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及國際關係學學會第二十屆幹事會-POLIGON

學術刊物 萬國圖紙 (The Atlas) 十一月號

目錄 :

I. 專題訪問 - 習近平上台後中國外交政策的改變 高敬文教授

II. 同學投稿 - 本土右翼是怎樣練成的 : 比較歐洲右翼與香港本土、

淺談香港本土政壇出路 陳希延

III. 同學投稿 - 從生物角度簡論兩性的社政關係 歐文滔

IV. 同學投稿 - 一直主宰着香港發展的裙帶資本主義 鍾燊豪

I. 專題訪問 - 習近平上台後中國外交政策的改變

香港浸會大學 政治及國際關係學學系 系主任高敬文教授 Prof. Jean Pierre Cabestan

自習近平成為新一任中共領導人後，中國在釣魚台、南海主權爭議等議題上表現得比以

往進取，更提出中國夢、一帶一路等新的概念。究竟，習近平上台後中國的外交政策會有

如何的改變、各國又怎樣看待中國的崛起？這期的萬國圖紙特意邀請了系主任高敬文教授

(Prof. Jean-Pierre Cabestan)與我們討論這個議題。

由 “韜光養晦”到 “奮發作為”

談到中國外交政策的轉變，高敬文教授認為自 2012 年習近平上台後中國的外交政策變得

更積極和進取。從前由鄧小平提出的「韜光養晦」政策已經被拋棄。儘管有人認為「韜光

養晦」依然指導著中國的外交策略，但高敬文教授認為今天中國的外交理念已經變成「奮

發作為」。中國會爭取在成為國際關係上的一股新勢力，積極提出更多對國際事務的議案

和看法。

亞投行的成立與各國的反應

談到美國對加入亞投行的反應時， 高敬文教授認為亞洲很多地區對基礎設施有龐大的需

求，而中國正是透國亞投行讓中國公司承包相關的基礎建設工程而從中獲益。亞投行的另

一個用途就是用以擴張中國在國際上的影響力，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中國更提出「一帶一

路」政策來配合其發展。同時，亞投行的成立可以弱化如世界銀行、國和亞洲發展銀行等

由美國和日本主導的國際金融機構在亞洲的角色，最終降低美國及其盟友在亞洲的影響力。

對於美日兩國相繼拒絕加入亞投行的決定，高敬文教授認為她們的考慮因素是基於地緣戰

略及地區安全。正因為亞投行是中國提升影響力的新武器，美國才積遊說她的盟友拒絕參

與亞投行。中國在亞洲甚至世界上變得更強大並不符合美國的利益。

歐洲國家對亞投行卻有另一種看法。與美國不同，歐洲國家只以經濟角度來看待亞投行

的成立。正如英國加入亞投行的目的是希望使倫敦成為人民幣貿易中心。然而，亞投行始

終是一個新興的機構，她是否真的能取代其他國際組織，在亞洲的發展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依然成疑。現階段只可以說多國加入亞投行的確是中國外交上的一個勝利。最重要的問題

是，歐洲國家是否能在亞投行擔單重要的角色，例如她們是否擁有亞投行的決策權、亞投

行會否遵守相關的國際條約和法律以及亞投行是否只是一個用以確保中國經濟的穩定工具。

中俄關係

問到中俄會否建立聯盟關係時來對抗美國時，高敬文教授認為中俄雙方結盟的可能性不

大，特別是中國經常強調其不結盟的外交政策。然而，中俄雙方會願意建立一個基於共同

利益的戰略合作關係。兩國的合作關係始於二戰末期，當時兩國在國際上均處於弱勢的位

置。俄羅斯一方面想向中國出口其軍備以及能源，另一方面希望透過與中國建立關係來穩

定亞洲的局勢和中俄邊境安全。俄方的考慮也正正符合了當時中國的利益，因此兩國在不

少議題上合作來抗衡美國。

普京上台後，兩國關係不斷提升，其合作關係更延伸到其他領域如軍備合作和合武器交

易，兩國也聯手對抗

美國在東海的活動。 中俄兩國均是強大的獨裁國家，而她們皆反對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

這也為兩國關係的發展帶來優勢。然而，她們的關係依然存在隱憂，中俄在很多方面都存

在著競爭，例如在雙方中亞地區的影響力。事實上，俄羅斯在亞洲不只中國一個夥伴，例

如越南、日本、印度、南韓等。俄羅斯希望在這些國家之間保持平衡，不倒向任何一方。

俄羅斯與越南和印度在軍事和武器方面的合作越來越頻密。日本和南韓也是俄羅斯的重要

貿易夥伴，俄羅斯更提議在日本建設天然氣管道，加強能源方面的合作。雖然習近平上台

後首個訪問的國家是俄羅斯，但在經貿上俄羅斯的價值遠不及歐美國家甚至日本。對中國

來說，俄羅斯是重要的政治和戰略夥伴，但不是一個重要的經貿夥伴。

南海問題

南海主權爭議是影響著中國和東南亞國家關係的重要議題。高敬文教授認為中國在這個

議題上會採取進取和強硬的態度。2012 年，中國船隻和菲律賓船隻在黃岩島發生衝突，

在美國的介入下，雙方同意撤離，但中國很快便再次佔領該水域直至現在。高敬文教授指

出，習近平早在未正式掌權時就牽涉這件事的決策中。黃岩島爭議顯視出中國在南海的野

心。南海問題非常複雜，牽涉了很多國家，有些國家甚至將主權爭議告上國際法庭。儘管

國際法庭的仲裁會對南海的狀況帶來影響，但中國正趁著這個時間在南海島礁上建設大量

設施和臨時跑道，並透過海岸巡防隊來增強對南海的控制。中國不會在南海議題上作出妥

協，唯一的可能性是中國和相關國家以 2002 簽訂的協議 "Declaration on the Conduct of

Parti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作為在南海行為的規範。這個條約旨在防止成員國在南海進

