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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画诗：读诗看画，看画赏诗

藏品见证古代考场三大纪律纪律一：没有“浮票”不许入场藏品：清代童试准考证

民国时期也有儿童节，不过不是“六一”，而是“四四”。笔者曾在朋友处见到一本1936年4月发行的“纪念全国儿童年儿童节”《模范儿童》（全一册）杂志，其中一些内容和配图在今天看来仍十分有趣。

这本纪念刊系上海儿童书局发行，32开大小，采用了当时较为先进的彩色封面。封面为身着制服的男童女童执旗站在地球上，上方为“模范儿童”四个大字，顶端为“纪念全国儿童年儿童节”，下方落款为“上海儿童书局印行”。

纪念刊的扉页是两则岳飞的故事，还配有彩色插图，其内容为岳飞小时候“上山拾柴”和“深夜苦读”的故事，这是在教育少年儿童从小立志为国建功。纪念刊第 1页则刊发了由儿童书局的创办者张一渠先生撰写的《给全国小朋友的信》，全文热情洋溢，鼓励少年儿童“要做大事，须立大志，要立大志，须在少时”，寄托着对孩子们的殷切期望。时任上海市市长的吴铁城还为这本纪念刊题词“全国儿童年儿童节 模范儿童是儿童的模范”，并在封底题字“今日儿童是国家未来的主人翁”。陈肇英、潘之展等上海名流也为之题词，陈肇英题词为“儿童导师”，潘之展题词为“有为者心若是”。纪念刊的尾页则注明编辑者为蒋蘅、徐晋，校订者为陈伯吹，发行者为张一渠，印刷者为“儿童总局”。其中校订者陈伯吹是中国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他把毕生精力奉献给儿童文学事业，在海内外享有极高的声誉。 （周小丽）

魁星是我国民间信奉的一位古老神灵，在那些一心考取功名的仕子心目中，魁星占据着极为重要的位置。据《史记》记载：“魁，斗第一星也”，古人认为北斗星在众星之中最为醒目，正所谓“众星拱之”。魁星乃众星之首，以此象征科举考试独占魁首自然恰如其分。就古代留存的文物看，魁星的形象至少在宋代便已出现，它在文房用具如砚台上极为常见。明清之际的大思想家顾炎武在其著作《日知录》中著有“魁”条，其中介绍说魁星形如鬼魅，腿向后踢，正如魁的鬼字边，而他一手捧斗，即为魁；另一手执笔，则是用笔点中优秀考生，让他们高中，极为形象。

笔者藏有一件清代“魁星点斗”铜摆件，连同底座高17.7厘米，底座边长5.6厘米。只见一个头上长角的鬼魅之人衣衫褴褛，一手捧斗，一手执笔，一脚

在地，一脚后踢，看来正是魁星。他的头向左侧扭着，做思索状，似乎是因为这榜仕子太过优秀，让他一时难以取舍。在魁星的脚下有方形底座，下方镂空雕成花叶纹。魁星只有一只脚立在底座上，还能如此平稳，令人叫绝。

拜魁星在明清两代颇为流行。由于程朱理学的盛行，科举考试也转变为极为死板的八股文，对考试的要求更为严格。仕子们纵然满腹才学，也未必能高中。因此，仕子间拜魁星求保佑的情形渐渐多起来。民间传说魁星的生日在农历的七月七，即七夕节，在清代时，七夕节女子拜织女，希望求得好姻缘，而男子则拜魁星，希望取得好功名。有民谣唱道：“七夕女儿祝织女，男士庙中拜魁星。佑我科举登榜首，供神猪头代三牲。”说的便是当时的情形。时至今日，在我国福建闽东一带，还有这般风俗。 （谢丽成）

相信许多人儿时都玩过“拍洋片”，洋片作为旧时供儿童玩乐用的一种纸片，其玩法多样。拿

“扇洋片”来说就有两种：其一为“打”，几个孩子各出数量相等的洋片，堆成一叠放到地上，接着猜拳决定次序，每人轮流用手里的洋片往这一叠的腰部打下去，被打散翻身的就归打者所有；其二为

