “生产性老龄化”最早由美国学者巴特勒（Butler）于 1983 年的萨尔茨堡会议上提出，这是一种关于老年人能力和潜力平衡的观点。巴特勒说，“许多人表达了对于老年人的花费和依赖性的关注，但我想强调的是，要去关注老年人在社会上的生产性潜力。”[4]

20世纪 90 年代中期，作为一种对于老年人社会形象的新认知，生产性老龄化这一概念开始受到学界关注，并被不断丰富。1993 年，Caro，Bass等人重新定义了生产性老龄化，指出“生产性老年化是指对商品和服务生产有贡献的老龄人口的任何活动，这种贡献并未考虑老龄人口是否获得报酬。”他们认为生产性老龄化的方式主要包括老年人参与志愿服务、为他人提供照顾、参加工作、继续接受教育或者从事其他有利于社会和自身的活动。[5]此后，梅陈玉婵提出了一种更具包容性的定义，她认为生产性老龄化不仅包括上述四种活动，还包括老年人的自我护理和其他有助于个人成长的精神提升活动。[6]虽然各国学者对生产性老龄化的定义不同，但学界普遍认为生产性老龄化包括有报酬的经济产出和无报酬的非经济产出。其中，有报酬的经济产出主要是指老年人延迟退休或再就业，直接参与市场竞争，创造经济财富；无报酬的非经济产出是指参与志愿活动、担当家庭照顾者角色，以及自我学习、提升生活品质，等等。本文主要从有报酬的经济产出的角度，探讨老年人的再就业问题。推行生产性老龄化具有深远意义。首先，对于老年人自身来说，生产性老龄化是老年

人实现自我养老的一种途径。在一个生产性老龄化社会中，老年人有机会再次进入劳动力市场，不但可以丰富晚年生活，也可以从中获得经济收益。同时，生产性老龄化有助于老年人实现社会价值和自我价值，有利于老年人的健康水平和自身素质的提高。其次，对家庭而言，生产性老龄化使老年人有更多机会参与社会，有助于提高家庭的物质水平，改善家庭关系。再者，对于社会而言，生产性老龄化还有助于促进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总之，生产性老龄化为老龄社会的继续发展提供了一个潜在的积极视角，即发掘老年人力资源，促进老年人参与社会，进而提高老年人自身的福祉，并为家庭、社区和社会做出贡献。[7]

2. 当前老年人再就业的可能性2.1 影响老年人再就业意愿的因素2.1.1 老年人再就业意愿受自身经济状况的影响尽管最近十余年，我国加快了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力度，大幅提高了社会保障的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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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但支付水平仍相对较低，致使相当一部分老年人处于低收入区间。这部分老年人为了改善生活条件，满足基本生活需要，不得不通过再就业方式解决经济上的困难。因此，这一部分老年人有着较强的再就业意愿。

2.1.2 老年人再就业意愿受子女经济收入的影响一般说来，子女经济状况不佳的老年人更愿意就业。虽然随着社会的发展，老年人的

经济来源已经从完全依靠子女转变为同时依靠子女和养老金，但是子女的经济状况依然会影响到老年人的再就业意愿。因为子女的经济状况如果出现问题，作为父母的老年人大都会给子女一定的经济支持，这会在一定程度上刺激老年人的再就业意愿。有研究发现：增加收入，补贴子女生活是目前许多老年人选择再就业的一个因素。[8]

2.1.3 老年人再就业意愿受健康状况和文化程度的影响健康状况是影响老年人再就业的重要因素，身体健康的老年人因不受疾病的困扰，更

有充足的体力和精力投身到就业者的行列当中。而一些健康状况欠佳的老年人则不得不考虑身体与就业之间的矛盾，再就业的意愿会受到削弱。此外，自身能力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老年人的再就业意愿。据调查，学历较高、自身能力较强的老年人的再就业意愿比学历相对较低的老年人强。[9]而个人的能力发展又常常以受教育程度为前提。受教育水平高的老年人在退休前通常有更稳定、更体面的职业，有更好的人脉基础，这有利于激发老年人的再就业热情，提高其再就业意愿。

2.2 当前老年人再就业遇到的问题2.2.1 社会观念制约当前，有几种片面观念影响老年人再就业。其一，人们普遍认为老年人再就业会影响

年轻人就业，压缩年轻人的就业空间。但这种观点值得商榷，因为老年人和年轻人的身体状况、受教育情况、就业观念等存在明显差别，二者的劳动类型不同，就业层次不同，并不存在直接的竞争关系。其二，一些人认为我国人口众多、劳动力资源丰富，无需再促进老年人就业。这种观点同样值得推敲，因为我国人口基数虽然大，但并不意味劳动力供给将持续充分，近几年各地出现的“用工荒”现象已敲响人力资源危机的警钟，因此开发老年人劳动资源实有必要。其三，受传统思想的影响，社会上普遍存在一种心态，认为老年人步入晚年以后就应当从生产领域撤退，转向安适休闲的生活。这种观点忽视了老年群体的异质性，特别是忽视了低龄的、健康的、低收入老年人的适当增加经济收入的合理需求。 2.2.2 社会支持不足其一，目前老年人再就业问题并未引起政府相关部门的关注，政府层面既未出台相关

政策，也未采取切实有效的行动。关于老年人再就业问题的讨论更多见于学术界和老年社

500

会组织的话语体系中。其二，面向老年人的就业培训较少，只是零散分布在家政人员、护理人员的培训中，且主要针对女性就业者。不仅如此，有助于老年人就业的社会化教育，如老年大学，也只覆盖了极少数老年人。据 2010 年中国城乡老年人口状况追踪调查，我国只有不足 8%城市老年人参加过老年大学的学习。[10]其三，虽然我国颁布了《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提出“逐步改善保障老年人生活、健康、安全以及参与社会发展的条件”，但其所言“社会参与”主要指向志愿服务，并未涉及再就业问题。其四，老年人就业渠道狭窄，多通过亲戚、朋友等非正式体系谋求工作，较少得到正式组织的支持。 2.2.3.老年人力资源质量不佳、利用率低其一，尽管我国有丰富的老年人力资源，但因一些历史原因导致大多数老年人力资源

的质量较低。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不识字老人高达 35.82%，小学文化程度为 32.14%，初中文化程度为 14.63%，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的老人仅占 4.74%。[11]其二，我国有大量身体健康适宜再就业的老年人力资源，但真正参与就业的老年人较少。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2010 年我国城镇老年人总体健康状况较好，其中 48.35%的老年人为健康，39.33%的老年人基本健康。不健康但是能够自理的比重为 9.86%，而完全不能自理的比重仅为 2.45%。[12]然而我国老年人参与就业人数最多的一年，也仅有 6825万人参与就业。[13]其三，我国城市老年人有着更多的再就业机会，但农村老年人退休后继续工作的比例高于城市老年人。据调查，我国城镇老年人 2.3%离休，72.1%退休，0.5%仍在工作，21.3%从未正规就业，其他 3.8%。城镇再就业（含反聘）的占7.2%。农村则有 44.3%的老年人仍在干农活，务工、做生意的占 8.6%。[14]

3. 生产性老龄化视野下促进老年人再就业的思考3.1 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为老年人再就业提供政策和平台保障其一，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保障老年人再就业权益。老年人在劳动力市场较年轻

人是处于弱势地位的，他们能否顺利再就业，有赖于国家相关政策以及法律法规的保护。在日本，由于老龄化程度较高，为开发利用老年人资源，早在 1986 年就颁布了促进老年人就业的《老年雇佣稳定法》，并在之后多次修订，这对于保障老年人再就业的权益和促进老年人再就业起了极大的作用。[15]因此，我国保护老年人再就业的相关法律法规应包括对老年人工作时间、工作强度、工作报酬，福利待遇以及权益损害赔偿等相关规定，以便于老年人根据相关法律法律保护自身的权益。其二，为老年人提供再就业服务平台。在法国，政府会给予雇佣老年人的企业一定的补贴或减税的优惠政策，并提供相应的职业培训以提高

501

老年人在就业市场的竞争力，激励有能力的劳动者继续工作，推迟整体社会的“衰老期”。[16]结合国情，政府可以对雇佣老年人的企业给予一定的补贴。并建立包括老年人力资源库、就业咨询、职业介绍、就业培训、就业跟踪服务等功能于一体的老年人再就业服务平台，及时为有再就业意愿的老年人提供就业信息和机会，增加老年人再就业的可能。

3.2 转变对老年人再就业的认识其一，对社会而言，促进老年人再就业既可以将大部分纯消费的老年人口转变为能参

与社会生产的劳动人口，减轻社会的养老压力，弥补我国养老制度的不足。还可以提供大量有经验的老年人力资源，改善因劳动人口减少和劳动参与率降低而导致的劳动力供给不足的情况。其二，对企业而言，老年人力资源成本较低，且具有更为丰富的经验，并相较年轻人而言他们的流动性较低，稳定性较强。同时，一些具备特殊技能或者退休前从事特殊职业的老年人，如教师、医生等并不会因为退休而降低他们的价值。因此，老年人再就业使企业有更多的选择，可以在减少成本的同时保持工作人员的质量。其三，对老年人自身及其家庭而言，老年人再就业可以消除老年人在退休后所产生的孤独感，为其重新走向社会，发挥自身作用提供了途径，有助于老有所为、老有所乐的实现。同时老年人再就业也可以增加家庭经济收入，减轻家庭经济压力和子女赡养压力，有利于家庭和谐。

3.3 发展老年教育，提高老年人素质其一，对年龄较低，身体健康的老人进行劳动技能培训，增强其再就业意愿，帮助其

拥有一技之长，提高其再就业能力，使之在就业过程中有更多的选择，使其再就业意愿可以真正转变为实际的劳动参与。其二，为文化水平较低的老年人提供基础文化知识教育，帮助其掌握基本的文化知识，增加其就业的机会，同时减少其在工作中受骗的可能。其三，加强对老年大学的管理，增设有助于提升老年人工作技能的课程。当前老年大学更多开设的是琴棋书画课程，组织老年人参与文娱活动，培养老年人的兴趣爱好，丰富老年人的晚年生活。但提高老年人再就业的意愿和能力，需提高老年人的文化水平和专项技能。因此，老年大学要改变旧的固定模式，与时俱进，开设专项技能培训课程，提高老年人的能力、挖掘老年人的潜能。同时健全老年技能和知识培训网络，使老年人能不断更新知识，适应新科技的发展，为其再就业创造条件。

3.4 对老年人进行分类再就业 为提高老年资源的利用率，在促进老年人再就业的具体实施过程中需要区别对待不同学历、不同类型的老年劳动者，针对不同类型的老年人提供不同类型的工作岗位。其一，对于学历较高的老年人，他们退休后智力资源仍然存在，因此要鼓励、引导这些的高学历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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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继续参与社会发展，支持其从事科教文卫类工作，将知识经验传授给年轻人。其二，对于有技术专长或是经验丰富的老年工人，可鼓励企业将其返聘。2010 年新华网报道称“在贵阳的人力资源市场上，很多民营企业非常欢迎拥有一技之长、身体健康的离退休人才。”[17]积极引导老技术工人再就业，可解决民营企业技术人才短缺的问题，同时这些老技术工人可以以老带新，将传统技艺传承下去。其三，对于学历较低、无专长的农村老年人，政府可以为其提供从事简单的生产性劳动的机会，并给予适当的补助。或为有进城务工想法的农村老年人提供合适的工作岗位，并给予一定的政策支持。

参考文献：[1]国家统计局.2014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EB/OL].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502/t20150226_685799.html ， 2015-02- 26.[2]李立国.2015 年 60岁以上老人达 2.16亿[J].老年世界，2011(07).[3]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 2010[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0：55.[4]Nancy Morrow-Howell, James Hinterlong, Michael Sherraden. “Productive Aging：Principles

and Perspectives”[A]. Nancy Morrow-Howell, James Hinterlong, Michael Sherraden. Productive

Aging: Concepts and Challenges [C].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1:3-18.

[5]Scott A. Bass, Francis G. Caro. Productive Aging： A Conceptual Framework[A]. Nancy

Morrow-Howell, James Hinterlong, Michael Sherraden. Productive Aging: Concepts and

Challenges[C].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1:37-78.

[6]李芹.老龄化社会的新理念[J]. 探索与争鸣，2009（09）.[7]赵怀娟，朱艳松.老龄化研究新视角及其政策因应[J].中国老年学杂志，2012（09）.[8]刘彩云，王裕明，高艳杰.上海市退休老人再就业意愿分析研究——仅以长宁区、松江区为例[J].劳动保障世界，2012（04）.[9]钱鑫，姜向群.中国城市老年人就业意愿影响因素分析[J].人口学刊，2006（05）.[10][14]吴玉韶，郭平.2010 年中国城乡老年人口状况追踪调查数据分析[M].中国社会出版社，2014：226，274.[11][12]国家统计局.中国 2010 年人口普查资料[M].中国统计出版社.2012：102-103.[13]刘帆.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我国城镇老年人再就业问题研究[D].吉林大学，2013.[15]田香兰.日本老年人雇佣政策及其对中国的启示［J].日本问题研究，2012.26(03).[16]顾玉清.法国应对老龄化的战略举措［J].人才资源开发.2011（05）.[17]银发族再就业动摇中国老年人“颐养天年”传统[EB/OL].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society/2010-11/25/c_12814770.htm，2010-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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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七：乡村社会治理与农村基层组织发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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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存在问题及对策分析——以中部 X县为例

纪勤炜1

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是执政党的永恒命题，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环节，事关党的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围绕基层党组织如何找准工作着力点，积极发挥服务农村经济发展及美丽乡村建设的职能作用，调研组深入 X县部分镇村进行了专题调研。从调研情况来看，X县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情况总体上是好的，但与经济发展新形势、从严治党新要求、依法治国新部署、人民群众新期盼、作风建设新常态等有不相适应的地方，亟待解决。存在问题：

（一）落实党建工作主体责任“刚性意识”不够党建工作虽然一直在抓，但效果不理想，主要是没有把党建工作作为最大的政绩、提

高到“主业”这个高度来抓。2014 年 X县乡镇党委书记抓基层党建工作述职报告中，28个乡镇党委书记中有 22 人把 “落实党建意识不强”排在 存 在问题的首位，占比78.58%，普遍存在“重经济轻党建”的浮躁思想。有的书记认为党建工作见效慢、虚的多、政绩难显现，因而对业绩来得快、见效快的经济项目建设等工作热情高、动力大，无形中忽视了党建工作力度。有的书记对党建是什么、抓什么、怎么抓，不是很清楚。虽然每年都围绕创建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开展服务群众活动，但是活动开展不深入、不实际，存在“一阵热”现象,缺乏活动开展的持续性。虽然 2015 年制定了《乡村党组织书记抓基层党建责任清单》，就如何抓党建、尽责任，一年到头要做哪些事，有什么要求，达到什么效果等进行了明确，但从前三个季度的党建工作督查情况来看，有的书记抓党建的目标定位还不够准确有些党组织书记抓党建工作的意识还是很模糊，没有形成真抓实干的氛围。

（二）村党组织带头人队伍素质良莠不齐充分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核心作用，离不开带头人本身的素质与能力。X县村多面

广、经济相对滞后，优秀人才外出流动严重。农村党组织带头人年龄偏大、学历偏低。据统计，目前 X县农民身份村党组织书记 175名，初中及以下 48名，占 27.4%， 50岁以上 88名，占 50%。带头人工作主动性较差，面对新形势下农村工作出现的矛盾和困难，有的基层干部认为“回天无术”，思想上产生动摇，有的犹豫观望，“只要不出事，宁可不干事”、“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少数村干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四风思想严重，脱离群众，处事不公，优亲厚友，以权谋私。更有少数村干部放纵自己，为所欲为，比如 T镇西坡村书记、Y乡金川村书记就都因赌博最后被曝光、处理。

（三）少数农村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发挥不够少数农村党员宗旨观念淡化，党性意识不强。有的党员忘记党员身份，只顾个人利益，

1 纪勤炜，安徽省歙县县委党校，高级讲师。

506

对党的利益、大局置之不理；有的党员不愿参加组织生活，不关心村级事务。以村“两委”换届为例，个别乡镇的一些党员受家族、个人利益影响，故意不参加党员选举大会，致使选举无法进行。无职党员先进性作用发挥不够。虽然要求无职党员设岗定责，但从调研的实际情况来看，很多村都流于形式，没有发挥实际作用。部分无职党员年龄偏大、文化偏低，在带头致富方面存在“能力危机”；部分无职党员甚至忘记党员的身份，游离于“党员与群众”之间，把自己混同于一般群众，难以发挥示范导向作用。流动党员管理难，“双向带动”作用发挥不够。目前长年外出流动党员是采用发放《流动党员证》参与流入地党组织生活或是成立外出党支部形式加强管理的，但是管理方法单一，未形成固定长效机制，加上有些党组织对流动党员听之任之，流动党员“双向带动“作用发挥不够。

（四）农村党建地方特色不明显近年来，X县在党建典型塑造上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比如乡镇党委会开到村、乡村书记

论坛、关爱空巢老人、三基一化等创新工作得到了省市肯定和认可，在推动全县基层党建工作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影响力还不够大，工作中还有许多创新工作没有推出去，比如 H镇有个社区试行党员积分制管理模式，加强对党员的量化管理，但因实施细则脱离党员实际，未能进一步得到推广。有的基层党组织日常工作中干的多，总结得少，宣传得少。比如，Z镇的直接联系服务群众制度，每名干部上门包户，与群众随手拍，定期在乡镇干部 QQ群中亮晒，这种做法虽然很好，但关键是没有认真总结提炼，示范带动不强。从调研情况来看，已有党建载体没有真正抓到实处。一些从事农村基层党建工作的干部轮换频繁，对工作对象、工作现状和现有基层党建载体缺乏深入研究和理解，抓党建处于“被动应付”状态，“老办法不管用、新办法不会用、硬办法不敢用”，抓党建与抓发展“两张皮”的现象，找不到与地方实际的结合点。一些党建载体只停留在表面上，流于形式，未能发挥载体的作用，有些村就连“三会一课”的基础工作都做不好，就不用谈创新了，所谓的创新也只是流于形式，不会持久下去的。

（五）农村党建经费投入仍显不足虽然近年来县委加大了对农村党建经费的投入，但离上级要求、农村发展现状和村干

部的期望值还有一定的差距，关键是村集体经济发展滞后，自身造血功能不足。2014 年全县村级集体经济总收入 7621万元，比 2010 年增加了 2373万元，村级集体经济取得大发展。但从 28 个乡镇来看，只有 H镇、Z镇等少数乡镇，在村级集体经济发展中独树一帜，相当一部分乡镇的村级集体经济总量还很薄弱。一些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相对好一点的乡镇和村，有相当一部分是靠征地补助、矿产承包等有限资源开发变现而来，这会导致收入不稳定。村集体经济靠“输血”为主、自身“造血”不足的问题依然不能从根子上解决。实体项目少，通过近年来扶持的项目来看，可看的点打造还是偏少，发展思路不宽，缺乏长期可持续项目支撑。有的项目扶持后成效不明显、甚至由于管理不善等原因造成损失。

以上这些问题，有的是历史遗留的老问题，有的是经济社会快速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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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有的是客观条件不具备造成的，有的是思想不重视、工作不得力等主观因素造成的，有的是体制机制上的问题，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面对新的矛盾和问题，必须深入研究，认真加以解决。对策与建议针对当前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以及存在的突出问题，下一步加

强和改进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总体思路是：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按照“三严三实”要求，全面落实从严管党治党责任，切实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在推动科学发展、带领农民致富、密切联系群众、维护农村稳定方面的领导核心作用，为美丽乡村建设提供坚强的组织保证。

（一）要强化责任意识，进一步压实基层党建工作责任制要强化党建“第一责任人”意识，纠正重经济、轻党建的错误思想，切实担负起从严

治党的政治责任，把党建工作与改革发展稳定工作同谋划、同部署、同检查、同考核。要坚持和完善基层党建工作领导小组及联席会议、乡镇党委书记抓基层党建工作专项述职制度，把党委管党建、书记抓党建的责任落到实处，努力形成党委统一领导、有关部门齐抓共管的基层党建工作格局。

1、要着眼推进责任和工作落实，提升《乡镇党委书记抓基层党建工作责任清单》和《村党组织书记抓基层党建工作责任清单》的执行力。根据基层的创造实践，可以按照年度党建重点工作、党建薄弱环节等，归纳出党建任务，细化分解指标体系，分类制定乡镇年度党建工作责任共性清单和个性清单，解决基层党建工作谁来抓、抓什么、怎么抓的问题。要以问题为导向，对落实党建责任不力的乡镇、村党组织发放《党建责任问题清单》。

2、加大督查指导基层党建工作力度。推进已制定的 6张党建工作流程图（《“4+2”工作法流程图》、《村级“三票”评议流程图》、《党员承诺践诺流程图》、《党员星级创评流程图》、《发展党员工作流程图》、《乡镇党委会开进村流程图》），实现党建规范化。实行党建工作季度督查制度，以有重点、有针对性的原则，全县通报督查情况，督促问题整改落实。

3、对党建主体责任和工作任务落实不到位、党建考核指标偏软等问题，探索制定《X县基层党建工作问责办法》，对基层党建存在的不良倾向进行问责，大力整治基层党建不作为行为，真正让各级党组织把党建工作责任扛在肩上、抓在手上、落实在行动中。

（二）要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提高带头人能力素质根据农村人才缺乏的现状，应该切实加强农村党组织领导班子的建设。1、要改革选任方式，选好农村干部。要树立科学的选人用人观念，切实改变求全责备

的选人思想，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用人原则，积极拓宽选拔培养渠道，逐步建立和完善公开、竞争、择优的乡镇领导干部任用机制，进一步落实竞争上岗、公推直选等举措，调整充实乡镇党委班子。积极探索公开招考、聘任制等方式，面向社会选拔村干部，培养选拔大中专毕业生、农村优秀青年、退伍军人、机关事业单位分流人员、科技示范带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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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能人担任村干部，真正把政治素质过硬、能力较强、作风扎实的人选进村干部队伍。继续推行公开竞聘机制，打破行政区域限制，全面实行本人自荐、群众推荐、党员推荐、组织推荐、乡镇党委审查、党员大会选举“四推一审一选”的办法选任村党组织书记。继续对软弱涣散村支部选派第一书记。不断加强后备干部的教育培养。

2、加大培训力度，育好干部。要从本地实际和培训需求出发，制定农村基层干部教育培训规划，进一步落实和完善分级培训责任制。深入实施村党组织带头人“523”工程，以乡村两级党组织书记为重点，突出思想教育和党风廉政教育。继续开展名村挂职、学历教育和集中轮训工作，县里每年至少要开展一次集中培训，乡镇每季度至少召开一次“乡村书记论坛”，着力提升村带头人抓好基层党建、建设美好乡村、扶贫开发和发展村级集体经济的能力。