行任何挑釁的行為並主張南海維持現狀。但是，條約並沒有約束力，要在今天的情況下再

制定一條有約束力的條約來規範各國在南海的行為可能性是十分低的。此外，中國對南海

的政策是軟硬兼施。一方面保持強硬，但另一方面卻透過貿易來引誘東盟國家和中國合作，

亞投行和一帶一路政策便是這個外交策略的一部分。

整體來說，東南亞國家為了經濟因素不會挑戰中國。正因為中國不是以軍事方式來控制

南海，這使美國難以介入南海問題。在南海問題上，美國希望中國可以確保南海水域的航

海自由以及和平穩定。儘管中國聲稱她尊重航海自由，但依然禁止外國的海軍船隻進入其

專屬經濟區海域。美國反對這些限制和中國透過興建人工島來擴大自己的領海，因而派遣

海軍船隻進入南海。自 1988 年中越南沙海戰後，中國再沒有使用軍事手段去奪取南海主

權。然而，她卻透過威嚇性手段去阻止其他國家在南海的建設，例如派遣海岸巡防隊佔領

有主權爭議的島礁以防止他國船隻向島上提供物資。很明顯中國在南海問題上有雙重標準，

而整個遊戲都是不公平的。東南亞國家能做的只有將問題帶到國際法庭。

台灣局勢

問到中國對台灣的態度，高敬文教授坦言，在換柱風波後，民進黨很有可能會勝出 2016

年的總統大選，屆時中國將會強逼台灣接受 "九二共識" 或 "一個中國" 的原則，而民進黨

不會接受這些論述，因此雙方的關係會越來越困難。北京知道國民黨執政期間沒有改善到

台灣的經濟和民生問題使很多台灣人失望，北京希望民進黨也不能為台灣帶來進步，使四

年後國民黨再次有機會重新掌權。儘管民進黨勝出的機會很大，但在兩岸政策上民進黨卻

難以作出太大的改動。主要原因是台灣的經濟十分依賴大陸，不少台灣人在內地經商或工

作，台灣的商界需要和大陸保持穩定的關係。蔡英文既要推動台灣的經濟和社會發展，維

持穩定的兩岸關係，又要確保台灣不被大陸化。對她來說，這會是一個非常大的挑戰。

中國會否成為霸權？

高敬文教授認為這視乎大家如何定義霸權一詞，他指出中國的崛起是毫無疑問的，甚至

會在將來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在東亞地區已經出現了明顯的中國經濟霸權，中國取代

美國成為大部份亞洲國家的第一大貿易夥伴。中國也很有可能會利用這個優勢去擴張自己

在全球的影響力，並減低美國在其他地區的勢力如非洲和南美洲。然而，中國的擴張激發

了不少東南亞國家的民族主義，產生一股對抗中國霸權的聲音。中國的崛起也影響了亞太

地區國家在外交策略上的選擇。以澳洲為例，一方與美國保持軍事合作關係，但在經濟上

又不得不和中國合作。如果我們將霸權理解為一個地緣戰略上的問題，那麼中國的霸權將

有別於美國或其他國家的霸權。中國的霸權旨在透過經濟手段和國家操控的軟實力來增強

自己的影響力。當下的問題就是中國會否使用她的軍事實力維護自己在海外的利益，例如

鄰近海域甚至其他地區的利益。

II. 本土右翼是怎樣練成的 : 比較歐洲右翼與香港本土、淺談香港本土政壇出路

香港浸會大學 政治及國際關係學學系 陳希延同學

經歷雨傘運動後,反水貨客運動接踵而來。主力反水貨客運動的組織不少為雨傘運動期間

不滿「大台」領導、鼓吹「勇武」抗爭的團體。雖然經歷過一個反水貨客之春,然而此等

組織備受標籤,定性為「極右」,「法西斯」。為何推動移民議題、中港矛盾的組織必須與

右翼扯上關系? 本土右翼又是怎樣練成的? 抑或其實本土力量有其他出路?

為何要組黨?

不少自稱本土派的朋友會用「本土」一詞自我標籤,用以與古舊「溫和民主派」分別出來。

他們縱使對何為「本土」未有定義,但大多都批評「溫和民主派」太溫和,社運拍拍手,唱兩

首歌就「階段性勝利」落難而逃。同時, 不少「溫和民主派」已有政黨組織背後撐腰, 出選

立法會、區議會總會嬴到幾個議席。然而,香港沒有政黨法,政黨最多淪為有限公司;香港議

會制度又停滯不前,充滿殖民色彩,沒有內閣制,議員又欠缺行政權,結果造就一大堆議會內的

「永遠反對派」。 本土派朋友期望實踐民主、中港平權甚至城邦獨立,總不可能讓「永遠

反對派」代理自己。因此, 本土派朋友理應組黨, 以自己的手法爭取自己的目標。再者,即

使香港建國改革立法會, 本土派朋友都應該懷有執政理想,組黨競選執政權。

本土右翼?

