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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宜中文學報第三期 2013 年 6 月頁 117-140 靜宜大學中國文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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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詩經》考據學家

對孔穎達《毛詩正義》之評價

張政偉 *

摘要

為整合兩漢魏晉南北朝以來的經學解釋，唐朝初年開始編纂《五經正義》。

其中《毛詩正義》採用屬於古文經的《毛詩》作為底本，以疏解《毛傳》、《鄭

箋》的方式進行撰作。後來的學者對《毛詩正義》有相當高的評價。然而到

了清代，考據學者對《毛詩正義》的態度卻開始轉變。清代初期學者對於《五

經正義》都給予一定的尊重，對《毛詩正義》有較高的評價。隨著考據學興

盛，學者對於經學材料的檢視與期望愈加深化，對於文獻的考據也越加精細，

尤其對材料的來源有更嚴格的要求。因此嘉慶、道光時期學者往往跳過《毛

詩正義》，而以《傳》、《箋》等漢代文獻為基礎，進行經文的解釋。以考據學

的角度來說，《毛詩正義》是唐代作品，直探先秦兩漢的著作似乎更貼近經學

的源頭。所以，考據學《毛詩正義》欠缺關注，然而這種忽略是觀點與方法

上的偏見。畢竟《毛詩正義》的編纂目的與功能是統合解說，這也是它的價

值所在。

關鍵詞：《毛詩正義》、《詩經》、經學史、清代學術、考據學。

* 慈濟大學東方語文學系專任助理教授。

Journal of Chinese Literature of Providence University Vol. 3, Jun 2013, pp.117-140 Chinese Literature Department, Providence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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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luation of the scholar in Qing dynasty on Mao-Shi-Zheng-Yi

Chang,Cheng-Wei（張政偉）*

Abstract

For the integration of the interpretation of Classics from Han Dynasty to Six Dynasties, Early Tang Dynasty began the codification of Wu-Jing-Zheng-Yi. Mao-Shi-Zheng-Yi use the Mao-Shi as the basis to explain Mao-Chuan and Zheng-Jian. Mao-Shi-Zheng-Yi had the high evaluation on later generations of scholars. But the attitude of Textual Research School began to change. A early Qing scholars gave respect to Wu-jing-zheng-yi , and had a higher rating to Mao-Shi-Zheng-Yi. With Textual Research School flourished, scholars had more expectations of the Confucian material, particularly concerned about the origin problem. Therefore , scholars in Jia-Qing and Dao-Guang period tend to skip Mao-Shi-Zheng-Yi, used the Han Dynasty literature as the basis for the interpretation of Classics. However, this omission is a bias in perspectives and method. After all, the purpose and function of Mao-Shi-Zheng-Yi for the integration of explanation, which is also its value. Key words：Mao-Shi-Zheng-Yi, Classic of Poetry, History of Classic, Academic of Qing Dynasty, Textual Research School

* Assistant Professor,Department of Oriental Literature,Tzu Chi University.

清代《詩經》考據學家對孔穎達《毛詩正義》之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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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經正義》的編纂

經學於漢代初期經由政府的支持，逐漸發展，日趨興盛。但是因為學術

派別與文本的差異，產生今古文經學派的爭執。今古文經學家對經學的研究，

至東漢已經累積龐雜的解釋文本，在傳授與學習上造成相當的困擾。鄭玄

（127-200）調和古今文經與諸家解釋的作品，反映當時統整經學研究的實際需

求。

東漢末年以後，戰亂頻仍，導致經典大量、快速地散佚。至魏晉南北朝

時期雖然一度穩定，但是國家長期處於分裂狀態，讓經學研究出現「南學」、

「北學」的分別。此期的經學研究宗派林立，各襲師說，攻詰不休，呈現紛

亂的局面。在學術傳承與發展上，增添諸多紛擾。1

當隋朝終結國家分裂狀態之後，大一統的氣象讓許多層面開始進行整合

的工作。在學術文化發展上，政府順應時勢，要求積極統整。如隋文帝於開

皇（581-600）初年下詔「正定經史」。雖然未能成功，卻喻示學術統整工作的

需求已然浮現。2

唐代於政治形勢穩固後，即著手以國家力量對紛亂的學術狀態進行統整。

唐太宗貞觀四年（630）發佈詔令，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訛謬」之故，

命顏師古（581-645）考定《五經》。3經過公開的論辨考察，顏師古考定的《五

經定本》獲得學界大致認同，並於貞觀七年（633）頒佈天下。

顏師古的工作主要是校定文字，刊正訛誤，整理出能獲得學界共識的文

本，以利後續研究工作的開展。貞觀十二年（638）發佈詔令，以「儒學多門，

章句繁雜」之故，下令國子監祭酒孔穎達（574-648）與多位學者編撰「五經義

疏」。4本部「義疏」，初名「義贊」，後詔改為「正義」。《五經正義》的編撰

初期頗為順利，在貞觀十六年（642）已完成初稿，隨後進行複審工作。太學

1 《北史‧儒林》描述東晉以後的的經學研究狀態：「正朔不一，將三百年。師訓紛綸，無

所取正。」卷 81，「列傳」69。《隋書‧儒林》：「大抵南人約簡，得其英華，北學深蕪，

窮其枝葉。」《隋書‧房暉遠傳》「河南、河北義例不同。博士不能遍涉。學生皆持其所

短，稱己所長，博士各各自疑，所以久而不決也。」卷 75，「列傳」40。 2 《北史‧儒林》：「（蕭該）奉詔與妥（何妥）正定經史。然各執所見，遞相是非，久而不

能就。上譴而罷之。」卷 82，「列傳」70。 3 《舊唐書》：「太宗又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訛謬，詔前中書侍郎顏師古考定《五經》，

頒於天下，命學者習焉。」「列傳」139，「儒學」上。 4 《舊唐書》「列傳」139，「儒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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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馬嘉運（？-645）在審閱後，認為《五經正義》之初稿頗有「繁雜」、「謬

冗」的問題。於是朝廷徵聘更多的學者對《五經正義》進行修訂工作。貞觀

十七年（643），孔穎達致仕退出修撰工作。《五經正義》的規模宏大，孔穎達

不能獨成其事。實際上〈五經正義序〉與《舊唐書》、《新唐書》中，對各經

的修撰、審定的主要參與者已著錄其名。孔穎達因為學問淵博，地位崇隆，

因此具銜總領。5孔穎達雖然在最後編撰階段因致仕而退出，但是《五經正義》

的主體工作、體例格式與版本選定都在其手上完成，其中亦貫注其對經學在

義理層次上的理解，6故於古代官方編纂書籍慣例與其中貢獻來看，《五經正

義》署孔穎達之名應為允當。

初稿完成近十年後，唐高宗永徽二年（651）詔令各省、館博士、學士對

《五經正義》進行最終考正，以長孫無忌（？-659）等總領其事。7永徽四年（653

年）完成刊定工作，稍後頒佈命令，成為政府舉行科舉考試的標準版本。8《五

經正義》的修訂工作耗時頗久，顯現官方對此書的重視，願意長期投入人力

物力，以求完善。

由顏師古彙校《定本》開始，至《五經正義》刊定，歷經二十餘年，其

間論難校正數次，參與者皆為碩學鴻儒，整體品質遠超過後世許多官方修訂

的經學著作，堪稱經學史上影響力最大的總成之作。9

關於各經注的評價問題，根據朱熹（1130-1200）、王應麟（1223-1296）、錢

大昕（1728-1804）等人以為在義理說明與取材引證上，《詩經》、《禮記》為佳。10

皮錫瑞以今文經學的角度，認為《詩經》、《禮記》在注本選擇與義理說明上

5 顧炎武，〈十三經註疏〉，《日知錄》（台北：明倫出版社，1970 年），卷 20，頁 518-519。 6 鄧國光，〈孔穎達五經正義體用義研究〉，收入彭林主編，《中國經學》（桂林：廣西師範

