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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德贵

历史上的宗教产生于不同地区与 不同民族之中，有着各自的特点，对于人类文明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传入我国之后大多成功地进行了中国化，成为我国古代文明的组成部分。本文主要思考外来宗教在历史上与我国传统主流儒家文化中的

“孝道”相融合的过程及对当前我国“宗教中国化”工作的借鉴意义。

一

根据有关史籍记载，在汉哀帝延寿元年（公元前2年），佛教传入汉地。在而后漫长的岁月中，佛教与中国传统主流文化相互影响，逐渐地走上了中国化的道路，在隋唐之际，我国佛教开宗立派，在进一步演化中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最能够反映佛教与儒家思想进行融合的内容，应当就是关于“孝道”的思想。《吕氏春秋·孝行》中云：“今有人于此，行于亲重，而不简慢于轻疏，则是笃谨孝道，先王之所以治卫天下。”由此可知，这种儒家文化中最基本的伦理道德规范，是传统主流文化中道德观念的基石。

在这个融合的过程中，佛教多方位、多角度地对自己的教义进行发掘，来发现与传统主流文化相适应的部分。《佛说父母恩重难报经》中把父母的恩归纳为十点：一、怀胎守护恩；二、临产受苦恩；三、生子忘忧恩；四、咽苦吐甘恩；五、回干就湿恩；六、哺乳养育恩；七、洗濯不净恩；八、远行忆念恩；九、深加体恤恩；十、究竟怜悯恩。又在《观佛相海经》中进行告诫云：“有恩不报是阿鼻因，诸恩尚然，况于父母，无可称量。”保证了在“孝道”上与儒家文化的高度一致。得到了包括皇室在内的士大夫及民众的认可。

在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中，很多名僧都在积极宣扬佛教教义融入传统主流文化的必要性。在宋代时，名僧契嵩说：“夫不杀，仁也；不盗，义也；不邪，礼也；不饮酒，智也；不妄言，信也。”把“五戒”与宗法“五常”相题并论，得到了主流知识界的好评。他认为：“佛之道岂一人之私为乎？抑亦有意于天下国家矣！何尝不存其君臣父子邪，岂妨人所生养之道邪？”张浚为两宋禅宗领袖宗杲所撰写的《塔铭》评价说：“师虽为方处士，而义笃君亲。每及时事，爱君忧时，见之词气。”而他也自谓：“予虽学佛者，然爱君忧国之心与忠义士大夫等，但力所不能而年运往矣。”

在所有与儒家文化相融合的过程中，佛教的核心内容，如缘起性空、四谛、八正道、十二因缘、三法印等基本教义思想并没有做丝毫的改动。

二

基督宗教早在唐朝就传入了中国，被称为景教，由于不能够适应中国传统主流文化，虽然也曾有过信众，但还是退出了中国人的信仰视野。而在元代又再次传入的也里可温教，由于当时的政治环境，主要的传教对象为色目人或蒙古人，对于广大的汉人群体影响甚微，由于不了解传统中国主流文化，所以，当元朝覆亡之时，随

着明朝的建立，又缺乏汉人信众，便销声匿迹了。从以上两次不成功的传入我们可以看出，即使是作为世界性的宗教，如果不能够同中国主流传统文化相结合，而想保持宗教中一切均不作任何改变，是不可能成功的。

而 当 明 末 之时，基督宗教又一次传入中国，利玛窦在传教上费尽心思，先是穿着僧袍来改变身份，又以汉语来做西洋文化的介绍，直到同中国的士大夫建立很好的感情，才被告知儒释道的真正关系，于是，又一次的改僧袍为儒服，蓄发留须，以儒家士人形象示众。这也使他明白，在中国如果想要发展基督教，则必定要得到士大夫甚至皇帝的支持。在以后的传教中，努力地适应中国主流传统文化，成为他传教的基本特点。1603年，利玛窦最著名的著作《天主实义》刻印成书。在书中他旁征博引我国古代经典来论述天主教的教义，表明了基督宗教与中国主流传统文化是完全相合的。这部著作极大地影响了一批汉族士大夫，他还表示理解中国祭祖、祭孔的礼俗，同时介绍西方科学技术，因此得到皇帝和士大夫的接纳，为后来的传教士在中国宣扬基督宗教扫清了基本的文化障碍。

基督宗教通过与儒家经典的汇通，提出：基督宗教中宇宙主宰是上帝，在中国是昊天上帝；中国传统有的“仁者爱人”