3、强化激励约束机制，管好干部。要建立三级“一把手”直接抓基层组织建设责任制，提出要求、严格考核；实行绩效挂钩制度，对表现好、政绩突出的乡镇干部要优先推荐提拔使用。探索村干部队伍专职化管理，对在村党组织书记或村委会主任岗位上任职时间长、贡献大的人员要落实有关待遇和保障。积极探索优秀党组织书记挂任乡镇领导班子成员、比照副科享受报酬，进一步激发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对那些身体弱、能力差、无实绩的村干部要及时调整。建立村干部任期目标责任制，根据实际制定规划和年度目标并进行公示，接受党员和群众的监督和测评。建立村干部年度审计制度，公开年度审计结果，让组织满意、让群众满意。

（三）要加强党员队伍建设，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要严把农村党员入口关，强化党员的《党章》意识，创新活动载体，着力提升农村党员

队伍的整体素质，切实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1、优化党员队伍结构。要认真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按照“控制

数量、优化结构、提高质量、发挥作用”的总要求，制定和落实好农村发展党员计划，重点在那些政治素质好、年纪轻、有文化、懂经营、善管理的返乡青年、退伍军人、致富能手，尤其是 80 后、90 后青年农民中培养和发展党员。严格党员发展程序，推行农村发展党员差额票决制。着力解决党员队伍老化、队伍不优问题。

2、加强农村党员队伍的教育管理。一是要积极探索建立党员组织生活目标管理、记实管理等办法，对党员活动情况全年在公开栏“亮晒”，接受群众监督，着力解决党员作用难发挥问题。二是要严肃党内组织生活，落实好“三会一课”、组织生活会、民主评议党员等基本制度。三是要指导乡镇党委制定不合格党员红线或具体标准，对不合格党员实行“兜底管理”，着力解决农村不合格党员处置难问题。

3、完善党员民主参与机制，提高党员主体地位。要注重培养党员当家作主的主体意识，创造农村党员积极参与党内事务的必要条件。一是要切实推进党员“先知道、先讨论、先行动”的工作载体，创新党务公开形式，规范公开内容，扩大公开范围。二是要完善党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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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定期通报制度，制订和完善乡村党组织向党员报告工作并接受党员和群众的评议制度，以实现党员对党的事务的广泛和有效参与。三是进一步完善定期收集分析党员意见和建议的工作制度，并作为村级党组织联系基层、联系党员、联系群众的重要手段。

4、创新流动党员教育管理的活动载体和机制。创新流动党员党组织设置，改变对流动党员教育管理比较薄弱的局面。要因地制宜、灵活多样设置方式。如甘肃定西市，为到新疆拾棉的流动党员建立了临时党支部，他们采取的“集出集管”方式效果就很好。同时，要建立以流入地管理为主的流出地和流入地双向管理机制，既可以加强流动党员的日常管理又可以发挥凝聚人心、宣传政策的作用。

5、要强化党员能力素质培训。要坚持思想政治教育和技能培训相结合，以党校、农广校和远程教育网络为平台，分类别、分层次对农村党员进行政策法规、市场经济、致富技能等方面的知识培训，增强党员致富本领，提高传帮带能力。

（四）要因地制宜，着力打造地方特色党建品牌X县有 28 个乡镇、183 个村，可以说党建工作点多面广，加上歙县是一个山区、库区

为主的农业大县，党建工作很难用“全国通用”的标准和方法来开展，必须因地制宜，创新载体，打造地方特色党建品牌。

1、要加大县情、乡情、村情研究，针对各乡镇不同情况制定党建工作标准，特别是要针对偏僻落后的乡村采取因地制宜的措施，不要责备齐全，要切实花大力气抓好党建基础性工作，循序渐进提升党建工作目标。切记胡子眉毛一把抓，脱离实际，好高骛远，逼得基层疲于应付，反而难以取得实效。

2、要加大对后进农村党组织的帮扶整顿力度。X县农村基层党建乡镇之间、村之间发展不平衡，制约着党建整体水平的提高，因此要加大后进村党组织的帮扶整顿力度，特别是软弱涣散的基层党组织，要在选好村党组织书记的同时，采取“一村一策”的办法，进行重点帮扶、有效整顿。

3、要夯实基础工作，创新党建载体。要积极推进“三基一化”建设，做实做好农村基层党建的基础工作。要充分运用 “党建+”思维创新党建载体，围绕“一村一品”、“一乡一业”打造特色党建品牌。“跳出党建”抓党建，围绕地方产业发展打造地方特色党建。

4、要拟定农村党建工作示范点标准。采用乡镇党组织申报，组织部审核把关，层层遴选出党建基础较好的村，进行重点打造。县财政、县管党费每年投入一定资金加以扶持，力争用较短时间，打造出一批党建精品村、样板村，然后加大宣传，以点带面，示范引领，从而带动全县农村党建工作整体提升。

5、要加大农村基层党建典型宣传。定期开展先进农村基层党组织、优秀乡村党组织书记、选派干部和大学生村官标兵、优秀党务工作者评比表彰活动。充分运用各类媒体，大力宣传农村基层党建工作好经验好做法，以及农村基层党员干部的先进事迹，形成良好舆论氛围积聚推动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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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要大力发展村集体经济，夯实农村党建经济基础发展农村集体经济是建设美好乡村建设的首要任务，农村经集体济的发展壮大也是基

层党组织的物质基础，只有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夯实了农村的经济基础，党组织才能更加切实有效的运行。

1、立足乡村实际，理清发展思路。村级党组织换届后，一定要在乡镇党委的指导下，加强对村情、村级资源、特色产业等的调研，制定出发展思路和工作规划，并把思路、规划、执行情况在公示栏公示，让村民监督，上级党组织加强考核，避免以往乡镇代村制定计划计划定好村民不知的情况出现。同时，要立足 X县实际，克服以往老套的“等、要、靠”的思想，将外部的政策支持转化为自身发展的内在动力，把壮大村级集体经济与发展基层党建工作当作基础性、长期性的工作来抓。

2、优化产业结构，发展特色经济。乡镇党组织要积极引导农村党员干部依托自身的资源优势，加大招商引资力度，重点推进市场前景好、提供就业机会多、收益稳定的特色产业作为本地发展的重点。同时，继续深化推进“党支部+合作社”、“协会+农户”、“市场+农户”等经营模式，将党支部建在农村经济产业链上，以党建工作推进经济发展，以经济发展促进党建工作，形成良性循环。特别是要充分利用歙县旅游资源优势，做好做活山水文章，有序发展乡村旅游产业，变资源优势为经济优势。

3、切实加强对乡村的政策和财政支持。要加快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逐步把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管理、公共服务纳入城乡建设总体规划和各级财政预算，促进农村社会事业发展。加大各级财政对乡村的转移支付力度，根据经济增长情况和村级工作需要，逐步调整核算基数，提高转移支付比例。积极探索增加村级经营性收入的有效途径，盘活村级闲置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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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乡村治理中社会资本的嵌入与发展杨程1

（安徽大学 社会与政治学院，安徽 合肥，230601）摘要：乡村社会资本是乡村有序治理的重要因素。社会转型时代背景下，乡村社会资本正由单一传统社会资本向传统和现代社会资本并存的趋势发展，二者的不完全契合给乡村自治秩序带来了利己主义、自治精英匮乏、关系网络嬗变和消极自治等诸多弊端。引导自觉、整合规范、组织精英、重塑组织、完善制度五条路径对于解决当前乡村治理中的困境，实现有序的乡村治理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关键词：乡村治理；社会资本；困境；嵌入Embedded and development of the theory of social capital in the rural governance

Yang Cheng

Abstract: Rural social capital is an important factor of orderly rural governanc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 rural social capital is changing from single traditional social capital to the traditional and the modern trend of development of social capital to coexist .Both not completely fit for rural autonomy in order to bring the self-interest, the lack of autonomous elite, network evolution and negative autonomy, and many other shortcomings .Guide consciously, integration, organization elite, reshaping organization, perfecting the system of five path to solve the current difficulties in the rural governance .Achieving an orderly rural governance has a certain reference significance.

自进入新型城镇化发展时期后，涌现出来的新型问题使得治理理论逐渐得到广泛的关注，伴随城市治理的重要性获得跃升的同时，传统乡村治理与此同时也增添了新的时代内涵。此外，农村地区又处于我国新时期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地带，将社会资本理论与乡村治理联系起来进行研究将大有裨益。不过，当代乡村社会资本现存量与治理的需求相比，无论是其丰富性程度还是社会资本结构都存在很多问题。中国乡村社会以传统儒家文明为核心，传统社会资本存量丰富，而进入新时期以来，乡村社会经济关系发生了深刻变革，我国社会资本的总体构成中充斥着越来越多的现代性要素。总的说来，由于中国传统文化植入的根深蒂固和转型时期的特殊阶段性，当前我国的乡村社会处于过渡阶段，社会资本具有过渡性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社会的整合能力，对实现有序乡村治理产生了极大地制约。因此，探究转型期的社会资本在乡村治理中的嵌入与发展具有其显著意义。

一、社会转型期的乡村治理 “乡村治理”概念由 1998 年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的学者首次提出。在随后的十几年中，不同的学者基于各自不同角度对乡村治理进行了不同的界定。贺雪峰认为，乡村治理是指如何对中国的乡村进行管理，或中国乡村如何可以自主管理，从而实现乡村社会的有序发展。(贺雪峰，2005，219—224.)徐勇和张厚安认为村级治理是通过公共权力配置与运作，对村域社会进行组织、管理和调控，从而达到一定目的的政治活动。(张厚1 作者：杨程，男（1992- ），山东枣庄人，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社会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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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徐勇，2000，8.)党国英认为，乡村治理是指以乡村政府为基础的国家机构和乡村其他权威机构给乡村社会提供公共品的活动；乡村政府或乡村其他权威机构构成了乡村治理的主体；治理主体的产生方式、组织机构、治理资源的整合以及它和乡村社会的基本关系，构成了乡村治理机制。(党国英，2008，1-17.)综观学者们对于乡村治理的概念侧重点多样，但都普遍认为其实质是乡村治理主体通过一定手段自主管理乡村的过程。笔者认为，乡村治理是包括政府、乡村社会组织和个人在内的多个主体，为实现特定公共利益，自主管理乡村事务的过程。对于乡村治理研究的不同方面，不同学者也发表了各自的观点。贺雪峰认为对村治研究可以分列为三个层面：即对村治功能（规范功能）的研究，对村治具体处境的分析，对村治决策的设计与主张。（贺雪峰，2003，16—19.）贺雪峰又提到，处于国家与农村社会中介地位的乡村治理，必然要面对国家和社会紧张关系所形成的双难——村治必须在国家提取农村经济社会资源和农村社会发展所产生的抵制国家提取资源的冲动之间保持平衡。（贺雪峰，2003，35—38.）王培刚等提出在未来的乡村治理中,我们应改变以往的以人口数量或地域界线等简单划分区域的方法，根据不同的文化、价值以及生活习惯截然不同的原居民村庄来重新规划不同文化与民族风格的新乡村地区。（王培刚,庞荣，2005，19-24.）彭智勇将全国乡村治理状况划分为高度自治型、政府高度介入型和政府辅助型三种，同时提出宗族制度、宗教、区域文化与性格三种社会资源值得我们利用。（彭智勇,王文龙，2006，73-75.）中国当前正处于社会变革、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国家正在有序地在政治、经济、文化、

社会等维度全力推进改革。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村地区更是重点落实改革的区域，加强和完善农村农民自治无论是对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抑或是提升人民的生活水平和质量都有巨大的益处。而乡村自治作为一种制度安排，从 1987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颁布开始试行到正式实行至今，已有相当长的时间，但如何真正嵌入乡村社会中，成为卓有成效的运行制度，如何能真正有效发挥乡村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的应有功能，从而保证乡村自治的实效，依然是多数乡村面临的现实问题，仍具有很大的探索价值。

二、乡村治理突围:社会资本的嵌入1980 年，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较早地正式提出了“社会资本”这个概念，并

把它界定为“实际或潜在资源的集合，这些资源与由相互默认或承认的关系所组成的持续网络有关，而且这些关系或多或少是制度化的”。到了 1988 年，社会学家詹姆斯·科尔曼在《美国社会学杂志》发表题为《社会资本在人力资本创造中的作用》一文，把社会资本定义为“许多具有两个共同之处的主体：它们都由社会结构的某些方面组成，而且它们都有利于 行 为 者 的 特 定 行 为—— 不 论 它 们 是 结 构 的 个 人 还 是 法 人 。 ” （ James S.Coleman，1988，95—110）而关于社会资本的界定，学界更多的认同罗伯特 ·帕特南的定义，他认为，社会资本是“社会组织的那些可通过促进协调行动而提高社会效能的特征，比如信任、规范和网络”（保罗·F·怀特利 转引自李惠斌 杨雪冬 2000,8）。对这三个方面的不同强调，构成了关于社会资本概念的不同解释。（李惠斌 杨雪冬 , 2000，3—7.）肯尼斯·纽顿认为, 按照帕特南的定义,社会资本至少可作三方面的理解。首先, 社会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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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是由公民的与信任、互惠和合作有关的一系列态度和价值观构成的, 其关键是使人们倾向于相互合作、去信任、去理解、去同情的主观世界观所具有的特征；其次, 社会资本的主要特征体现在那些将朋友、家庭、社区、工作以及公私生活联系起来的人格网络；第三，社会资本是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有助于推动社会行动和实现行动目标的特性。（李惠斌 杨雪冬,2000，379—417.） 国内较早研究社会资本的是张其仔，他以社会网络为核心，认为社会资本从形式上看就是一种关系网络，一方面可以把社会网络视为一种最重要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还可以将其视为资源配置的一种重要方式。（张其仔,1997）杨雪冬将社会资本作为一种新解释范式的探索，并提出中国社会资本建构的两个方面：现有社会资本存量进行改造，发掘传统社会资本的积极效用和利用制度创新增加现代意义社会资本的规模。（李惠斌 杨雪冬,2000，20—42.） 在国内，已有关于社会资本的相关研究散落在各个领域。相对而言，从社会资本角度来研究乡村治理的研究相对较少。宋黔辉认为，应从社会关系结构范畴的角度分析社会资本的涵义和来源，从社会资本“自上而下”“自下而上”良性互动的镶嵌与自主关系中来寻找治理方案, 发展农村组织网络。（宋黔辉，2007，80—85.）施雪华认为，乡村社会资本是由乡村居民之间普遍的信任、互惠规范和通过乡村组织所建立起来的致密的社会参与网络所构成，需要大力培育乡村社会资本以提高乡村治理绩效。（施雪华.2008，1—4）李小杰认为，农村社会资本变迁使得乡村治理陷入困境，并提出了现代社会资本和协商民主互动来促使乡村治理突围。（李小杰.,2015，64—67.）根据相关学者概念，笔者认为，乡村社会资本是指嵌入在乡村社会关系之中的、可以

动用的社会资源(如信任、村规民约、关系网络、国家的各种政策和制度等)的总和。可以将其划分为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方面予以把握。在微观层次上，即个体层次上，指乡村居民个体所拥有的社会关系网络以及通过这种网络动员获取资源的能力，如信任程度、私人关系网络、劳动能力等；在中观层次上，即组织层次上，是指乡村民间组织在乡村自治中的作用, 即乡村自主组织的关系网和动员能力, 包括规则规范、以及以组织名义发生的各种联系；在宏观层次上，即制度层次上，是指乡村整体所拥有的社会资本,乡村在自治时所依赖的法律、制度等。社会资本理论在乡村的良好运用对于实现乡村有效治理具有极强的指导意义。首先，

乡村社会资本中的社会网络构成了乡村自治的基础。在一个相互联系的社会网络中，个人是被镶嵌在社会关系之中的，只有在与他人的交往、合作中自身才能得到发展。合作所形成的有效且广泛的社会资本能够为乡村治理提供良好的社会资源；其次，乡村社会资本有助于提供信任和互惠机制。在拥有众多社会资本的共同体内，可以超越个体限制，自愿的合作更容易出现，彼此之间信任、互惠更为密切；最后，乡村社会资本有利于形成乡村社会秩序与规范。村民广泛的合作会自然而然地形成一些得到普遍认同的规范要求，更有利于维持乡村社会秩序。乡村治理的主体是广大的农村居民，然而，他们只是村民自治的法定主体，即由法律

确定的村民在村民自治中的主体身份。乡村治理实际运作的治理主体应是法定主体，但是由于受各种因素的影响，特别是当前社会成员的急剧分化，从某种意义上讲，乡村治理是一种精英治理的状态。这里所讲的精英主要包括两个类别：体制内精英和体制外精英。体制内精英主要是指村干部之类，他们的权力来自于现行的政治制度安排，对于农村事务具有相对较大的决策权。体制外精英，又称作民间精英，主要是指村庄在经济、政治、社会发展和变迁过程中通过村庄习俗、文化等而形成的精英，他们对村庄治理的合法性不是源于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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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赋予的正式权力，而是依靠非制度的因素。这两类精英在乡村治理中共同发挥着作用。村干部拥有常人所没有的行政资源，依靠组织或行政的方式，控制着大量的制度性资源。民间精英在经济上可能略微富足一点，社会地位也相对较高一点，在当地拥有一定的影响力给他们带来大众信任和得到承认的威望，享有较高的话语权；他们也可以通过自己的私人网络来调动资源，发挥其影响力。

在乡村治理的发展过程中，基于一些特殊目的形成了一些专业化的经济组织、互助组织、娱乐组织。在这些经济组织、互助组织、娱乐组织之中，人们之间的联系得到加强，形成了完备的村民参与网络。完备的参与网络培养了生机勃勃的普遍化互惠意识，利于沟通和协调，增进了彼此之间的信任机制，为将来的合作提供了摹本。充足的社会组织是社会资本发展的重要载体，为广大民众提供相互交流的同时，更能培养村民的责任感，利于民主参与精神的培育。乡村组织在乡村自治发展中扮演着如此重要的角色的同时，也面临着一定的问题。首先，我国对民间组织实行的是“登记管理机关”和“业务主管单位”双重管理的体制，实行严格的审批制度和法人登记制度。这种限制很大程度上就打消了农民结社的积极性。其次，社会组织缺乏必要的资金支持。资金是组织运行的基础，与城市社会组织不同，乡村社会组织基本上很难得到政府拨款和企业捐款，经费一般由成员自行解决，乡村组织常陷入资金不足的境地。基于以上，良好的乡村组织可以提供较多的社会资本来促进乡村治理发展。但乡村组织本身运行举步维艰，在乡村发展中提供社会资本就显得力不从心。

在社会急剧变化的今天，社会变迁加快，乡村传统社会资本逐步解体，逐渐失去原有的效力。而现代化的社会资本又未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可，诱发一系列乡村问题：利己主义、功利主义盛行、乡村精英外流、乡村关系网络嬗变、村干部贪污腐化，唯利是图，干群关系僵化，引发公共信任危机、黑恶势力抬头、乡村矛盾加大，乡村秩序严重破坏。在新时代的今天，乡村居民物质资料得到极大满足，此基础之上也充斥着各样的享乐观和私利观，这成为部分人们生活中的信条；城市对于大部分乡村人口还有极大的吸引力，虽然城市提取乡村资源情况表面上有所减少，但潜在的吸引力仍使得许多乡村精英流入城市，这些乡村精英经过各种方式进入城市生活，少有人会重新回到乡村，导致乡村发展、治理精英匮乏现代社会的变迁也使得传统社会的人际关系网络发生变化，费孝通曾指出中国的人际格局是“差序格局”，“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地方性是指他们的活动范围有地域上的限制，在区域间接触少，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费孝通1985，9.）现代社会不同，人们之间的关系网络得到极大的加强，人际关系并不仅限于家庭、乡村地域关系，转向于范围更广的人际关系网络；自农业税取消以来，基层自治组织与乡村居民之间的利益关系减弱，县乡秉持着“无过便是功”的消极行为逻辑，与农村社会逐步脱节，村干部不再依靠于农民税费的收取，而自顾“发展自己”，唯利是图，贪污腐化。一系列问题涌现，给我们的乡村治理工作带来了挑战。这就要求我们要在乡村治理中尤其注意乡村社会资本的嵌入与发展，在传统和现代乡村社会资本上做文章，发挥好社会资本在乡村治理中的重要作用。

三、乡村治理的社会资本发展社会转型发展使得农村村民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发展道路也出现了多元化趋势，决定

了中国乡村，传统社会资本与现代社会资本并存于当前中国社会转型时期。（杨东柱，2012，30—32.）转型步伐加快的当下，国家赋予乡村自治的空间也会随之加大，这些都迫切需要乡村自治能力有所提升，充分发挥乡村自治组织的功能。而社会资本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发挥，推动乡村社会资本的重生和发展，将是实现乡村有序治理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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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导自觉：培育村民的共同体意识和自治意识现代公民意识是现代社会资本的根本性，现代公民意识主要体现在公民的主体意识、

权利意识、参与意识等向度上。在乡村治理中，迫切需要加强公民的共同体意识培育。共同体意识是指村民对于乡村强烈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不过共同体意识必须在村民的日常生活中各个方面加以贯彻，逐渐训练，积久成习，形成村民自然而然的思维、态度和行为方式这些过程可以包括参与公共事务的讨论、决策；以实际行动，如捐资、劳动参与等, 投身乡村公共服务建设，以合作方式解决乡村问题。通过村民的共同体意识培育形成，再促进村民自治意识的发展。乡村事务要村民自己参与、决策，切实实现农村居民自己管理本地区事务，促进本地区治理工作进行和落实。 （二）整合规范：增强传统和现代规范的契合力 村规民约是以村庄为地域基础形成的统一的规范，是全体村民所遵从的准则。村规民约的约束力是全体村民对自身权力让渡所形成的公共权力，它适用于调整特定的一定村庄范围内的所有社会关系。村的管理制度既要规定村民的义务,更应该明确村民的权利,既要有管理村民的规定,更要有约束干部的条例,把干部和群众共同置于制度管理之下。（徐勇，1997，125.）在这里，既需要对传统社会各种道德要求规范进行有选择的恢复，充分发挥传统道德的约束，也需要对现代社会规范积极宣传、予以认可，将二者理性整合，统一于乡村事务的处理之中。在规范、完整、适合的村规民约指导下进行乡村治理，减少功利主义、享乐主义和私利为上的各种乡村治理难题和困境。 （三）组织精英：培养乡村人才 随着村民自治民主改革的推进，人们开始逐渐意识到，乡村发展越来越需要精英的支持，需要拥有较多社会资本量和新观念的乡村精英来组成自治组织，乡村日常事务进行管理。在城乡二元结构尚未真正打破的背景下，大部分农村人口被吸引到城市，导致农村优秀人才不足，农村发展面临一定的困境。可以采取一些有效措施来减轻当下的乡村人才荒漠化趋势，如探索建立乡村精英流出、回流机制，营造有利于乡村精英回流的社会环境；支持鼓励返乡大学生和退休后返乡养老政府官员进入自治组织；探索大学生村官等社会优秀人才下乡的路径，鼓励养殖大户、种植能手、知识分子等精英参与乡村自治组织建设。 （四）重塑组织：开发社会组织资源

乡村封闭的社会格局被打破后，要提升自治组织社会资本的渠道之一，就是要建立起乡村自治组织与外界更加广泛的关系网络。在社会转型的条件下，农民在观念、生活习惯、社会态度等方面都正在发生巨大变迁。与此相适应，应该建立一种基于新机制的乡村社会网络。在这样一种新型的乡村社会网络下，可以充分的利用网络中的各种资源，通过建立一些社会组织，诸如产业经济技术协会等现代化、专业化社会组织，将原来狭窄的个人间的网络联系扩大化，形成极强的社会关系链，并借用组织的效力，发挥其纽带作用，调动乡土经济、社会资源的力量。这是应对农村社会资本消极性因素与增强乡村社会有效治理的有效途径。 （五）完善制度：补足制度缺陷乡村治理的实质是国家权力向乡村居民的回归，要真正做到权力为村民所享，而不是

简单的将村民认定为法律主体。现行乡村村民自治制度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村干部消极治理、贪污腐化、唯利是图的不良效果。应该有意识地在实际的基础上，通过建立考核、奖惩机制和监督机制等手段来促进村干部群体的积极性，发挥他们在乡村自治中的关键作用。这一方面有利于解决现存的乡村治理中的部分干部作风问题，另一方面对于发挥村干部在乡村治理中的带头作用，促进全体村民参与乡村治理工作具有极大的意义。

516

四、结语传统社会资本和现代社会资本的契合是在乡村治理进程中全面发挥社会资本作用的前

提，是实现乡村治理有序、农村地区稳定，深化转型期全面改革的需要。村民的共同体意识和自治意识的培养、传统和现代规范相契合、乡村自治人才培育、社会组织资源再开发、制度缺陷的补足五条路径，对于发掘乡村社会资本具有极强的实践意义，是破解当前乡村治理困境不二选择。

参考文献：党国英.2008，我国乡村治理改革回顾与展望[J]，社会科学战线.费孝通.1985，乡土中国[M]，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北京.贺雪峰.2005，乡村治理研究的三大主题[J]，社会科学战线.贺雪峰.2003，乡村治理与秩序—村治研究论集[M]，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武汉.李惠斌,杨雪冬.2000，社会资本与社会发展[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北京. 李小杰.2015，社会资本变迁视域下的乡村治理困境及其突围[J],甘肃理论学刊.