一旦決定組黨,黨的立場和政綱一定要顯然易見。此處也是主流媒體將本土派與「右翼」

掛勾生效之處。本土派朋友希望合理處理(Rationalize)新移民問題、重新取回在基本法分給

大陸的剩餘權力、自主自理、甚至獨立等等,此等取態的確與不少西歐右翼保守黨類近。

例如英國大力反歐盟移民的英國獨立黨(UK Independence Party - UKIP)、剛剛上場揚言會搞

脫歐公投的英國保守黨、領袖世家兩代不和的法國民族前線(Front Nationale - FN)、與首相

默克爾帶領的基督民主黨相結的姊妹黨 ,捍衛巴伐利亞(Bavaria)本土利益的基督社會黨

(Christlich-Soziale Union - CSU)及奧地利的「永遠執政黨」奧地利人民黨(Österreichische

Volkspartei – ÖVP)等等政黨都有異曲同工之妙。這此政黨與香港本土兩者都經常質疑移

民政策、中央權力分配以及討論獨立與否(歐洲政黨則著重如何從歐盟獨立自主政事)等等。

因此, 若以歐洲保守政黨為例比較, 香港本土派組黨就容易右傾。結果, 民主香港下民建聯、

工聯會失勢, 本土派政黨反而有機會變成新一種保守勢力。

不過,香港的情況與西歐不同,因為香港現在身處共產中國之下,備受共產中國強權壓逼。

共產中國不時干預香港內政, 致使不少本土派香港人對共產中國反感。由莊豐源案至到

831 政改框架,中央對香港施壓每況愈下,自己破壞一國兩制,致使一個寵大的共產政體不受

歡迎,有時甚至連帶的左翼馬克思主義愛好者都被定性為「左膠」。這種反左右傾情意結

在前蘇聯操控的東歐國家都曾出現過, 例如波蘭 1989 年首次局部民主選舉, 即使只有共產

黨出選 60%的議席, 不少共產黨侯選人皆因票數不足五成而無法當選; 其後波蘭數屆政府都

由中派和保守派政黨組成; 及至今年總統大選, 兩大侯選人, 科莫羅夫斯基 (Bronisław

Komorowski) 及杜打 (Andrzej Duda) 皆分別出自中間派的公民綱領黨 (Platforma Obywatelska

– PO) 及右翼法律與公正黨 (Prawo i Sprawiedliwość – PiS); 匈牙利右翼青年民主主義者聯

盟 (Fidesz – Magyar Polgári Szövetség) 更於上兩次議會選舉大獲全勝, 其中 Fidesz 在 2010 年

議會選舉甚至嬴得 2/3 的絕對大多數議席, 因而通過修改憲法减少議席而惹來歐盟及美國

抗議; 似乎前共產新興民主國或多或少都有一種反左反共情意結。這種情意結反而鼓勵本

土派右傾,因為人民對左傾政黨反感。

除此之外,香港更需考慮香港的族群(Ethnicity)成份。香港族群統計雖然多以華人和少數族

裔二分化, 但不少經法律途徑歸化成為香港人的新移民不論在中港議題、政治、經濟和文

化多個議題上都與香港人唱反調。因此,香港人口其實可以分為香港人、中國人和其他少

數族裔三分化。香港實為多元族群社會。其中,香港人和中國人特別多衝突。然而, 不少多

族群的歐洲前共產國家倒台以後, 極度容易捲入族群鬥爭。結果出現幾個以族群為賣點的

族群政黨。族群政黨比保守黨更加右傾, 甚至有部份族群政黨, 例如波斯尼亞的塞族民主黨

(Srpska Demokratska Stranka, SDS) 為塞爾維亞人主導, 在波斯尼亞戰爭時犯下族群清洗

(Ethnic Cleansing) 及侵犯人權等多種罪行。以波斯尼亞為例,這個國家住有波斯尼亞穆斯林、

克羅地亞族及塞爾維亞族三族人。三族成份大同小異、各有其文化和宗教信仰(三族分別

以信伊斯蘭、天主教和東正教為主)。及至今時,經歷多番歐洲主導的民主化和去民族主義

工作後,波斯尼亞 2010 議會選舉中,在以穆斯林及克族人為首的波斯尼亞及赫塞哥維納聯邦

政體中,主打穆斯林民族主義的民主行動黨(Stranka Demokratska Akcije – SDA)及主打克族

民族主義的克族民主黨 (Hrvatska Demokratska Zajednica- HDZ)仍舊分別取得 19.4% 及

10.99% 票數; 在另一政體,由塞族人為首的塞族共和國(Republika Srpska)中,主打右傾民族主

義的獨立社會民主聯盟(Савез независних социјалдемокр

атаn, СНСД – SNSD) 和上文提及的 SDS 分別取得 43.3% 和 22.19% 票數。此等族

群政黨固然本土,為本族人發聲甚至勇武抗命,不過同時也因而犯下不少戰爭罪行。一但香

港族群鬥爭白熱化時, 香港本土派政黨必須掌握人民對自己族群的歸屬感, 但同時都要抗拒

以排外心態處理種族和族群議題, 不然容易化成新一代的欺壓者, 真正變成「法西斯」。

本土何去何從?

以上從三個不同背景出發的類比分析相繼證明本土派政黨容易有右傾保守傾向。如是者,

本土派政黨何去何從? 其實,本土派政黨可以突破「保守」的標籤和框架,不論在民主化前

後都可以包攬更多支持,更加大力推動民主化、甚至在民主化以後競選權力執政。筆者現

舉出以下三項建議,以為達拋磚引玉之效:

