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国家缔造史的反思

查尔斯·

蒂利 著 陈周 旺 译

政治发展与历 史

对政治发展的分析,

其于历史实践之关系,

诚如用一根长绳拴在树下

的狗。

狗会到处乱走,

甚至幻想凭一 己之力冲开束缚,

然而,

任由它冲得

多远多快,

它的项圈会将它猛地拉回,

弄不好还会令它大呛一 口气。

一些

政治学者企图挣脱束缚,

或者至少想要离开这棵大树。

本书的作者则希

望能有这样一根绳子。

这根绳子很长,

但又是确实存在的。

我们最基本

的立场是 过去发生的主要几次政治转型,

现在不会、

将来也都不会重演,

毫厘不差地重演则几乎不可能。

但是任何声称涵盖了政治转型普遍进程

的理论,

都必须与过去的经验保持一致,

而在这些经验被广泛接受之前,

都应好好地进行考察。

我们常常会游离于这个最起码的立场之上。

我们

认为历史的经验比当前所看到的更加重要,

我们所依据的,

是一些公式,

或者变量,

它们是对大规模政治变迁加以某种普遍化的产物。

总体上,

政治分析从未远离这棵大树。

法国大革命、

雅典城邦、

中国

官僚制总是被召来当作论据,

当作现实,

攻击对手的理论违背现实。

然而

二战以来,

许多从事大规模政治进程研究的人极力躲避过去对现在的暴

政,

他们的办法是引进主要针对当前问题的研究而开发出来的技术方法,

如实地调查、

针对统计资料或官方报告资料的跨国定量分析,

等等。

大量

新兴独立国家的涌现,

使得将研究侧重点转到现在,

不仅成为可 能,

而且

显得尤为迫切。

它有一种令人飘飘然的效果。

那些从教科书中得知, “

比

较政府”

主要包括对共和制、

法西斯主义、

共产主义和君主立宪制的系统

化考察的人,

视野被拓宽了 而“

政治发展”

则专注 于现在和未来的变迁、

进程和事件。

面 向现在,

作动态分析,

朝这一方向迈进,

是要付出惨重代价的,

其中

权利、

责任与国家—复旦政治学评论第四辑

一些还是不可避免的。

有两个与我们这里尤为息息相关。

如果考察对象

的时间跨度很短,

—或是因为所研究的国家新成立不久

,

或是因为资料

只适合一两个时间点—

那就不可能去推断趋势,

而那些关于趋势应当

如此这般的理论,

也不可能得到验证。

依据 一 年这一时间跨度去探

究加纳、

约旦和牙买加的经验,

显 然是胆大妄为之举。

替代的办法,

就是

使用单个时间点的跨国比较 这么说吧,

假设加纳、

约旦、

牙买加、

比利时

以及以色列,

它们都会经过相同的政治发展进程,

只不过在这一连续进程

中所处的点有所不同而已,

其立论依据何在都是大有可疑的,

政治发展

的理论家们还正在努力解答这个问题呢。

第二个着实存在的代价 这一点在原则上是可以避免的,

然而却十分

普遍,

是将那些被曲解了的西方经验模式,

不分青红皂白地加以引进,

视

为政治发展的标准。

曲解是指三层意思 他们描绘西方经验时常常加

以歪曲,

假定西方经验是一个政府理性化、

政治参与扩大化以及群众驯化

等等的持续过程 即便在描绘得还算准确的地方,

他们也避而不谈这

样一种可能性,

即西方经验可能是歪打正着的,

可能是一个特例,

是死路

一条,

又或者可能仅仅是通向“

现代”

政府的多条道路之一而已 现代

性的标准会将发展道路的问题扭曲为另一个问题 在什么条件下、

通过何

种转型,

我们才可以期待旧式政府从今天新世界的政府之林中消失

年代欧 洲有哪些共性

准确地说,

因为我们的目标是从 年或 年往前看,

我们就应

该在时间上稍稍往后站一点,

以便看看我们的好位置背后有些什么东西。

我们要考察的那个进程,

在 世纪之前就 已经充分启动。

世纪发端

时—

年代—

国家建设进程运作的共同条件和原始材料,

我们是

可以有所了解的。

与其他历史时期和世界其他地方相比,

这个世纪及后

来的欧洲人,

都经历了一些共同的条件,

这些条件赋予国家建设统一的尺

度,

并使之区别于其他地方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

首先,

巧 年代的欧

洲具有一种文化同质性,

在如此地理规模上,

惟中国可 以与之媲美。

早期

欧洲 国家缔造史的反思

罗马帝国一统天下,

产生了共同的语言、

生活、

宗教、

行政实践、

农业、

土地

占有,

血缘关系也许同样如此。

年代,

凯尔特人和巴斯克人抵住北

部和西部,

马扎尔人和蒙古人在东部,

土耳其人和其他穆斯林在南部,

但

是居住在他们之间的人则通过活跃的商业交易网络、

频繁的人员流动、

统

治家族声势浩大的联姻,

形成了共享的文化,

保持了广泛的接触。

一个相

对集权的教会支配了大陆的宗教生活,

一个衰弱的帝国延伸在大陆中央,

手中抓着共同的政治传统散落下来的碎片。

该地区的大部分地方由一个家族体系占主导 双方的后代导致了枝

蔓错综的亲属关系 而不是像血统门第那样的族群,

规模庞大的大家族

单位趋向于核心家居、

小户、

晚婚,

独身屡见不鲜,

结果就是适度的出生

率。

这些安排也许抑制了人 口增长率,

而在随后一个世纪,

死亡率下降

了。

不过,

这一生机勃勃的文化同质性,

对于国家兴起的主要意义,

乃是

它便利了组织模型的散播、

国家向新地区的扩展、

人 口从一个国家到另一

个国家的迁移、

行政人员从一个政府到另一个政府的流动。

我并不是说,

位置和以前的历史经验的差异,

在 年代没有造成什

么不同。 “

大征服”

给西班牙造成了大量常常是穷困潦倒的贵族,

他们要么

为战争摩拳擦掌,

要么一心过无所事事的清淡生活,

而不像尼德兰那些有

钱的贵族那样。

奥地利哈布斯堡经常由于突厥人的威胁而无法专注于 内

部团结工作。 “

最基督的”