大學，2007 年）第 2 輯，頁 87-130。 7 《新唐書‧儒學上》：「詔中書、門下與國子三館博士、弘文館學士考正之。」 8 《唐會要‧論經義》：「頒于天下，每年明經，依此考試。」 9 關於《五經正義》的修撰過程可參見張寶三，《五經正義研究》（臺北：臺灣大學中國文

學研究所博士論文，1992 年），第 2 章「五經正義之修撰與版本」。 10 王應麟：「朱文公（《語類》）謂五經《疏》，《周禮》最好，《詩》、《禮》次之，《書》、《易》

為下。愚考之《隋志》：王弼《易》，孔安國《書》，至齊、梁始列國學。故諸儒之說，不

若《詩》、《禮》之詳實。」《困學紀聞》（台北：臺灣中華書局，1970 年）第 3 冊，卷 8，「經說」，頁 38b。錢大昕：「唐初《正義》，曲狥一家之言，彼經與此經相矛盾者甚多。

要其義據閎深，則《詩》、《禮》為上，《春秋》次之，《易》、《書》為下。」《潜研堂文集》

卷 9，「答問六」，收入陳文和主編，《嘉定錢大昕全集》（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 9 冊，頁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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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其他諸經為佳。11

《五經正義》諸經注疏的成績，與底本選擇有高度關連。《正義》所選的注

本常為人所病，如清代學者江藩（1761-1831）對此有嚴厲的批判。12不過，亦

有學者認為《五經正義》在底本與義疏的選擇上，能秉持「理性精神」，去除

學派私見，對後世義理學的開拓有積極貢獻。13諸經義疏中，《詩經》底本的

選擇較無爭議。古文經《毛詩》雖然較晚出現，但是在鄭玄箋釋《毛詩》之

後，影響力逐漸擴大，甚至讓今文經因此衰微沒落。14此長彼消的發展下，《毛

傳》、《鄭箋》在魏晉南北朝構建出龐大的解釋體系。15相對於《毛詩》逐漸

受到重視，三家《詩》中《齊詩》、《魯詩》在隋、唐時已經亡佚，《韓詩》幾

乎成絕學。16基於經學解釋的系統性與完整性的考量下，孔穎達選擇《毛詩》

進行疏解是順勢而為的合理選擇。《毛詩正義》面對前朝諸多義疏，在操作層次考量上，必要選擇一家作

為底本。根據孔穎達〈毛詩正義序〉所述，當時諸多義疏中，以劉焯（544-610）、

劉炫為最佳，因此以此為底本進行刪銷增補。17在增補過程中，亦採集魏晉

南北朝諸家說法，只是在比例上不高。

《毛詩正義》的優點在於底本較無爭議，18另外在訓詁典制方面相當詳

11 皮錫瑞：「《詩》、《禮》、《周禮》，皆主鄭氏，義本詳實；名物度數，疏解亦明。故於諸經

正義為最優。」周予同註釋，《經學歷史》（北京：中華書局，2004 年），頁 143。 12 江藩：「（唐太宗）即位後，讎正五經，頒示天下，命諸儒萃章句，為《義疏》。惜乎孔沖

遠、朱子奢之徒，妄出己見，去取失當。」錢鍾書、朱維錚主編、徐洪興編校，《漢學師

承記（外二種）》（香港：三聯書店，1998 年），卷 1，頁 6。 13 參見姜廣輝，〈政治的統一與經學的統一：孔穎達與五經正義〉，姜廣輝主編：《中國經學

思想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 年），第 2 卷，頁 741-743 。 14 王柏：「《毛詩》假康成為重，盛行於世。毛、鄭既孤行，而三家遂絕，不得參伍錯綜，

以訂其是非。學者惑於同而忘其異矣。」引自朱彝尊，《經義考》（台北：臺灣中華書局，

1979 年），卷 101，「鄭詩毛詩箋」條，頁 3。 15 根據《隋書經籍志》所著錄漢以下之《詩經》學著述共計三十九部，除《韓詩》三部，

以及業遵所注的《業詩》之外，其餘皆為《毛詩》。 16 陸德明《經典釋文‧序錄》：「平帝世，《毛詩》始立，《齊詩》久亡，《魯詩》不過江東，

《韓詩》雖在，人無傳者。唯《毛詩》、《鄭箋》獨立國學，今所遵用。」《隋書‧經籍志》：

「《齊詩》亡於魏；《魯詩》亡於西晉；《韓詩》雖存，無傳之者。唯《毛詩》《鄭箋》，至

今獨立。」 17 孔穎達：「其近代為義疏者，有全緩、何胤、舒瑗、劉軌思、劉醜、劉焯、劉炫等。然焯、

炫並聰穎特達，文而又儒，擢秀幹於一時，騁絕轡於千裏，固諸儒之所揖讓，日下之無

雙，於其所作疏內特為殊絕。今奉敕刪定，故據以為本。……今則削其所煩，增其所簡，

唯意存於曲直，非有心於愛憎。」〈毛詩正義序〉。政偉案：劉焯有《毛詩義疏》，卷數不

詳；劉炫有《毛詩述義》40 卷。二書皆已亡佚。據朱彝尊，《經義考》，卷 103，頁 2。 18 徐珂（1869-1928）：「西漢遺經，惟《毛詩》最稱完整，孔穎達作《疏》，亦精博勝於他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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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尤可貴者在於參酌眾書，19並能引群經參照。20但是《毛詩正義》的缺點

在於堅守「疏不破注」的原則下，往往強毛從鄭，依《箋》改經，雜引讖緯。

另外，或許由於篇幅龐大，所以書內引文偶有彼此互異的情形。21然而整體

來看，這種矛盾情形相當少見。絕大多數的資料彼此具有互文解釋的效力，

足以形成有效的解釋體系。

二、清初至乾隆年間學者對《毛詩正義》的意見

清初《詩經》學的解釋已經形成兩大系統：一是《毛傳》、《鄭箋》、《毛

詩正義》代表的的漢唐注疏；一是以朱熹《詩集傳》所代表的宋學解釋。22學

者雖然在證據上博取諸家，不過受到明末清初考據學風興起，以及對明代學

術文化的反動思潮影響，《毛詩正義》所代表的漢唐注疏傳統得到較高的重視，

而朱熹《詩集傳》所代表的宋元解釋則往往成為辨正的對象。

如清初《詩經》學者朱鶴齡（1606-1683）《詩經通義》於取證方面展現出

「漢宋兼採」學風。本書博採諸家，引據詳實，展現出「參停於今古之間」

的風貌。23《詩經通義》謹守《詩序》，反對宋人以來的說解方式，故書中可

見對《毛詩正義》所代表的漢唐舊說有較高的尊重。朱鶴齡撰寫《詩經通義》

時，與好友陳啟源頗有討論，陳啟源受此影響，撰成《毛詩稽古編》。由《毛

詩稽古編》書名可知陳啟源求《毛詩》之古的用心，所以本書與朱鶴齡《詩

〈詩經之精義〉，《清稗類鈔》（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經術」第 8 冊，頁 3837。

19 皮錫瑞：「疏家例不駁注，專守一經之注，不欲牽引他人異說，其體例故如是。」〈鄭志疏證自序〉，《鄭志疏證》（台北：世界書局，1982 年），頁 1b。 20 晁公武：「《義疏》混南北之異，雖未必盡得聖人之意，而刑名度數亦已詳矣。……元豐以

