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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法院规约

安东尼奥·奥古斯托·坎萨多·特林达德法官

国际法院法官

前美洲人权法院院长

巴西巴西利亚大学国际法名誉教授

一. 历史渊源和过往经验

《国际法院规约》秉承重要历史渊源，特别是前身《常设国际法院规约》。

常设国际法院(PCIJ)是在国际联盟的主持下，依据《国际联盟盟约》第 14 条 1 设立的。国际联盟行政院受命组建常设国际法院。1920 年初，法学家咨询委员会成

立，就组建常设国际法院撰写并提交报告。1920 年 6 月至 7 月，咨询委员会撰写

了计划草案，随后呈递给国际联盟行政院。国际联盟行政院经审议，将之提交国

际联盟第一届大会。第一届大会第三委员会经研究于 1920 年 12 月将修订后的草

案提交国际联盟大会，会上该草案获得一致通过，成为《常设国际法院规约》。

常设国际法院虽由国际联盟发起，却没有纳入国际联盟。常设国际法院的运

作始于 1922 年 2 月 15 日(首次开会)，止于 1940 年。有多个条约和公约授予其管

辖权。常设国际法院在运行期间，审结 29 起诉讼案件，出具 27 项咨询意见。1945年 6 月 26 日，旧金山会议通过《国际法院规约》。1946 年，新的国际法院成

立。2 《国际法院规约》以其前身《常设国际法院规约》为基础，但通过重新起

草程序，根据历史经验 3 进行了必要调整。1945 年，联合国法学家委员会和联

合国国际组织会议(UNCIO)第四委员会在旧金山先后承担了重新起草工作。

《国际法院规约》的一项重要创新是它与《联合国宪章》的结构性联系。国

际法院被纳入联合国体系，其规约构成《联合国宪章》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常设

国际法院与其他争端解决(仲裁)机构之间一项显著的区别在《常设国际法院规约》

第 1 条中规定如下：常设国际法院是用以“补充依据 1899 年及 1907 年《海牙公

约》组建的仲裁法院以及随时受理会员国提交争端的各特别仲裁法庭”。相比之

下，《国际法院规约》本身构成《联合国宪章》的附件，明确了国际法院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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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 14 条规定：“行政院应筹拟设立常设国际法院之计划并交联盟各会员国采用。凡各方提出属

于国际性质之争议，该法院有权审理并判决之。该法院亦可对任何争议或由行政院或大会咨询

的问题发表意见。”

2 因常设国际法院的档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得以保存，加之当时成立国际法院的目的在于延

续常设国际法院的工作，故后者可接管前者的档案。

3 术语变更除外(例如把国际联盟改为联合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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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和管辖以及适用法律。《宪章》第 92 条增强了国际法院和联合国的关系，该

条规定：

“国际法院为联合国之主要司法机关，应依所附规约执行其职务。该项

规约系以常设国际法院之规约为根据并为本宪章之构成部分。”

因此，虽然《宪章》第 92 条提及《常设国际法院规约》，但它清楚界定了国

际法院与联合国的密切关系，把国际法院称为“联合国之主要司法机关”。这一

紧密联系在《宪章》第 93 条也得到了证明，该条规定联合国全体会员国为《国

际法院规约》之当然当事国。对国际法院和联合国的关系有直接影响的另一条款

是《宪章》第 94 条。该条规定：“联合国每一会员国为任何案件之当事国者，承

诺遵行国际法院之判决”。这些条款表明，《国际法院规约》虽以《常设国际法院

规约》为基础，但其中有创新的成分，特别是在国际法院和联合国的关系方面。

国际法院组建后，从常设国际法院的经验与判例中借鉴颇多(见下)。1946 年 4 月，

常设国际法院正式解散，国际法院开始工作。

二. 国际管辖权的依据

《国际法院规约》(第 9 条)确保在法院的人员构成方面，世界主要法系皆有

适当代表。国际法院由联合国大会和安全理事会选举的 15 位法官组成，其中不

得有两人为同一国家之国民。如国际法院成员(当选法官)中无当事国国籍的法官，

该当事国可为该案件指定一位专案法官，但人选须经国际法院成员批准。

自诞生之日起，国际法院就明确了自己在国际争端的司法解决中所发挥的作

用：不仅是出庭的当事国的司法机构 4 更是整个国际社会法律秩序的司法机构。

近年来，国际法院被要求在国际法的众多领域发表意见，受理的案件遍布全球各

地。这些案件根据任择条款或仲裁条款(compromissory clauses)以起诉请求书

(Applications Instituting Proceedings)的形式提交国际法院， 5 或以特别协定

(Special Agreements，法文compromise)的方式提交国际法院。6 是否具有管辖权

由国际法院自行裁定。根据第 36 条第 6 款，关于法院有无管辖权之争端，由法

院裁决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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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G. Abi-Saab,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as a World Court”, in Fifty Year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 Essays in Honour of R. Jennings (eds. V. Lowe and M. Fitzmaurice), Cambridge, CUP, 1996, p. 7, and cf. pp. 3-16.

5 请参看(按受理日期排列)：国际法院，在刚果领土上的武装活动案(新的申请：2002)(刚果民主

共和国诉卢旺达)(1999)；国际法院，在刚果领土上的武装活动案(刚果民主共和国诉乌干

达)(1999)；国际法院，在刚果领土上的武装活动案(刚果民主共和国诉布隆迪)(1999)等。

6 请参看近年案件(按受理日期排列)：国际法院，边境争端(布隆纳法索诉尼日尔)(2010)；国际法

院，边境争端(贝宁诉尼日尔)(2002)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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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法院获得管辖权的一个途径是声明承认法院之管辖具有强制性(任择条

款)，即国家发表接受管辖权声明，并交存联合国秘书长。《规约》第 36 条第 2款对声明作出了规定。7 现在(2014年初)已有 70份声明交联合国秘书长保存，8 其

中 6 份依据《常设国际法院规约》发表。《常设国际法院规约》既未失效，也未

撤销，故根据《国际法院规约》第 36 条第 5 款对国际法院依然有效。

由于国际法院没有(自动)强制管辖权，《规约》中明确了关于接受法院管辖权

的任择条款(第 36 条第 2 款)(见上)和仲裁条款(第 36 条第 1 款)。后者也即第 36条第 1 款规定，法院对于“各当事国提交之一切案件，及联合国宪章或现行条约