法兰西国王会毫不犹豫地用这个事实来反对凯

觑哈布斯堡朝廷的计划。

尽管织就了庞大的国际贸易网络,

大多数欧洲人

的经济社会生活都是高度本土化的,

市场生产并不是很普及,

内部交流也

很缓慢。

容易辨别的方言 其中很多后来成为主要国家的认同特征 已经

将欧洲人划分为无法相互交流的语言群体。

然而,

从世界范围来看,

在第

一个有权力的民族国家兴起的地区,

它的文化同质性是至关重要的条件。

农 民 基 础

第二个条件与它关系十分密切 以农为主。

最终归国家缔造者所控

制的大量人 口 和资源,

在 年代,

皆用于农民的生 活方式上。

农户和

权利、

责任与国家—复旦政治学评论第四辑

乡村通过固定的耕作,

对土地行使落实的所有权,

但是在各种刺激和压力

之下,

他们将其产品的很大一部分,

以地租、

款项、

税收和现金买卖的方

式,

转交给了城里的消费者。

当时欧洲所消耗的劳动力,

大部分都被这种

固定的耕作所吸纳。

牧民、

刀耕火种的农人、

渔夫、

猎人,

甚至放牧者,

在

欧洲大部是少之又少。

和英格兰西北部的许多人都偏重于从事

羊毛生产,

然而 年代之后,

羊毛和肉类的需求,

加快了欧洲某些部分

畜类的增多和庄稼汉的流离失所。

农民阶级人数众多,

寄生在这一阶级身上、

作为它的补充的,

是人数

少但分布广泛的地主阶级。

他们被授予象征性头衔,

这意味着,

与统治者

的特殊关系,

保证了另一种对土地、

同样也是对政治权力所拥有的特殊关

系。

他们对土地的控制,

范围从 象征性的款项 由实际使用地产的农

民所付,

到 所有权 按照十九世纪对该词约定俗成的理解,

到 农

奴制—

不仅对土地而且包括对束缚在土地上的人的处置权。

然而,

在

年代,

中世纪般的农奴制极为罕见,

而在、

世纪的东欧造成了

类似农奴制那样的东西的大贵族与政客的联盟,

此时也尚未形成。

在这个农民世界里,

城市作为贸易、

交流、

行政和制造业的中心,

蓬勃

发展了大约五百年。

从城市与农村的比例来看,

年代欧洲的城市化

水平似乎比中国更高,

而与日本不相伯仲。

诚然,

城市自身扩张在欧洲境

内颇不均衡,

从南到北高度集中于中部地区。

在中部地区,

欧洲制造业的

分布也是不均衡的。

年代前一个世纪左右,

供应城市市场的制造业

已经向农村地区蔓延,

—在佛兰德斯

、

英格兰和意大利南部,

大多数显

然是以家庭手工业方式进行生产的。

这样,

扎根于城市的资产阶级,

已经

在很多方面控制了农村 比如,

支配农民生产的商人 对乡下横征暴敛以

保证自己的供给的城市统治者 乡镇企业主 高利贷者 大城市边上的地

主,

也 日渐如此了。

为什么这种社会安排会影响国家的兴起呢 首先,

它意味着欧洲作

为一个整体已经拥有大量的财富和生产能力,

不过,

财富和生产能力不仅

过分倚重于土地,

并且很大程度上寄托在大量个人和地方团体身上。

其

次,

它为国家缔造者掌握那些资源铺平了道路。

埃里克·

沃 尔夫, ,

一 针对那些将农民和共同体之外的掌权者结合起来

欧洲国家缔造史的反思

的、

以血缘为基础的庞大结合体,

其出现与否的相关因素,

拟出了一些很

有力的普遍性假设

这种结合体出现在印度、

近东和中国。

它并没有出现在采邑欧洲、

征

服后的中美洲、

安第斯地区、

地中海、

技术革命后的欧洲。

这个区别似乎将那些建立在专制和集权基础之上、

在很大程度上通过教

会财产领地的授权来运作的社会,

与那些权力更加分化的社会甄别开来。

然而,

分权体系具有两个次生模式。

一是地中海特色,

在很大程度上是通

过家长制关系以细胞分裂的方式一分为二地建立起来的 二是在中世纪

欧洲、

西班牙征服后的中美洲和安第斯发现的,

通常是使集体村社屈从于

附近占主导地位的领主。

这个大人物就像一个庇护人一样来对待作为整

个共同体。

第二个主要特点使一切体系都与技术革命后的欧洲径渭分明,

后者

对联合方式的重视,

使之能在单一而不是多重的基础之上,

构建出一种 自

上而下的直线关系。

与世界上其他地方的政治事业相比,

这样一来,

欧洲的国家缔造者们

几乎不必费心与组织紧密的宗族、

部落之类的势力作斗争。

不过地主是

很关键的。

一个雄心勃勃的君主,

可 以和地主组成联盟,

可以努力摧毁、

颠覆或避开他们,

更有可能的是 所有这些策略多管齐下。

他不能对地

主熟视无睹,

尤其是当他们的头 目形成 了一个具有 自我意识的世袭特权

阶层—

贵族时。

分化的政治 结构

这一整套权力关系的根子来 自于农民基础,

它实际上暗示着欧洲国

家缔造经验的第三个普遍条件 国家是从广泛、

分化而又相对统一的政治

结构中间脱颖而出的。

几个统一帝国的废墟保留下来了。

根据约瑟夫·

斯特耶 的观点,

中世纪的理论家借助罗马传统、

圣经教义

和封建生活现实而工作,

就已经制定出切实可行的主权国家理论了,

—它逻辑严密

、

义正辞严、

令人信服,

能够广泛地用于巩固权力。

较为统一

权利、

责任与国家—复旦政治学评论第四辑

的政治结构的代理人—

封君,

教皇,

执政官,

议员—

在国家缔造过程

中有时会与君主结盟。

其实,

在国家缔造过程中,

这些人通常本身就是君

主。

但是同样道理,

他们也会成为那些成功者最明显的对手,

成为这一整

体进程最有威胁的敌人。

欧洲国家缔造的背景,

有两个特征值得着重强调一下,

因为我们直线

式的“

政治发展”

概念会将这两个特征掩盖。

协商会议在早期的重要

政治意义,

中央集权国家的普遍兴起抹杀了这一点。

遍布各地的、

对

国家权力扩张的顽强抵抗。

在国家占主导地位之前,

当权的协商会议在政治生活各个层面,

从乡

村委员会到帝国选举团,

都在发挥作用。

当然,

这一制度并不是以、

世纪的激进民主行为方式来代表个人。

不过,

英国议会、

西班牙国会和法

国三级会议,

通常都将那些上等人,

也就是在统治者面前获得了或维持着

法律所赋予的权利和特权的人,

纳人其中。

这些协商会议通常都掌握了

某些征税权,

它典型地采取了专用特批的形式。

建立强大的皇权意味着

要吸纳、

制服或摧毁这些制度,

这一计划耗费了 世纪君主的大部分精

力,

其结果也对政治史的下一阶段产生强烈影响。

从瑞士 行政区很大程

度上保留了协商会议的自治权,

到法国将现存的公社会议纳人国家结构,

到德国大部分地区将这些制度彻底摧毁,

在此范围内,

各地的地方协商会

议都将权力丢掉,

交给了扩张中的国家。

地方和民族机构的命运更是各异,

对国家后来的政治经验而言无疑

也更为重要。

在英格兰,

议会从都铎王朝到斯图亚特王朝逃过数劫之后,

遂继续进行统治。

在法兰西和普鲁士,

君主经过一番努力之后,

得以削弱

等级会议,

代价是建立庞大的行政结构来取代它们。

在西班牙,

皇室和国

会裹足不前。

年代的欧洲政府之间的相似程度,

要远远大于后来两

三个世纪。

歧异逐渐增大的一个主要原因是,

世纪以降,

中央权力与

当权的协商会议之间的对抗,

其过程各有不同。

现存的协商会议并非唯一抵制国家缔造的团体。

有三大群人是抵制

它的 老百姓,

他们被迫将男丁、

谷物、

劳力、

货物、

金钱、

忠诚,

有时还

要将土地,

上缴给新兴国家 既有权威,

它们被迫让步,

与新兴 国家共

享权力 以及 对主权提出挑衅的人。

欧洲国家缔造史的反思

欧洲的老百姓,

尽管一向有驯顺温良之名,

还是与建立中央集权国家

的诉求作斗争达数世纪之久。

例如在英格兰,

都铎王朝在 年 约克

郡,

年 克伦威尔,

年 感恩朝圣者,

卫,

! 年 西部,

! 年 科特叛乱,

年 瓦特叛乱 扑灭了好几次叛

乱,

所有这些,

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回应了皇权的集权化努力。

年

代之后,

这些大规模的地方性叛乱僵旗息鼓。

不过 世纪革命—

尽管

我们现在喜欢视之为现代化的后果—

最直接的起因还是斯图亚特王朝

极力集权于君。

结果是冲突频仍,

反抗之声此伏彼起。

正如最近对 世

纪英国革命后的时期的研究所写的那样“

年之前,

阴谋诡计,

背信

弃义,

性逆叛变,

是至少三代英国人的历史和经验的一部分。

其实,

数世

纪以来,

这个国家鲜有摆脱骚乱超过十年 的时候。 ”

普伦, ,

年,

第 页 根据普伦,

后来三 四十年的政治转型,

使寡头国家在英格兰

扎下根来,

尽管“

政治稳定”