來廢而不行，甚無謂也。」引自朱彝尊，《經義考》，卷 103，頁 4。安井小泰郎著，連清

吉、林慶彰譯，《經學史》（台北：萬卷樓圖書公司，1996 年），頁 112。 21 洪湛侯整理諸家意見，以為《毛詩正義》有幾點缺點：強毛從鄭，依《箋》改經；疏不

破注；引文彼此互異；雜引讖緯。見氏著《詩經學史》（北京：中華書局，2002 年）上冊，

頁 247。 22 湯斌（1627-1687）：「《毛詩》、《鄭箋》至今獨立，其宣厘正風，不可貶也。疏之者惟劉焯

兄弟為善。朱子博考諸家，斷以己見，取裁廣而立義卓，信超出百家矣！……故大小《序》、

《毛注》、《鄭箋》與朱子《集注》並行可也。」〈十三經注疏論〉，《湯子遺書》卷 5，收

入范志亭、范哲輯校，《湯斌集》（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 年），上冊，頁 238-239。姚際恆：「予嘗論之，《詩》解行世者有《序》、有《傳》、有《箋》、有《疏》、有《集傳》，

特為致多。初學茫然，罔知專一。予以為《傳》、《箋》可略，今日折中是非者，惟在《序》

與《集傳》而已。」〈自序〉，《詩經通論》（台北：廣文書局，1993 年），頁 2。 23 紀昀編：《四庫全書總目》，卷 16，「詩類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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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通義》廣羅眾說的方式不同，具有鮮明的立場。陳啟源嚴守《詩序》，成為

貫串全書的觀點。陳啟源雖然在〈凡例〉中提到全書辯證《毛詩正義》、《詩

集傳》與《詩經大全》為多，但實則辯證者多在後者。在引證上也有所偏頗，

稱宋元以後的解釋，去古已遠，多不可信。24因此，在嚴守《詩序》，遵守古

訓的觀點下，陳啟源對於《毛詩正義》所代表的漢唐解釋，多所維護，展現

出「稽古」的用心。

顧炎武（1613-1682）認為《五經正義》的編撰，因為主一家之說，而排

斥其他經說，讓經義解釋變得偏狹簡略。25顧炎武對明代編著的《四書大全》、

《五經大全》更有嚴厲的抨擊，認為毫無成績可言。26相對之下《五經正義》

的價值較高，配合唐代科舉考試制度，士子修習該書尚可知經學本源根底。27

由顧炎武的評論來看，他並沒有對《正義》、《大全》進行較為詳細的比對，

只是深惡明代科舉制度，讓他對《大全》更無好感。如果回到顧炎武的經學

研究方法來觀察，他的《音學五書》直接以經文為考察材料，《正義》以降

的注疏之學幾無用處。對他來說，《五經正義》、《大全》不過是科舉考試

用書，於深入的學術研究恐無太大助益。

錢澄之（1612-1693）是清初著名的《詩經》學者，撰有影響深遠的《田間

詩學》。該書的特色是廣采眾說，不專一家，於兩漢以來之《詩經》學著作皆

有論述取證。《田間詩學》對《毛傳》、《鄭箋》、《毛詩正義》所建構的解釋系

統相當推崇，對朱熹《詩集傳》也頗多採納。28該書對於諸家眾說之去取，

力求客觀，避免臆測好惡，「持論頗為精核，而於名物、訓詁、山川、地理言

24 陳啟源：「《集傳》、《大全》今日經生尚之，而《注疏》亦立於國學，故所辯證，茲二書

為多。……引據之書以經傳為主，而兩漢諸儒文語次之，以漢世近古也；魏晉六朝及唐人

次之，以去古稍遠也；宋元迄今，去古益遠，又多鑿空之論，偽託之書，非所取信。」〈毛

詩稽古編凡例〉，《毛詩稽古編》（濟南：山東友誼書社，1991 年），卷 1，頁 26。 25 顧炎武：「晉、宋以下，乃有博學之士會萃貫通。至唐時立九經於學官，孔穎達、賈公彥

為之《正義》，則今所謂疏者是也。排斥眾說，以申一家之論，而通經之略狹矣。」〈與

友人問易書〉，《亭林文集》卷 3，《亭林詩文集》（台北：漢京文化，1985 年），頁 41。 26 顧炎武：「僅取已成之書，抄謄一過，上欺朝廷，下誑士子。唐宋之時，有是事乎？」〈四

書五經大全〉，《日知錄》，卷 20，頁 525。 27 顧炎武：「唐時入仕之數，明經最多。考試之法，令其全寫《註疏》，謂之帖括。……今之

學者並《註疏》不觀，殆於本末俱喪。然則今之進士又不如唐之明經也乎！」〈明經〉，《日

知錄》卷 19，頁 465。 28 錢澄之：「鄭康成為《箋》以暢毛公之說，孔穎達復為《正義》並演鄭氏之音。於是《毛

傳》始益大明。……吾之從朱，猶之從毛、鄭二家，取其是者而已矣。……是編毛、鄭、孔

三家之書，錄者十之二；《集傳》錄者十之三；諸家各本錄者十之四。」〈田間詩學凡例〉，

朱一清點校，《田間詩學》（合肥：黃山書社，2005 年），頁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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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尤詳」，29不僅是清初以實證考據方式研究《詩經》的重要代表，也展現清

初《詩經》學研究普遍存在的「漢宋兼採」特徵。然而在實際解經中，錢澄

之較偏向漢學之說解，對宋學與朱熹《詩集傳》有較多的辨正。30簡單地說：

錢澄之重視的是《毛詩》、《鄭箋》所代表的漢學傳統，而將《毛詩正義》

視為承載紀錄此傳統的文獻整理。

乾隆年間的全祖望（1705-1755）對唐代《正義》有較為嚴苛的批判。他認

為《五經正義》在注解上依循前人舊說，在經義發揮上沒有創新。另外就保

存文獻的角度來看，專主某家，未能保存漢晉經師的異同之說，讓後世經學

研究無所取資，也讓經學解釋趨向狹隘。31其實，唐代撰修《五經正義》本

就不是為了「創新」而作，其目的在統一經學解釋。因此，全祖望的批評《五

經正義》因循舊說的論述，實不能稱為持平之論。全祖望另外指出《五經正

義》未保留漢晉諸多舊說，讓寶貴的資料無法留存。與全祖望同時的惠棟

（1697-1758）對此有不同的意見，他認為唐代義疏除了《易》用王弼《注》，《尚

書》用孔安國《傳》誤選注本的差失之外，其他諸經義疏有保留古訓的重大

貢獻。32

乾嘉考據學的重要學者戴震（1724-1777）對唐代義疏就頗有意見。段玉裁

（1735-1815）在與顧廣圻（1766-1835）討論古代學制時，提到戴震曾經表示《禮

記正義》只有「四、五分」可觀。33戴震認為魏晉時已失去漢代師承家法的

解釋，而隋唐義疏之學不僅失去經學上的師法家法的傳承，更流於瑣碎。34

29 紀昀編：《四庫全書總目》，卷 16，「詩類 2」。 30 徐元文（1634-1691）：「唐孔穎達奉詔撰《正義》，蓋刪二劉之《疏》，混南北為一，而兩

存毛、鄭之解，說《詩》者宗之矣」、「迨有明三百年，惟《集傳》著於功令，學校師生

講誦，而古注疏束之高閣矣」、「先生之《詩》學，非有意於攻《集傳》也，凡以求其至

是至當而已。」〈田間詩學序〉，朱一清點校：《田間詩學》，頁 1-2。 31 全祖望：「《正義》之書，依違舊注，不能有所發明。漢、晉經師異同之說，芟棄十九，

令後世無所參考。愚嘗謂《正義》而經學之隘，自此始。」〈唐孔陸兩經師優劣論〉，《鲒

埼亭集外編》，卷 38，收入朱鑄禹彙校集注，《全祖望集彙校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