及协约中所特定之一切事件”具有诉讼管辖权。因此，管辖权的最后一个根据是

条约或公约中关于将争端提交国际法院裁判的条款 9 (仲裁条款)。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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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该款规定：“本规约各当事国得随时声明关于具有下列性质之一切法律争端，对于接受同样义

务之任何其他国家，承认法院之管辖为当然而具有强制性，不须另订特别协定：(子)条约之解

释。(丑)国际法之任何问题。(寅)任何事实之存在，如经确定即属违反国际义务者。(卯)因违反

国际义务而应予赔偿之性质及其范围”。

8 根据国际法院的官方网站(http://www.icj-cij.org/，2014 年初)，作出这种声明的国家如下(括号

中为声明交存日期)：澳大利亚(2002 年 3 月 22 日)、奥地利(1971 年 5 月 19 日)、巴巴多斯(1980年 8 月 1 日)、比利时(1958 年 6 月 17 日)、博茨瓦纳(1970 年 3 月 16 日)、保加利亚(1992 年 6月 21 日)、柬埔寨(1957 年 9 月 19 日)、喀麦隆(1994 年 3 月 3 日)、加拿大(1994 年 5 月 10 日)、哥斯达黎加(1973 年 2 月 20 日)、科特迪瓦(2001 年 9 月 29 日)、塞浦路斯(2002 年 9 月 3 日)、刚果民主共和国(1989 年 2 月 8 日)、丹麦(1956 年 12 月 10 日)、吉布提(2005 年 9 月 2 日)、多

米尼克(2006 年 3 月 31 日)、多米尼加共和国(1924 年 9 月 30 日)、埃及(1957 年 7 月 22 日)、爱沙尼亚(1991 年 10 月 31 日)、芬兰(1958 年 6 月 25 日)、冈比亚(1966 年 6 月 22 日)、格鲁吉

亚(1995 年 6 月 20 日)、德国(2008 年 4 月 30 日)、希腊(1994 年 1 月 10 日)、几内亚共和国(1998年 12 月 4 日)、几内亚比绍(1989 年 8 月 7 日)、海地(1921 年 10 月 4 日)、洪都拉斯(1986 年 6月 6 日)、匈牙利(1992 年 10 月 22 日)、印度(1974 年 9 月 18 日)、爱尔兰(2011 年 12 月 15 日)、日本(2007 年 7 月 9 日)、肯尼亚(1965 年 4 月 19 日)、莱索托(2000 年 9 月 6 日)、利比亚(1952年 3 月 20 日)、列支敦士登(1950 年 3 月 29 日)、立陶宛(2012 年 9 月 26 日)、卢森堡(1930 年 9月 15 日)、马达加斯加(1992 年 7 月 2 日)、马拉维(1966 年 12 月 12 日)、马耳他(1983 年 9 月 2日)、马绍尔群岛(2013 年 4 月 23 日)、毛里求斯(1968 年 9 月 23 日)、墨西哥(1947 年 10 月 28日)、荷兰(1956 年 8 月 1 日)、新西兰(1977 年 9 月 23 日)、尼加拉瓜(1929 年 9 月 24 日)、尼日

利亚(1998 年 4 月 30 日)、挪威(1996 年 6 月 25 日)、巴基斯坦(1960 年 9 月 13 日)、巴拿马(1921年 10 月 25 日)、巴拉圭(1996 年 9 月 25 日)、秘鲁(2003 年 7 月 7 日)、菲律宾(1972 年 1 月 18日)、波兰(1996 年 3 月 25 日)、葡萄牙(2005 年 2 月 25 日)、塞内加尔(1985 年 12 月 2 日)、斯

洛伐克(2004 年 5 月 28 日)、索马里(1963 年 4 月 11 日)、西班牙(1990 年 10 月 20 日)、苏丹(1958年 1 月 2 日)、苏里南(1987 年 8 月 31 日)、斯威士兰(1969 年 5 月 26 日)、瑞典(1957 年 4 月 6日)、瑞士(1948 年 7 月 28 日)、东帝汶(2012 年 9 月 21 日)、多哥(1979 年 10 月 25 日)、乌干达

(1963 年 10 月 3 日)、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2004 年 7 月 5 日)、乌拉圭(1921 年 1 月

28 日)。

9 在这个意义上，常设国际法院和国际法院的另外一个联系值得在此强调：《国际法院规约》第

37 条规定，现行条约或协约提交国际联盟所设之裁判机关或常设国际法院者，在本规约当事

国间，该项事件应提交国际法院。

10 向国际法院提起诉讼的通常方式是将提起诉讼请求书或当事国就案件达成的特别协定通知书

记官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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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国际法院管辖权之依据已多有著述。在(2011 年 4 月 1 日)国际法院对《消

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CERD)的适用案判决书中，笔者以较大篇幅撰写

了反对意见(第 1-214 段)，其中指出在通往强制管辖权的漫漫长路中经历的种种

困难。11 在过去几十年间，倘若国家的作法没有破坏当年催生(常设国际法院和

国际法院)强制管辖权任择条款机制的初衷，即让政治利益服从法律规定，而非

凭自由意愿接受强制管辖(设限)，那么强制管辖权本应取得更大进步。惟有恪守

初衷，方能如愿在强制管辖权的基础上实现国际司法正义的更大发展。

在上述《消除种族歧视公约》的适用案(2011)的反对意见中，笔者表示迫切

需要依据《消除种族歧视公约》的仲裁条款(第 22 条)实现司法正义，不能屈从于

国家意志(见上)。强制管辖权的基础归根结底是国际上对法治的信心，12 因为人

们认识到我们面对的是“必要法”(jus necessarium)，而不再是不解决问题的“意

志法”(jus voluntarium)。法院的内在本质(除了传统仲裁之外)要求强制管辖权。13

在此方面重新燃起的希望很快就在多边和双边条约的仲裁条款中得到体现。14

近年希望越来越大，仲裁条款越来越多地被用作管辖权的依据。15 这一动向

令人宽慰，因为诉诸例外、对于起诉请求书的可接受性提出异议或对国际法院本

身的管辖权提出异议等程序问题出现的概率由是降低。有 128 个多边公约和 166个双边条约中专款规定将关于公约或条约解释或适用的争端提交国际法院解决，

此即所谓仲裁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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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A.A. Cançado Trindade, “Towards Compulsory Jurisdiction: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Tribunals and Developments in the International Rule of Law - Part I”, in XXXVII Curso de Derecho Internacional Organizado por el Comité Jurídico Interamericano - 2010, Washington D.C., OAS General Secretariat, 2011, pp. 233-259; A.A. Cançado Trindade, “Towards Compulsory Jurisdiction: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Tribunals and Developments in the International Rule of Law - Part II”, in XXXVIII Curso de Derecho Internacional Organizado por el Comité Jurídico Interamericano - 2011, Washington D.C., OAS General Secretariat, 2012, pp. 285-366.