的出现,

无论如何也无法将暴力冲突从英 国的

政治生活中抹去。

例如,

强取豪夺、

反抗、

镇压、

控制,

就仍然周而复始地

在爱尔兰大量重演。

也有事情是无法通过渠 道来平息的。

法兰西在 世纪经历了一场

流血的宗教战争,

它在一定程度上是应皇权与地区特许权的对立问题而

起。

针对国家控制的无理要求而进行的旗帜鲜明、

团结一致的暴力反抗,

在 世纪达到了顶点,

当时皇室 向法国民众索要更多的税收,

并采取行

动企图破坏那些阻手碍脚的权威,

或使之保持中立。

尽管后来是高压统

治,

或者是征募人员为军队服役和强行征粮供应城市与军队,

引发了全欧

洲各地的叛乱—

尽管是地方性的,

但是最早、

最剧烈和最具影响力的民

众抵抗运动形式,

都集中围绕征税问题。

毕竟,

征税是 世纪以降的 国

家建设者们用 以扩军的主要手段,

而扩军又是他们在确立对领土的控制、

实施领土扩张、

防御外部侵略者,

确保 自己在这一领土范围内使用武力的

优先权等方面 的基本手段。

反 过来,

军事需要也是这头几个世纪滥征新

税和调整 旧税的主要动力所在。

进一步而言,

这一需要也养活 了 自己,

镇

压抗税活动需要维持军事力量。

一个将国家缔造、

军事制度和从劳苦民

众手中抽取稀缺资源联系起来的封闭圆圈,

就这样转动了。

国家缔造者们历数世纪残酷无情的努力,

才将 自己的意志强加于 民

权利、

责任与国家—复旦政治学评论第四辑

众之上。

这些努力形式多样 塑造出色的、

依附并忠于王室的公职人员

使这些公职人员 军人以及官僚之类 成为可靠的、

高效的政策机制 将强

制、

同化和合法化等手段结合起来,

确保各处民众对政权的默认 获取对

领土、

它的人民和资源的充分信息 促进经济活动,

这些经济活动将释放

和创造资源,

为国家所用。

在上述及其他更多的努力中,

国家缔造者们都

经常会发现传统权威与人民联手反对他们。

于是,

一个变换伙伴的游戏

就出现了 君主们针对专横无情的地方权贵,

向民众提供保障,

或者反对

他们向民众索要货物、

金钱和劳役,

以博取民众的支持 在人民分裂,

或是

掌握足够军事力量的条件下,

则会毫不犹豫地镇压叛乱 地方权贵以维护

当地的特许权自许,

反对皇权镇压,

但当后者明显处于优势时,

则会毫不

犹豫地与之进行谈判。

最终吃亏的是人民。

功亏一签的争权者也不在少数—

诸侯,

主教,

公爵,

土匪,

他们与统

治者一争天下惜乎落败。

欧洲从 年代的大约 个独立的政治单

位,

减少为 年代的 多个国家,

输家不计其数。

与更早的中国和罗

马的国家建设者不同,

年代及其后的欧洲人,

鲜有从高度组织化的

中心 向组织化程度低的边缘地区扩张 这并不是说无一例外,

如英国对爱

尔兰的征服,

布兰登堡一普鲁士横扫中欧的扩张,

也不是说在这一点上不

同地区没有丝毫差异。

欧洲殖民扩张中的这一特点,

成为了唯一具有主

导地位的经验。

攫取某个业 已存在的政治结构,

对它加以强化,

这样的机会对于欧

洲的国家建设者来说,

也是难得一遇,

而这是 自 年美国人起反殖民

化的造反者们一种屡见不鲜的经验。

其实,

在欧洲多数地方,

建设真正意

义上的国家都意味着要吸纳大量已经公然提出主权要求的政治单位—

自由城市,

封邑,

教区和其他众多的实体。

欧洲的国家缔造者们要想方设

法纵横联合,

加强团结,

强化中央集权,

操纵一个强大、

复杂、

牢固的政治

关系网络。

他们竭力营造一个空前强大的东西。

为达 目的,

他们不得不

将网络中的大部分加以破坏和瓦解,

而一旦付诸实施,

就不得不遭遇猛烈

的反抗。

然而,

早先的政治结构有一个特征,

对这项事业是极为有利的。

年代的欧洲人拥有一个君主制传统,

这个传统殊途同源于罗马时代。

埋

欧洲 国家缔造史的反 思

藏在他们身后的是七百年拥君之经验,

其 尽管皇秩失修 结果就是,

几乎

每个欧洲人都至少在名义上服从皇权或其他权力。

接踵而至 的国家缔造

者绝大部分是君主或是君主的代理人,

多半是他们正 在逐渐破坏的那个

体系中的一员。

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传统所赋予的地位而掌握了支配

手段。

与传统的真正决裂,

是随着像德国、

瑞士这样的联邦共和国的成立

而来的,

是随着欧洲的力量向海外殖民地扩张而来的。

有利 于民族 国家的条件

为了将那些有利于增强民族国家对西欧人民的主导地位的条件独立

出来,

我们不得不唐突一下历史。

我们必须考虑什么是可能发生的,

而不

是发生了什么。

缺乏在发生了什么和可能会发生什么之间的比较—

不

管两者之间的界限是否分明,

我们都无法将同为国家缔造之先驱的微不

足道者,

从举足轻重者那里区分开来。

为了找到民族国家尚未成为首选

的时代,

进而我们也许不得不要远回到 世纪。

即便在那时,

按照约瑟夫·

斯特耶,

欧洲国家的形式

已经基本成型,

国家占主导的时代已经开始了。

时至 年代,

在西欧 占主导地位的政治形式显然将是主权国

家。

统一 的大帝国永远 只是一 片残梦了 统一 的教会不得不承认,

对

个别国家的保护要优先于教会特权和建立基督教共和 国的诉求。

忠

于 国家要 比其他 一切忠诚 来得强 烈,

对于某些个体 主要是政府官员

而言,

忠于国家还带有一丝庇护制的意味。

斯特耶,

年,

第 页

不过,

斯特耶对国家兴起的检测标准,

相对来说并不严格“

⋯⋯在时

间上具有持续性、

在空间上具有固定性的政治单位的 出现,

持久的、

非私

人性的机构的发展,

一致同意要有一个生杀予夺的权威,

该权威应获得臣

民起码的效忠这一观念被普遍接受。 ”

斯特耶,

年,

第 页 这一检

测标准,

将那些由族群、

贸易网络所组成的政府排除在外,

它们要么在地

权利、

责任与国家—复旦政治学评论第四辑

理分布上零零散散,

要么就是变化不断,

尽管是它们最先要求其成员服

从。

它又将由多方权威的联合或联盟 在这件事情上,

又或者可以说是竞

争 所组成的政府排除在外,

它们对同样的民众行使司法裁判权。

最后,

它将实施政治控制附带的事项排除在外了,

这些事项由这样一种组织来

行使,

它的主要活动是贸易,

管理婚娶事宜,

掌管圣事及其他诸如此类的

事情。

另一方面,

这一检测标准没有对政府的规模提出特定要求,

也没有

对“

持久的、

非私人性的机构”

之间的整合程度提出特定要求,

也没有要求

高度集权于中央权威。

一旦要对随后的世纪的国家缔造进程下定义,

这

些标准就显得极为重要了。

事实上,

斯特耶毫不含糊地将帝国和城市国家都收归账下,

假若他将

主教和教皇的统治同样放进来也不会有什么为难,

只要他们控制了专门

的政府机构。

可见,

在欧洲,

国家早先提出的主导要求,

并非如乍看去那

么势不可挡。

在 世纪,

当时仍然存在五种可能的结果 民族国家形

式,

事实上真的兴起了 政治联盟或由单一中心控制的帝国,

哪怕只是

一种松散的控制 由天主教会组织结合在一起而形成的神权政治联

盟—

一种共和国 一个联系紧密的贸易网络,

不存在大规模的中央

集权的政治组织 在 世纪 占主导地位的“

封建”

结构延续。

理性地

评估上述列表,

是一项别具一格的任务,

因为,

要举出理由解释那些没有

发生的事情为何不会发生,

是一件多么轻而易举的事情。

看了上述列表

之后,

约瑟夫·

斯特耶对我说,

政治联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神权政治联

盟是不可能的,

因为教会已经作出让步,

承认了国家在世俗事务上的优先

权“

封建”