彭智勇,王文龙.2006，新农村建设中的乡村治理机制探析[J].理论探讨.宋黔辉.2007，社会资本视域下的乡村治理[J].学术研究.施雪华.2008，社会资本视角下的中国乡村治理研究[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王培刚,庞荣.2005，国际乡村治理模式视野下的中国乡村治理问题研究[J]，中国软科学.徐勇.1997，中国农村村民自治[M]，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武汉.张厚安,徐勇.2000，中国农村村级治理[M]，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武汉.

张其仔,1997，社会资本与经济发展[M],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北京.James S.Coleman,1988,Social Capital in the Creation of Human Capital”,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517

地级市行政区划调整后红色资源整合与开发研究——以淮南市为例

（淮南市委党校，安徽 淮南 232001）

【摘要】地方红色资源是优质文化资源。淮南行政区划调整后地方红色资源

更加质优量丰，所面临的转型发展和党的建设任务要求及时对地方红色资源进

行有机整合。淮南地方红色资源的整合与开发既存在有利条件也面临困难和问题

必须实行红色资源普查、登记、评估制度，摸清地方红色资源家底；必须编制地

方红色资源开发利用规划，明确工作目标和发展方向；必须科学设计红色旅游

线路，精心打造爱国主义教育品牌；必须建立覆盖全市的党性教育基地，依托

地方红色资源实现干部教育创新；必须建设现代化、高科技化专业队伍，开展红

色教育项目研发和课题研究。【关键词】行政区划调整 地方红色资源 整合【作者简介】台红（1960—）女，中共淮南市委党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

教研室主任，教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层党建研究。

整合开发地方红色资源，是实现红色资源资政育人功能的重要途径。近年来

518

我省十分注重以红色资源为依托，探索爱国主义教育和干部党性教育创新。但是

过去的行政区划设置使得自成一体的红色资源分别隶属于不同的地级市，从而

在客观上形成了地域分割，严重制约了地级市之间红色资源开发与挖掘工作的

协同合作。这就需要对地方红色资源进行有效的整合。2011 年以来，合肥、芜湖、

马鞍山、安庆、铜陵、六安、淮南等地级市的行政区划相继得到部分调整，这些地

级市的红色资源整合与开发问题显得更为突出和迫切。因此，以淮南为个案的研

究也就具有了一定的标本意义。一、淮南行政区划调整后地方红色资源整合与开发的重要性、必

要性（一）地方红色资源是优质文化资源红色资源是指“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在革命斗争和建设实践中所

形成的伟大革命精神及其载体。”1地方红色资源是指产生于一定地域、具有地方

文化特色的红色资源，具有地域性、民族性、本土性等文化特征。地方红色资源

是优质文化资源，包含了丰富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内容，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

立场、观点和方法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生动体现，表达出鲜明的马克思主义价值1赖华林、曹开华.“红色资源”开发与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N].光明日报，2004-09-22.

519

观。因此，地方红色资源具有较强的经济功能、政治功能和文化功能，有利于促

进地方的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文精神滋养。尤其是在资政育人、干部党性教育方面

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1

淮南市正处在加快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面临最紧迫的问题是转型发展和

创新发展，地方红色资源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与价值也日益凸显。一是有利

于增强文化自信，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淮南文化。“家门口”的红色资源具有无

可替代的亲和力和凝聚力，可以激发淮南群众的自豪感，增强传承地方红色文

化的积极性和自觉性。淮南地方红色资源中又蕴涵了丰富的、以“楚汉文化”为

突出特征的历史文化资源，红色资源与“楚汉文化”相互促进、交流互鉴，共同

打造具有地域特色的淮南文化。二是有利于发展红色旅游，为淮南经济社会发展

提供物质和精神支撑。红色资源既是经济资源、又是文化历史资源。红色资源通

过红色旅游的发展，把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转化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

一种经济资源，不仅可以获得收入颇丰的经济效益，更可以获得良好的社会效

益。还可以带动其他经济资源的开发利用，促进地方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三是

1朱小理.红色资源转化为教育教学资源的方式及路径研究[D].南昌大学，2011.6.

520

有利于红色文化的广泛传播，建设和巩固社会主义思想文化阵地。红色资源承载

了我们党波澜壮阔的革命史、艰苦卓绝的奋斗史、可歌可泣的英雄史，是革命先

辈崇高理想和坚定信念的生动体现，凝聚着党的优良传统和集体智慧。革命纪念

馆、革命遗址、烈士陵园等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是社会主义思想文化重要阵地。

随着红色旅游的兴起和爱国主义教育的不断加强，淮南群众对红色文化有了更

进一层的了解。（二）淮南行政区划调整后地方红色资源更加质优量丰淮南是一个具有悠久革命传统的城市，特别是近代以来，从辛亥革命到新

中国成立，再到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各个时期都留下了灿烂辉煌的红色

历史印记，拥有丰富的红色资源。与淮南毗邻的寿县，既是有着几千年历史的历

史文化名城，又是安徽最早农村党支部（小甸集特支）所在地，红色资源更是

相当丰富。淮南行政区划调整以后，寿县划归淮南，大大拓展了淮南地方红色资

源的“库存量”，使淮南的红色资源种类更为多样，内容更为丰富，体系更为

完整，可利用价值更高。具体来说，淮南行政区划调整后地方红色资源主要表现为五种类型。一是革

521

命战争年代的红色资源。如：廖家湾爱国主义纪念馆、中共寿县一大会址、寿县

小甸集纪念园、白塘乡党支部遗址、汤王村红色革命村、抗日民主政府遗址、大通

煤矿万人坑。等等。二是当代的红色资源。如：新四军纪念林、凤台八一农场、知

青文化园、毛集农民博物馆。等等。三是较有影响的党史人物。如：早期活跃于中

共高层的高语罕、中共早期优秀军事干部茅延桢、北伐烈士曹渊、抗日名将方振

武、淮海战场起义的廖运周。等等。四是淮南籍革命先辈参与的重要党史事件。如

辛亥革命时期的安庆马炮营起义、广州起义；大革命时期的北伐战争、八一南昌

起义；抗日战争时期的正定保卫战、台儿庄会战、武汉会战；解放战争时期的廖

运周淮海战场起义、合肥和平解放。等等。五是承载着红色革命历史的著名古镇。

如：安徽最早农村党支部诞生地小甸集、皖西商贸重镇正阳关、三国曹操军营遗

地隐贤集、古寿州窑遗址所在地上窑镇、民国小镇九龙岗。等等。1

（三）淮南行政区划调整后地方红色资源整合与开发势在必行寿县划归淮南后，淮南市辖面积由 2585 平方公里增加到 5571 平方公里，

人口由 243.4万人增加到 382.4万人。面积扩大一倍多，人口增长三分之一多，

1张颢.红色资源的构成探析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J].2013.（1）.

522

极大地增强了淮南在发展空间、文化旅游、现代农业等方面的资源优势。转型发

展迎来重要战略机遇期，党的建设和干部教育培训任务空前繁重。这就要求尽快

对淮南、寿县两地红色资源进行科学合理的整合与开发，使质优量丰的地方红色

资源发挥出最大作用。这既是淮南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挖掘、保护地

方红色资源的必然要求。一是促进转型发展，加快建设文化旅游强市的客观要求。为了在结构调整、

产业转型上闯出新路，不断提升资源型城市的发展活力和内生动力，加快建设

文化旅游强市是必由之路，这也是淮南市第十次党代会确立的今后五年奋斗目

标之一。这就需要依托深厚的历史、人文、自然资源禀赋，做好旅游发展规划，

推动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因此，必须对地方红色资源进行科学合理的整合

与开发，充分调动淮南、寿县两地的红色资源，为建设文化旅游强市奠定坚实基

础。二是丰富党性教育内容，创新干部教育培训方式的客观要求。寿县划归淮南

后，淮南市干部队伍相应扩大，干部培训任务加重。与此同时，随着全面从严治

党的深入开展，在党员干部中进一步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加强思想政治建设。干

部队伍建设的新形式向党性教育提出了更高要求，过去建立的党性教育现场教

523

学点明显供给不足。这就需要挖掘地方红色资源的新领域和新内容，将淮南、寿

县两地的红色资源统筹考虑，建立完善统一的、适应多种教学方式要求的党性教

育基地。三是挖掘、保护地方红色资源，传承优良传统的客观要求。坚持挖掘与

保护并重、利用与传承并重，是地方红色资源永葆青春，实现红色旅游和干部党

性教育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长期以来，淮南、寿县都十分重视红色资源的保护工

作，在搜集整理史料、建立纪念馆方面都有独到之处。但是，由于过去不是同一

个地市级行政区，两地在保护红色资源的做法、方式、进程上存在很大差别。寿

县划归淮南以后，迫切需要在红色资源开发与保护方面统筹安排。二、淮南地方红色资源整合与开发的有利条件及制约因素

（一）淮南行政区划调整后地方红色资源整合与开发的有利条件1、淮南与寿县在历史上分分合合的行政区划演变，为地方红色资源的整合

与开发奠定了历史基础淮南与寿县自古是一家。两者地域相连、关系紧密，在长期的分分合合中你

中有我、我中有你。淮南解放后，于 1949 年 2月分别从寿县、怀远县、凤台县各

划出一部分地区，设立了最早的淮南市。六十多年来，淮南与寿县的部分地区多

524

次进行了你来我往的行政区划调整。如：50 年代初期，寿县的三和区、曹庵区曾

划入淮南市；50 年代中期，寿县的廿店、隗店两个乡曾划入淮南市；50 年代末

期，寿县沿真武庙、庄墓一线以北曾全部划入淮南市。甚至在 60 年代初，寿县还

短暂地被整体划入淮南市。以上淮南市行政区划演变史表明，淮南与寿县有着同

属一个行政区的体验和经验。这就使得 2016 年的行政区划调整非常顺利，淮南

与寿县互相认同度高、融合快，具备了整合红色资源的历史基础。2、在淮南行政区划调整之前，两地经济社会文化交流密切，为地方红色资

源的整合与开发奠定了社会基础淮南、寿县两地人民长久在相邻的土地上共同劳作、生活，形成了非常相似

的风土人情和生活习俗。两地经济文化交流频繁，互相通婚、彼此连姻。很多有

影响的革命活动都是在两地革命先辈共同筹划、组织下进行的，其活动地域主要

集中在寿县、凤台、田家庵一带，参与人员也大都是当地投奔革命的农家子弟。

如：辛亥革命时期的寿州起义和淮上革命军、大革命时期的芜湖兵变、抗日战争

时期的阜阳保卫战等等。这些革命活动遗存下来的红色资源，本身就是一个不可

分割的整体，是淮南、寿县共同的红色革命遗产。因此，淮南、寿县的红色资源

525

存在着天然的内在联系，具备了整合红色资源的社会基础。3、在淮南行政区划调整以后，相关部门和个人自发对两地红色资源进行调

查和考察，为地方红色资源的整合与开发奠定了研究基础寿县划归淮南以后，相关部门和个人主动对接、互通信息、互相切磋，各方

面的交流往来更加密切，协同合作更加默契。尤其是在红色资源整合与开发方面

进行了难能可贵的调研考察和实践探索。今年 1月淮南行政区划正式调整不久，

淮南市委党校立即赴寿县党校考察交流，共商干部培训大计，并将寿县党校依

托小甸集特支开展党性教育的现场教学纳入了市委党校主体班专题库。市委党校

县干班就八公山文化旅游资源整合问题进行调研，并写出了调研报告。今年“两

会”期间，寿县政协主席戴克奎就淮南、寿县两地文化资源开发利用问题提出了

中肯的意见建议。此外，淮南师范学院依托寿县小甸集建立了“中共安徽早期组

织研究中心”，淮南市社科联也将“地方红色资源整合问题”列为今年的社科

研究创新项目。等等。以上各种形式的调研研究，都对如何充分利用淮南、寿县

两地的红色资源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探讨，具备了整合红色资源的研究基础。（二）淮南行政区划调整后地方红色资源整合与开发的制约因素

526

1、寿县划归淮南之前，两地的革命史料搜集与整理、编辑与出版工作发展

不平衡寿县划归淮南前隶属于六安市，革命史料的搜集整理工作都是在六安市的

领导下进行。在革命史料搜集整理工作上，淮南市与六安市各自呈现出不同特点

淮南市革命史料的搜集整理工作往往与文史资料的搜集整理工作一同进行，主

要由政协文史室与党史研究部门协同承担，多以专辑的形式出现。如：《党和国

家领导人在淮南》（2015）、《百年淮南钩沉——淮南文史资料选辑集萃》

（2014）、《舜耕春晓——淮南解放史料专辑》（2001）、《中共淮南市历史大事

记 1949—1999》（2001）、《淮南文史资料选辑》1—15辑。等等。六安的革命史料

搜集整理工作则主要由党史研究部门承担，较为专业化，多以革命史和回忆录

的形式出现。如：《皖西革命史 1919—1949》（1987）、《皖西革命回忆录》1—3

册（1991）、《寿县革命回忆录》（1989）、《皖西党史工作》1—22 期。等等。所建

网站《六安党史》主要有“皖西党史人物”、“史实考证”、“红色印记”、“党

史资料”、“党史大讲堂”、“红色播放”等栏目。纵观淮南与六安史料搜集与

整理方式的异同可以发现，淮南与六安对地方革命史料的占有容易发生重叠、空

527

白、部门不对口现象。在寿县划归淮南以后，必然增加了全盘掌握寿县革命史料

的工作量和难度。2、寿县划归淮南以后，相关部门对地方红色资源的库存总量和现状并不完

全清楚受行政区划上长期分割的影响，淮南与寿县的红色资源挖掘与保护工作，

基本是在以行政区划为界线的状态下进行，久而久之便形成了“各自为政”、各

搞一套的局面。寿县划归淮南以后，相关部门必然会在短时期内搞不清楚地方红

色资源的总量与现状。尽管已经有一些单位和个人自发进行了一定的调研考察活

动，但毕竟不是有组织有领导的全面系统的排查，所取得的认识也是零星的、片

面的、不完全清楚的。一是对淮南目前有哪些可以开放的红色资源不完全清楚，

往往只有粗略的大概估计，没有精确的数据。二是对哪些红色资源需要修复抢救

心里没底，对一些革命遗迹正在因大建设而遭受破坏的情况不能及时掌握，甚

至任其发展。三是对需要通过调查、走访、记录、录音、录像等手段进行挖掘与开

发的红色资源，缺乏工作思路和计划安排，对一些单位和个人的自发性调研考

察活动缺乏指导与服务。这些都表明，淮南行政区划调整后地方红色资源的整合

528

与开发还有很多工作要做。3、地方红色资源开发利用的统筹性、规划性、协同性水平低，缺乏科学合理

安排随着红色资源的资政育人功能越来越受到普遍重视，淮南市地方红色资源

的利用率越来越高，依托地方红色资源所开展的爱国主义教育、干部党性教育的

各种活动也越来越多，人们参与红色旅游、接受红色文化熏陶、传播正能量的积

极性自觉性空前高涨。但是，与不断增长的红色文化消费需求极不适应的是，红

色资源粗放性的开发利用，缺乏统筹规划和科学合理的安排，协同水平低。一是

红色旅游线路设计老套呆板，空间布局不合理，活动内容单调，容易产生审美

疲劳。二是干部党性教育现场教学缺乏创新，震憾力、影响力、辐射力不足，难

以受到理想效果。三是对红色资源所蕴涵的精神实质及其时代特征提炼挖掘不够

缺乏技术含量和科研支撑，忽略了红色资源向党性教育资源的转化。地方红色资

源的开发利用迫切需要提质量、上层次、出精品。三、淮南行政区划调整后地方红色资源整合与开发的现实路径

（一）实行红色资源普查、登记、评估制度，摸清地方红色资源家底

529

尽快启动红色资源的普查和认定工作，确立认定标准、统一普查程序。通过

有组织的普查和排查，仔细考察红色资源的范围、布局、结构、性质、价值和保护

状况，对地方红色资源建档登记，做到全面、详细、无遗漏。同时，组织党史、考

古、文博、旅游及文化产业等学科领域的专家，对现有地方红色资源进行评估、

鉴定和分类，对地方红色资源本体及其环境进行调查研究，对红色遗址的历史

文物价值、社会影响力、保护程度及其外部环境的潜在破坏风险进行综合评估，

提出保护利用意见。在此基础上，编订地方红色资源目录，提出开发利用名单，

确定重点保护对象，建立地方红色资源开发利用数据库。（二）编制地方红色资源开发利用规划，明确工作目标和发展方向制定地方红色资源开发利用的中、长期计划，确立指导思想和工作原则，明

确工作目标和工作任务，确定近期的工作重点和发展方向，保证地方红色资源

开发保护工作健康、有序、常态化。对现有地方红色资源分层分级，采取不同方

式进行管理。对发展成熟的红色资源开放一批，尽可能发挥其最大的经济效益和

社会效益；对仅存的红色遗址修复一批，在条件成熟时对外开放，保护与利用

并重；对具备调查走访条件的红色历史和人物事迹挖掘一批，为地方红色资源

530

的开发利用输送源源不断的历史素材；对社会历史价值高、暂不不具备调查走访

条件的红色历史和人物事迹储备一批，以做为地方红色资源开发利用的后备力

量；对社会历史价值高、外部环境破坏风险大、正面临损毁危险或即将消失的红

色遗址和红色历史抢救一批，不惜一切代价地保护与守护珍贵革命遗产。（三）科学设计红色旅游线路，精心打造爱国主义教育品牌一是淮河红色革命文化体验线路。上窑新四军纪念林及文化园——淮南抗日

纪念园——大通万人坑景区——中共寿县一大会址。二是南北红色旅游文化休闲

线路。白塘庙革命活动纪念园及原生态红色体验村——红色革命村汤王村——姚

皋生态村及程东方烈士故居——小甸集特别支部遗址。三是红绿结合红色之旅。

新四军纪念林及文化园——大通万人坑——八公山旅游景区——茅仙洞风景区

——焦岗湖湿地公园。四是红古结合文化之旅。新四军纪念林——淮南抗日根据

地纪念园——淮南市博物馆——春申君陵园——淝水之战遗址。五是红学结合考

察之旅。凤台抗日民主政府纪念园——知青文化园——白塘庙革命活动纪念园

——板张集烈士陵园——八公山地质公园——中共寿县一大会址。（四）建立覆盖全市的党性教育基地，依托地方红色资源实现干部教育创

531

新充分挖掘利用地方红色资源，建立党性教育现场教学基地。各县区红色资源

教学基地要交流互借鉴、资源共享，形成全市范围的党性教育教学体系。同时，

加强与周边地区、省内省外党性教育基地交流合作，与全省、全国党性教育教学

体系联网，利用互联网技术发展远程教学、视频教学，保证偏远地区的学员也可

以享受到全国最优质的党性教育课程。要组织各方力量编写内容翔实、体系科学

的高质量红色资源教学教材。可以组织党校、党史研究室、政协、地方志办公室等

部门的专家学者，通过广泛深入的实地调研，广泛全面地搜集整理地方红色史

料，编写制作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教材教案。要遵循教学规律，结合学员的思维

特点，不断创新党性教育的方式方法。在常规的讲授式教学形式基础上，结合地

方红色资源的独特优势，创新一些诸如研讨式、案例分析、体验式等教学新方法（五）建设现代化、高科技化专业队伍，开展红色教育项目研发和课题研究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建设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通、本领过硬、勇于担当、的

专业队伍。采取请进来、走出去、专兼职并存的办法，调动一切人才力量，为开

发保护地方红色资源服务。可以有计划地、分批地输送专业人才奔赴革命老区、

532

干部教育学院、高校、科研机构等学习培训。对于革命老区建设者、红色精神亲历

者或见证者等，采取请进来办法，有组织地邀请他们讲课，建立稳定长期合作

关系。同时，遵循教育教学规律，结合形势需要和教学任务的调整不断研发教育

教学新项目，及时进行新老项目的更替。可以定期或不定期开展教学比赛、教学

观摩等活动，还可以面向社会招标。开展课题研究是红色资源开发保护的强有力

的科技支撑。地方红色资源要长期保持活力，必须建立在丰硕的科研成果之上。

可以与革命老区签订合作开发协议，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双丰收。还可以面

向社会发布招标课题，吸引高校、科研机构、党政机关人才加盟，共同为地方红

色资源研究贡献智慧。

533

自媒体时代党的农村宣传工作对策研究﹡

许振波 1 李定轩 毕耕 2

（1.蚌埠学院文学与教育系,安徽蚌埠 230030; 2.华中农业大学文法学院,湖北武汉 430070 ）[摘 要]随着自媒体的迅速发展与普及，党的农村宣传工作面临着新的挑战。为加强和改进对农宣传工作，必须重视对自媒体的研究与探讨，提高运用现代媒体技术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在进行文献及实地调查的基础上，从增强思想认识、明晰政策保障、加强渠道建设、优化丰富传播符号、努力提高宣传者素养等方面提出对策建议，为推动自媒体环境下党的农村宣传工作迈上新台阶提供参考。[关键词]自媒体;农村;宣传[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共产党农村宣传史研究》（12BXW016）

我党一直以来都非常重视对农宣传工作，并在不同历史阶段形成了相应的

农村宣传理论。当前，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持续推进，农民受教育水

平与文化素养逐步提高，党的农村宣传环境正悄然发生变化，面临着新的挑战

和机遇。尤其是随着以自媒体为代表的各种新媒体的迅速发展与普及，部分基层

宣传工作者由于缺乏理论指导和实践经验，出现了涉农宣传工作认识及操作上

的诸多问题。与此同时，新媒体、自媒体方面的研究已成学术热点，但关于其在

对农宣传方面的应用研究却几为空白，亟需引起学界的关注。

一、自媒体及其时代背景下党的农村宣传工作现状“自媒体”的概念源于美国新闻学会媒体中心 2003 年 7月出版的谢因波曼、

534

克里斯威理斯的“We Media（自媒体）”研究报告：“We Media 是普通大众

经由数字科技强化、与全球知识体系相连之后，一种开始理解普通大众如何提供

与分享他们本身的事实、他们本身的新闻的途径。”简言之，即公民用以发布自

己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事件的载体，如博客、微博、论坛、BBS、网络社区等1。尽

管学界对于自媒体的定义目前尚无统一定论，但可以明确的是，自媒体是指普

通市民或机构组织能够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以任何方式访问网络，通过现代

数字科技与全球知识体系相联，提供并分享他们的真实看法、自身新闻的一种途

径和即时传播方式。作为一种新的媒体形式，自媒体具有明显区别于传统大众媒

体的媒介特性及传播特点，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信息传播的高效性。自

媒体可以在第一时间现场发布，传播速度快、范围广、数量大，往往以信息裂变

的模式传播。二是传播角色的双重性。自媒体的传播者既作为信息发布者，同时

也是接收者。三是传播范围的广泛性。自媒体的传播对象复杂而分散，主要依靠

各自的小团体、小组织、小圈层在社会网络中进行传播，具有传播的大众化趋向

1 Dan Gillmor.We the Media:Grassroots Journalism by the people,for the people[M].O’

Reilly Media,2006.