“忠恕之道”的道德要求，基督宗教中有对应的“爱仇敌”“兄弟舍命”；还有中国传统的“反身而诚，慎独克己”“以道为天”，基督宗教中也有“以上帝的道德标准”等。以此来消除士大夫阶级的敌对，使得“西儒”的观念根植人心。尤其是对中国传统主流文化中祭祖习俗的允许，使得基督宗教同儒家“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的主张能相适应，维护了儒家文化中最为核心的“孝道”思想，保证了入教的教徒不会因此而对基督宗教产生怀疑。

基督宗教以“儒学化”作为传播的工具，这只是一种权宜的手段，是进行了非本质性的装饰，基督宗教中的“三一论”

“赎罪论”“终极论”等核心思想并未有任何改变。

三

史籍中关于伊斯兰教的记载出现在唐代，《资治通鉴》记载：“胡客留居长安久者或四十余年，皆有妻子，买田宅，举质取利，安后不欲归。”作为一种外来宗教，传入中国后，伊斯兰教首先是在胡人中进行传播，而后经过长时期的发展，形成了带有较强民族性的宗教。因外来伊斯兰教徒逐渐与中国人通婚，而中国人一般在婚后也会入教随俗，成为穆斯林，所以在宋代就出现了“土生番客”“五世番客”。他们也逐渐参加科举考试，而每次科考宋廷也会给与这些色目人一些名额。至北宋后期，还建立有专门的外国人学校，据《铁围山

丛谈》中记载：“大观政和之间（1107-1118），天下大治，四夷响风。广州、泉州请建番学。”而在经过元朝伊斯兰教的大发展后，《明史·西域传》曰：“元时回回遍天下。”《癸辛杂识续集》也谈到：“今回回皆以中原为家，江南尤多。”此时信徒增加的主要原因在于穆斯林在中国与他族人通婚，还有蒙汉等民族中的改宗者。而穆斯林通过长期的与汉族杂居，对于中国传统主流文化也有很多的贡献。

伊斯兰教之所以在中国能够逐渐地发展壮大，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信仰原则下，同儒家文化相联系，如把子女孝顺父母、夫妻互相敬爱、长幼互敬、兄弟和睦、朋友忠信称为“五典”，与宗教功课“五功”（念、礼、斋、课、朝）相并列。在明朝中期中国穆斯林学者开始用汉语著述具有中国伊斯兰教思想体系特色的宗教作品。如王岱舆的《正教真诠》的后二十篇中，阐述了他的修学观，如《五常》《真忠》《至孝》《听命》《首领》《友道》等。在《真忠》篇中他说道：“人生住世，有三大正事 ：乃‘顺主’也，‘顺君’也，‘顺亲’也。凡违兹三者，则为不忠、不义、不孝矣。”“须知大本真忠，始自天子。”

“夫忠于真主，更忠于君父，方为正道。”“人皆无君，则争夺屠脍，相残相灭。”“故君父之忠为宝，臣子之忠为金，交友之忠为银。”把对于真主的忠心扩大开来，对于君王也要忠心，这方是正道，而且，忠于真主是从忠于天子开始的。在《至孝》篇中描述孝道，

“是故事主以下莫大乎事亲。孝也者，其为人之本欤。道德所以事主，仁义所以事亲。真忠者必孝，行孝者必忠，忠孝两全，方成正教。”认为穆斯林的事主是最大的责任，事主之下必要事亲，孝道是为人之本，只有在事主的同时不忘孝亲，才能称得上是一个合格的穆斯林。

由上，在我们厘清世界三大宗教传入中国的过程时，发现如果不能同原有的中国传统主流文化相适应，则将失去传播的机会，这样，各宗教在经历了曲折的传教之路后，均开始了各自“中国化”的道路，那就是找到同儒家文化最大的契合点“孝道”，在这一点上展开的融合保证了这些宗教在中国的发展壮大。

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是党的宗教工作的重要内容。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做好新时代的宗教工作，我们要反复思考、仔细研究宗教中国化的规律性，结合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指示，来完成好这一历史性的任务。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

“孝道”思想：宗教中国化的切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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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粟裕

精美的石窟壁画、细密的装饰纹样、中西结合的绘画风格等等，中国古代的佛教艺术是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造像的静谧与优雅，绘画的笔触与禅意，都在回溯中华文化的历史。符合中国人审美倾向的佛教艺术，也反映了佛教中国化的过程。

东汉末年，佛教传入中国。与此相伴，发源于古印度西北部的犍陀罗佛教艺术传入中国。不论克孜尔石窟、于阗佛寺这些丝绸之路南北道上的早期佛教遗迹，还是中国最早的纪年窟——建于西秦建弘元年（420年）的炳灵寺169窟，都有着犍陀罗艺术的传统：波浪纹的大卷发、高挺的鼻梁、袒右式的袈裟下隐藏着健硕身躯的造像风格。