社，2008 年）中冊，頁 1532。 32 惠棟：「唐人疏義推孔、賈二君。惟《易》用王弼，《書》用偽孔氏，二書皆不足傳。至

如《詩》、《春秋左氏》、三《禮》，則旁采漢魏南北諸儒之說，學有師承，文有根柢，古

義之不盡亡，二君之力也。」〈北宋本禮記正義跋〉，《松崖文鈔》（江蘇：廣陵古籍出版

社，1982 年），卷 2，頁 1。 33 段玉裁：「聞之東原師曰：鄭注有八、九分，《正義》只四、五分。故《正義》必分別觀

之，去其非，求其是，掏其沙而金其見。余守其說，不敢忘也。」〈三與顧千里書論學制

備忘之記〉，鍾敬華校點，《經韵樓集》（北京：中華書局，2008 年），卷 12，頁 312。 34 戴震：「降自魏晉，師法漸失；隋唐義疏，流而為繁碎。」〈閩中師友淵源序〉，《戴震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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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震《詩經》學研究有相當的數量，堪稱乾隆朝最重要的《詩經》學者。35

共計有《詩補傳》、《毛鄭詩考正》、《杲溪詩經補注》三書，另外亦有《經考》、

《經考附錄》、《文集》中牽涉《詩經》的相關篇章。戴震早年撰寫《詩補傳》，

之後摘錄修改其中考證部分，彙成《毛鄭詩考正》。中年時以《毛詩補傳》為

基礎，撰寫《杲溪詩經補注》，但是僅止於二〈南〉。其間意見略有差異，但

是整體來說，《杲溪詩經補注》是在《毛詩補傳》、《毛鄭詩考正》的基礎上進

行整理增刪的作品，在觀點與方法上並沒有根本性的變動。

戴震〈詩補傳序〉以為前代能明《詩經》大旨的只有《毛傳》、《鄭箋》

與宋朝朱熹。但是《毛傳》、《鄭箋》向為漢學學者所重；朱熹《詩集傳》素

為宋學學者所尊，處於相對抗之勢，戴震以為這種爭論並無意義，對經文理

解並無積極幫助。36在實際解經方法上，戴震以考據訓詁為出發點，對名物

制度、章句字義進行考察，然後遠紹孔子「思無邪」之旨對詩篇意義進行闡

述。37基本上戴震幾乎無視《毛詩正義》，連其中的矛盾、差異、別說也沒

有討論。對戴震來說，經文本身才是關注焦點，擺脫注疏，直探本文，才是

正確的研究方式。戴震的研究觀點顯現出乾嘉漢學對於經學研究的基本路線，

這也昭示《正義》之學在考據學下受到忽視的情況。

三、嘉慶、道光年間考據學者對《毛詩正義》的意見

嘉慶（1796-1820）、道光（1821-1850）年間是考據學發展的高峰，在前人累

書》（合肥：黃山書社，1994 年），第 1 冊，「補遺」，頁 555。

35 戴震《詩經》學研究有相當的數量，共計有《詩補傳》、《毛鄭詩考正》、《杲溪詩經補注》

三書，另外亦有《經考》、《經考附錄》、《文集》中牽涉《詩經》的相關篇章。戴震早年

撰寫《詩補傳》，之後摘錄修改其中考證部分，彙成《毛鄭詩考正》。中年時以《毛詩補

傳》為基礎，撰寫《杲溪詩經補注》，但是僅止於二〈南〉。其間意見略有差異，但是整

體來說，《杲溪詩經補注》是在《毛詩補傳》、《毛鄭詩考正》的基礎上進行整理增刪的作

品，在觀點與方法上並沒有根本性的變動。 36 戴震：「先儒為《詩》者，莫明於漢毛、鄭，宋子朱子。……其主漢者必攻宋，主宋者必攻

漢，此說之難一也。余私謂《詩》之辭不可知矣，得其志則可通乎其辭。作《詩》之志

愈不可知矣，蔽之以「思無邪」之一言則可通乎其志。」〈毛詩補傳序〉，收入《戴震全

書》，第 1 冊，頁 125。政偉案：今《毛鄭詩考正》、《杲溪詩經補注》並無序文，然此序

可概括戴震解《詩》的主要觀點與方法。 37 戴震：「今就全《詩》考其名物字義於各章之下，不以作詩之意衍其說。蓋名物字義，前

人或失之者，可以詳覈而知。古籍具在，有明證也。作《詩》之意，前人或失之者，非

論其世，知其人，固難以臆見定也。姑以夫子之蔽夫三百者，各推而論之，以附於篇題

後。」〈毛詩補傳序〉，頁 125-126。


126

積的成果與方法論系統的建立下，此期學者在處理經學問題上極有成績。在

《詩經》方面，考據學者注意的是恢復先秦漢初的經傳文本。橫亙在前的首

要問題是經文與《毛傳》的文本問題。38戴震的學生段玉裁對此問題花費大

量時間進行考訂。

段玉裁在《詩經》學上很有成績，尤其在小學方面堪稱清代中葉《詩經》

學研究中的傑出學者。段玉裁主要的《詩經》學著作有《詩經韻譜》，是《六

書音均表》（1775 完成）的一部份，在古音學上有重要的地位。與《六書音均

表》與時進行的著述有：《詩經小學》，是段玉裁第二部的《詩經》學專著，

內容為對《詩經》文句的解釋與簡短的考證。《毛詩故訓傳定本小箋》是段玉

裁用力最深的《詩經》學專著，本書起作於乾隆四十三年（1778）要至道光二

十一年（1816），即段玉裁過世次年才刻成。

段玉裁於〈十三經注疏釋文校勘記〉提到唐代雖然有《正義》，但是在

當時就已經有經書版本不同的問題，流傳至後，因文字的誤差，導致「其字

其說，乃或齟齬不謀，淺者乃或改一就一。」39段玉裁認為經義紛亂錯誤的

源頭在於經傳文字的譌誤，字形若不正確，則以字詞定義說經的解釋方式將

導致釋義錯誤。40因此，段玉裁研究《詩經》最主要的方式就是由文字入手，

希望可以藉此解決釋義問題。上述觀點在段玉裁《毛詩故訓傳定本小箋》中

具體落實，本書主要是考證校勘的方式，恢復漢初經文、《毛傳》的原貌。根

據陸德明（556-627）《經典釋文‧序錄》：「《毛詩故訓傳》，二十卷，鄭氏箋」，

《隋書‧經籍志》：「《毛詩》二十卷，何間太守毛萇傳，鄭氏箋。」都言《毛

詩經》、《傳》、《箋》皆為二十卷。後來孔穎達《毛詩正義》、朱熹《詩集傳》

亦為二十卷，而且依《經》文與《毛傳》、《鄭箋》歸於一處加以注疏。段玉

裁依據《漢書‧藝文志》記載，以為《毛詩》所傳經文為二十九卷，《毛傳》

有三十卷。所以要恢復《毛詩故訓傳》的原來面貌，便須還原其原本卷數。41

38 成瓘（1763-1842）以為經文、傳文與《釋文》的文字都有所差異。參見氏著，《讀詩偶筆‧

毛詩注疏本》，收入《篛園日札》（台北：世界書局，1984 年），卷 3，頁 158-160。 39 段玉裁，〈十三經注疏釋文校勘記〉《經韵樓集》，卷 1，頁 1。 40 段玉裁：「唐顏籀為太宗作《定本》，陸氏作《經典釋文》，孔氏、賈氏作《義疏》，皆自