535

同时“人人都是麦克风”，传播者数量远大于普通大众媒介。近年来，随着我国农村管理体制的不断变革，广大农民群众生产、生活的自

主性不断增强，生产方式和生活空间发生了较大变化。电脑及智能手机、pad等

个人移动终端开始进入部分富裕的农村家庭，由此带来大众传播过程中话语权

的转移，即大众信息传播的主体更加复杂，农民受众也可以进行某种程度和意

义上的大众传播。随着以自媒体为代表的新媒体及其载体平台的不断发展，农民

获取政策等信息的渠道变宽，接收信息符号变多，从而对传统宣传渠道、方式的

依赖日渐降低。这既是对农村宣传工作的严峻挑战，也带来了新的发展契机。与

此同时，由于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区域性特征明显，媒介发展水平不同，

自媒体载体终端的拥有及使用状况也存在着较大差异，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环境差异，即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差异而导致的媒介理解度与媒介终端使

用的差异；二是个人差异，即不同个人在媒介使用习惯与媒介素养方面的差异。

使用微博、微信等自媒体的传播者及受众主要位于沿海发达地区，更多的内地乡

镇根本没有这样的信息发布渠道。以国内目前主流自媒体平台——新浪微博为例

截至 2016 年 8月，官方认证的以“村党支部”为名的公共账号仅 15 个，而

536

“乡党委”、“镇党委”开设的官方微博也分别仅有 10 个和 16 个（认证用户，

含乡镇政府及其人民调解委员会）。与此同时，通过对微博这一主要自媒体的观

察与检测发现，与农村、农民相关的热点问题如旅游宣传、农产品促销信息等，

其发布者几乎都是个人用户。这既是当代农民自我宣传意识增强的体现，又客观

反映出基层组织在引领自媒体传播方面尚差强人意。如何运用自媒体等新型传播

方式，更为直接、准确、快捷地将有关信息传递给广大农民，这是新的历史时期

对农宣传工作急需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二、自媒体时代党的农村宣传工作面临的主要问题 1.对自媒体的重要性缺乏认识纵观近现代史不难发现，宣传工作在中国共产党组织和带领广大农民进行

艰苦卓绝革命斗争中发挥了不可磨灭的地位和作用。然而，改革开放以来，随着

我党的中心工作向经济建设方面转移，不少农村基层干部未能将宣传工作提升

到与经济工作相对应的高度，忽视其对地方发展的现实功能和长远作用。尤其是

漠视当代农民信息环境的变化，缺乏对自媒体及其舆情监测的关注，从而出现

宣传方法与现实脱节、政策传播的持续影响力有限等各种问题。

537

例如，2013 年末各大门户网站相继报道了皖南山区泾县农村发生的“开

棺焚尸”恶性事件，而这一事件正是经由自媒体平台得以快速传播的。现场围观

的村民通过在该县“市民论坛”以帖子的形式并通过微博图文传播，随后又用

电话向安徽卫视的某档栏目发出求助信息。该事件经电视报道后，再次在微博等

自媒体平台上成为热议话题，形成新一轮的舆论焦点。截止 2014 年 3月末，仅

在新浪微博键入“安徽老农焚尸”关键词而搜索到的相关微博就达到了 41000

余条，产生了较大的负面社会影响。从这一事件中我们不难发现，像殡葬改革这

样的敏感问题，如果基层宣传工作者对信源处的自媒体传播足够重视，及时作

出官方回应，澄清事实真相，那么所引起的网络舆论应该不会持续发酵。如何做

好自媒体环境下的舆情引领，基层宣传工作者当迅速补上这一课。 2.对农宣传政策缺位，投入有限

当前，我国农村正处于历史转型期，农业、农村与农民三者关系尚未完全理

顺，“三农”问题错综复杂，各级地方政府对农村社会的有效管理仍处于较低

水平，从而导致农村宣传工作难以顺利展开，甚至出现了裹足不前、徘徊倒退的

局面。从制度方面来看，农村宣传工作尚未形成以思想引领为核心、以现代传媒

538

为依托的制度体系，在农村宣传的经费投入、媒介建设等方面缺乏相应政策保障

调研显示，中部地区的某乡镇共有 1万多人口，但每年的宣传经费只有数千元，

只能订几份报纸和出几次板报、墙报等，要开展文化演出和社区活动，还需要到

处化缘。此外，作为困扰农村的“老大难”问题，经费投入比例也严重失衡，往

往是新农村基础建设方面的投入较多，思想道德建设、社会风气治理、舆论引领

等方面的投入相对较少。由于缺乏经费保障，一些村的宣传工作长期处于“无米

下锅”的窘迫境地，宣传阵地设施简陋，长期得不到更新和添置1。 3.漠视农村信息环境的变化，设施落后涉农宣传工作对内容的易读性、准确性方面提出了更高要求，要求宣传内容

和形式密切联系实际，紧密配合与时俱进。但在实际工作中，不少地区还是停留

在诸如下乡宣讲、张贴标语口号和派发传单等简单层面，随着现代媒介环境的变

化、农民媒介素养的不断提高，这些形式已难以满足他们的信息需求。对于部分

农村宣传工作者而言，新媒体包括自媒体更多是被充当为娱乐工具使用，微博、

微信等更多地被看作是一种社交平台或软件，而将其排斥在政策宣传的工具使

1 毕耕,唐叶等.农村宣传工作的现状、问题及对策[J].党史博采,2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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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范围之外。政策内容发展了，政策宣传的形式却无法与时代发展相适应。与此

同时，一些收效较好的传统媒体也集体失声，如乡村广播在很多地区都已沦为

陈设品。宣传工作离不开基础设施及其配套建设。只重视宣传内容、技巧而忽视渠道

传播效果同样难以达到预期。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2015 年中国农

村互联网发展状况研究报告》，截止 2015 年 12月底，我国农村网民规模已达

1.36亿，占整体网民的 26.5%，全年新增网民 1113万人，同比增长 8.9 个

百分点。手机成为农村网民最主要的上网终端，农村手机上网用户约为 9694万

人，占农村网民总体的 71.3%，比农村网民中使用台式电脑上网的占比高 4.5

个百分点，移动终端设备为部分农村落后地区互联网普及工作提供了契机。上述

数据表明，我国农村的移动互联时代已经到来，对农宣传的阵地和主场亟待转

移。4.传播符号单一，灵活运用欠缺 随着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传播环境和媒介应用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农

民群众的文化程度和媒介素养日益提高，运用新媒体特别是自媒体的意识和能

540

力逐步增强。然而，在实际对农宣传工作中，部分地区依然采取传统的“橱窗

式”、“文件式”、“广播式”工具，传播媒介的运用基本停留在纸质和电波媒

体上，传播符号以单一化的语言符号为主，编码也基本是信源符号的复述和搬

运……这种书面体、标准式、官方化符号的晦涩性与作为信息受众主体的农民的

共通意义空间较小，受众在对符号进行译码与解读的过程中极易产生对信息的

误读、误解，甚至曲解和歪解。例如，2014 年 5月媒体报道了安庆实行殡葬改革，导致多名老人自杀的

事件。调查发现，殡葬改革政策的“一刀切”令备有棺木数十年的老人无法接受

基层强行收缴棺木，直接刺激老人；当地重土葬的传统习俗，也令老人心结难

解。尤其是政策推行过于迅速，以致对农村老人的宣传、教育不到位，而且对舆

情监测未引起足够重视，政策引领、疏导、纠偏的意识与能力严重欠缺。如果政

府部门能在第一时间采用灵活适用的传播符号，选择更有针对性的媒体，对有

关信息予以公开发布并澄清，积极引导自媒体舆论的正确走向，那么突发事件

可能就会朝着妥善解决的方向逆转。 5.宣传工作者的媒介素养亟待提高

541

自媒体时代背景下，要求农村宣传工作者能够全面理解各媒体传播影响力，

熟练掌握自媒体传播路径，并能对自媒体信息进行有效鉴别。然而，由于历史与

现实条件的掣肘，当前绝大多数农村宣传工作者受教育程度有限，加之培养培

训的不足，对现代科技与新媒体技术的掌握不够。为此，基层宣传工作者一定要

敢于正视现实，积极面对新的要求和挑战，要加强对现代科技知识的学习与训

练，在努力提高政策水平和管理能力的同时，注重加强自身的文化修养和媒介

素养，及时提高掌控新媒体技术与方法的能力。

三、自媒体背景下党的农村宣传工作对策1.增强自媒体对农宣传重要性与紧迫性的认识自媒体时代的到来是时代发展的大势所趋，这既是挑战，也是机遇。目前，

对农政策宣传效果不佳的瓶颈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对自媒体抱有放任自流和侥幸

心理。为此，应积极建立相关农村基层组织自媒体平台的官方认证账号，搭建对

话平台，吸引社会公知，并将自媒体平台的使用切实作为日常工作的重要组成

部分，出台相关考核措施给予激励保障。作为当代对农宣传工作者，要切实转变

政策宣讲态度，变被动为主动，深入扎根基层，将自媒体平台的宣传工作与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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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各项工作紧密结合起来，与美好乡村建设结合起来 。

2014 年 1月 6日，河北保定 7 所高校 5700名大学生组成“党的十八届三中

全会精神宣讲团”奔赴农村，将自媒体的传播方式运用于对农宣传活动之中，

进行了为期 4 个月的主题宣讲活动。这种对农村宣传工作高度重视，结合自媒

体努力践行“三贴近”原则和坚持党的群众工作路线的作风，应予发扬光大。 2.理顺宣传体系，明晰政策保障

当前，信息通信技术日新月异，三网融合不断发展，“家电下乡”、“村村

通”等惠民工程使得农村的宣传环境发生了剧变，此时再沿用既有的宣传体系

无疑是缘木求鱼。对此，有学者提出：“乡（镇）党委统一领导，党政共同负责

工青妇齐抓共管，形成一个协调一致、统分结合、高效运行的组织领导体系”1，

这是从对农宣传的职能角度所提出的设想，其思路在当下无疑具有一定的启发

意义。在新的媒介时代背景下，应进一步明确农村宣传的概念和范围，明晰基层

党组织的职责与分工，确立宣传工作的主要与次要、眼前与长远的任务，从制度

层面加以切实保障。为此，建议由中宣部牵头，会同国家相关部门尽快出台关于

1 毕耕,唐叶等.农村宣传工作的现状、问题及对策[J].党史博采,2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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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新时期对农宣传的相关政策性文件，为农村宣传在内容、经费、组织等各层

面提供政策指导与制度保证。只有从政策性高度明确了宣传的道路和方向，基层

工作者才能更加放心大胆地探索和开辟对农宣传的新路子，不断开创对农宣传

工作的新局面。 3.加强渠道建设，改善宣传环境

宣传设备设施是影响宣传效用的直接因素，农村政策信息宣传的特殊性要

求必须准确传达信息内容，这对传播环境提出了更严苛的要求。为此，一是要着

力增加传播渠道的宽度，即加大传播设备普及力度，建议参照之前的“家电下

乡”和“村村通”，谋划建设新农村“网网通”、“微微通”工程，使农村每家

每户都接通互联网，并从技术层面推进网络通信带宽建设。二是适度增加传播渠

道的深度，即在普及终端设备的基础上，帮助农民安装并教会其使用自媒体平

台下的微博微信等工具，努力缩小乃至最终消除城乡之间的“数字鸿沟”。三是

要加快农村信息传播的速度，提高传播效率。众所周知，我国部分农村地区因地

理等因素制约，传统的信息传播方式难以在短时间内到达，自媒体的发展则可

以更好地解决这个问题，有利于打破地理阻碍和时空局限，使信息能够更快、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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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更广泛地传播。在此方面，美国农村的信息传播模式给我们提供了咨鉴。美国现已形成以互

联网为主、专业期刊为辅的农村信息传播模式，构建了以美国农业部为主线的国

家、地区、州三级农业信息网，形成了完整、健全、规范的农业信息服务体系。所

有市场信息借助于互联网实现了实时传播，农民在家里就可免费使用全国各地

农业部门信息中心、大学、科研院（所）和图书馆里的数据库1。不难发现，上述

信息网络环境的发展除与宣传者、接收者的媒介素养有关外，正是依赖于传播设

施的完善。 4.与时俱进，优化和丰富对农宣传的传播符号社会传播大环境的嬗变对宣传工作提出了新的时代要求，对农宣传必须契

合于当下的舆情环境，特别是要适应以自媒体为代表的新媒体环境下的传播方

式，不断优化自媒体环境下宣传符号的选择与运用。自媒体信息病毒式扩散和不

稳定性给宣传工作带来了更大挑战，传统的宣传形式、固定的符号形态已无法适

应信息传播发展的需要，应不断增强政策宣传的生动性、吸引力与感染力，扩展

符号的象征义和延伸意，充分调动农民主动参与信息传播过程的积极性。对农政1吴锋 .国外农村信息传播的基本模式与启示[J].今传媒,20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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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的出台具有一定历史和时代高度，考虑一般基层农民理解水平的实际，若是

将其内容未经“符合转译”而直接传递，通常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对政策理解

的困难，乃至出现误解误读的现象。为此，基层工作者完全可以在遵循政策基本

原则和思想的前提上，对其符号形式加以创新，通过易读性的增强，以农民朋

友更易于理解和接受的传播形式开展宣传工作。要真正贯彻“以受众为中心”的

现代传播学理论，把受众的接受能力和反馈结果作为我党对农宣传工作关注的

中心，将政策信息内容的专业性、官方语言符号的艰深性，借助自媒体转换成具

有相当可读性乃至一定趣味性，易于广泛接受和理解的其他符号形式。例如，银

川市在 2011 年各级党委的换届选举宣传工作中，采用了宁夏方言漫画的形式

将三格半漫画“王疙瘩投票记”通过官方政务微博这一载体对农宣传。这种通俗

易懂、接地气的传播符号，不仅加强了农民朋友对政策信息的关注，也使他们行

使民主权利的意识进一步增强。这一创新做法引起《人民日报海外版》的关注，

给予了专题报道与高度评价。 5.重视培训培养，努力提高宣传者的“自媒体素养”农村政策宣传更多依靠宣传工作者的具体实施操作，要求他们对宣传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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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各类媒介的特性、适用范围和传播特点有足够了解，能熟练掌握并灵活运用不

同的媒介组合策略。宣传者的素养不够、水平有限，则可能导致宣传中的混乱无

序乃至信息失真。当然，提高宣传工作者的媒介素养，建设一支优秀的宣传队伍

绝非一日之功。首先，应注意采用科学合理的标准，选拔那些热爱本职工作、吃

苦耐劳、甘于奉献及具有较强新媒介应用能力的优秀人才进入宣传队伍。其次，

建立农村宣传工作者培训的体制机制，细化人员培训的各项指标要求，从学历、

工作年限、政治素养、知识水平乃至性格特征等维度综合考虑，确立培训方式和

内容。如通过各级党校开设专业培训班脱产学习，亦或以在线培训、异地挂职交

流等方式进行。最后，要建立考核激励机制。将宣传工作者培训培养实绩纳入单

位及个人日常工作考核中，明确目标责任，确保落到实处。

四、结语除上述对策建议外，针对当前自媒体环境下信息内容良莠不齐、各种“意见

领袖”层出不穷、错误言论泛滥成灾等时弊，必须采取强有力手段坚决打击。此

外，还要在技术层面上加强对新媒体的管控，强化对微博、微信等网络舆论的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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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及时预防各种传播漏洞的出现，防止错误思想的滋生与蔓延。总之，在自媒

体时代背景下，加强和改进党的对农宣传工作是一个涉及面广、错综复杂的系统

工程。在充分运用自媒体方式的基础上，应注意媒介融合与整合传播，加强自媒

体平台下多种媒介的统筹运用，努力建构包括自媒体、宣传者与农民群众在内的

信息反馈机制，使对农信息传播更加高效畅通。

﹡本文曾以“自媒体时代农村宣传工作面临的新问题与对策”为题刊发于《理论学习》2014 年第 8 期，现有删改。

[作者简介] 许振波 1，男，安徽蚌埠人，蚌埠学院文学与教育系传媒教研室副教授，安徽省社会学学会理事；研究方向：文化传播

[联系方式] 安徽省蚌埠市财院路 214 所家属楼 1栋 2单元 201  233042；13339083958，xuzhenbo74@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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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社区枢纽型社会组织是完善基层治理的有效举措——以安徽省为例

吴悦摘 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必须结合我国国情，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完善基层社会治理机制，这是不断提升城乡社区治理水平的要求，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安徽省近年来以社区枢纽型社会组织为切入口，探索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可行性路径。本文通过剖析安徽省社区枢纽型社会组织这一新生事物的内涵和功能，明晰其发展现状与脉络，提出进一步规范其健康发展的政策建议，以期对完善基层社会治理体制机制有所裨益。关键词：基层治理；社区治理；社区社会组织；社区枢纽型社会组织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出台的《关于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的意见》第一次提出要“努力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组织发展之路”这一重大命题，[1]强调要“推动建立多元主体参与的社区治理格局”、“鼓励在街道（乡镇）成立社区社会组织联合会，发挥管理、服务、协调作用。” 这是十八大“五位一体”建设方略对“社会建设”的重要战略布局，是对社会组织整体运行模式的“全面深化改革”。发展社区社会组织，助推我国基层社会治理体制机制创新，不仅成为新时期创新社会组织管理的重要举措，也是完善基层社会治理的战略选择。安徽省自 2012 年以来，按照“能实

行、能复制、能推广”的原则，积极推进社区枢纽型社会组织建设，形成一批具有综合效应的示范点，这是“我省社会组织管理创新的有益尝试和探索”。 [2]本文将对此进行初步研究和探讨。1

一、治理时代与枢纽型社会组织的理论逻辑作为现代政治学科中的一个政治行为范畴，“治理”通常指“在政治系统特定范围内

行驶权威，对政务或公共事务作出有效的安排，以达到维护政治秩序和维护正义价值的目的。” [3] 治理理论是 20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发展起来的理论，它指向传统“统治”、“管理”、“控制”等“一元化”和“单一化”，强调公共治理格局的“多元化”和“协同化”，强调社会组织是政府的“协同行动者”，提倡通过多元化、制度化的渠道引导社会组织参与公共治理。但是有一个前提，即：这里的社会组织必须相对独立于政府，并且同时满足数量、能力、态度和制度等诸方面的要求。[4]

治理概念的提出源于人们在处理社会和政治事务时对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的弥补，实质是寻求政府、社会与市场三者之间的合作与互动。西方的“治理”概念具有一定的“社会中心主义”倾向，这不同于我国在新形势下提出的“治理”理念。我国的“国家治理”理念应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既定方向上，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话语语境中，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坚持和完善的改革意义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科学、民主、依1 [1] 人民日报评论员 《走中国特色社会组织之路》人民网 2016.8.22[2] 贾宝明 《枢纽型社会组织建设问题探讨》安徽社会组织信息网 2013.11.19 http://www.ahnpo.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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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和有效地治国理政。因此，我国的基层社会治理应指基层社会中的各治理主体在中国共产党领导核心基础上，以相对平等的身份，共同参与基层社会公共事务的合作共治，以协调社会行为和规范，解决基层社会矛盾和问题，促进社会和谐的活动与过程。[5]