12 在这方面，请参看 C.W. Jenks, The Prospects of International Adjudication, London, Stevens, 1964, pp. 101, 117, 757, 762 and 770。

13 在这方面，请参看 B.C.J. Loder, “The Permanent Court of International Justice and Compulsory Jurisdiction”, 2 British Year 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1921-1922) pp. 11-12.。另外，请参看 N. Politis, La justice internationale, Paris, Libr. Hachette, 1924, pp. 7-255, esp. pp. 193-194 and 249-250。

14 E. Hambro, “Some Observations on the Compulsory Jurisdic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25 British Year 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1948) p. 153.

15 请参看 R. Szafarz, The Compulsory Jurisdic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Dordrecht, Nijhoff, 1993, pp. 4, 31-32, 83 and 86; R.P. Anand, “Enhancing the Acceptability of Compulsory Procedures of International Dispute Settlement”, 5 Max Planck Yearbook of United Nations Law (2001) pp. 5-7, 11, 15 and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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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任何情况下，国际法院至少有自裁管辖权的权力和义务。16 自动国际管辖

权的缺失令人遗憾，现在最终解决这一问题的时机已经成熟，尽管有这样那样的

困难，但在某些国际法庭自动国际管辖权已成现实。17 总之，向国际法院提起

诉讼，由国际法院裁判，在此方面有众多法律依据。近年各项法律依据都曾被采

用，从而促进了国际争端的司法解决。国际法院的诉讼程序分两个阶段：先是书

面程序，后是口头程序。两者均使用国际法院的两种正式语文(英文和法文)。自

从国际法院 1947 年 5 月受理第一起案件(科孚海峡案)以来，至今(2014 年初)已有

157 起案件被录入国际法院总表。近年，诉讼案件当事国遍及各大洲(美洲、欧洲、

非洲、亚洲和大洋洲)，这突显出国际法院作为联合国整个系统主要司法机关所

发挥的作用。

三. 国际法的渊源

《国际法院规约》(与之前的《常设国际法院规约》一样)在第 38 条列举了国

际法的“正式”渊源。18 此条提及法院裁判“陈诉各项争端”的职能，但这一

对法院职能的定位是不完整的，因为它忽略了法院的咨询职能(见下)。尽管如此，

法院在履行咨询职能时，亦会考虑《规约》第 38 条列举的“正式渊源”(习惯、

条约、一般法律原则、法学家学说、法律原则、衡平法)。这一列举并非穷尽列

举，而是举例说明。这些“正式渊源”属于国际法的表现方式，但同时也不排除

其他表现方式(例如国家的单方司法行为和国际组织的决议)。据回顾，《规约》第

38 条的列表可追溯到 1920 年，当时国际联盟法学家咨询委员会在起草《常设国

际法院规约》时就有这一条(见上)。此后，国际法多有发展。

《国际法院规约》第 38 条等处所述之一般法律原则包括在所有国家法律体

系中都存在的原则(因而与法律的基础有必然联系)，以及国际法本身的一般原则。

这些原则塑造并构成国际法规范与规则。笔者以为，它们是普遍法律良知的体现，

也是一切法律的终极实质渊源。在不断演进的国际法中，对人性的基本考量具有

至关重要的作用。时间一次又一次证明，这些原则反映了客观正义的思想，为当

今时代的新国际法——普遍性国际法的适用铺平了道路。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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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R.C. Lawson, “The Problem of the Compulsory Jurisdiction of the World Court”, 46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1952) pp. 234 and 238, and cf. pp. 219, 224 and 227.

17 请参看 A.A. Cançado Trindade, “A Century of International Justice and Prospects for the Future”, in: A.A. Cançado Trindade and Dean Spielmann, A Century of International Justice and Prospects for the Future / Rétrospective d´un siècle de justice internationale et perspectives d´avenir, Oisterwijk, Wolf Legal Publs., 2013, pp. 1-28, esp. pp. 13-16 等。

18 早先的《常设国际法院规约》中也有此条规定，《国际法院规约》予以沿用，但略有修改。

19 A.A. Cançado Trindade, International Law for Humankind - Towards a New Jus Gentium, 2nd. rev. ed., Leiden/The Hague, Nijhoff, 2013, pp. 1-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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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诉讼案件：严格的国家间属性之缺陷

从一开始，国际法院(及其前身常设国际法院)的管辖权就面临属人管辖权的

限制：只有国家能在国际法院提起诉讼(《规约》第 34 条第 1 款)。1920 年《常

设国际法院规约》起草和通过之时，选择将国际法院对于诉讼案件的国际司法职

能严格地限定在国与国之间。然而，如笔者在(2012 年 2 月 1 日)国际法院有关国

际劳工组织行政法庭就针对国际农业发展基金的指控所作判决的咨询意见中所

附的个别意见所述，1920 年法学家咨询委员会和 1945 年《国际法庭规约》的起

草者皆认为，允许国家以外的权利主体(例如个人)向常设国际法院及后来的国际

法院提起诉讼的时机尚不成熟，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问题的确切答案已经找到。

应当注意，在常设国际法院成立之前，20 世纪初出现的永久国际管辖权并未将国

际诉讼局限在单纯的国与国之间。20

1945 年至今，国际法院始终受制于《规约》第 34 条第 1 款设定的上述限制，

该款规定“在法院得为诉讼当事国者，限于国家”。回顾过去，自 1920 年《常设

国际法院规约》通过以来，个人以平等的程序诉诸国际司法 21 就成为法律学说

的一个主题，90 多年来始终如此。其他国际司法机构已开始允许个人和个人团体

提起诉讼，惟有国际常设法庭及后来的国际法院仅受理国与国之间的争端。然而，

1920 年制订和通过《常设国际法院规约》时采取的教条立场，没有妨碍法院迅速

处理关于具有法人地位的城市或领土少数群体和居民的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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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除混合仲裁法庭和混合索赔委员会外，关于同一时代的少数民族(包括上西里西亚)制度、托管

领土制度，以及亚兰群岛、萨尔和但泽请愿制度，请参看：J.-C. Witenberg, “La recevabilité des

réclamations devant les juridictions internationales”, 41 Recueil des Cours de l´Académie de Droit

International de La Haye (1932) pp. 5-135; J. Stone, “The Legal Nature of Minorities Petition”, 12

British Year 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1931) pp. 76-94; M. Sibert, “Sur la procédure en matière de

pétition dans les pays sous mandat et quelques-unes de ses insuffissances”, 40 Revue générale de

droit international public (1933) pp. 257-272; M. St. Korowicz, Une expérience en Droit

international - La protection des minorités de Haute-Silésie, Paris, Pédone, 1946, pp. 81-174; C.A.