结构的延续同样是不可能的,

因为它到 年代就已经是明

日黄花了。

然而,

每一个没有成为现实的结果,

都是与在西欧至少已经启

动了的发展相一致的。

不仅罗马帝国独霸欧洲,

不仅它的影子神圣罗马帝国持久不衰,

即连

哈布斯堡那摇摇欲坠的封建制度也苟延到了 世纪。

有时候它们甚至

主导了整个大陆。

一种由教会主导的联盟看起来不合情理,

是因为我们

已经习惯于反对政教合一了。

然而,

直到近代,

一些教会人士还是大权在

握。

天主教国家竟然一直存续到 世纪。

在世界其他地方 包括近东附

近 还有一些由教士统治的大规模政府的例子,

不过这些政府都是分权

欧洲国家缔造史的反 思

的。

德国和北意大利的连锁贸易城市,

长期抗拒并人民族国家。

他们创

造了像汉萨同盟这样的商业联盟,

而不是共同的军队、

共同的官僚机构和

共同的财政组织。

最后,

采邑、

市镇和封建领主所构成的“

封建”

组织—

尽管封建一词含糊不清—

也当仁不让,

它的独特之处在于 主导西欧长

达数世纪之久。

作为 巧 年代之后在欧洲占主导地位的结构,

民族国家与其他几种

替代选择的不同之处主要有以下方面 控制了疆域分明、

连成一片的

地区 中央集权程度较高 从其他组织中分化出来 它企图获得

对集中化的物质强制手段的垄断,

藉此强行贯彻 自己的意志。

这在某种

意义上也就解释了,

民族国家是如何脱颖而出,

并最终解决了地区团结、

中央集权、

将政府机构从其他类型 的组织中分化出来、

以及垄断 与集中

强制手段等一系列问题的。

我们已经注意到的一些共同条件,

它们在 巧 年代前后大行其道,

对所有这些进程都产生了显著的影响。

然而,

是否它们导致了国家的主

导,

一时尚无定论。

这些条件早在 年代之前就已经大行其道了。

同

样,

在 年代,

欧洲在文化上就较为同质化了,

从农民基础中提取大量

资源,

维持着分权的政治结构,

或毋宁说是一堆政治结构。

同质性本身也

许并不会促使欧洲首选向民族国家发展。

在世界其他地方,

庞大的同质

化人 口 为建设帝国推波助澜 尽管文化的 同质性使得分裂帝国

油 的政策不那么容易推行,

但它也降低了为在庞大的人 口中推行统

一的行政制度安排的难度,

也更易于促成共同的效忠。

欧洲人 口 较为同

质化,

之所以有助于 民族 国家而不是其他政治支配形式的兴起,

在我看

来,

其中最根本的一条是,

它便于将大陆分割成相互独立的地区,

这些地

区立刻获得了较大的自决权,

不可逆转地产生 了巨变。

农民和民族国家之间似乎并不存在特别的亲缘关系。

农民不仅承担

了帝国和城市国家的重负,

而且欧洲的封建制度安排从一开始就以依附

农民的存在为条件。

原来我并不以为,

农民对民族国家的创立具有根本

意义,

或者至少有利于 民族国家的创立。

毋宁说,

农民为主,

迫使国家缔

造者陷人与土地的控制者的斗争和联合中。

争辩说农民基础是国家取胜

的一个诱因,

窃以为它的理 由不外乎,

农 民的存在赋予 了大地主权力,

与

权利、

责任与国家—复旦政治学评论第四辑

当地的地主团体组成联盟的必要性 这些地主团体可以选择与哪个权威

或即将形成的权威结成联盟 既限制了君主统辖的范围,

也促使他们达成

了地区性的团结。

然而,

这些状况更多直接来 自于分化的政治结构,

而不

是农民为主。

认为政治分裂是民族国家最终 占主导的条件之一,

则令人百思 不得

其解。

难道国家的缔造者们不是始终与分裂力量在作斗争吗 是的,

不

过,

各种各样知己知彼、

力量均衡的权力角逐者的出现,

通过聚居一地的

精英之间变换盟友的方式推进了团结进程,

使得每次都好像有不止一个

这样的进程在发生,

妨碍了那些将一个无边界的权威强加于人,

或使欧洲

大部分都屈从于单一权威的企图。

对于这个条件,

我们有一套归谬 法。

艾森斯塔特在《帝国的政治体系》中曾对此作过

分析 一个大规模的、

运转正 常的帝国,

要经历一个在其边缘单位不断建

立权力的持续循环过程,

仅仅是因为知道,

那些与之密切接触的人,

会使

之转而服务于自身的目的,

而对抗中央权力结构。

当一个帝国像罗马帝

国那样分崩离析后,

分裂出来的各个部分要再回到一个共同的结构中,

也

许就困难得多了。

族群结构的软弱性,

尤其是那些 由血缘关系维系在一起的族群结构,

由于它对变换盟友的支配性影响,

在欧洲,

也许对这一进程的发展起到了

推波助澜的作用。

如果在欧洲的版图上遍布着那些控制了土地、

劳动力

和忠诚的家族势力,

那就更加难以将人 口分割到分立的地区,

更加难以吸

纳当地精英中有权有势者,

以免他们在附庸身上扩张特权,

加强家族势力

本身,

更加难以将政府从血缘关系中分离出来,

等等。

在我们今天,

由血

缘关系所构成的族群,

和企图按照欧洲模式建立国家的非欧洲人之间经

常发生冲突,

就印证了这一推测。

欧洲国家缔造进程困难重重的那些部

分,

都聚藏着有权有势的由血缘关系所构成的族群 窃以为以欧洲东南部

为尤,

也许同样指明了这一点。

民族国家战胜了我所提出的其他理论上可 能的替代选择,

迄今为止

对这一问题的“

解释”

