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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榮獲

「國立臺北大學一〇〇年度出版品

頭等獎獎勵補助」

犯罪與刑事司法研究　第 17期　2011年 9月

由上期開始，國立臺北大學犯罪學研究所邀請了香港城市大學負責「犯罪

與刑事司法」的出版工作。作為期刊主編，我很榮幸能夠繼續參與期刊這個新

的嘗試。有了上期出版的經驗，本期的編輯工作更為得心應手。我亦很感謝期

刊的執行編輯、編輯委員、編輯助理及各評審員對本期編輯工作的支持。他們

稱職及有效率的工作致使本期能如期出版。我們秉承上期，得到了世界各地的

學者投稿及負責執行編輯的工作。本期每篇文章也是經過嚴格審查，需獲得二

位或以上的審查人同意，才可以出版。在此感謝各國學者的支持及貢獻。

本期共收錄四篇通過審查的論文，分別涉及台灣、印度、南韓及加拿大的

研究。第一篇論文是來自台灣的「金門地區治安管理現況之探索性研究」。金

門四面環海且鄰近大陸廈門，是一個治安狀況特殊的地區，容易進行走私及偷

渡。研究者首先蒐集了相關文獻、資料，在研讀相關文獻後，整理出研究的初

步訪談大綱，再採用半結構性訪談法，訪談了金門負責治安的規劃、督導、執

行階層等三個群體各八名 (共二十四名 )員警。訪談結果呈現了金門地區治安管理現況，並瞭解了員警對如何做好治安管理的看法。受訪員警對金門地區的

罪案特性，小三通對金門地區治安的影響，及對金門地區的治安管理等均提出

了看法及建議。

第二篇論文是「影響印度國際旅客風險知覺實證性研究」。相信對於旅客

來說，如何選擇旅遊地點絕對是個複雜的決策歷程。而當中，如果旅遊地點存

有許多治安上的顧慮，會大大減低旅客到訪的意欲。為了解旅客害怕犯罪被害

的心理反應，及探討旅遊被害風險知覺形成的相關因素，研究選擇了印度國際

機場作為調查場所，採用問卷調查方式詢問離境旅客對印度的安全感受。研究

結果將會有助於觀光產業整體評估及改善旅遊品質。

第三篇論文是「南韓性賣買特別法和警方掃黃行動對性產業的影響」。是

次研究採用了三種不同的資料作為研究基礎，包括性產業活動的數據，新聞剪

報，及一千零七十八名當地的性工作者問卷調查等資料作分析，探討南韓政府

於二零零四年頒布的「性賣買特別法」對當地性產業影響。作者們指出性產業

的經營只是轉移至其他地區，造成犯罪轉移，並會詳細分析犯罪轉移的現象。

第四篇論文是「縱論加拿大青少年司法政策的雙重體系：它提供了終極答

案或只是另一輪青年刑事政策辯論的開始 ?」。加拿大聯邦政府於二零零三年通過了「青少年刑事罪行警懲法案」，並把青少年罪犯界定為嚴重罪行者或輕

微罪行者。作者們指出由於法案綜合了數個青少年懲治理論，而各理論學派所

持立場也不同，對於青少年罪犯問題也難有一致、統一的看法。作者批評此法

案基礎的理論矛盾，並透過縱合現有的相關文獻，述評及公眾輿論，探討此雙

重體系於執行時所遇到的種種疑惑及困阻。

由下期開始，香港中文大學將會接力負責出版工作。我們相信香港中文大

學將會繼續帶領期刊趨向國際化，促進學界相互交流。在此呼籲大家繼續支持

期刊的編輯工作，熱烈投稿，共同發展犯罪學及刑事司法的研究，使「犯罪與

刑事司法」於這個急速發展的領域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

香港城市大學盧鐵榮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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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ime and Criminal Justice International, Vol. 17, 2011（September）

犯罪與刑事司法研究

中華民國一○○年九月，第十七期

目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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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大學犯罪學研究所中華民國一○○年九月出版

ii

犯罪與刑事司法研究　第 17期　2011年 9月 1

臺灣中央警察大學行政管理系

金門是一個治安狀況特殊的地區；離島加上長期軍管，應是有利於

治安管理。但因其四面環海且鄰近大陸，容易進行走私及偷渡；家戶配

酒、屯高梁酒增值，但常未嚴設防，致有明顯的適合竊盜標的物；加上

小三通及提倡觀光，諸等因素易造成治安複雜化。而二級改三級的警察

組織變革，致使人力不足，亦導致員警士氣低落。

本研究訪談了規劃、督導、執行等三個階層的警察人員各八名，訪

談結果除了顯現上述現象之外，亦呈現了金門員警對治安管理需求的認

知；除了增加警力、增進兩岸治安聯防合作等共識議題之外，受訪者也

針對不同的治安問題提出建議。

本文綜觀訪談的結論，建議金門地區採行問題導向警政策略的精

神，以之研擬各項治安問題的管理策略，期以有效處理金門日益複雜的

治安狀況。

關鍵字：治安管理，問題導向警政，兩岸治安聯防

*收到日期：2011/02/09　修改日期：2011/04/26　接受日期：2011/05/23

Crime and Criminal Justice International, Vol. 17, 2011（September）2

金門縣警察局轄區是我國警政署所屬的各警察局中，治安狀況最為

特殊的地區。由於位處離島，交通不便，金門在治安管理上具有地形上

隔離性的優勢；但亦因鄰近大陸廈門，加上四面環海，故容易有走私、

偷渡等犯罪案件發生。加上近年來開放兩岸大、小三通及提倡觀光等政

策，使得金門的治安狀況益趨複雜。

1992年 11月 7日之前金門處於戰地政務期間；在重軍駐守之下，一以軍管為主；因深受政治因素及地理位置的影響，民眾出入金門地區

採取嚴格之申請管制。同時因為金門地區在軍管時期實施宵禁，民眾行

動受到嚴格限制，因此治安環境較為單純；但也因此與同為離島地區的

澎湖相較，金門的警力是偏低的。

2000年，我國立法訂定離島建設條例，規劃金、馬外島與大陸試行小三通；2001年 1月，金門開始實施與大陸的「小三通」。隨著政治體制變遷，兩岸實施小三通後台金之間往返已無任何限制；而且因為兩岸

關係的緩和，金門在小三通後，被視為台灣與對岸交流的重要窗口 (楊永年，2001；2003)。

實施小三通，對金門的人口結構產生很大改變；由於小三通往來人

數日增，導致了金門治安狀況的改變，也使金門警力偏低的問題，明顯

的呈現出來。而近年來大陸漁船經常群集在金門外海，乘機越線捕魚或

靠岸進行小額貿易；加上許多犯罪往往是涉及兩岸的跨境犯罪，使得金

門此一原本單純、封閉保守的離島縣，治安管理的問題頓時變得複雜多

端。

金門縣政府對金門未來的發展定位為「國際觀光休閒島」，規劃搭

建金門、廈門兩岸間的跨海大橋；未來陸客能直接開車來到金門，進行

觀光、博弈等活動 (李沃士，2005)。金門縣政府長久以來也有設置「觀光博弈業」的提議；2007年，金門縣議會就曾提出「金門縣設置觀光賭


場之利弊分析及可行性評估報告」。觀光渡假村及觀光博弈業的設置，

對金門地區的治安狀況也會產生很大的影響。故在對金門未來治安管理

的規劃上，也應一併予以探討。

金門從軍管時期具重要戰略地位的離島小縣，到今日成為小三通的

重要通路，並以金酒聞名，全力推動發展觀光的旅遊據點；此間有許多

重要的因素對金門地區的治安管理產生了重大的影響。在分析金門地區

治安現況，以及探討其治安管理策略之前，有必要先加以瞭解。

金門為典型之離島，四面環海，交通不便；在治安管理上具有隔離

性的優勢；但亦容易有走私、偷渡等犯罪案件發生 (翁宗堯，2003)。金門本島島形為中間較狹窄，東西兩端較寬；金門縣除大金門本島之外，

尚包括小金門、大膽、二膽、東碇、北碇等十二個島嶼，總面積為一五

Ｏ．四五六平方公里。「金門」此一名稱的由來，是由「固若金湯、雄

鎮海門」兩句形容其地理位置氣勢的詞句中，各取一字組合而成；用以

形容其外制台澎、內捍漳廈；汪洋四環、雄峙閩海的地理優勢 1。

早期的金門有浯洲、仙洲、浯江、浯島等舊稱；在晉朝五胡之亂

時，避難民眾向南遷徙，渡海到金門，金門地區自此才開始有人住居。

唐朝時，陳淵率領民眾渡島墾牧，金門地區自此方日漸開發；在明朝至

清朝時期，金門地區也產生了許多著名的文人武將。明末清初時，鄭成

功曾以金門為基地，率眾東渡，驅離佔領台灣的荷蘭人。國民政府撤離

大陸時，派大批國軍進駐金門；國共戰爭期間，位居前線的金門，也曾

先後歷經了「古寧頭」、「大二膽」、「八二三」等重大戰役 (李靜宜，2005)。

1 http://www.kinmen.gov.tw/Layout/main_ch/AllInOne_Show.aspx?path=36&guid=f40cd06f-a797-4e45-9164-5bbc3399e1aa&lang=zh-tw


古時候金門原由福建同安縣管轄，到了 1915年才開始設縣。1949年國共戰爭時，基於方便接戰地區的管理，在古寧頭戰役之後，設立了

金門軍管區行政公署，暫停縣政府治理；1953年金門又恢復縣政府。1956年為因應戰地特殊環境需要，成立金門戰地政務委員會，再度實施戰地政務，並將金門縣政府納編由戰地政務委員會指揮監督 (李靜宜，2005)。

1971年，金門恢復辦理村里長、鄉鎮民代表及鄉鎮長等地方公職人員選舉，並辦理增額中央民意代表的選舉；1990年，金門選舉第一屆民選縣諮詢代表，並賦予縣諮詢代表相當於台灣省縣市議會之職權。到了

1992年，由於兩岸關係漸趨和緩，政府宣告終止動員戡亂時期，金門也回歸民主憲政的地方自治常軌 (李沃士，2005)。

金門縣的警政機關成立於 1915年，當時的初始編制為警備隊；1917年改名為警察隊。1936年成立金門警察所，並於 1939年被併入福建省同安縣警察局；1945年金門恢復獨立警政，設置金門縣警察局，但於 1949年警察局又被裁撤，另成立金門縣警察隊。1950年，金門縣的警政機關又被更名為金門軍管區行政公署警察所；直到 1953年警察所再度升格為金門縣警察局，設局長一人，下設行政、司法、總務三課，

及督察室，並於 9月增設刑警隊，機關名稱沿用至今 (金門縣警察局，2011)。

金門地區曾歷經過長達 50年的軍管與戰地政務時期；1949年國共軍事對峙緊張年代，國軍退守金門，實施戰地政務。軍管時期，金門地

區建立了全民皆兵的民眾自衛組織；將金門地區的民眾，不分男女老少

都納入民防隊任務編組，強調「自清自衛、保家保鄉」的信念；建立「管、

教、養、衛」的民眾自衛體系，民防隊員每年都須要接受演習、年訓、

警戒勤務等項目的動員演練 (李靜宜，2005；金門縣警察局，2007)。


軍管時期金門地區的另一特色，是在生活上有軍事化管理所帶來的

是重重管制；晚間實施宵禁，進行夜間燈火管制，入夜後金門地區一片

漆黑，且須有「路條」才能出門；收音機、電視機、照相機、攝錄機等

特殊電子器材受到嚴格管制，須辦理登記才能擁有；能漂、浮的各種運

動球類，也必須接受管制；要離金赴台，更得申請許可 2。上述大部份

的管制，一直到 1992年戰地政務解除才撤銷。

軍管時期，金門地區的民眾在戒嚴、軍管雙重嚴格的社會控制之下，

加上實施宵禁，民眾行為受到嚴密限制，因此治安環境較為單純。雖然

在自由及人權方面受到較多的限制，但在社會治安方面，則幾乎達到「路

不拾遺、夜不閉戶」的境界 (李靜宜，2005)。

迄今金門的民眾仍保有軍管時期養成的生活習慣，民風較為保守，

社區民眾也相當具有守望相助的觀念。民眾若非必要，晚間八時以後就

不外出；餐會等夜間活動，也盡量在八時以前結束。因此，金門地區的

治安狀況，與其他縣市比較起來是相當單純的。

2000年 3月立法院三讀通過「離島建設條例第十八條」，其中明訂「為促進離島發展，在臺灣本島與大陸地區全面通航之前，得先行試辦

金門、馬祖、澎湖地區與大陸地區通航，臺灣地區人民經許可後得憑相

關入出境證件，經查驗後由試辦地區進入大陸地區，或由大陸地區進入

試辦地區，不受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等法令限制。」並於

4月公佈實施 3。

2當時對民眾影響較大的管制，有下列各種：軍法審判、宵禁、行動管制、燈火管制、糧食管制、入出境管制、金融管制、電信管制、電器用品管制、衣著管制、畜牧管制、建物管制、車輛管制、集會結社管制、海岸線管制、水上活動管制、思想管制、攝影器材管制、娛樂管制及五戶聯保等。

3 http://www.kinmen.gov.tw/Layout/main_ch/AllInOne_Show.aspx?path=5428&guid=dd720be1-eec5-4fe4-9ead-bf90900d9bf1&lang=zh-tw


2000年 12月，行政院根據「離島建設條例」之規定，研擬出「試辦金門馬祖與大陸地區通航實施辦法」，作為管理小三通的依據。陸委會亦通過「金馬試辦小三通說明書」，其中對小三通的目的、基本原則、

開放項目、兩岸協商及小三通對金馬的展望等，提出說明 4。

2001年 1月，金門、馬祖與對岸的小三通開始實施。2001年 1月 2日，金門訪問團，便由金門料羅港，直航到廈門的和平碼頭；在兩岸隔

絕了五十餘年之後，此一通航，開啟了兩岸小三通的首頁。2002年，金門商界人士再度組團，參加在廈門所舉辦之2002年台灣博覽會 (郭健民，2003)。

2008年政府實施擴大小三通，使得透過小三通往返兩岸的金廈旅客進出更加頻繁；2008年金 -廈、金 -泉小三通旅客人數高達 97萬 4486人次，創下單一年度的最高記錄 (倪國炎，2009)。

小三通的試辦，有助於促進金門地區的經濟繁榮；但同時也面臨了

國防安全及治安管理方面的顧慮，尤其治安更是首當其衝。實施小三通，

也使金門地區的人口結構造成很大改變；由於小三通擴大層面至台商，

間接促使有心分子利用虛設戶籍方式，以取得往返兩岸三地資格，也因

此造成大量幽靈人口出現 (金門縣警察局，2007)。而大陸、台灣本島人民進出金馬地區，由於流動性高，掌握不易，對於身分證明等人別確定，

都有一定的難度；也因此犯罪現場縱使採獲嫌犯遺留跡證，因無法取得

比對樣本，導致難以追查涉嫌人 (翁宗堯，2001)。

小三通開放之後，金門地區的犯罪狀況無論在質或量方面，都開始

有了變化；據統計，開放小三通後至 2006年止，金門地區的全般刑案雖然與往年雷同，仍以傷害、竊盜居高，主要犯罪類型亦仍以竊盜、傷

害、公共危險為主。唯如毒品、槍炮、走私、違反國安法、通訊詐財之

詐欺、偽造文書、商標法等涉及兩岸間之犯罪或與其相關之案件，不但

4 http://www.kinmen.gov.tw/Layout/main_ch/AllInOne_Show.aspx?path=5428&guid=dd720be1-eec5-4fe4-9ead-bf90900d9bf1&lang=zh-tw


數量增加，而且有多樣化的趨勢 (金門縣警察局，2007)。

小三通開放之後，許多不法份子開始利用小三通的管道，從事在金

門地區境內或跨地區之犯罪；亦有國人利用搭乘舢舨漁船等合法的非正

式管道，假道金門出入廈門，而違反入出國及移民法。同時，金門地區

走私的型態，也出現「物品多樣化」且「單一數量漸大化」的現象 (傅錦榮，2003；金門縣警察局，2007)。

金門為典型的海島縣，島上可供發展的產業資源有限；因此全面拓

展觀光事業，進而帶動全縣之整體建設，成為金門縣的重要施政方向。

1993年，為提昇金門縣發展觀光事業，內政部規劃籌設「金門國家公園」；此一重大方案，有效地厚植了金門的觀光資源，引導金門朝向觀

光大縣邁進 (金門縣政府交通旅遊局，2009)。

金門有多方面的自然、文化資源，風景名勝遍佈全島各地，全縣有

21處國家級古蹟、12處縣定古蹟，並有許多保存完整的傳統閩南聚落、洋樓古厝，文化資產雄厚。金門也擁有保育良好的鳥類資源等獨特之自

然生態，加上金門歷經了「古寧頭大戰」、「九三」、「八二三」、

「六一七」砲戰等戰役，留有豐富的戰爭遺跡及軍事工事，故具備了許

多發展觀光的有利條件 (金門縣政府交通旅遊局，2009)。

厚植觀光，促進金門的觀光產業，向來即是金門縣的重要施政目標。

金門縣政府將「成為國際級觀光休閒島嶼」列為 5大願景之一，以發展「國際觀光休閒島」為最高目標；強調「觀光立縣、文化金門」，將金

門定位為人文生態之「離島生態觀光區」，希望做到「讓兩岸認識金門、

讓金門走向世界」(金門縣政府，2008)。

金門縣政府規劃的「愛金 12大建設」中，也將「建設金門成為國際觀光休閒島嶼，帶動金門發展」列為重要建設項目。具體作法方面，

首先於金門航空站及「莒光樓」設立了「金門觀光旅遊服務中心」，提


供各項旅遊服務、出版各類觀光旅遊介紹書刊；並積極進行全島風景名

勝古蹟之整建與維護，廣闢各項休閒遊樂區，以營造適宜的觀光環境 5。

金門縣政府近年來也積極執行金門風獅爺、石雕等公園的設計規劃；

並進行對海濱公園、風景區景觀工程之投資，以及開闢多處海灘，並加

強其公共設施。另外，也規劃推廣「閩南文化」、「戰役史蹟」、「海

岸遊憩」、「自然生態」等主題遊程 (李沃士，2005)。

設立觀光博弈產業，亦為金門縣規劃觀光時考量的一環，為突破金

門地方發展的瓶頸，金門縣政府長久以來便有設置「觀光賭場」的提議。

2007年 4月，金門縣議會第四屆第六次臨時會中，就曾經提出「金門縣設置觀光賭場之利弊分析及可行性評估報告」，並且邀集各界代表就開

放賭場議題進行討論。烈嶼鄉並於 2008年舉辦「設置博奕產業 (觀光賭場 )諮詢性民調」，結果贊成開放博奕事業者達九成二，反對者不及一成。

2009年初的修正離島建設條例將觀光博弈產業除罪化，規定只要經離島公民投票，有效投票數超過 1/2同意，開放國際觀光旅館得附設觀光博弈業，並排除適用刑法賭博罪章的規定。修正條文中規定，依修正

離島建設條例特許經營觀光賭場及從事博弈活動者，不適用刑法賭博罪

章之規定 (孫義雄，2009)。在政府通過離島建設條例修正案後，烈嶼鄉公所於 2009年 4月再度進行博奕議題的諮詢性公投，公投題目為：您是否同意金門地區在中央所規範管理制度下開辦「博奕產業 (觀光賭場 )」設立於烈嶼地區。

這項博奕議題有 1630人參與投票，結果其中有 1130人同意設立賭場，同意率為 69.39％。另外，2009年 8月，金門縣民陳滄江亦曾以「金門縣觀光產業推動促進會籌備會」召集人身分，前往金門縣政府送交博

弈公投提案人連署書，希望辦理博弈公投，讓鄉親決定金門未來。

5 http://www.kinmen.gov.tw/Layout/main_ch/AllInOne_Show.aspx?path=8810&guid=d0fabb7a-c511-4d83-8302-e4de313c4fb6&lang=zh-tw


由於設立觀光賭場有利於吸引中國觀光客就近前往金門當地觀光，

若以大陸觀光遊客為主要客源，綜合各因素加以衡量，金門較澎湖適合

開發博弈事業 (邵維強，2008)。另外，金門具備陸、海、空交通便利、機場硬體完善、腹地面積大、人口多等獨特優勢，因此許多博弈業者都

表達對到金門設立觀光博弈產業有濃厚的興趣。

對金門民眾而言，博弈產業會帶來如增加就業機會、帶來可觀的政

府稅收，提升觀光業發展之競爭力等之正面經濟效益；然而博弈產業設

立之後，對社會，環境、個人均會產生重大影響，因此，考量到社會成

本的投入，金門民眾對於金門地區發展博奕產業看法，普遍抱持較保守

態度 (金門縣政府，2008)。

此外，金門地區的交通與水、電等基礎建設不及台灣本島建全，目

前金門地區亦尚無五星級渡假飯店；加上受限於軍事管制等因素的影響，

都市發展較無周延的規劃，這些是都不利於設置觀光賭場的因素。

早期金門的警察單位僅設有保安隊，於 1945年設置金門縣警察局，1950年改制為金門軍管區行政公署警察所；到了 1953年金門縣體制恢復，縣警察所又升格擴編為金門縣警察局。1956年起金門縣警察局開始設立分駐所及派出所，但 1959年分駐、派出所又改制為警察所，自此確立了為期近五十年的金門縣警察組織二級體制；直到 2008年金門縣的警察組織才再由二級制改為三級制。

金門縣在長期軍管之下，原本治安單純；在天下雜誌公布的調查中，

金門的治安指標在各縣市當中名列第 2(僅次於馬祖 )；康健雜誌公布的調查中，也發現金門的外出安全排名全國第 1(金門縣政府，2008)。但金門縣自 1992年解除戰地政務，2001年實施「小三通」；自此由於便捷的海、空交通，使得金門與廈門結合，成為海峽兩岸間的一日生活圈。

而隨著兩岸間互動之頻繁，各項資訊傳播的迅速，加上人權意識高漲，

以及出入旅客複雜化；使得金門地區之整體治安，無論在質與量方面均


產生了急遽的變化。

此外，政府規劃讓設籍臺灣本島之民眾，可由金廈路徑前往中國大

陸，但須在金門地區過夜始能進入中國大陸，以藉此振興金門離島的觀

光與經濟發展。亦即將現行之「小三通」擴大為「中三通」，以因應鬆

綁的兩岸關係。「中三通」的實施，評估將會對金門地區的治安情勢造

成衝擊。

基於地區的犯罪型態日益多元，犯罪手法日趨精進，為因應當前金

門地區社會治安狀況、犯罪情勢與未來發展等情事，金門縣警察局研擬

了組織編制修正的方案，並於 2008年獲縣政府及考試院銓敘部核定，將原有之二級制改為三級制。組織修編的方案是比照臺灣地區各縣市警

察局之組織架構，將原有的二級制 (警察局、警察所 )警察組織提升為三級制 (警察局、分局、分駐【派出】所 )，成立以下單位 (http://www.kpb.gov.tw/)：

(一 )金城分局及金湖分局 (由原金城警察所、金湖警察所改設 )。

(二 )刑事警察大隊 (由原刑事警察隊改編 )。

(三 )新增設少年警察隊。

(四 )新增設訓練科 (由原訓練股配合改設提升 )。

(五 )新增設公共關係室 (由原公關股配合改設提升 )。

(六 )金城分局下新增設烈嶼分駐所、金寧分駐所及金城派出所；金湖分局下新增設金沙分駐所、金湖派出所及烏坵駐在所。

金門縣警察局組織編制修正後之效益是在成立了警察分局等單位

後，相關組織制度與臺灣省各縣市警察局完全接軌，有助於警政人才、

經驗之交流，也加強了人力資源的有效運用；同時也提昇了行政效率及

為民服務的品質，進而確保金門地區治安之穩定。但由於組織編制的擴

充，在人員編制上並沒有相對的增加，也導致金門地區警力嚴重不足，

員警的工作負荷過重，進而造成組織內部士氣低落。


表一影響金門地區治安事件大事記

西元年份事件

1915年金門設縣，警政機關成立，編制為警備隊

1917年改名為警察隊

1936年成立金門警察所

1939年併入福建省同安縣警察局

1945年恢復獨立警政，設置金門縣警察局

1949年設立金門軍管區行政公署，裁撤警察局，另成立金門縣警察

隊

1950年更名為金門軍管區行政公署警察所

1953年恢復金門縣政府，再度成立金門縣警察局

1956年金門縣政府納編由戰地政務委員會指揮監督，金門縣警察局

開始設有分駐所及派出所

1959年分駐、派出所改制為警察所

1971年恢復辦理民意代表選舉

1990年選舉第一屆民選縣諮詢代表

1992年宣告終止動員戡時期，門回歸民主憲政的地方自治常軌

2001年 1月開始實施與大陸的「小三通」2008年金門縣的警察組織由之二級制改為三級制

2008年政府實施擴大小三通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金門縣警察局網站 (http://www.kpb.gov.tw/)

長期以來金門地區的民風純樸，因為到受戰地政務的嚴格管制，故

治安一直相當良好；在戰地政務解除之前，進出金門地區之人員都受到

嚴格的管制；加上金門地區的海島地理環境與其他地區有所隔絕，民眾

一旦犯罪就難以逃逸，因此犯罪率向來都相當低。

在金門地區，早期很少有嚴重的犯罪案件；在 1983年之前，金門的年犯罪件數，都維持在一百件以下。1984至 1986年間，刑案發生件數，分別為 104、152、及 120件； 1987年時，台灣地區解除戒嚴，台金間開


放民航飛機飛行，台灣地區與金門地區的交通往來日趨頻繁；加上金門地

區開放小客車進口的政策，自此金門地區犯罪增加。自 1987年起迄 1992年，每年犯罪件數增加到約 200件上下；至 1992年戰地政務終止之前，金門地區的犯罪案件，均以竊盜與過失傷害為主 (金門縣政府，2008)。

1992年戰地政務終止後，雖然仍有金馬安輔條例的規範，但伴隨著台灣與金門交通便捷、各項資訊傳播迅速、金門地區開放觀光，對出入

人員不再有嚴格的限制；加以兩岸互動頻繁導致跨界犯罪增加，金門地

區的治安自此漸趨複雜。

1993年至 1998年間，金門地區每年的平均犯罪件數為 257件；其中以賭博 (電動玩具與賭場 )、傷害、懲治走私及竊盜罪為最多。1999年至 2001年間，因將安非他命毒品、罪酒醉駕車 (公共危險 )等行為犯罪化的刑事政策，加上兩岸偷渡、走私案件日多，金門地區的犯罪件數

增加為 430件、396件及 417件。但總體而言，金門縣地區犯罪率，在當時的年度統計數據與台灣省其他地區相較仍屬甚低；顯示當時金門地

區的治安狀況，堪稱相當良好 (金門縣政府，2008)。

2001年開放試辦小三通後，金門地區犯罪件數有逐年增加的趨勢；自 2002年起，金門地區的犯罪發生數開始超過 500件。2002年為 524件，2003年 494件，2004年 560件，2005年 593件，2006年 540件，2007年 526件，2008年 545件。主要犯罪案件，以竊盜、公共危險、傷害、毒品及賭博為主。唯在 2005年天下雜誌公佈的「治安競爭力」分析，仍認為金門縣與其他離島地區的澎湖縣、連江縣與台東縣，因民風純樸，