Norgaard, The Position of the Individual in International Law, Copenhagen, Munksgaard, 1962, pp.

109-128; A.A. Cançado Trindade, “Exhaustion of Local Remedies in International Law Experiments

Granting Procedural Status to Individuals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24 Netherlands

International Law Review (1977) pp. 373-392; cf. J. Beauté, Le droit de pétition dans les territoires

sous tutelle, Paris, LGDJ, 1962, pp. 1-256 (已经处于联合国时代)。

21 请参看 A.A. Cançado Trindade, The Access of Individuals to International Justi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 1-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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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设国际法院在审查这些事项时所考虑的问题远远超出国与国的范围，对个

人立场也有考虑(如以下案件的咨询意见：波兰境内的德国定居者案，1923；但

泽法院的管辖权案，1928；希腊-保加利亚“社区”案，1930；在上西里西亚的

德国少数民族学校就学案，1931；但泽的波兰国民处遇案，1932；阿尔巴尼亚的

少数民族学校案，1935)。22 此后，人为地将范围限定在国与国之间这一问题，

在常设国际法院判例法的早期阶段，就已变得明显并得到承认。据回顾，1920年(1945 年沿用)对于诉讼案件的司法解决选用国家间机制——

“(……)不是出于内在需要，亦非取得进展的唯一方法，而仅是负责起草《常

设国际法院规约》的法学家咨询委员会成员主流观点的体现。然而，就是在 90年前，国际法也没有沦为单纯的国家间范式，而且那时已经有具体的试验，不仅

允许国家而且允许个人诉诸国际司法寻求正义。

“法学家咨询委员会当时认为允许国家以外的法律主体(例如个人)向常设国

际法院提起诉讼时机尚不成熟，这并不意味着问题找到了确定的答案。(……)在《常设国际法院规约》的准备工作材料中已存在少数意见，支持同时赋予国家和

包括个人在内的其他法律主体向老海牙法院提起诉讼的权利。在近一个世纪以前

的那个时代，此观点虽不属主流，但已然占据一席之地”。23

《常设国际法院规约》的教条立场在《国际法院规约》中得以延续。仅国家

得向国际法院提起诉讼的做法再次招致非议。至少在某些涉及个人情况的案件中

(见下)，如允许个人(或其法律代理人)出庭自行陈述立场，可以丰富诉讼内容，

促进法院的工作。专家在著作中反复批评人为将诉讼主体限定为国家的做法，认

为“如今，国际法中相当大一部分(例如立法条约)对个人有直接影响”，《国际法

院规约》第 34 条第 1 款仍固守“20 世纪 20 年代关于国际法框架的观念”，让法

院“与世隔绝”。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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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请参看 C. Brölmann, “The PCIJ and International Rights of Groups and Individuals”, in Legacies of the Permanent Court of International Justice (eds. C.J. Tams, M. Fitzmaurice and P. Merkouris), Leiden, Nijhoff, 2013, pp. 123-143。

23 A.A. Cançado Trindade, Os Tribunais Internacionais Contemporâneos, Brasília, FUNAG, 2013, pp. 11-12.

24 R.Y. Jennings,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after Fifty Years”, 89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1995) p. 504; and cf. also, to the same effect, S. Rosenne, “Reflections on the Position of the Individual in Inter-State Litigation in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i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 Liber Amicorum for M. Domke (ed. P. Sanders), The Hague, Nijhoff, 1967, pp. 249-250, and cf. pp. 242-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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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严格的国家间机制在处理 1902年婴儿监护公约的适用案(1958)时缺陷

明显。25 法院对于东帝汶案(1995)的处理受到严厉批评，在该案中东帝汶人民没

有陈述权，甚至不能提交法庭之友意见书，尽管审理的关键是东帝汶人民对其领

土的主权。更糟的是，国际法院运用所谓“货币黄金案”规则，26 对第三国(该国甚至尚未接受国际法院的管辖权)的利益出于保护目的理所应当地加以考虑并

迅速予以保护，而该国不用付出任何努力。类似的例子不在少数，在国际法院的

历史上屡见不鲜。

关于个人或个人团体情况的案件，还可以继续参考关于双重国籍的诺特鲍姆

案(1955)、巴基斯坦战俘审讯案(1973)、在德黑兰的美国外交和领事人员案(1980)、布基纳法索和马里领土争端案(1986)、《防止及惩治种族灭绝罪公约》的适用案

(1996-2007)和关于领事援助的三起连续案，即布雷德案(巴拉圭诉美利坚合众国，

1998)、拉格朗案(德国诉美利坚合众国，2001)，以及阿韦纳和其他墨西哥国民案

案(墨西哥诉美利坚合众国，2004)等等。

从中不难看出，案件的一个主要方面正是直接受影响个人的具体情况，而非

只有当事国感兴趣的彼此关系中的抽象问题。此外，还可进一步回顾：在刚果领

土上的武装活动案(刚果民主共和国诉乌干达，2005)中，国际法院对严重侵犯人

权和国际人道法的行为表示关切；在喀麦隆与尼日利亚间陆地和海洋边界案

(1996)中，法院同样对武装冲突的受害者表示关切。

近几年，法院不得不放眼于国家间之外的案件越来越多。这些案件包括涉及

《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普遍管辖权原则

的与起诉或引渡的义务有关的问题案(2009-2013)、关于拘留和驱逐一个外国人的

艾哈迈杜﹒萨迪奥﹒迪亚洛案(2010)、国家的管辖豁免案(2010-2012)、《消除一

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的适用案(2011)，以及柏威夏寺案(临时措施，2011)。