都属于前提条件的范畴。

而欧洲国家建设进程以及

伴随这一进程的状况,

它们所具有的一些特点,

也是值得探讨的。

首先是

专业化组织的运作。

如果手头的任务有明确的规定,

如果这个任务是支

欧洲国家缔造史的反思

配外部世界,

那么,

建立专门的组织,

并使之源源不断地得到资源供给的

统治者,

似乎就比他的对手要更胜一筹了。

战争的成功是一个明显的例

子 成功的标准比较明晰,

完成任务的主要因素 如果不是什么秘诀的话

也相当清楚,

最终势必要提及供给充足的专业化组织的优越性。

基于 日

常性的地区行政的目的,

财政控制或者提取政府所需的供给,

以公文档案

维持运转的官僚机构,

比之血缘集团、

领主一附庸关系、

贸易网络和其他

发展为民族国家理论上 的替代选择的结构,

都具有大量的优势。

诚然,

这一断言远远不是不言 自明的。

回忆一下中华帝国和古巴 比

伦某种官僚制的重要性,

或者强调一下当代官僚制的成本和低效率,

就可

以对它提出异议。

我并不想在此就整个问题辩个水落石出。

我仅仅是想

指出,

在欧洲中世纪,

那些形成了独立国库和法律顾问团从而使其政府机

构专业化了的君主,

获得了组织上的优势—

政府机构朝这一方向的转

型,

也促进了大规模、

自治、

分化和以地区为界的组织的形成,

这种组织我

们称之为民族国家。

欧洲另一个状况也许给民族国家压倒其他可能的替代选择带来了好

运,

那就是欧洲边界的开放性。

我想起,

在国家形成的地区的周围,

缺乏

重要的集权,

而用于扩张、

征服和榨取资源的领土 则唾手可得。

在地中海

周围形成的拜占庭帝国和各种穆斯林帝国对欧洲政治生活施加的压力最

为直接。

欧洲人相对摆脱了他们大约 边界周围的这种压力。

结果,

一些较小的政治单位没有被邻近 的大 国吞并 或至少被支配,

反 而成长

起来。

进一步而言,

这些小国拥有空 间—

最终连跨大西洋的土地都涵

盖进去 了

—去扩张

、

殖民,

建立他们 自己的帝国控制。

我想指出的是,

如果不是这些状况加在一起的话,

一个比欧洲 民族国家的规模要大得多

的组织,

完全有可能成为唯一的幸存者。

最后,

我们不能忽略城市、

贸易、

商人、

工厂 主和早期资本主义 的贡

献。

毫无疑问,

如果由、

世纪 的商人和 自由民为欧洲设计一个政治

统治计划,

它是不会将民族国家包括在内的。

他们更感兴趣的是保持城

市 自治以及它们之间的联系。

然而,

民族国家之前欧洲商业活动的强度,

在释放资源、

使税收及相关的政府提取形式变得可行、

推动旧权威发展新

的形式控制民众等方面,

也许扮演了主要角色。

权利、

责任与国家—复旦政治学评论第四辑

后来,

资本主义扩张和国家权力成长之间强有力的互动关系发展起

来了,

尽管资本家们本身经常竭力排斥国家权力。

费尔南多·

布罗代尔

将这一结合作为他分析 世纪欧洲的主要命题 布罗代尔 年,

年。

然而,

早在这之前,

可从中征税的羊毛贸易的出现,

就帮助英国的君

主制支付了它的运作费用。

巴黎的商人发现,

他们得不断给宫廷提供钱

财。

欧洲工商业断断续续地发展着,

但却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这为政治权

威提供了竞争优势,

他们略施小计,

就将这些资源转而用于 自身的目的。

回顾 民族国家取得成功所提出的这些诱因,

我们必须再次区分出容

易争辩的版本和争辩起来有难度的版本。

显然,

所有这些条件 再明显不

过了,

在欧洲国家缔造初始阶段主要的条件,

我已经一一作了精确描述

都影响了 民族国家形成和成长的道路。

指出这一点无关紧要。

难的问题

是 哪些结构性的替代选择是可能的 为什么是这一种替代选择而

不是其他 我已经把帝国、

神权联盟、

贸易网络和封建体系当作是可能的

替代选择。

然后我继续提出,

既有的政治割据,

族群结构的脆弱性,

专业

化组织的效能,

欧洲边界的开放性以及城市、

贸易、

商人、

工厂主和早期资

本主义的成长,

都对走向民族国家的结果贡献了绵薄之力。

这一观点意

味着,

大量其他因素都无法像这样左右对结果的选择,

诸如欧洲特殊的地

理位置,

它的文化同质性,

它庞大的农业人 口。

检验这一看法的途径是,

对欧洲和其他地区的国家缔造和替代进程 中的相关事物,

作详尽的比较

研究。

本书只不过是这一鸿篇巨著的前言而已。

相同的条件,

不 同的 出路

相同的条件—

比较一致的文化,

农民基础,

既有的、

分散的政治结

构—

型构了国家。

国家在西欧得到了充分的发展,

时至今天它都始终

保持着同一样式。

而它们的发展轨迹并不相同。

希腊、

瑞士和意大利就

产生了迥异的国家类型。

让我们先将个别历史的具体比较放一放,

稍后

再说。

现在的问题是确认欧洲 年代以来国家缔造的经验中最根本

的特点和总的变化。

欧洲国家缔造史的反思

最简单的版本仅从三个因素来考察这个问题。

首先是人 口。

他们过

着某种集体政治生活—

只要他们名义上受同一中央权威统治。

其次是

政府组织,

它控制了所统辖人 口范围内主要的集中化强制手段。

第三是

政府组织与人 口之间的日常关系。

历史学家和政治学者曾一度十分关注

人口、

政府及其相互关系的一系列特征。

在提出有关欧洲国家缔造替代

模式这一基本问题时,

我想提醒大家只要注意每个因素中那个大的特征。

首先,

每个国家统辖的人 口范围内的动员模式。

我所指的是,

那些对资源

形成和达到了集体控制、

参与民族之间权力斗争的各部分人 口,

他们的认

同、

结果、

规模和成功的模式。

其次是政府结构“

国家性”

的程度。

借用

奈特尔,

年 的说法,

我是指政府机构区别于其他组织

的程度,

中央集权、

自治以及相互间正式协作的程度。

第三是民众针对政

府结构而享有的政治权利形式,

我想起了民众可以对政府代理人提出的

强制诉求—

强迫他们做此事,

禁止他们做彼事。

动 员

尽管欧洲的文化同质性到处都限制了那种以动员为业的群体,

尽管

城市化、

工业化和资本主义化的普遍性最终保证 了每一个国家都会经历

城市和农村工人阶级一定程度的动员,

动员模式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上

还是迥异的。

不过,

自从 巧 年代以来,

欧洲人就很少以肤色、

血缘、

年

龄、

性别或生态主张为基础来进行动员 了。

主要的例外,

无疑就是 世

纪的女权运动和青年造反运 动。

另一方面,

欧洲人经常动用宗教、

语言、

先前的政治地位、

共同体身份、

阶级,

还有更狭隘的所有权来进行动员。

自从群众政治从法国大革命滥筋至今,

阶级、

语言和宗教成为相较而

言更为重要的动员基础。

斯坦因·

罗坎,

以这

样一种方式分析了这一转变

地区性的反抗制约了民族建设 的进程。

这 些反 抗走 向极端,

就

会 引发战争和分离运 动,

甚至 可能造 成人 口 迁 移。

实质性的反抗只

权利、

责任与国家—复旦政治学评论第四辑

有在民族聚居区初步巩 固之后才会发展起来。

它们随跨地方、

跨地

区的互动和沟通的增多而起,

并通过一个“

社会动员”的进程而弥散开

来。

成长中的民族国家发展出一大套统一 化和标准化的代理机构,

并

逐渐侵蚀了“

原始的”