被視為臺灣地區治安狀況最為理想的地方。

金門地區 2009年犯罪發生數 721件，犯罪發生數中增加最多的則是虛偽設籍妨害投票案件 (235件 351人 )。綜觀金門地區 2009年犯罪發生數增加近 200件的成因，是因為 2009年適逢金門地區選舉，金門縣警察局配合政府政策積極查察賄選及幽靈人口，致使虛偽設籍妨害投票

案件大量增加，故全般犯罪發生數亦隨之上升 (金門縣警察局，2010)。


圖一金門地區近十年犯罪發生件數圖

雖然金門地區長期以來治安良好，但金門縣警察局針對台灣地區

解除戒嚴、開放民航機飛行，以及開放小客車進口，終止戰地政務、開

放小三通等社會變遷所帶來的犯罪件數增加，犯罪型態複雜化等治安衝

擊，也擬定了許多應對的策略。

在 2001年兩岸開始實施小三通之後，由於金門與大陸福建地區僅一海之隔，加上兩岸三通日益熱絡；故金門縣警察局依據「金門協議」

的內涵，持續進行與大陸相關單位的互動，強化「兩岸共同打擊犯罪」

的功能，以遏制兩岸犯罪案件之發生。此外，金門縣警察局亦要求員警

廣蒐情資，發掘大陸沿海等地區之槍、毒案件的線索，以預防走私集團

利用兩岸三通之便利性，轉運槍、毒 (金門縣政府，2008)。

實施小三通之後，金門縣警察局在人口動態的管制方面，除了落實

並強化警勤區的戶口查察工作之外；也相當重視大陸地區人民入境前的

對保，以及入境後的活動掌握工作 (金門縣政府，2008)。

在內部的治安管理方面，為了消除民眾對於小三通可能對金門治安

造成危害的疑慮，金門縣警察局特別加強民力運用及守望相助巡守員的

訓練，並與小三通同步實施社區守望相助工作 (金門縣政府，2010a)。


在防治一般及汽機車竊盜方面，金門縣警察局則是積極執行民生竊

盜專案。除了全面清查轄內各資源回收業，以落實回收登記制度，斷絕

銷贓管道之外；也積極辦理農漁牧機具及大型財物烙印，以及進行機車、

自行車烙碼等防竊作為，希望藉提高竊賊銷贓的難度，以防止民眾被害

(金門縣政府，2009)。

金門縣警察局並爭取中央補助，建構了金門地區環島監視錄影系

統，強化道路監視，即時監控路口狀況，強化維護交通安全；同時也利

用道路監視系統，透過對路口狀況的即時監控，協助偵查竊案。目前金

門全縣合計路口監視系統 114處、594支鏡頭 (金門縣政府，2010b)。


本研究進行的期間為 2010年 7月間，研究者利用暑假教師赴實務機關參觀考察的機會，在金門縣警察局的支持，以及警察局相關員警的

協助下進行本研究。

本研究採用半結構性訪談法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此研究法是在訪談中以一系列結構性問題訪問受訪者；問題中兼採用開放性問題的

方法，以求對所研究的問題能有深入且具廣度的瞭解。此一研究法的優

點在於除了可以得到合理、客觀的資料之外，在受訪者的充分意見表達

之下，可以獲知更多有價值的資訊 (王文科、王智弘，2010)；而且訪談主題的焦點集中，獲得的資料容易分析。

由於本研究以半結構性訪談方式進行，故研究者首先蒐集相關文

獻、資料，在研讀相關文獻後，整理出本研究的初步訪談大綱；再經過

和當時的警察局長、副局長、刑警大隊大隊長、秘書、基層員警等幾位

金門縣警察局的實務專家討論後，確定本研究的訪談大綱如下：

一、目前金門地區的犯罪，其特性如何？

目前何類型最多？

何類型最嚴重？

未來可能何類型最多？

何類型最嚴重？

二、目前金門地區的治安，有何特殊需求？

三、小三通對金門地區治安有何影響？

目前跨境犯罪的情形

因應之道

兩岸 (與廈門 )警政合作的需要性


四、使用監視錄影器之效用如何？

目前管理現況

五、大力提倡觀光對金門地區的治安有何影響？

六、以金門地區的特性，目前在治安方面有何應注意之處？

七、應有如何的作為以因應未來治安的可能改變 (警力、設備 )？

由於金門的警察組織編制採用三級制，所以本研究在樣本選取的規

劃上也依之區分為三個群體 (規劃階層、督導階層、執行階層 )進行選樣，三個群體各選取八位員警進行訪談。

規劃階層方面，本研究訪談了金門縣警察局的副局長、少年隊隊長、

行政課課長、保安隊隊長、保防室主任、刑警大隊大隊長、保安民防課

課長及秘書室秘書等 8位局本部負責決策規劃的相關人員。

督導階層方面，本研究訪談的對象為分局的勤務指揮中心主任、警

備隊隊長、偵查隊隊長、1~3組組長 (金門縣警察分局業務幕僚只設 3組 )及派出所、分駐所所長等 8位。

執行階層方面，本研究訪談了各分局 (金城分局及金湖分局 )偵查隊各一名偵查佐；各分駐所 /派出所 (金城分局金城派出所、金寧分駐所、烈嶼分駐所、金湖分局金湖派出所、金沙分駐所 )各一名員警，以及警察局勤務指揮中心員警一名共 8位。訪談樣本合計 24位。


表二訪談樣本分配及清單

訪談樣本分配及清單

決策階層分局規劃督導階層執行階層

副局長分局勤指中心主任偵查隊偵查佐

刑警大隊大隊長分局偵查隊隊長偵查隊偵查佐

保安隊隊長分局 1組組長派出所勤區員警

少年隊隊長分局 2組組長派出所勤區員警

保防室主任分局 3組組長分駐所勤區員警

保民課課長派出所所長分駐所勤區員警

行政課課長分駐所所長分駐所勤區員警

秘書室秘書分駐所所長警察局勤指中心警員

訪談對象的資格設定方面，本研究原設定以土生土長的在地員警，

至少在金門服務十年以上為主；在規劃階層訪談對象方面，除了刑警大

隊大隊長 (主責金門地區治安之規劃、督導、執行，並已在金門服務 2年多 )之外，其他訪談對象都符合原規劃的資格設定。

督導階層的訪談對象方面，由於金門縣警察局只有金城及金湖兩個

分局，而各分局的編制又較臺灣地區的縣市警察分局小，分局的督導階

層主管有限；故依其現有狀況，其中 4位訪談對象符合原規劃的資格設定，另 4位則是在金門服務尚未滿十年。執行階層的訪談對象方面，8位訪談對象都符合規劃的資格設定，均為土生土長的金門在地員警。

訪談進行的方式方面，本研究在進行訪談之前，先以預擬的訪談大

綱進行前測；選取兩位金門縣警察局員警進行前測的訪談；之後再修改

訪談大綱，並決定訪談進行的方式。

訪談進行的方式，依據訪談對象的工作性質以及時間分配而有所不

同，部分訪談是由研究者依訪談大綱內容逐一提問，受訪者開放性的自

由回答；由金門縣警察局支援協助的員警現場以筆記型電腦記錄，並由

研究者現場記錄並錄音，訪談後再補強記錄內容。


在每次訪談進行之初，研究者先進行約 5~10分鐘的研究內容講解，再請訪談對象針對訪談大綱進行簡要的填答；之後研究者再針對訪談對

象的填答內容，探詢其較深入的看法，每次訪談進行約 30~90分鐘不等。

有部分公務較繁忙、上班時間較不固定的員警，研究者則先以

Email傳送本研究的相關介紹、本研究遵循的研究倫理原則及訪談大綱，請受訪員警利用時間先填答簡要的回答內容。確定受訪員警填答完畢

後，研究者再前往進行約 20~50分鐘的訪談；依據受訪者填答的內容，做較深入的詢問，以節省彼此的時間。

對所有的訪談內容，研究者在進行訪談資料整理時，若發現有需要

再深入瞭解的現象，則再以電話進行二度或三度的訪談，請教受訪者。

質化的訪談研究儘管能做較深入的探討，但因其樣本數有限，而且

樣本也不是隨機抽取，所以質化研究並無法推論至所有類似的事物上。

因此，在未經過其他研究驗證前，推論上要相當謹慎、小心。為避免不

同階層看法上的偏頗，並能全方位的瞭解金門地區的治安現況，所以本

研究訪談樣本是由金門縣警察局規劃階層、督導階層、執行階層等三個

群體各選取八位進行訪談。

為避免研究結果失真或偏誤，本研究以 Lincoln and Guba的四種評估質化分析的標準，並結合三角檢證法作為本研究進行中控制信、效度

的準則。傳統上，實證主義是以信度與效度做為評鑑一個研究之品質的

標準。Lincoln and Guba (1985)提出了四種較適於質化研究典範的評估標準：(一 )確實性 (credibility)、(二 )可轉換性 (transferability)、(三 )可靠性 (dependability)、(四 )可驗證性 (con�rmability) (胡幼慧，1996)。

三角檢證法乃將所蒐集到的不同資料互相印證，使用多元化資料來

源以評估資料的準確性；其目的在於利用各種不同來源和型態的資料，

以使研究的結果比較客觀可信。(吳芝儀、李奉儒譯，1995；中正大學教育學研究所，2000)。本研究在三角檢證方面，對訪談中有疑問之處，


研究者會以研讀相關文獻、與金門縣警察局實務專家討論所獲知的資

訊，以及不同階層受訪者的看法，對受訪者提問，以檢證所得資料的確

實性。

本研究並利用WINMAX質性分析軟體，秉持紮根研究法的精神及技巧進行訪談逐字稿文字檔的分析。紮根研究法 (the grounded theory method)提供一套明確、有系統的邏輯、程序和技術，以分析由田野所得的原始資料，對之概念化並且聯繫起來形成紮根於現實世界的理論

(Silverman, 1997)；WINMAX軟體則是依據紮根研究法的精神研發成的質性研究分析軟體，適用於處理研究中之資料全為逐字稿的文字檔。由

於本研究旨在現象面的呈現，並無建構理論的構想，所以並沒有進行逐

字逐句的精細分析，但仍秉持紮根研究法的精神及技巧，進行發掘概念

及範疇的分析工作。

下文中分析訪談資料時，除了以類似看法的多寡呈現大多數受訪者

的共同看法外；分析中有引用個別意見或幾個類似看法時，則在句末以

(A1)或 (A1、B2、C3)等方式呈現。

在全體受訪者的認知中，金門地區的犯罪發生率，由高而低依序為

竊盜罪、公共危險罪及傷害 (打架滋事 )；而詐騙 (網路拍賣 )有日漸增加的趨勢，排名第四。幾乎所有的受訪者都認為金門地區的犯罪以竊盜

罪為最嚴重；竊盜在世界各國本就都是犯罪中的最大宗，加以金門地區

自 2004年起，實施三節家戶配酒制度。又高粱酒隨著儲存年份增加，價格亦會跟著水漲船高；故每一戶所儲存之高粱酒總價值，平均超過新

台幣二十萬元 (A1)。


表三受訪者對金門地區犯罪嚴重性之排序

犯罪類型 A B C 合計

竊盜罪 7 7 8 22公共危險罪 7 4 4 15打架滋事、傷害 5 5 4 14詐騙 (網路拍賣 ) 4 4 4 12走私、偷渡 1 1 3 5 家暴 1 1 1 3買票賄選 2 2毒品 2 2地下電台販賣偽 (劣 )藥 (食品 ) 1 1

受訪者也認為，金門地區的竊盜犯罪型態，以高粱酒失竊和廟宇金

牌失竊為主 (C4)；且因每戶家中均有儲放高粱酒，所以竊盜犯罪中又以高粱酒失竊最為嚴重 (A3、A7)。犯罪者以青少年 (中輟生 )為最眾 (C6)，地點多為無人看管且充當倉庫之三合院、夜間無人看管的大型倉庫，以

及無人看管的廟宇；失竊的金酒和廟宇金牌有一共同的特性，就是贜物

容易變賣脫手 (C6)。近年來的竊盜案件，失竊物品種類及竊嫌年齡層，有逐漸廣泛化的趨勢。2009年中至 2010年 7月中，金門地區的竊盜犯罪以金門高梁酒遭竊 6，以及鐵製、鋁製等重金屬之案件 7居多 (C7)。

公共危險罪及打架滋事的傷害罪，是受訪者認為金門地區第二、三

多的犯罪；而此二者亦和三節家戶配酒制度有關。由於家戶均有配售酒，

復許多金門人都有喝一杯的習慣；故酒後駕車肇事的案例及酒後衝突傷

害的案件特多 (A2、B8)，如果遇到迎神賽會、廟會，這兩類犯罪的數據就會隨之上升 (C7)。

6金門高梁酒失竊的主要原因，是金門地區主產高梁酒；除了早期得「煙酒牌」可供地區民眾以低價批酒轉售台灣圖利外，現在金門地區更擴展為家戶配酒。加上低利時代來臨，民眾多轉投資於酒品類之屯積，以每瓶 1年增值 50元之價值屯積。故地區屯酒人數眾多，因而引生出許多竊取高梁酒犯罪之案件 (C7)。

7鐵製、鋁製等重金屬被竊，主要原因是國際原物料飆漲，促使鐵製、鋁製等物品居高不下；犯罪人有利可圖，故竊盜案件增多 (C7)。


受訪者認為現在金門地區犯罪的特性，仍以傳統犯案為主，案件發

生後易於掌控，只要循線即可偵破 (B7)；而台灣刑案發生後，通常會延後在金門地區產生模仿效果 (B3、B8)。近年來金門地區在犯罪的發展趨勢，是侵害商標、專利案件、違反藥事法案件及新型賭博案件增加；犯

罪人以男性居多，年齡層以 20-30歲間及青少年居多 (B5)。

在未來金門地區犯罪發生的趨勢方面，受訪者認為除了竊盜犯罪率

仍是最多之外，新興的詐欺犯罪類型恐會增加，將成為影響社會的重要

犯罪類型；而公共危險罪、走私等跨境犯罪，以及毒品等犯罪類型，都

是未來規劃治安管理時，須重視的議題。

表四受訪者對金門地區未來犯罪可能趨勢認知之排序

犯罪類型 A B C 合計

新興詐欺犯罪 3 5 3 11竊盜罪 2 4 5 11公共危險 1 3 2 6走私等跨境犯罪 2 1 1 4毒品 1 1 2 4打架滋事、傷害 1 1 2重大刑案 1 1 2性侵害案 1 1

在小三通對金門地區治安的影響方面，受訪者皆認為有負面的影響；

在產生的負面影響中，多數認為以偷渡為最嚴重，其次依序為走私、詐

騙、毒品及幽靈人口。

表五受訪者認為開放小三通對金門地區治安影響之排序

A B C 合計

偷渡 5 1 4 10走私 4 1 2 7


詐騙 1 4 2 7毒品 3 3 6幽靈人口 3 1 4偽變造證件 2 2討債 1 1

偷渡主要是由金門地區偷渡前往大陸，自開放金廈小三通後，每日

有數千人借道「中轉」，每年往返兩岸人數有近百萬人次。其中台灣的

幫派分子及治安顧慮人口，夾藏其中，在其逗留期間，不排除有人在金

門犯案的可能 (B5)。有些竊盜集團，便利用小三通此一管道，在臺灣犯案後，從金門搭船出境銷贓；亦不乏有些歹徒在臺灣犯案後，直接搭船

利用小三通管道離境 (A6、B8)。

走私有的是自大陸走私物品到金門；由於金門地區海岸線綿長，

地區樹林多且佈有地壘，且開放小三通當時的無線電通報系統屬於類比

式，容易受限於角度及地形之影響，查緝人員不易找到犯罪現場 (C7)。加以島上大量撤軍之後，海岸防務空洞化，大陸船隻便公然靠岸，進行

岸際的「小額貿易」和走私，毒品是其中的一種 (A4)。有的是大陸地區人民信賴臺灣地區的物品 (諸如生活用品、機械及機械零組件等⋯)，故也有走私台灣物品前往大陸的 (C7)。2005-2007年度，開放小三通後，金門地區的犯罪中，偷渡及走私案件大量增加。

幽靈人口方面，是開放小三通當時規定，須設籍金門地區，方能

適用小三通進出金廈；故許多台商及需要經常往返兩岸的人士，便利用

虛設戶籍的方式，取得往返兩岸三地資格，因此造成大量幽靈人口出現

(B3、B5)。

有些受訪者亦認為，未來金門地區將開放大陸個人落地簽 (目前作法是開放 5人的小團體可以循小三通管道到金門訪問或是遊玩 )；如此的政策，對金門地區的所有執法機關的應變能力將是一大考驗 (B7)。對金門地區開放小三通後，產生的治安影響，受訪者則建議應該由海岸線


加強把關、對入出境旅客、物品加強查察，以及加強兩岸警方合作等方

面著手。

表六受訪者認為對開放小三通後治安方面的因應之道

因應之道 A B C 合計

海岸線應加強把關 4 1 5入出境旅客、物品查察 2 1 3加強兩岸警方合作 3 3修改法律，加重刑責 1 1

目前在警方偵辦刑案的過程中，監視錄影系統 (Close Circuit Television)扮演的角色日益重要；藉由監錄系統錄下犯罪者的容貌與犯罪過程，讓警方可以以影像追人，讓犯罪者無所遁形，並可以成為證明

其犯罪的證據。

金門地區幅員不大，面積約 150平方公里；自 2006年迄 2010年，金門縣警察局已在金門地區的重要路口建置監視錄影系統共 114處 594個鏡頭；平均每 0.56平方公里即有一個監視鏡頭，密度為全國之冠 (A2、B6)。

金門縣警察局設置的監視錄影系統，除由警察局督導各分局加強巡

守裝設地點外；警察局的保安民防課錄影監視系統專責小組亦排定每日

系統網路巡邏作業。如發現系統異常、無法連線之情事，小組成員會至

現場檢視外，並聯絡廠商配合修護，以維機具正常運作，故金門縣警察

局監錄系統均能保持達 95%妥善率 (A2、B3)。

金門地區的監視錄影系統，分別有警察局 (又分保安民防課、刑警隊設置 )、縣政府、鄉 (鎮 )公所、村 (里 )辦公室、地方自治團體及民眾自行建置的系統，加上有些商家自行架設之監視器；由於分散在各自

想設置的處所，加上沒有統一管理的單位，所以管理現況成效不彰。而


有些監視錄影系統因沒有經費，遇故障問題便停用，且各單位自行建置

的系統，因時間的不同、技術的不同、經費的不同，而無法整合，導致

無法發揮應有的功能 (A5、C7)。此外，許多鄉、鎮、社區都希望能增設監視錄影系統，但考量到事後維護及租用的費用龐大，尚有許多的顧慮

(A4)。

基於上述狀況，為配合監視錄影系統的使用及管理，並顧及對民

眾隱私權的保障；金門縣警察局參酌臺灣省各縣市作法，以及依據「警

察職權行使法」、「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等相關法律規定，擬具

了「金門縣監視錄影系統設置及管理辦法」。此辦法業經金門縣政府於

2010年 3月 5日依地方制度法第 27條第 3項第 2款定頒發布施行 (A2)。

金門地區使用監視錄影器之效用，目前多以查緝肇事逃逸案件及竊

盜案件分析、過濾為主；環島監視系統之增設及使用監視錄影器，可提

供犯罪後行跡分析與錄影採證，在辦案時可提供作為刑事訴訟法所要求

的證據，效果相當良好。2010年金門縣政府由民政局提供經費，在許多寺廟陸陸續續增設監視錄影系統，以及有些商家自行架設監視器，這些

在偵辦刑案時，也都甚有助益 (A4)。

在使用監視錄影器所產生的之效用方面，本研究的受訪者普遍亦認

為監視錄影器的功能主要是發揮在偵查犯罪、調查交通肇逃等事故及預

防犯罪等方面。

表七受訪者認為監視錄影器發揮之主要效用

監視錄影器之效用 A B C 合計

偵查犯罪 8 6 7 21調查交通肇逃 6 6 2 14預防犯罪 2 1 3 6還原交通事故 5 5安定民心 1 1


在金門縣政府將「建設金門成為國際觀光休閒島嶼，帶動金門發展」

列為「愛金 12大建設」中的重要建設項目，大力提倡觀光之後，對金門地區治安的影響方面，多數受訪者認為會產生負面影響，但仍有 1/3的受訪者認為沒有影響。

表八受訪者認為提倡觀光對金門地區治安的正負面影響

A B C 合計

負面 2 8 5 15沒有影響 5 3 8正面 1 1

就民眾實際的感受而言，觀光對金門整體之形象及民間經濟發展發

展有極大助益，民眾對提倡觀光的感受是認為利多於弊的；而受訪者認

為會對金門地區治安產生負面影響的因素，主要是觀光的外來人口流動

性大，使得人口複雜化，增加了治安上的隱憂。金門自民國八十一年終

止「戰地政務」，解除軍事管制大門對外開放之後，國人憑身分證即可

自由前來觀光或定居，社會人口日趨複雜；加上金廈開啟「小三通」後，

每日數千人借道「中轉」，造成人口益加複雜 (B1)。此外，大量的遊客及遊覽車，亦造成金門交通上的不少因擾 (B3)。

在目前金門地區治安管理之需求方面，大多數受訪者認為增加警力

是最首要的需求；部分受訪者認為應該增進兩岸治安聯防的合作，亦有

受訪者認為應該統合各機關，聯手做好治安管理工作，以及增加採購治

安裝備。


表九受訪者認為目前金門地區治安管理之特殊需求

特殊需求 A B C 合計

增加警力 4 6 6 16兩岸治安聯防 4 4統合各機關 1 1 2裝備採購 1 1

在增加警力的需求方面，自政府解除金門地區的戰地政務後，實施

大量裁軍的計畫，但警力並未配合擴編；加以金門縣政府近年大力提倡

觀光，由於事先未能做好警力擴編的相關配套措施，近年來金門縣已有

基層警力不足，且基層員警的年齡呈現高齡化的趨勢 (C4)。

2008年底起，金門縣警察局的組織編制由二級制改為三級制。由於是在不增加員額的前提下進行改造，直接由二級制的編制員額改制為三

級；在改設立分局及分駐 (派出、駐在 )所後，更造成基層員警的員額明顯短缺。受訪者認為，現在金門治安尚稱單純，但若在台灣出現類似

情況，肯定會造成治安方面極大的問題 (A3)。

目前金門地區的警力因成立分局，致第一線警力嚴重不足，時常由

單人服勤，見警率偏低。(A3)在勤務方面，往往亦只能勉強維持常態性運作，遇有特殊或重大治安事故時，往往就會呈現人力不足的現象。警

力未能適度補充，警力不足及警力快速老化等現象，亦導致金門警界內

部的士氣低落 (A1、A5、A7、B1、B3、B4、B5、B8、C1~8)。

受訪者認為，在編制擴大及治安負擔增加的前提下，警力應優先增

加。同時建議將金門縣警察局納編改制歸中央管制；以避免警力為地方

民意代表操控，以符地區之治安需求。認為如此警方才能全力取締賄選

案件，使金門真能選賢與能，落實地方多元化經濟建設，並去除政治黑

暗面之黑金或利益掛勾 (C8)。

在「應有如何的作為以因應未來治安的可能改變」的問項中，警力


增加也是大多數受訪者的共同看法，尤其以規劃督導階層及執行階層的

受訪者更是強烈主張。

在與警力有關的需求方面，除了增加警力之外；受訪者也認為應該

配合警察局集、常訓的訓練與宣導，加強員警的執法、執勤、偵辦案件

及防治犯罪之技巧，培養各類專業人員 (整個金門縣警察局的鑑識人員僅有 2人，在刑案的採證上，人力相當不足 )(B3)，以及提昇現有警員對警政工作之認知，這些也是眼前當務之急的事。

在金門地區治安管理之特殊需求方面，「增進兩岸治安聯防的合作」

是受訪者認為次於「增加警力」的第二順位；但當問及兩岸「警政合作

的需要性」時，則 3組 24位受訪者一致認為相當重要。

受訪者認為兩岸往來日益熱絡，且將開放陸客自由行；因渠等來去

自如，行蹤難以掌控，勢必會對金門地區之治安產生重大影響 (A1)。因此，加強兩岸治安聯防工作刻不容緩。目前已有竊盜集團便利用此一管

道，犯案後從金門搭船出境銷贓，而有些涉案歹徒在犯案後也直接搭船

離境 (B8)。

受訪者認為應授權金門縣警察局與福建地區地方性警察局合作機

制，與一水之隔的廈門市公安局、漳州市公安局及泉州市公安局等福建

地區警公安局單位建立兩岸共同打擊犯罪機制，以地利之便建構兩岸治

安聯防體系，共同打擊犯罪機制，應能有效防制兩岸犯罪 (A1、A4、A5、A8、B6、C5、C8)。

受訪者也建議警政署授權金門地區治安主官，彈性運用兩岸聯防進

行情資交換，將許可制變更為報備制；並可自行召開金、廈警政治安聯

防會議。同時也希望授權警察局長核准治安人員直接赴對岸交換情資，

以爭取時效 (A3、C7)。

在統合金門地區各機關資源方面，受訪者認為各治安單位之間都應


建立縱向、橫向聯繫、相互通報，以發揮協同合作作的功能 (A2、A6、B8、C2、C4、C6)。

至裝備採購方面，許多受訪者在被問到「目前在治安方面有何應注

意之處」及「應有如何的作為以因應未來治安的可能改變」時，也認為

應該精進員警執勤裝備 (A2、A5、A7、A8 、B1、B2、C2、C3、C5、C7)；建議提昇偵查犯罪之設備，採購較先進的警用偵蒐、通信裝備 (A8)。另認為精進員警執勤裝備除了可以增強證據能力，更能有效維護員警執

勤安全 (A8)。受訪者亦建議充實如車輛及裝備等現代化勤務設備，並建議普設監視錄影系統、運用各種科技、資訊，結合犯罪斑點圖找出犯罪

及治安熱點，以加強犯罪預防的工作 (A2、A8、C2)。

( )

受訪者認為依金門地區的犯罪現況，有以下幾點應注意事項：

1. 由於金門地區家戶中儲放高粱酒的現象十分普遍，且高粱酒變現性很高，因此常成為宵小下手的標的，致住宅竊盜發生數較高；而新興的

詐欺犯罪，由於民眾不瞭解狀況，致時常容易受騙。受訪者建議警察

局可以針對這兩類犯罪，多辦理社區防竊、防詐欺的宣導活動、專題

演講或座談會；另亦可進行中小學校園的防竊、防詐欺宣導，運用辦

理各項宣導活動機會及利用媒體的影響力，加強宣導。讓民眾瞭解最

新詐騙犯罪及竊盜手法，提高民眾自衛能力，以減少被害機會 (A1、B5)。

2. 針對住宅竊盜，除善用守望巡守隊、義警、民防等協勤民力，加強民眾鄰里守望相助之社區意識，防制民生竊盜等問題之外；警勤區亦可

輔導各自然村成立巡守隊，加強地區治安維護及犯罪預防工作 (A6、A8、C2、C8)。


3. 警方可以主動協助民眾進行住宅環境防竊檢測評估，以避免民眾被竊(B5)。

4. 金門地區已有幫派移入、毒品侵入校園及軍方之趨勢，警方應注意防範 (A8)。

5. 重視學生及青少年中輟生的問題，並加強酒後駕車之取締 (A4)。

( )

