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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科榜眼朱汝珍傳略邸永君

回顧中國科舉制度一千三百年之歷程，朱汝珍之名可謂光彩奪目，如雷貫耳。

他天資聰穎，才華橫溢，學養深厚，科舉起家，考取清光緒甲辰恩科一甲二名進士即

榜眼，直入翰林，授職編修。他曾苦心孤詣，潛心多年，鉤沉輯佚，窮搜博采，纂成

《詞林輯略暨詞林姓氏韻編》計一函五冊，於全體翰林前輩及同僚之科第、籍貫、生

平、官職及著述等予以記述、考訂，精準而詳備，成為後學研究清代翰林院與翰林群

體之重要參考資料。汝珍晚年，卜居香江之畔十載，與香港結下不解之緣，其間為接

續炎黃文脈，弘揚民族精神，構建香江學術，貢獻尤多，堪稱人中之傑。

科舉連捷　榜眼及第

朱汝珍（1870－1943），字聘三，號隘園、玉堂，廣東清遠人氏，一生頗

具傳奇色彩。據其本人親纂《朱氏族譜》，朱家先祖乃於明末遷入清遠縣。天祖

（六世祖）朱清之後，起家科舉，歷代為官。父猷章公，以追剿太平軍之功，候

選知府，遂安家於省城廣州。有子八人，汝珍生於同治九年（1870），排行第

七。光緒四年（1877），父親去世，隨母遷回清遠縣城；四年後，隨長兄朱汝琦

赴北京讀書。光緒十五年（1889），汝珍回鄉參加縣試，考取全縣第一名生員即

秀才（時稱案首）。旋入廣雅書院、羊城書院深造，治經史之學，兼習時事、經

濟、地理。光緒二十三年（1897），以廣州府試第一名，考取丁酉科拔貢生（國子

監貢生五種來源之一，每十二年選拔一次，逢酉年舉行，難度最大，水準最高），

入北京國子監肄業。翌年參加國子監朝考，考取一等第二名，欽點七品小京官，簽

派刑部江蘇司，學習法律。三年後，升任刑部主事。光緒二十八年（1902），各部

司員考試，三次考取第一名，升江蘇司正主稿，總辦秋審，參修律法。

就功名而論，清代國子監五種貢生仍屬秀才級別，欲思進取，仍需參加鄉

試，然可試於順天府。光緒二十九年（1903），汝珍於順天府應癸卯科鄉試，初

試為第三十一名舉人，複試為第一百九十六名，考取舉人。光緒三十年（1904）

三月，應甲辰恩科會試，考取第一百零五名貢士，複試名列一等第十九名。五月

應殿試，據朱保炯等編《明清進士題名碑錄索引》卷下，朱汝珍中一甲第二名

（榜眼），賜進士及第。另據朱汝珍親編《詞林輯略》卷九：朱汝珍，榜眼，授

編修，後官候補知府，賞食三品卿俸祿，輯有《詞林輯略》。出於其本人之手，

朱汝珍是清朝末科榜眼，於學術和慈善貢獻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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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疑夫子自道也。