一、 組成本土派組織的聯盟

組織聯盟的用意在於集結力量,連結本身分散的本土派組織並鼓勵各組織對「本土」立場

下定義及簡化,制定「本土」政策,協助向搖擺中下產及中產選區推廣本土意識。此舉並非

鼓吹「本土」組織盲目團結,而是鼓勵它們進行有建設性的建盟談判,務求得出雙方甚至多

方認同的「本土」的定義、政綱以及利益分配。建盟談判期間, 不少極端保守思想都易於

被軟化, 因而可以暫時沖淡「保守」, 「右翼」等無謂標籤; 同時, 建立聯盟也為避免共產

黨統戰而做, 以保團結防止內訌; 甚至即使共產黨想統戰聯盟, 聯盟至少都有同一把尺斷定

「誰是人、誰是鬼」。當然,建盟主要為了在面對本土派人手缺乏、共產黨財大氣粗的二

元「雞蛋與高牆」的鬥爭時不失霸氣、自亂陣腳。

二、 轉化成為人民黨

德國和鄰近地區流行人民黨(Volkspartei)概念- 簡單而言就是一些力求全包 (Catch-all)、不

以意識形態歸納自己的政黨。德國首相默克爾的 CDU-CSU 和荷蘭的人民自由民主黨

(Volkspartij voor Vrijheid en Democratie- VVD) 等等都是人民黨。奧地利人民黨 ÖVP 更自

1987 年而來長期與其他政黨聯合執政。這種政黨偏離一般人對政黨的原意: 因為一般人會

覺得政黨只代表它的支持者和選民發聲, 人民黨通常反過來聲稱自己代表所有人的意見。

因此,人民黨可以透過將本土立場化為大多數人的意見,從此在移民、中央-地區關係和福利

問題等議題上不至顯得右傾保守;同時,因為人民黨主張不按意識形態從政,因此在行政和立

場上有一定的彈性。倘若香港社會如劉兆佳言下般不喜歡政黨代表一部份人發聲、想要一

個捍衛所有階層利益的政黨、那將本土政黨化成香港人民黨就可以初步解決右傾標籤的問

題。不過, 基於人民黨需要向選民展示支持所有選民的姿態, 人民黨不時都有種民粹的傾向。

例如奧地利的 ÖVP 在移民議題立場上比較飄忽不定,在 90 年代先後通過三條法例逐步收

緊移民定居奧地利年數需求至 10 年;又因 2000 年聯盟拍檔自由黨(FPÖ)領袖海德爾(Jorge

Häider)被指為納粹黨黨員醜聞而暫時從移民議題上抽離; 其後又在 2003 年執政期間反對給

予新移民地區投票權議案; 近年 ÖVP 與社會民主黨 SPÖ 組成聯合政府下, ÖVP 又逐漸從移

民議題抽離並開始支持歐洲融合。由此可見, 人民黨沒有既定立場, 容易跟隨火頭風勢改變

立場變得民粹, 甚至在奧地利的例子下, 跟隨執政拍擋改變立場變得黨粹。

三、 轉化為中間黨

中間黨(Centrist Parties)標籤自己支持社會公義,但同時反對向資產階級開刀。中間黨反對

左傾右傾, 因此而被稱為「中間黨」。中間黨通常打經濟牌、民生牌,因此容易嬴得中產票,

但同時不乏中下甚至草根階層的票源。中間黨不時在歐洲選戰成績不俗。英國貝里雅領導

下、主打「第三路線」(The Third Way)的工黨政府就是最好例子。然而, 若果要將香港本土

派從勇武的影像改變到中間所謂「理性」、「溫和」的形象則未必受本土派本身接納。與

此同時,因為中間黨經常打經濟牌,變到容易成為新一種權貴勢力。中間黨有種新自由主義

的傾向, 容易變成商介的發聲筒。早前荷蘭佔領阿姆斯特丹大學一事都是因為執政黨 VVD

主打大學私有化計劃激發而成。若然要為票與權貴合作, 本土派未必會接受。同時,與權貴

合作下,組織形象會立即變得非常溫和,因此絕不適合抗爭運動期間進行這種轉化。抗爭以

後, 在民主社會以下再花幾年轉化成為中間黨也不遲。

小結: 為未來打算

香港本土力量與不少歐洲右翼政黨立場相符,因而我們自稱本土同時就會被標籤成法西斯、

極右。其實這堆都是一堆沒有意義的政治市場學 (Political Marketing) 的技巧, 用以拉低敵人,

抬高自己的詭計。本土力量現在應該開始為未來打算,如何突破這些空泛的標籤指控,立志

成為一種執政力量,從現時毫無民意的政府奪取權力後執政,實行自己的政綱,這不單有助解

救香港 K 型的政黨生態,同時都可以為本土力量爭取更多支持,抵抗共產黨統戰。

III. 從生物角度簡論兩性的社政關係

香港浸會大學 政治及國際關係學學系 歐文滔同學

一百年前生物學家達爾文發表了《物種起源》（On the Origin of Species），內容提及人類

及靈長類動物可能有共同祖先，而我們的祖先因應各自的環境所限而發展出不同的身體構

造以適應，一直發展發展成猩猩或猿或智人（homo sapien）—即人類。此學說就是赫赫有

名的生物演化論。就在達爾文發表此學說之前，他的好友史賓莎（Herbert Spencer）受其

理論所影響，認為達氏之理論可應用於人類社會，例如解釋美洲原住民文明為何經不起歐

洲殖民侵略而滅亡，並概括為「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即人類各種族之間競爭是自然選