“扇”，须将洋片拦腰折叠，做成“V”字形堆放，接下来还是猜拳定顺序，每个孩子轮番用手掌去扇，被掌风掀翻的洋片就归扇者所有。

笔者珍藏有一套民国时期的洋片，这套纸质洋片保存完好，共 50张，每张规格相等，长度均为6.5厘米，宽4.8厘米。就印刷上看，虽然当时技术落后，但所有画面均用彩色印刷，图案简洁明了，通俗易懂，尤其每个页面还附有简明扼要的繁体文字注解，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就内容上看，洋片所用文字多为民间俗语，涉及面广且贴近生活，既有世态人情的描述，也有处世之道的指引，耐人寻味。比如第1张“渡人渡上岸”，告诉我们做事要善始善终；第 12张“只要用心读，何愁书不熟”，这和“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可谓异曲同工；第40张“六月卖毡帽”中，树荫下摇着蒲扇的农人对手握毡帽的小贩连连摆手说“不”，反映了做生意要考虑顾客需求的道理……纵观整套洋片，设计图文并茂，道理深入浅出，配上清晰的页码，与其说是小孩子的玩具，倒不如说是一套完整的启蒙教育图书，极具收藏价值。 （曹雪平）

1933年高考银质纪念章

清代魁星点斗铜摆件

一套50张民国时期彩色“洋片”

1936年《模范儿童》纪念刊2017高考即将举行，在这冲刺复习的最后关头，老师们总要不厌其烦地叮嘱考生“带好准好考”、

“考试中途不得上厕所”、“严禁作弊”等等。老师所强调的这些，其实在古代科举考试中也同样重要，下面这三件藏品，正是科举考场“三大纪律”的见证。

纪律二：考试如厕须谨慎藏品：清代“出恭入敬”牌

纪律三：对作弊者严惩不贷藏品：清代《孟子》“夹带”

我珍藏有一枚罕见的1933年高考银质纪念章，该章呈方形，高 3厘米，宽 2.5厘米，重 11克，材质为白银。正面嵌有

“问礼亭”图案，背面嵌有国民党党徽及“中华民国二十二年高等考试纪念章”字样和围栏状图案。此章还配有环链及挂钩，方便佩戴。

“考试院”是当年“五院”之一，1930年 1月正式成立，是当时的最高考试机构，1931年 7月，考试院举行了轰动一时的第一届高等考试，其筹备日期之久，动员人力之广，远远超过了清末“洋进士考

试”与北洋政府的“高等文官考试”。当时的考试院院址设在南京鸡鸣寺附近，由考试院院长戴季陶利用明代武庙故址扩建而成（即今南京市政府所在地）。整个建筑群都是东方宫殿式，其大门为钢筋水泥三孔门楼，大门中额是“为国求贤”四个大字。大门内便是著名的“问礼亭”，亭内有碑，是河南出土的“孔子问礼于老子图”的石雕文物，故而得名。据查阅有关资料获悉，此章系当年考试院授证典礼中，行礼领证后，由一个接待员赠给获证者的纪念章。 （吴伟忠）

科举考试也有准考证吗？当然了。准考证在明代被称为“浮票”，考生考试前每人发一张“浮票”和“座位便览”，没有这两样东西是不准进入考场的。到了清代，科举准考证叫做“院试卷结票”，一般是参加秀才考试的考生用的。像这样的准考证在古代需要学生亲自去领取，而且考试时必须由考官念到名字才能进场。

笔者有幸得见一张清代童试准考证，此证品相尚可，字迹清晰，毫无磨损的痕迹，准考证中间赫然写着考生名字

“印鸿宝”，最上端写着“文童”字样，左右两端分别写着“其五官另有疵疾之处

均要注明”、“身中无鬓”以及“面形方”、“面色白”的字样，这是在描述考生的相貌特征。与而今准考证上要贴自己的近照相比，在科技落后的古代，考生不可能去拍照，所以这种以文字鉴别考生相貌特征的做法在某种程度上能防止考试作弊代考的发生，但因为是童试，其有效性很值得怀疑。试想，找一个与自己容貌相似且学识渊博的“枪手”来代考，也是很容易过关的。

何为童试？这里的“童”不是儿童，而是“童生”。古代童试包括县试、府试、院试三阶段，明清时期，无论年龄大小，凡是未考取秀才的都称为童生。院

试录取者即可进入所 在 地 、府、州、县学为生员，俗 称“ 秀才”，生员分廪生、增生、附生三等，禀生每月可分得一定的粮食。一般只有秀才才可以参加乡试，乡试通过了才可以参加会试，到最后便是参加由皇帝亲自坐镇的殿试了。 （李成炎）