地方文化的堡垒。

教会的组织便是如此,

它们有

时是在与世俗的行政机构紧密合作中,

更多时候是与国家官员进行对

抗和竞争中组织起来的。

很多自治的经济开发机构,

贸易商的网络、

银行家和金融客的网络,

手工业者和工厂主的网络,

都是如此。

民族性官僚制早期的成长会导致那些基本上是地 区性的反抗,

不过接下来政府活动范围的扩大和跨地 区互 动速度的加快,

逐渐带

动了那些远为复杂的联盟的反抗,

这些联盟有的是两地之 间的,

其他

是跨地方或是在地方内部的。

各种各样动员的规律和相关影响,

按照罗坎的观点,

取决于三个主要

因素 政教关系,

先看形成于宗教改革时的,

再看形成于大众开始参与

民族政治事务时的政教关系 参与和工业化相应的时机选择 处于

未定型的国家的司法裁判权之下的民众的文化—

尤其是宗教—

多样

性 罗坎在第 章重申和扩展了早前的这些立论,

不过在动员问题上并没

有质的变化。

以语言和信仰为基础的动员的程度,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的形

式和政策。

以工业体系内部的阶级立场为基础的动员,

它的发生与国家

的特征无关,

尽管 世纪的国家有时会采取行动促进工人阶级的动员

如社会主义政权 或者去制约它 如法西斯政权。

国家本身的政策,

针

对文化的同质化、

政府工作人员的遴选、

对动员群体的控制以及其他政府

和人民之间的互动,

该政策本身就有助于形成动员模式。

无论是农民还是工人,

要在民族规模上加以动员,

都是进展缓慢的。

世纪末之前,

他们的动员通常是短暂而具有防御性的。

在此之前,

土

地所有者和商业阶级的动员异彩纷呈。

发生在各地的地主和王权之间的

某种调停活动,

在国家权力的扩张中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尽管地主对国

家建设也挑起了最严重的反抗。

只要想一想不管怎样都在农业社会有资

格当地主的人的重要性和多样性,

这一点就不那么让人奇怪 了。

欧洲国家缔造史 的反思

国 家 性

如果按照正式自治、

与非政府组织的区别、

中央集权和内部协调来衡

量的话,

世纪前后,

所有西欧政府在国家性上都达到了较高水平。

它

们相互勾结,

还与海外的分支势力相勾结,

促使整个世界分化成一个个类

似国家的单位。

这并不是向来如此的。

尽管 年代以来,

国家性的增

长在整个欧洲是大势所趋,

不同的政府的步伐还是有快慢之分的。

结果,

和 世纪国家间国家性的悬殊程度愈发增加。

按照这一标准,

世

纪是国家性显著提高的时期,

后来的 世纪则是国家缔造的疯狂时期,

世纪是 在外部 和东方的巩固时期,

世纪和 世纪早期是那些在

年代还存在显著不同的政府走向趋同的年代。

这样的概括夸大了这一进程的规律性,

也会使关键的领头羊与追随

者相混淆。

在自治、

分化、

中央集权和内部协调方面,

法国从 年代起

几乎就一直引领欧洲潮流,

英国则以缓慢的步伐、

在较低层次积累其国家

性。

然而在 年英国处于中央集权的军事独裁控制之下,

法国则经历

着佛兰德尔的分裂。

一时间英国政府可能在欧洲是最具国家特征的。

然

而,

全面地看,

英国 它的政府事务很多是通过治安官、

私人公司、

商队和

诸如此类仅与中央结构具有间接关系的群体来完成的 是在相当低的国

家性水平上维持至 世纪的。

再看一下西班牙,

西班牙在 世纪突然

迸发出国家缔造的浪潮,

如果持续下去的话,

很容易将西班牙带到欧洲的

中央集权、

分化、

自治和协调 的顶峰。

在 和 世纪,

这一进程缓慢下

来,

有时还出现反复。

结果,

西班牙携该大陆最不具有国家性的政府结构

而进人工业化和帝国时代。

当然,

极端的国家性既不能保证政治稳定也不能确保在国际舞台上

的权力。

人们也许会猜想,

国家性的增长通常会增强政府对其所支配人

口 范围内的动员资源的调 控能力,

提高它解放那些被传统的义务网络所

束缚的资源 的能力,

从而扩大政府权力,

将资源用于 民族规模和国际规模

的 目标。

但是,

如果欧洲 的经验具有指导意义 的话,

那么短期内其代价很

权利、

责任与国家—复旦政治学评论第四辑

可能是抵抗和造反的增加。

因此,

国家性的增长、

军事力量的壮大、

税收

的上升、

民众的造反,

是具有密切的历史联系的。

政 治 权 利

一方面是国家性的发展,

另一方面是动员模式,

介于两者之间的,

是

所管辖人 口内部被动员起来的群体的成员对政治权利的索取,

这些政治

权利对政府代理人构成了约束力。

例如,

投票权的扩大,

并不单是伴随国

家缔造的步伐,

也不单是来 自于动员模式,

而是来 自于 这两个进程的互

动。

诚然,

弄一个有说服力的案例来证明这两个巧妙互补的命题殊非难

事 欧洲的政府中,

那些在 世纪前后达到较高国家性水平的,

其投

票权的扩大也更广、

更快 不过,

在那些不那么像国家的政府中,

投票

权的扩大更具有其持久性,

获得更有保障的支持 罗坎,

年,

第 一

页。

然而,

一旦用于随时间而发生的变化上,

这些命题就不攻 自破

了,

因为扩大投票权和国家性的不断成长是一起发生的,

只不过步调不一

致罢了。

为了理解法国 年 和普鲁士 年 男子投票权出现的

早期 如果不是暂时的话 情况,

我们必须抓住广泛动员农 民和工人这样

一个问题,

它就发生在该年代不久前,

并对未定型国家的管理者施加了强

大的政治压力。

大量其他的政治权利应当 至少原则上 适于同样的比较分析,

这种

比较分析有助于将选举制度理论化 国家保障正义之形式、

集会之权利、

舆论之 自由、

示威请愿之权利、

宗教和少数民族的保护、

生命和财产权的

保护以及其他私人和团体向国家提出的诉求,

它们在原则上普遍地得到

保障,

而不是通过个人影响和特殊关系来保障的。

这些权利的发展比投

票权的获得,

更难以界定、

考察和比较,

它们在不同的政权中沉浮不一,

又

易于被不声不响地剥夺。

相反,

在法律中得到尊奉之前,

它们常常是潜移

默化地慢慢生长起来的。

它们对现实实践的适用也向来是不平等的。

国

家的管理者则一直宣称,

它们比现实看起来的要更为普遍化。

在对系统

研究政治权利所存在的这些困难加以补偿的时候,

它们就在一定程度上

欧洲国家缔造史的反思

集中起来了,

甚至达到一定规模。

从本文来看,

有关这些权利最重要的事情,

并不是在抽象意义上它们

应当存在,

而是国家应当成为实施这些权利的中心,

而不是其他组织。

其

实,

与其考虑国家实施 或违背 的那些抽象权利,

倒不如考虑人民的特定

群体提出的,

对国家代理人具有约束力的那些政治权利诉求,

更能说明问

题 宗教少数派会吁求国家保护他们免遭迫害 成年公民会坚持国家给予

他们参政机会,

穷人会要求国家维持其生计。

这是广义上的政治权利—

它们是政治的,

因为它们对国家机构而不是某些其他组织,

构成了有约束

力的诉求。

这一点标志着一场巨大的历史转型。

后来数世纪欧洲的民族革命,

都不像这样将政治权利的扩展集中在国家身上,

减少对其他类型政府的

投人。

这一进程的大部分,

是由国家剥夺、

破坏和吸纳原先存放在其他政

治单位中的权利所构成的,

这些政治单位有采邑、

公社、

教区和庄园。

在

这样一种情况下,

如国家从采邑领主、

教会和公社那里将裁判权攫取到

手,

权利本身就会不同程度地以相同方式得到延续,

只不过是换了新的管

理形式。

在其他情况下,

权利则完全消失了。

在农庄的公用地上放牧羊

群的家政管理权利,

就是一个臭名昭著的例子,

相比之下,

家长对其家庭

成员实施惩罚的权利就略为逊色了。

没有什么 比欧洲历史上旧的自由概念,

更妨碍将这一整个进程理解

为政治权利逐渐创造和扩展的过程的了。

民族国家鼎盛期之前,

欧洲人

创造和使用着多种多样的代议机构 尽管这些机构,

当然,

与 世纪的议

会并不一样)。

早期的国家缔造 者,

远远不是去促进这些机构,

而是竭力

与之斗争。

本内特·

吉尼 (Berna rd G ue ne e) 为我们提供了一幕 14 世纪

的序曲:

14 世纪中叶,

大约在 13 4 5 年和 13 60 年之 间,

骑士秩 序崩溃了,

长期受到制约的官僚制迎来 了前进的脚步,

第一 波大 革命浪潮席卷

欧洲,

议会第一 次高奏凯歌,

欧洲人 民从他们的君主手中夺回 了数量

可观 的权利。

50 年 后,

英 国 国会 的影响是如此 巨大,

以至 于斯塔布斯(St u bbS )

权利、

责任与国家—

复旦政治学评论第四辑

大谈兰开斯特议会主义;一 场新的革命浪潮卷过法兰西和加泰罗尼

亚,

地产商在德国的力量如 日中天,

君士坦 丁委员会 削弱了神权君主

制的根基,

胡斯革命使帝国摇摇欲坠,

社会秩序大乱。

此后便出现回

潮。

慢慢地,

教皇和君主稳住 了阵脚,

民主信念凋零,

骑士秩序消逝

了,

官僚制死灰复燃。

( 吉尼,

1 9 7 1 年,

第405 页)

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

国家的建设者们努力做的,

都是扑灭或吸纳现存的

权利,

而不是扩展它们。

通过民族规模的民众动员和愈具国家性特征的政府之间的互动,

权

利以向国家提出诉求的方式涌现出来。

在政客们兑现它们之前—

不管

他们是否心甘情愿—

动员群体通常会长期不懈、

持续不断地进行诉求。

集会权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与那些完全建立在抽象意义上的权利迥异的

是,

集会权是作为民众当中一个特定部分、

一个特定的群体的诉求而形成

的,

这个群体就是犹太人、

年轻人、

流浪汉、

革命者、

运动员、

爱国者,

他们

所诉求的是,

要求国家保护他们对公共场所的集体所有权。

基于这一理

由,

我们判断各部分民众是获得还是丧失了政治权力,

其中最有价值的迹

象之一,

就是公共集会的法律和治安管理的变化。

我挑选三组政治变化来进行检测:国家性

、

动员模式、

政治权利 的消

长。

它们不能一并纳人任何一个我们自信地称为“

政治发展”

的单一模式

之中。

每一组变化都会涵盖当代世界的分析家们置于这一名堂之下的某

些转型。

为了我们的目的,

与其给它们贴上这些旧迹斑斑的标签,

更有用

的似乎是描述这一场卷人了欧洲国家体系兴起过程的伟大的政治变迁。

这一过程,

是两个在某种程度上相对独立的进程,

也就是动员和国家缔造

进程之间的互动,

伴随的是各部分民众权利的消长,

它是这一互动的产物。

区分幸存者和胜利者的依据是什 么 ?