以為六藝所折衷。究之《定本》，不可遽信。《釋文》、《正義》，其去取甲乙，時或倒置，

經字之日譌，而經義何能畢合！」〈經義雜記序〉《經韵樓集》，卷 8，頁 188。 41 段玉裁：「《毛詩故訓傳》三十卷，玉裁宰巫山事簡所訂也。曷為三十卷？從《漢志》也。

夫人而曰治《毛詩》，而所治者乃朱子《詩傳》，則非《毛詩》也，是以訂《毛傳》也。《故

訓傳》與《鄭箋》久與《經》文相雜廁，曷為每篇先《經》後《傳》也，還其舊也。周

末漢初《傳》與《經》必各自為書也，然則《漢志》云：「《毛詩經》二十九卷，《毛詩故


127

再者，《毛詩》經傳原本是分開的，先經文後傳文不相雜廁，所以段玉

裁訂定《毛詩故訓傳》便依此體例為之。段玉裁對考訂《毛詩故訓傳》的工

作用力極深，但是後人對其成績並沒有很高的評價。42段玉裁恢復舊本的努

力雖然在整體成績上有所欠缺，但是對局部文本的處理、恢復上，還是有一

定的貢獻。段玉裁無法盡復經傳舊觀的主要原因，在於時間距離的關係，導

致材料無法復原的根本問題上。

《毛詩正義》較有爭論的問題在於區分、解釋《毛傳》、《鄭箋》異同之

處。從經學研究源流上來看，鄭玄先從今文家張恭祖習《韓詩》，後從古文經，

因此其於箋釋《詩經》時採取今古文融會的方式。鄭玄於箋釋《毛傳》時，

主要依據古文家說，但是，也兼採今文。43在孔穎達之時，三家詩大多亡佚

無傳，在實際操作層次上很難析出《鄭箋》家法混淆的地方。宋代王柏就曾

對此情形深有感嘆。44江藩也認為《毛詩正義》在處理《鄭箋》「申毛」、「易

毛」的問題上大有問題。45周中孚（1768-1831）以為《毛詩正義》的價值與重

要性很高，但是在區分《鄭箋》意旨上，尚有疏略。46劉壽曾（1838-1882）以為《毛詩正義》混淆《毛傳》、《鄭箋》，尤其在義理精密之處更是如此。47

訓傳》三十卷」，本各自為書，今釐次《傳》文還其舊，而每篇必具載《經》文於前者，

亦省學者兩讀也。」〈毛詩故訓傳定本小箋題辭〉，《經韻樓集》，卷 1，頁 5。蘇瑩輝有〈從

敦煌本毛詩訓詁傳論毛詩定本及訓詁傳分卷問題〉一文，對段玉裁分《毛傳》為 30 卷抱

持保留態度。收入中華民國孔孟學會主編，《詩經研究論集》（台北：黎明文化事業，1981年），頁 75-84。

42 江瀚：「玉裁是書合《傳》為一篇，寘於經後，以復古《經》、《傳》別行之舊，最為可取。

其他實多未安，然頗為世推重。學海堂本錢塘嚴杰跋云：「後之人有專為《毛傳》作疏者，

宜以此為定本。」後陳奐作《詩毛氏傳疏》，果多從之。」〈毛詩故訓傳題要〉，《續修四

庫全書總目提要》（北京：中華書局，1993 年）「經部詩類」，頁 353。 43 鄭玄：「注詩宗毛為主，毛義若隱略則更表明，如有不同，即下己意，使可識別。」《毛

詩正義》引鄭玄《六藝論》。 44 王柏：「《毛詩》假康成為重，盛行於世。毛、鄭既孤行，而三家遂絕，不得參伍錯綜，

以訂其是非。學者惑於同而忘其異矣。」引自朱彝尊，《經義考》「鄭詩毛詩箋」條，卷

101，頁 3。 45 江藩：「《詩》惟毛公獨得古義，三家異同，足資考訂。鄭玄箋《詩》，實以宗毛為主。即

下己意，亦有識別。人以鄭好易毛議之，則孔《疏》莫辭其咎。何也？鄭君申毛之處，《疏》

有未達，即以鄭為異，則《疏》之咎也。」〈注家有得有失〉《經解入門》（台北：廣文書

局，1977 年），卷 1，頁 10b。 46 周中孚：「獨於二劉所作之疏稱為殊絕，故奉敕刪定，據以為本。削其所煩，增其所簡。

其於刑名度數，亦以詳備，惜未能盡得鄭氏箋《詩》之意。……固不得過於求全責備，而

反啟後人廢《疏》之漸矣。」《鄭堂讀書記》（台北：世界書局，1965 年），「經部五」，卷

8，「毛詩注疏四十卷」條，頁 3。 47 劉壽曾：「《詩疏》惟於毛、鄭之誼，分析多岐淆，而精密處致多。」〈十三經注疏優劣考〉


128

晚清皮錫瑞（1850-1908）以為《毛詩正義》所謂申述《毛傳》之處，很有可能

是王肅的說法。認為《毛詩正義》對毛、鄭異同之處的處理不佳，釋義上的

源流難以釐清。48

焦循（1763-1820）認為《毛詩正義》在區別《毛傳》、《鄭箋》意義異同上

往往混淆比附，在訓詁上有頗為簡略，因此作《毛詩補疏》。49

馬瑞辰（1782-1853）試圖釐清《毛傳》、《鄭箋》之間的解釋差異，藉此恢

復漢時舊觀。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即是利用當時已經成熟的訓詁知識，

對《毛傳》、《鄭箋》釋義進行甄別的工作。50馬瑞辰在〈毛詩傳箋通釋自序〉

提到本書的寫作，主要是糾正孔穎達《毛詩正義》中將《毛傳》、《鄭箋》糾

連一處，在「申毛」、「易毛」上區分不清的錯誤。51

《毛詩正義》未能區分《毛傳》、《鄭箋》釋義與家數的意見，似乎是乾

嘉《詩經》學者的共識，更是他們積極研究的重要課題。馬瑞辰的好友胡承

珙亦是嘉道時期的經學名家，其撰有《毛詩後箋》，然而書將成之際即過世。

後由陳奐續補，方得刊行。馬瑞辰為《毛詩後箋》寫序時提到《毛詩正義》

受《鄭箋》與王肅說解的影響，未能清楚疏釋《毛詩》原意，這點是他與胡

承珙的共同意見。52為《毛詩後箋》之完書做出巨大貢獻的陳奐在〈毛詩後

林子雄點校，《劉壽曾集》（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2001 年）「文集」，卷 1，頁 38。