《神童詩》有云：「禹門三汲浪，平地一聲雷。」用於形容科舉時代進士

及第後命運之驟然改變，最為貼切也。光緒三十年五月二十五日（1904年7月8

日），甲辰科傳臚大典於太和殿隆重舉行。鐘鼓韶樂和鳴，鞭炮不絕於耳。唱名

之後，自大學士至三品以上官員，與新科進士向光緒皇帝行三跪九叩禮。禮畢，

由禮部尚書將大金榜置於彩亭中之雲盤內，導以黃傘，鼓吹前行。由太和門行至

午門，中道而出，送至東長安門外彩棚張掛。狀元劉春霖、榜眼朱汝珍、探花商

衍鎏隨榜亭而行，出午門後由鼓樂、彩旗、牌仗等引路前導，至東長安門內，轉

向東城北行至新街口。順天府尹於此處相迎，為其進酒、簪花、披紅，並親自送

三人上馬。在順天府尹衙門宴飲後，經地安門外，由西城出正陽門至南城，這便

是騎馬遊金街。二十六日，新科進士參加禮部舉行的恩榮宴。而隨着光緒三十一

年科舉之廢，甲辰恩科竟成科舉之千年絕響。時年，汝珍三十有四。

坊間盛傳，朱汝珍原本被主考官定為狀元，只因籍貫與姓名之故而失之交

臂。按殿試成例，主考官對所有考生試卷閱評完畢，即選出最優者十份，並按名

次排列，其中朱汝珍列第一，劉春霖第二，呈慈禧太后「欽定」。太后翻開「頭

名」試卷，雖見文辭順暢華麗，但字體卻為粗筆楷書，因慈禧偏愛清新疏淡之字

體，不禁連連搖頭。再看籍貫，竟為廣東，姓名為朱汝珍，心中怒火陡然升起，

不禁聯想到太平天國洪秀全，維新派首領康有為、梁啟超，反清「大寇」孫中

山；加之朱汝珍姓名中，「朱」與「誅」同音，頗為不吉；又有「珍」字，不禁

想起被她下令推入井中溺死的光緒寵妃珍妃，便順手擱置一旁。而當年正值京師

大旱，再看下一位，劉春霖之名，堪為吉兆，且書法清新秀麗，頗入太后法眼，

故而欽點為狀元，朱汝珍因此屈居榜眼。此說流傳甚廣，真假莫辯，姑且一聽。

汝珍及第後，即入進士館習政治、外交、經濟等新學，以適應社會之變。是

年冬，衣錦還鄉，祭祀宗祠。光緒三十二年（1906）八月，被派往日本東京法政

大學，入速成科攻讀法律，研讀世界各國法律，撰寫論文。同年，清廷宣示預備

立憲，社會進程加速。光緒三十三年（1907）十二月，汝珍學成回國，參加進士

館遊學畢業考試，以八十分名列最優等第六名。旋授法律館纂修，兼京師法律學

堂教授。與日人松岡義正、岩井尊文等合作，編修《大清民律》。是年底，完成

《大清民律草案》；並於宣統元年（1909）與日人志田鉀太郎合作起草《大清商

律》。是年底，《大清商律草案》獲得通過，又進呈《中外刑法比較》十卷，授

侍講之職，賞五品銜。翌年初，授德宗實錄館纂修官。六月，清廷舉行首次法官

考試，汝珍赴貴州任副主考官，成為朝廷法學新進。 朱汝珍手書七言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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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清遺老　拒仕民國