在未來應注意事項方面，受訪者提供以下幾點建議：

1. 未來金門地區將開放大陸個人落地簽，可能會造成毒品、槍械的走私及偷渡等案件增加，也可能會發生兩岸三地犯罪分子合作的跨境犯罪

案件；應加強對是類犯罪的研究及防範 (A8)。

2. 開放自由行申請落地簽，有可能使金門地區成為兩岸犯罪人、槍、毒等等的中繼轉運點，警方除了應注意槍枝及毒品進入的可能性，亦應

強化對槍、毒、走私的查緝與防範工作 (A4、C7)。

3. 由於出入金門地區及設籍人員複雜化，應加強犯罪人口的掌握；充分掌握轄內居民動態及治安顧慮人口，防制地下人口流動 (B6、B8、C1)。

4. 警察局宜加強詐欺、偷渡、情蒐等專業知識的教育訓練 (A6)，提升整體警力素質及應變能力。建議警察局可針對兩岸三地未來犯罪策略及

戰術，進行深入研究；並以之對基層員警進行教育訓練 (A8)。

5. 未來有警力增加及統合各機關等需求，以因應未來可期之兩岸逐漸交流所帶來之治安衝擊 (B8)。


本研究旨在呈現金門地區治安管理現況的現象面，並瞭解員警對如

何做好治安管理的看法，故只進行質化的訪談研究。在本研究完成後，

研究者將再依據本研究的發現，轉化為問卷，對金門地區的基層員警，

進行問卷調查，以求更全面性的瞭解。

金門地區在地理上具有四面環海的隔離性及鄰近大陸等特性，在政

治上曾經歷過重軍駐守的軍管時期、大小三通的衝擊；其他還包括提倡

觀光 (包括成立金門國家公園及設置觀光賭場的提議 )、警察機關由原有之二級制改為三級制的組織變革等；在治安管理上，是比臺灣本島的其

他地區特殊。

本研究訪談了金門負責治安的規劃階層、督導階層、執行階層等三

個群體各 8名 (計 24名 )員警，得到的結論是金門地區的犯罪發生率，最高的為竊盜罪、公共危險罪及傷害罪，尤其以竊盜罪為最多，以偷竊

高粱酒和廟宇金牌為主。公共危險罪及傷害罪也和家戶配酒制度有關。

小三通對金門地區的治安有不小影響，導致偷渡、走私和幽靈人口

大增；提倡觀光影響的是大量的遊客及遊覽車湧入，造成交通管理上因

擾。而監視錄影系統之裝設，在偵辦刑案及交通事故時，有很大的助益，

也具有預防犯罪的效果。受訪者也針對金門地區的治安管理提出增加警

力、增進兩岸治安聯防的合作、防制地下人口流動、強化對槍、毒、走

私的查緝與防範工作等建議。

基於研究所得的結論及受訪者的建議，本文認為金門地區在治安管

理策略方面，適宜採用問題導向的警政策略；可以針對金門地區特有的

治安問題，利用掃瞄、分析、反應及評估的 S.A.R.A模式，加以分析、瞭解其背後癥結、成因，並有效地加以處理、解決，以確保金門地區可

以維持良好的治安環境。


「問題導向警政」的警政策略強調針對特定的治安問題加以分析、

瞭解其背後癥結、成因，並有效地加以處理、解決。問題導向警政策略

認為，要改善治安狀況，應該要解決相關案件背後的問題。所謂的「問

題」，就是類似的個別案件所凝聚而成的集合群。亦即，將案件依據

其相近的人、相似的原因、類似的場合等加以分類；分析治安事件頻發

之人、事、時與地等因素。再針對其背後的共同原因加以處理，以「先

發」導向取代「反應」導向的勤務作為 (Goldstein, 1979, 1987; Peak and Glensor, 1996)。

針對金門地區治安的現況，以問題導向警政加以處理及預防，是一

種可行的策略。對於金門地區治安問題漸趨嚴重的現象，可以以問題導

向警政策略的 S.A.R.A模式，逐一加以解析，選擇適當的反應方式加以處理 (孫義雄，2010)；針對金門地區未來治安的隱憂，問題導向警政策略也可以事先做好犯罪預防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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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XPLORATORY STUDY OF THE CURRENT POLICING PUBLIC SECURITY ADMINISTRATION ON KINMEN

Yi-Hsiung SunDepartment of Administrative Management, Central Police University, Taiwan

AbstractAs far as public security administration is concerned, Kinmen, an

outlying island near mainland China, is a special region which has been controlled by the military for a long period of time. The tight security benefited the archipelago islands. However, as time went by, the public security administration of Kinmen became different from what it used to be due to the policy of three links. The policy of the three links included direct postal, transportation, and trade to mainland China, and cross-strait civil interactions. Since its initiation, the main concerns and directions of police public security administration in the areas of smuggling, stowaway, theft, travel disputes etc. were noticeably changed. Deployment of police officers �� the resources protecting the permanent registered residents on the island. Moreover, the recent dual cross-strait interactions and exchanges in Kinmen area were suggested to have worsened the situation by the extending issues of the related police public security administration. With the current two-tier system being changed to three-tier system policing, the shortage of manpower ��

�� supervisor to performer were conducted as part of the study. Results showed that apart from illustrating the problem with the public security administration, ��!��

* Received for publication February 9, 2011; �nal revision received April 26, 2011; accepted May 23, 2011.


to increase manpower in the police force, how to coordinate and organize the public security administration, how to increase joint efforts to combat crime cross-strait, etc. This study highly recommended problem-oriented policing (POP) as the alternative to improving public security, as the best security strategies can be achieved based on the spirit of POP. It is hoped that eventually more complicated police public security administration issues can be effectively managed in the Kinmen area.

Keyword: police public security administration, problem-oriented policing, joint effort to combat crime cross-strait


臺灣中央警察大學

擔心受到犯罪被害，不但影響旅客的到訪意願，且殃及當地旅遊業

的發展。為了解旅客害怕犯罪被害的心理反應，探討旅遊被害風險知覺

形成的相關因素，研究目的主要有三：一是瞭解旅客對於當地不同犯罪

被害類型的風險知覺，二是探討旅遊被害風險知覺與旅遊決策的關係，

三是分析旅遊資訊、風險意識強弱在風險知覺與旅遊決策間所扮演的角

色。本研究有助於旅客、旅遊業者及政府公部門作為觀光產業整體評估

與改善旅遊品質的參考。

本研究選擇前往印度的國際旅客為研究對象，於 2010年 1月在印度德里機場進行問卷調查，問卷調查採取受試者自行填寫的方式進行，

回收有效問卷共 156份。調查發現國際旅客覺得在印度被騷擾、詐騙及竊盜的機會較為普遍，亦反應出旅客遭受騷擾、詐欺、竊盜的被害經歷

最高。不同的被害經歷產生不同的被害恐懼感擴張效應。女性、亞洲人

明顯有較高的抑制行為。度假的遊客比商務旅客覺得被害風險更高。旅

遊被害風險知覺與旅遊決策間具有負向關係，旅遊風險意識及旅遊資訊

在被害風險知覺與旅遊決策關係間具有調節效果。

關鍵詞：旅遊犯罪、被害風險知覺、旅遊資訊、風險意識、旅遊決策

*收到日期：2011/02/16　修改日期：2011/04/15　接受日期：2011/04/25


旅客大多是到感覺很好的城市旅遊。安全問題當然會影響感覺，為

了安全，旅客會避免到犯罪率高、政治局勢不穩定的國家或地區，旅遊

期間會刻意尋找距離較近、熟悉的地方前往。旅遊期間常見的安全問題

包括犯罪、疾病 (中毒 )、交通事故、火災 (爆炸 )及意外事故，而不論就一般人的經驗或學術調查，出外旅行者最關注、同時也是最擔心的安

全問題，便是犯罪的發生，特別是怕被偷、被搶，或被詐騙 (鄭向敏、張進福 , 2002；Glensor and Peak, 2004；Hauber and Zandbergen, 1996)。

決定到某處旅遊相當於是旅客買下了當地，旅遊目的地可以像商品

一樣被銷售，卻無法像一般購物可以預先試用，如何選擇旅遊地點對於旅

客來說絕對是個複雜的決策歷程。犯罪問題當然會影響旅客對旅遊地點的

選擇，如果旅遊地點存有許多安全上的顧慮會讓潛在觀光客望之卻步；如

果觀光客覺得不安全，他們就不會想參與既定行程以外的活動；觀光客感

到自身安全備受威脅，就不太可能再重回舊地，也不會推薦其他人前往一

遊。根據 Garofalo(1981)的被害恐懼感刺激與反應模式，個體害怕犯罪被害的心理反應除個人特質外，亦不能忽略情境因素對被害恐懼感的影響，

親身的被害經歷，知道鄰居、或他人被害的替代性經驗，自然很容易引起

恐懼，此外，媒體的報導與渲染、甚至於單純的想像，也會導致異常的犯

罪恐懼。當個人自覺具有明顯的弱點或被害特質時，就會有較多的犯罪恐

懼感反應，也會根據客觀的評估採取適應、迴避、防衛等方式，提升自我

安全感受。是以旅遊被害風險評估不僅涉及旅客的個人特性，亦與對當地

的印象、以及自我防衛能力有關，對旅客來說，為減少財物損失、降低人

身被害風險，不論是目的地的選擇、決定是否旅行，或是採取何種方式旅

行，每一決策階段均受到被害風險知覺所影響。

2010年初筆者受邀到印度參訪印度，行前許多親友不斷提醒當地可能產生的安全問題。有足夠的研究證實，犯罪問題對於旅客的到訪意

願必然造成負面的影響 (Boakye, 2010)，特別是針對旅客被害事件經由媒體的報導，或政府對國人的旅遊警示均可能引起旅客對於旅遊地區或


鄰近國家產生相當不良的印象。印度一向被認為是具有高度風險的旅遊

目的地，高度神秘、政治不穩定，相當貧窮，文盲很多，恐怖主義，失

業的，沒有秩序，社會福利不好、官僚腐敗等，是很多人對印度的印象

(Chaudhary, 2000)，不安全的旅遊形象確實成為印度旅遊發展的一大阻礙， Chaudhary(2000)分析國際旅客對印度的十大負面觀感，其中排名前三項目皆與犯罪與社會失序現象有關，分別是小型竊盜、欺騙旅客與

乞丐騷擾，因此認為印度旅遊的風險問題值得深層探討。

擔心受到犯罪被害，不但影響旅客的到訪意願，且殃及當地旅遊業

的發展。為了解旅客害怕犯罪被害的心理反應，探討旅遊被害風險知覺

形成的相關因素，本研究選擇前往印度的國際旅客為研究對象，研究目

的主要有三：一是瞭解旅客對於當地不同犯罪被害類型的風險知覺，二

是探討遊被害風險知覺與旅遊決策的關係，三是分析旅遊資訊、風險意

識強弱在風險知覺與旅遊決策間所扮演的角色。本研究有助於瞭解旅客

如何判斷在旅遊當地的犯罪被害風險，找出形成旅客被害風險知覺之情

境或條件，提供旅客、旅遊業者及政府公部門作為觀光產業整體評估與

改善旅遊品質的參考。

( )

擔心或害怕犯罪被害指的是旅客面對即將前往目的地，可能受到犯

罪侵害的一種主觀風險認知，擔心受到犯罪被害，旅客經常被告誡不要

攜帶太多現金或有價值的財物，儘量參加旅行團或結伴旅行，刻意穿著

打扮得像當地人。然而出外旅行者仍被證實比當地民眾更易受到犯罪的

侵害 (Boakye, 2010)，犯罪分子視遊客是「容易攻擊的目標」或「錯誤時空的產物」，旅客常帶很多現金和財物，行為也和在家很不一樣，像

是去夜店狂歡，到危險失序的地方探險，常做一些錯誤的決定，或從事

招致人身財物安全的行為 (邱淑蘋， 2008)。外國旅客更加難以辨識當地嫌犯，因此被害後更不願報案 (Harper, 2001)。旅客的外形、語言障礙、


不同的文化與習慣，非常容易從群體中被分辨出來 (Lepp and Gibson, 2003)。旅客和當地居民經濟實力上的差距會增強居民不滿，常因此引起騷擾或非法取財的動機 (邱淑蘋， 2009)。

犯罪被害風險是指對自己可能遭受侵害，抵抗犯罪的能力或對犯

罪敏感度的知覺評估，個人評估犯罪被害風險越高，表示個體感覺遭受

身體及財產犯罪被害的可能性越高。旅客覺得越沒安全感，不但阻礙其

前往目的地的可能性，也影響其再訪的意願，旅客也會採取各種防衛

方式以免在當地受到犯罪事件侵害。Sonmez and Graefe(1998)研究發現77%旅客表示他們只會選擇安全的城市去旅遊。前往牙買加的多數歐洲旅客寧可住在安全性較高的度假村 (Alleyne and Boxill, 2003)，為了安全，關島度假的日本旅客較不願意參加行程以外安排的活動 (Hauber and Zandbergen, 1996)。參加旅行團也是另一種降低被害風險的決策，相較於一般自由行旅客，參團旅客絕大多數時間都處於較安全、易受到保護

的情境之中，參團行程可以大幅減少旅客在不熟悉當地情況下，誤入危

險失序場域的風險，集體出入的活動方式益使得罪犯難以接近 (邱淑蘋，2010)。Han(2005)分析前往歐洲的拉丁美洲參團旅客發現，65歲以上的旅客選擇參團的主因是為了人身安全。

旅遊期間旅客遭受他人惡意的傷害類型主要有：(1)偷竊、詐騙、強盜、搶奪、詐欺等，常見的旅遊財產被害案件；(2)旅客被殺害、強制性交和情節嚴重的武力脅迫暴力犯罪；(3)危害旅客安全的恐怖主義活動；(4)旅遊從業者或當地執法人員，利用職權對旅客實施非法搜身、非法拘禁、刑訊逼供、報復陷害等侵犯人身權利的犯罪型態；(5)受到街頭小販、乞丐、皮條客、計程車司機和當地人騷擾的負面經驗 (邱淑蘋， 2009a)。擔心或害怕犯罪被害，通常會以三種方式表現出來：(1)關心當地的治安問題，特別是旅遊地區較常發生、嚴重的犯罪事件或社會失序

現象；(2)個人直覺上覺得自己可能的被害風險，若人們知覺自己被害可能性很高時，擔心或害怕的程度也隨著增加；(3)衡量環境中可能受到犯罪的威脅，因而採取防範行為 (邱淑蘋， 2002)。因此，衡量旅客的犯罪


被害風險感時，除明確劃分不同的犯罪被害類型，也應涵蓋認知、情緒

及反應的要素，以利比較評估。

( )

旅遊風險意識是指旅遊者對安全問題的認識、關注和反應。鄭向敏

(2003)針對大陸地區福建省的旅遊安全調查發現，旅遊安全意識薄弱是發生旅遊安全問題最主要的原因。根據邱淑蘋、林士彥 (2010)探索旅客對於旅遊犯罪被害的想法，發現旅客總是缺少警覺、忽視旅遊期間衍生

的犯罪問題，例如旅客總認為旅遊犯罪並不普遍；認為嚴重的暴力犯罪

才是被害；覺得犯罪不會發生在自己身上；即使遭受犯罪被害，旅客也

不須責任；男性遊客比女性較有能力保護自己，因此更不容易被害；相

信會攻擊旅客的人是使用毒品、外形凶險、愚笨、懶惰之人；且無論作

什麼都不能保護自己免於受到無法預期的犯罪被害。鄭向敏 (2003)的研究發現，旅遊安全關注度與年齡、性別、社經地位等人口特質有關，當

得知旅遊地區不安全時，女性、年紀長的旅客更偏向取消旅行計劃；年

紀輕的旅客傾向無所謂、照常前往；家人同行、收入越高者越傾向取消

計劃。旅遊安全關注程度亦與旅客的性格有關，自主性的旅客是積極的，

愛冒險的，喜歡刺激，選擇旅遊目的地時較不考慮安全問題 (Lepp and Gibson, 2003)。感官追求特質較高者，樂於追求新的、或不同於以往的旅遊，寧願獨立決定他們的旅遊安排前往陌生的地方，也越不認為旅遊

地區安全與否很重要 (莊惠安， 2004)。

( )

旅遊環境中的訊息亦可能影響旅客的風險知覺與到訪或重遊的

意願。旅遊地區犯罪事件頻傳，旅遊環境出現髒亂、沒有秩序的現

象，媒體的負面報導，皆會形成個體對旅遊目的地的印象 (Hauber and Zandbergen, 1996；George, 2003、2010；Chaudhary, 2000)。除了來自報章雜誌、電視媒體，或他人的被害經歷引起旅客的被害恐懼感受外，當

旅客親身或目賭直接有侵犯或犯罪行為，將產生更高的犯罪被害恐懼感


(Milman and Bach, 1999；Demos, 1992；Hauber and Zandbergen, 1996)。另有研究指出，受害經驗對於旅客返回目的地的決定似乎不具有重大的

影響力 (Mawby et al., 2000；George, 2003)，重點在於旅遊地當局的偵辦滿意度，旅客強烈地表達不願再重返受害地區，是因為對於當局在處理

報案程序上給予負面的評價 (Pizam and Mansfeld, 1996)。

就環境心理學的觀點，人們傾向於判斷不熟悉的環境是危險的，

因為缺乏自信心而心生恐懼，反之，在熟悉的環境下，對事物的敏感度

會降低，覺得更安全 (Milman and Pizam, 1995)，正如美國和墨西哥邊界處的美國領土，像是去一個不熟悉的區域，將增加旅客對風險的疑慮

(Martinez, 2000)。隨著旅客到訪當地的次數越高，越熟悉當地事物，覺得被害風險越低，再次前往的機會也越高 (Lepp and Gibson, 2003)。停留時間長短、旅遊目的也會影響旅客對當地的熟悉度，待得越久的旅客覺

得當地的犯罪率越低 (George, 2003)，商務和度假遊客較少有可能被告知當地的犯罪消息，所以較不那麼懼怕犯罪被害。因為旅遊安全的問題考

慮，度假觀光和探親訪友的旅客，比起商務遊客，較不可能重返旅遊目

的地 (George, 2003)。Mazursky(1989)指出，即便沒來過此地，個人的旅遊體驗甚至比從其他管道獲得的信息，對於往後的旅行安全觀感更具影

響力。Sönmez and Graefe(1998)針對美國旅客的研究就發現，擁有國際旅行體驗的受訪者比起那些缺乏旅行經驗者，更能夠客觀的反應實際的

安全狀況，過去的旅遊見聞對事務有一定的判斷力，旅行經驗將促使旅

客有更安全的感覺。

( )

根據蓋洛法羅 (Garofalo, 1981)的被害恐懼感一般模式，犯罪資訊影響犯罪印象的形成，而個人的態度或信念亦會影響犯罪印象的形成，針

對上述文獻與本研究目的，提出三項假設以進行驗證：假設 1旅遊被害風險知覺與旅遊決策間具有負向關係。假設 2旅遊風險意識在旅遊被害


風險知覺與旅遊決策關係間具有調節效果。假設 3旅遊資訊在旅遊被害風險知覺與旅遊決策關係間具有調節效果。研究架構如圖一。

圖一研究架構圖

( )

為避免旅客對當地的危險作出想像性的評估，本研究選擇印度國際

機場作為調查場所，詢問離境旅客對印度的安全感受。由於印度德里機

場的管制規定，出境旅客必須於飛機起飛前三小時始得進入機場內辦理

手續，造成問卷調查執行上的困難，本研究只好臨時將調查地點更換至

機場 T2旁邊之旅客餐飲服務中心。

調查時間為 2010年 1月 17-31日共計 15天，研究人員於每日下午一點到五點，選擇大門入口座位處點餐守候，凡進入餐飲服務中心之旅

客，外形狀似外國人、且攜帶大量行李者，皆為本研究逐一徵詢之對象。

為爭取旅客配合調查意願，研究人員將靜待旅客放下行李、吃完餐點後，

才主動上前自我介紹並說明研究原委，接著徵詢旅客的受訪意願。問卷

填答前會再次確認受試者年齡為 18歲以上，及是否為印度當地人，排除因外型辨識產生的誤差。

調查期間總共詢問 212名旅客，有 22名旅客表示自己是印度人，不符合本問卷之調查對象， 34名旅客拒絕填答，拒絕的原因包括沒有


時間、看不懂英文、不想惹麻煩、不信任陌生人。同意受訪旅客共 156名。為便於國際旅客問案之填答，調查問卷以英文問卷為主，如遇中國

大陸及臺灣旅客，則交予中文問卷。問卷調查採取受試者自行填寫的方

式進行，受試者填答期間研究人員則在旁等候，以便隨時回答填答者的

疑問，問卷填答完畢後當場回收，並隨即檢查無誤，或是否有遺漏情形，

以確保每份資料均為有效問卷。

( )

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方式獲取資料，問卷分為五部份：第一部份是

旅遊資訊，為衡量旅客對印度的了解與認識，總共 5題，採李克特 5點量表尺度來測定 (1表非常不同意，5表非常同意 )。第二部份是被害經歷，詢問旅遊期間是否遭遇各類犯罪被害型態，總共 8題，分為「是」，和「否」二組。第三部份是旅遊被害風險，包括 (1)國際旅客遭受各類犯罪被害型態的可能性，總共 5題，採李克特 5點量表尺度來測定 (1表非常不可能，5表非常可能 )。(2)旅遊期間的因應行為，總共 5題，採李克特 5點量表尺度來測定 (1表非常不同意，5表非常同意 )。第四部份為衡量旅客的風險意識，總共 6題，採李克特 5點量表尺度來測定 (1表非常不同意，5表非常同意 )。第五部份是旅遊決策，總共 2題，採李克特 5點量表尺度來測定 (1表非常不同意，5表非常同意 )。第六部份是個人基本及旅遊資料，包括性別、年齡、國籍、教育程度、收入、出國

次數、印度旅遊次數、停留天數、旅遊目的、資訊管道及旅遊方式。

本研究以 SPSS統計套裝軟體作為資料統計工具，採用敘述性統計、變異數分析、相關分析、因素分析及迴歸分析，檢測旅遊被害風險知覺

與旅遊決策各變項間的關係。

( )

樣本特性如表一所示。本次調查旅客以男性為多 (62.2%)，年齡以


21-35歲占全部調查樣本 51.92%，客源地以亞洲地區居多 (33.80%)，教育程度分佈以大專為主 (66%)，每月平均收入以 US$501~2,000居多(24.36%)。旅客的旅遊行為方面，近三年出國總次數以 5次以內居多(64.2%)，有來過印度旅遊的遊客占 42.2%，停留 1-15天居多 (48.9%)，旅行的目的多為觀光休閒 (51.9%)，從網路獲得旅遊資訊為多 (80.1%)，來到印度旅遊方式以自助旅行為主 (89.1%)。

表一樣本特性分析

項目N

(名 )

比率

(%)項目

N

(名 )

比率

(%)

性別男 97 62.20

國籍

亞洲 52 33.80

女 59 37.80 歐洲 44 28.21

年齡

20歲以下 9 5.77 美洲 42 26.92

21-35 81 51.92 紐澳 17 10.99

36-50 35 12.20 旅遊

方式

自由行 139 89.10

51-65 22 14.10 參團與聘請當地導遊 15 9.70

66歲以上 6 3.85

學歷

高中以下 10 6.41

旅遊

目的

觀光 81 51.90 大專 103 66.03

商務 41 36.80 研究生 39 25.00

探親 19 12.20 其他 4 2.56

會議 13 8.30

旅遊資

訊來源

網路 125 80.10

月收入

US$500以下 23 14.74 親友告知 94 60.20

US$ 501~2000 38 24.36 書報雜誌 66 42.30

US$2001~4000 26 11.30 電視 31 19.90

US$4001~6000 22 14.10 旅行社或導遊 22 14.10

US$6001 以上 24 15.38 訪印

經歷

有 66 42.20

三年

出國

總次數

1-5次 100 64.20 無 89 57.60

6-10次 32 20.51停留

天數

1-15天 76 48.90

21次以上 18 11.54 16-30天 42 26.80

總樣本數 156名 31天以上 38 24.30

( )

(1)


156名旅客自陳在旅遊期間是否遭受各種被害類型的資料如表二，遭受各種類型的被害人數高低依序是騷擾 (101人 )、詐騙 (77人 )、偷竊(23人 )、性騷擾 (21人 )、搶劫 (12人 )、非法搜身拘禁勒索 (11人 )與攻擊 (6人 )。高達 64.7％旅客受過乞丐、商販、司機或當地人的騷擾，詐騙被害經歷次之，發生殺害、攻擊、毆打等暴力被害的可能性最低。

表二各類型被害人數分配表被害型態樣本總數 156人有被害個數 (百分比 ) 無被害個數 (百分比 )

乞丐、商販、司機或當地人騷擾 101 (64.7％ ) 55 (35.3％ )

詐騙 77 (49.4％ ) 79 (50.6％ )

偷竊、租車被偷 23 (14.7％ ) 133 (85.3％ )

性騷擾 21 (13.5％ ) 155 (86.5％ )

搶劫 12 ( 7.7％ ) 144 (92.3％ )

非法搜身、拘禁、勒索 11 ( 7.1％ ) 145 (92.9％ )

攻擊 6 ( 3.8％ ) 150 (96.2％ )

(2)

本研究將犯罪被害型態分成五大類，表三顯示國際旅客在印度旅遊

時覺得可能遭受各種類型的被害機會，其平均數高低依序是騷擾 (4.05)、財產被害 (3.52)、權利被害 (2.76)、性騷擾及性侵害 (2.6)、暴力被害(2.29)。足見，旅客覺得最有可能遭受乞丐、商販、皮條客、司機或當地人的騷擾，次為涉及財產犯罪的偷竊、扒竊、搶劫、詐騙等被害，覺得

發生殺害、攻擊、毆打等暴力被害的可能性最低。

表三被害可能性知覺分析表犯罪被害型態平均數標準差總分

乞丐、商販、皮條客、司機或當地人騷擾 4.05 1.22 612

偷竊、扒竊、搶劫、詐騙 3.52 1.20 546

非法搜身、拘禁、勒索 2.76 1.15 425

強制性交、性騷擾 2.63 1.15 407

殺害、攻擊、毆打 2.29 1.06 352


(3)

旅客的性別、年齡、國籍、教育程度及收入與採取白天避免單獨行

動、夜間避免外出、不起眼打扮、獨自乘車、儘量待在旅館等因應行為

的可能性分析結果如表四，性別與國籍呈顯著差異，女性採取各項因應

行為程度顯著高於男性，來自亞洲的旅客採取各項因應行為程度顯著高

於歐洲旅客。

表四性別、國籍與防衛行為之差異性分析表人口變項樣本數平均數 T/F值平均差異事後比較

性別男女

97人59

13.845 15.780 4.563*

國籍

亞洲地區歐洲地區美加地區紐澳地區

52434217

15.885 12.279 15.095 15.235

3.774** 3.60555* (亞洲 -歐洲 )0.78938 (亞洲 -美加 )0.64932 (亞洲 -紐澳 )