48 皮錫瑞：「唐作《正義》，兼主《傳》、《箋》。毛無明文，而孔《疏》云毛以為者，大率本

於王肅。名為申毛，實則申王。王好與鄭立異，或毛意與鄭不異，又強執以為異。既分

門戶，未易折衷，此《詩》之難明者五也。」〈論詩比他經尤難明其難明者有八〉《經學

通論》（北京：中華書局，2003 年），卷 2，頁 1-2。 49 焦循：「四漢經師之學，惟《毛詩傳》存。鄭箋之，二劉疏之。孔穎達本而增損為《正義》，

於諸經為詳善。然毛、鄭義有異同，往往混鄭於毛，比毛於鄭。而聲音訓詁之間，疏略

亦多。……訓詁之不明，則詩辭不可解。……《傳》、《箋》之異，不可不分也。」〈毛詩補

疏序〉《毛詩補疏》，收入《詩經要籍集成》（北京：學苑出版社，2003 年），第 29 冊，頁

5。 50 馬瑞辰：「鄭君大恉，本以述毛，其《箋》詩改讀，非盡易《傳》，而《正義》或誤以為

毛、鄭異義。又鄭君先從張恭祖受《韓詩》，凡《箋》訓異毛者多本《韓》說。其答張逸

亦云：「如有不同，即下己意。」而《正義》又或誤合《傳》、《箋》為一。瑞辰粗揅二學，

有確見其分合異致，為《義疏》所剖析者，各分疏之，故以《傳箋通釋》為名。」〈毛詩

傳箋通釋例言〉，陳金生點校，《毛詩傳箋通釋》，（北京：中華書局，2004 年）上冊，頁

1。 51 馬瑞辰：「爰取少壯所采獲，及於孔《疏》、陸義有未能洞澈於胸者，重加研究。……初名

《毛詩翼注》，嗣改《傳箋通釋》。述鄭兼以述毛，規孔有同規杜。」〈毛詩傳箋通釋自序〉

《毛詩傳箋通釋》，頁 1。 52 馬瑞辰：「唐人作《正義》，每取王子雍說，名為申毛，實失毛恉。鄭君箋《詩》，宗毛為


129

箋序〉提到，本書的用心在於以經文為準，考察《毛傳》之義，再以蒐羅古

訓與諸家說解的方式求經文與傳文在釋義上的協合。53因此，《毛詩後箋》基

本上有取代《鄭箋》的用心，意在闡明《毛傳》，恢復西漢舊說。

段玉裁的學生陳奐（1786-1863）為嘉道時期的《詩經》學名家，他應胡承

珙之子的請求，補完《毛詩後箋》，但是卻訝異於該書並非通釋著作，因此開

始撰寫通釋《毛傳》的著作。陳奐於道光二十年（1840）完成《詩毛氏傳疏》。

之後又繼續撰寫《毛詩說》、《釋毛詩音》、《鄭氏箋考徵》、《毛詩傳義類》，這

些作品可視為《詩毛氏傳疏》的附錄與補充。

陳奐撰寫《詩毛氏傳疏》主要意旨是疏解《毛傳》，這點在其書名清楚

地表示出來。陳奐以為鄭玄《詩經》學師承今文，因此為《毛傳》作箋釋時，

參雜己見，有以今文經說混淆《毛傳》釋義的情形。唐代《毛詩正義》並釋

《毛傳》、《鄭箋》，導致後人將《毛傳》、《鄭箋》之義混淆於一處，遂使《毛

傳》某些解釋被《鄭箋》今文經說所蒙罩。所以陳奐欲消除《鄭箋》、《正義》

的障蔽，直探本原，廓清《毛傳》之釋義，這是其撰作《詩毛詩傳疏》的重

要目的。54

清代學者亦有以為《毛詩正義》在處理《毛傳》、《鄭箋》的解釋上已

經相當妥當。如在校勘學上有卓越成就的顧廣圻以為《毛傳》、《鄭箋》實

為兩家之學，《正義》於此則以古文家說《毛傳》，以鄭學說《鄭箋》，其

實分辨甚明，僅是未說清楚體例而遭後人誤解。55如陳澧（1810-1882）以為《毛

主，毛義隱略，則或取正字，或以旁訓疏通證明之，非盡易毛也。《正義》泥于『《傳》

無破字』之說，每誤以《箋》之申毛者為易毛義。又鄭君先從張恭祖受《韓詩》，兼通齊、

魯之學，間有與毛不同者，多本三家《詩》，而參以己意，《正義》又或誤以《箋》義為

《傳》義。余與墨莊同見及此。」〈毛詩後箋序〉《毛詩後箋》（合肥：黃山書社，1999 年），

上冊，頁 1。 53 陳奐：「進取先秦百氏之書而深究之，所以知古訓之歸；廣採近者數十百家之解而明辨之，

所以絕後來之惑。先生所謂準之經文，參之《傳》義，必思曲折以求通。」〈毛詩後箋序〉

《毛詩後箋》，頁 3。 54 陳奐：「鄭康成居漢季初從東郡張師（張恭祖）學《韓詩》，後見《毛詩》義精，好為

作《箋》，亦復閒《魯詩》，并參己意，故作《箋》之旨，實不盡同《毛》義。……唐貞

觀中孔沖遠作《正義》，《傳》、《箋》俱疏，於是《毛》、《鄭》兩家合為一家之書矣。……近代說《詩》兼習《毛》、《鄭》，不分時代，不尚專脩，不審鄭氏作《箋》之旨，而又苦

《毛》義之簡漏，不得其涯際，漏辭偏解，迄無鉅觀。兩千年來，《毛》雖存而若有固

然矣！」〈敘錄〉《詩毛氏傳疏》（台北：學生書局，1967 年），頁 4-5。 55

顧廣圻（1770-1839）：「他經注疏，皆一家之學。《毛詩注疏》則《傳》、《箋》實兩家之

學。孔仲達作《正義》，於此處最為斟酌得宜。考其序文，蓋即本於二劉等者，非仲達所

能創造也。今觀「毛以為」、「鄭以為」之所云云，用意粗可蓋見矣。其有須申管窺者，


130

詩正義》在區分《毛傳》、《鄭箋》解釋的工作有一定的水準。56 但是，抱

持這種正面看法的學者屬於少數。

乾嘉考據學者對於《鄭箋》混淆古今文經之處頗多微詞，認為這是《毛

詩正義》的重大缺陷。不過，若體察《毛詩正義》的撰作目的，與實際操作

上的困難，應該要理解《毛詩正義》在說解上限於「疏不破注」的原則，又

要維持經說的系統性與完整性，加上多年戰亂後材料殘缺嚴重，無法仔細甄

別《毛傳》、《鄭箋》解釋的源流，應是情有可原，甚至可以說是必然結果。

四、清代考據學對《毛詩正義》檢視與批判的侷限

有學者稱《五經正義》的「疏不破注」原則形成一個「自我封閉」的系

統，雖然實現經學的統一，但是也標誌著漢代經學系統的終結。57如果以解

經的體例、原則來看，或許《五經正義》是經、傳、注、疏層遞而下的緊密

結構，代表一個自體具足，有位階差異性的解釋系統，但是這種系統能稱為

「自我封閉」嗎？必須要指出：儒家經典在漢代取得崇高地位後，對經文的

解釋一向不是封閉的。早在西漢武帝之時，董仲舒就提出「詩無達詁，易無

達占，春秋無達辭」的精闢意見，58表達經文的開放性。孔穎達修撰《五經

正義》雖守「疏不破注」之原則，但非全囿於注說，在經義方面往往有所推

闡、發揮，反映當時的時代背景與思維。59應該這樣說：《五經正義》面對龐

大的經學詮釋累積與傳統，它採取的不是建立自我封閉的詮釋系統，而是一

種在政治文化學術教育需求上，尋求共識的集體作為。由《五經正義》的著

述成因與過程來看，《五經正義》的編輯學者們對此書有充分的討論，目的即

在於將歷代累積下來的經學研究成果，結合當時的學術文化情勢，匯聚出最

唯每條之分析雖明，而全體之總例未顯，一事而已。……是故《正義》解毛，不拘有傳無

傳者，轉轉所受習古文家之說也。《正義》解鄭，決知其破毛之意者，轉轉所受鄭氏學之

說也。近時人鮮明此者，於是往往泥《傳》害《箋》，及泥《箋》害《傳》，甚至誤執鄭

詩為毛詩，輒駁《正義》，餘波及乎《釋文》、唐石本，豈非讀此書之大病耶？」〈答張子

絜問讀毛詩注疏書〉，王欣夫輯，《顧千里集》（北京：中華書局，2007 年），頁 101-102。 56

陳澧：「凡鄭義異於毛者，讀者當求其理孰為密。雖無多異，亦當求其宜。孔《疏》足以

為法矣！」《東塾讀書記》（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7 年），「詩」卷 6，頁 90。 57 吳雁南、秦學頎、李與階，《中國經學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 年），頁 247。 58 董仲舒，《春秋繁露》，《四庫全書》（台北：商務印書館，1983 年），第 181 冊，卷 3，頁