天有不測風雲，宣統三年（1911），武昌炮響，大清祚終。翌年，中華民國

成立，清帝溥儀遜位。然按皇室優待條件，不廢帝號，仍暫居紫禁城稱孤道寡，

官員、隨從千餘人仍得留用。汝珍標榜「不食周粟」，誓不仕民國，追隨溥儀小

朝廷，甘做皇清遺老。時年，汝珍四十有二。

就立場而論，汝珍屬保守一族。因功名顯赫，器宇儼然，加之才學卓異，忠

心耿耿，頗受小朝廷倚重。民國二年（1913），以書法醇正，得奉旨恭書神牌，

事成，賞加二品銜。是年，與朱應彪合編《藏霞集》。至1916年11月，撰就《德

宗景皇帝本紀》。兩年後，《德宗景皇帝實錄》成稿，授汝珍為南書房行走。至

1922年1月，《德宗景皇帝實錄》終告完成。汝珍夙願得遂，功莫大焉。此後，

又以奉旨清查內府珍藏字畫文物之功，賞食三品俸。此時，汝珍已成遜帝溥儀信

任的「股肱之臣」、「國策顧問」，有上條陳密奏、參與中興大計之責，其先決

條件「留髮辮，且不食周粟」。至1923年，汝珍已有「頭品頂戴」、「南書房行

走」等顯赫頭銜，並奉旨編纂《德宗景皇帝御制詩文》。

民國十三年（1924）1月，馮玉祥發動「北京事變」，裁減優待清室條件，廢

除帝號，將溥儀逐出紫禁城，遷往醇親王府。大難臨頭，朱汝珍一直隨侍在側。

是月底，溥儀從醇王府避入日本公使館。翌年2月，溥儀「召羅振玉、朱汝珍等

遺老至使館，秘商出走之計。受溥儀旨派，汝珍赴天津日本租界宮島街，租下與

日本總領事館毗鄰的張園。23日，溥儀化裝出走，秘密潛往天津並入住張園。此

後，溥儀為人身安全考慮，命汝珍起草致日本皇太子書，欲使日本政府護送溥儀

赴東京。羅振玉、鄭孝胥、朱汝珍等一干遺老，每日恭候園中，覲見朝拜，策劃

復辟事宜。至1929年11月，汝珍六十歲壽辰，溥儀御筆欽書「福」、「壽」二字

以贈，並賜瓷瓶、銀盃、紬緞、普洱茶等品物若干，以為賀禮。至此，汝珍備享

尊榮，開始急流勇退，逐漸從溥儀核心重臣行列中淡出。

人至高年，愈加懷舊。翌年，汝珍回故鄉清遠一遊。是年夏，清遠飛來寺

新亭落成，汝珍撰《愛山亭記》以誌之。是年冬，汝珍未回天津，而是赴上海

小住。1931年清明節，汝珍回鄉掃墓。其間出銀四百兩，贖回父親遺產「太守

第」，產權歸自己及子孫所有。後將房屋出租，租金用作八房宗親掃墓經費，睦

親戀土之情日趨強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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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學弘教　致力慈善

清廷遜位時，不少粵籍翰林進士等科甲中人陸續遷往香港，或開壇宣教，或鬻

書賣字，結社論詩，相互切磋，彼此砥礪，漸成氣候。其中以梁士詒、賴際熙、陳

伯陶等最為著名。此輩與汝珍同為翰苑舊友，切望榜眼公加盟，以壯聲威。1931年

夏，汝珍移居香港。不久創辦隘園學院，招收學生三四十人。旋被推舉為香港清遠

公會（原香港清遠工商總會）會長，兼籌賑會會長。恰逢清遠縣水災，遂發動僑港

鄉親捐款四萬多元，支持家鄉救災活動。是年，汝珍受聘香港大學，任哲學、文辭

兩科教習，後主講香港學海書樓，又與賴際熙等倡立正聲吟社。

1936年朱汝珍（右三）在香港學海書樓與學人合影。

1930年，汝珍與康有為弟子、前清進士、留美博士陳煥章合作，於香港堅道

創辦孔教學院，推舉陳煥章為首任院長，以弘揚孔道及興學育才為宗旨。又設立

孔教中學（後易名為大成學校），以宗教形式弘揚儒學，將孔教聖火保存光大，

揭開香港教育史重要一頁。繼煥章之後，汝珍於1933年冬出任第二任院長，奉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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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孔教學院註冊為慈善組織，同時兼任附中校長、香港孔聖會會長、孔聖堂兒童