类似的还有法院最近出具的两份咨询意见，它们分别涉及科索沃宣布独立

(2010)和国际劳工组织行政法庭就针对国际农业基金的指控所作判决(2012)。因

此，纯粹国家间属性设定的人为性经常被暴露出来，而且愈发突出。这一观念源

自过去长期奉行的教条。最近向国际法院提起的诉讼案件和提出的咨询事项，因

其主题事项的缘故，要求国际法院摆脱这一观念的约束。

庆幸的是，在过去几十年，国家似乎承认了这一点，接连向国际法院提起明

显超出国家间范围的案件和事项。法院最近对于这些新的挑战和期望有所反应，

__________________

25 S. Rosenne, “Lessons of the Past and Needs of the Future - Presentation”, in: Increas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1996 Colloquy - eds. C. Peck and R.S. Lee), The Hague, Nijhoff, 1997, pp. 487-488, and cf. pp. 466-492

26 C. Chinkin, “Increasing the Use and Appeal of the Court - Presentation”, in ibid., pp. 47-48, 53 and 5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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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判决时不仅考虑当事国的情况，而且考虑民族、个人或个人团体的情况(见上)。上述诉讼案件、咨询意见及法院的推理清楚地表明，即使国际法院的争端解决机

制仍然严格或纯粹限定在国家间，向法院所提诉讼或事项的实质还是关系到人。

事实上严格的国家间属性的意识形态内容，是久远以前的年代产物。在近年作出

的判决中(1999-2014)，国际法院时常不无正确地努力挣脱这个属性的束缚，以迎

接当今时代所受理的诉讼案件和咨询意见请求对其提出的新挑战(见下)。27

五. 诉讼案件中的其他管辖权和程序问题

参诉

关于国际法院对诉讼案件行使管辖权，另一个要指出的问题涉及国家如何参

加向国际法院提起的诉讼。《规约》第 62 和 63 条确立了国家参加法律程序的框

架。两者虽皆关乎国家参诉，但彼此之间有差异。第 62 条要求，申请参诉的国

家须认为“案件之判决可影响属于该国具有法律性质之利益”。因而，欲参诉国

家须提交申请，请求允许参加国际法院裁判的案件。依据第 62 条向国际法院提

出的参诉申请寥寥无几，常设国际法院也仅收到过一份。28

近年法院处理了两份几乎同时提交的参诉申请，分别请求参加领土和海洋争

端案(尼加拉瓜诉哥伦比亚，2011)29 和国家管辖豁免案(德国诉意大利：希腊参

加，2010-2012)。30 在后一个案件，国际法院于 2011 年 7 月 4 日发出的命令中，

有史以来首次准许第三方(希腊作为非当事方)参诉，从而超越了过去仲裁经验中

诉讼双边化的传统倾向。

对比依据第 62 条参诉，依据《规约》第 63 条 31 参诉属于权利。但凡协约

发生解释问题(而参加国为该协约之签字国)，即可享有这项权利(如符合要求，国

际法院没有是否准许参诉的裁量权)。接到通知的全部国家均“有参加程序之权”，

且如一国行使此项权利，判决中之解释对该国具有同样拘束力。与依据第 62 条

参诉不同，参诉国无需在诉讼中有“法律性质之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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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请参看 A.A. Cançado Trindade, “A Century of International Justice and Prospects for the Future”，另见前注(16)引用的著作第 7 页至第 9 页。

28 请参看 C. Chinkin, “Article 62”, in The Statute of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A Commentary (eds. A. Zimmermann et alii), Oxford, OUP, 2006, pp. 1336-1337。

29 请参看国际法院，领土与海洋争端(尼加拉瓜诉哥伦比亚)，申请允许参加，《2011 年国际法院

案例汇编》，第 348 页和第 420 页。

30 国际法院，国家的管辖豁免案(德国诉意大利)，申请允许参加，《2011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

第 494 页；请参看 2011 年 7 月 4 日国际法院命令后所附坎卡多·特林达德法官个别意见。

31 第 63 条第 1 款规定，“凡协约发生解释问题，而诉讼当事国以外尚有其他国家为该协约之签字

国者，应立即由书记官长通知各该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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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第 63 条参加诉讼程序，须提交“参加诉讼声明”。此类参诉申请少之又

少。近期，在南极捕鲸案中(澳大利亚诉日本：新西兰参加)，新西兰发出参加诉

讼声明(关于 1946 年《国际管制捕鲸公约》第八条的解释)，并参加该案诉讼。32

解释与复核

说到这里，有关国际法院管辖权的另一个问题是，出于解释(如前述柏威夏

寺案)或复核的目的，对案件进行再审的可能性。解释和复核的有关规定在《国

际法院规约》第 60 和 61 条。根据第 60 条，判词之意义或范围发生争端时，当

事国可请求法院解释。解释请求可由一或多个当事国提出，或以特殊协议

提出。33 法院受理解释请求之前，当事国须对判词之意义或范围发生争端。常

设国际法院在审理霍茹夫工厂案(1927)时，在这方面作出了一个里程碑式的判决：

根据规定“若两国政府确表示对法院判词之意义或范围意见相左，则足矣”。34 法院的解释应限于要求解释的那部分判词。35

要求国际法院再审的另一途径是，按照法院《规约》第 61 条规定请求复核

判决。声请法院复核判决，应根据发现具有决定性之事实，而此项事实为法院及

声请复核之当事国所不知者，但以非因过失而不知者为限。与请求解释不同的是，

声请复核 36 须于新事实发现后六个月内为之。37

显然，判决复核的概念可能削弱既判力，因此《规约》第 61 条明确规定复

核程序属于特例，尤其是按照第 60 条所述原则，法院之判决系属确定，不得上

诉。在国际法院历史上，复核程序甚少启动。针对复核的判决仅有三份，且相关

请求均被认定为不可受理。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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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请参看国际法院，南极捕鲸案(澳大利亚诉日本)，新西兰的参加诉讼声明，2013 年 2 月 6 日命

令。请参看 2013 年 2 月 6 日国际法院命令后附的坎卡多·特林达德法官个别意见。

33 请参看《法院规则》第 98 条。

34 常设国际法院，霍茹夫工厂案(解释第 7 号和第 8 号判决)，《常设国际法院案例汇编》，A 辑，

第 13 号，1927，第 10-11 页。

35 请参看国际法院，请求解释 1962 年 6 月 15 日对柏威夏寺案(柬埔寨诉泰国)所作判决(柬埔寨诉

泰国)，2013 年 11 月 11 日判决。

36 请参看《法院规则》第 99 条。

37 关于国际法院的复核程序，请参看例如 R. Geiss, “Revision Proceedings before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63 Zeitschrift fur ausländishes öffentliches Recht und Völkerrecht (2003), pp. 167-194。