717。 59 參見楊向奎，〈唐宋時代經學思想：經典釋文、十三經正義等書所表現的思想體系〉，收

入林慶彰主編，《中國經學史論文選集》（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2 年）上冊，頁 630-658。張寶三，〈唐代儒者解經之一側面：五經正義解經方式析論〉姜廣輝主編，《經學今詮三

編》（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2 年），頁 467-533。


131

具共識的意見。

以《詩經》學的歷史來看，歷代學者對《詩經》學的研究，證明了董仲

舒之語確為不刊之論。60如《鄭箋》解釋《毛傳》之「既下己意」，不僅有面

對古今文經說的抉擇判斷，其間更有對時事的感傷與個體的感悟。61《毛詩

正義》疏釋的過程中，也反映編修者的思維觀點。62

自宋代以後，疑經風氣逐漸形成，學者對於承載兩漢魏晉南北朝的官方

注疏開始有所批評。但是，這些質疑大多僅是一種概念、觀點的陳述，至多

只是單點式的批判。全面對注疏問題進行考察的作品並沒有產生。

清末明初考據學逐漸興起後，注疏的問題開始為人所注意，漸漸成為重

要的學術課題。

考據學的拓展象徵清初學者一反明末理學的主觀探求，轉以客觀的方式，

向儒家經典尋求真理。63這種對智識的追求有很大的動力是來自「懷疑」——

懷疑前人的說解，甚至懷疑經典本身。與宋代學者不同的是，清代學者在研

究上很有意識地尋求客觀證據支持論點。，顧炎武提出一個有名的學術概念：

「讀九經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64宣揚考文知音的訓詁方式為理解經典

義理的起點，這幾乎是清代考據學家的共識。65

考據學另外一個具有共識的主張是尊重古訓。如惠棟主張經典的意義保

存在古人的訓解中，所以瞭解經義必須透過「古訓」，因此識字審音後的第一

個步驟並不是直接面對經典本文，而是首先是要對古訓有所瞭解。由歷史發

展來看，經典的解釋權威就是漢代經師，因此要還原經典的原初樣貌，必要

60 參見黃忠慎師，〈董仲舒詩無達詁說析論〉《朱子詩經學新探》（台北：五南圖書公司，2002

年），頁 161-186。 61 參見車行健，〈論鄭玄毛詩箋中的感傷時事之語與超出經文的詮釋〉, 《第六屆漢代文學

與思想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國立政治大學中文系，2007 年），頁 29-42；〈論鄭玄

箋《詩》所表露出的經學思想〉，《經學研究集刊》第 4 期（2008 年 5 月），頁 165-194。 62 張寶三，〈毛詩注疏之詩經詮釋及其得失〉，《臺大中文學報》第 20 期（2004 年 6 月），頁

1-40。 63 根據余英時的看法，清代考證學是儒學向「智識主義的轉化」，企圖通過文字訓詁以闡明

古聖先賢在六經中所蘊藏的「道」。參見〈清代思想史的一個新解釋〉《歷史與思想》（台

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76 年），頁 142。 64 顧炎武，〈答李子德書〉，《亭林詩文集》，卷 4，頁 73。 65 王念孫（1744-1832）：「訓詁聲音明而小學明，小學明而經學明。」〈段若膺說文解字讀序〉

《王石臞先生遺文》，卷 2，頁 7b。收入《續修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第 1466 冊，