由于五级政府的国情以及特殊的二元社会结构，在我国，基层社会应特指城市的社区和农村的自然村，对基层社会的治理应指对这些区域社会公共事务的合作共治。基层社会治理虽然没有固定的、一成不变的治理模式，但其重构应始终朝向“善治”这一终极目标。善治要求公众的深度参与，要求不断完善基层社会的决策模式，要求不断推动基层社会管理体制的改革，这三者是相辅相成，不断互动和促进的过程。完善基层社会治理机制应是在善治理念的指引下，以实现基层公众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充分调动基层社会各方力量，把基层社会治理机制与现代社会组织管理体制的改革与创新相结合，各方主体共同参与构建和谐社区的过程。在我国社会组织迎来大发展的今天，强调发挥各类社会组织的作用具有非常特别的意义，这一做法既符合社会自身发展的规律，也符合我国各层、各类社会组织的发展规律。安徽省创新性的提出发展社区枢纽型社会组织就是一个有益的探索和尝试。1

二、一个有益的探索：安徽省社区枢纽型社会组织参与基层治理（一）发展概况

2013 年 5月，安徽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和创新社会组织建设与管理的意见》（皖办发〔2013〕9号），其中特别强调要“探索建立城乡社区枢纽（联合）型社会组织，增强社区自治服务功能”。这份文件是全省范围内全面推进社会组织管理改革创新的第一份综合性、指导性文件，也是党的十八大之后在全国范围内最先出台的关于社会组织管理制度改革的文件。2013 年 11月安徽省民间组织管理局贾宝明局长发表了一篇题为《枢纽型社会组织建设问题》的文章，对枢纽型社会组织的概念、类型、功能、意义、建设标准等作出了全面阐述，对于人们深入认识社区枢纽型社会组织具有指导意义 。2013 年 12月安徽省民管局出台了《关于培育发展社区枢纽（联合）型社会组织的指导意见》（民管字[2013]192号）（以下简称《意见》），指出“‘十二五’期间，社区枢纽（联合）型社会组织发展工作全面推开，培育扶持政策基本建立，各地社区枢纽型社会组织覆盖率达到 50%以上，社会组织建设创新示范区内的社区枢纽型社会组织覆盖率达到70%以上”，同时对社区枢纽型社会组织概念、功能进行了界定，社区枢纽型社会组织“是指同一社区内各类社会组织自愿组成的联合性社会团体，名称通常称为社区社会组织联合会（促进会）。具备法人资格的社区社会组织加入后可作为其单位会员；不具备法人资格的社区社会组织加入后可作为其分支机构。”[6]从定义中可以看出社区枢纽型社会组织具有区域性、服务性、非营利性、中介性、自治性等特点，定位于“联合性社会团体”，功能定位于“孵化培育、资源整合、联系协调、自律管理的综合服务平台”，是协同基层党组织和基层政府进行社区管理服务、政府主导型的综合性基层服务组织。这是安徽省对社区枢纽型社会组织建设工作最为权威的顶层制度设计。截至 2013 年底，安徽省共有社会组织 20444 个，其中基层枢纽型社会组织 355 个，

见图 1。[7]在培育和发展社区枢纽型社会组织工作中，全省涌现出合肥、铜陵、淮北、淮南和芜湖等典型城市，以及合肥市包河区望湖社区社会组织联合会、铜陵市铜官山区阳光社区社会组织联合会、淮北市杜集区南山村社会组织联合会等典型社区，它们在实践中改革创新，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1 [3] 张凤阳等 《政治哲学关键词》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 第311页[4] 徐彬等《分类管理：安徽社会组织发展的机制和体制改革研究》[5] 对这一概念的界定受到史云贵、屠火明《基层社会合作治理——完善中国特色公民治理的可行性路径探析》社会科学研究

（2010.3）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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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安徽各主要城市社区枢纽型社会组织情况（单位：个）（二）参与基层治理的协同路径安徽社区枢纽型社会组织“社会协同”功能的发挥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协同基

层党组织和基层政府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模式，构筑社区治理“共同体”。如：合肥市包河区望湖社区形成“1223”社区治理模式，“1”是一个核心，即以社区党组织为核心，“2”是两个服务支撑，即以社区居委会和社区社会组织联合会为服务支撑，“2”是两个管理引擎，即以社区信息化和网格化为社区管理引擎，“3”是构建三个平台，即社区服务平台、沟通交流平台和文化塑造平台，初步形成了以社区党组织为核心、社区居委会为主体、社区社会组织联合会为协同力量的“三驾马车”。其中，望湖社区社会组织联合会承接原先由政府行使的职能，对全社区专业服务类、社区协会类和自治公益类社区社会组织实行统筹管理和服务，较好的发挥了枢纽型社会组织协同管理的平台作用。二是借社区综合管理体制改革之契机，充分整合辖区资源，承担社区社会组织的孵化和培育工作。如：铜陵市在“铜陵模式” [8]改革过程中整合资源，成立社区社会组织孵化中心和社会组织联合会；芜湖市成立全省首个社区社会组织孵化基地——镜湖新城社区组织联合会，借鉴“政府资金支持、民间力量兴办、专业团队管理、政府公众监督”的专业运营模式和现代项目运作方式，通过孵化各类社区社会组织，促进社区管理体制创新，提高社区自治水平。三是依托安徽农业大省省情，构建社(村)社区社会组织枢纽网络格局。如：淮北市结合美好乡村建设活动，在全市 37 个村 132 个社区开展了枢纽型社会组织建设试点工作，初步形成市、区（县）、街（镇）、社（村）四级上下联动、横向互助、功能衔接、合作共享、协调高效的社会组织枢纽网络格局。

（三）待完善之处1、善治理念尚待进一步深入人心。 对于基层社会治理，《意见》中作了如下描述，要

“努力形成社区党组织为核心、社区居民自治组织为主体、社区社会组织为补充的社区管理服务格局”。 “管”与“治”虽一字之差，却体现了观念的落后。“管”强调对立，“治”强调合作，社区枢纽型社会组织本应是与基层社会治理诸主体合作共治之平等一员，而现实中却有政社混淆的倾向——其产生动机似乎简单定位于弥补我省社区社会组织“四无”的“管理”状态和法律控制上的“盲区”。替代政府行使“管理”职能的痕迹非常明显，让人产生“换汤不换药、新瓶装旧酒”之感。枢纽型社会组织从本质上来说是一个提倡“自律管理”的“联合性社会团体”，应是一个以会员制为基础，以章程为核心的现代法人组织，作为一个联盟性组织，有其自身运作规律。现实运作中虽然体现了一定的“协同”功能，但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所追求的善治目标仍需进一步探索。

2、与基层其他治理主体间关系需进一步厘清。在完善基层社会治理机制的改革过程中，安徽各地各具特色的社区治理模式多注重强调社区枢纽型社会组织的功能和作用，如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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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联系协调等，与基层居（村）民自治组织之间交叉的职责功能有意无意间被淡化，与基层政府之间仍存在实质上的“被动的契约关系”。 [9] 如合肥市望湖社区“三驾马车”式治理模式中，作为两个服务支撑之一的望湖社区社会组织联合会与社居委之间存在一定程度 “两块牌子，一套人马”的倾向，“政府资助” （如公共财政或福彩公益金）仍是其会费来源的主要途径，人、财两方面均受制于基层政府，这种自上而下的运作机制使其与基层政府间存在“形式的分离“与“实质的依赖”关系[10]，虽说发挥“协同”治理的作用，但现实中仍表现为难以以“平等”的身份与其他主体实现合作共治。

3、如何具体规范其自身发展仍缺少具体可行性措施。“孵化培育”功能的前提是“自律管理”。要按照“建立健全以章程为核心的独立自主、权责明确、运转协调、有效制衡的法人治理结构” 的要求建立规范的组织制度及体现其专业性特征的社会工作专业人才保障机制。对此，《意见》中只是对“十二五”期间我省社区枢纽型社会组织要达到的覆盖面以及在形式和内涵上要达到的什么程度勾勒了一个轮廓，对于究竟如何实现自律管理尚缺少具体可行性措施。其次，对于“孵化培育” 社区社会组织这一功能，不应仅局限于提供活动场所和经费支持，而应学习我国其他城市如上海等地公益组织孵化器成熟的孵化和运营模式，整合社会各方资源，建立相应配套鼓励措施，实现其孵化功能。1

三、基于安徽经验走向善治的社区枢纽型社会组织协同治理的路径（一）牢固树立善治理念，明确基层社会的善治是社会和谐的基础

“本根不摇则枝叶茂荣”，基层社会的稳定与和谐是整个社会大厦稳定与和谐的基石。治理理论强调基于公共利益最大化、市场原则和相互认同基础上的互助合作、对话沟通和协商交流，既承认政府管理又更加注重自主与自治的管理模式。我国善治理论的核心内涵是基于党的领导核心基础上、政府负责，各方以相对平等身份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合作共治。安徽省提出培育发展社区枢纽型社会组织正是基于上述理念的一种探索与尝试。我们应始终树立治理与善治的观念，不断摒弃“管” 的思维，牢固树立“治” 的理念，加强对新事物内涵的认识与挖掘，更好的发挥其参与共治的功能。（二）加强对枢纽型社会组织内涵的认识，不断完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 具体来说，一是加强对枢纽型社会组织内涵和发展趋势的理解。枢纽型社会组织是我国

近年来基于社会管理创新的一种模式和概念。从当前各地枢纽型社会组织的发展来看，已出现一定程度政社混淆、资源垄断、危及公平等不良倾向。对于以枢纽型组织为代表的联盟化探索是否合乎客观规律、是否有利于社会组织的健康发展，以及要不要发展联盟性社会组织，进而探索我国枢纽型社会组织的正确走向等问题，国家行政学院马庆钰教授在他的《纠正枢纽型社会组织的发展偏向》中做了颇具学术性和前瞻性的探讨。二是深化对枢纽型社会组织生成逻辑的认知。从非政府组织的生发规律来看，具有政府主导和社会自发两种生成路径，然其本质上姓“社”不姓“政”，即它可以是并且最终应当是一种遵循市场基础的社会自愿行为，未来“社会自发”应是顺乎其规律的必然趋势。三是进一步明确现阶段社区枢纽型社会组织的运作机制。现阶段安徽省社区枢纽型社会组织以政府主导型为主，但应全力避免其在实际运作中与政府职责界定不清、“政社不分”等弊病。也就是说，要1[6] 省民管局《关于培育发展社区枢纽（联合）型社会组织的指导意见》（民管字[2013]192 号）[7] 此数据来源于安徽省社会组织联合会的统计[8] 指 2010 年将铜陵市原 10 个街道办事处和 61 个社区工作站整合为 23 个社区居委会，变“市—区—街道—社区”四级

管理为“市—区—社区”三级服务的社区管理体制改革[9] 吴群刚、孙志祥.中国式社区治理——基层社会服务管理创新的探索与实践[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11. [10] 夏建中.《社区社会组织发展模式研究——中国与全球经验分析》[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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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社管社”，公共性和社会性终是其本质属性。我们期待未来的中国基层社会治理出现这样的格局：基层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基层政府的管理和监督作用，体现社区各方利益主体合作共治的大社区会议的决策作用，整合社居委、业委会、物委会等主体治理功能、体现居民自治的大社区管理委员会的自治作用以及以社区社会组织为主要服务对象的社区枢纽型社会组织的服务和协调作用。[11]

（三）规范社区枢纽型社会组织发展环境，夯实实现其既定功能的前提基础 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教授曾撰文强调加强社会自治立法的重要性。他指出，从国家

治理的角度看，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民的社会自治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善治是社会治理的最佳状态，善治意味着即使政府不在场，或政府治理失效，社会政治生活也依旧井然有序，这就需要社会自治领域立法完备。[12]对此，《关于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的意见》也指出要“加快调研论证，适时启动社会组织法的研究起草工作”、“让社会组织成为真正的法人团体”。同时，政府应进一步加大职能转移力度，不断完善政府购买社会服务机制，通过政府购买、授权委托、合同管理等方式，授予社会组织更多参与社会事务的自主权。从内部来看，社区枢纽型社会组织也应不断完善法人治理结构，规范自身发展，全面提升自身服务能力，夯实承接社会服务的能力基础。（四）进一步增强居民对社区共同体的认同感、归属感和信任感，努力营造民众公共参与的氛围。 安徽社区枢纽型社会组织的发展对于社区建设和促进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的作用明显，社区社会组织正在逐步摆脱“四无”状态。而与此形成反差的是社区民众参与社区事务的热情似乎并没有明显的提升，这与我国长期以来形成的单位制和街居制的管理体制有一定关系，人们总是习惯于被动的被管理，缺少主动的参与意识。同时，社区共同利益的缺失，也是长期以来社区民众缺乏公共参与精神的重要原因。因此，应加强社区民众自我治理理念的教育和渗透，提升其对社区公共事务的认同感、归属感和信任感。“发展社区不是要单纯的加强地方政府的力量，更重要的是发展和利用各种社会性力量”， [13]政府致力于创新基层社会治理体制创新，提出一系列崭新的概念和做法，从社区建设到社区治理，从提高民众的民主意识，到逐渐实现“草根民主”，可能这才是政府不断进行基层社会治理体制机制创新的最终目标。1

四、结 论安徽省以基层社会治理面临的现实问题为导向，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出发点，基于安徽社

会发展的现实土壤，提出培育和发展社区枢纽（联合）型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是完善基层社会治理体制机制创新的一项重要举措，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一个概念、一种做法、一项政策、一种模式，都应尽可能考虑其延续性和稳定性，应具有实践推广价值和理论承继价值。我们应不断加强对理论的思考和对实践的总结，在充分尊重社会建设和社会组织发展规律的基础上，适时纠正社区枢纽型社会组织发展过程中的不足，使这一具有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的新事物日臻完善成熟。作者：合肥学院 吴悦

1[11] 该治理模式受到《中美城市社区自治比较研究——以上海、纽约为例》、《社区创新社会管理的经验与挑战：以深圳桃源居为例》等文章的启发[12] 俞可平《加强社会管理，推进社会自治》安徽社会组织信息网 http://www.ahnpo.gov.cn

[13] 吴群刚、孙志祥.中国式社区治理——基层社会服务管理创新的探索与实践[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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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13075548879

电子邮箱：wuyue401@hfu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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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社会组织参与基层民主治理路径创新王友叶

摘要：在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背景下，创新农村社会组织参与基层民主治理的路径，对促进农村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参与式民主视角，探讨农村社会组织形成的三条路径：行政化路径、转型化路径、自主化路径，分析制约其发展的“四大不足”：公益性不足、自主性不足、新元素不足、参与度不足。从政府、农村社会组织、村民三个方面创新农村社会组织参与基层民主治理的路径，建构“多主体”治理模式促进村民自治，以求实现农村社会善治的目标。关键词：农村社会组织；基层民主；“多主体”治理

Innovating Paths of Rural Social Organization in the

Grassroots Democratic Governance

WANG You-ye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socialist countryside, innovate the

paths of rural social organization in grassroots democracy management, to promote rural social

developmen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grass-roots democracy.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rural social organization formed by three path: the path of bureaucratization, the path

of transformation, and autonomous path, analysis the ‘four defects’ which restricting development

of the rural social organization: deficiency of public welfare, the lack of autonomy, insufficient

modernity and the lack of participation, In terms of the government, the rural social organization,

and villagers, cultivating the participation ability of rural social organization in grassroots

democracy management, construct the multi-agent governance mode to promote the villagers'

autonomy,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goal of good governance of the rural society.

Keywords: Rural Social Organization；the Grass-roots Democratic；Multi-agent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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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中国，广大的农村百姓往往处于被政治边缘化的状态，进入二十世纪中叶以来，民主观念逐渐深入人心，政治日益植根于民众的生产生活之中，与人们的利益密切相关。特别是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在基层的发展，国家权力不断从农村收缩，农村基层民主治理的条件得以加强，越来越多的农民希望参与到政治过程中，参与政治的渠道越来越多样，参与过程的制度化越来越深入，这个已成为当代中国基层民主发展的基本逻辑。考察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历史，可以说，它就是基层组织和民众政治“参与”不断扩大的过程。[1] 在参与式民主的政治背景下，广大的农民是否具备足够的知识能够真正参与处理村务？农村基层民主的实质在于村民自治，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浪潮中，村民是否有能力实现自治？中国的改革之路始于农村，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打破了集体化背景下的农民团体使之成为“自成一家”的农民个体，个体化的农民是否有足够的力量表达自身的政治诉求？如何看待当下一些农村社会发生的农民上访等群体性事件？从农村社会组织如何表达农民诉求、维护农民利益及创新其参与基层民主治理路径这一视角进行探究，可以很好地观察当代中国在实行村民自治基础上的基层民主发展道路选择的独特之处及其前景。

一 、 路 径 选 择 ： 参 与 式 民 主 视 角 下 的 农 村 社

会 组 织农村社会组织是农村的重要次级社会群体，主要是指由农村居民有计划组合起来的，

执行一定的社会功能，追求特定社会目标的次级社会群体。[2] 明显地，农民作为农村社会组织的主要构成对象，参与组织的社会活动，通过农村社会组织表达农民的利益诉求。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认为，社会组织的产生归根结底是由于社会生产方式的根本变革，也是国家与社会职能分立的必然结果。[3]168 历史地考察，中国农村社会组织随着农垦的发展和农村的形成而出现，并伴随人类生产方式的不断变革而得以发展，其发展的实践体现了这两个方面的要求，农村社会组织基层民主治理机制因而呼之欲出。在中国，农村社会组织的形成主要存在三条路径：

（一）国家权力导向，政府集权干预的行政化路径学界普遍认为中国属于典型的“强国家——弱社会”形态，国家的行政权力推动社会

向前发展，能够发挥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推行政社合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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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公社化运动，利用行政手段介入农民的生产生活，将广大分散的农民集中在公社集体之下，使农村社会改变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状态。在当时，人民公社作为农村社会发展的主要形态，强调集体主义，弱化农民的人格发展，其高度集权化的管理方式阻碍农村生产力的发展，个体的努力湮没在团体之下，便导致团体性的懈怠，甚至于出现内卷化1 。以国家行政权力为导向所形成的农村社会组织往往缺乏活力，不能够激发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二）生产方式变革，政府职能转变的转型化路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农村普遍推行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克服了高度集权

化管理的弊端。计划经济下的公社管理职能逐渐瓦解，政府职能从农村退出，给予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自由发展的空间，政府由单一的行政主导转变为以市场化引导为主以助力农民的生产和经营活动，扩展了农村社会组织的自主生存空间，为孕育现代农村社会组织的形成提供条件。同时，应当承认的是，家庭联产承包制的推行，使农民摆脱了集体的束缚，也让他们成为分散的个体，诚如曹锦清教授所强调的，农民的基本特点是他们无力在各自利益的基础上，通过平等协商的途径形成共同的利益，缺乏共同利益的意识，这就决定了农民只能依赖别人来认识并代表他们的共同利益。[4] 然而关键的问题在于这样的“别人”能否在村民社会内部自发地、大量地产生出来？毫无疑问这个答案是否定性的。因此，以农村社会组织为代表，通过组织化的途径有效实现社会个体利益表达是个体在面对多元化社会结构形势的一种理性选择。[5]

（三）顺应经济发展，满足农民利益的自主化路径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改革开放的全面深化，农民作为市场经济的主体，其主体意识、权力意识、民主意识等明显加强，同时不可否认的是农民处于市场经济的弱势地位，参与基层民主治理的力量薄弱，尚无法作为独立的主体来实现以村民自治为载体的基层民主治理；而作为表达农民诉求和维护农民利益的组织形态，农村社会组织既能够扮演过渡性的角色——使“原子化”的农民联结起来，带领村民走上自治道路——同时亦可作为参与基层民主治理的主体角色之一。“原子化”的农民个体只有团结一致，通过平等协商形成社会组织将各自的利益转化为共同的利益，才能够参与划分市场经济的“蛋糕”，由农民为主自发组成的农村合作社便是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2013年3 月8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指出，农村合作社是新时期

1 来源于美国人类学家吉尔茨(Chifford Geertz)《农业内卷化》(Agricultural Involution)。"内卷化"是指一种社会或文化模式在某一发展阶段达到一种确定的形式后，便停滞不前或无法转化为另一种高级模式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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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现代农业发展、适应市场经济和规模经济的一种组织形式。[6] 以农村社会组织的形式参与基层民主治理的农民对上与政府进行协商联动，对下团结村民，形成政府—农村社会组织—村民“多主体”的基层民主治理模式，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中国农村的现代化发展提供有利条件。

萨缪尔· 亨廷顿曾指出：“组织是通往政治权力之路，也是政治稳定的基础，因而也是政治自由的前提。”[7] 组织在民主政治建设中扮演着重要的作用，一个社会组织化程度高低是衡量一个国家现代化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做出了健全农村民主管理制度的重要决策：培育农村服务性、公益性、互助性社会组织，完善社会自治功能。1 从本质上来说，中国农村社会组织的出现是国家向社会逐渐分权的结果。改革开放之初，我国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政府向社会放权，为基层民主治理创造条件。因此，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农村社会组织的发展状况值得深入了解。

二 、 主 体 结 构 失 衡 ： 农 村 社 会 组 织 发 展 的 局

限 性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村社会组织在参与基层民主治理过程中所具有的重

要意义更加突出：首先，协调农民与政府的关系。农村社会组织的最大优势在于贴近农民，是沟通政府与农民的一座重要桥梁，为双方信息交流和沟通提供平台，保证上下游之间的联通，有助于政府管理与村民自治的良性互动。一方面，组织能够将村民对政府的利益诉求、意见、建议转达给政府相关部门；另一方面，组织也能够把政府制定的政策传达给村民，排除村政府的政治色彩，切实代表村民的利益，从而推动了政府和村民的合作，有助于社会沟通协作。[8] 其次，推进基层民主治理的重要主体力量。当前，在村民自治这条基层民主道路上，三大主体出现步调不一致现象，农民处于落后状态，必须依靠代表他们利益的农村社会组织，来引导他们学会自我代表和自我管理，带领农民走向村民自治的基层民主之路，这是农村社会组织的基本发展目标。同时，作为政府—农村社会组织—村民“多主体”治理模式中的关键一环，农村社会组织能够以独立的姿态参与基层民主治理中，逐渐形成互补、互助、合作、制约的“多主体”治理关系。

1 2008 年 10月 1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

558

现阶段，由于村民自治意识及自治能力不强等原因，在“多主体”治理格局中，治理结构出现不平衡，农村社会组织处于低位模糊、处境尴尬的局面，造成我国农村社会组织在其发展过程中存在诸多限制因素。主要表现有：