38 请参看国际法院，申请复核和解释 1982 年 2 月 24 日大陆架案(突尼斯/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的判决(突尼斯诉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判决，《1985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 192 页；国

际法院，申请复核 1996 年 7 月 11 日对《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的适用案(波斯尼亚和

黑塞哥维那诉南斯拉夫)的初步反对意见所作判决(南斯拉夫诉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判决，

《2003 年国际法庭案例汇编》，第 7 页；国际法院，申请复核 1992 年 9 月 11 日对陆地、岛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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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临时保护措施

当情况严重且紧迫时，国际法院可按照《规约》第 41 条指示或命令采取临

时保护措施，防止或避免无可挽回的损害。此类临时措施带有预防性质，具有约

束力。过去几十年间，国际法院在命令采取临时措施时，其推理的基础实际在很

大程度上是要避免或防止当事国的权利(包括人的权利)遭到迫在眉睫且无可挽回

的损害，或者更全面地说要避免或防止势必对当事国权利造成影响或无可挽回损

害的情况恶化。然而，笔者认为，国际法院发出此类命令的依据不必局限于这些

情形或穷尽这些情形。

在与起诉或引渡的义务有关的问题案(比利时诉塞内加尔，2009 年 5 月 28 日)中，法院决定不指示采取临时性措施——笔者在反对意见(第 97 段)中警告说，案

件中的基本权利关乎正义的实现。根据国际法院的既有解释，临时保护措施具有

约束力，这点如今毫无疑问，但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国际法院在这方面的判例法

已演进到顶点。

2011 年 7 月 18 日，法院就(半个世纪后再审的)柏威夏寺案(柬埔寨诉泰国)发出命令。在命令指明的临时保护措施中，法院有史以来首次决定在该地设置非

军事区，由此终止其内武装活动。现在，确定产生无可挽回损害的紧迫性和可能

性已经成为国际法院的家常便饭。虽然认定待保全权利的法律性质和实质内容似

乎难度不大，但是审查涉案权利的法律效力和后果却并非如此。总之，建立关于

临时保护措施的完整法律制度仍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

七. 咨询管辖的扩大

以常设国际法院为发端，国际法庭首次被赋予咨询职能，围绕该职能也有过

许多讨论。此举的初衷是协助大会和国际联盟行政院，但是常设国际法院对该职

能善加利用，最后不仅协助上述机构，还扩大到了国家。在常设国际法院提出的

27 项咨询意见中，有 17 项针对的是当时国家之间的争端，从而避免启动全面诉

讼程序，起到防范作用，有利于国际争端的司法解决。39 常设国际法院行使的

咨询职能还促进了国际法的逐步发展。

国际法院在(依据《规约》第 65 条和《联合国宪章》第 96 条)履行咨询职能

方面也是如此。在接到咨询请求之后，国际法院会制定一份可以就咨询问题提供

情报的国家和国际团体清单。国际法院可酌情决定是否应请求发表咨询意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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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海洋边界争端案(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参加)(萨尔瓦多诉洪都拉斯)，判决，《2003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 392 页。

39 M.G. Samson and D. Guilfoyle, “The Permanent Court of International Justice and the ‘Invention’ of International Advisory Jurisdiction”, in Legacies of the Permanent Court of International Justice (eds. C.J. Tams, M. Fitzmaurice and P. Merkouris), Leiden, Nijhoff, 2013, pp. 41-45, 47, 55-57 and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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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常应请求出具咨询意见。自国际法院诞生以来，咨询管辖权就一直在扩大。《常

设国际法院规约》仅赋予国际联盟行政院和大会要求提出咨询意见的权利。但是，

《国际法院规约》允许申请咨询意见的主体更多，包括联合国主要机关(大会、

安全理事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与专门机构(例如国际劳工组织、联合国粮食及

农业组织、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国际民用航空组织、世界海事组织、

世界气象组织、世界卫生组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国际

电信联盟、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金融公司和国际农业发

展基金会)。实际上，国际法院的咨询职能从另一侧面突显了其与联合国之间的

紧密联系。

首先，此种联系通过《国际法院规约》第 65 条和《联合国宪章》第 96 条之

间的彼此呼应得到体现。其次，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等联合国主要机关有权请国际

法院就任何法律问题发表咨询意见。40 联合国其他机关或专门机构经大会授权，

可请国际法院就其运作或活动范围内的法律问题提出咨询意见(《联合国宪章》

第 96 条)。

国际法院的咨询意见同样能够而且也确实推动了国家和国际层面的法治。其

中一些意见还促进了国际法的逐步发展(例如，关于损害赔偿的咨询意见，1949；关于纳米比亚的咨询意见，1971；关于人权委员会一名特别报告员豁免于法律诉

讼的咨询意见，1999)。迄今为止(到 2014 年初)，国际法院已出具 27 项咨询意见。

当代其他国际法庭也被授予咨询管辖权，而且有实例证明该项权力频繁得到使

用。41 咨询意见在本质上属于建议，因而与判决不同，但是国际法院的咨询意

见具有内在效力，任何一个善意的国家(或其他国际法主体)都不能忽略或轻视。

八. 国际法庭时代的国际法院

长久以来人们就期待在国际层面 42 实现正义，近年来我们见证并有幸促成

了这一理想的逐渐实现。多个当代国际法庭的成立和运行让古老的思想焕发青春，

令人欣慰。这一主题在 21 世纪 20 年代的国际议题中占据重要地位。国际司法的

实现在历经几十年时间后，克服了重重困难，才取得现在的发展，当代国际法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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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国际法院规约》第 65 条规定，“法院对于任何法律问题如经任何团体由联合国宪章授权而请

求或依照联合国宪章而请求时，得发表咨询意见”。

41 请参看 A.A. Cançado Trindade, “A Century of International Justice and Prospects for the Future”，另见前注(17)引用的著作第 13 页。

42 一般研究请参看 J. Allain, A Century of International Adjudication - The Rule of Law and Its Limits, The Hague, T.M.C. Asser Press, 2000, pp. 1-186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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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得到丰富和巩固。43 (国家、国际组织和个人的)国际法律人格和行为能力确