到了南朝著名艺术家陆探微的时代，佛教艺术第一次出现了中国化的倾向。符合江左士人审美的“秀骨清像”应运而出，原本健壮的佛教造像变得极为清瘦，褒衣博带的汉式袈裟流行一时。

唐代，佛教艺术进行了第二次中国化。在造型上，与南北朝时还保留有部分犍陀罗造像的特征不同，唐代的艺术家们热衷于以中国人的形象表现佛教故事。其代表为画圣吴道子创作的《天王送子图》。在这幅作品中，释迦牟尼的父亲净饭王、母亲摩耶夫人不论是穿着还是面容，都是典型的中国皇族、贵妇的形象。不仅如此，在绘画方式上也以具有书法意味的长线条进行绘制，早期壁画中流行的凹凸晕染法逐渐变为以线条造型的白描画。

佛教艺术的这两次中国化，在表面上看是陆探微、吴道子等天才艺术家的主导，从深层上看则是来源于中国人的审美思想。在佛教艺术创作中，这种美的尺度在一定程度来源于造像样式的传承。佛教对尊像所特有的图像学特征、佛传故事、本生故事固定的情节和场景都有具体的要求，所以在佛教艺术发展早期，艺匠们遵循着犍陀罗造像的传统。而到了佛教逐渐为中国社会所熟知、接纳之后，中国人开始用自己的审美眼光审视外来的造像风格，融合地域、时代审美需要再创佛教艺术。最早表现为着装、风格的变化，唐代艺术家与工匠以中国人的形象演绎古印度的故事，佛教原生地的造像因素在逐步减弱，与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则结合得越来越紧密。

如果说这两次佛教艺术的中国化只局限于艺术形式的话，北宋以后开始流行的禅宗绘画及其衍生出来的禅画则彻底改变了佛教艺术的精神内核。

禅宗是佛教传入中国后与本土思想、文化融合的产物，是中国化的佛教文化的代表。由于观看、参禅的需要，禅门对于绘画作品的要求，逐渐从画面的精美转换为画中的内涵。艺术作品成为参禅悟道的工具，无论是绘者、还是观者，都努力追求蕴含在画面之内的禅思。

这种追求体现在题材上，表现为出现了大量禅宗祖师、高僧参悟的“禅机图”以及禅僧对答的“公案图”。南宋梁

楷所绘的《八高僧图》《六祖砍竹图》是表现五祖弘忍、六祖慧能的重要作品。在这些画作之中，场景、情节无一不是发生在中国，人的面容无一不是汉僧的样貌，中国的佛教绘画终于开始讲述中国人自己的故事。

在艺术风格上，对画作内在哲理性的要求，最终使禅宗绘画与北宋时苏轼文人集团所倡导的文人画在艺术风格上逐渐合流，表现为“不求形似”“逸笔草草”“孤绝空寂”的美学情趣。这些有鲜明印记、让人过目不忘的艺术风格，体现了佛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文人精神的融合。如元代画家因陀罗的《丹霞烧佛图》《寒山拾得图》等禅宗故事图，画面极为简洁，寥寥数笔就勾勒出了人物的动作、神思，画面的构图、笔墨无一不符合中国人的审美。

这种彻底的变化，来自于中国这片文化底蕴丰厚的土壤。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深刻地说：“希腊艺术的前提是希腊神话，也就是已经通过人民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这是希腊艺术的素材。不是随便一种神话，就是说，不是对自然（这里指一切对象的东西，包括社会在内）的随便一种不自觉的艺术加工，埃及神话决不能成为希腊艺术的土壤或母胎。”在中国文化这片土壤上，佛教艺术吸收了中国文化的思想、艺术精髓，流露的是中国文化的气脉，表现出中华美学精神。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传承中华文化基因，展现中华审美风范”。

可以说，佛教艺术正是与中国文化融合，才有了新鲜的血液和旺盛的生命力。而当佛教艺术真正融入中华文化后，也才意味着中国社会对佛教的认同。立足于中国固有的文化、艺术土壤，是佛教艺术得以在中国发展的根基，也是佛教得以在中国传播的根本原因。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古为今用、以古鉴今，善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发展现实文化有机统一起来、紧密结合起来，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坚持有鉴别的对待、有扬弃的继承，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就佛教艺术而言，要求“古为今用”

“以古为鉴”，抓住古代佛教艺术与中国传统文化有效结合的方式，以此为借鉴，从而推陈出新。这也将更加有助于坚持我国佛教中国化方向。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研究员）

变梵为夏——佛教艺术的中国化

元代画家因陀罗所作元代画家因陀罗所作《《寒山拾得图寒山拾得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