（一）利益追求失当，组织的公益性不足公益性是相对于营利性而言的，主要是指服务农民，保障农民福祉和利益的特性。公

益性不足表现在数量与规模不足以产生社会公益效果以及农村社会组织公益属性的缺失。据中共中央党校中国市场经济研究会副秘书长苟君厉估计，我国社会组织不少于300 万个，合法注册的各类农村合作组织达到15万个[Error: Reference source not found ]166 ，相对于广大农村而言数量上仍远远不能满足农村的需求。数量上的限制，制约了农村社会组织公益性的表现，收效甚微。另一方面，由农村社会组织形成路径观之，农村社会组织不论以何种路径出现，都是基于农民发展的共同需求和利益追求而产生的，公共属性一旦缺失，其所能发挥的农村再造功能便大打折扣，社会公益效果受到严重影响，农村社会组织便失去其存在的价值。

（二）行政手段干预，组织的自主性不足自主性不足主要体现在构成主体的阶级局限性与农村社会组织的行政化。农村社会组

织主要以农民为参与对象，由于农民阶级小农意识的局限性，往往受眼前利益的诱惑而不顾长远利益发展，尤其是在价值观念、行为规范、社会认同等方面无法与社会组织的发展相锲合。因此，农村社会组织寻求发展的途径不可避免地需要借助政府的力量，行政力量的介入使得农村社会组织偏离原有价值取向，转向以政府意识为导向。在国家主导下的行政权力对农村社会的全面干预和控制，严重脱离农村发展的实际情况，使得在培育农村社会组织过程中缺乏一个良性自由的发展空间。

（三）传统意识浓厚，组织的新元素不足新元素是相对于传统元素而言，是指新事物所具有的现代属性。新元素不足主要源于

其发源地——农村具有十分浓重的传统元素。费孝通先生曾说，中国的乡村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在这样相对封闭的区域环境中，以礼俗社会为基础建立的人际关系是一种不同于现代社会交往的形式，在这片“传统”的土地上孕育而生的社会组织必然会受到传统文化和社会结构特征的影响。植根于传统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之下，农村社会组织中容易形成以血缘、亲缘、地缘为纽带构建起来的非正式社会关系，在其组织化的生产活动中发挥深刻作用，而这种非正式关系的存在严重制约了农村社会组织的发育。

（四）合作意识薄弱，村民的参与度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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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度不足主要源于村民合作意识薄弱。随着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中国广大农民普遍过上了“手里有粮，心中不慌”的生活，农村社会组织的涌现也正是得益于经济基础的巩固。同时将农民分化为独立的个体，使他们缺乏共同意识，无论对于农村的集体事务，还是农村的长远发展都缺乏积极参与的热情，合作意识的缺乏，也使他们无法将个体自身的利益通过平等协商形成共同的利益。在农村社会组织的组织化活动过程中往往表现出群众参与意愿不强烈、参与行为失理性、参与效能欠理想的状况。由于求稳、怕变的心理，形成农民极大的保守性特点，对于新生事物存在天然的排斥，从源头上限制了农村社会组织的成长。

从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看，对于健康的基层民主治理而言，农村社会组织参与基层民主治理作为新的发展方向，虽然有不尽人意之处，但当前，农村社会组织对于我国发展基层民主、保障人民享有更多切实的民主权利具有重要的作用。农村社会组织存在的“四大不足”之处，各中因由往往相互交织缠绕，必须采用整体论的观点加以分析，破解制约农村社会组织发展的因素，从政府到农村社会组织直至村民都责无旁贷，努力构建以政府引导、社会组织协调、村民参与为基础的基层民主治理模式。

三 、 多 主 体 治 理 ： 创 新 农 村 社 会 组 织 参 与 基

层 民 主 治 理 的 路 径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人们的行为方式、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都

发生深刻变化，传统意义上的政府管理已不能适应这一变化，创新治理模式已刻不容缓。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要创新和完善乡村治理机制，探索村民自治有效实现形式。构建以政府、农村社会组织、村民作为基层民主治理主体的新型治理模式或有助于农村的现代化建设。

所谓“多主体”治理是以政府引导、农村社会组织协调、村民参与为主要形式的基层民主治理模式。该模式突出了人民的主体地位，淡化政府权力意识，使农村社会权力结构发生变化，培育新的社会主体，促进农村社会协商合作，推动农村社会的治理现代化。农村社会公共事务的处理建立在各主体之间协商互动的基础之上，对于基层民主治理而言，农村社会组织所扮演的协调性角色，既是手段也是目的，是村民走向自治道路的关键。创新农村社会组织参与基层民主治理的路径，发挥其在政府与村民之间的桥梁作用，保障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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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当家做主的权利，建成“多主体”基层民主治理模式。其途径有三：（一）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维护农村社会组织的自主意识

如上文所述，农村社会组织在其发展过程中存在自主性不足的问题，正是因为政府行政力量的过多介入。但由于中国特殊的国情与我国农村社会的实际情况决定了农村社会组织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引导。在农村社会组织发展过程中，政府部门的作用应主要体现在引导、扶持、规范、监督、维护、整合。[9] 若缺乏科学的指导，任由农村社会组织自然生长，则可能导致其流产。因此，政府部门必须对有益于村民的社会组织加大扶持力度，在制度设计方面，降低准入门槛，让每个组织建设之初少遇障碍。在经费投入、人员培训等方面给予支持，为农村社会组织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生存环境。在技术水平等方面，帮助设立农民大学，聘请相关领域专家进行讲学，提供农村社会组织的专业水准。当组织得到初步发展之后，政府部门必须适时予以放权，转变政府角色——由“台前”走向“幕后”，保障农村社会组织自主管理、自主决策的空间，同时加大监管力度，确保其依法进行社会活动。

（二）立足农民的根本利益，培育农村社会组织的现代元素 针对农村社会组织公益性不足、新元素不足等问题，必须确保其立足于农民的根本利益，积极培育具有现代元素的农村社会组织。一方面，农民自身利益的保障关键取决于农村社会组织的主导者，因此，除了保证农民在组织中的主导角色以外，更需要加强“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在关系农民切身利益方面做到“问政于民”；另一方面，现代农村已不是传统封闭式的农村，虽然村民的传统意识深重、价值观念落后、生活方式朴实，但受到城市现代元素的影响，农村社会结构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新世纪以来，随着人口流动的加剧，传统血缘、地缘关系逐渐被打破，现代元素慢慢植入农村社会之中，对于农村社会组织现代元素的培育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同时，通过引入现代化的管理模式，农村社会组织的发展将更具有时代意义。

（三）激发农民的参与热情，保障农村社会组织的治理基础 农民参与农村社会组织活动的热情不高，根本原因在于无法保障农民的利益。当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农民可自由支配财产和劳动，但对于农村公共基础服务往往无人问津；改革开放之后，基层党群干群关系出现松动甚至断裂，农民的合理诉求无法得到满足，增加了农民的失落感。因此，在保障农民的利益与激发农民的参与热情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必须通过拓展参与路径来激发农民的参与热情。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指出，要调动中国农民的积极性，“必须在经济上充分关心他们的物质利益，在政治上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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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保障他们的民主权利。”[10]政府相关部门要积极创新开拓路径，转变执政观念，以意见建议分析问题所在，切实解决好农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让农民感受到实在的变化；发挥农村社会组织的代表性作用，让农民掌握话语权，统筹农民间的利益，实现农民利益最大化，进一步激发农民的参与热情，保障农村社会组织的治理基础。

四 、 结 语邓小平曾说过，中国的封建专制历史太长，民主政治的历史又太短。从新中国成立至

改革开放再经新纪元，我国基层民主建设之路虽走得艰难，却进展有序。在推进以村民自治为载体的基层民主治理的过程中，我们不能过分要求村民自治，必须考虑到村民能不能自治以及村民如何实现自治的现实问题。当前社会发展阶段，由于受到历史原因和农村社会现实状况的限制，村民自治还存在许多问题，必须通过代表村民话语权的农村社会组织来间接实现自治。作为农村社会自我组织、自我代表、自我发展的自治形式，农村社会组织展现出国家权力向社会权利回归的发展走向，政府权力的下放孕育了农村社会组织的产生。由计划经济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生产方式促使农村社会组织的形成路径发生转变，只有顺应市场经济的发展而走出的自主化路径方能实现以村民自治为基础的基层民主治理。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背景下，传统的治理模式已不能适应农村社会的发展，针对农村社会组织存在的公益性不足、自主性不足、新元素不足、村民参与度不足等问题，构建以政府—农村社会组织—村民为基础的“多主体”基层民主治理模式，从政府引导、农村社会组织协调、农民参与等三个角度创新农村社会组织参与基层民主治理的路径，通过治理主体之间的互动，切实解决农村社会问题，达到善治的目标。

参 考 文 献[1] 赵树凯. 农民与改革[M]. 北京: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14,03:92.

[2] 肖桂云,张蓉. 农村社会学[M]. 北京:中国审计出版社,2001:103.

[3] 吴新叶. 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村社会调查管理研究[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08).

[4] 曹锦清. 黄河边的中国（上）[M].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161.

[5] 蔡斯敏. 乡村治理变迁下的农村社会组织[J].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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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2

[6]《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农业农村有关重大问题研究》编写组编.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农业农村有关重大问题研究[M].中国农业出版社,2013.06：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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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张京. 社会组织——基层民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J]. 天津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09,01:2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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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G]//新时期农业和农村工作重要文献选编.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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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 村 基 层 社 会 治 理 中 社 会 组 织 的 重 构李 勤 [1 ]

（ 安 徽 大 学 社 会 与 政 治 学 院 ， 安 徽 合 肥 ，

230601 ）摘 要 ： 自 建 国 以 来 中 国 农 村 社 会 进 行 了 四 次

生 产 关 系 的 调 整 ， 农 村 经 济 体 制 的 变 革 使 得

农 村 社 会 的 组 织 状 态 也 随 之 改 变 。 传 统 农 村

社 会 以 血 缘 关 系 和 地 缘 关 系 为 纽 带 的 宗 族 组

织 逐 渐 土 崩 瓦 解 ， 以 国 家 干 预 为 主 导 “ 自 上

而 下 型 ” 的 组 织 状 态 也 逐 渐 发 生 演 变 直 至 最

后 的 力 不 从 心 ， 尤 其 是 税 费 改 革 后 ， 越 来 越

多 的 农 村 社 会 成 员 游 离 于 组 织 之 外 。 为 了 避

免 农 村 社 会 的 “ 原 子 化 ” 困 局 、 农 村 基 层 社

会 在 治 理 公 共 事 务 时 的 动 员 力 不 足 等 问 题 ，

1[?] 李勤，女（1991- ），汉族，安徽亳州人，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社会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农村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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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 村 社 会 组 织 的 重 构 已 经 成 为 必 然 。 社 会 组

织 的 重 构 是 将 农 村 个 体 重 新 纳 入 到 组 织 中 来 ，

从 而 在 农 村 基 层 社 会 治 理 中 实 现 政 府 与 基 础

社 会 的 良 好 互 动 。

关 键 字 ： 生 产 关 系 调 整 ； 原 子 化 ； 基 层 社 会

治 理 ； 社 会 组 织 ； 重 构

The reconstruction of social organizations in the rural

grassroots of social governance

LI Qin

(School of society and Politics,An hui University,Hefei 230601,China)

 Abstract:Since the founding of China,the Chinese rural society has

experienced four times adjustment in the production relations.The reform of

rural economic system makes the rural social status has changed.Traditional

rural society based on kinship and geographical relation ties of clan

organization gradually collapsed.Dominated by state intervention "top-down"

type of organization also gradually evolve until the last.Especially after the

reform of taxes and fees,a growing number of rural social members are free

from the organization.In order to avoid the "atoms" of rural society and the

mobilization of the rural society in the management of public affairs at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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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ss-roots level problems such as insufficient.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rural

social organization has become inevitable.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is making the rural individual back into the organization,to

achieve the well interaction of government and basic society in social

governance of rural grassroots.

Keyword:Production relations adjustment; Atomization ;Social governance of

grassroots;Social organization;Reconstruction

随 着 市 场 经 济 的 兴 起 与 发 展 ， 中 国 的 社 会组 织 呈 现 出 诸 多 不 同 的 路 径 和 机 制 ， 这 些 社会 组 织 包 括 ： 基 于 地 缘 关 系 而 形 成 的 社 区 组织 ； 基 于 业 缘 而 形 成 的 职 业 团 体 ； 基 于 血 缘关 系 而 形 成 的 宗 族 组 织 [1 ] （ 崔 月 琴 ， 张 冠 ，2014： 146 ） 。 根 据 其 发 育 路 径 也 可 将 其 分 为 ：“ 自 上 而 下 型 ” 组 织 、 “ 自 下 而 上 型 ” 组 织和 “ 外 部 输 入 型 ” 组 织 [2 ] （ 崔 月 琴 ， 沙 艳 ，2015： 126 ） 。 “ 自 上 而 下 型 ” 组 织 依 附 政 治权 力 主 要 是 各 种 形 式 的 基 金 会 ， 以 行 业 类 别组 建 的 商 会 、 协 会 等 ； “ 自 下 而 上 型 ” 组 织指 那 些 由 非 凡 魅 力 和 能 力 的 领 袖 发 起 和 成 立的 草 根 组 织 ； “ 外 部 输 入 型 ” 组 织 是 对 境 外

1[?] 崔月琴，张冠.再组织化过程中的地缘关系——以地缘性商会的复兴和发展为视角[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4（4）：146.2[?] 崔月琴，沙艳.社会组织的发育路径及其治理结构转型[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10）：126.

566

NGO 资 源 依 赖 型 的 简 称 ， 指 资 源 结 构 中 境 外NGO 支 持 占 主 体 ， 资 源 路 径 指 向 境 外 而 非 本 土[1 ] （ 崔 月 琴 ， 沙 艳 ， 2015： 127—129 ） 。 中 国 传 统 农 村 社 会 是 以 地 缘 关 系 和 血 缘 关系 为 纽 带 组 织 起 来 的 乡 土 社 会 ， 有 其 独 特 的乡 土 文 化 与 公 共 秩 序 。 但 是 自 建 国 以 来 中 国农 村 社 会 发 生 了 几 次 重 大 变 革 即 农 村 生 产 关系 的 四 次 调 整 与 税 费 改 革 ： 土 地 改 革 、 互 助合 作 运 动 中 的 土 地 制 度 变 革 、 公 社 体 制 下 的集 体 所 有 统 一 经 营 的 制 度 安 排 、 “ 集 体 土 地 、家 庭 承 包 经 营 ” 改 革 和 国 家 自 2002年 开 始 的 税费 改 革 。 这 一 系 列 经 济 体 制 的 变 化 使 得 农 村社 会 的 组 织 状 态 也 随 之 改 变 ， 传 统 农 村 社 会以 血 缘 和 地 缘 为 纽 带 的 组 织 形 态 逐 渐 瓦 解 ，以 国 家 干 预 为 主 导 的 组 织 状 态 也 逐 渐 发 生 演变 直 至 最 后 的 力 不 从 心 ， 比 如 农 业 生 产 合 作社 、 人 民 公 社 及 以 及 后 来 的 村 民 小 组 ， 越 来越 多 的 农 村 社 会 成 员 游 离 于 组 织 之 外 。 农 村社 会 正 处 于 原 有 内 生 秩 序 已 经 基 本 瓦 解 而 新的 公 共 秩 序 还 没 有 建 立 的 尴 尬 状 态 ， 原 子 化

1[?] 崔月琴，沙艳.社会组织的发育路径及其治理结构转型[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10）：127-129.

567

的 农 民 在 处 理 公 共 事 务 时 出 现 了 明 显 的 动 员力 不 足 现 象 ， 且 农 村 社 会 的 公 共 基 础 设 施 建设 也 根 本 无 处 下 手 。 为 了 避 免 农 村 社 会 的“ 原 子 化 ” 困 局 、 农 村 基 层 社 会 治 理 的 动 员力 不 足 及 农 村 社 会 基 础 公 共 设 施 建 设 等 问 题 ，中 国 农 村 社 会 亟 需 更 有 效 的 整 合 与 管 理 ， 农村 社 会 的 再 组 织 化 已 经 成 为 必 然 趋 势 。 如 何 解 决 农 村 基 层 社 会 治 理 动 员 力 不 足 的

问 题 ？ 以 及 如 何 避 免 农 村 社 会 的 “ 原 子 化 ”

困 局 ？ 本 文 将 围 绕 以 上 两 个 问 题 ， 论 述 传 统

农 村 社 会 是 以 何 为 纽 带 将 “ 原 子 化 ” 的 农 村

个 体 组 织 整 合 起 来 ， 并 且 阐 述 中 国 传 统 农 村

社 会 及 建 国 初 期 农 村 社 会 的 基 层 治 理 中 社 会

组 织 发 挥 的 作 用 ， 希 望 能 为 现 代 农 村 基 层 社

会 治 理 中 社 会 组 织 的 重 构 提 供 些 许 思 路 。一 、 地 缘 关 系 、 血 缘 关 系 ： 传 统 农 村 社 会 组

织 化 的 重 要 角 色

568

从 历 史 上 来 看 ， 地 缘 关 系 与 血 缘 关 系 在 中

国 近 代 社 会 就 已 经 成 为 农 村 基 层 社 会 组 织 形

成 的 关 键 要 素 。 然 而 建 国 以 后 传 统 农 村 社 会

的 宗 族 组 织 却 被 国 家 视 为 封 建 组 织 予 以 清 除

和 取 缔 。 直 到 改 革 开 放 国 家 不 断 地 释 放 出 新

的 社 会 空 间 ， 但 是 农 村 社 会 的 整 合 状 况 已 经

完 全 无 法 与 传 统 时 期 相 比 。费 孝 通 先 生 将 中 国 农 村 基 层 社 会 概 称 为

“ 乡 土 社 会 ” ， 认 为 中 国 社 会 是 乡 土 性 的 ，

其 特 点 是 “ 富 于 地 方 性 ” ， 即 “ 他 们 活 动 的

范 围 有 地 域 限 制 ， 在 区 域 间 接 触 少 ， 生 活 隔

离 ， 各 自 保 持 着 孤 立 的 社 会 圈 子 ” [1 ] （ 费 孝

通 ， 1998:6-9 ）。 费 老 所 说 的 中 国 乡 土 基 层 社 会

在 区 域 间 接 触 少 ， 是 指 村 与 村 之 间 的 来 往 较

1[?] 费孝通著.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6-9.

569

少 ， 村 内 居 民 之 间 的 交 往 互 动 却 是 比 较 亲 密

的 ， 也 就 是 说 中 国 乡 土 社 会 的 单 位 是 村 落 。

而 传 统 农 村 社 会 通 常 是 一 姓 一 村 ， 它 以 地 缘

关 系 及 血 缘 关 系 组 织 起 来 ， 形 成 一 个 紧 密 而

有 序 的 宗 族 社 会 组 织 。 这 种 宗 族 组 织 具 有 自

己 的 一 套 规 范 体 系 和 公 共 秩 序 ， 但 乡 村 基 层

社 会 治 理 并 非 是 一 个 完 全 独 立 的 运 作 系 统 。

“ 一 方 面 ， 它 依 靠 地 方 上 的 乡 正 、 里 甲 、 老

人 等 ， 运 用 传 统 的 行 为 规 范 对 农 村 社 会 进 行

有 效 的 社 会 治 理 ； 另 一 方 面 ， 它 又 在 国 家 政

权 统 治 的 框 架 之 内 ， 依 照 国 家 的 法 律 ， 执 行

政 府 的 部 分 职 能 ” [1 ] （ 董 建 辉 ， 2005:98 ） 。 因

此 ， 虽 然 从 表 面 上 看 ， 传 统 乡 村 社 会 治 理 是

运 用 地 方 乡 土 性 的 一 套 民 规 民 俗 ， 运 用 村 民

1[?] 董建辉.“礼治”与传统农村社会秩序[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4）：98.

570

熟 悉 的 传 统 方 式 来 维 护 地 方 社 会 秩 序 ， 但 却

依 然 是 为 国 家 组 织 服 务 ， 地 方 上 的 里 正 、 乡

正 等 均 是 国 家 所 委 派 的 具 有 官 方 或 半 官 方 性

质 的 人 员 。 从 这 些 方 面 来 说 ， 传 统 农 村 基 层

社 会 治 理 较 好 的 诠 释 了 国 家 权 力 是 如 何 以 农

村 社 会 组 织 为 依 托 来 达 到 治 理 农 村 社 会 的 目

的 。 政 府 与 基 层 社 会 实 现 了 有 序 的 互 动 。建 国 初 期 ， 国 家 实 行 土 地 改 革 政 策 分 配 了

族 田 、 焚 毁 了 族 谱 并 且 取 消 了 族 长 的 族 权 ，

使 宗 族 组 织 失 去 了 发 挥 作 用 的 物 质 基 础 与 维

护 血 缘 关 系 的 主 要 纽 带 ， 宗 族 组 织 开 始 逐 渐

遭 到 瓦 解 ， 农 村 个 体 开 始 游 离 在 组 织 之 外 。

合 作 化 时 期 无 论 是 互 助 组 还 是 初 、 高 级 合 作

社 都 只 是 在 保 证 土 地 农 民 所 有 制 基 础 上 进 行

的 非 强 制 性 合 作 ， 农 村 个 体 既 不 受 宗 族 规 范

571

的 强 制 约 束 ， 也 不 受 政 府 权 力 的 强 制 约 束 。

且 宗 族 组 织 的 解 体 使 得 个 体 之 间 的 血 缘 意 识

逐 渐 淡 化 ， 个 体 之 间 仅 仅 是 在 地 缘 关 系 的 基

础 上 联 系 起 来 ， 因 此 此 时 的 农 村 社 会 较 之 前

组 织 化 程 度 有 所 下 降 ， 个 体 之 间 的 整 合 也 不

如 之 前 紧 密 。 此 后 国 家 进 行 公 社 化 改 革 又 以

“ 自 上 而 下 ” 的 路 径 形 式 重 新 将 农 村 个 体 纳

入 到 组 织 中 来 。 “ 人 民 公 社 就 其 体 制 来 说 ，

是 实 行 政 社 合 一 。 在 人 民 公 社 体 制 下 ， 社 员

从 生 产 到 生 活 一 切 都 由 公 社 、 生 产 大 队 、 生

产 小 队 管 着 ” [1 ] （ 刘 世 奎 ， 陈 永 平 ，

1994:45 ） 。 这 种 “ 自 上 而 下 型 ” 的 组 织 形 式 将

农 村 基 层 社 会 全 部 纳 入 到 国 家 的 势 力 范 围 之

内 ， 虽 然 打 破 了 传 统 农 村 社 会 原 有 的 宗 族 组1[?] 刘世奎，陈永平.建国以来我国农村宗族势力兴衰的历史考察[J].江汉论坛，1994（7）:45.