保健院院長。1936年夏，汝珍代表香港孔教學院出訪南洋，為學院籌得款項，以

創辦分校。

為維持上述善舉之財力支撐，汝珍不顧年高，以末科榜眼之尊，奔走呼籲，

籌募善款。香江之濱，南洋滬上，深深存留着他艱難之足跡、忙碌的身影。民國

二十年（1931）7月，在上海首富、猶太巨賈哈同的喪禮上，汝珍應邀充任「副點

主官」（點主官為末科狀元劉春霖），獲酬勞銀圓五千 [1] ，即是一例。

1936年3至6月，汝珍南下新加坡、馬來亞等地，向華僑宣傳孔教儒學，並

募集善款，籌得銀洋二萬餘元，清還（孔教）學院按揭，院址得以奠定。此間，

汝珍結識馬來西亞愛國僑領朱海均，並一見如故，結為摯友。海均祖籍陽山縣，

雖背井離鄉，然不忘桑梓，懇求汝珍出任《陽山縣志》總纂，汝珍初以「學荒心

雜」為由而婉拒。海均心有不甘，復邀汝珍參觀其在家鄉陽山縣朱屋排村所建

「先德學發公祠」，汝珍被其真情所動，即興撰聯題匾，復參觀新闢大禾崗村之

建設。汝珍見其規模巨集，壯為北江數府州所未有，又睹陽山縣人傑地靈，更難

卻鄉紳耆老之厚愛。而時任縣長黃瓚，字德馨，監修縣志，惟有「事記」一篇未

竟，故誠聘汝珍為總纂。海均又再次誠邀，適逢汝珍正修纂《清遠縣志》，念及

兩縣毗連，關係密切，正可參考互證，就不再推辭，允為《陽山縣志》總纂。

1937年3月，《清遠縣志》成，汝珍親為作序，隨即付梓。翌年，《陽山縣志》

成，並在香港印刷出版。二志接踵而就，堪稱姊妹之篇也。

投桃報李，自古已然。海均為酬謝汝珍領銜修志之厚意，特將佔地四百畝之

清遠縣附城樂阜農場以贈，汝珍謝而受之。正因有此物質基礎，汝珍方能於慈善

領域出手不凡，慷慨大度。1939年，清遠縣籌辦戰時平民醫院，汝珍募捐藥品及

設備一批；1940年，在港募集資金，以助家鄉籌辦縣立中學。是年，又成立香港

清遠同鄉協助社，籌辦義學，而汝珍義助籌款，資助月費。1941年冬，清遠公會

與清遠同鄉協助社聯合籌劃義演籌款活動，支援內地抗戰。

汝珍就任香港清遠工商總會會長伊始，便不辱使命，將豐富閱歷與崇高聲

望悉數獻出，不遺餘力。經協商，特將會名改作「清遠公會」，使所涉範圍更

加擴大；又將公會註冊為慈善機構，使之與香港保良局、東華三院並駕齊驅，

成為香港當時僅有的三個可辦學校、醫院和各種慈善活動的社會團體；又於公

會內設立專門賑災慈善機構──籌賑會，加之前已述及的將香港孔教學院註冊為

慈善機構等一系列舉措，均表現出一位慈善家的境界、理念，以及社會活動家

[1] 依中國傳統，高官巨室舉行葬禮，必依《周禮》行「點主」儀式。「主」者，「神主」之簡稱，乃子女為已故父母所留之牌位，送至家廟以供奉之。由木板製成，中間書有「某某之神主」字樣，「神主」之「主」字，只寫成「王」字，留有上面一點。按禮儀，死者出殯時，須特請高官名士，用朱砂紅親點「王」上之點，即所謂「點主」也。點主之人被稱為「鴻題大人」，俗稱「點主官」。一般喪事點主，只請一位點主官。而高官巨室為顯示尊貴，例請三位名人點主，其中一位為「鴻題大人」，另二位叫「襄題大人」，俗稱「副點主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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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能力與襟懷。

1931年7月、1933年7月和1935年4月，清遠縣先後發生了多次重大洪澇災害。

汝珍以家鄉民眾疾苦為念，不顧年高，親自聯絡於香港同胞和社團之間，組織募

捐、賑濟，協助家鄉民眾渡過難關。此外，1935年所建清遠民眾教育館、1940年

所建清遠縣立完全中學和香港清遠同鄉協助社所建同鄉子弟義學等機構，皆曾得

到清遠公會的熱情關懷與資助。這些善舉，在民國《清遠縣志》或《香港清遠公

會會刊》中，均有具體記載。

正當汝珍為抗戰與慈善事業大展宏圖之時，1941年12月，日軍攻佔香港，孔

教學院及附設中學被迫停辦。1942年1月，清遠公會與清遠同鄉協助社聯合成立

「歸鄉指導委員會」，朱汝珍以古稀之翁、社會賢達之身份出面，向日軍當局領

取證章（證明身份之徽章），組織同鄉離港返鄉。1942年2月，日軍香港總督磯谷

廉介考慮到汝珍曾留學日本，精通日語，便於溝通；又與清遜帝、時任偽滿洲國

皇帝溥儀有君臣之誼，有親日基礎；且作為香港社會名流，可垂範士林、引領社

會，收綱舉目張、事半功倍之效，故而親自邀請汝珍出任香港維持會會長，並贈

予糧食、物品一批。汝珍經慎重考慮，決意拒受此職。是年8月，他離開香港，

抵達上海，與子女團聚。1943年夏，自上海回到北平（今北京）西城宣武門內九

號諮議伯大院舊宅，與長子朱庸壽一家團聚，以天倫之樂聊補國破之痛，流離之

苦。是年秋，突發疾病，仙逝於北平法源寺，享年七十有三，葬於北平。

品德學問 足為表率

光陰似箭，日月如梭，轉瞬之間，汝珍作古整整七十年矣。此間世界發生了

滄海桑田般變化，學術的長足發展，也使我們可在更高的起點上，更加全面、客

觀地分析、評價朱汝珍老前輩的功過是非。

作為傳統士大夫世家子弟，汝珍未被八歲喪父之重擊打垮，靠苦讀精進，

步步為營，最終依託科舉成制脫穎而出，成為金榜題名之佼佼者。較之其他途徑

晉身之人，科舉出身者更容易保持完整人格與操守，同時對其賴以立身之制度懷

有感情，趨於保守，亦在情理之中。亞聖孟子所標榜之「浩然之氣」，一直激勵

着後學晚輩不僅當為君王友，亦可爭做君王師。汝珍於清末民初之作為，即沿此

線延伸。然時運不濟，輝煌難再，故主難扶，繼而漸行漸遠，卜居香江，培育英

才，投身慈善，亦不失為明智之擇，可欽之舉。

日治時期的香港總督磯谷廉介。他曾邀朱汝珍出任香港維持會會長，但朱汝珍拒絕受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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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讀汝珍著述，邏輯嚴密，文字練達，氣韻流暢，極富節奏、韻律之美。為