擇的過程，並認為競爭所造成的「優勝劣汰」有益於人類進步。 無疑，史賓莎的論述其

後成為種族主義、帝國主義及軍國主義等邪惡思想的佐證，但不可忽視的是，社會達爾文

主義的出現令我們反思：人類除了關注了數千年的道德責任外，是否應該回想一下其生物

責任？

生物學告訴我們，生命的存在是沒有目的的，生存就是為了生存。正如蜜蜂不是為了把

人類咬得又痛又癢而存在，但蜜蜂構成了生物鏈中的重要一環，例如協助傳播花粉，與整

個生態環境中的其他物種有互相依存的關係，所以假若蜜蜂絕種是會造成生態災難的。人

類一樣，假如有一天起床發現全世界都沒有人類是不堪設想的。因此生物學教育我們，任

何物種的最大責任都是—繁殖。 由此可見，生存與繁殖互為因果，物種之間既是競爭也

是依存。但物種之內呢？生物學認為每個物種及物種內的每個個體皆有其生態位

（niche），而生態位決定了物種間或個體間的關係，關係有四種：

1.互利共生（mutualism）

2.偏利共生（commensalism）

3.寄生（parasitism）

4.捕食（predation）

因此，取決於其生態位，物種間（inter-species）或物種內（intra-species）都有互利與競

爭關係。譬如 a 和 b 同學在困難時互相幫助；但兩人卻也可以在考試時互相競爭。大家對

物種關係有簡單認識後便可以之分析男女性社政關係了。

原始生態位之來源

首先，性別的概念是建基於男女生物特徵上的，男女性因為性器官的差異而具有不同的

生態位，由於只有女性可以懷孕，所以女性一直擔當起繁殖的責任，而遠古時期的人類亦

因此發展出生殖崇拜和陰道崇拜，如維倫多爾夫的維納斯（Venus of Willendorf）的巨大乳

房和陰道。與此同時男性負責保護人類生存，從石器時代的壁畫可見，原始社會中只有男

性持武器狩獵而女性則負責採集和哺育，繼而發展出以男性性器官象徵力量的陽具崇拜，

由此可見在古代已經有性別分工的概念，因應男女體力和生物特徵之差異而安排男性擔當

體力要求較高的工作，女性則擔任不妨礙繁殖的勞動，如古中國之「男耕女織」，乃至有

女性統治者及母系社會，如古日本的卑彌呼女王、古埃及的女法老等。 兩性的生物責任

是一致的，而生態位只是同一物種在負擔其生物責任下的分工。即男女皆有生存和繁殖的

責任，但因應各自之生物特徵而分別有不同的生態位，如上所述。

由於技術不足，人類原始社會一直是以高勞動低生產的模式，此生產模式亦固定了原始社

會人類的生態位，如野獸或野果供應不穩定，難以支撐人口上升，因此違反了人類繁殖的

生物責任，促使人類尋求技術突破，發展出耕作技術、利用耕作工具及耕牛等。但原始社

會低生產力和性別分工卻令男女性不會因生態位重疊而出現競爭，確保了人類的存續。

Figure 1性別分工

性別分工與種內競爭之平衡

及後，人類因技術進步而開始突破環境限制並脫離原始部落社會，開始有各項專業及高

技術工作，生產模式亦因此改變，人類進入農業社會並以此自給自足乃至生產力過剩等等

皆改變了男女性的生態位，導致種內競爭甚至互相排斥。 雖然個體生態位因職業異化及

特化（differentiation and specialization）而擴闊，但技術提高卻令生產所需的人力資源下降，

以耕作為例，因為人力被耕作工具及耕牛代替，多餘的人手便要轉型至其他行業或與其他

同業競爭。其後競爭模式日漸制度化成各種方式，如：求職、考試等等。同時，由於農業

社會需要土地以發展農業支撐經濟，加上人口上升，各地便出現土地爭奪，引發戰爭。在

此生態環境下，負責生產及捍衛同族生存的男性便經常因種內競爭而消滅，同時女性因其

繁殖功能而成為族群內受保護對象/敵對者攻擊對象，勝利者往往會殺害或強暴婦女以毀

滅戰敗種族，歷史例子包括：十字軍屠殺耶路撒冷、蒙古西征、西班牙人入侵印加帝國等，

聖經詩篇第 137 篇亦寫到：「將要被滅的巴比倫城啊（城：原文是女子），報復你像你待

我們的，那人便為有福！拿你的嬰孩摔在磐石上的，那人便為有福！」 這些例子都說明

了性別分工對維持人類存續的重要性。

男女社政關係及女權

過去數千年來，男性一直擁有社政大權，長期把持生產的各項要素，女性的生產能力受

壓抑，導致其必須依賴男性生存，社會地位嚴重不平等。 但由於火藥的發明，愈來愈多

男性投入種內競爭而死亡，另外，工業革命導致勞動力需求急升，因此長久以來男女之間

的性別分工開始逆轉，女性因為勞動力短缺而得以進入市場代替男性，但女性依然是備受

剝削，因為生產手段和社會權力仍然由男性壟斷，但兩性之間的階級鬥爭便從此展開。

啟蒙運動後資產階級發動革命，女性亦學習了以啟蒙和暴力兩種方式推動社會改革，所以

生物責任

生物特徵

生態位

婦女解放運動主要是發生於法國大革命之後，世界第一位婦女解放運動家 —Mary

Wollstonecraft 就是因為反感法國大革命後男性重新壓抑女性而撰寫《女權辯護》，法國女

性 Olympe de Gouges 亦參照革命的理論根基《公民權利宣言》而撰寫了《女性權利宣言》。

兩者皆勾勒出男性對女性長久以來的剝削和奴役，並希望改變女性命運，促使兩性平等。

及後百餘年女性一直爭取平等權利，以致成功獲得參政權、受教育權等等，現代男女之間

的社政權利已經大致相等，因此我們必須審慎，現代社會中的女權主義還有甚麼存在價值？

男女之間的階級鬥爭

女權主義的根基就是反對男性壟斷權利，是針對男性並希望從男性手中奪權的，或者我

們可以採用馬克思的「階級鬥爭」一詞來形容女權主義眼中的男女關係。前段已闡述過男

女之間的政治、經濟及社會地位並不相等。男性本身亦要為兩性間的競爭負上責任，或這

其實是人類生產模式改變的必然後果。但種內競爭由於女性加入而加劇卻是無可否認的事

實，隨之而來的後果是願意保持生態位的女性急劇下降，世界各地的生育率都是和經濟發

展程度成反比的，出生率最低的往往是發達國家。隨科技發展和教育普及，女性愈來愈有

能力擔當男性社會責任，但女性無可避免地需要犧牲自己的生態位，而這個現象長遠而言

必然危害人類的存續。 平權與平等 男女之間有平權的空間，但不等於男女可以平等，啟

蒙時代至今二百多年，女性獲得受教育權、參政權、工作權等等。但平等權利不等於男女

平等，社會對此二者之混淆大概始於《消除對婦女歧視宣言》和《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

視公約》之間用詞的差別。後者建基於前者但把前者承認婦女「尤其在兒童教養方面所負

的任務」改為「實現男女充分的平等需要同時改變男性和婦女在社會上和家庭中的傳統任

務」，前者肯定男女有別的家庭崗位並表揚女性一直堅守其生態位的貢獻，而後者則反其

道而行，要求改變男女的性別分工，目前為止這種想法仍然是空中樓閣，正如男性不可懷

孕是男性的生態位，在未能突破此天生的限制便宣揚改變兩性的性別分工實在是妄想。若

然要達至兩性絕對平等分工，前提需是兩性生態位平等，而由於兩性生態位取決於其生物

特徵，所以除非兩性可以同時同性繁殖，否則必然引致生育率下降，違反物種的生物責任

並啟動物種優勝劣汰的程序，令拒絕生育的族群逐漸滅亡。

反思及總結

近年來各國皆受生育率下降、人口老化、低質素移民入侵等人口問題影響，肇始於奉行

自由主義，引發兩性恣意互相競爭導致破壞兩性生態位和生態平衡所致。要治問題之根本

必先穩定兩性的生態位，如《禮記·禮運·大同篇》中所描寫的「男有份，女有歸」方可解

決。故此，理想的兩性社政關係正正在於男女有別而各司其職，平權而不平等，不互相傾

軋反而互相扶持，共同負擔生物責任，人類方可持續發展，若任由對兩性關係之誤解流傳，

積非成是，人類消亡之禍將至。

一直主宰着香港發展的裙帶資本主義

香港浸會大學 政治及國際關係學學系 畢業生鍾燊豪

前言：裙帶資本主義與香港民主發展

遠至省港大罷工及六七暴動，近至六四後百萬人在風雨下遊行（差啲罷埋工，多得司徒

華唔少）、零三年七一反廿三條大遊行以及最近的雨傘革命，香港社會總是處於一個不停

爭取的狀態，政治抗爭在香港從來都不是甚麼新鮮的事。雖然如此，作為一個由英治到現

在主權移交「共」治的殖民地，香港自身一直欠缺政治改革，導致香港人的政治權利一直

相當缺乏。雖在英殖末期，中英聯合聲明簽訂後，英國嘗試將香港營造成一個人民享有人

身及人權自由的地方，並有限度地透過直選立會部份議席及區議會，將殖民者的部份權力

下放予香港公民，讓即使在極權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接管香港主權後，香港自身仍能透