古代科举考试称得上是马拉松式的考试，就拿“秋闱”（乡试）来说，每闱三场，每场三昼夜，由于中间要两次换场，因此实际是九天七夜。这期间，最令考生们头疼的不是答卷，而是如何方便。据史料记载，元代以前，科举考试是不允许上厕所的；而从元代起（一说明代），随着科举考试时间的逐渐加长，不让上厕所的规定就逐渐改为“领证如厕”。

笔者收藏了一块清代科举考试用的木牌子，木牌形似小“扁担”，两头窄，中间宽，最上面刻有“出恭入敬”四个小字，下面是“铁石相通”四个大字。这块“出

恭入敬”牌就是科举考场中的“厕所通行证”。上厕所前，考生须向主考官示意，到一边领一块“出恭入敬”牌，托于胸前，到指定地点去解决。从这个牌子的字面上看，“出恭入敬”，就是出入要恭敬，要遵守纪律，轻去轻回，快去快回，不得喧哗吵闹，干扰他人。倘若弄出动静，就会引来周围考生侧目怒视；情节严重的，还可能被考官视为扰乱考场秩序而被轰出考场。

“出恭”一词本是“出格”之意，明代文学家沈德符在《野获编补遗·词林·乡绅异法》中记曰：“此公品格岂可议，但此

等举动，太觉出恭，贻累多人”。虽然“出恭入敬”这个牌子是表示出去进来都要恭敬的意思，但托此牌的目的是用于入厕方便的，这事流传到社会上，大家便把入厕视为“出恭入敬”了。

出恭入敬的规定看似人性化，但在考取“生员”（秀才）时最好不要“出恭”，因为在科举考场上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那就是一旦考生因为上厕所引发注意，卷子上交后，一些监考官会在卷子上印上一颗黑图章，这被考生们戏称为“屎戳子”。判卷的时候，凡是碰到印上此类图章的卷子，判卷的考官通常会觉得“晦气”，于是将这张考卷另放一处，决不再看，所以即便文章写得再好，这位“出恭”的考生也不会有中秀才的希望了。

（李景香）

科举考试内容基本是儒家经义，尤其是到了明清时期，考试更是以《四书》《五经》文句为题，规定文章格式为八股文，解释必须以朱熹《四书集注》为准。这种死板的考试形式，使得作弊成为可能，而在一系列作弊方法中，最著名的莫过于“夹带”了。

笔者收藏的这本夹带，长 8.2厘米，宽7.3厘米，高1.5厘米，是一本名副其实的袖珍书。书为木刻，线装，收录《孟子》七卷。除了书口处有一个虫蛀眼，其他无瑕疵，品相较好。书本印刷质量可谓

上乘，原文与注解区别以不同字体，印制清晰，一目了然。从中可以窥知清代木刻印刷术已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夹带虽小，但要想真的带进考场也是不容易的。古代科考，考生进场时，要经过严格仔细的检查，若有违反，严厉问责。据《明史》载：“应试生儒举人监生，但有怀挟文字、银两，并越舍与人换写文字者，俱问发充吏，三考满日为民；若系官吏，就发为民。”清代科场作弊之风日益猖獗，为防范考生夹带作弊，清政府不仅对考生的衣着器具作出

了十分详细的规定，还就如何严格搜检颁布了一道道的法令，所有参加考试的考生都要接受彻底的搜身检查，就连考生头上的辫子也要解开来查过，可谓斯文扫地。为了杀一儆百，清政府还在考场实施“严打”，一旦发现作弊，按照《大清律例》戴枷三个月示众，杖一百，最后还要发往边疆充军。尽管如此，作弊之风仍屡禁不止。乾隆 11 年顺天府乡试，由于动用了军队对考生进行搜检，不少考生赶紧抛弃身上所藏夹带。根据文献记载，考场外居然发现上千份夹带，堆积如山，另有 2800多名考生临场脱逃，点名不到，可见夹带作弊已经普遍到了什么程度。

（胡胜盼）木牌顶端有“出恭入敬”四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