实有所加强，国际管辖权和责任也已扩大。

国际法院与其他国际法庭一道，坚持并证实当代国际法有能力在国家之间和

国内层面解决最为独特的国际争议。不应忘记，提交国际法庭的案件数量与每天

世界各地人民和民族所遭受的不公正和残酷对待相比，只是九牛一毛。这才是国

际法律原则应当关注的焦点，而不是划分管辖权或机构间竞争这样的伪问题。当

代各个国际法庭之间的协调和对话非常重要，因为各自的工作互为补充，而且负

有伸张正义的共同使命。

如今，国际社会有幸可以依赖诸多国际法庭裁判发生在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

的案件。这让人深受鼓舞，《联合国宪章》对此也有预见。《宪章》第 95 条规定，

联合国会员国可“依据现有或以后缔结之协定”，“将其争端托付其他法院解决”。

现在各种国际法庭并存，促使我们从可裁判案件(justiciables)44 本身这一正确角

度思索它们的工作，也使我们更加接近实现它们保障国际司法在国家之间或国内

层面实现的共同使命。45 诉诸国际司法的渠道已经拓宽，令人倍感欣慰。

从保护可裁判案件的必要性来看，46 在一个包含最独特待裁判情形的更大

框架中，每个国际法庭都在各自运作的领域发挥重要作用。总之，当前的国际法

庭时代带来了显著的进步。同时，随着国际管辖权扩大，可裁判案件的数量大幅

增加。这些案件分属国际法的不同领域，发生在最为多样的背景下，包括极端恶

劣的环境，甚至毫无防卫的状态下，但最终都被准予诉诸司法。然而，道路仍然

漫长。

九. 结论性意见

最后也很最重要的一点，是国际法院和当代其他国际法庭十分关切判决和决

定的执行问题，这是合乎情理的。这个问题包括互为补充的两个方面：国内法中

关于执行国际判决的措施，以及监督判决和决定执行情况的跟踪和跟进机制。关

于前者，截至目前鲜有国家采取切实行动，永久性地保障与之有关的国际判决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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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请参看 G. Fouda, “La justice internationale et le consentement des États”, in International Justice - Thesaurus Acroasium, vol. XXVI (ed. K. Koufa), Thessaloniki, Sakkoulas Publs., 1997, pp. 889-891, 896 and 900 等。

44 A.A. Cançado Trindade, Évolution du Droit international au droit des gens - L'accès des particuliers à la justice internationale: le regard d'un juge, Paris, Pédone, 2008, pp. 1-187.

45 一般研究请参看 A.A. Cançado Trindade, Los Tribunales Internacionales Contemporáneos y la Humanización del Derecho Internacional, Buenos Aires, Ed. Ad-Hoc, 2013, pp. 7-185。

46 就此话题，请参看 A.A. Cançado Trindade,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Tribunals: Their Continuing Jurisprudential Cross-Fertilization, with Special Attention to the International Safeguard of Human Rights”, in The Global Community -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Jurisprudence (2012) vol. I, p.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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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忠实执行。关于后者，各国际法庭都依靠自身机制，然而，这些机制均有改善

余地。就国际法院而言，在其向联合国大会呈交年度报告时，以及院长拜访第六

委员会和安全理事会时，都可提出这一问题。判决应该被完整执行，而不是部分

执行或有选择地执行。这是一个原则立场，事关国际公共秩序和国际与国家层面

法治。在这方面还要做大量工作，才能保证在实现国际正义的道路上继续前进。

随着国际法院与其他国际法庭持续运作，在国际司法职能的履行方面，逐渐

显现两种不同的观念。一种是狭义观念，认为法庭必须局限于解决涉案争端，仅

处理当事国提出的问题，向当事方提出解决方案(一种交易性正义)。另一种是广

义观念，也为笔者所赞同。这种观念认为，法庭必须更进一步，必须“宣示法律”

(juris dictio)，从而帮助解决其他类似问题，促进国际法的逐步发展。在解释甚或

研究适用法律时，存在司法创新的空间；无论当事国各持何种观点，每个国际法

庭均可自由选择适用的法律 47 (法官知法)。

值得注意的是，近来向国际法院提起的案件，其主题之多样前所未有。在国

际法院最近审结的案件中，有些提出的问题至关重要，涉及国际人道法、国际人

权法、国际环境法等。48 国际法院很难坚持狭义观念(适合交易性正义)。笔者以

为，在解决此类问题时，国际法院必须宣示法律。

另外，有时国际法庭的判决所产生的影响可能超越案件当事国的边界。判决成功

实现客观正义时，容易产生这种影响。这样就会推动国际法的进化，促进了民主

社会实现国际和国内法治。国际法庭越努力清楚地阐释判决基础，对于正义与和

平的贡献就必然越大。49 笔者认为，在国际(包括区域一级)法庭的判决中，理由

和主文相辅相成：无法将判决与其基础或推理割裂开来。推理与说服贯穿着司法

的运作，这可以追溯到司法观念的历史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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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请参看 M. Cappelletti, Juízes Legisladores?, Porto Alegre/Brazil, S.A. Fabris Ed., 1993, pp. 73-75 and 128-129; M.O. Hudson, International Tribunals - Past and Future, Washington D.C.,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Brookings Inst., 1944, pp. 104-105。

48 请参看 Cf., inter alia, e.g., A.A. Cançado Trindade, “La jurisprudence de la Cour Internationale de Justice sur les droits intangibles / The Case-Law of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on Non-Derogable Rights”, in Droits intangibles et états d'exception / Non-Derogable Rights and States of Emergency (eds. D. Prémont, C. Stenersen and I. Oseredczuk), Bruxelles, Bruylant, 1996, pp. 53-71 and 73-89; R. Goy, La Cour Internationale de Justice et les droits de l´homme, Bruxelles, Nemesis/Bruylant, 2002, pp. 7-127 等。

49 该问题在过去几十年一直受到法律界的关注；请参看[Various Authors,] La Sentenza in Europa - Metodo, Tecnica e Stile (Atti del Convegno Internazionale di Ferrara di 1985), Padova, CEDAM, 1988, pp. 101-126, 217-229 and 529-542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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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法院对于国际争端的和平解决和国际法的逐步发展作用重大。50 《国