過英國留下的「續命符」維持市民在政府上的制約權力和香港社會的自主性。

但我們可以看見，自九七主權移交以來，香港人所享有的自由，包括新聞自由及言論自

由，都在中共極權的壓力下慢慢收窄。政治權利方面，現今香港市民在體制所能分享的政

治權力和九七年相比，十多年來完全毫無長進。除了立法會組別比例（小圈子功能組別和

直選組別一比一）和區議會無變，以及本來有直選議席，負責處理市政服務的市政局被連

根拔起之外，在特首選舉中，香港市民仍不能享有「投票權、被選權及提名權」（即使在

政府提出的 2017 政改方案獲得通過，市民仍缺乏最重要的「提名權」）。

有人將香港政治改革落後的原因歸咎於英國的退縮、中共的極權管治、「港豬」不夠勇

武或者是飯民及大中華膠嬌情累事。但筆者認為，一直主宰著香港民主的，其實就是在香

港一直根深蒂固的「裙帶資本主義」。

「裙帶資本主義」是指一種政府將經濟機會及資源向政治上與政府親近的團體傾斜的資

本制度（a system of capitalism tilting economic opportunities and resources to several privileged

groups and elites who are politically close to the government）。它與資本主義沒有太大關係，

前者只是形容一種社會上的現象，未及後者那種高至意識型態的陳義。「裙帶資本主義」

最常見於二戰後的亞洲新興國家，例如是「財閥（Chaebol）」政治充斥的韓國，以至是

政治家族壟斷政治的菲律賓、和軍方控制的印尼等。這些國家一般都是經濟落後，政治制

度亦尚未成熟或者是仍處於極權。政府為了快速發展落後的經濟，於是利用自己政治上的

權力，將資本傾斜於數間與國家關係密切的大企業集中發展，透過給予稅務上的優待，或

者是以對相關企業有利的措施作為政治上的默許，令這些大企業的壟斷得以延續，而這些

企業則以稅收以及承擔部份社會福利的方式維持政府財政和社會穩定，延續不民主制度下

政府的正當性。

隨著九七金融風暴後，亞洲的裙帶資本主義制度開始受到政治經濟學家關注，不少人都

開始研究這種裙帶制度下的影響。而在 2014 年，雜誌《The Economist》甚至計算了 24 個

國家的裙帶資本（一些需要牌照認可才能經營的事業，例如是賭業、貿易、及物流等等）

和本地生產總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的比例，統計成裙帶資本主義指數（crony-