** 顯著水準 p< 0.01時 * 顯著水準 p<0.05時

(4)

個人的被害經歷與被害可能性知覺相關係數如表五，顯示攻擊被害

經歷會同時增加暴力犯罪被害 (r=0.168*)及性侵害 (r=0.211**)的風險知覺，而非法搜身拘禁勒索 (r=0.190*)及性騷擾 (r=0.260**)經驗只會提高對該類犯罪的恐懼感而已。然而詐騙被害經歷卻會擴及所有的被害型態

風險感知 (暴力 r=0.262**、財產 r=0.262**、性侵害 r=0.308**、權利被害 r=0.272**、騷擾 r=0.220**)。曾遭受當地人騷擾的旅客則覺得在印度旅行容易受到財產被害 (r=0.233**)、權利被害 (r=0.281*)及騷擾事件(r=0.536**)。

一般而言，直接的被害經歷應有更高的恐懼感，並因此產生更多

的防衛行為。如表五顯示，曾受到攻擊的旅客較會待在旅館以降低風

險 (r=0.178*)，詐騙經驗的旅客較會刻意作不起眼的打扮以避免被害(r=0.285**)。


表五被害經歷與被害可能性知覺、防衛行為相關係數表被害經歷

攻擊搶劫偷竊詐騙搜身拘禁勒索性騷擾其他騷擾

被害可能性知覺

暴力被害 0.168* 0.068 0.111 0.262** 0.140 0.108 0.135

財產被害 0.080 0.115 0.060 0.358** 0.026 0.063 0.233**

性侵害 0.211** 0.115 0.152 0.308** 0.134 0.260** 0.111

權利被害 0.101 0.061 0.072 0.272** 0.190* 0.098 0.281**

騷擾 -0.093 -0.075 0.012 0.220** -0.012 0.061 0.536**

防衛行為

作不起眼打扮 0.046 -0.030 0.004 0.285** 0.017 0.031 0.062

待在住處 0.178* 0.015 0.091 -0.024 0.094 -0.065 -0.045

** 顯著水準 p< 0.01 * 顯著水準 p<0.05

(5)

理論上，到訪過印度、旅遊方式、旅遊目的、出國次數、停留天數

等，均會影響旅客對當地的瞭解與熟悉度，進而影響對當地的風險知覺

(George, 2003)。本次調查發現如表六，僅旅遊目的與被害可能性知覺具有顯著差異 (F=4.383**)。

表六旅遊行為差異性被害風險分析表

來過印度旅行方式旅遊目的出國次數停留天數

F-value F-value F-value F-value F-value被害可能性知覺 0.820 0.623 4.383** 0.081 1.586防衛行為 0.743 2.232 0.805 0.214 1.122

** 顯著水準 p< 0.01時 *顯著水準 p<0.05時

( )

本研究採用因素分析法以有效反應旅遊被害風險知覺、風險意識與

旅遊資訊各個概念之題項 (如表七所示 )，首先進行資料的合適性檢驗，得到 KMO值分別為 0.819、0.505、0.576，根據主成分析因素負載的變數，旅遊被害風險知覺方面萃取出 8個題項，分別命名為防衛行為和被


害可能性知覺。風險意識方面萃取出 6個題項，分別命名為冒險型、宿命型和防護型。旅遊資訊方面萃取出 4個題項，分別命名為對當地的瞭解和對當地感興趣。

表七旅遊風險知覺、風險意識與旅遊資訊的因素分析表因素名稱題目因素負荷特徵值解釋變異量

被害風險知覺因素分析

因素 1防衛行為

儘量待在旅館 0.884

2.882 32.026%

KMO=0.819Bartlett=530.389自由度 =36Sig.=0.000

害怕獨自搭車 0.855

白天避免單獨行動 0.741

夜間避免外出 0.740

因素 2知覺被害可能性

偷竊、扒竊、搶劫、詐騙 0.824

2.726 30.726%

強制性交、性騷擾 0.816

殺害、攻擊、毆打 0.679

乞丐、商販、皮條客、司機或當地人的騷擾

0.673

非法搜身、拘禁、勒索 0.596

風險意識因素分析 (reverse coding)

因素 1冒險型

常去危險的地區旅行 0.8831.530 25.500%


常從事有風險的事 0.845

因素 2宿命型

犯罪被害都是自有安排 0.8221.488 24.793%

犯罪被害是難以避免 0.818

因素 3防護型

男性比女性更不容易被害 0.8231.241 20.676%

防範措施可以減少被害 0.719

旅遊資訊因素分析

因素 1對當地的瞭解

常聽到看到旅客在印度被害 0.8561.318 32.957%


花很多時間搜集相關資料 0.706

因素 2對當地感興趣

對印度事物相當感興趣 0.8591.302 32.562%

常聽到讀到有關印度的事情 0.697

( )

為檢證旅遊被害風險知覺與旅遊決策的關係，本研究把旅遊被害風

險知覺的防衛行為與知覺被害可能性二個因素作為自變項，將旅遊的重

遊與推薦二個決策作為依變數，分別進行線性多元回歸分析 (如表八 )，結果發現知覺被害可能性因素對於重遊與推薦決策均產生顯著性影響，

二者的相關係數分別是 0.285**及 0.349**，即旅客覺得在當地遭受犯罪


被害的可能性越高，越會因此考慮不再來印度，同時也越會警告親友不

要來印度旅遊。

表八被害風險知覺與旅遊決策回歸分析表被害風險知覺因素 B Beta t-value p-value F值 R2

重遊決策

防衛行為 0.187 0.136 1.672 0.09711.130 0.280

知覺被害可能性 0.272 0.285 3.510 0.001**

推薦決策

防衛行為 0.074 0.055 0.682 0.49612.270 0.249

知覺被害可能性 0.326 0.349 4.329 0.000**

**顯著水準 p< 0.01時 * 顯著水準 p< 0.05時

( )

為驗證風險意識、旅遊資訊在旅遊被害風險知覺與旅遊決策關係間

是否具有調節效果，本研究以逐層迴歸方式，除了將旅遊被害風險知覺

的二個因素作為自變項外，亦加入風險意識的三個因素及旅遊資訊的二

個因素，以重遊與推薦決策作為依變數，逐一進行變項間之交互作用效

果檢測，交互效果顯著之影響因素列表如表九。

就風險意識而言，僅被害可能性知覺因素與宿命型因素的交互作用

具有顯著性影響 (Beta=0.858*)，表示非宿命型的旅客越認為旅遊期間遭受犯罪被害的可能性較高，未來會考慮到當地的治安問題而不再來印度

旅遊。

就旅遊資訊而言，防衛行為因素與對當地的瞭解因素交互作用對重

遊、推薦決策均具有顯著性影響，相關係數分別是 -0.925**和 -0.950**，即花了很多時間蒐集相關資料，或常聽聞旅客在印度被害訊息的旅客，

越會採取防衛行為，但不會因為印度的治安問題而不再重返，也不會警

告親友不要來印度旅遊。被害可能性知覺因素與對當地感興趣因素交

互作用對重遊、推薦決策亦具有顯著性影響，相關係數分別是 -0.800**和 -0.996*，顯示對印度越感興趣的旅客，越不因為犯罪被害的可能性很


高而不再來印度，也不會為了安全問題而警告親友不要來印度旅遊。

表九風險意識、旅遊資訊在被害風險知覺與旅遊決策之迴歸分析表交互因素 Beta t-value p-value F值 R2

重遊決策

被害可能性知覺 x 宿命型 0.858 2.493 0.014* 8.734 0.227

防衛行為 x 對當地的瞭解 -0.925 -2.841 0.005** 7.077 0.192

被害可能性知覺 x 對當地感興趣 -0.800 -2.258 0.025* 8.431 0.221

推薦決策

防衛行為 x 對當地的瞭解 -0.950 -2.938 0.004** 7.609 0.203

被害可能性知覺 x 對當地感興趣 -0.996 -2.819 0.005** 8.670 0.225

** 顯著水準 p< 0.01時 * 顯著水準 p< 0.05時

( )

本研究將旅遊犯罪被害型態細分成暴力、財產、性騷擾和性侵害、

權利及騷擾被害等五大類，調查發現國際旅客覺得在印度被騷擾、詐騙

及竊盜的機會較為普遍，亦反應出旅客遭受騷擾、詐欺、竊盜的被害經

歷最高，而暴力犯罪與性犯罪，不論在被害經歷或風險知覺評估，都呈

現較低的被害率。可見，旅遊行為中真正嚴重的被害案件仍屬不多，旅

客對各類犯罪型態的知覺受害程度與真實的被害經歷相當吻合。

旅遊被害風險知覺不只影響旅客的被害恐懼感，也會影響旅客的因

應行為，對於直接的被害者，更會積極地採取各種防衛手段，減低可能

的危險或恐懼 (邱淑蘋，2002)。本研究發現，女性知覺自己有更高的被害弱點，明顯地有較高的抑制行為。相較於歐洲人，亞洲人較可能採

取各種防衛行為。經歷過嚴重暴力被害的旅客則寧願待在旅館以保護自

己。有過被詐騙經驗的旅客常以不起眼打扮，降低其再次被害的可能性。

度假的遊客比商務旅客覺得在當地被害的可能性更高，可能的解釋是，

洽公的旅客在當地的食宿、交通及行程，大多已由當地人事前安排，甚

至有人接機與全程陪同，比起度假觀光的遊客受到更多的支持與保護，


不但降低被害機會，亦增加旅客的安全感受。

為驗證犯罪被害恐懼感的擴張效應，本研究以個人被害經歷檢測知

覺被害的可能性，發現權利被害 (如非法搜身、拘禁、勒索 )及性騷擾經驗只會提高對該類犯罪的恐懼感而已。而攻擊被害經歷會同時增加暴

力犯罪及性侵害的風險知覺；騷擾經驗的旅客則覺得在印度旅行受到財

產、權利及騷擾的機會大增；受到詐欺的被害旅客，易於對當地抱持不

信任感及懷有戒心，除害怕再次上當受騙外，也會擴及各種被害型態的

風險感知。

從旅遊被害風險知覺、風險意識、旅遊資訊與旅遊決策的關係調查

發現，旅客對印度的治安信任感越低，就越想抽離，推薦他人來此旅行

的意願也較低。具有高度安全意識者，特別是不認為犯罪被害是運氣問

題，也不認為被害與否是無法改變的旅客，覺得旅遊期間遭受犯罪被害

的可能性很高，當得知旅遊地點不安全時，則降低其重遊的意願。此外，

投入很多時間蒐集印度資料，或常聽聞旅客在印度被害訊息的旅客，越

會採取防衛行為，但不會為了當地的治安問題而不再重返，也不致警告

親友不要來印度旅遊。原先對於印度感到高度興趣的旅客，表示儘管犯

罪被害的可能性很高，也不會影響其旅遊重遊與推薦的決定。本研究證

實旅遊被害風險知覺與旅遊決策間具有負向關係，且旅遊風險意識及旅

遊資訊在被害風險知覺與旅遊決策關係間具有調節效果。

( )

本研究顯示有三分之二的旅客在旅遊期間經歷過某些型態的騷擾，

有過半數的旅客表示受到詐騙，旅遊騷擾與詐欺問題不僅影響旅客的旅

遊品質，同時也威脅到城市安全的形象，甚至是整體觀光事業的經濟問

題，值得有關當局正視並積極改善。政策上，旅遊業者必須和當地的刑

事司法體系共同提供旅客關於報案與犯罪預防的資訊，並透過生動活潑

的旅遊安全手冊廣為宣導，以確保旅客能夠獲得真實的被害風險資訊。

同時，旅遊目的地在吸引遊客時需注意宣傳自身的旅遊安全資訊，降低


外來遊客對本地的旅遊犯罪被害風險知覺。研究亦發現，對印度越感興

趣的旅客，越不因為犯罪被害的可能性很高而不再來印度，也不會為了

安全問題而警告親友不要來印度旅遊。可見，旅客的信念和態度較不受

風險所影響，開拓印度旅遊市場時，應朝向多元藝術與豐富的文化遺產

作為訴求，也許能夠降低國際旅客購買旅遊時可能考慮的風險，促使旅

客順利購買。

旅遊者對旅遊目的地安全上的信心是影響旅遊決策和旅遊業可否永

續發展的重要因素，潛藏旅客內心的知覺危險反應，涉及個人及與整體

環境的關係，未來研究除設法了解更多變項間的交互作用外，也應考慮

社會現象具有地域性與文化性，跨國性比較仍有待努力開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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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RISK PERCEPTIONS FROM INTERNATIONAL TOURISTS TO INDIA Shu-Pin ChiuCentral Police University, Taiwan

Abstract"�� #��

harms the development of local tourism.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mental reaction to fears of victimization from tourists and to discuss the relevant factors to perception of victim risk, this study takes international tourists to India as the research population. There are three purposes of this study. First, to understand degrees of risk perception from tourists toward different kinds of crime victims in India; second, to discus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ception of tourist victimization and visiting decision; and the last is to test that tourism information and risk awareness have interactive effects on perceptions of tourist victimization and visiting decision. The conclusion of this study presents a reference for tourists, tourism sector professionals, and governments to evaluate the whole tourism industry and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ravel.

The study examined survey data of 156 international tourists during their visit to India in January 2010. Participants were most concerned with harassment, fraud and larceny, and these were also the crimes that they had encountered frequently. Female and Asian tourists took more defense reactions than their male and European counterparts. In comparison to business tourists, sightseeing tourists perceived that they were more likely to become victims in India. In addition, different victim experiences in India tended to affect � �� +��was a nega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ception of tourist victimization and visiting decision. Moreover, travel risk awareness and travel information had interactive effects on perceptions of victimization and visiting decision.

Keyword: tourism crime, perception of crime risk, risk awareness, travel information, visiting decision

* Received for publication February 16, 2011; �nal revision received April 15, 2011; accepted April 25, 2011.


美國麻州大學羅威爾分校犯罪學及刑事司法系

美國州立布蘭奇沃大學刑事司法系

美國拉格斯大學刑事司法系

香港城市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

南韓政府於 2004年頒布了“性賣買特別法” (Act on the Punishment

of Intermediating in the Sex Trade)。此法案包括加重對妓院的持有人及性服務顧客的懲罰。法案推行以後，不少人認為此法案根本未能真正的壓

制當地的性產業活動，而只能令活動傳統的紅燈區轉移至其他更隱蔽的

場所繼續經營，造成了犯罪轉移 (crime displacement)。犯罪轉移的研究在犯罪學的領域上受學者重視，其研究對於公共政策的制定及執法部門

同樣重要。一個法案制定與執行的成敗，往往決定於法案制定及執行後

會否出現犯罪轉移的情況。換言之，假若法案推行後出現嚴重的、大規

模的犯罪轉移，就代表著法案未能有效打擊或減少罪行，相反，更有機

會增加日後打擊罪案的困難度。

*收到日期：2011/09/06　修改日期：2011/09/14　接受日期：2011/09/25


在次研究中，我們採用了三種不同的研究資料作為研究基礎，

包括 2000年至 2009年有關參與性產業活動的官方犯罪統計數據，一百七十四份有關性產業的新聞剪報，及一千多位當地性工作者問卷調

查等資料作分析。我們發現南韓的反性產業新法例和一連串的掃蕩行動

表面上取得成效，但事實上對於年資較長和曾經從事非性產業妓院賣淫

活動的性工作者，以及性服務顧客的作用有限，反而出現了犯案地點轉

移 (spatial displacement)和犯罪手法轉移 (tactical displacement)。最後，作者會從政策及理論層面作討論，說明犯罪轉移出現的決定因素是在於

犯罪機會，犯罪者及監管措施等影响，為犯罪轉移的研究訂下新的研究

方向。

關鍵詞：韓國、性服務、性工作者、犯罪轉移


南韓政府於 2004年頒布了“性賣買特別法” (Act on the Punishment of Intermediating in the Sex Trade)。此法案對妓院的持有者及其顧客等違法者處罰非常嚴厲，當中包括大額罰款及長期監禁。此法案制訂的背景

是源於 2000年一連串的紅燈區妓院火災而引致二十四名性工作者死亡。第一宗火災事故是在 2000年 9月於群山市 ( Gunsan ) 發生，五名性工作者被困於密蔽的妓院中無法逃出而送命。事件發生後不及半年，四名性

工作者死於釜山市 (Busan)的大火。2002年 1月，群山市的妓院再度發生火災而導致十四名性工作者，包括兩名妓院持有人死亡。一連串的火

災及死亡事故不單震驚全國，事件調查更發現不少性工作者被淪為商品

一般被性產業操控者買賣，亦有性工作者因為欠下妓院持有者債務而需

要為妓院提供性服務以償還欠債。不少社會人士及非政府機構十分關注

現存有關打擊賣淫的手法及政策，及當地性產業殘酷及不人道的工作環

境及工作模式，以及性工作者的人權 (Presidential Commission on Policy Planning, 2008)。

在性賣買特別法推行之後，執法部門立即推行一連串針對妓院持有

人及其顧客的掃黃行動。在短短一年以來，妓院及性工作者的數量明顯

下降。根據南韓警察部的刑事白皮書 (Criminal White Paper of the Korean National Police Agency)，當地妓院的數量於一年內由 2004年 9月的 1,679間減少了 36.8%至 1,061間；而性工作者的數量於同年亦同時下跌，由3,142人減少了 18.4%至 2,653人。

即使執法部門大力打擊性產業的掃蕩行動，令妓院及性工作者的數

量有明顯減少，但不少觀察者認為南韓的性產業只是由傳統的紅燈區轉

移至更隱蔽的地點，包括髮型屋，卡拉 OK，按摩院，甚至把經營的方式轉移至網絡 (Ann, 2007; Choi, 2007; Heo, 2008; Kang, 2005; Lee, 2009; Park, 2006)，他們認為此法案在某程度上只能有限度的壓制性產業於同一地點經營，但亦有機會導致其經營轉移至其他地區，造成犯罪轉移 (crime displacement)。當犯罪活動在地點上、時間上、目標上、策略上，甚至在所犯的罪行因執法部門的打擊及掃蕩而有所轉變，我們均統稱為


犯罪轉移。如 Choi (2007)有關妓院研究的觀察所得，自從“性賣買特別法”推出以後，性產業的營運地點及方式便出現巨大的轉變，有別於妓

院高度集中於紅燈區的營運模式。新型的妓院散落在住宅區，並能於區

中的小商店中經營，如洗衣店及五金舖。新型的妓院在極度隱蔽的大厦

中既沒有標誌，出入口位處於地牢，並在隱蔽的商店內經營兼不顯眼。

由紅燈區轉移至住宅區，由傳統妓院改為小商店中經營，這一種新型經

營手法可理解為犯罪手法轉移 (tactical crime displacement) 及犯罪空間或地點轉移 (special crime displacement)。

性產業在執法部門的嚴厲監控措施下而出現轉移至紅燈區外的情況

並不是一個南韓獨有的新現象，加拿大溫哥華 (Lowman, 1992)，美國紐約市 (Murphy and Venkatesh, 2006) 和兩個倫敦的紅燈區 (Hubbard, 1998)亦有同樣的發現。不論是那一種模式，犯罪轉移基本上是一種適應監控

措施的自然反應，亦是所有學者，政策制定者及關心防治和監管罪案的

人士所關注的。此項有關南韓“性賣買特別法”對當地性產業影響的研

究目的，不單是讓讀者對於反性產業的政策有深入的了解，同時令讀者

對於犯罪轉移背後複雜的因素及對政策的影響作深入探討。本文先會介

紹有關犯罪轉移的理論背景，以及和犯罪轉移相關的理論。是項研究採

用了三種不同的研究資料作為研究基礎，包括 2000年至 2009年有關參與性產業活動的數據，一百七十四份有關性產業轉移的新聞剪報，以及

一千零七十八名當地的性工作者問卷調查等資料作分析。最後，作者會

從政策及理論層面作深入討論，令讀者對現行的打擊性產業的政策有更

進一步的認識。

犯罪轉移基本上可以由多種角度作分析，當中包括了犯案的轉移 (temporal displacement)，犯案地點或空間轉移 (spatial displacement)，犯罪目標轉移 (target displacement)，犯罪手法轉移 (tactical displacement)及罪行轉移 (offence displacement) (見 Reppetto, 1976; Hakim and Rengert, 1981)。下列為各種犯罪轉移的解釋：


1. 犯案時間的轉變：意即犯罪者改變其犯罪的時間，由慣常的時段，更改為另一個時段或日子進行犯罪活動。

2. 犯案地點或空間轉移：意即犯罪者會改變其犯罪的地點或目的地轉移往另一個地點、場所或社區。

3. 犯罪目標轉移：意即犯罪者會改變犯罪的目標人物，令受害者的種類由一種轉變成另一種。

4. 犯罪手法轉變：意即犯罪者會改變其犯罪的手法、技術或模式。5. 罪行轉移：意即犯罪者所犯的罪行會改變為另一種罪行。

不管是那一種的犯罪轉移，其結果都是一樣 ── 罪案並沒有因為監管或防治的措施而減少，只是由一種轉變至另一種，一個地點轉移至

另一個地點；更令人擔憂的是犯罪轉移會令罪案變得更隱蔽，更易逃避

執法部門的發現，調查及舉報，令罪案不單沒有減少，相反變得更為嚴

重，甚至不受控制。

有關犯罪轉移的爭論，有不少學者都認為犯罪轉移是不可避免的，

這是源於傳統的犯罪行為理論，認為大部份的罪犯都是迫不得已犯罪 (Gabor, 1981)。基於這個論據，假設所有犯罪者包括性服務顧客，性工作者，及妓院持有人都是在沒有選擇之下而選擇犯罪，他們不會因受打

壓而減少犯案，反而會選擇另一種模式而繼續犯案。另一方面，有部份

學者則以人是理性的動物和犯罪機會架構作為理據基礎，認為人有犯罪

的動機是因為有機會接觸到犯罪的機會並從中得益，而且其得益比損

失或風險為大，因而犯案 (Haney, Banks and Simbardo, 1973; Kelling and Wilson, 1982)。假若犯罪的機會減少或犯罪的途徑受阻，犯罪者就會失去犯罪的動機而不再犯案。因此，假若執法部門能成功倒塞犯罪的機會，

便能夠有效減少罪案發生 (McNamara, 1994)。Felson 和 Clark (1998)亦以相同的理論基礎，認為強而有力的監控措施以減少或倒塞犯罪機會能有

效減少機會主義型的犯罪者 (opportunities offenders)(特別是專業罪犯及慣性罪犯 ) 的犯罪意圖，從而控制犯罪。因此他們認為一個成功的打擊罪犯政策是在於其是否能成功減少犯罪機會，只要成功減少犯罪機會，


罪案便能真正的減少而非單純轉移另一個地方，或是以另一種模式繼續

犯案。Currison和 Clader (1987)則認為犯罪者選擇犯罪與否是完全出於理性選擇，選擇放棄犯罪或犯罪轉移是取決於那一種決定能把損失或風

險減至最少而獲益最多。換言之，假如有機會轉移犯罪目標或改變模式，

而從中的得益比放棄犯罪多，風險亦不高，犯罪者便會選擇犯罪轉移，

不會停止犯罪。主要犯罪轉移的實證研究並不是很多，而大部份的研究

結果都是一致認為掃蕩後出現的犯罪轉移並不明顯 (Eck, 1993; Hesseling, 1994; Weisburd and Green, 1995)，即使有犯罪轉移出現，其影響亦很輕微，掃蕩行動所得的好處足以蓋過犯罪轉移的負面影響 (Guerette and Bowers, 2009)。

以上有關加強監管或犯罪後會否出現犯罪轉移的正反面理論、觀點

及研究實證同時衍生了不同角度的轉移相關研究。例如有關自殺的研究 (Clarke and Maryhew, 1988)，電單車偷竊案 (Maryhew, Clarke and Elliott, 1988)，都証明了只要監管的政策之執法得宜，其實犯罪轉移不一定會出現 ; 即使有，也只是很輕微的。另一方面，亦有部份研究提出相反的理論，證實某些罪行，如爆竊 (Allott, 1984; Gabor, 1981)、街頭毒品市場 (Curtis and Survidoff, 1994)及搶劫 (Chaiken, Lawless and Stevenson, 1974)是很難訂出有效的防治或監管措施以防止犯罪轉移的出現。

有關性產業及犯罪轉移的研究，同樣亦出現不一致的研究結果。例

如 Lowman, 1992年在加拿大溫哥華紅燈區的街頭性產業研究發現，在政府連串打擊的政策下，性產業活動並沒有因此而消失，反而轉移至其

他地區。Murphy 和 Venkatesh (2006) 同樣發現紐約市的性產業沒有因為1990年代中期所推行的新執法行動而消失，反而是轉移至家中、酒店和妓院中繼續經營。相反，在美國新澤西城 (Jersey City, New Jersey)的犯罪轉移和犯罪熱點掃蕩研究 (Weisburb et al., 2006)卻出現不一樣的結果。他們發現當地政府改善地區設施，大舉掃蕩流連街上的性工作者，對減

少當地的性產業有相當的幫助；而更重要的是，當地的性產業在打擊後

的犯罪轉移亦不顯著，原因是性工作者是很依賴相熟關客戶維持生意


(ibid., p. 578)，掃蕩行動會令客戶大量流失，要重新在另一個地區建立客戶網絡是十分困難；再加上性產業本身有地域性限制，每個地區都有既

定的性工作者控制當地的性產業市場，性工作者要在另一區重新招攬客

戶會被當區的既有性工作者驅趕，因此性工作者要轉移犯案地點是十分

困難的。另一方面，Bowers 和 Johnson(2003)有關爆竊案與犯罪轉移的研究顯示，罪犯通常只會在自己最熟悉的地區犯案，因此，即使大部份

罪犯在掃蕩之後要轉移犯案地點，他們亦只會在距離掃蕩熱點不遠的地

方重新犯案，所以即使出現犯罪地點轉移，亦會距離掃蕩地點不遠 (2003, p.279)。Gueretts和 Bowers(2009)的研究亦顯示，綜觀地區性的情景犯罪預防 (situational crime prevention)後出現不同模式的犯罪轉移，最普遍的是犯案地點轉移，其次是罪行轉移，犯罪目標轉移，而最少出現的是犯

罪手法轉變。

Matthews (1990)在英國倫敦的紅燈區 Finsbury Park的研究卻發現，當政府推行一連串嚴厲的警察掃蕩行動及通道封鎖的措施下，性產業在

當區的活動近乎完全消失；但三年後，倫敦在其他地區作掃黃行動，卻

出現部份的犯罪轉移 (Matthews, 1995)。通過兩個不同的研究結果，反映了同樣的打擊行動，對於理性或強硬的罪犯會有不同的反應。Matthews (1990)在研究中發現在紅燈區中有三種不同的性工作者在 Finsbury Park 作業。第一種，亦是比例最大的一種，是短期從事性產業的性工作者，