欧洲大多数建立国家的努力都失败了。

绝大多数在 1500 年代追求

自治图强的政治单位,

在下一个世纪都销声匿迹了,

被其他缔造 中的国家

236

欧洲国家缔造 史的反思

粉碎或吸纳,

而那些在这些年代中已经非常接近国家状态的政治单位,

多

数也还是消失殆尽了。

少数在以 自治国家方式幸存于或兴起于 19 世纪

的,

也只有寥寥几个的运作是有效率的。

—无论采取哪种效率标准都

是如此。

成与败的分配不成比例,

这使我们处于一个窘境,

我们要对付的

是这样一种经验,

其中大部分案例是负面的,

而只有正 面的案例才有充分

的文献资料。

然而,

我们要问一下,

是什么将正 面的案例从其余案例 中区分开来。

我们最起码要提出这一问题。

我们打算挑战现成的关于 国家缔造的普遍

观念,

而这些观念大多是不得不以成败论英雄的。

不巧的是,

那些现成的

观念大多都跨到了普遍性层次,

而这正是我们试 图开展工作的层次。

它

们要么是过于抽象,

以至于命题几近于下定义 ;要么死抱着一个历史模型

不放,

按照他们的方法,

其他案例都是失败的。

然而,

大部分现成理论要

我们关注的,

到底是政治经验的什么特征,

那是再明白不过的了。

大体

上,

我们得到的印象,

是两组相对独立的进程:第一组是多方面的

,

称为社

会变迁、

现代化或者社会和经济发展 ;第二组被贴上 的标签是政治现代

化、

政治发展,

甚至是民族建设。

显 然,

国家与社会这种旧 的划分在其中

发挥作用。

两组进程被认为是相互作用的,

相互破坏或相互促进。

因此,

政治结构的管理者面对两种“

问题” :

( 1) 处理社会变迁所产生 的困难;(2 )

将社会变迁引向一套所期待的结果。

这两方面的业绩(尤其包括了政府

本身能否幸存下来)就提供了成败的标准。

在普遍化的理论化这一 占主导的传统内部,

分歧之处涉及的是“

社

会”

和“

政治”

进程之间因果联系的方向,

( 在何种程度上,

政府变迁仅仅是

社会结构变迁的反 映?) 最有可能给两组进程都带来成功的政府制度安

排,

两组进程中的每一组,

在所有国家都遵循同样道路的程度,

对了,

还有

就是,

讨论所有这些难题的正确术语。

在这些表面的分歧之下,

对政府正

确的、

可能的角色的争议也始终存在。

据我看来,

这种开展研究的方法,

其中最有趣的事情是,

它与高层行政官员的世界观完美地吻合。

那就是:

外部世界依靠政府机构来对付或改造,

而政府机构本身也会改进或衰败。

从过去的经验中为现在求索国家缔造的指导,

最适合这种抱负的,

无疑就

是现象学了。

权利、

责任与国家—复旦政治学评论第四辑

然而,

在此,

我提出的主要问题,

可能更少是机械主义的,

而更多是 自

然主义的。

在 1500年代以来的每一个时间点上,

政治单位的哪些特征使

我们预期它是否会(l) 作为独特的政治单位幸存于下一个时代;(2) 经历

地区团结、

集权化、

政府机构从其他组织中分化出来以及对暴力强制手段

的垄断;(3 )成为民族国家的核心 ? 人口的哪些特征使我们可以在关于政

治单位提出对其司法管辖诉求这一问题上,

做出同样的预测? 一般而言,

在我看来,

要回答这些,

势必要解决下述问题:政治单位的管理者是否承

担了人力物力昂贵的活动,

是否建立了一个机构,

有效地从当地民众那里

提取必需的资源,

是否压制了民众反抗资源提取的努力。

诚然,

这样一个

说法,

只是将很多更有趣的问题往后推了一步。

( 例如,

它横跨一步,

避开

了这样一个问题,

英格兰是如何借助相对较弱的中央机构发展壮大并幸

存到 19 世纪的)然而,

倘若这一说法是正确的,

那么我们只需考虑代议制

的形式、

地缘政治位置、

当地民众的文化以及其他不计其数的因素,

只要

它们能影响政治单位执行代价昂贵的活动的嗜好,

以及这些单位从民众

中提取基本资源的能力。

本书个别章节对这些问题作了大量考察。

我将会把本章后面出现的

突出的争论,

逐一加以列举。

在此,

我只想提一下那些在欧洲的经验 中,

似乎预言了谁是幸存者和国家缔造的最普遍的条件:(1) 可提取资源的有

效性;(2) 在时空上都相对安全的地理位置 ;(3 )源源不断的政治从业人

员;(4 )战争中的成功 ;(5 )被统辖人 口的同质性(以及同质化);(6) 中央权

力与主要地绅(landed el it e,

拥有土地的精英人物—

译者注 )的强大同

盟。

某个因素如果程度较高,

就可以弥补另一个程度较低的因素的不足。

例如,

布兰登堡一普鲁士兴起于一个贫穷地区,

但是它源源不断的政治从

业人员将民众的资源榨得一干二净。

另一方面是法兰西,

中央政权几度

经历人才短缺,

不过可以从人 口 稠密的富裕地区中不断征募。

可提取资源的有效性与提取资源的事实是难解难分的。

资源 的价值

依赖于它们的用处,

而它们的用处又依赖于它们的有效性。

不 过下述说

法是没问题的:有机会对穿过海峡的商品征税

,

大大推动了丹麦的国家缔

造,

即便这种推动只是一时之事;在 17 世纪滞缓下来之前

,

西班牙用美洲

的银子建立了牢靠的国家机构 ;对羊毛征收关税,

为英国通向持久的民族

238

欧洲国家缔造史的反思

国家铺平了道路。

“

在时空上都相对安全的地理位置”

大而化之地将斯堪的纳维亚的权

力实体与德国诸侯区分开来—

尽管任何这种大而化之,

都受制于非我

族类的集权成长起来的时间和地点;瑞典扩张之际

,

其他斯堪的纳维亚国

家朝不保夕,

连生存都成问题。

本文所虑及的大部分时间里,

波兰人和奥

地利哈布斯堡人四面楚歌,

而葡萄牙只有一个邻居 (有时是配偶)西班牙

可担心。

无论如何,

经受不住军事打击和 (或)与正在扩张的国家相毗邻

的政治单位都很难维持 自治和压制住反对派。

在一个王朝牢牢地独揽皇权的地方,

政治从业人员源源不断的供给,

就取决于人口出生率和创造才能。

人们可以举出例证:后来勃 良第公爵

的庸碌无为错失了在法国东北部建立勃良第王 国的大好机会;又或是

,

西

班牙在 17 世纪只因被一长串的庸君所累。

如果是这样的话,

这就不是

“

偶然的”