頁 41。錢大昕：「《經》者聖人之言，因其言以求其義，則必自訓詁始。」〈臧玉琳經義雜

識序〉《潛研堂文集》卷 24，收入《嘉定錢大昕全集》，第 9 冊，頁 375。


132

依據經師說解，惠棟因此說：「古訓不可改」。66戴震對惠棟學術概念觀察是：

訓詁的目的是為了發揮聖人的義理，但是需要先由訓詁瞭解漢代經師對經典

的說解，進而探求典章制度創設的意義，如此可得聖人的義理。67

漢學家對於古訓的尊重甚至是據守有其理論上的依據。凡是距離經典形

成時代越近的解說越有可能符合經典的本義，在秦火之後，漢代經師的說法

在大部分的經典訓詁解說，成為最早的解釋，就歷史的傳遞上，其地位要高

於後來學者的說解。在經典解說的來源上來說，漢代的經師大多出於齊、魯

之地，更增加傳遞的可信度。因此無論在年代與地域上來說，漢代學者的說

法在還原經典本文面貌的功能上，勝過後來的解釋，這是一個客觀的歷史事

實，這也是清代漢學家重視漢代經學解釋的最重要依據。68

在強調訓詁與尊重古訓的兩個考據學前提下，《十三經注疏》的價值將被

切割對待。也就是說《注疏》中的漢代古訓將被高度尊重，但是唐宋的訓解

則多半聊備參酌。以清代考據學者研究《詩經》的情況來看，大致上在惠棟

之前，對《毛詩正義》還沒有什麼激烈的批判，畢竟其中保留諸多古訓，功

不可沒。但是整體說來，清代初期學者對於《五經正義》都給予一定的尊重，

對《毛詩正義》的價值也有較高的評價。如朱彝尊言：「《詩》捨《正義》弗

習，而經文失其舊，學者不復措意矣﹗」69

隨著考據學興盛，學者對於經學材料的檢視與期望愈加深化。戴震便以

為在實際理解經典的活動中，僅考據文字語言的意義並不足夠。戴震指出經

典的背後是原初創制時的典章制度與知識系統，如果不瞭解其文字所負載的

整個系統意義，那麼便無法對經典形成完整的理解，也就無法理解原初聖人

制作經典之義。70考據訓詁的研究方式，在漢學家的心目中不僅是考較字義

66 惠棟，《九經古義序首述》，《松崖文鈔》，卷 1，頁 1。收入嚴一萍輯，《百部叢書集成續

編》（台北：藝文印書館，1970 年），第 5 函。 67 戴震：「訓故明則古經明，古經明則賢人聖人之理義明；而我心之所同然者乃因之而明。

賢人聖人之理義非它，存乎典章制度者是也。松崖先生之為經也，欲學者從事于漢經師

之訓故，以博稽三古典章制度。由是推求理義，確有據依。」〈題惠定宇先生受經圖〉，《戴

震全書》，第 6 冊，頁 505。 68 阮元（1764-1849）：「聖賢之道，存于經。經非詁不明。漢人之詁，去聖賢尤近。譬之越

人之語言，吳人能辨之，楚人則否；高曾之形體，祖父及見之，雲仍則否。蓋遠者見聞，

終不若近者之實也。」〈西湖詁經精舍記〉《揅經室二集》卷 7，收入《揅經室集》（台北：

世界書局，1982 年），中冊，頁 506。 69 朱彝尊，《經義考》，卷 103，「孔氏毛詩正義」條，頁 4b。 70

戴震：「誦〈堯典〉數行，至「乃命羲和」，不知恒星七政所以運行，則掩卷不能卒業；

誦〈周南〉、〈召南〉自「關雎」而往不知古音，徒強以協韻，則齟齬失讀；誦.古《禮經》


133

句意，也不是簡單的瞭解歷來注疏異同，而是企圖經由嚴謹考據，還原的當

時經典創制時所有的知識系統。當經典的原初意義真實地被考察出來，那麼

聖人之意與先王政教的真實意義自然而然地被揭露、顯耀。

另一個關鍵點在於：考據學的最終目的是追求義理，但是他們很難回答

訓詁的程度要到何種境地才可以獲得完整真實的義理。「訓詁明而後義理明」

的觀點，將會導向「訓詁越明，而義理越顯」的要求。因此戴震宣稱考據學

要求尋找「十分之見」，71其意義就是追求「十分之義」。追求「十分之見」

的信念，讓許多考據學者投身文獻的蒐羅與整理中，以「鉅細必究、本末兼

察」的態度，讓學者轉向釐清經傳本身的細部問題上。

以《詩經》研究為例，由清初諸家到嘉慶、道光年間的馬瑞辰、胡承珙、

陳奐，其間研究由以古訓證經，漸漸趨向釐清古訓。在研究課題上，也有日

趨深化的傾向。因此，《毛詩正義》處理古訓時的混淆差失之處，在清初並非

焦點所在。但是在考據學長期發展之後，學者對於文獻的注意趨向細部，這

也讓《毛詩正義》在文字訓詁與《毛傳》、《鄭箋》的疏釋上，被考據者放大

檢驗。

在理論上，考據學的確可以修補經典因時空變遷造成的差距。但是實際

上這種修補有其極限，經典散失與缺漏不是用紙上考據可以證成。批評者很

敏銳地指出考據學並不能盡復經典舊觀，這不是方法論上的問題，而是歷史

發展的客觀事實。72對考據學者來說，經典的時空差距，正是考據學存在的

價值所在。經典的時間隔閡最主要在語言文字的變動，並非義理上的隔閡。73

考據的目的正在於釐清經典創製時的語言文字所承載的意義，藉此探取聖人

之意。但是在實際操作層次上，考據學面對巨大的時代距離與材料限制，勢

先「士冠禮」，不知古者宮室、衣服等制，則迷於其方、莫辨其用；不知古今地名沿革，

則〈禹貢〉、〈職方〉失其處所；不知少廣旁要，則〈考工〉之器不能因文而推其制；不

知鳥獸蟲魚草木之狀類名號，則比興之意乖。」〈與是仲明論學書〉《東原文集》卷 9，收入《戴震全書》第 6 冊，卷 9，頁 371。

71 戴震：「凡僕所以尋求遺經，懼聖人之緒言闇汶於後世也。然尋求而獲，有十分之見，有

未至十分之見。所謂十分之見，必徵之古而靡不條貫，合諸道而不留餘議，鉅細必究，

本末兼察。」〈與姚孝廉姬傳書〉，《東原文集》卷 9，《戴震全書》第 6 冊，頁 372。 72

許宗彥（1768-1818）：「三代去今遠，書籍散亡，典章制度，誠有不可考實者，自西漢之

儒，已不免望文為說，況又二千載下乎？」〈寄答陳恭甫同年書〉，《鑑止水齋集》卷 10，頁 12。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年），第 1492 冊，頁 400。

73 戴震：「蓋士生三古後，時之相去千百年之久，視乎地之相隔千百里之遠無以異。昔婦孺

聞而輒曉者，更經學大師轉相講授而仍留疑義，則時為之也。」〈爾雅文字考序〉，《東原

文集》卷 3，收入《戴震全書》第 6 冊，頁 275。


134

必影響考據學的面貌。

考據學者欲以詳密的訓詁方法還原先秦兩漢的經說舊觀，要面對的就是

材料上的巨大限制。《毛詩正義》編纂時所承接兩漢魏晉南北朝以來之傳箋義

疏，已出現材料亡佚的重大侷限。加上當時《正義》編纂的目的是尋求共識

性的統一解釋，而不是保存、整理學術成果。考量唐初學者的處境，可以說

《五經正義》的編纂成績非常輝煌。

但是對清代考據學者來說，《毛詩正義》在材料與解釋上，存在許多缺陷，

而他們認為這些缺陷在很大的程度上可以用考據學來填補。因此，值考據高

峰的嘉慶、道光年間學者，對《毛詩正義》並沒有太高的評價，在寫作專著

時往往跳過《毛詩正義》，而以《傳》、《箋》等漢代文獻為基礎，進行經文的

解釋。但是，清代考據學者的自信並不能彌補材料殘缺的先天侷限。因此，

他們雖然抨擊《毛詩正義》存在諸多問題，但是這些問題在考據學者的手中，

仍然欠缺文獻證據可以解決。如清代中葉諸多《毛詩》名家欲處理《毛詩正

義》中《毛傳》、《鄭箋》混同的問題，但是，都僅能在局部上進行，而且往

往欠缺證據。這不是考據方法問題，更非能力問題，而是材料上的先天限制。

以考據學的角度批判《毛詩正義》其實並不公平，因為《毛詩正義》雖

然是漢學路數，但是目的並非留存古訓。也就是說以考據學的角度去檢視以

統一解說為目的的書籍，在觀點與方法上就存在先天的偏見。

五、結論

方東樹（1772-1851）以批判漢學侷限聞名當世，但是他對《五經正義》的

價值與成就卻頗有好評。他以為唐代孔穎達等人對於前代義疏的取捨是經過

公開評議的過程，在整體上而言已得疏經大旨。74方東樹此言顯然是針對嘉

慶、道光年間考據學者對《五經正義》的嚴格檢視與批評而來，然其言論的

確公允地道出《正義》的意義與價值。皮錫瑞認為《五經正義》存在許多缺

陷，但是有保存前代古訓的功績。75以《毛詩正義》而言，它完成了當時的

74

方東樹：「唐初諸儒奉敕作《定本》作《義疏》，勢不能紛沓百家，並然重說。……當時去

短取長，原出衡鑒之公。……《詩》、《禮》、三《傳》義疏，多存諸家之說，不得盡誣唐

賢偏好晚近，而廢漢儒章句矣。大抵論說經學，只當論其大體。唐人定注定本，大體已

得矣。至諸家傳本異同，及傳注之得失，縱其小失，不足以掩閎旨。」《漢學商兌》（台

北：廣文書局，1977 年），卷中之下，頁 280-282。 75

皮錫瑞：「唐人義疏，其可議者誠不少矣。而學者當古籍淪亡之後，欲存漢學於萬一，窺

鄭君之藩籬，舍是書無徵焉。是又功過互見，未可概論者也。」周予同註釋，《經學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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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纂目的，統一了《詩經》學解釋。在材料方面，保存諸多魏晉南北朝的訓

解。76《毛詩正義》選擇《毛傳》、《鄭箋》與劉焯、劉炫注疏為底本，應

該是當時最佳的選擇。這個選擇，讓《毛詩正義》很順利地完成它統合經學

解釋的目的，為《五經正義》中較佳的作品。尤其在受到宋學的挑戰與清代

考據學者的嚴苛檢驗，仍無損於其作為奠定《詩經》學習基礎的功能，至今

仍是研究《詩經》學必要的參考著作。

頁 145-146。

76 戴維，《詩經研究史》（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 年），頁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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