她們並不是長期依賴性產業為生，只是間歇性的參與性產業活動，自由

進出性產業。另一種是穿梭於倫敦其他地區及 Finsbury Park的性工作者，她們約有 200-300人，並不固定在一個地區作業；第三種是居住於倫敦北部，長期以性產業為生，她們約有 30-40人，即使警方”關閉”了 Finsbury Park，她們亦會在其他地區進行性產業活動 (Matthews, 1993, p.29)。雖說那小部份長期的性產業死硬派在警方連串掃蕩下仍然繼續從事性產業，而出現犯罪轉移，但對於第一類短期從事性產業的理性型

性工作者，以及第二類非長期在固定地區作業的性工作者都有成功的防

治效果，因此犯罪轉移只出現在小部份長期以性產業為生的性工作者身

上。換言之，嚴厲的打擊活動，對於理性型的罪犯是有相當的作用。相


反，根據Matthews (1993)的研究分析，在其他地區出現犯罪轉移的成因是因為當區的性工作者比 Finsbury Park第一類及第二類的性工作者更活躍及積極參與賣淫。

有關連串預防及監控的政策所引起的犯罪轉移，Barr 和 Pease (1990)提供有深入的研究和分析，他們提出了有關良性 (benign)及惡性 (malign)的犯罪轉移概念。Benign displacement意指犯罪由犯罪黑點轉移至另一個地區 (而受害者的分佈亦與原有的罪案黑點相同 )，而罪案的嚴重程度則較原有的罪案黑點相比下減輕，雖然這項研究未能証明罪案的數量在

轉移至其他地區後會否減少，但至少良性犯罪轉移 (benign displacement)反映了打擊措施起了一定的作用，亦可視為措施成功的指標。而惡性犯

罪轉移 (malign displacement)是指罪案因連串打擊而轉移至其他地區後相比掃蕩前更為嚴重或嚴重程度沒有減輕。不少學者，如 Chaiken et al. (1974)及 Ekblom (1987)亦提出連串掃蕩非但不能減少罪案，相反地，罪案比掃蕩前更為嚴重，亦因為罪案比打擊前變得更分散和隱蔽，日後

監管及打擊變得更為困難。

是次研究，我們會對南韓的性產業會否在 2004年“性賣買特別法”執行後出現惡性犯罪轉移作深入的探討。我們將會在以下的部份引用非

法賣淫活動的官方犯罪數字及有關性產業犯罪由紅燈區轉移至其他更隱

蔽的地點的新聞剪報作深入分析。

自“性賣買特別法”推出以後，外間對法案的成效批評不絕，特別

是連串妓女自殺的案件，及性產業案日趨嚴重的報導，更引起社會質疑

法案是否有效打擊性產業 (Lee, 2009)。同一時間，官方數字卻反映了另一個現象 ── 自 2004年法案實行後，妓院及性工作者的數字有大幅下降的趨勢，從表面證據看來，新的“性賣買特別法”是有效的。

圖一是南韓警察部的刑事白皮書記錄的南韓妓院及性工作者數目。


根據數據顯示，南韓全國於 2001年共有 1,736間妓院及 5,846位性工作者，而妓院及性工作者的數目於 2002及 2003年亦維持穩定，沒有大幅增加或減少。但自從“性賣買特別法”推出以後，性工作者的數目則下

降了 46％，由 2003年的 5,793人大幅減少至 2004年的 3,142人；而妓院的數量亦明顯下降了 38%，由 2004年 1,698間減少至 2005年 1,061間。其後直至 2009年，性工作者和妓院的數目仍然是維持低水平。這些數據顯示了一個重要的訊息 ── “性賣買特別法”執行後的即時效果是性工作者數目大幅下降，而妓院數目的大幅減少則是於“性賣買特別法”

執行的一年後才出現。妓院和性工作者對“性賣買特別法”反應上的時

間差，不單反映了性工作者及妓院持有人對警方掃蕩及“性賣買特別法”

的反應大有不同，但為法案的影響及成效提供了珍貴的啟示。

圖二是根據由南韓最高檢察院 (Supreme Prosecutor's Of�ce of the Republic of Korea) 編訂的罪案分析年報 (Annual Report of Crime Analysis)，綜合了由 2000年至 2009年南韓性產業相關的案件數字。此年報不僅包括了全部有關性產業的被捕人數，更包括和性產業有關的報

案數目。數據顯示，2000年至 2005年與性產業有關的案件數目維持隱定，但自 2006年便開始有明顯上升的現象。相對於 2000年的數字，2009年有關性產業的案件竟然是 2000年的十倍。由圖二中和性產業相關的案件數字和圖一中南韓妓院的性工作者的數目比較之下，表面看來

: 2002-2010

” ” 2004 ( )

圖一：南韓妓院及性工作者的數目，2001-2009


兩者所得出的結果是正好相反。這個結果上的差異有機會是執法部門的

連串打擊行動和“性賣買特別法”推出後所得的結果。

和性產業有關的罪案數字大幅度上升其實可以由兩種不同角度以釋

之。從一方面看來，2005年後急促大幅上升的犯罪數字意味著“性賣買特別法”是無效的，亦無法控制當地性產業的問題。但從另一方面而言，

上升的犯罪數字可視為政府和執行部門的嚴重打擊下出來的成果，警方

的大舉掃蕩會增加被捕人士的數目。圖三中的男女被捕者分類數據則是

支持這個論據的最佳證明。

圖三的數據顯示了由 2000年至 2009年全部和性產業有關的被捕人士數據以及被捕人士的男女分佈數據。根據圖三的數據，不論是全部被

捕人士，男性或是女性的被捕者，皆自 2006年後全面上升。而在男性被捕者方面，幾乎全部是性服務顧客，而女性被捕者則是性工作者，淫

案及妓院持有人。

2001-2010

” ” 2004 ( )

圖二：南韓和性產業相關的罪案數目 (包括被捕人士數目及被舉報至執法部門的案件數目 )， 2000-2009


圖三清楚的反映了“性賣買特別法”的影響。在 2004年“性賣買特別法”生效的前後，最大分別在於男性被捕者的人數，以及和女性被

捕人數的差異。男性被捕人士明顯大增由 2000年 2,978人增加至 2009年的 53,999人，相差 18倍。反之，女性被捕人數則由 2000年 3,411人增加至 2009年的 11,627人，相差只有 3.5倍。換言之，男性被捕者的增幅是遠比女性被捕者增幅為高，而且相距甚遠。更重要的是，即使警方

大舉掃蕩也對男性的性服務顧客起不了阻嚇的作用，而這個結果和 Hotl, Belvins 和 Kehns (2008) 的研究結果大致相同 ── 性服務顧客在警方的掃蕩下只會改變其犯罪模式 (意即改變光顧性服務的模式 )，因此警方的掃蕩不會減少性服務顧客或令其減少光顧性服務。女性被捕人士方面，

我們再將圖三的女性被捕人士和圖二中 2005年後的整體性產業案相關的罪案數目作綜合比較，反映出性產業活動只是有機會轉移至其他方法

或地點經營，而不是真正的消失。總括而言，和性產業活動有關的被捕

人士由 2000年至 2009年相比增加十倍。同時，圖二及圖三的數據均顯示南韓的性產業仍然存在，而“性賣買特別法”只能幫助減少紅燈區的

妓院及性工作者的數目。以下的新聞剪報內容分析則提供了一些證據以

支持以上論證的可能性。

自 2004年的“性賣買特別法”推出以後，不少當地新聞傳媒刊登

圖三：南韓和性產業有關的被捕人士數目及男女分佈， 2000-2009


有關新法案或其成效的文章。在 2004年 9月至 2009年 9月期間共有3,734宗有關 2004年“性賣買特別法”的新聞報導文章 (有關新聞內容分析的研究，詳見 Jang, Choo and Choo, 2009)。在是次的新聞內容研究，我們採用了兩組關鍵字作定義基準去決定哪宗新聞是和犯罪轉移有關，

包括“2004年性賣買特別法成效”及“2004年性賣買特別法的鼓脹效應 (balloon effect)。由 2004年 9月至 2009年 9月期間共有 408宗新聞報導與犯罪轉移有關的文章，而當中有 174宗是和性產業模式，即犯罪手法轉變 (tactical displacement)有關。圖四顯示每年和性產業轉變經營方式的相關新聞數量。自 2004年“性賣買特別法”推出後，2005年的相關報導 (n=34)比起 2004年 (n=12)有明顯的增加，而此後的相關報導於2006年 (n=30)及 2007年 (n=28)則維持穩定數量，直至 2008年 (n=38)相關報導數量又再次上升，並於 2009年有輕微下降 (n=32)。這些有關2004年“性賣買特別法”的成效及性產業經營模式轉移的報導，反映了執法部門的嚴厲打擊行動改變了性產業的經營手法，令其變得更為隱

蔽。同時，因為有關的法例仍未能追上性產業的轉變，因而增加了警方

執法及調查的難度，而隱蔽的經營模式亦令舉證及起訴更為困難。

圖四：有關性產業經營手法轉變的新聞報導數量， 2004-2009


至於性產業經營手法的轉變，我們把有關 (2004至 2009年的 )新聞報導分類 32種不同的性產業經營模式，及 395項性產業經營手法轉變。而性產業經營手法轉變的項目總數是比全部相關數目的報導文章為多，

因為每篇報導有機會提及多於一項的性產業經營手法轉變。圖表一表列

了首十種報章最常提及的 2004年“性賣買特別法”推出後出現的新性產業經營模式，當中以互聯網的性服務網站 (網站以介紹個人性服務為主 )(n=67，17%)最為普遍。其次為按摩院 (n=65，16.4%)，住宅 (n=47，11.9%)，休息酒店 (n=42，10.6%)及日式夜總會 (n=37，9.4%)。

除了按摩院及色情髮廊外，性服務網站，住宅及休息酒店都是

自 2004年“性賣買特別法”推出後才出現的。除此以外，不少新聞報導文章更提及一些罕有的非傳統賣淫場所，如壽司吧、哥爾夫球場

會所、娃娃房 (Doll Room)或有主題的性交易場所 (Thematic Sex Trade Establishment) i。雖然這些“另類”賣淫場所並不常見，亦只在 2009年新聞報導文章才出現過一次，但可以肯定的是，這些新式的賣淫場所或

渠道是 2004年“性賣買特別法”推出後才出現的，並隨著潮流不斷轉變，對於新聞的性產業營運轉變的報導文章只有十六份，但 2005年則比 2004年大幅增加三倍 (n=61)，並在 2006年 (n=60)及 2007年 (n=55)維持穩定的報導數量，並在 2008年 (n=95)及 2009年 (n=105)再次大幅增加。


表一：有關性產業的新經營手法的新聞報導數量，2004-2009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總數

性服務網站 4 14 12 10 14 13 67按摩院 2 10 7 16 17 13 65住宅 5 11 6 1 12 12 47休息酒店 2 4 8 9 11 10 42日式夜總會 3 1 4 6 3 6 37卡拉 OK 1 5 4 1 6 17汽車旅館 1 2 4 7 1 17運動按摩 1 2 7 4 14接吻房 4 2 8 10其他 1 14 9 4 17 32 77總數 16 61 60 55 95 105 395

以上的數據是性工作者實際參與另類賣淫方式的數目。從官方數字

及新聞內容的分析結果，我們有理由相信將來會有更新穎和隱蔽的賣淫

場所及渠道出現。我們會在下一部份引用一份有關南韓性工作者的問卷

調查作次級資料分析，以陳述當地性工作者以往在妓院工作經驗與他們

轉至其他非法渠道賣淫的意願之間的關係。

性工作者的資料是次級資料 (secondary data)，來源是 2006年 2月至 12月，Lee (2006)在七個南韓城市中十一間主要的妓院中，抽出 1,078位南韓性工作者作問卷調查。這個問卷調查原本的研究目的是希望了解

2004年“性賣買特別法”推出後當地的性產業經營環境評估。是次研究採用了有目的的抽樣方法 (purposive sampling)，研究助理在那七個城市的十一間主要妓院中向妓女派發密封的問卷，由妓女自行填寫，再把

問卷密封並交回研究助理。是次研究共有 1,079位參與者，而在眾參與者中共有 999位完成整個問卷調查，成功率為 92.7%。是次問卷調查共分開五個部份作出初步評估，包括：1)性工作者的個人背景特徵，2)性工作者的健康狀況，3)性病在妓院的傳播，4)現時的性產業監管法例，


5)新的賣淫場地及渠道。

為配合我們的研究目的，我們探究“性工作者參與新型賣淫場所或

渠道的意願”及“2004年性賣買特別法生效後會否增加他們參與新賣淫場所及渠道的意欲”，以此量度性產業犯罪轉移的效應。我們在受訪者

當中挑選了 387位計劃參與在問卷中所列出的十項“非妓院”賣淫場所的性工作者作分析，那十項場所為：

1)卡拉 OK2)按摩院 (Massage Parlour)3)性理髮店 (Sex Barber Shop)v

4)日式夜總會 (Room Salon)5)電召按摩 (Outcall Massage)6)色情外賣咖啡館 (Ticket Cafe)vi

7)性旅館 (Sex Inn)vii

8)休息酒店 (RestTel)9)色情伴遊 (Overseas Prostitution)10)性服務網站 (Internal Prostitution)

我們把問卷調查的受訪者分為兩個組別，一組是計劃參與那十項

“非妓院”賣淫場所的性工作者 (共 378位 )，而另一組則是不願意在將來參與那十項 "非妓院”賣淫場所的的性工作者 (共 612位 )(見表二 )，並把兩組的個人背景特徵作比較，包括年齡、在妓院工作經驗的資歷

(以月份為單位 )、學歷及婚姻狀況作對比，以方便分析有計劃參與“非妓院”賣淫場所的性工作者的個人背景特徵有什麼特質，結果發現有計

劃參與“非妓院”賣淫場所的性工作者比起不願意的的受訪者有多六個

月的妓院工作經驗，這個結果意味著愈長的性工作者工作經驗，愈大機

會在執法部門的掃蕩下轉移至更隱蔽的地點繼續犯案，產生犯案地點轉

移。而另一個有趣的發現是大約 12.4%的研究樣本受訪者有大專或以上的學歷，而比較組則只有 7.8%有大專或以上的學歷。


大部份計劃參與“非妓院”賣淫場所的性工作者 (n=243，62.8%)和不願意參與“非妓院”賣淫場所的性工作者 (n=422，69%)均有高中畢業，而第二普通的學歷為初中 (分別是 n=82，21.2%及 n=124，20.3%)。大約 12.4%的計劃參與“非妓院”賣淫場所的性工作者有大專或以上的學歷，而不願意參與“非妓院”賣淫場所的性工作者則只有 7.8%有大專或以上的學歷。而婚姻狀況方面，超過 90％的受訪者都是單身。

表二：受訪性工作者的個人背景比較

受訪者的個人背景特

徵

計劃參與非妓

院”賣淫場所

的性工作者

(N = 387)

不願意參與

“非妓院”賣

淫場所的性工

作者

(N = 612)

全體的受訪者

(N = 999)

年齡

27.46 27.68 27.59妓院工

作經驗 31.53月 24.35月 27.13月

學歷

未受教育 .3% (n = 1) .5% (n= 3) .4% (n = 4)小學 2.8% (n = 11) 2.1% (n = 13) 2.4% (n = 24)初中 21.2% (n = 82) 20.3% (n = 124) 20.6% (n 206)高中 62.8% (n =243) 69% (n = 422) 66.6% (n = 65)大專或以上 12.4% (n = 48) 7.8% (n = 48) 9.6% (n = 96)無回覆 .5% (n = 2) .3% (n = 2) .4% (n 4)

婚姻狀況

單身 91.2% (n =353) 92.8% (n = 568) 92.2% (n = 921)

已婚 1.6% (n = 6) .3% (n = 2) .8% (n = 8)離婚 6.5% (n = 25) 4.9% (n = 30) 5.5% (n = 55)分居 .3% (n = 1) .5% (n = 3) .4% (n = 4)伴侶已故 .3% (n = 1) 1% (n = 6) .7% (n = 7)無回覆 .3% (n = 1) .5% (n = 3) .4% (n = 4)


是項研究的假設是：在 2004年“性賣買特別法”生效前有較多參與非傳統賣淫活動的性工作者，是會增加他們在法案生效後參與其他非

傳統賣淫活動的可能性及動機。

假設一：曾經參與其他非傳統 (不計妓院 )賣淫活動的性工作者是較有可能在“性賣買特別法”生效後參與其他非傳統的賣淫活動。

為了計算參與不同賣淫活動的數目，我們會利用上文提及的十項非

傳統賣淫活動作統計測試和分析。我們用問卷詢問被訪者在法例生效前

有沒有參與上述的十項非傳統賣淫活動，也詢問被訪者未來將會參與上

述哪一項非傳統賣淫活動。這十個項目是以「0」及「1」的形式回答。「0」代表沒有參與某種賣淫活動，「1」代表有參與，這方便我們的統計分析。被訪者答案的總和反映了那十項非傳統賣淫活動的參與程度。

數字越多便是參與程度越高，反之亦然。

假設二：一個性工作者在法例生效前參與某一項非傳統賣淫活動是

較有可能在“性賣買特別法”生效後參與相同的賣淫活動。

研究的假設是性工作者過去的非傳統賣淫活動經驗，是會影響她們

未來參與相同的賣淫活動。因此，過去有較多非傳統賣淫經驗的性工作

者，在法案生效後也會較有可能參與相同的賣淫活動。如上述，我們是

以「0」代表沒有參與，而「1」代表有參與，因此我們可以看到每項賣淫活動的多寡來進行分析。

本研究使用複迴歸分析檢視過往的賣淫經驗會否在其他形式的賣淫

活動上有著重大影響，研究採納之變項包括年齡、教育和妓院的工作經

驗。迴歸分析的假設已檢查，並沒有受到違反。


只有以往的經驗被認為是未來從事其他形式的賣淫活動的顯著因

素。迴歸分析顯示以往賣淫的經驗和從事這些形式的賣淫活動的動機

在統計上有著中等強度的關連。非標準化係數 0.656呈現以往的工作經驗和未來從事其他形式的賣淫活動的動機水平 (即被編碼為有機會被僱用的數量 )之間在統計上有顯著性及重要的關係，這支持從事不同形式的賣淫活動的性工作者有較大機會探究其他形式的賣淫活動的假設 (p=. 000)。這些數據證實了假設一是成立的。

表三：年齡、學歷、妓院工作經驗和以往的經驗對於不同形式的賣淫活動的就業機會之複迴歸分析 (N=162)

就業機會

b S.E β

年齡 -.011 .030 -.024學歷 -.002 .011 -.010妓院工作經驗 .006 .004 .094以往的經驗 .656 .066 .617***常數項 .360 .799調整系數 =.386; F(4，157)=26.328，***p <.0001

邏輯迴歸也用來評估性工作者以往的經驗是否可以預測他們在未來

從事同一類型的賣淫活動。Omnibus Tests of Model Coef�cient 報表顯示每個被輸入變項的模式都呈現顯著的影響。換句話說，性工作者的賣淫

經歷對未來參與同一類型上的賣淫活動 (即被編碼為就業機會 )是一個重要的預測，Nagelkerke R2 提供了一個粗略估計的變異數，並且預測可從上述十項非傳統賣淫活動中的每一項推斷出來。

研究結果表明過往所有類型的賣淫經驗 (除了在色情髮廊 )有統計學上的意義。有趣的是，在相比其他每項的預測之下，按摩院的工作經

驗似乎是一個非常強而有力的預測，該比值比 7.43表明，曾任職按摩院的性工作者有 7.4倍的可能性會在日後尋求按摩院工作。此外，電召按摩的比值比為 5.69，這表明在法案實施之前參與電召按摩的性工作者會


於日後參與上門按摩的機會為 5.6倍。再者，與以前的經驗相比之下，色情伴遊、透過性服務網站賣淫和在色情旅館工作的機會也分別大幅上

升 5.35，4.94和 4.10。表四明確的表出了比值比，這表明當性工作者曾參與同一類型的賣淫活動時，他們未來在同一個類型的賣淫活動工作的

機率會越大。這些數據證實了假設二是成立的。

總之，在“性賣買特別法”實施前參與不同形式的賣淫對於日後從

事同一類型的賣淫活動的可能性有顯著影響，而且兩者相關的幅度由弱

到中度不等。這些結果表明以前的工作經驗在性工作行業中的轉移是一

個突出的因素。

表四 : 預測未來在十項性產業工作的邏輯迴歸未來會參與的工作

以往工作經驗(1)比值比

(2)比值比

(3)比值比

(4)比值比

(5)比值比

(6)比值比

(7)比值比

(8)比值比

(9)比值比

(10)比值比

1.卡拉 OK 2.71**(.009)

.93(.78)

1.47(.31)

1.27(.17)

.98(.94)

1.32(.37)

1.24(.46)

1.19(.49)

1.48(.21)

.77(.35)

2.按摩院 .36(.15)

7.43***(.000)

2.08(.09)

.60 (.37)

3.09**(.002)

2.14*(.043)

.93(.85)

1.40(.30)

1.23(.60)

1.60(.16)

3.性理髮店 .66(.71)

2.68 (.15)

2.73(.12)

1.04(.96)

1.52(.54)

.52(.38)

2.41(.14)

2.15(.21)

2.36(.16)

1.84(.30)

4. 日式夜總會 .73(.41)

.82 (.39)

.62(.18)

4.00***(.000)

.48*(.018)

.76(.35)

.81(.42)

1.05(.84)

.57(.05)

.51**(.006)

5.電召按摩 1.19(.85)

3.01 (.068)

1.23(.75)

.47(.29)

5.69**(.001)

2.43(.12)

2.42(.09)

2.14(.15)

2.92*(.042)

1.75(.27)

6.色情外賣咖啡館

1.00(.99)

.78(.34)

.66(.30)

.54*(.03)

1.07(.84)

3.14***(.000)

.95(.87)

.60*(.047)

1.12(.71)

1.04(.90)

7.性旅館 1.17(.80)

.81(.60)

1.45(.47)

.83(.69)

.83(.71)

2.13(.07)

4.10***(.000)

.44(.06)

1.89(.12)

.76(.50)

8.色情伴遊 .75(.73)

.21**(.007)

.21(.08)

.66(.44)

.70(.54)

.18*(.048)

.74(.56)

5.35**(.001)

.25*(.041)

.34*

.039

9.休息酒店 1.29(.78)

1.05(.94)

2.55(.14)

1.19(.79)

2.14(.19)

.48(.26)

2.44(.10)

1.27(.67)

3.17*(.034)

1.77(.29)

10.性服務網站 .86(.82)

1.12(.79)

.51(.34)

.25*(.02)

1.24(.67)

1.48(.41)

1.91(.11)

2.24*(.047)

1.49(.38)

4.94(.000)

N 387 387 387 387 387 387 387 387 387 387

-2 Log likelihood 229.1 462.4 247.6 423.9 313.3 326.6 384.2 475.3 334.9 444.2

Nagelkerke R2 .06 .21 .11 .19 .24 .15 .16 .16 .16 .14

在圓括號中的數字是 Wald 卡方的 p值 (自由度 = 1)，它被計算為參數估計值的 2次方除以估計的標準誤。 ***p < 0.001， **p < 0.01， *p < 0.05


基於以上的官方統計數字，新聞內容分析及其他有關犯罪轉移的資

料分析，我們對犯罪轉移的理論作深入探討。我們假設犯罪轉移的出現

及其出現的規模及影響是取決於三頂基本因素：1)罪案預防及監管措施的執行 (例如一些加重懲罰參與性產業活動犯罪者的反性產業法案，執法部門及警方的掃黃行動 )；2)打擊目標對象的背景特徵 (例如性工作者，淫案，妓院持有人及性服務顧客 )；3)犯罪機會架構 (例如對性產業的營運架構熟悉程度，及接觸其他賣淫地點或渠道的機會 )。

1) ()

一個全國性的法案，如本文所提及的 2004年的“性賣買特別法”，再加上執法部門的大肆掃蕩及關閉紅燈區，在某程度上是會影響當地性

產業的犯罪機會架構。由於警方及新法案令性產業經營環境轉差，提供

性服務的機會日漸減少，性服務顧客、性工作者、淫案不得不另覓渠道

及機會，包括合法及非法繼續經營性產業或接受性服務。雖說 2004年“性賣買特別法”對當地性產業某程度上會有一定的影響，但這些監管

措施不一定會立即引起犯罪轉移。而真正影響犯罪轉移出現的成因，是

執法部門對法例執行的力度，密度及持續性。換言之，執法的力度越大，

密度越高，並且是持續性的執行會令所有犯罪者或企圖犯罪者意識到法

例的嚴重性，並會貫徹執行，對於他們會造成一定的阻嚇性，他們便必

須要找尋另類途徑去犯案。再加上一般市民根本對執法部門的掃蕩的資

訊了解不多，他們對掃蕩行動的嚴重性和掃蕩範圍的估計往往比實際上

嚴重，因此掃蕩行動所造成的阻嚇性會更加大 (Weisburd et al., 2006, p. 580)。就如 2004年的“性賣買特別法”在犯罪者的眼中是一個很嚴厲並長久的反性產業法案，便會逼使他們在更隱蔽的地方進行性產業活動，

甚至轉投至網絡世界去繼續經營。


2)

我們假設警方的大規模掃黃行動會令一些在紅燈區活躍的性工作

者、淫案、妓院持有人會有即時性的反應 (如轉移經營地點，甚至停止經營 )；相對地，一些個人形式在其他非打擊熱點賣淫的性工作者則反應較緩慢。例如當 2004年“性賣買特別法”在剛通過及執行的時候，便立即有數千名活躍的性工作者及妓院持有人上街示威反對警方的掃蕩行

動，認為他們的行動是違反人權及平等工作機會。再者，在我們的官方

統計數據，新聞內容及資料分析中亦支持以上的論據。在嚴厲的打擊行

動下，那些必須以賣淫為生的性工作者便會轉往非打擊地點的地區或非

傳統的賣淫場所繼續經營，造成犯罪手法轉移 (tactical displacement)及犯罪地點的或空間轉移 (spatial displacement)。而另一方面，我們預期性服務顧客對性服務的需求仍然會持續，因此性服務在市場上仍有一定需

求，這亦會影響到性產業的犯罪轉移，而不會令性產業因為連串打擊活

動而從此消失。另一方面，性服務顧客亦懂得在不同途徑，例如網上討

論區去找尋和交換最新的性工作者和性產業資訊，以及如何逃避被執法

人員檢控的情報，從而轉移犯案的手法和地點。而網絡空間亦間接令性

工作者的流動性愈高，更容易由打擊熱點轉移至其他地區繼續經營 (Holt, Blevins and Kuhns, 2009)。總括而言，有求必有供，打擊活動或許會令理性的性工作者停止賣淫，但對於長期依賴賣淫為生的一羣，打擊未必得

到成效，相反只會令他們轉移至其他地方賣淫，或是用另類的途徑 (如網絡上 )繼續賣淫。

3)