capitalism index）。結果發現，香港的裙帶資本比例不僅是全球最高，更比起第二名的俄

羅斯高出幾倍，可見香港的裙帶資本勢力是非常龐大的。

（圖一：《The Economist》的統計排名）

政治學的第一課已經提及，在經濟學上而言，政治就是「資源的分配（Allocation of

Resources）」。參與政治，就是參與社會資源分配；能夠控制的資源愈多，權力則愈大。

由此而言，在政府的默許和幫助之下控制香港如此多經濟資源的香港裙帶資本勢力，在政

治上是一定有非常龐大的影響力的。到底，香港的裙帶資本主義制度是如何形成的呢？它

們如何主宰香港政治？是次筆者將會為大家講解香港裙帶資本主義的形成，以及分析香港

如何受到裙帶資本主義制度的擺佈。

香港裙帶力量的前世今生

早在香港開埠後不久，「裙帶資本主義」早已伴隨著英國殖民者在香港落地生根。香港

並沒有豐富的天然資源，只有一個水深而海岸線彎曲的維多利亞港作港口，英國只視香港

為遠東的軍事補給站，於是英國只能將香港以自由港方式經營。由於貨品在自由港出入並

沒有稅收，英國只能透過向經營貿易相關行業的大班（洋人經營的商行被稱作「大班」）

撈撈油水以敷殖民地政府運作之用，這漸漸成為早期港英政府的運作模式。隨著港口業務

更發達，香港亦開始形成了一個靠香港貿易致富的歐洲商人階級，這些大班多數來自英國

和葡萄牙，他們與港英殖民政府互相合作。不少香港老牌的洋行，例如是怡和、太古，以

及是後期被李嘉誠收購的和記黃埔，都是在這段時期開始於香港紮根，是第一代香港裙帶

資本制度下的政治伙伴。

直至二戰之後，大班和政府仍然合作無間，但受到 1950 年韓戰引起的中國禁運影響，香

港的轉口港地位嚴重受挫，故利用因中國大陸戰亂而逃難至香港的大量年輕勞動人口發展

勞工密集為主的輕工業。過往的香港只能靠佔香港經濟極大部份的貿易業維持經濟增長，

而大班則藉著經營轉口港控制香港大部份的經濟產業，五十年代初的經濟轉型正正打破了

洋行壟斷經濟的局面。令不少華人資本家因此得以透過經營輕工業累積資本，再將在輕工

業所得來的資本投資在房地產之中。隨著在房地產事業的成功，他們的勢力愈來愈大，慢

慢在香港經濟之中形成一股新興華人資本勢力。

經過七十年代的整合期後，包玉剛、李嘉誠及鄭裕彤等新興華人資本勢力不僅靠房地產

迅速崛起。在新界租約將要約滿，中英開始商討香港前途之下，這股華人資本勢力更利用

與北京良好的關係，並把握英商的商業失誤，攻取英資企業，例如包玉剛及李嘉誠於八十

年代分別收購了當時受航運業式微而末落的四大洋行之二：會德豐與和記黃埔。在《中英

聯合聲明》簽訂後，加上北京政府對洋商的打壓之下，華商的強勢已經不可逆轉，在政治

上亦慢慢取代了舊有的大班，成為港英政府新一代的政治伙伴，準備於九七後過渡成為特

區政府的忠實支柱。

新興裙帶勢力：原居民

比起英國殖民者，新界原居民早已在宋朝開始在香港定居，並發展出自己的生活方式。

在英國進駐香港之後，原居民一直以來和英殖政府的關係不太融洽。上文亦談及，英殖政

府不需要原居民提供政治力量，故英國對原居民的態度一直都是安撫而非合作為主，雙方

一直各自為政，英國發展自己的港口，而原居民則在新界繼續生活，大家互不相干，英國

亦只成立理民府及鄉議局處理新界事務，但絕少干涉新界各地事宜。

直至 1967 年六七暴動後，當時的港督麥理浩爵士打算於新界發展新市鎮，以回應社會上

對住屋的訴求，遂於 1972 年與新界原居民達成共識，訂定「小型屋宇政策（即丁屋政

策）」，將以往新界丁屋合法化及規範化，讓英殖政府可將遼闊的新界土地用作發展新市

鎮的同時，也能保障新界的原居民未來有足夠的土地讓他們的後代興建丁屋。

在中英商討香港主權問題之時，與中國同為華人的新界原居民是中共積極拉攏的對象，

原居民的鄉紳領袖，例如是劉皇發、侯志強等等，在政治上的參與亦愈來愈多。在主權移

交之後，原居民在特區政府的重要性漸漸提升。除了在行政長官選舉及立法會選舉上透過

鄉議局發揮影響力之外，近年不少在新界的大型基建發展項目都有透過新界鄉紳幫助推動，

例如是高鐵、新界東北發展項目等等，侯志強亦曾建議於沙頭角興建邊境購物城，以解決

水貨客擾民問題。

雖然近年鄉議局正值整合期，劉皇發更宣佈退休，改由其兒子劉業強競逐下屆鄉議局主

席，但隨著在雨傘革命之後中共（特區政府只是傀儡）和商賈之間出現的裂痕（例如本地

華人商賈沒有高調在佔領期間批評示威者，李嘉誠更表示佔領沒有影響經濟），加上現任

特首梁振英在特首選戰中開罪了深受本港各大商家支持的唐英年，令梁振英失去了以往特

區政府與本地商賈緊密的協作關係，需要尋找新的伙伴，香港的裙帶資本力量已經慢慢滲

入了新界鄉紳的影響，打破由本地華人商賈壟斷的局面。

華商與中共的共同利益？

不論是從基本法的草擬還是中共所表達出來的態度，我們都可以看見，中共是積極希望

透過「一國兩制」維持現有的制度，一方面平穩地繼承英國過往對香港的控制權和其殖民

者地位，另一方面則維持香港在國際社會的信譽，讓中共可利用香港作為開放經濟和發展

國際勢力的工具。

而利字行頭的華人商家最關心的，則是香港以往自由的營商環境會否受主權移交而有所收

窄，在英殖時期所經營的既得利益能否過渡至共殖時期。可見不論是華商還是中共，都是

希望香港即使在主權移交之後，仍能維持政治上的不平等，以至是經濟上華人商賈的壟斷。

從體制上看裙帶力量的影響力

體制是反映香港政治裙帶力量最主要的方法，要了解香港的裙帶資本勢力，就一定要從

體制上入手。無論是《基本法》、特首選舉方式以至是立法會，我們都可以觀察到香港裙

帶資本的蹤跡，縱使你可能沒有意識到。

從《基本法》條文，我們都可以窺探到中共希望維持香港現狀的意欲。例如第 105 條保

障了香港市民的財產權，令投資者可以放心在香港投資。而第 120 條確認在英殖時期簽訂

的地契，到主權移交之後仍然有效，令掌握大量土地資源的地產商可以將其優勢過渡至共

殖時期。雖然第 25 條聲稱香港居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又在第 122 條延續原居民丁