572

织 形 式 与 治 理 状 态 ， 但 人 民 公 社 体 制 较 好 的

代 替 了 宗 族 组 织 （ 在 这 里 笔 者 不 去 评 价 这 两

种 组 织 形 式 的 优 劣 ） 。 此 时 的 农 村 基 层 社 会

在 新 的 组 织 形 态 下 良 好 的 运 行 着 ， 同 样 具 有

较 强 的 活 力 与 集 体 动 员 力 。

家 庭 联 产 承 包 责 任 制 是 继 人 民 公 社 之 后 我

国 农 村 经 济 体 制 的 又 一 次 变 革 。 它 使 农 业 生

产 的 组 织 形 式 发 生 了 巨 大 变 化 ， 同 时 也 使 农

村 个 体 的 组 织 形 式 发 生 了 改 变 。 “ 自 上 而 下

型 ” 的 组 织 人 民 公 社 解 体 ， 绝 大 多 数 地 区 按

照 生 产 队 辖 域 直 接 过 渡 到 村 民 小 组 。 家 庭 又

重 新 成 为 农 业 生 产 的 单 位 ， 农 村 个 体 以 家 庭

为 单 位 被 纳 入 到 村 民 小 组 之 中 。 村 民 小 组 虽

然 是 在 村 委 会 的 管 辖 之 下 形 成 的 一 种 将 农 村

573

个 体 整 合 起 来 的 组 织 方 式 ， 但 它 的 动 员 力 以

及 凝 聚 力 随 着 时 间 的 推 移 逐 渐 降 低 。 小 组 成

立 初 期 成 员 之 间 还 留 有 人 民 公 社 时 期 的 热 情

与 集 体 意 识 ， 村 民 小 组 还 能 发 挥 它 的 整 合 功

能 将 农 村 成 员 动 员 起 来 解 决 农 村 治 理 中 的 公

共 事 务 。 随 着 时 间 的 推 移 及 以 家 庭 为 生 产 单

位 的 时 间 越 久 ， 村 民 小 组 内 部 的 矛 盾 就 越 暴

露 出 来 ， 村 民 之 间 开 始 越 来 越 不 合 作 ， 最 后

导 致 农 村 社 会 在 处 理 公 共 事 务 时 几 乎 无 法 达

成 一 致 目 标 ， 农 村 基 层 社 会 治 理 也 变 得 越 来

越 困 难 与 混 乱 。

村 民 小 组 这 种 组 织 形 式 ， 小 组 内 的 成 员 之

间 仅 仅 是 一 种 农 业 上 的 合 作 关 系 ， 他 们 之 间

的 血 缘 意 识 已 经 淡 漠 到 几 乎 没 有 ， 又 缺 乏 人

574

民 公 社 时 期 的 那 种 强 制 力 与 凝 聚 力 。 农 村 成

员 既 没 有 被 纳 入 以 血 缘 和 地 缘 为 纽 带 而 组 织

起 来 的 宗 族 组 织 ， 又 不 属 于 人 民 公 社 ， 只 能

游 离 于 两 者 之 间 ， 久 而 久 之 ， 成 员 之 间 的 不

合 作 现 象 就 会 成 为 常 态 直 至 无 法 合 作 。

总 之 ， 以 地 缘 与 血 缘 为 纽 带 组 织 起 来 的 传

统 农 村 社 会 较 好 的 利 用 了 组 织 的 整 合 功 能 ，

在 农 村 基 层 社 会 治 理 方 面 以 宗 族 组 织 为 依 托

将 国 家 权 力 渗 透 到 基 层 社 会 中 ， 政 府 与 基 层

社 会 实 现 了 有 序 的 互 动 。 建 国 之 后 直 到 人 民

公 社 解 体 初 期 即 村 民 小 组 成 立 初 期 ， 以 国 家

为 主 导 的 “ 自 上 而 下 型 ” 组 织 在 农 村 基 层 社

会 治 理 中 仍 然 发 挥 其 作 用 ， 使 得 国 家 势 力 能

够 渗 透 到 农 村 基 层 社 会 的 每 一 个 角 落 ， 实 现

575

政 社 合 一 。 但 随 着 时 间 的 推 移 ， 村 民 小 组 成

员 之 间 的 不 合 作 现 象 逐 渐 增 多 ， 集 体 意 识 逐

渐 淡 漠 ， 这 种 现 象 在 2002年 国 家 进 行 税 费 改 革

后 更 加 凸 显 出 来 。 农 村 社 会 在 税 费 改 革 后 有

越 来 越 多 的 成 员 游 离 在 组 织 之 外 ， 农 村 基 层

社 会 在 治 理 公 共 事 务 时 的 动 员 力 不 足 现 象 也

日 益 显 现 出 来 。

二 、 “ 原 子 化 ” ： 农 村 基 层 社 会 治 理 的 桎 梏“ 社 会 在 具 体 实 践 中 以 国 家 、 市 场 以 外 的

各 种 追 求 社 会 理 性 的 社 会 力 量 构 成 ， 在 基 层

社 会 治 理 场 域 中 ， 这 些 社 会 力 量 包 括 社 区 、

社 会 组 织 、 社 会 工 作 者 等 具 体 行 动 主 体 ” [1 ]

（ 徐 选 国 ， 徐 永 祥 ， 2016:88-89 ） 。 在 传 统 时 期

与 人 民 公 社 时 期 ， 农 村 基 层 社 会 治 理 中 宗 族

1[?] 徐选国，徐永祥.基层社治理中的“三社联动”：内涵、机制及其实践逻辑——基于深圳市H社区的探索[J].社会科学，2016（7）：88-89.

576

组 织 与 人 民 公 社 都 较 好 的 弥 补 了 国 家 治 理 的

不 足 。 我 们 看 到 ， 这 些 时 期 在 基 层 社 会 治 理

实 践 中 ， 实 现 了 一 种 ( 地 方 ) 国 家 与 ( 基 层 )

社 会 的 交 融 与 互 动 ， 因 此 ， 基 层 社 会 治 理 本

质 上 就 是 国 家 与 社 会 在 基 层 上 实 现 良 好 互 动 。

但 自 1978 年 的 “ 集 体 土 地 、 家 庭 承 包 经 营 ” 改

革 之 后 ， 2002 年 开 始 又 进 行 税 费 改 革 ， 并 最 终

在 2006 年 彻 底 取 消 农 业 税 等 一 切 税 费 。 随 着 税

费 改 革 的 进 行 ， 农 村 基 层 组 织 也 不 得 不 进 行

重 大 调 整 ： 撤 乡 并 镇 、 合 村 并 组 、 取 消 村 民

小 组 长 [1 ] （ 贺 雪 峰 ， 2012 ） 。 村 民 小 组 的 取 消

使 得 农 村 社 会 越 来 越 趋 于 “ 原 子 化 ” 状 态 ，

农 村 基 层 社 会 在 治 理 公 共 事 务 时 的 动 员 力 不

足 现 象 也 在 这 一 时 期 暴 露 无 遗 。

1[?] 贺雪峰著.《组织起来：取消农业税后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研究》[M].山东人民出版社，2012（2）.

577

税 费 征 收 的 取 消 及 村 民 小 组 的 解 体 使 得 农

村 基 层 组 织 与 个 体 的 直 接 联 系 减 少 。 在 公 共

事 务 方 面 ， 一 方 面 ， 国 家 对 农 村 的 补 贴 是 直

接 到 户 ， 根 本 不 经 过 农 村 基 层 组 织 ， 进 一 步

削 弱 了 农 村 基 层 组 织 的 力 量 。 由 于 缺 少 资 金

及 没 有 直 接 的 利 益 关 系 ， 村 干 部 的 动 员 力 和

对 公 共 事 务 的 积 极 性 大 大 降 低 ； 另 一 方 面 ，

农 村 基 层 组 织 与 农 民 之 间 的 联 系 纽 带 被 削 弱 ，

农 村 原 有 的 内 生 秩 序 也 受 到 了 破 坏 。 缺 少 了

农 村 基 层 组 织 的 强 制 力 与 农 村 传 统 的 约 束 力

的 农 民 越 来 越 趋 于 “ 原 子 化 ” 状 态 ， 导 致 了

农 村 社 会 现 在 几 乎 不 能 够 组 织 起 来 去 解 决 村

庄 的 公 共 事 务 ， 个 体 对 公 共 品 需 求 的 偏 好 也

不 能 充 分 的 自 下 而 上 传 达 。例 如 ， 我 国 是 农 业 大 国 ， 水 利 设 施 对 于 农

578

村 社 会 可 谓 至 关 重 要 。 我 国 农 村 的 水 利 工 程

大 多 数 修 建 于 上 世 纪 五 、 六 十 年 代 ， 工 程 修

建 初 期 运 行 良 好 。 每 到 干 旱 的 季 节 由 水 库 管

理 员 统 一 开 闸 灌 溉 ， 往 往 几 个 村 庄 共 同 使 用

一 个 水 库 ， 开 闸 放 水 时 也 是 由 上 游 先 进 行 灌

溉 ， 下 游 最 后 灌 溉 。 其 实 在 灌 溉 期 间 ， 上 游

和 下 游 的 田 地 之 间 存 在 渗 水 的 情 况 ， 也 就 是

说 在 上 游 的 田 地 灌 溉 完 毕 后 水 还 是 会 经 过 上

游 的 田 地 流 向 下 游 ， 由 于 设 施 原 因 必 定 存 在

渗 水 情 况 ， 即 上 游 比 下 游 多 用 了 水 ， 虽 然 大

家 交 了 相 同 的 设 施 维 护 费 用 ， 但 是 上 游 却 比

下 游 多 用 了 水 ， 这 是 不 争 的 事 实 。 面 对 这 样

的 情 况 ， 人 民 公 社 时 期 水 库 灌 溉 可 以 正 常 进

行 ， 农 田 在 下 游 的 村 民 们 没 有 人 去 计 较 用 水

的 多 少 问 题 ， 集 体 设 施 集 体 维 护 ， 使 得 该 时

579

期 农 业 很 少 遇 到 干 旱 与 洪 涝 情 况 。 但 是 到 了

改 革 开 放 后 ， 农 户 想 要 利 用 水 库 灌 溉 却 难 上

加 难 。 原 来 是 此 时 拥 有 下 游 农 田 的 农 户 因 为

上 游 田 地 多 用 水 问 题 而 不 愿 意 交 维 护 费 ， 下

游 农 户 不 愿 意 使 用 大 水 库 灌 溉 选 择 自 己 打 井

灌 溉 。 这 样 原 本 属 于 上 游 的 农 户 变 成 了 下 游 ，

他 们 也 不 愿 意 忍 受 上 游 渗 水 问 题 ， 也 选 择 自

己 打 井 灌 溉 。 以 此 类 推 ， 农 户 全 都 自 己 打 私

井 灌 溉 ， 最 后 导 致 水 库 闲 置 。 而 事 实 上 农 户

自 己 打 井 的 花 费 远 远 超 过 了 使 用 水 库 灌 溉 所

交 费 用 。为 什 么 在 上 世 纪 五 、 六 十 年 代 大 水 库 灌 溉

能 够 正 常 运 行 ？ 那 时 下 游 的 农 户 没 有 计 较 上

游 多 用 水 的 问 题 。 为 什 么 面 对 同 样 的 用 水 多

少 问 题 不 同 时 期 农 户 会 有 截 然 不 同 的 反 应 ？

580

笔 者 认 为 原 因 有 下 ： 其 一 ， 上 世 纪 五 、 六 十

年 代 水 库 刚 刚 修 建 完 工 设 施 都 比 较 完 好 ， 就

算 出 现 上 游 多 用 水 的 情 况 也 几 乎 可 以 忽 略 不

计 。 但 改 革 开 放 后 ， 由 于 设 施 年 久 失 修 ， 上

游 渗 水 情 况 较 早 期 严 重 许 多 ， 导 致 下 游 农 田

几 乎 无 水 可 用 。 因 此 水 库 修 建 初 期 能 够 正 常

运 行 ， 农 户 面 对 用 水 多 少 也 不 去 计 较 ， 而 后

期 态 度 则 截 然 相 反 。 其 二 ， 人 民 公 社 及 村 民

小 组 的 解 体 使 得 农 村 社 会 更 进 一 步 趋 于 “ 原

子 化 ” 状 态 。 农 村 成 员 既 没 有 传 统 宗 族 秩 序

的 约 束 又 失 去 组 织 的 凝 聚 力 与 行 动 力 ， 集 体

意 识 和 整 体 观 念 也 逐 渐 淡 化 。 “ 原 子 化 ” 状

态 的 农 村 对 于 处 理 水 利 设 施 这 种 公 共 事 务 很

难 达 成 共 识 ， 水 利 设 施 年 久 失 修 ， 上 下 游 关

于 用 水 多 少 问 题 不 能 达 成 统 一 ， 所 以 才 导 致

581

大 水 库 灌 溉 后 期 根 本 没 法 实 施 ， 造 成 农 村 基

层 社 会 治 理 既 费 人 力 又 费 财 力 的 局 面 。 其 三 ，

改 革 开 放 以 来 ， 尤 其 是 税 费 改 革 后 ， 农 村 基

层 社 会 结 构 的 一 系 列 变 化 使 得 基 层 组 织 的 权

利 有 所 削 弱 ， 更 没 有 能 力 去 组 织 农 村 成 员 去

干 大 事 ， 再 者 村 干 部 不 作 为 的 行 为 也 导 致 了

农 村 处 理 公 共 事 务 行 动 力 不 足 。

总 之 ， 自 建 国 后 对 农 村 社 会 进 行 的 几 次 生

产 关 系 的 调 整 及 最 近 开 始 实 施 的 税 费 改 革 ，

使 得 农 村 社 会 传 统 的 一 套 “ 乡 土 文 化 ” 逐 渐

瓦 解 。 尤 其 是 自 税 费 改 革 后 ， 村 民 小 组 的 解

体 让 更 多 的 农 村 个 体 趋 于 “ 原 子 化 ” 状 态 。

农 村 社 会 的 “ 原 子 化 ” 状 态 成 为 了 农 村 基 层

社 会 治 理 的 桎 梏 ， 使 得 农 村 社 会 在 处 理 上 述

582

大 水 库 灌 溉 等 相 似 的 公 共 事 务 时 出 现 动 员 力

与 凝 聚 力 不 足 现 象 。 面 对 这 种 局 面 ， 社 会 组

织 在 农 村 基 层 社 会 治 理 中 的 重 构 已 经 成 为 必

然 趋 势 。

三 、 新 时 期 农 村 社 会 组 织 重 构 的 实 践 逻 辑 上 文 已 经 论 述 了 我 国 农 村 社 会 原 有 的 一 套

组 织 体 系 是 如 何 变 迁 并 逐 渐 走 向 解 体 的 ， 农

村 社 会 原 有 的 运 行 逻 辑 已 经 变 得 支 离 破 碎 。

新 时 期 农 村 治 理 如 何 避 免 “ 原 子 化 ” 困 境 及

解 决 农 村 社 会 治 理 动 员 力 不 足 问 题 ？ 笔 者 认

为 ， 必 须 将 农 村 成 员 重 新 纳 入 到 社 会 组 织 中

来 ， 必 须 重 构 社 会 组 织 这 种 整 合 与 管 理 方 式 ，

才 能 实 现 政 府 与 基 础 社 会 的 良 好 互 动 。 那 么

社 会 组 织 在 农 村 基 层 社 会 治 理 中 究 竟 扮 演 着

什 么 角 色 ？ 新 时 期 农 村 社 会 组 织 重 构 有 什 么

583

样 的 实 践 逻 辑 ？作 为 社 会 资 本 的 社 会 组 织 。 “ 中 国 社 会 长

期 以 来 被 一 些 研 究 视 为 把 人 际 关 系 、 社 会 网

络 和 社 会 资 本 强 调 为 社 会 各 项 活 动 的 一 个 重

要 原 则 ， 它 在 整 个 社 会 系 统 的 运 行 中 一 直 发

挥 着 非 常 重 要 的 功 能 ” [1 ] （ 张 文 宏 ， 2003:33 ）。

法 国 社 会 学 家 布 尔 迪 厄 提 出 社 会 资 本 的 概 念 ，

他 把 社 会 资 本 理 解 为 “ 对 人 们 获 取 价 值 效 益

有 着 直 接 影 响 ” 的 “ 非 经 济 的 社 会 关 系 ” [2 ]

（ [ 法 ] 皮 埃 尔 ･ 布 尔 迪 厄 ， 1997:202 ）。 继 布 尔 迪

厄 之 后 ， 帕 特 南 把 社 会 资 本 进 一 步 解 释 为 社

会 组 织 的 特 征 ， “ 它 们 能 够 通 过 推 动 协 调 和

行 动 来 提 高 社 会 效 率 ” [3 ] （ Robert

1[?] 张文宏.社会资本：理论争辩与经验研究[J].社会学研究，2003（4）：33.2[?][法]皮埃尔･布尔迪厄.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布尔迪厄访谈录[M].包亚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202.3[?]Robert Putnam Making Democracy Work [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167.

584

Putnam ， 1993:167 ）。 信 任 、 规 范 和 关 系 网 络 是 社

会 资 本 的 三 个 基 本 要 素 。 信 任 是 人 际 之 间 、

社 会 组 织 之 间 的 粘 合 剂 ， 是 促 成 社 会 之 中 分

散 和 孤 立 个 体 达 成 的 一 个 必 备 因 素 [1 ] （ [ 美 ]

詹 姆 斯 ･ 科 尔 曼 ， 1999:380 ）； 关 系 网 络 镶 嵌 于 社

会 结 构 之 中 ， 处 于 同 一 个 关 系 网 络 之 中 的 成

员 会 为 了 共 同 的 目 标 而 趋 向 于 合 作 [2 ] （ [ 美 ]

罗 伯 特 ･ 帕 特 南 ， 2001:208 ） ； 规 范 的 意 义 在 于

“ 是 成 员 们 在 相 互 之 间 的 日 常 事 务 中 获 取 的

共 同 福 利 得 以 最 大 化 ” [3 ] （ [ 美 ] 罗 伯 特 ･ C ･ 埃

里 克 森 ， 2003:204 ） 。 农 村 社 会 组 织 本 身 便 是 深

深 地 嵌 入 在 中 国 的 乡 土 社 会 当 中 ， 社 会 组 织

成 员 都 有 广 泛 的 人 际 关 系 网 络 ， 这 些 便 是 社1[?][美]詹姆斯･科尔曼.社会理论的基层（上）[M].邓方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380.

2[?][美]罗伯特･帕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M].王列，赖海榕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208.

3[?][美]罗伯特･C･埃里克森.无需法律的秩序——邻人如何解决纠纷[M].苏力译.北京：中国政府大学出版社，2003:204.

585

会 组 织 成 员 的 社 会 资 本 。 这 些 社 会 资 本 使 得

社 会 组 织 能 够 更 好 调 动 农 村 社 会 的 资 源 ， 从

而 提 高 自 身 的 行 动 力 能 力 。作 为 联 结 和 整 合 农 村 社 会 成 员 的 社 会 组 织 。

在 传 统 农 村 社 会 和 改 革 开 放 前 的 农 村 社 会 均

有 自 己 的 一 套 整 合 机 制 将 农 村 成 员 组 织 在 一

起 。 传 统 农 村 社 会 是 根 据 地 缘 和 血 缘 为 纽 带

将 农 村 个 体 整 合 起 来 形 成 宗 族 组 织 ； 改 革 开

放 前 是 以 国 家 为 主 导 的 方 式 将 农 村 个 体 组 织

起 来 形 成 合 作 社 与 人 民 公 社 。 改 革 开 放 后 期

虽 然 农 村 社 会 越 来 越 趋 于 “ 原 子 化 ” ， 但 是

农 村 这 个 熟 人 社 会 依 然 拥 有 地 缘 关 系 这 一 强

有 力 的 联 结 纽 带 ， 农 村 社 会 成 员 之 间 依 然 拥

有 联 系 密 切 的 人 际 关 系 网 络 ， 其 仍 然 具 有 重

构 社 会 组 织 的 肥 沃 土 壤 ， 只 是 缺 少 一 个 抓 手 。

586

农 村 社 会 组 织 一 方 面 能 够 将 国 家 的 政 策 向 农

村 群 体 传 达 ， 另 一 方 面 也 可 以 代 表 农 村 群 体

向 国 家 反 应 他 们 的 公 共 品 需 求 ， 成 为 当 前 国

家 与 地 方 社 会 之 间 有 效 联 结 的 桥 梁 ， 为 实 现

有 效 的 农 村 基 层 社 会 治 理 ， 形 成 稳 定 的 地 方

社 会 秩 序 提 供 可 能 。参 与 基 层 社 会 治 理 的 社 会 组 织 。 例 如 ， 传

统 农 村 社 会 宗 族 组 织 的 族 长 既 可 能 是 乡 正 、

里 正 又 可 能 是 地 方 乡 贤 来 担 任 ， 他 们 通 常 是

身 兼 数 职 ， 在 国 家 政 权 统 治 的 框 架 之 内 利 用

组 织 内 的 行 为 规 范 来 达 到 治 理 地 方 社 会 的 目

的 。 此 时 ， 农 村 社 会 是 一 个 整 体 具 有 很 强 的

行 动 力 与 凝 聚 力 。 农 村 社 会 组 织 一 方 面 能 够

利 用 组 织 内 的 规 则 来 解 决 市 场 化 程 度 较 低 属

于 市 场 力 量 边 缘 地 带 的 农 村 公 共 服 务 ； 另 一

587

方 面 其 也 能 够 利 用 组 织 内 的 社 会 资 本 去 处 理

农 村 社 会 特 有 的 人 情 世 故 及 琐 碎 事 务 ， 这 些

均 是 市 场 和 国 家 走 正 规 程 序 所 解 决 不 了 的 。总 之 ， 新 时 期 农 村 基 层 社 会 治 理 为 了 避 免

农 村 “ 原 子 化 ” 困 境 及 动 员 力 不 足 问 题 ， 实

现 国 家 与 地 方 社 会 的 良 好 互 动 ， 社 会 组 织 在

农 村 社 会 中 的 重 构 不 失 为 一 种 选 择 。 我 国 农

村 社 会 从 传 统 到 现 代 一 路 走 来 ， 社 会 组 织 在

农 村 基 层 社 会 治 理 中 的 例 子 比 比 皆 是 ， 新 时

期 农 村 社 会 组 织 的 重 构 具 有 一 定 的 可 行 性 。

但 是 ， 传 统 农 村 社 会 原 有 的 一 套 乡 土 文 化 在

几 次 农 村 产 业 结 构 调 整 中 几 乎 已 经 消 磨 殆 尽 ，

现 代 农 村 基 层 组 织 的 权 力 也 在 税 费 改 革 中 逐

渐 被 弱 化 ， 农 村 基 层 组 织 与 农 村 成 员 之 间 的

直 接 联 系 减 少 。 面 对 这 种 状 况 ， 如 何 找 到 一

588

种 新 的 联 结 纽 带 将 农 村 社 会 成 员 重 新 纳 入 到

组 织 中 来 ？ 这 一 问 题 就 留 待 其 他 研 究 者 给 出

答 案 。

参 考 文 献 ：1.崔 月 琴 ， 张 冠 . 2014 （ 4 ） ， 再 组 织 化 过 程 中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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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1