當犯罪者慣用的犯罪地方受阻，便會盡快找尋相近的犯罪地方或模

式繼續犯罪。參與性產業活動的犯罪者在執行部門的連番掃蕩下，他們

便會轉移至其他非掃蕩熱點，或使用其他方法或模式去繼續賣淫活動。

而選擇犯罪轉移與否最決定性的條件是犯罪者有沒有其他關於另類賣


淫的地點或途徑的資訊，犯罪者本身有沒有能力改變賣淫方式或參考其

他賣淫及模式，和犯罪者跟他們的新目標或顧客的相熟程度。Curtis和Sirdoff (1994)有關於毒品市場的犯罪轉移研究亦有相近似的發現，證明犯罪轉移的出現與否並不在於執法部門的行動，而是在於街頭毒品市場

本身及結構等因素。因此，性產業會否出現犯罪轉移同樣取決於其他非

打擊熱點的地區或渠道，是否能夠提供有利他們繼續經營性產業的社會

架構和機會。同樣地，假若犯罪者越快適應其他新的賣淫地點、途徑和

機會，犯罪轉移出現的機會更會隨之增加，並且加快出現。

綜觀所有不同情況及程度的犯罪轉移研究，我們發現犯罪轉移出現

的決定因素並不單一，而是受着不同的因素，如犯罪機會，犯罪者及監

管措施等影響。很可惜的是很多有關犯罪轉移的研究，是研究監管措施

執行後短期內的即時效果，而欠缺較長時期的觀察，亦沒有任何有關不

同階段的犯罪轉移過程的研究。而缺乏研究的原因可能是因為量度犯罪

轉移是相當困難 (Barr and Pease, 1990; Weisburd and Green, 1995)，及學者普遍對研究打擊行動的主要效果興趣較大 (Eck, 1993)。

Weiss(1995)強調理論為本的重要性，他認為理論為本的研究有助發展理論，提供明確的理論假設及研究方法，重整目標及影響政策發展。

而我們的研究亦本著相同的精神，利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及資料，為犯罪

轉移的研究重新定位，提供更清晰，更詳細的研究。儘管研究不同程度

及階段的犯罪轉移是相當複雜，我們仍然深信犯罪轉移出現的可能性及

發展過程是取決於三大主要因素：犯罪機會結構，犯罪者的背景特徵，

以及預防和監管的措施。假若我們的假設是成立的話，下一步我們要發

展的是如何量度及評估犯罪轉移的程度及過程。在評估監管措施及政策

的時候，不單要把犯罪轉移的可能性納入在評估政策成效之列，在執行

措施之前更需要對監管目標，犯罪機會結構，以及監管範圍作深入分析，

以幫助制定更完善的監管措施及政策，以盡量減低犯罪轉移的出現及規


模，最終達到真正監管的效果。雖然我們的研究仍有待進一步的研究及

理論發展，但是項研究對於反性產業法案及執行的影響評估，特別在犯

罪轉移的可能性，作出了重大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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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娃娃房或有主題的性交易場所 (Doll Room or Thematic Sex Trade Establishment): 這是一種以提供角色扮演和提供特別性服務場境的另類妓院。性工作者會扮演不同的角色如老師、中學生、護士等，再配合病房，課室等不同的場境，來提供性服務以滿足客人的要求。

ii休息酒店 (RestTel): 休息酒店在發展初期為一種小型旅館，以低廉的價錢出租房間給性服務顧客作接聽和選擇性工作者的地方；後期則發展成一個一站式的私人休息區，提供按摩、沐浴和性服務。這種休息酒店相對於一般傳統妓院在價格上和進出都更有彈性。


iii日式夜總會 (Room Salon): 日式夜總會表面是一般的卡拉 OK或酒吧，但實際上這些卡拉 OK會有大量的女知客陪唱，陪客人聊天和勸酒。而知客最重點的服務不在於賣酒和陪酒，而是吸引客人向她們要求性服務。知客會先和客人商議好性服務的價錢，然後再知會她們的經理，以伴遊的身份陪客人到酒店提供性服務。

iv接吻房 (Kiss Room): 為避免執法人員的掃蕩，接吻房只提供各種身體上的接觸以滿足客人的性需要，而不提供直接性交的性服務。通常接吻房的性工作者會與客人接吻以滿足客人作招徠，但根據傳媒報導，性工作者最終仍會提供性交的服務。

v 性理髮店 (Sex Barbershop): 性理髮店主要以成年男性顧客為主，除一般的剪髮、刮鬍子、美容和按摩外，最終會提供性服務。

vi色情外賣咖啡室 (Ticket Cafe): 色情外賣咖啡室和一般電召性服務無異，不同之處在於是項服務是以電召飲品外送服務作招徠，實質是電召性工作者的服務。客人需要購買服務卷去支付性服務的費用，服務卷的價錢包括了飲品外送服務和性服務的費用，而服務卷的價錢則以外送地點的距離和所需的服務時間釐訂價格。

vii性旅館 (Sex Inn): 表面上性旅館和一般旅館無異，但不同之處在於這種旅館會提供個人性服務給客人，旅館會代客人電召性工作者提供性服務，亦會代性工作者收取服務費和在當中抽取佣金，而這些旅館的持有人則和一定數量的自顧的性工作者有緊密的生意往來，而且擁有大量的自顧性工作者網絡。


THE IMPACT OF THE "ACT ON THE PUNISHMENT OF INTERMEDIATING IN THE SEX TRADE" AND THE POLICE CRACKDOWN IN RED LIGHT DISTRICTS ON SEX INDUSTRY IN SOUTH KOREAKyung-Seok Choo Department of Criminal Justice and Criminology,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Lowell, Massachusetts, USA

Kyung-Shick ChoiDepartment of Criminal Justice, Bridgewater State University, Massachusetts, USAYong-Eun Sung School of Criminal Justice, Rutgers University, New Jersey, USA

Sharon Ingrid Kwok Department of Applied Social Studies,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China

AbstractIn September of 2004, the government of South Korea enacted the “Act

on the Punishment of Intermediating in the Sex Trade.” Included in the law �� owners of brothels and their patrons. Despite this law, many observers in Korea have suggested that the legislation does little more than suppress the sex trade, which then causes it to displace from red light districts to more clandestine locations and leading to crime displacement. Displacement is a central concern of researchers, policymakers, and others concerned with crime

* Received for publication September 6, 2011; final revision received September 14, 2011; accepted September 25, 2011.


prevention and proactive policing as it is a crucial indicator to evaluate the fail or success of the control measures. Serious crime displacement not only indicates the failure of the control measures, it also creates barriers in crime controlling in the future.

The paper introduces the theoretical background of crime displacement and presents theories and general concepts of crime displacement. A �� in the years 2000 to 2009 and a news content analysis of crime displacement based on 174 newspaper articles as well as a secondary data analysis derived from a survey of 1,078 Korean sex workers in 7 cities throughout South Korea. Despite the official crime statistics reveals that the legislation and police crackdown seem to be successful, our findings indicate that the controlling effect on the johns, the older prostitutes with longer brothel experience is limited and consequently leading to tactical and spatial displacement. Finally,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implications of theory and policy for improving our understanding of current anti-prostitution policies and efforts to control prostitution.

Keyword: Korea, sex service, sex worker, crime displacement


BIFURCATION OF YOUTH JUSTICE POLICY IN CANADA:IS IT THE END OR JUST ANOTHER ROUND OF YOUTH PENAL POLICY DEBATE?Siu Ming KwokSchool of Social Work, King’s University College at the University of Western Ontario, Canada

Dora M.Y. TamSchool of Social Work, King’s University College at the University of Western Ontario, Canada

AbstractThe enactment of the current youth justice legislation, 2003 Youth

Criminal Justice Act (YCJA), of Canada was to accommodate competing public discourses in relation to how to handle youth offending. A dominant theme that exemplifies the YCJA is the conceptual bifurcation of young offenders into serious and minor young offenders. Longer custodial sentencing is applied to serious offenders and lenient measures are used for minor offenders. The conceptual bifurcation of penal policy under YCJA is a mixed model incorporating the features and conflicting assumptions from other youth justice models. The inherent tensions of the YCJA might be a challenge for the administration and future policy direction of youth justice in Canada. Thus, by reviewing existing literature, this article is aimed at understanding competing public discourses in shaping the YCJA, examining features of different criminal justice models contained in the YCJA, and discussing concerns in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legislation.

Keyword: Canada, youth justice policy, bifurcation, Youth Criminal Justice Act

* Received for publication July 30, 2011; �nal revision received September 21, 2011; accepted September 30, 2011.


IntroductionThe process of social policy formulation frequently incorporates diverse

and competing values. However, by striving to accommodate different �� discord. The youth penal policy of Canada has typified this process in her attempt to include different criminal justice models to the current youth justice legislation – Youth Criminal Justice Act (YCJA) 2003 (Campell, �� ^^\��of the accommodation process of the YCJA is the general acceptance of the conceptual bifurcation of young offenders (between 12 and 17 years of age) into two distinguished groups: serious young offenders and minor young offenders (Hartnagel, 2004; Hogeveen, 2005). Longer custodial sentencing is seen to apply to serious offenders and the imposition of community dispositions or diversion from the court system altogether is applicable to minor offenders. However, to use a mixed model of youth criminal justice legislation might not be able to fully address the concerns of different interested groups and segments of the public. Even more, the intense legal, scholarly, public and political debate will probably continue as a result of the inherent tensions of the mixed model of the YCJA (Corrado, Gronsdahl and MacAlister, 2007). Henceforth, the purposes of this article is threefold: 1/ to review the competing public discourses in shaping the YCJA; 2/ to examine the features of different criminal justice models contained in the YCJA; and 3/ to discuss some concerns in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legislation. This article is mainly a literature review. Although the arguments are largely drawn on Canadian literature and based on Canadian context, the article is relevant to other countries which encounter similar issues in their youth justice policy.

Public Discourses in Social Policy FormulationIn many ways, the YCJA represents an astute political compromise (Bala,

Carrington and Roberts, 2009; Hartnagel, 2004).The legislation attempts to


address continuing public anxiety about a relatively small number of highly publicized cases involving the most violent youth offenders, while responding to the growing concerns of advocates for youth and academic critics about the large number of youth being processed through the courts and placed in custody (Bala, Carrington and Roberts, 2009; Corrado, Gronsdahl and MacAlister, 2007). This strategy meshes with the more complex tendencies of public opinion to desire a multifaceted approach on the part of the justice system. Still, the strategy is torn between a focus on punishment and deterrence on one side and prevention and rehabilitation on the other. As �� `��\]]��\�� serious, violent young offenders” as a way to address the decline in public confidence in the youth justice system in Canada (the then Justice Minister Anne McLellan, as cited in Department of Justice, 1999), and 2/ to address Canada’s over-reliance on incarceration for young offenders (Bala, Carrington and Roberts, 2009; Doob and Sprott, 2006). The former feature facilitates a more punitive approach for serious offenders, whereas, the latter encourages the use of community-based programs and diversion from formal court system ��

Loss of Public Con�dence for Youth Justice Legislation

In Canada, the demand for more punitive punishment for youth offending mainly emanates from surveys on public opinion, victims’ rights groups, and politicians, whilst the demand for rehabilitation is largely from youth advocates and academia.

There was increasing concern among Canadians regarding violent crime committed by young people in 1990s. Various public opinion polls and research studies reported that Canadians believe that youth crime has increased over time and that the then youth crime legislation - Young Offenders Act (YOA) of 1984 (which was replaced by Youth Criminal Justice Act (YJCA)


of 2003) – was ineffective (Environics, 1998; Hartnagel and Baron, 1995; Peterson-Badali, 1996). For example, in one national survey, 89 percent of respondents believed that youth crime was increasing and 82 percent felt that crimes committed by youths should be a high priority for the justice system (Environics, 1998). Polls in 1994 and 1998 found that increasing penalties for young offenders, particularly those convicted of violent crimes, was the number one criminal justice priority for Canadians (Roberts, 2000). Similar results were found in surveys in some provinces. A 1993 survey in Winnipeg, Manitoba showed that a large majority of the respondents agreed that young offenders who commit a second offence should be tried in adult court (67%) and that youth courts have become too lenient (78%) on youth crimes (Baron & Hartnagel, 1996). A similar survey in Alberta revealed even more punitive views, with 80 percent agreeing that a second offence should be tried in adult court (Hartnagel and Baron, 1995). In fac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YCJA, which replaced the YOA, has been attributed to public frustration with the young offenders (Varma and Marinos, 2000).

Nonetheless, there is a considerable lag between the publication of crime statistics and public perceptions of changes in crime rates. Despite Canadians believing that crime rates had increased in 1990s, crime statistics suggested otherwise. In 1994, rates of crime showed a 5% decline, the third consecutive drop in police-recorded crime (Hendrick, 1995). With respect to violent crime, the contrast between public perception and reality is even more striking. In 1994 the violent crime rate declined by the largest margin since 1962, when the Uniform Crime Reporting Survey (UCR) began (Hendrick, 1995). Furthermore, a survey in Toronto reported that most people believed that youth court dispositions are too lenient but at the same time respondents admitted that they had very little knowledge of the operation of youth courts and underestimated the severity of the dispositions available (Sprott, 1996).

Scholars asserted that Canadians’ public perceptions of youth crime and the ways in which it is and should be dealt with are largely built on images that are conveyed by the media (Hartnagel, 2004; Hogeveen, 2005; Schissel,


1997; Trepanier, 2004). Schissel (1997) argued that the Canadian media present an ideological portrait of youth crime and criminals by using selected, extraordinary crimes as evidence of a general crime wave. He illustrated his argument with newspaper articles claiming that youth crime had become endemic and required stern intervention. Sprott (1996) showed that Canadian newspapers rarely contain information on the circumstances of young offenders or on the reasons for the sentence imposed. Rather, they emphasize the seriousness of the offence, with coverage heavily skewed toward violence and the impact of the crime on the victims. Since most members of the public have little direct contact with individual young offenders or the youth justice system, these media accounts and rhetoric might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constructing the youth crimes and the presentation of young offenders (Loseke, 2003).

�� #��display in the media to bear witness to the limitations of the current legislative approach to youth and justify more punitive approaches (Hogeveen, 2005). As a result, the victim and offender are involved in a zero sum context under media coverage (Zimring, 2001). That is, the youth justice system can be represented as a zero sum game where anything that harms young offenders by extension helps victims.

The controversy over youth justice also pervaded debates in the House of Commons of Canada. Members of Parliament called for tougher action on youth crime, painting the (then) Liberal government as being soft on crime (Ha, 1994). Youth and the justice system was also a topic considered as part of the public consultation held by provincial governments. In 1998, an all-party Members of Legislative Assembly (MLA) of Alberta held consultations across the province on all aspect of the justice system and heard from individuals as well as representatives of interest groups and organizations. The committee observed in their report (All-Party MLA Public Consultation Committee, 1998) that the topic most often addressed by individuals was that of youth and the justice system, with young offender accountability and responsibility


the two most frequently repeated issues. Even more, in political debates at both federal and provincial parliaments, the victim was a representative character whose encounters were taken to signify those of the wider public (Garland, 1996). The victimization stories were recounted as evidence of the YOA’s failure, or the pervasiveness of youth crime, and the rationale for more punitive forms of regulation. In debates on the problem of the punishable young offenders, victims’ names are valorized (Hogeveen, 2005).

In fact, the rise of victims’ rights in recent years in shaping youth penal policy has also drawn attention from academics in conceptualizing new youth justice models. Kent Roach (1999) from the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oposed two models of punitive and non-punitive victims’ rights along the crime control model and the due process model of Herbert Parker (1964). The punitive model of victims’ rights relies upon the criminal sanction and punishment, while the non-punitive model of victims’ rights stresses crime prevention and restorative justice. Kent was concerned with the rise of punitive victims’ rights model as this model is in some ways in line with crime control model. Victim advocacy is often focused on creating new criminal laws in the hope that they will prevent victimization. As such, it can promote a criminalization of politics in which social, economic, cultural and political problem are primarily addressed through criminal sanction. Hence, all other social determinants for criminality (e.g., poverty, marginalization, discrimination, mental health issues) would be largely ignored and the youth would be held fully responsible for his/her criminal actions. Victims’ rights then become the “new rights-bearing face of crime control” (Roach, 1999: 706).

Further, for all these discourses from the public, media, victims’ rights groups, and politicians, there is no empirical evidence to suggest that either the measures to subject the serious and violent young offenders to traditional carceral models of intervention is effective in reducing rates of juvenile crime or longer sentences are proven to have a deterrent effect on other youths (Doob and Cesaroni, 2004; Pitts, 2001).


Over-reliance on Court-based SentencingDespite criticism from the public against the government on being soft

on crime, Canada had one of the lowest rates of youth diversion and one of the highest rates of youth custody under the YOA relative to that of other western nations (Bala, 2003; Doob and Cesaroni, 2004; Doob and Sprott, 2006; Hartnagel, 2004). Moreover, there were variations in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YOA across the country and an overrepresentation of young aboriginal population in custody (Hogeveen, 2005).

In 1997, Canada had an overall higher incarceration rate of young aged 12 to 17 than the United States (1,046 in Canada and 775 per 100,000 youths ��`��^^^�� the rate in several European countries (House of Commons, 1997). While Canadian rates of incarceration for young offenders were high, rates of crime were declining. Data from the Canadian Centre for Justice Statistics indicated that the number of youth charged by the police dropped by 35 percent between 1997 and 1999 (Statistics Canada, 2000b). At the same time, the use of diversion from the court-based sentencing was comparatively low. In 1998, only 25 percent of young offenders were diverted from the youth court process in Canada, while over half of all young offenders coming into contact with the police were diver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53%), England (57%), and New Zealand (61%) (Department of Justice 1999). Even more, relatively minor offences (theft under $5,000, possession of stolen property, failure to appear and failure to comply with a disposition, minor assault mischief/damage) accounted for 74 percent of youth court cases and 61 percent of cases were sentenced to custody in Canada in 1998/1999 (Statistics Canada, 2000c). Clearly, Canada has been incarcerating large number of youth at an “indefensible rate” (Doob and Sprott, 2006).

Even more, the high incarceration rate of Aboriginal youth is disconcerting. A Statistics Canada report for 1998/1999 on youth in custody confirmed that Aboriginal youth were overrepresented in detention. While


they accounted for only 5 percent of the total youth population in reporting jurisdictions across Canada at that time, Aboriginal youth made up 24 percent of the total admissions to custody. The rates of incarceration of Aboriginal youth in the prairie provinces are even higher (e.g., Manitoba and Ssakatchewan). In Manitoba and Saskatchewan three quarters (75 percent for Manitoba and 74 percent for Saskatchewan) of youth sentenced to custody ��^�� {��`��^^^��

The different rates of incarceration also exemplify the variations of policy concerning young offenders in Canada. Under section 92(14) of the Constitution Act 1867,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and responsibility for youth justice resources falls within provincial exclusive jurisdiction (Bala, 2003). As a result, the implementation of federal youth justice legislation may look very different from one province to another. For example, Saskatchewan sentenced youth to custody at a rate of 24.1 per 1,000 while Quebec sentenced youth at a rate of 4.8 per 1,000 (Sprott, 2001). Scholars described that the variations of ��in the YOA and its inadequate provision of clear sentencing guidance (Bala, 2003; Corrado, Gronsdahl and MacAlister, 2007).

Government’s Response to Competing DiscoursesThe competing discourses of public anxiety about crimes and criticism

against overuse of custody have a clear effect on the evolution of penal policy in Canada (Roberts, 1998). Policy making in democratic states are described as the authoritative allocation of values that are advanced by diverse sectors of civil society (Prunty, 1985). Thus, policy making underscores the state’s mediation of the competing discourses on social issues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state’s imposition of measures designed to resolve these problems (Ball, 1990). However, the process of mediation among competing discourses from diverse sectors of public is by no means easily achieved. In order to foster consensuses or compromises that underlie the articulation of social policy, the state must engage in a cumbersome process of dialogue involving those


groups that advocate for tackling diverse social issues (Campbell, Dufresne and Maclure, 2001). In such circumstances, social policies are often replete with equivocation and contradiction despite the veneer of compromise on these competing discourses and their ideologies represent. Tellingly, the YCJA of 2003 is the legislation to accommodate and appease both the demand for tougher legislation for serious offenders and the demand more crime prevention and diversion for less serious non-violent offenders.

Furthermore, the YCJA appears to be a good example of what Bottoms (1977) labelled the bifurcation of penal policy between, on one hand, the serious offender for whom very tough measures are typically advocated; on the other hand, the ordinary offender for whom, it is felt, we can afford to take a much more lenient line. Bottoms explained the development of this policy as resulting from two processes. One is economic: the increasing financial cost of imprisonment and the consequent need to send fewer and only the most serious convicted offenders to prison. The other is that harsher penalties for serious violence represent an attempt to reassert an agreed consensus in times of social and moral doubt and confusion. This type of bifurcation of disciplinary practices has characterized the sentencing legislation enacted by the Governments of Canada (Hatt, 1999).

In fact, the controversy and competing public discourses over criminal justice policy has been continuing since the first Canadian youth justice legislation - 1908 Juvenile Delinquent Act (JDA). The JDA focuses quite �� the wake of various social reform movements and the legislation of diminished responsibility of youth in late nineteen century. Youth came to be seen as victims who were frequently misguided and misdirected (Haveman, 1986). The JDA mandated the development of a separate juvenile justice system that was maintained for decades. However, in the 1960s, arbitrary welfare approach of the youth justice system under the JDA began to be critically scrutinised by the public. By 1982, with the adoption of the Canadian Charter of Rights and Freedoms, legislators were forced to accommodate public


discourses and acknowledged that under the JDA the application of the ‘best interests’ of youth, a notion associated with the welfare model of the original Act, violated the youth’s fundamental rights (Bala, 2003). The bifurcation of penal policy has begun to emerge in the 1984 Young Offenders Act (YOA) (Hatt, 1999).

However, the YOA was subject to a barrage of critiques by the scholars concerning its ambiguity and inherent contradictions. This argument rested on the view that the YOA has failed to meet its publicly stated objective of protecting society while assisting young offenders by addressing their special needs (Corrado, Gronsdahl and MacAlister, 2007). In response to criticism and to accommodate diverse discourses, successive Canadian governments have introduced three sets of amendments (1886, 1992 and 1995) to the YAO. These amendments mainly dealt with easier transfer of youths to the adult court and sentences for murder. (Campell, Dufresne and Maclure, 2001). Young offenders were being conceptualized as “serious” and “minor”, where punitive measures typically advocated for the serious offenders are based on the perceived presence or absence of dangerousness. Integral to this differentiation between two types of young offenders was the tendency to see the serious young offenders as being incorrigible (Campell, Dufresne and Maclurre, 2001). However, these amendments and the resulting differentiation of young offenders have done little to reduce confusion and discord concerning youth justice policy in Canada. One of these disenchantments �� that incorporated mixed and inconsistent principles and objectives, along with variations in provincial implementation would result in controversies that would ultimately lead to major reform (Corrado, Gronsdahl and MacAlister, 2007). The Youth Criminal Justice Act (YCJA) which replaced the YOA in 2003 is still based on a mixed youth justice model with a continuing emphasis on bifurcation of youth penal policy. What are the main features of this mixed model in the YCJA? Would the YCJA overcome or continue the issues of YOA?


Youth Criminal Justice Act: Bifurcation of Youth Penal Policy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one could hardly find a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mainly base on one model. A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usually comprises of elements from different models, but still one could at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 identify a dominant model for regulating youth crime (Corrado, Gronsdahl and MacAlister, 2007; Hartnagel, 2004). The YCJA is described as ��systematically incorporating principles from other youth justice models (Bala, 2003; Corrado, Gronsdahl and MacAlister, 2007).

Main Features of Youth Criminal Justice Act (YCJA)

The Youth Criminal Justice Act’s justice philosophy is contained in a [�� [��youth justice process. The preamble to the YCJA states that the youth justice system should reserve its most serious interventions for the most serious cases and reduces the over-reliance on incarceration for non-violent young person. Furthermore, the Declaration of Principle establishes the overall purpose of Canada’s youth justice system with s. 3(1)(a) stating that, the youth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is intended to (i) prevent crime by addressing person’s offending behaviour; (ii) rehabilitate young persons who commit offences and reintegrate them into society, and (iii) ensure that a young person is subject to meaningful consequences for his or her offence,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long-term protection of the public. Thus, rehabilitation is as important as preventing crime and imposing meaningful consequences upon the offender. Further, the long-term protection of the public is seen as the consequence of rehabilitation and accountability, rather than an independent objective of the youth justice system. The Declaration of Principle and Preamble are clear examples of the bifurcation of youth penal policy including the features and assumptions from different justice models: crime control (protection of society), justice (fair and proportionate accountability), welfare (rehabilitation), and corporatist


(reduces the over-reliance on incarceration for non-violent young person and encourages non court-based programs).

Moreover, to achieve the objective of reserving the most serious interventions for the most serious crimes, the principles of presumptive offence, restraint, proportionality, and limited accountability are applied, whereas, the principles of rehabilitation and addressing needs, and structured discretion are used for reducing the over-reliance on incarceration for non-violent young person.

Presumptive Offence1. The harsh punishment for the presumptive offences in the YCJA is essentially the result of the Government of Canada’s response to criticism from the public on being soft on crime (Corrado, Gronsdahl and MacAlister, 2007). For instance, the Act lowers the age for presumptive offences to 14 years even though some provinces continue to maintain the age at 15 or 16 years, as allowed under section 2 of the Act. Of further importance, the YCJA adds another category of presumptive offences for young offenders who will be subject to an adult sentence if they commit a third serious violent offence. These measures emanate from the crime control model to produce harsher penalties for the most serious offences.

However, the Quebec Court of Appeal found that creating presumption of adult sentencing for the most serious offences is unconstitutional and the Government of Canada announced that it would not appeal the decision to the Supreme Court of Canada (Doob and Sprott, 2006). Thus, the crime control tone for the most serious offences are greatly compromised, which ��`�� offenders in the future (Anand and Bala, 2003, p.397). Given that the public generally overestimates the numbers of crime that involves serious violence, the inclusion of “harsh sentences” for a very small group of young offenders in the legislation can be viewed as political rhetoric of the Government of Canada (Barnhorst, 2004; Doob and Sprott, 2006; Reid and Zuker, 2005)1 Presumptive offence is de�ned in section 2(1) of the YCJA as a conviction for murder, at-tempted murder, manslaughter, aggravated sexual assault, or a third serious violent offence.


Restraint. The theme of exercising restraint in the use of youth justice system is reflected throughout the legislation. In an unusually specific statement of the need for restraint, the Preamble provides that the youth justice should reduce its overreliance on incarceration for non-violent youths. The objective of reducing the use of incarcerating is reflected not only at the sentencing stage, but also the legislation includes additional provisions directed at restricting the use of pre-trial detention with youths. The use of pre-trail detention was prohibited as a substitute for child welfare, mental health, or other social measures (Bala, 2003; Barnhorst, 2004). Also, pre-trail detention of a youth is not necessary for the protection of the public if the youth, on being found guilty, could not be sentenced to custody. These restrictions prohibit the judge from imposing custody unless the offence is a violent offence, the youth has repeatedly failed to comply with non-custodial sentences, or the offence is relatively seriously and the youth has a history of � �� presumption is that it is generally unfair to incarcerate a presumed-innocent youth on the ground of public safety at the pre-trial stage (Barnhorst, 2004).