屋政策。在《基本法》的保障之下，大部份有資於特區政府施政的既得利益都得以順利過

渡。而且，《基本法》的條文並不如其他地區之憲法般詳細，條文愈朦朧，中共對於香港

的詮釋及設限空間亦愈多。

除了《基本法》外，香港的立法會能夠反映出香港裙帶資本力量的體制，成為親共勢力

的橡皮圖章。首先，功能組別的存在已經夠以令立法會的權力落入政權手中。現時立法會

共有 70 席，功能組別及地區直選議席各佔一半，政府所提出的普通議案需要立法會一半

議員通過（政改而要三份二），而議員提出的議案則需要進行分組點票，雙方皆過半數才

能通過。香港裙帶力量可輕易透過與中共合作，從而獲得立法會的主導權，例如早前有線

亦報導過，中共透過每人幾十萬至幾百萬不等的柴油收買漁民來收買漁農界選民，再加上

本來商界已在功能組別上佔上兩席。透過控制功能議席，中共及香港的裙帶勢力不僅能令

政府的議案能過半數通過，更能利用功能組別否決泛民議員不合乎中共及裙帶勢力利益的

方案，令立法會在局部普選之下，仍能繼續成為當權者的橡皮圖章。

立法會作為審議及通過議案的機關，若為當權者所操縱，則成為了利益輸送的地方。例

如不少大型基建，都需要在立法會上通過，然後動土。而它們都是由地產商旗下的建設公

司以廉價承包，承擔了部份政府基建的開支，而政府則以基建附近的商業專營權或者是基

建的管理權作為交換條件，令地產商能從中獲取暴利。以會展為例，由第一期至第三期，

會展的建設皆由新世界集團負責，而政府則以 40 年的會展管理權作為回饋，政府只收取

會展場地管理收益中的一成，其餘九成則屬於新世界旗下的管理公司。近期的東北發展計

劃，不僅有商界的參與，更涉及部份原居民鄉紳的利益。

從 2012 年特首選舉理解裙帶力量的合作

2012 年的特首選舉是理解中共與香港裙帶力量合作方式的好例子，在整場選舉中，除了

注定是小丑的何俊仁外，梁振英和唐英年之間的選戰，實質上亦反映了中共及香港商界對

香港政治的影響力。

（圖二：雙方提名者背景分布）

起初的時候，唐英年其一面倒的選舉形象工程，縱使口才未如理想，但其支持度亦領先

形象不太鮮明的梁振英。從各方面看，從唐英年出選一刻，他已經成是中共及商界皆能認

可的特首人選，例如在商界提名方面，唐英年獲得了 278 位擁有商界背景的選委提名，佔

其總提名數量 70.3%，比起梁振英只有 92 個商界背景選委提名（只佔總數 30.2%），唐英

年本來就是商界出身，後來才中途出仕，後來官拜財政司，最後受到祝福之下成為候選人，

受到官商兩道歡迎是十分自然的事。本來唐英年當選，梁振英陪跑之勢似乎不可逆轉，但

其感情缺失以及致命的僭建事件，令唐英年民望急瀉。在唐英年失去公眾支持之下，中共

亦開始考慮穩定的問題：若強推唐英年上台，在缺乏公眾支持底下，那麼定會帶來強烈的

管治危機。所以，中共在考慮政治穩定下，棄唐捧梁，動員選委支持梁振英。

但棄唐捧梁對於商界而言，卻是一個極壞的消息。對於商界而言，唐是唯一能代表到商

界利益的人選，梁於商界而言一直只是陪跑的角色，並不能成為商界所能接受的人選。中

共此舉，實在是將商界利益摒除於考慮之外。這亦反映雖然商界和中共的政治勢力同樣在

香港舉足輕重，但很明顯地，商界的政治權力，是基於中共給多少而定的，在關鍵的時候，

中共大可以收回商界的話語權，就像是次選前換人選一樣。在梁振英當選之後，唐營的商

界代表和梁振英的關係一度跌至冰點，期間在中共不停調停，關係才一點一滴地修補，但

亦沒有可能如唐英年一樣深得商界信任，令中共和香港商界能繼續愉快合作。

香港裙帶力量如何影響香港民主化？

負面影響：貪圖安逸的心態

不論是英殖時期以至是共殖時期的裙帶力量，它們都起了穩定社會的作用。前文亦提及

到，裙帶力量透過支持公共開支、配合經濟發展等措施維持社會繁榮，令香港市民戮力於

工作而忘卻民主的需要，使香港市民在沒有民主的制度下仍能在繁榮經濟下分得部份經濟

成果，維持政府的局部合作性（limited legitimacy）。

當經濟及社會仍然在一個相對穩定的狀態時，改變對於一般市民而言就不是一個好的選

擇，因為他們會害怕改變會令他們失去現在所擁有的穩定生活。六十年代出生的香港人所

生處的香港，是經濟機會處處的地方，經濟剛剛起飛，只要勤力工作便能賺得金錢，獲得

富裕的生活，這就是他們的「獅子山精神」。

於是，他們的思維很多時候便會認為，只要好好工作，便能獲得美好生活，而如果有人

要求改變政治制度，以至是社會的遊戲規則，就是「搞搞震」、「搞亂香港」，除了是因

為他們害怕之前辛苦累積的優勢會隨著改革而消失之外，他們亦會自動認為投訴的人（主

要為青少年）是因為懶、不能用功，才沒有像他們一樣得到的多，才會去投訴，「不思進

取」。

正面影響：曲線推進公民覺醒

很多人或者不會察覺到，社會的流動性其實已經因為裙帶力量在經濟上的壟斷而不停減

低，在底層的青少年如果想上位，是需要用比以前多幾倍的力，才能得到他們所能得到的。

主權移交後，裙帶力量亦繼續發揮維持社會穩定的作用，但在民主化的承諾下，中共一直

受到壓力需要作出政治改變，被要求將特區政府的政治權力下放市民。在經濟落差日益嚴

重之下，年青人發現社會流動性已不如以前。加上資訊發達及社交媒體興起之下，香港人，

尤其新一代青少年，漸漸意識到香港社會制度的不公以及香港人不知不覺已自成一體的身

份認同建構，於是奮起抵抗，圖謀改變，因而孕育一場又一場社會運動：反高鐵、反國教、

以至是近期所爆發的雨傘革命。

在香港人反抗之時，中共基於威權政府對於自由的慣性恐懼，選擇以表軟內硬方式回應溫

和的政治訴求，另一方面聯同裙帶力量繼續以經濟繁榮作為香港大眾的催眠劑，維持在中

共控制下對港的殖民制度。

然而，現時共殖時期的裙帶力量並不如英殖時期的裙帶力量發揮麻醉社會的作用，除了

是因為現時裙帶力量未能解決日益嚴重的經濟落差（樓愈來愈難買，就業前景愈來愈差等

等）外，更加是因為激烈的中港矛盾而帶動本土思潮興起，令港人身份認同建構透過一場

又一場社會運動以及社交網站的興起而日漸成熟。

另一方面，隨著政治改革的聲音日益增加，社會運動一浪接一接，但中共卻藉著與裙帶力

量壟斷政經力量所建立的政治信心拒絕回應訴求。中共看準了香港人貪圖經濟穩定的死穴，

恃著自己即使不作真正讓步回應訴求政治改革的聲音，港人亦無力從政治和經濟體制角力

上逼使中共作出讓步，或者亦不會和中共有玉石俱焚的決心。在中共因壟斷政經力量而拒

絕下放政治權力，再加上泛民政黨欠缺執政決心下，新一代的香港市民亦開始對泛民政黨

在體制上所作出的抗爭失去信心，進而否定香港體制上的政黨政治在爭取民主上的作用。

在政黨政治信用漸失之下，更多人開始直接參與政治討論，港人亦開始視體制外直接參與

的抗爭，例如是佔領馬路等比不反對通知書下的示威更前衛的抗爭模式為出路。

總結

在 2012 年特首選舉後，中共讓不受商界歡迎的梁振英當選顯露了其主導的一面，中共與

商界在政治權力上亦因此失去了以往的平衡。在中共對香港控制日益加強下，加上自梁振

英當選後，商界不滿中共漠視其利益，令本地的裙帶力量與中共之關係已不如前途談判時

親密。而裙帶力量的成份，亦不是只有華人商家，鄉紳在裙帶力量撕裂後亦開始成為新的

政治伙伴，為政府解決管治問題。

可以肯定的是，中共對香港的控制只會有增無減，中共要維持對香港行使主權，要麼就是

下放權力，要麼就是繼續強硬，而基於威權政府慣性懼怕自由以及壟斷帶來的政治自信，

中共亦只會選擇繼續強硬，而強硬的下場就是，令港人漸漸對溫和不再存在幻想，激發起

香港新一代更加激進的抗爭和思想。

香港裙帶力量在香港早期英殖時期雖然長期肩負了穩定社會和發展經濟的作用，但隨著八

十年代香港主權被中英決定移交予中共，而這股力量卻成為了阻礙香港政治改革力量。昔

日發展香港經濟的動力，今天卻聯同中共化成港人民主路上一道不可跨越的高牆。

正如李嘉誠所言，自開埠以來這段「借來的時間」中，香港這片「借來的地方」從來都沒

有真真正正地屬於過香港的市民，香港從來都只是為權貴服務的地方。香港人，你們意識

到了嗎？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