际法院规约》的独特之处在于，国际法院是联合国的主要司法机关，并与联合国

关系密切(见上)。时至今日，国际法院的法理已有长足发展，但仍存改进空间。

国际法院需时刻注意国际法的动向——国际法并非一成不变，已不同于国际法院

初建时期。虽然能向国际法院提起诉讼的仍然仅限国家，但法院判决和决定以及

咨询意见对于国际法的其他主体(国际组织、个人和个人团体)亦影响广泛。鉴于

国际法院对服务于整个国际社会、促进国际法的发展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可

以预见国际法院的咨询职能将继续扩大，关于国际法院对争端管辖权的观念也将

逐渐开放。

相关材料

A. 法律文书

《协约国和参战各国对德和约》，第一部分：国际联盟盟约，凡尔赛，1919年 6 月 28 日，国际联盟，《条约集》，第 1 卷，第 403 页[英文版页码，下同](登记但未转载)，转载于《国际联盟公报》，第 1 年，第 1 号，1920 年 2 月，第 3 页。

《常设国际法院规约》，日内瓦，1920 年 12 月 13 日，国际联盟，《条约集》，

第 6 卷，第 390 页。

《联合国宪章》，旧金山，1945 年 6 月 26 日。

B. 判例

常设国际法院

常设国际法院，波兰境内的德国定居者，1923 年 9 月 10 日咨询意见，《常设

国际法院案例汇编》，B 辑，第 6 号。

常设国际法院，对于第 7 号和第 8 号判决的解释(霍茹夫工厂案)，1927 年 12月 16 日判决, 《常设国际法院案例汇编》，A 辑，第 13 号。

常设国际法院，但泽法院的管辖权，1928 年 3 月 3 日咨询意见，《常设国际

法院案例汇编》，B 辑，第 15 号。

常设国际法院，希腊-保加利亚“社区”,1930 年 7 月 31 日咨询意见，《常设

国际法院案例汇编》，B 辑，第 17 号。

常设国际法院，在上西里西亚的德国少数民族学校就学，1931 年 5 月 15 日

咨询意见，《常设国际法院案例汇编》，A/B 辑，第 40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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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一般而言，请参看 H. Lauterpacht,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Law by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London, Stevens, 1958, pp. 3-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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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设国际法院，但泽境内波兰国民及其他波兰裔或说波兰语者的待遇，1932年 2 月 4 日咨询意见，《常设国际法院案例汇编》，A/B 辑，第 44 号。

常设国际法院，阿尔巴尼亚的少数民族学校，1935 年 4 月 6 日咨询意见，《常

设国际法院案例汇编》，A/B 辑，第 64 号。

另见《常设国际法院判决、咨询意见和命令摘要》。

国际法院

国际法院，诺特鲍姆案(第二阶段)，1955 年 4 月 6 日判决，《1955 年国际法

院案例汇编》，第 4 页。

国际法院，1902 年婴儿监护公约的适用案(荷兰诉瑞典)，1958 年 11 月 28 日

判决，《1958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 55 页。

国际法院，巴基斯坦战俘审讯，临时保护，1973 年 7 月 13 日、9 月 29 日和

12 月 15 日命令，《1973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 328 页、第 344 页和第 347 页。

国际法院，在德黑兰的美国外交和领事人员案，判决，《1980 年国际法院案

例汇编》，第 3 页。

国际法院，申请复核和解释 1982 年 2 月 24 日大陆架案(突尼斯/阿拉伯利比

亚民众国)的判决(突尼斯诉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判决，《1985 年国际法院案例

汇编》，第 192 页。

国际法院，领土争端，判决，《1986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 554 页。

国际法院，东帝汶案(葡萄牙诉澳大利亚)，判决，《1995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

编》，第 90 页。

国际法院，喀麦隆与尼日利亚间陆地和海洋边界，临时措施，1996 年 3 月

15 日命令，《1996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 13 页。

国际法院，关于《防止及惩治种族灭绝罪公约》的适用案，初步反对意见，

判决，《1996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 595 页。

国际法院，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案(巴拉圭诉美利坚合众国)，临时措施，1948年 4 月 9 日命令，《1998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 248 页。

国际法院，拉格朗案(德国诉美利坚合众国)，判决，《2001 年国际法院案例

汇编》，第 466 页。

国际法院，申请复核 1996 年 7 月 11 日对《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的

适用案(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诉南斯拉夫)的初步反对意见所作判决(南斯拉夫

诉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判决，《2003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 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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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法院，申请复核 1992 年 9 月 11 日对陆地、岛屿和海洋边界争端案(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参加)所作判决(萨尔瓦多诉洪都拉斯),判决，《2003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 392 页。

国际法院，阿韦纳和其他墨西哥国民案(墨西哥诉美利坚合众国)，判决，《2004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 12 页。

国际法院，《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的适用案(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诉塞尔维亚和黑山)，判决，《2007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 43 页。

国际法院，有关起诉或引渡的义务的问题(比利时诉塞内加尔)，临时措施，

2009 年 5 月 28 日命令，《2009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 139 页。

国际法院，国家的管辖豁免案(德国诉意大利),反诉，2010 年 7 月 6 日命令，

《2010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 310 页。

国际法院，科索沃单方面宣布独立是否符合国际法，咨询意见，《2010 年国

际法院案例汇编》，第 403 页。

国际法院，艾哈迈杜·萨迪奥·迪亚洛案(几内亚共和国诉刚果民主共和国)，案情，判决，《2010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 639 页。

国际法院，《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的适用问题(格鲁吉亚诉俄罗

斯联邦)，初步反对意见，《2011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 70 页，以及坎卡多·特

林达德法官的反对意见。

国际法院，国家的管辖豁免案(德国诉意大利)，申请允许参加诉讼，2011 年

7 月 4 日，《2011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 494 页，以及坎卡多·特林达德法官

的个别意见。

国际法院，请求解释 1962 年 6 月 15 日对柏威夏寺案(柬埔寨诉泰国)所作判

决(柬埔寨诉泰国)，临时措施，2011 年 7 月 18 日命令，《2011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

编》，第 537 页。

国际法院，国际劳工组织行政法庭就针对国际农业发展基金案的指控作出的

第 2867 号判决，咨询意见，《2012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 10 页。

国际法院，国家的管辖豁免案(德国诉意大利：希腊参加)，判决，《2012 年

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 99 页。

国际法院，有关起诉或引渡的义务的问题(比利时诉塞内加尔)，判决，《2012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 422 页。

国际法院，南极捕鲸案(澳大利亚诉日本)，新西兰的参加诉讼声明，201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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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见《国际法院审判、咨询意见和命令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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