Limited Accountability. The Declaration of Principle articulates a set of principles for responding to young offenders that places the greatest emphasis on the proportionality of the response, with section 3(1) (c) emphasizing that “fair and proportionate” accountability is the central principle for responding to youth offending. The principles recognize, however, that this is to be a limited accountability in comparison to that of adults (Bala, Carrington and Roberts, 2009). This mitigated accountability in terms of proportional �� justice model as the legislation focuses on the special needs of the young offender yet reinforcing procedural equity and accountability by having the �� with the seriousness of the offence (Corrado, Gronsdahl and MacAlsiter, 2007; Reid and Zuker, 2005). In addition, in 2006, the Supreme Court of Canada upheld a trial decision that deterrence does not apply to youth sentencing


under the YJCA2. The Supreme Court established that the legislation sets out a detailed and complete code for sentencing young persons under which terms it is not open to the youth sentencing judge to impose a punishment for the purpose of warning, not the young person, but others against engaging in criminal conduct (Bala, Carrington and Roberts, 2009). The decision of the Supreme Court is thus interpreted to illustrated how this legislation exemplifies a modified justice model by having adopted an individualized sentencing process that takes into account not only the background of the young person, the offence and prior record, but more importantly fashions a sentence that is going to assist in the rehabilitation and reintegration of the young offender (Corrado, Gronsdahl and MacAlsiter, 2007).

Rehabilitation and Addressing Needs. The Corporatist model is evident in the YCJA in the increased use of extra-judicial measures and conferencing. The YCJA states that measures taken with youth should address the rehabilitative needs of youths within the limit of a proportionate response to the offence. Thus, minor or non-violent offenders who have not previously been found guilty of an offence are to be dealt with by non-court-based programs (extrajudicial measures and extrajudicial sanctions) in order to avoid formal judicial sanctions and more punitive sentencing outcomes (Corrado, Gronsdahl, MacAlister and Cohen, 2010).

Extrajudicial sanctions are non-court, community-based programs that may result in responses, such as restitution to a victim or family-group conferencing, while the concept of extrajudicial sanctions is broader, including extrajudicial sanctions such as oral warnings or written cautions by the police and police referrals to community counselling organizations. The use of extrajudicial measures is intended to reduce the number of youths appearing in youth court, particularly first offenders and juveniles accused 2 The Supreme Court of Canada upheld the decision of the Manitoba Court of Appeal in R. v.

P. (B.W.) that deterrence is not a legitimate sentencing principle under the YCJA. This case involved manslaughter where a 15-year-old Aboriginal male struck the victim in the head with a pool ball covered in a sock and was given a serious violence offence designation.


of minor offences (Bala, Carrington and Roberts, 2009). There is a statutory �� extrajudicial measure prior to commencing judicial proceedings against a young person.

Another clearest expression of the corporatist model in the YCJA is found in the provision promoting conferencing. The main goal of conferencing is a resolution – mutually agreed upon by the young offender, the victim, community members, and youth justice representatives – of the harm done ��`�� allowing for broad discretion and differing approaches among provinces and territories in setting up and convening conference.

Structured Discretion. The success of the diversionary provisions of the YCJA concerning extrajudicial measures and sanctions is dependent on the attitudes and policies of police and prosecutors and the availability of community-based alternatives to youth court. Although the act leaves considerable room for discretion, the legislation structures the discretion of decision makers to a much greater extent than the YOA. In fact, at each stage of the youth justice process – extrajudicial measures, pre-trail detention, sentencing, and custody and reintegration – specific provisions guide how ��criteria and considerations, and presumed responses to certain situations, �� through extrajudicial measures (Barnhorst, 2004). More importantly, one of the main objectives of providing detailed provisions for the principle of restraint is to reserve custodial sentence as the last resort and avoid confusion and variations across Canada in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YCJA (Corrado, Gronsdahl, MacAlister and Cohen, 2010). Indeed, there was substantial variation across Canada in provincial policies and in local attitudes and community programs under the YOA, but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YCJA was accompanied by transitional federal funding to encourage the establishment of more community-based programs for responding to youth crimes. In


addition, the federal government funded a number of professional educational initiatives directed at police and prosecutors, which were intended to facilitate their decision making and encourage them to use of community-based responses to minor youth offending (Bala, Carrington and Roberts, 2009). In the end, would the mixed model of the YCJA in bifurcating two distinguished groups of young offenders be an adequate response to youth offending and accommodating the concerns of competing public discourses?

Concerns of Bifurcation of Youth Penal PolicyEvaluating the Youth Criminal Justice Act

While the new legislation is able to address the concern of Canada’s over-reliance on incarceration for young offender, the public confidence in the youth justice system is still an issue of which the Government of Canada should keep working.

The Youth Criminal Justice Act was described as a qualified success in decreasing the use of courts and increasing the use of diversion (Bala, Carrington and Roberts, 2009). In 2003, the year that the YCJA came into effect, the rate of youth actually charged by police (of the total chargeable youth) dropped by 18% from the previous year – from 4,490 per 100,000 to 3,690 – and the rate of youth dealt with by alternatives to charging (diversion) ��"��were collected, more youth apprehended by the police were dealt with by alternatives to charging than by laying a criminal charge (Bala, 2003; Bala, Carrington and Roberts, 2009). Since there was an unchanged level of recorded youth crime (total chargeable youth) before and after 2003, the drop in the rate of charging is plausibly explained by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YCJA (Bala, Carrington and Roberts, 2009). Moreover, the proportion of sentenced cases receiving a custodial disposition dropped from 27% in 2002/2003 to ��^^��^^�� 5.4% over the following three years, with the result that, in 2006/2007, only 16.6% of sentenced youth court cases resulted in a custodial sentence (Bala,


Carrington and Roberts, 2009). This drop eventually means that the prison population of 2009 under the age of 18 has fallen from 10 to 4.9 per cent since 2003 (Paperny, 2011). This drop in the proportion of sentenced cases receiving a custodial sentence is interesting. The reduction in the number of youth charged by the police and referred to the court means that cases reaching the court were, on average, more serious and would be expected to be more likely to receive custodial sentence. Thus, the observed reduction in the proportion of custodial sentence is strong evidence for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provisions of the YCJA that restricts the use of custodial sentences.

The law has succeeded in some ways in reducing the youth in custody; however, Canada’s youth incarceration rates (4.9%) in 2009 are still considered to be relatively high when compared to other western nations (the United Kingdom is 1.8%; United States is 0.4%; France is 1.1%, Australia is 0.1% and New Zealand is 1.2%) (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Prison Study, n.d.). Moreover, youth remanded into pre-trail custody have not declined in numbers. The average rate of youth in remanded custody in 2007/2008 (36 per 100,000) was the same as in 2000/01 (Bala, Carrington and Roberts, 2009). It is not entirely clear why there has not been a decrease in the number of remanded youth commensurate with the decrease in sentenced admissions, even though the philosophy of the YCJA clearly focuses on minimizing youth incarnation of any kind (Bala, Carrington and Roberts, 2009; Kong, 2009).

��in Canada under the YCJA. The results of the 2008 National Justice Survey � �`��^�� `��in the ability of the youth courts to pass the right sentence. For example, when asked about the three-year maximum prison sentence under the YCJA for all offenders except those convicted of murder or those sentenced as adults, nearly 60% believed that the maximum sentence should be longer than three years, while 5% felt it should be shorter (Latimer and Desjardins, 2007). One � �� crime among the public. Statistics Canada reported the overall violent crime


rate in 2007 was at its lowest point in twenty years and that the property crime rate was its lowest point in thirty years (Dauvergne, 2008). However, the perception among the vast majority (80%) of Canadians that youth crime, including violent crime, drug crime and gang involvement has been rising in recent years (Department of Justice, 2010). In other words, the perception of `��

�� system enters the debate of the Parliament of Canada. In response to the getting touch on youth crime discourse, the current Government of Canada is introducing Bill C-4 in July 2011 in order to bring in the principles of “deterrence and denunciation” as elements for sentencing to the YCJA, along with expanding the types of crimes for which youth can be incarcerated and the length of time they can spend in custody (Paperny, 2011).

Concerns in the Inherent Tension and Administration of the YCJA

�� `��in the youth justice system, it has successfully reduced the overuse of court-based sentencing in Canada. However, there are other concerns of the YCJA as a result of its inherited tensions of a mixed model and its bifurcated penal policy. These concerns include: 1/ the categorisation and consequent punitive punishment of serious offenders might further marginalize the disadvantaged populations; 2/ non court-based measures with great discretion rested with decision makers might comprise the youth’s rights; and 3/ the variations in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YCJA remains the same across Canada as under the YOA.

First, the YCJA’s encouragement of extrajudicial measures and custodial alternatives creates opportunities for discretionary decisions, which may be differently exercised on other than the legally relevant grounds of the type of offence and prior record of the youths. Since serious, repeat violent offenders tend to be disproportionately poor, Aboriginal, and/or immigrant


(Hartnagel, 2004), it is likely that the bifurcated policy adopted by the YCJA could serve to exclude further and to marginalize the most vulnerable youth through the use of custody, with extrajudicial measures and alternatives to custody reserved for less socially threatening youth. The bifurcated policy response to youth crime could, thus, reproduce pre-existing structural divisions within Canadian society (Hartnagel, 2004). Bifurcation of youth justice policy is then categorized as an instrument to alleviate social problems (e.g., poverty, discrimination, youth unemployment) by shifting the blame to individuals (serious offenders) without tackling the root causes of the crimes (Campell, Dufresne and Maclure, 2001). In fact, as the number of youth in sentenced custody has decreased under the YCJA, the Aboriginal youth as a proportion of admissions to sentenced custody has been increasing. Aboriginal youth accounted for 22% of youth admitted to sentenced custody in 2001/1002 (before the YCJA) and 31% (after the YCJA) in 2005/06. Yet, they only account for approximately 6% of youth in Canada. Despite special consideration are given to community-based responses for Aboriginal youths under the YCJA (Bala, 2003), the incarceration of Aboriginal youths under the YCJA is still alarming high.

Second, there is potential that the discretion not to divert or screen a charge for minor offences may be exercised in a discriminatory fashion and compromises the youth’s rights. Some research reveals concerns by youth belonging to visible minorities that police are less likely to exercise their discretion not to charge when dealing with minority youth than when dealing with youth not belonging to visible minorities (Warner, Fischer, Albanes and Amitay, 1998). Further, one of the purposes of extrajudicial sanctions program is to offer a youth the opportunity for an expeditious, informal response to an alleged violation of the law. If the case is resolved by extrajudicial sanctions, the youth and parents will generally feel less intimidated than if the case goes to court, and they are likely to participate more fully in any discussions about the offence and their circumstances than in the more formal, adversarial court setting. As a result, there may be considerable pressure on a youth to participate in extrajudicial sanctions. There is the potential for a


fairly intrusive response to a quite minor offence with extrajudicial sanctions, or even for participation by a youth who is not guilty of any offence (Bala, 2003). In addition, the YCJA provides for a two-year period of access for records relating to extrajudicial sanctions. The record of having received an extrajudicial sanction is not technologically a finding of guilt, but if, in the two years following the imposition of the sanction, the youth is found guilty of an offence in youth court, the existence of the prior extrajudicial sanction �� severe sentence (Bala, Carrington and Roberts, 2009). The possibility of later use of a record of judicial sanctions emphasizes the need to ensure that those youths who have waived their right to go to youth justice court are truly accepting responsibility for their acts and are aware of the consequences of participation. Therefore, some scholars argued that it would be desirable to ensure that all youths who are referred to extrajudicial sanctions have actually had access to legal advice before waiving their right to go to court, especially since the youth’s participation may be held against him or her if there was a later prosecution for another offence (Bala, 2003).

Third, there is still a considerable variation among provinces in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YCJA. Looking at the rate at which youths were brought ��^^��^^��`�� with the trends found under the previous laws, Quebec and British Columbia used youth court the least, while Saskatchewan relied most heavily on youth (Thomas, 2008). For example, youths in Saskatchewan were at least four times as likely as youths in Quebec and at least twice as likely as youths in the Atlantic Provinces or in Ontario to be apprehended, found guilty, or sentenced to custody for property offences (Sprott and Doob, 2008). Despite provisions guide for decisions are provided at each stage for the youth justice process, the YCJA is a very complex legislation using a mixed model that incorporates mutually exclusive principles of different models. It is, thus, inevitable that YCJA would be subject to provincial, administrative and judicial interpretations (Corrado, Gronsdahl and MacAlister, 2007). However, one should be noted that the considerable variations in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YCJA across the country might be unfair to those young offenders who are treated differently because of the province they live.

In conclusion, the enactment of the YCJA was to accommodate competing discourses on how to handle youth offending by a bifurcation of the youth criminal justice policy in a mixed youth justice model. The challenge of incorporating different justice models with conflicting assumptions is tremendous. It would not be surprising that there are inherent tensions and �� justice system remaining low, the YCJA did succeed in reducing the overuse of court-based sanctions and the rates of incarceration. Given that the C-4 was tabled in July 2011 to the Parliament of Canada to amend the YCJA for tougher measures of serious crimes, it seems that another round of discourse mediation by the government was just to begin. The bifurcation of young offenders under YCJA might prove to be set for another round of debate for the reform of youth penal policy in Can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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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學國王學院社會工作系

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學國王學院社會工作系

加拿大聯邦政府為了容納各方公眾對如何處理青少年罪犯的意見，在二

零零三年通過「青少年刑事罪行警懲法案」。「警懲法案」的一大重點

是將青少年罪犯劃分為嚴重罪行者或輕微罪行者。對於觸犯嚴重罪行的

青少年，應當嚴懲不赦；對於輕微過失，則從寬處置。其實，「警懲法

案」對青少年罪犯的雙重體系處理手法，是糅合了各種青少年懲治理論

而建立。但是，這些理論之間並非並行不悖，甚至互相抵觸。因此，在

實施及指導青少年司法政策上，每每困難處矛盾重重。有見及此，本文

旨在縱合現有文獻，述評公眾輿論如何影響「警懲法案」的製定，研究

此法案的理論基礎，和探討在執行法案的過程當中所遇到的種種疑惑及

困阻。

加拿大、青少年司法政策、青少年刑事罪行警懲法案

*收到日期：2011/07/30　修改日期：2011/09/21　接受日期：2011/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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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ime and Criminal Justice InternationalThe journal is published in cooperation with the Graduate School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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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章節使用符號，依壹、一、（一）、１、（１）等順序標示。

三、中文參考書目範例：

（一）圖書專著

1. 一般格式

周愫嫻，2004，《少年犯罪》。臺北：五南。

2. 再版書籍

許春金，2003，《犯罪學》，修訂四版。臺北：三民。

3. 編輯著作

楊國樞、文崇一、吳聰賢、李亦園編，1981，《社會及行為科學研究法》。臺北：東華。

4. 編輯著作中的單篇論文或章節

林健陽、黃蘭媖，1997，〈矯治機構民營化之研究〉，收錄於楊士隆、林健陽主編，《犯罪矯治問題與對策》，頁 51-80。臺北：五南。

5. 翻譯作品

周愫嫻譯，法蘭克‧威廉斯三世（Frank P. Williams Ⅲ）、馬玉


琳 ‧ 馬克蕭（Marilyn D. McShane）著，1992，《犯罪學理論（Criminological Theory）》。臺北：桂冠。

（二）期刊文章

1. 連續編碼之期刊文章

許春金，2003，〈性侵害犯罪被害情境與要素之分析〉。《警政論叢》3：101-28。

2. 各期單獨編碼之期刊文章

周愫嫻，2004，〈受刑人「家庭生活教育課程」之實施與成效評估〉，《臺北市立師範學院學報》35（2）：155-77。

（三）碩博士論文

陳奕全，2002，《臺灣犯罪幫派的法律抗制》，臺北大學犯罪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四）報紙文章

吳文良，2005，〈臺北大學停車場，將成轉運站〉。《聯合報》，2005年 1月 19日，C1版。

（五）會議或研討會論文

1. 會議論文

許春金、葉俊宏，2004，〈汽機車與侵入性職業竊盜集團之訪談研究〉。《2004亞太地區犯罪問題與對策研討會論文集》，頁63-101。2004年 12月 4日。桃園：中央警察大學。

2. 研究成果發表

陸先恆、胡美珍，1995，〈工作與幼兒養育互補性對臺灣已婚婦女就業機會與個人收入影響之研究〉，發表於《大型社會調查研

究經驗交流暨變遷中的臺灣社會研討會》，6月 6日－ 6月 10日，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主辦。


（六）調查／研究報告

邱忠榮，1999，《等成員人數與經濟福利分配》，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委託計畫 NSC88-2415-H032-006。

（七）政府出版品

行政院主計處，1995，《中華民國時間運用調查報告》，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

立法院，1997，《立法院公報》，2904期。臺北：立法院秘書處。

（八）網際網路

1. 一般網路資源

王建民，2004，〈著名幫派組織，臺灣洪門今昔〉。《中國網》，2004年 6月 10日，2004年 12月 12日下載於 http://www.investchina.com.cn/chinese/TCC/haixia/583578.htm。

2. 網路電子報

胡孝誠，2004，〈揭開百年幫派面紗／ 319為紀念明崇禎帝，洪門稱三把半香〉。《東森電子報》，2004年 5月 1日，2004年12月 12日下載於 http://www.ettoday.com/2004/05/01/545-1624010.htm。

四、英文參考書目請比照 Criminology 期刊之規定（作者可至 http://www.chicagomanualofstyle.org/tools_citationguide.html 下載詳細說明）：

（一）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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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Contribution to a 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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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C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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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Magaz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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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Newspap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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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Type the references double-spaced, using Chicago Style. A few examples follow, but consult the Chicago Style Guide (http://www.chicagomanualofstyle.org/tools_citationguide.html) for further examples:

(1) Books

Fox, J. A. 1978. Forecasting Crime Data. Toronto, Canada: Lexington.

Rusche, G. and O. Kircheimer. 1939. Punishment and Social Structure. NY: Russell and Russell.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1980. Sourcebook of Criminal Justice Statistics - 1984. Washington, DC: National Criminal Justice Information and Statistics Service.

(2) Journal articles

Messner, S. F. 1982a. Poverty, inequality, and the urban homicide ��Criminology 20: 103-14.

Messner, S. F. 1982b. Societal development, social inequality, and


homicide: A cross-national test of a Durkheimian model. Social Forces 61: 225-40.

Miethe, T. D. and C. A. Moore. In Press. Racial differences in criminal processing: The consequences of model selection on conclusions about differential treatment. Sociological Quarterly 27.

(3) Contribution to a book

Kobrin, S. 1971. The formal logical properties of the Shaw-McKay delinquency theory. In Ecology, Crime and Delinquency, eds. Voss, H. L. and D. M. Peterson. NY: Appleton-Century-Crofts.

Cohen, J. 1986. Research on criminal careers: Individual frequency rates and offense seriousness. In Criminal Careers and Career Criminals, vol. I., eds. Blumstein, A., J. Cohen, J. Roth and C. Visher. Washington, DC: National Academy Press.

(4) Cases

Goss v. Lopez, 1975. Supreme Court of the United States 419 U.S. 565.

(5) Magazines

Cannon, J. 1985. What about the parents of delinquent children? Parents’ Weekly, February, 19-21.

(6) Newspapers

Hunt, M. 1999. City sees decline in burglary rates. Norman (Oklahoma) Transcript, 24 June, A15.

Wall Street Journal. 1994. National crime statistics misleading. Editorial, B12.

If the citation is from a newspaper that includes numbered sections, such as a Sunday edition, include the section and page number: sec. 1A, p. 5.


犯罪與刑事司法研究第一期（2003） 84本 250元

犯罪與刑事司法研究第二期（2004） 93本 250元

犯罪與刑事司法研究第三期（2004） 232本 250元

犯罪與刑事司法研究第四期（2005） 319本 250元

犯罪與刑事司法研究第五期（2005） 304本 250元

犯罪與刑事司法研究第六期（2006） 301本 250元

犯罪與刑事司法研究第七期（2006） 241本 250元

犯罪與刑事司法研究第八期（2007） 125本 250元

犯罪與刑事司法研究第九期（2007） 83本 250元

犯罪與刑事司法研究第十期（2008） 33本 250元

犯罪與刑事司法研究第十一期（2008） 101本 250元

犯罪與刑事司法研究第十二期（2009） 149本 250元

犯罪與刑事司法研究第十三期（2009） 118本 250元

犯罪與刑事司法研究第十四期（2010） 135本 250元

犯罪與刑事司法研究第十五期（2010） 173本 250元

犯罪與刑事司法研究第十六期（2011） 180本 250元

找回斷線的風箏－中輟預防網研討會論文（2004） 14本 400元

二○○二年犯罪問題研究研討會論文集（2002） 40本 400元

二○○五年犯罪問題與對策研討會論文集（2005） 3本 400元

二○○六年犯罪問題與對策研討會論文集（2006） 5本 400元

二○一○年犯罪問題與對策研討會論文集（2010） 12本 400元

有興趣購買的讀者，請洽臺北大學犯罪學研究所林助教

電話：02-8674-1111轉 67084；傳真：02-2673-7100；e-mail：[email protected]


理性選擇與犯罪決定：以少年竊盜為例侯崇文 1~36

修復式正義的實踐理念與途徑：參與式刑事司法許春金 37~66

臺灣殯葬業犯罪問題初探周愫嫻張祥儀

67~96

組織性犯罪：社會網路分析的考察與初探馬財專 97~124

犯罪學理論建構：整合與闡述的思考曹立群 125~147

警察對家庭暴力案件採取擴大逮捕權限政策態度之研究

王佩玲 148~204

社會發展、地位移轉、不良少年問題：美國模式 Peter Iadicola 205~246

侵犯動物之刑事判決研究：以英格蘭與威爾斯為例Bill Hebenton

Ken PeaseCoretta Phillips

247~286

英美刑罰發展與臺灣經驗之探究：一個批判性的分析

許華孚 1~42

倒會重複被害之研究：以大臺北地區倒會重複被害人為例

張耀中 43~77

性犯罪加害人之處遇：國內外現行主要制度評述鄭添成陳英明楊士隆

78~109

族群與慢性犯罪人：族群因素重要性的下降 Matt DeLisi 110~134

低自我控制與家庭暴力之關係黃布

Blair A. Beadnell Sharon A. Baker

135~160


性侵害犯非自願團體心理治療：臺北監獄再犯預防認知行為療法成效之初探

李思賢高千雲

1~24

連續殺人犯於我國刑法上的評價吳景欽 25~72

美國與臺灣大學學生對死刑態度的比較

John D. HewittAdam Regoli

Robert M. RegoliPeter Iadicola

73~103

傅科（Michel Foucault）對於當代犯罪控制的啟發許華孚 105~150

家庭結構、家庭功能、自我控制與兒童問題行為之縱貫性研究

溫淑盈 151~200

我國執業律師次文化之探討－以律師觀點為例張居自 1~40

公務員貪污犯罪影響因素之研究胡佳吟 41~82

國中校園暴力的被害分析謝志龍 83~118

女性白領犯罪之研究－以公司犯罪為例林莉婷 119~166

科技設備監控運用於我國社區處遇可行性評述鄭添成 167~207

少年犯罪轉向計畫之比較研究：以美、德、港、臺四地為例胡中宜 1~36

殯葬服務流程之犯罪型態研究 -以臺北縣市為例張祥儀 37~92

扒竊被害人報案決意歷程與被害反應之研究－初探性研究許春金邱淑蘋

93~148

我國重刑化假釋政策與假釋出獄人再犯預測之研究丁榮轟 149~198

監獄與社會的排除：一個批判性的分析許華孚 199~235


保險詐欺決意歷程之理性因素研究：以殺人詐領保險金案件為例

楊超倫 1~64

網路援交行為與預防對策之探討張淑中 65~98

性侵害加害人之多巴胺基因系統群的關聯性研究

白崇彥黃景明陳凱華楊秋和詹志文

99~133

不同犯罪類型受刑人低自我控制特質之比較研究邱顯良 1~34

男性安非他命濫用者之性格特質、用藥非理性信念、用藥渴求與復發意向之研究

江振亨黃秀瑄林瑞欽

35~80

監獄暴行之跨層次分析任全鈞 81~110

法國恐怖主義的歷史回顧、現況與發展盧艾雯 111~140

從修復式正義觀點探討緩起訴受處分人修復性影響因素之研究

許春金陳玉書游伊君柯雨瑞呂宜芬胡軒懷

141~190

評 Borge Bakken 的 “Crime, Punishment and Policing in China”

Bill Hebenton 191~195

職業賭博犯罪發展歷程之質性分析孫義雄 1~52

性別與青少年塗鴉行為之關係楊佩燁 53~92

矯正機關收容少年使用黑話之社會語言學分析涂淑瑩 93~132


少年觀護工作的社會福利屬性與困境曾華源 133~156

評Matt Ridley的“天性與教養－先天基因與後天環境的交互作用”（Nature via Nurture: Genes， Experience and What makes Us Human）

黃蘭媖 157~165

兩岸四地相關之犯罪學與刑事司法英文論文書目與摘要：2005年 Bill Hebenton 167~181

調解制度中受調解人修復性影響因素之研究－修復式正義觀點

許春金陳玉書黃政達

1~54

貪污治罪條例侵占罪與刑法業務侵占罪之判決分析紀致光 55~84

生命歷程理論：個體犯罪行為的持續和變遷陳曉進 85~112

犯罪類型屬性對治安結構之影響譚子文廖世義

113~162


當代犯罪學大師哈佛大學社會系主任 Robert J. Sampson臺北大學系列講座：移民、種族與犯罪

Robert J. Sampson黃蘭媖譯

1~24

共依賴的研究程玲玲 25~50

單親家庭青少年偏差行為成因之研究：權力控制理論的觀點

石泱 51~90

少年司法處遇場域中的臨床論述與實務呈現：以妨害性自主少年個案為例

蘇益志 91~124

泰雅族傳統正義概念內涵之探討

許春金陳玉書張謹名張淑慧高政昇姚淑文

125~174


民主化警政Peter Grabosky

張耀中譯1~26

犯罪被害恐懼感產生機制－社區失序的作用

劉建宏Steven

Messner張樂寧卓越

27~62

以前科限制就業制度之檢討楊冀華 63~98

法還是不入家門為上？論家庭暴力案件量刑之影響因素

楊維倫 99~132

藥癮者復發風險預測之實證研究張伯宏郭文正鄭安凱

133~168

試論香港地區提高刑事責任年齡之必要性崔永康付欣

169~188


經濟動機理論與現代化過程中之犯罪類型劉建宏蔡宏瑀譯

1~24

死刑意向之性別模型分析謝靜琪 25~58

父母教養與青少年偏差行為的長期動態關聯：一個群組成長軌跡模型

陳易甫吳齊殷林桂綉

59~100

衝動性、管控功能、特質與家庭因素在兒童至少年階段犯行發展的角色：自我控制論的檢驗

莊耀嘉 101~144

社會形塑少年暴力犯為危險他者之運作機制：「代罪羔羊」形象的社會建構

許華孚 145~207


青少年從事網路不當行為相關因素之分析－以桃園縣國中生為例

張耀中 1~50

社會控制理論依附和參與要素之關連性研究譚子文 51~82

監獄矯治教化人員之規訓權力運作與慣習實踐游淯荏許華孚

83~144

從犯罪共通性理論探討性犯罪再犯現象鍾志宏吳慧菁

145~170


犯罪率、法律與秩序

Steven StackLiqun Cao

Amy Adamczyk蔡宏瑀譯

1~22

臺灣戒治所之前導性調查研究

許華孚陳瓊梅陳世志周石棋

23~48

過猶不及？論桃園縣國中生接觸網路早晚對其網路沈迷之影響

張耀中歐家喬

49~78

偵訊自白的形成因素－以調查局調查官及受刑人為例劉至剛 79~116

我國少年司法體系執行修復式正義之研究簡吉照 117~185


毒癮愛滋收容人生活適應之研究陳宜擇 1~44

從產官學合作模式探討保全業「專業化」之建構陳東陽 45~74

警察機關受理之新移民女性遭受親密關係暴力案件探索性分析

黃蘭媖林育聖韋愛梅

75~116

犯罪事件中女性主體的形塑沈伯洋 117~174


修復式正義在美國之崛起及其在刑事司法之運用郭世雅 1~46

更生工作的協同效應－懲教機構與非政府機構 Paul Senior 47~80

修復性司法和伊斯蘭律法的相容性：以沙烏地阿拉伯為例

江國平、Christopher Paul Garris

81~102

香港青少年毒販與社會資本研究初期報告蘇子強 103~126



修復式正義理論許春金 1~22

理性選擇與犯罪決定：以青少年竊盜為例侯崇文 23~32

中國大陸的青少年犯罪郭翔 33~42

兒童虐待與少年犯罪的系統整合研究林瑞發 43~70

衝動性格、認知控管缺陷與兒童犯行之發展：追蹤至少年階段的貫時性研究

莊耀嘉 71~86

青少年犯罪幫派形成之影響因素與特質之研究周文勇 87~116

八家將青少年的將團經驗張紉 117~132

青少年偏差行為成因研究：檢驗一般化緊張理論的實證性

董旭英 133~148

青少年以對立性方式處理人際糾紛之研究關秉寅 149~174

臺灣地區少年殺人案件之分析張耀中 175~184

What everyday life tells us about crime theory Marcus Felson 185~188

Explaining female delinquency: The application of differential oppression theory Bob Regoli 189~196