全面从严治党背景下提高农 村 基 层党组 织 生活

质量的几点思考沈 启 旺 胡 浩

（ 安 徽 芜 湖 县 委 党 校 芜 湖 241100 ）摘 要：党的组 织生活，是 党的生活的重要内容，是 党 组 织对党 员 进行教育、管理和

监督的最经常、最基本、最直接的形式，也 是执政 党实现政治功能的主要路径之一。 当前，由于多方面因素影响，农村基层 党 组 织 组 织生活不同程度出现组 织困难、质量不 高、效果不好等现象。落实全 面 从 严治党，严格基层 党 组 织 组 织生活意义重大，主要可 以通过深化思想认识，丰富组 织生活内容、严格组 织生活程序、创新组 织生活方式、完 善 组 织生活制度等实现路径。

关键词： 党组织生活 质量 对策 建议【基金项目】中共安徽省委讲师团2016 年度课题

党 的 组 织 生 活 是 党 内 生 活 的 重 要 内 容 ， 是党 组 织 对 党 员 进 行 教 育 、 管 理 和 监 督 的 最 基本 的 形 式 , 在 中 国 共 产 党 的 自 身 建 设 中 占 具 有十 分 重 要 的 地 位 与 作 用 。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指 出 ：“ 党 内 政 治 生 活 是 锻 炼 党 性 、 提 高 思 想 觉 悟的 熔 炉 。 如 果 炉 子 长 期 不 生 火 ， 或 者 生 了 火却 没 有 足 够 的 温 度 ， 那 是 炼 不 出 钢 来 的 ” 。 1

严 格 党 的 组 织 生 活 ， 目 的 是 “ 炼 出 好 钢 ” ，造 就 坚 定 的 共 产 主 义 先 锋 战 士 。 严 格 的 组 织

1 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教育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10－09(1)。

592

生 活 是 衡 量 基 层 党 组 织 和 党 员 作 用 发 挥 的 根本 保 障 。 丰 富 党 的 组 织 生 活 ， 是 新 时 期 加 强党 员 教 育 、 提 高 党 员 素 质 、 强 化 基 层 党 组 织战 斗 力 凝 聚 力 的 客 观 要 求 。 所 以 ， 提 高 基 层党 组 织 的 组 织 生 活 质 量 是 新 的 历 史 条 件 下 加强 党 的 组 织 建 设 ， 充 分 发 挥 基 层 党 支 部 战 斗堡 垒 作 用 的 重 要 方 式 和 方 法 。

一 、 当 前 农 村 基 层 党 组 织 生 活 存 在 的 主 要问 题 和 原 因 分 析

为 切 实 了 解 、 掌 握 农 村 基 层 党 组 织 生 活 开展 情 况 及 新 时 期 党 员 的 实 际 需 求 ， 我 们 课 题组 通 过 个 别 访 谈 、 开 座 谈 会 、 发 放 问 卷 调 查表 等 多 种 形 式 地 调 研 ， 走 访 了 部 分 农 村 基 层党 组 织 ， 从 点 到 面 地 进 行 了 实 地 考 察 ， 了 解掌 握 了 芜 湖 市 农 村 基 层 党 组 织 开 展 组 织 生 活的 基 本 情 况 。 调 研 中 发 现 ， 总 体 来 看 ， 镇 村两 级 党 组 织 能 按 照 有 关 要 求 开 展 组 织 生 活 ，在 组 织 生 活 的 数 量 、 形 式 和 内 容 方 面 能 基 本满 足 党 员 需 求 ， 3/4的 受 访 党 员 认 为 活 动 效 果较 好 ， 2/3的 受 访 党 员 认 为 参 加 党 组 织 活 动 的原 因 是 党 组 织 生 活 确 实 有 意 义 ， 近 一 半 的 受访 党 员 希 望 组 织 活 动 的 频 率 为 一 个 月 一 次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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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上 ， 90% 的 受 访 党 员 认 为 ， 只 要 所 在 支 部 开展 活 动 ， 都 会 参 加 ， 党 员 对 行 使 参 与 权 、 监督 权 的 积 极 性 较 高 ， 并 要 求 通 过 参 与 政 治 活动 体 现 自 身 价 值 ， 但 也 存 在 一 些 问 题 值 得 研究 。

（ 一 ） 党 员 参 加 组 织 生 活 意 识 不 高 ， 党 组织 生 活 制 度 落 实 不 到 位 。 调 查 表 明 ， 个 别 村级 班 子 对 组 织 生 活 会 的 应 具 有 作 用 缺 乏 足 够高 的 认 识 ， 有 的 人 甚 至 觉 得 在 改 革 开 放 和 发展 社 会 主 义 市 场 经 济 的 新 时 期 ， 组 织 生 活 会过 时 了 ， 他 们 即 使 参 加 组 织 生 活 会 也 是 摆 摆样 子 ， 走 走 过 场 。 有 相 当 一 部 分 党 员 认 为 开展 组 织 活 动 形 式 化 ， 党 组 织 生 活 制 度 被 当 作是 “ 例 行 公 事 ” ， 应 付 了 事 。 部 分 党 员 在 平时 的 工 作 和 生 活 中 对 自 己 的 要 求 与 普 通 群 众等 同 ， 对 待 工 作 存 在 “ 事 不 关 己 ， 高 高 挂起 ” 、 “ 不 求 有 功 ， 但 求 无 过 ” 的 态度 。 ” ② 党 内 民 主 生 活 会 在 一 些 地 方 被 开 成工 作 总 结 会 、 经 验 交 流 会 ， 党 员 干 部 得 不 到应 有 的 党 性 锻 炼 ， 思 想 作 风 方 面 存 在 的 问 题长 期 被 掩 盖 和 漠 视 。 有 的 党 组 织 生 活 组 织 随意 ， 管 理 松 懈 ， 临 时 通 知 ， 准 备 不 充 分 ， 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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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 严 肃 性 。 少 数 党 组 织 管 理 偏 软 偏 散 ， 导 致组 织 涣 散 、 纪 律 松 弛 ， 不 能 按 期 开 展 正 常 的组 织 生 活 。

（ 二 ） 党 组 织 生 活 开 展 次 数 较 少 。 一 是 部分 村 党 组 织 领 导 重 经 济 工 作 轻 党 务 工 作 ， 对党 组 织 生 活 重 视 程 度 不 高 ， 一 年 就 是 “ 七一 ” 和 发 展 党 员 时 开 会 ， 不 能 正 常 开 展 “ 三会 一 课 ” ， 甚 至 连 党 员 大 会 都 很 少 召 开 。 ；二 是 大 部 分 村 党 组 织 开 展 经 常 性 的 组 织 生 活缺 乏 资 金 保 障 。 在 调 研 的 座 谈 会 上 ， 许 多 支部 都 反 映 了 农 村 集 体 经 济 薄 弱 ， 导 致 基 层 党组 织 开 展 组 织 生 活 普 遍 缺 乏 资 金 的 问 题 。 在调 查 问 卷 中 认 为 “ 提 高 组 织 生 活 质 量 最 主 要的 问 题 ” 是 “ 经 费 保 障 不 到 位 ” 的 有 72.78% 。由 于 缺 乏 资 金 ， 许 多 规 定 的 会 议 和 活 动 无 法正 常 开 展 ， 不 正 常 的 组 织 生 活 ， 其 质 量 的 提高 是 难 于 企 及 的 。 三 是 部 分 老 党 员 身 体 健 康状 况 较 差 。 几 乎 各 村 党 支 部 都 有 少 数 老 党 员因 年 龄 偏 大 ， 长 年 有 病 、 行 动 不 便 经 常 不 按要 求 参 加 组 织 生 活 ， 从 而 影 响 到 组 织 生 活 的正 常 开 展 。

（ 三 ） 组 织 生 活 内 容 比 较 单 一 ， 形 式 不 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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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 新从 调 研 的 情 况 来 看 ， 不 少 党 支 部 在 如 何 过

好 组 织 生 活 上 出 现 三 种 不 良 倾 向 。 第 一 ， 形式 化 。 约 60% 的 受 访 党 员 认 为 党 组 织 活 动 形 式呆 板 乏 味 、 缺 乏 新 意 ， 脱 离 工 作 或 生 活 实 际 ，组 织 生 活 内 容 大 多 是 原 版 学 习 党 的 文 件 以 及领 导 讲 话 ， 既 枯 燥 无 味 也 无 吸 引 力 。 难 以 使党 员 达 到 “ 思 想 上 解 惑 ， 文 化 上 解 渴 ， 心 理上 解 压 ， 能 力 上 解 弱 ” 的 要 求 ， 形 成 了 党 组织 生 活 与 实 际 生 活 “ 两 张 皮 ” 的 现 象 。 没 有充 分 体 现 时 代 特 性 、 人 文 关 怀 ， 实 际 效 果 不明 显 。 第 二 ， 模 式 化 。 组 织 生 活 载 体 形 式 单一 、 不 够 多 样 化 是 影 响 党 员 参 加 组 织 生 活 积极 性 的 关 键 因 素 。 目 前 ， 党 的 组 织 生 活 形 式基 本 上 都 是 单 向 的 ， 大 多 都 只 是 从 会 议 到 会议 ， 从 集 中 到 集 中 ， 没 有 提 供 多 种 可 选 择 的形 式 。 甚 至 一 些 支 部 以 参 观 学 习 、 组 织 活 动为 由 ， 外 出 游 山 玩 水 、 唱 歌 跳 舞 、 打 牌 下 棋 ，使 党 的 组 织 生 活 “ 走 了 样 、 变 了 味 ， 缺 乏 严肃 性 ” 。 由 于 形 式 上 缺 乏 创 新 ， 缺 少 必 要 的民 主 性 空 间 和 互 动 性 载 体 ， 很 难 调 动 和 激 发党 员 的 兴 趣 爱 好 ， 使 得 组 织 生 活 效 果 大 打 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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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 。 第 三 ， 随 意 化 。 有 些 支 部 的 “ 三 会 一课 ” 制 度 不 能 得 到 有 效 地 落 实 。 有 的 党 支 部组 织 生 活 缺 乏 规 划 ， 随 意 性 很 大 。 组 织 生 活想 起 来 就 过 ， 忙 起 来 就 放 在 一 边 ， 安 排 上 存在 随 意 性 ， 有 时 时 间 被 挤 占 、 计 划 没 落 实 ，概 括 来 讲 就 是 “ 说 起 来 重 要 ， 做 起 来 次 要 ，忙 起 来 不 要 ” 。 造 成 学 习 时 间 不 固 定 ， 有 空就 学 学 ， 没 空 就 不 学 ， 组 织 生 活 缺 乏 应 有 的保 证 。

（ 四 ） 组 织 生 活 作 用 不 够 显 著不 少 党 组 织 把 过 组 织 生 活 仅 仅 当 作 一 种 义

务 或 者 任 务 ， 只 求 数 量 不 求 质 量 ， 组 织 生 活对 党 员 教 育 作 用 收 效 甚 微 。 有 的 组 织 生 活 脱离 党 的 中 心 工 作 ， 脱 离 群 众 ， 脱 离 现 实 存 在的 矛 盾 ， 没 有 思 想 交 锋 ， 虽 然 也 有 人 提 意 见 ，但 多 是 避 重 就 轻 ， 或 明 贬 实 褒 。 组 织 生 活 中批 评 与 自 我 批 评 的 风 气 趋 于 弱 化 。 有 的 组 织生 活 只 谈 成 绩 、 不 谈 问 题 ， 或 者 大 张 旗 鼓 谈成 绩 、 轻 描 淡 写 谈 问 题 ， 把 批 评 与 自 我 批 评变 成 了 表 扬 与 自 我 表 扬 ， 偏 离 了 组 织 生 活 的本 意 。 96% 的 调 查 者 反 映 党 内 的 民 主 生 活 会 上批 平 和 自 我 批 平 风 气 不 浓 ， 好 人 主 义 盛 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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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的 调 查 者 指 出 “ 把 民 主 生 活 会 当 作 一 般 任务 ， 为 开 会 而 开 会 ， 议 题 不 明 ， 流 于 形 式 ，走 过 场 ” 。 通 过 对 调 查 发 现 ， 党 的 组 织 生 活作 用 上 主 要 集 中 在 政 治 方 面 。 100% 村 书 记 认为 组 织 生 活 对 提 高 统 一 思 想 起 了 很 大 的 作 用 ，其 次 认 为 组 织 生 活 在 提 高 政 治 理 论 素 养 和 思想 认 识 上 作 用 很 大 。 但 是 对 于 业 务 能 力 的 提高 和 解 决 生 活 中 的 困 惑 和 困 难 作 用 不 大 。

二 、 新 形 势 下 提 高 农 村 基 层 党 组 织 生 活 质量 的 建 议 与 对 策

（ 一 ） 深 化 思 想 认 识 ， 不 断 增 强 组 织 生 活的 共 识

一 是 坚 持 领 导 带 头 和 发 挥 党 员 主 体 作 用 相结 合 ， 增 强 党 组 织 生 活 的 内 动 力 。 党 的 基 层党 组 织 领 导 干 部 ， 是 党 组 织 生 活 的 组 织 者 、参 与 者 、 推 动 者 ， 广 大 党 员 则 是 党 组 织 生 活的 主 体 ， 必 须 坚 持 两 者 同 时 抓 ， 发 挥 好 领 导带 头 作 用 和 党 员 主 体 作 用 。 首 先 ， 领 导 干 部要 发 挥 表 率 作 用 ， 带 头 坚 持 民 主 集 中 制 ， 带头 开 展 批 评 与 自 我 批 评 ， 带 头 坚 持 “ 三 会 一课 ” 、 民 主 评 议 党 员 等 党 组 织 生 活 形 式 ， 带头 严 守 党 的 纪 律 ， 形 成 以 上 率 下 ， 上 行 下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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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生 活 局 面 。 其 次 ， 要 尊 重 党 员 主 体 作 用 ，努 力 培 养 党 员 的 主 体 意 识 ， 增 强 党 员 参 加 组织 生 活 的 主 动 性 和 参 与 意 识 。 要 抓 队 伍 ， 抓培 训 ， 以 党 员 民 主 权 利 保 障 制 度 的 强 制 性 和约 束 力 ， 激 发 农 村 广 大 党 员 的 主 人 翁 责 任 感和 使 命 感 ， 让 他 们 自 觉 树 立 起 参 加 党 组 织 生活 是 每 个 党 员 应 尽 的 责 任 和 义 务 的 观 念 ， 积极 主 动 地 参 加 组 织 生 活 。 对 无 故 不 参 加 组 织生 活 的 党 员 ， 要 教 育 帮 助 ， 使 其 自 觉 服 从 组织 管 理 。

二 是 加 强 教 育 引 导 ， 深 化 党 员 思 想 认 识 。进 一 步 加 大 农 村 基 层 党 组 织 党 员 领 导 干 部 的教 育 培 训 力 度 ， 切 实 提 高 党 员 领 导 干 部 “ 抓好 党 建 是 本 职 ， 不 抓 党 建 是 失 职 ， 抓 不 好 党建 就 是 不 称 职 ” 的 责 任 意 识 和 使 命 意 识 ， 认真 组 织 广 大 党 员 领 导 干 部 学 习 关 于 民 主 集 中制 、 “ 三 会 一 课 “ 等 落 实 组 织 生 活 的 各 项 制度 规 定 ， 根 据 农 村 基 层 特 点 研 究 提 出 党 组 织生 活 的 措 施 办 法 ， 真 正 做 到 党 组 织 生 活 有 人想 ， 有 人 抓 ， 有 人 管 、 做 到 全 覆 盖 、 起 作 用 、有 实 效 。

（ 二 ） 打 破 条 框 ， 不 断 探 索 党 的 组 织 生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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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新 形 式 新 途 径 。提 高 党 组 织 生 活 质 量 ， 关 键 是 要 联 系 本 单

位 的 工 作 实 际 和 党 员 的 思 想 实 际 ， 坚 持 与 时俱 进 ， 积 极 适 应 新 情 况 新 问 题 、 善 于 运 用 新手 段 ， 不 断 丰 富 党 组 织 生 活 内 容 ， 使 党 组 织生 活 形 式 更 富 有 时 代 气 息 。 如 可 以 把 民 主 生活 会 等 党 组 织 生 活 会 议 放 到 先 进 基 层 组 织 和警 示 教 育 基 地 去 开 ， 结 合 党 员 干 部 思 想 实 际 ，开 展 集 中 讨 论 和 交 流 ， 提 升 党 组 织 生 活 质 量 。适 应 信 息 化 条 件 下 工 作 特 点 ， 通 过 开 办 的 共产 党 员 网 、 共 产 党 员 电 视 栏 目 、 共 产 党 员 手机 报 等 载 体 ， 农 村 基 层 党 支 部 建 立 “ 万 村 网页 ” 、 党 建 微 博 等 ， 扩 展 党 组 织 生 活 阵 地 。利 用 好 党 员 干 部 远 程 教 育 网 打 造 基 层 组 织 生活 新 平 台 。 通 过 这 个 平 台 ， 农 村 广 大 党 员 能及 时 获 取 中 央 和 上 级 部 门 的 权 威 信 息 ， 正 确理 解 党 的 方 针 政 策 ， 把 握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新 动态 ， 学 习 和 掌 握 生 产 、 经 营 的 有 关 知 识 及 技能 ， 丰 富 基 层 组 织 生 活 内 容 ， 促 进 组 织 生 活质 量 的 提 高 。 再 如 通 过 开 展 “ 党 员 活 动 日 “ 、体 验 式 革 命 传 统 教 育 ， 把 党 组 织 生 活 场 所 搬到 室 外 ， 到 工 作 第 一 线 去 感 受 ， 到 艰 苦 一 线

600

去 锻 炼 ， 切 实 转 变 党 组 织 生 活 通 常 由 支 部 书记 等 少 数 几 人 唱 主 角 ， 大 部 分 党 员 只 是 旁 观者 的 组 织 生 活 模 式 ， 注 意 从 “ 角 色 ” 上 唤 起党 员 的 参 与 意 识 ， 让 每 个 党 员 都 能 感 受 到 自己 都 是 组 织 生 活 的 主 角 ， 在 互 动 中 产 生 共 鸣和 同 进 。 增 强 党 组 织 生 活 的 吸 引 力 、 影 响 力 。

（ 三 ） 健 全 各 项 规 章 制 度 ， 为 提 高 基 层 党组 织 的 组 织 生 活 质 量 提 供 良 好 的 制 度 保 障

一 是 必 须 严 格 组 织 生 活 的 日 常 管 理 制 度 。“ 严 格 ” 首 先 是 要 依 据 “ 从 严 治 党 、 从 严 管理 ” 的 原 则 ， 坚 持 正 常 的 组 织 生 活 ， 严 格 组织 纪 律 。 对 少 数 长 期 不 参 加 组 织 生 活 、 不 履行 党 员 义 务 、 不 遵 守 党 的 纪 律 ， 不 执 行 党 的制 度 的 党 员 ， 要 及 时 进 行 批 评 教 育 ， 并 限 期改 正 ， 对 经 多 次 教 育 不 改 的 党 员 要 坚 决 予 以严 肃 处 理 。 其 次 要 针 对 当 前 党 员 队 伍 中 出 现的 新 情 况 、 新 变 化 ， 采 取 灵 活 多 样 、 更 加 务实 的 管 理 办 法 ， 通 过 灵 活 的 分 类 管 理 ， 充 分发 挥 好 各 阶 层 每 个 党 员 的 作 用 ， 从 根 本 上 提高 农 村 基 层 党 组 织 的 战 斗 力 。 二 是 必 须 健 全组 织 生 活 的 检 查 督 导 制 度 。 组 织 生 活 的 检 查与 督 导 可 采 取 三 种 形 式 ： 上 级 组 织 监 督 、 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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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自 我 监 督 和 党 外 群 众 监 督 ， 把 党 的 各 基 层组 织 生 活 状 况 时 刻 保 持 在 上 级 、 党 员 和 群 众的 视 线 之 内 ， 接 受 多 方 的 检 查 与 督 导 ， 生 活质 量 也 将 得 到 有 效 的 改 善 与 提 高 。 三 是 必 须健 全 组 织 生 活 的 资 金 投 入 制 度 。 把 包 括 组 织生 活 在 内 的 基 层 党 建 工 作 经 费 纳 入 本 级 政 府财 政 预 算 ， 加 大 财 政 投 入 ， 创 新 资 金 筹 集 办法 以 保 证 基 层 党 组 织 活 动 、 党 员 学 习 培 训 、阵 地 建 设 等 方 面 所 必 需 的 党 建 经 费 ， 推 进 组织 生 活 规 范 有 序 运 行 。 四 是 必 须 健 全 组 织 生活 的 质 量 评 估 制 度 。 要 认 真 分 析 基 层 组 织 生活 的 特 点 ， 及 时 总 结 和 推 广 成 功 的 组 织 生 活经 验 和 工 作 模 式 ， 加 快 建 立 农 村 基 层 党 的 组织 生 活 的 追 踪 问 效 制 度 ， 使 农 村 党 的 组 织 生活 形 成 良 性 循 环 ， 真 正 做 到 以 评 估 为 激 活 点 ，促 进 基 层 组 织 生 活 质 量 的 提 高 。

作 者 简 介 ：沈 启 旺 ， 男 ， （ 1968—— ） ， 籍 贯 ： 芜 湖 县 ，

中 共 芜 湖 县 委 党 校 高 级 讲 师 。 研 究 方 向 ： 基层 党 的 建 设 。 电 话 ： 18196567128.8829011 （ 办 ） 。通 讯 地 址 ： 芜 湖 县 湾 沚 镇 城 南 文 教 园 区 芜 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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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 委 党 校 。 邮 编 ： 241100 。胡 浩 ， 男 ， （ 1976—— ） ， 籍 贯 ： 芜 湖 县 ，

中 共 芜 湖 县 委 党 校 讲 师 。 研 究 方 向 ： 行 政 法学 、 政 府 职 能 研 究 。 通 讯 地 址 ： 芜 湖 县 湾 沚镇 城 南 文 教 园 区 芜 湖 县 委 党 校 。 邮 编 ：241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