《陽山縣志》作序云：「周覽縣境，又覺其風俗淳樸，物產豐瞻，而山川靈秀之

氣，磅礡鬱積，故不少豪傑，有志不自菲薄之人，心焉善之。⋯⋯其地儼然有良

田美池，阡陌交通，雞犬相聞，所產固恒足自給，復據有天險，蠶叢鳥道，足以

限戎馬之足而自固桃源之境，不是過也。尤足善者，山脈雄奇，蘊藏至富。」短

短數語，即將陽山縣境諸大要準確描述，堪稱妙筆。

汝珍亦擅詩，五十歲生日時，汝珍正值效力遜清小朝廷之際，為抒情言志，

曾作《五十自壽詩》，其一有云：「隘園一畝足幽清，秋菊經霜可掇英；喜與朋

儕談舊事，了無辭賦述平生；香山宦久都諳味，北海交稀倍有情；珠玉故人應贈

我，由來車笠重前盟。」重情念舊，不墜流俗，榜眼高品，凝聚筆端。汝珍一生

勤奮，著作頗多，中央刻經院所刊《詞林輯略暨詞林姓氏韻編》，一直是筆者研

究翰林須臾不離之瑰寶。而《清遠縣志》、《陽山縣志》、《中外刑法比較》

等，亦稱珍品，令人仰視。

汝珍書法藝術，在海內外享有盛譽。其融王、柳、歐於一體而自成一家，

深受文人雅士喜愛。楷書端正圓潤、遒勁清秀，行書嫺靜爽利、疏淡和平，有晉

唐遺風。他匠心獨運，將己書與劉春霖、商衍鎏（甲辰探花）、張啟後（甲辰傳

臚，即二甲頭名）四人作品配成一套，名為「四條屏」，成為當時極享盛名且輝

煌難再之書法絕品。

劉春霖、朱汝珍、商衍鎏、張啟後的「四條屏」，為近代書法珍品。

末科榜眼朱汝珍傳略 91

評價歷史人物之標準，大要有三：一是其言行，是否順應歷史發展之潮流；

二是其作為，是否符合全人類之長遠利益和願望；三是其精神遺產，是否對後世

具有積極意義、對後世是否有正面影響。通觀汝珍一生，面對勢不可擋之革命洪

流，自處其外，並力圖負隅，是其小疵。然卜居香港之後，扶危濟困，樹蕙滋

蘭，悠悠十載，不改其志。尤值稱道者，乃創辦孔教學會，致力於接續中華之文

脈，堅守國人之信仰，貢獻甚巨，可謂有先見之明。

依筆者愚見，歷史上儒學雖有「儒教」之說，但平心而論，此教屬教化之

教，與宗教仍有距離。在儒學體系中獲得終極關懷，絕非易事。然而靜心感悟，

儒學對人生也確有一種類似宗教的情懷，即對人終極關懷願望的滿足以及生命終

極意義的思考與詮釋。從儒家經典《大學》所云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

下」的遞進關係言之，儒學應具有三個層次：「修身、齊家」屬於家庭倫理，即

私德層次；「治國」屬於社會倫理，即公德層次；最後是平天下，意即使天下眾

生萬物和平相處，則屬於終極倫理，即達德。這個層次已超越個體存在、社會存

在，而達到了精神漫遊的境界，甚至帶有些許彼岸性的色彩。當然，只有對儒學

具有高深修養和感悟的人，才可以獲得這種終極關懷。信仰要以堅信為前提，對

信念斷不可輕易置疑，不然任何信仰體系皆有可能在審慎的推敲中土崩瓦解。汝

珍作為至聖先師弟子，孔門傳人，在國家多難、文化支離之窘迫境遇中，仍以弘

揚孔教為使命，心如磐石，其志可嘉，其行可敬。

綜上所述，朱汝珍以其承載的農耕文明傳人所特有的殷殷桑梓之戀，拳拳

報國之心，切切鄉親之誼，着實令人感佩，難以釋懷。因此，其大美足以掩其小

疵，大功足以抵其小過，尤其是卜居香港之十年，是其一生中最為充實且輝煌的

時期。香江善緣，可圈可點，足以使汝珍無愧於文學家、詩人、書法家、教育

家、慈善家與社會活動家之美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