Reintegrative shaming, Restorative policing, and Law enforce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Problems and Prospects

Thomas Winfree 197~216

Are Career Criminals Born or Made？ Matt Delisi 217~232

網路犯罪與網路犯罪公約馮震宇 233~250

成年受保護管束人再犯預測之研究陳玉書簡惠霠

251~272

殺妻犯罪行為之研究謝文彥 273~298

銀行從業人員對洗錢防治認知瞭解詹德恩 299~318

個人犯罪被害相關因素之研究蔡田木 319~330

The Role of Business in Security Marcus Felson 331~334

Development, Displacement, and Delinquency: The United States Model Peter Iadicola 335~350


獄政政策與管理之評估蔡德輝楊士隆

351~368

臺灣地區監獄矯治效能之實證研究林健陽 369~398

羈押被告脫逃意圖之研究楊士隆 399~422

性侵害再犯預防團體治療方案之評估李思賢高千雲

423~434

基層員警生涯投注感與工作適應之關係研究林瑞欽黃秀瑄

435~472

公私夥伴、組織承諾與工作滿意：臺北高雄兩院轄市基層警察人員和保全人員之比較研究

蔡允棟 473~502

我國警察人員角色衝突問題之研究黃賀 503~518

社區鄰里空間類型與居民安全感關係之研究李素馨 519~538

警察防處社區治安問題的理論與實務－以臺北縣二重疏洪道整頓為例

劉勤章孟維德張國雄

539~566

我國警察組織司法環境變遷之研究－從一六六到五三五

章光明張簡維典

567~592

警察逮捕行為之研究－以臺北市警察處理婚姻暴力案件為例

孟維德 593~618

Primary Prevention Efforts by Law Enforcement in the Community Policing Era Terrance Taylor 619~626

Shared Beginnings, Divergent Lives: Delinquent Boys to Age 70 John Laub 37~38

The Dynamic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enting and Adolescent Delinquency: A Group-Based Model Approach

陳易甫吳齊殷

41~70

自我調控行為對少年犯罪的區別效力研究林瑞欽黃秀瑄蔡崇振

71~96


性侵害犯罪加害人再犯危險評估量表之建立－動態危險因素之探測

沈勝昂

97~124

Con�dence in the Police: Where Does Taiwan Rank in the World? 曹立群 125~144

我國假釋政策之評估研究陳玉書鐘志宏

147~182

警察工作績效支持度研究侯崇文 183~202

警察與民主社會－警察角色的實證分析孟維德 203~234

少年犯罪原因及防治對策馮銳 237~246

ATM轉帳詐欺犯罪之實證研究范國勇江志慶

247~268

婚暴目睹兒童及少年輔導教育團體效果之比較研究鄭瑞隆 269~290

臺灣殯葬業者的違法行為研究周愫嫻 291~310

Lombroso’s Legacy: Crime, Brain Mechanisms, and Development Adrian Raine 311

新興毒品管理制度之國際比較分析林健陽柯雨瑞

29~62

監禁趨勢之分析蔡田木 63~96

盜採砂石問題之對策與刑事法規範鄭昆山 99~120

適應不良青年接受專業諮商成效之評估：服務提供者的觀點

鄭瑞隆 121~138

CCTV與犯罪預防研究邱豐光 141~158

由情境犯罪預防淺論我國機車竊盜之防制劉崇智 159~190


許春金陳玉書

193~226

知識為基礎與證據導向的刑事政策－我國與英國毒品政策個案比較

黃蘭媖 227~257


Italian legislative tools to �ght organised crime 義大利打擊組織犯罪之法律措施

Dr. Ignazio Castellucci 261~270

Gaming Crimes in Macao: An Overview 澳門博彩犯罪概述

Dr. Salvatore Mancuso 271~283

亞洲犯罪學的方向與任務劉建宏 3~14

Victimization Survey in Taiwan 許春金黃蘭媖

15~26

Criminology and other Social Sciences: Constructing the Inter-Discipline 林育聖 27~50

刑事被害人國家救助制度淺析沈兵謝力

51~57

抑制職務犯罪的刑事對策朱建華 61~64

抑制涉黑犯罪的基本對策梅傳強 65~75

Female Drug Abusers’ Subjective Perceptions of Criminal Justice and Helping Professionals: A Life History Study

李紫媚 77~88

中國大陸司法鑒定制度的發展趨勢談易旻 91~95

審查逮捕程式正當化的進路 -以 C市 S區人民檢察院的改革為範例

李昌林 97~120

中美大學生對於警察處理家暴態度之比較孫懿賢吳明月吳瑜寧

121~132

解讀大陸少年法：穿梭于少年司法與刑事司法之間張鴻巍 135~149

中國大陸地區社區矯正應向何處去？—以重慶市試行社區矯正為視角

王利榮 151~163

和諧社會語境中的寬嚴相濟政策研究李永升 165~174

從懲罰犯罪到保護公民—中國大陸刑事司法制度改革

戴勇才 175~190


加拿大 62, 64, 115

犯罪轉移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70, 73, 78, 79, 80, 81

性工作者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5, 86

青少年司法政策 115

青少年刑事罪行警懲法案 115

治安管理 1, 2, 3, 6, 13, 21, 25, 26, 28, 30, 32, 33

兩岸治安聯防 1, 25, 26, 27, 30

性服務 59, 60, 61, 63, 68, 69, 71, 72, 73, 77, 78, 79, 85, 86

風險意識 37, 39, 41, 42, 44, 48, 49, 50, 51, 52

被害風險知覺 37, 38, 39, 42, 43, 44, 45, 48, 49, 50, 51, 52, 53

旅遊犯罪 37, 39, 41, 51, 53, 54

旅遊決策 37, 39, 42, 43, 44, 49, 50, 51, 52, 53

旅遊資訊 37, 39, 41, 43, 44, 45, 48, 49, 50, 51, 52

問題導向警政 1, 31

韓國 60


（字母）

Adamczyk Amy 犯罪率、法律與秩序 14：1

Baker, Sharon A. 低自我控制與家庭暴力之關係 2：135

Beadnell, Blair A. 低自我控制與家庭暴力之關係 2：135

Cao Liqun 犯罪率、法律與秩序 14：1

DeLisi, Matt 性犯罪加害人之處遇：國內外現行主要制度評述 2：78

Grabosky, Peter 民主化警政 11：1

Hebenton, Bill 侵犯動物之刑事判決研究：以英格蘭與威爾斯為例 1：247

評 Borge Bakken 的 ”Crime, Punishment and Policing in China” 7：191

Hewitt, John D. 美國與臺灣大學學生對死刑態度的比較 3：73

Iadicola, Peter 社會發展、地位移轉、不良少年問題：美國模式 1：205

美國與臺灣大學學生對死刑態度的比較 3：73

Messner, Steven F. 犯罪被害恐懼感產生機制－社區失序的作用 11：27

Pease, Ken 侵犯動物之刑事判決研究：以英格蘭與威爾斯為例 1：247

Phillips, Coretta 侵犯動物之刑事判決研究：以英格蘭與威爾斯為例 1：247

Paul Senior 更生工作的協同效應－懲教機構與非政府機構的協助 16：47

Regoli, Adam 美國與臺灣大學學生對死刑態度的比較 3：73


Regoli, Robert M. 美國與臺灣大學學生對死刑態度的比較 3：73

Sampson, Robert J.


10：1

Stack Steven 犯罪率、法律與秩序 14：1

（2劃）

丁榮轟我國重刑化假釋政策與假釋出獄人再犯預測之研究 5：149

（4劃）

王佩玲警察對家庭暴力案件採取擴大逮捕權限政策態度之研究 1：148

（5劃）

石泱單親家庭青少年偏差行為成因之研究：權力控制理論的觀點

10：51

付欣試論香港地區提高刑事責任年齡的必要性 11：169

白崇彥性侵害加害人之多巴胺基因系統群的關聯性研究 6：99

（6劃）

任全鈞監獄暴行之跨層次分析 7：81

江振亨男性安非他命濫用者之性格特質、用藥非理性信念、用藥渴求與復發意向之研究

7：35

成容銀南韓性賣買特別法和警方掃黃行動對性產業的影響 17：59

江國平修復性司法和伊斯蘭律法的相容性：以沙烏地阿拉伯為例 16：81

（7劃）

吳景欽連續殺人犯於我國刑法上的評價 3：25

吳齊殷父母教養與青少年偏差行為的長期動態關聯：一個群組成長軌跡模型

12：61

吳慧菁從犯罪共通性理論探討性犯罪再犯現象 13：145

呂宜芬從修復式正義觀點探討緩起訴受處分人修復性影響因素之研究

7：141


李思賢性侵害犯非自願團體心理治療：臺北監獄再犯預防認知行為療法成效之初探

3：1

沈伯洋犯罪事件中女性主體的形塑 15：117

（8劃）

卓越犯罪被害恐懼感產生機制－社區失序的作用 11：27

林育聖警察機關受理之新移民女性遭受親密關係暴力案件探索性分析

15：75

林桂綉父母教養與青少年偏差行為的長期動態關聯：一個群組成長軌跡模型

12：61

林莉婷女性白領犯罪之研究－以公司犯罪為例 4：119

林瑞欽男性安非他命濫用者之性格特質、用藥非理性信念、用藥渴求與復發意向之研究

7：35

邱淑蘋扒竊被害人報案決意歷程與被害反應之研究 5：91

影響印度國際旅客風險知覺實證性研究 17：37

邱顯良不同犯罪類型受刑人低自我控制特質之比較研究 7：1

周石棋臺灣戒治所之前導性調查研究 14：23

周愫嫻臺灣殯葬業犯罪問題初探 1：67

（9劃）

胡中宜少年犯罪轉向計畫之比較研究：以美、德、港、台四地為例

5：1

胡佳吟公務員貪污犯罪影響因素之研究 4：41

胡軒懷從修復式正義觀點探討緩起訴受處分人修復性影響因素之研究

7：141

柯雨瑞從修復式正義觀點探討緩起訴受處分人修復性影響因素之研究

7：141

紀致光貪污治罪條例侵占罪與刑法業務侵占罪之判決分析 9：55

侯崇文理性選擇與犯罪決定：以少年竊盜為例 1：1

侯淯荏監獄矯治教化人員之規訓權力運作與慣習實踐 13：83


姚淑文泰雅族傳統正義概念內涵之探討 10：125

秋景皙南韓性賣買特別法和警方掃黃行動對性產業的影響 17：59

韋愛梅警察機關受理之新移民女性遭受親密關係暴力案件探索性分析

15：75

（10劃）

高千雲性侵害犯非自願團體心理治療：臺北監獄再犯預防認知行為療法成效之初探

3：1

高政昇泰雅族傳統正義概念內涵之探討 10：125

馬財專組織性犯罪：社會網絡分析的考察與初探 1：97

涂淑瑩矯正機關收容少年使用黑話之社會語言學分析 8：93

孫義雄職業賭博犯罪發展歷程之質性分析 8：1

金門地區治安管理現況之探索性研究 17：1

（11劃）

郭小明縱論加拿大青少年司法政策的雙重體系：它提供了終極答案或只是另一輪青年刑事政策辯論的開始 ?

17：87

郭文正藥癮者復發風險預測之實證研究 11：133

郭世雅修復式正義在美國之崛起及其在刑事司法之運用 16：1

郭綺雯南韓性賣買特別法和警方掃黃行動對性產業的影響 17：59

曹立群犯罪學理論建構：整合與闡述的思考 1：125

崔永康試論香港地區提高刑事責任年齡的必要性 11：169

崔慶植南韓性賣買特別法和警方掃黃行動對性產業的影響 17：59

陳世志臺灣戒治所之前導性調查研究 14：23

陳玉書從修復式正義觀點探討緩起訴受處分人修復性影響因素之研究

7：141

調解制度中受調解人修復性影響因素之研究 ----修復式正義觀點

9：1


泰雅族傳統正義概念內涵之探討 10：125

陳易甫父母教養與青少年偏差行為的長期動態關聯：一個群組成長軌跡模型

12：61

陳東陽從產官學合作模式探討保全業「專業化」之建構 15：45

陳宜擇毒癮愛滋收容人生活適應之研究 15：1

陳英明性犯罪加害人之處遇：國內外現行主要制度評述 2：78

陳凱華性侵害加害人之多巴胺基因系統群的關聯性研究 6：99

陳曉進生命歷程理論：個體犯罪行為的持續和變遷 9：85

陳瓊梅臺灣戒治所之前導性調查研究 14：23

張伯宏藥癮者復發風險預測之實證研究 11：133

張居自我國執業律師次文化之探討－以律師觀點為例 4：1

張祥儀臺灣殯葬業犯罪問題初探 1：67

殯葬服務流程之犯罪型態研究－以臺北縣市為例 5：37

張淑中網路援交行為與預防對策之探討 6：65

張淑慧泰雅族傳統正義概念內涵之探討 10：125

張樂寧犯罪被害恐懼感產生機制－社區失序的作用 11：27

張謹名泰雅族傳統正義概念內涵之探討 10：125

張耀中倒會重複被害之研究：以大臺北地區倒會重複被害人為例 2：43

青少年從事網路不當行為相關因素之分析—以桃園縣國中生為例 13：1

過猶不及？論桃園縣國中生接觸網路早晚對其網路沈迷之影響

14：49

許春金修復式正義的實踐理念與途徑：參與式刑事司法 1：37

扒竊被害人報案決意歷程與被害反應之研究 5：91


7：141


9：1


泰雅族傳統正義概念內涵之探討 10：125

許華孚英美刑罰發展與臺灣經驗之探究：一個批判性的分析 2：1

傅科（Michel Foucault）對於當代犯罪控制的啟發 3：105

監獄與社會的排除：一個批判性的分析 5：191


12：147

監獄矯治教化人員之規訓權力運作與慣習實踐 13：83

臺灣戒治所之前導性調查研究 14：23

莊耀嘉衝動性、管控功能、特質與家庭因素在兒童至少年階段犯行發展的角色：自我控制論的檢驗

12：103

（12劃）

黃布低自我控制與家庭暴力之關係 2：135

黃秀瑄男性安非他命濫用者之性格特質、用藥非理性信念、用藥渴求與復發意向之研究

7：35

黃政達調解制度中受調解人修復性影響因素之研究 ----修復式正義觀點

9：1

黃景明性侵害加害人之多巴胺基因系統群的關聯性研究 6：99

黃蘭媖評 Matt Ridley的“天性與教養－先天基因與後天環境的交互作用”（Nature via Nurture: Genes, Experience and What makes Us Human）

8：157


15：75

游伊君從修復式正義觀點探討緩起訴受處分人修復性影響因素之研究

7：141

程玲玲共依賴的研究 10：25

曾華源少年觀護工作的社會福利屬性與困境 8：133

（13劃）

楊士隆性犯罪加害人之處遇：國內外現行主要制度評述 2：78

楊佩燁性別與青少年塗鴉行為之關係 8：53


楊秋和性侵害加害人之多巴胺基因系統群的關聯性研究 6：99

楊超倫保險詐欺決意歷程之理性因素研究：以殺人詐領保險金案件為例

6：1

楊維倫法還是不入家門為上？論家庭暴力案件量刑之影響因素 11：99

楊冀華以前科限制就業制度之檢討 11：63

詹志文性侵害加害人之多巴胺基因系統群的關聯性研究 6：99

溫淑盈家庭結構、家庭功能、自我控制與兒童問題行為之縱貫性研究

3：151

（14劃）

廖世義犯罪類型屬性對治安結構之影響 9：113

（15劃）

劉至剛偵訊自白的形成因素－以調查局調查官及受刑人為例 14：79

鄭安凱藥癮者復發風險預測之實證研究 11：133

鄭添成性犯罪加害人之處遇：國內外現行主要制度評述 2：78

科技設備監控運用於我國社區處遇可行性評述 4：167

劉建宏犯罪被害恐懼感產生機制－社區失序的作用 11：27

經濟動機理論與現代化過程中之犯罪類型 12：1

歐家喬過猶不及？論桃園縣國中生接觸網路早晚對其網路沈迷之影響

14：49

（16劃）

盧艾雯法國恐怖主義的歷史回顧、現況與發展 7：111

（17劃）

謝志龍國中校園暴力的被害分析 4：83

謝靜琪死刑意向之性別模型分析 12：27

鍾志宏從犯罪共通性理論探討性犯罪再犯現象 13：145


（18劃）

簡吉照我國少年司法體系執行修復式正義之研究 14：117

（19劃）

譚子文犯罪類型屬性對治安結構之影響 9：113

社會控制理論依附和參與要素之關聯性研究 13：51

譚美英縱論加拿大青少年司法政策的雙重體系：它提供了終極答案或只是另一輪青年刑事政策辯論的開始 ?

17：87

（20劃）

蘇益志少年司法處遇場域中的臨床論述與實務呈現：以一妨害性自主少年個案為例

10：91

蘇子強香港青少年毒販與社會資本研究初期報告 16：103

理性選擇與犯罪決定：以少年竊盜為例侯崇文 1：1

臺灣殯葬業犯罪問題初探周愫嫻張祥儀

1：67

組織性犯罪：社會網路分析的考察與初探馬財專 1：97

犯罪學理論建構：整合與闡述的思考曹立群 1：125

社會發展、地位移轉、不良少年問題：美國模式 Peter Iadicola 1：205

英美刑罰發展與臺灣經驗之探究：一個批判性的分析

許華孚 2：1

倒會重複被害之研究：以大臺北地區倒會重複被害人為例

張耀中 2：43

族群與慢性犯罪人：族群因素重要性的下降 Matt DeLisi 2：110


低自我控制與家庭暴力之關係黃布

Blair A. Beadnell Sharon A. Baker

2：135

美國與臺灣大學學生對死刑態度的比較

John D. HewittAdam Regoli

Robert M. RegoliPeter Iadicola

3：73

傅科（Michel Foucault）對於當代犯罪控制的啟發許華孚 3：105

家庭結構、家庭功能、自我控制與兒童問題行為之縱貫性研究

溫淑盈 3：151

我國執業律師次文化之探討－以律師觀點為例張居自 4：1

國中校園暴力的被害分析謝志龍 4：83

女性白領犯罪之研究－以公司犯罪為例林莉婷 4：119

少年犯罪轉向計畫之比較研究：以美、德、港、臺四地為例

胡中宜 5：1

殯葬服務流程之犯罪型態研究 -以臺北縣市為例張祥儀 5：37

扒竊被害人報案決意歷程與被害反應之研究－初探性研究

許春金邱淑蘋

5：93

監獄與社會的排除：一個批判性的分析許華孚 5：199

保險詐欺決意歷程之理性因素研究：以殺人詐領保險金案件為例

楊超倫 6：1

不同犯罪類型受刑人低自我控制特質之比較研究邱顯良 7：1

監獄暴行之跨層次分析任全鈞 7：81

評 Borge Bakken的 “Crime, Punishment and Policing in China” Bill Hebenton 7：191

職業賭博犯罪發展歷程之質性分析孫義雄 8：1

性別與青少年塗鴉行為之關係楊佩燁 8：53

矯正機關收容少年使用黑話之社會語言學分析涂淑瑩 8：93

兩岸四地相關之犯罪學與刑事司法英文論文書目與摘要：2005年 Bill Hebenton 8：167


生命歷程理論：個體犯罪行為的持續和變遷陳曉進 9：85

犯罪類型屬性對治安結構之影響譚子文廖世義

9：113



Robert J. Sampson黃蘭媖譯

10：1

單親家庭青少年偏差行為成因之研究：權力控制理論的觀點

石泱 10：51

泰雅族傳統正義概念內涵之探討

許春金陳玉書張謹名張淑慧高政昇姚淑文

10：125

犯罪被害恐懼感產生機制－社區失序的作用

劉建宏Steven

Messner張樂寧卓越

11：27

藥癮者復發風險預測之實證研究張伯宏郭文正鄭安凱

11：133


經濟動機理論與現代化過程中之犯罪類型劉建宏蔡宏瑀譯 12：1

死刑意向之性別模型分析謝靜琪 12：25


許華孚 12：145

青少年從事網路不當行為相關因素之分析—以桃園縣國中生為例

張耀中 13：1

社會控制理論依附和參與要素之關聯性研究譚子文 13：51


監獄矯治教化人員之規訓權力運作與慣習實踐侯淯荏許華孚

13：83

從犯罪共通性理論探討性犯罪再犯現象鍾志宏吳慧菁

13：145


犯罪率、法律與秩序

Steven StackLiqun Cao

Amy Adamczyk蔡宏瑀譯

14：1

台灣戒治所之前導性調查研究

許華孚陳瓊梅陳世志周石棋

14：23

過猶不及？論桃園縣國中生接觸網路早晚對其網路沉迷之影響

張耀中歐家喬

14：49

偵訊自白的形成因素－以調查局調查官及受刑人為例

劉至剛 14：79

毒癮愛滋收容人生活適應之研究陳宜擇 15：1


黃蘭媖林育聖韋愛梅

15：75


香港青少年毒販與社會資本研究初期報告蘇子強 16：103

影響印度國際旅客風險知覺實證性研究邱淑蘋 17：37

網路援交行為與預防對策之探討張淑中 6：65

少年觀護工作的社會福利屬性與困境曾華源 8：133

少年司法處遇場域中的臨床論述與實務呈現：以一妨害性自主少年個案為例

蘇益志 10：91


更生工作的協同效應－懲教機構與非政府機構的協助

Paul Senior 16：47

性犯罪加害人之處遇：國內外現行主要制度評述鄭添成陳英明楊士隆

2：78

性侵害犯非自願團體心理治療：臺北監獄再犯預防認知行為療法成效之初探

李思賢高千雲

3：1

科技設備監控運用於我國社區處遇可行性評述鄭添成 4：167

性侵害加害人之多巴胺基因系統群的關聯性研究

白崇彥黃景明陳凱華楊秋和詹志文

6：99

男性安非他命濫用者之性格特質、用藥非理性信念、用藥渴求與復發意向之研究

江振亨黃秀瑄林瑞欽

7：35

評 Matt Ridley的“天性與教養－先天基因與後天環境的交互作用”(Nature via Nurture: Genes， Experience and What makes Us Human)

黃蘭媖 8：157

共依賴的研究程玲玲 10：25

父母教養與青少年偏差行為的長期動態關聯：一個群組成長軌跡模型

陳易甫吳齊殷林桂綉

12：59

衝動性、管控功能、特質與家庭因素在兒童至少年階段犯行發展的角色：自我控制論的檢驗

莊耀嘉 12：101

修復式正義的實踐理念與途徑：參與式刑事司法許春金 1：37

警察對家庭暴力案件採取擴大逮捕權限政策態度之研究

王佩玲 1：148

侵犯動物之刑事判決研究：以英格蘭與威爾斯為例Bill Hebenton

Ken PeaseCoretta Phillips

1：247


連續殺人犯於我國刑法上的評價吳景欽 3：25

公務員貪污犯罪影響因素之研究胡佳吟 4：41

我國重刑化假釋政策與假釋出獄人再犯預測之研究丁榮轟 5：149


許春金陳玉書游伊君柯雨瑞呂宜芬胡軒懷

7：141


許春金陳玉書黃政達

9：1

貪污治罪條例侵占罪與刑法業務侵占罪之判決分析紀致光 9：55

以前科限制就業制度之檢討楊冀華 11：63

法還是不入家門為上？論家庭暴力案件量刑之影響因素

楊維倫 11：99

試論香港地區提高刑事責任年齡之必要性崔永康付欣

11：169

犯罪事件中女性主體的形塑沈伯洋 15：117

修復式正義在美國之崛起及其在刑事司法之運用郭世雅 16：1

修復性司法和伊斯蘭律法的相容性：以沙烏地阿拉伯為例

江國平 16：81

縱論加拿大青少年司法政策的雙重體系：它提供了終極答案或只是另一輪青少年刑事政策辯論的開始

郭小明譚美英

17：87

法國恐怖主義的歷史回顧、現況與發展盧艾雯 7：111

民主化警政Peter Grabosky

張耀中譯11：1

我國少年司法體系執行修復式正義之研究簡吉照 14：117


從產官學合作模式探討保全業「專業化」之建構陳東陽 15：45

金門地區治案管理現況之探索性研究孫義雄 17：1

南韓性買賣特別法和警方掃黃行動對性產業的影響

秋景皙崔慶植成容銀郭綺雯

17：59


Crime and Criminal Justice InternationalVolume 17

Contents

Research Articles

An Exploratory Study of the Current Policing Public Security Administration on Kinmen

Yi-Hsiung Sun 1

A Study on Risk Perceptions from International Tourists to India

Shu-Pin Chiu 37

The Impact of the “Act on the Punishment of Intermediating in the Sex Trade” and Police Crackdown on Sex Industry in South Korea

Kyung-Seok Choo, Kyung-Shick Choi,

Yong-Eun Sung, Sharon Ingrid Kwok

59

Bifurcation of Youth Justice Policy in Canada: Is It the End or Just Another Round of Youth Penal Policy Debate?

Siu Ming Kwok, Dora M. Y. Tam

87

Graduate School of Criminology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Taiwan, R.O.C.September 2011

本刊榮獲 頭等獎獎勵補助」 - ntpu.edu.t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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