了,

而多多少少是可预见的,

它是单单依赖世袭制来补充人力的

后果。

在此问题上,

皇权世袭并不是铁板一 块的生活现实。

我们理应记

得,

英国在 17 世纪三番四次设法改变他们的统治家族。

迟至乔治一世登

基之时(1714 年 ),

还存在达官贵人们进行干 预从而产生一个更受拥戴的

君主的实际机会。

无论如何,

就整个欧洲经验而言,

将有才干的大臣如克

伦威尔、

Co

l bert

、

P

omba

l

、

C av ou

r 招至帐下的录用能力,

也许比皇室的基

因储藏更为重要。

这绝非偶然。

战争中的成功,

稍后在本书中会着重探讨。

我现在让大家注意一下

它,

并不仅仅是因为大多数消失 了的政治单位是在战争中被消灭的这一

无关紧要的理由。

有效率的军事机器的建立,

给统辖范围之内的人 口,

带

来了沉重的负担:税收

,

兵役,

物资征用等等。

建立 军事机器这一行为本

身—

其时它就运作起来了

—就产生了一种制度安排

,

能够将资源输

送到政府用于其他 目的。

( 因此,

欧洲几乎所有主要的税收都始于“

额外

征收” ,

指定用于特定的战争,

而逐渐成为政府财政收人的固定来源)它产

生了执行政府意志、

镇压强有力的抵抗的工具:军队

。

它确实有助于促进

地区团结、

中央集权、

政府机构从其他组织 中分化出来、

对强 制手段的垄

断这一切基本的国家缔造进程。

战争缔造了国家,

而 国家也造成了战争。

被统辖人 口 的同质性,

相比之下,

只不过是其中起作用的一个因素而

权利、

责任与国家—复旦政治学评论第四辑

已。

文化同质的人口的存在,

无疑降低了国家缔造的成本,

它使齐一化的

行政制度安排更为易行,

它促进了被统辖人 口的忠诚和团结(只要国家的

管理者属于同一种文化),

它还使现成 的沟通系统为统治者所摆布。

约

翰·

斯特耶在单一制国家和复合制国家之间作了重要区分:首先

,

如英格

兰,

它形成于一个不留任何明显的地方特权的过程中;其次,

如法兰西,

它

对拥有独特传统和政治制度的地方的吸纳具有延续性,

这一点反映在,

法

国法律和行政管理的多样性持久存在。

( 大不列颠,

将苏格兰和爱尔兰置

于单一王权统治之下,

便多了一点复合制国家的特征,

但只是在它的核心

英格兰产生了相当茁壮的国家机构之后 )斯特耶更着重强调了形成于单

一地区(re gnum )( 在这里,

民众 自罗马帝国衰落之后,

对服从于某些特定

的皇族已经习以为常)的国家与只是该地区一个部分的国家之间的区别。

他争辩道:

不 同的两者在下一 阶段—

将 国家改造为民族—

都是 重要

的。

在整个地区成为国家的地方,

民族主义发展得早,

是 自然而然地

发展起来的,

不必诉诸于大族或夸张的情感吁求。

在这样一 个国家,

人 民会逐 渐建立愈加紧密的相互联系。

国家的围墙,

在一 定程度上,

割断了他们与世界其他地方的联系,

他们被迫一 起工作,

相互适应。

他们有时间去获得一 个清晰的认同感,

抹掉他们身上的某些地 区差

异,

服从于他们的统治者及其用以统治的制度。

在国家的框架足够

强大和持久的地方,

它甚至会从截然不 同的语 言和文化群体中创造

出一 种共同的民族主义。

普罗文斯语 很像加泰罗尼 亚 语,

而与北方

法语极不相象,

然而它最终成为通行的法语。

同样明了的是,

单一 制国家比“

复合制”

国家要有优势。

单一 制

国家的中央政府不必担心 地方特权,

也不必创造 出一 个庞大 且常常

不受欢迎 的官僚制来协调 和控制充满分歧、

争吵不休 的当地权威。

当地领袖也不 必被疑为首先效忠于地方的人。

相反,

他们常常被用

来向他们的共同体解释政府计划,

并因地制宜地对之加 以调 整。

他

们逐 渐开始根据民族利益来进行思考,

因为 已经没有什么地方利益

来干扰他们 的注意力 了。

共同 的法律和共同的制度,

创造 了一 个更

欧洲国家缔造史的反思

大的认同感。

在 乡村这种认同感要狭小得多,

一 个地方的人 无法理

解邻近地方的政府过程。

( 斯特耶,

1 9 7 1 年:346一347 )

与你稍后将在本书中找到的评论相比较,

斯特耶的分析侧重国家由

此形成的过程中的一致性,

而对强制达成的一致则鲜有涉及。

然而,

一旦

转而探讨在同质化的各种条件下维持驯顺的代价问题,

斯特耶的概括正

好落在我们在论争中要追击的对象之列。

除了早期在特定政治单位支配下的人 口的同质性之外,

政治单位能

否成功地对其人 口进行同质化,

也影响了它成为和维持一个 自主国家的

可能性。

几乎所有欧洲政府都最终走上 了对其人 口进行同质化的这一

步:采用国家宗教

,

驱逐少数民族如摩尔人和犹太人,

创立民族语言,

最后

是组织大众公共教育。

东南欧国家对语言、

文化和宗教多元性的宽容,

与

他们西北部兄弟的不宽容格格不入,

当然也挡住了有效的国家缔造的去

路。

同质化的失败增加了存在一时的国家在未来某个时刻分裂为它的各

个文化单元的可能性。

最后,

中央权力与主要地绅的强大同盟有利于 国家缔造,

这一结论来

自于一个我们先前讨论过的简单现实:农民在欧洲人 口 中占主 导

。

农业

人 口占主导意味着 (1) 手中用于国家建设的资源,

大部分都是以某种方式

投人到土地上 ;(2) 对土地的控制是高度分散化的;(3) 地主—

尤其是那

些企图强化对当地农民的强制努力的地主—在征税

、

征兵和征用物资

的努力上,

成为多余的盟友和令人生畏的敌人。

这与下述事实丝毫也不矛盾:普鲁士选帝侯

、

法兰西国王和 大部分其

他欧洲 统治者不得不倾注大量心血与达官显贵、

贵族法团作斗争。

毕竟,

选帝侯帮助造成了容克地主和官僚之间的分工 (代价由农民和镇里人等

来负担)并持续到 19 世纪;根据汉斯·

罗森伯格 (H ans R osenbe rg,

1 9 5 8

年 )和 巴林顿·

摩尔 (1966 年),

这一分工成为威权的普鲁士 国家的关键。

在没有形成强大同盟和地主完全凌驾于王权之上 的地方—

西班牙和波

兰就是两个类似这样的例子—

国家缔造的工作就会停滞不前,

或者功

亏一签。

在初步列 出的促进一些 国家幸存另一些国家灭亡的因素中,

至少遗

权利、

责任与国家—复旦政治学评论第四辑

漏了一件大事。

这就是任何一个特定国家兴起和成长的国际背景。

我看

到这个问题的两个方面:(1) 处在变迁中的整体欧洲经济的结构

;(2) 国家

的国际体系的兴起和演变。

伊曼纽尔·

沃勒斯坦对他称为“

欧洲的世界一经济”

从 15 世纪中叶

到 17 世纪中叶的形成道路,

作了卓越的分析(沃勒斯坦,

1 974 年)

。

他指

出了大规模经济分工在这一时期的兴起,

扩展到欧洲之外的美洲和其他

地方。

在这个世界经济内部,

据他看来,

一小撮继替变化着的核心 国家支

配了商业贸易,

捞取了制造业的最大份额,

迫使边缘地区走向了大规模的

单一化经营。

在这一进程中,

边缘一度繁荣的制造业和商业衰落了,

有时

还销声匿迹了,

甚至辉煌的威尼斯也沦落了。

以前的附属地如英格兰则

成为中心。

沃勒斯坦指出,

欧洲的世界经济的形成是一个例外,

也许是独一无二

的,

它没有导致一个独霸天下的帝国,

就像罗马、

拜占庭和中国这样的,

最

后统治了巨大的经济空间。

相反,

多种多样、

相互间至少保持一定独立性

的国家,

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了。

这一事实本身对资本主义的发展可

能是十分关键的,

因为它削弱了任何一个特定的政府 占有 (或扼杀)、

投

资、

租赁、

生产或分配安排的能力。

而且,

在这个正在兴起的世界一经济

的中心,

国家缔造的努力,

从边缘得到源源不断的资源给养,

又有中心经

济生活的货币化推波助澜,

比起边缘的政治单位,

成功的几率要大了许

多。

相应的事实则并不那么完美:荷兰处在整个进程的半途

,

然而并未攀

升为一个特别强大的国家;商业化的德国西部地区拒绝纳人到事实上已

经成形的国家中;16 世纪西班牙的显赫一时

,

所依赖的是否与英格兰同

样意义上的“

核心 国家”

地位,

也尚未可知。

虽然如此,

任何人 口 和政治单

位在世界经济内部的位置,

还是深刻影响了它国家缔造的前景。

迄今为止被我的分析所忽略的第二个国际进程,

是国家间相互承认,

在一定意义上相互保障对方存在的这样一个体系的构造。

也许威斯特伐

里亚公约(1648 年 ),

在三十年战争结束之际,

第一次明确 了整个欧洲划

分为独立的主权国家,

其边界由国际协约来确定。

在接下去的三百年时

间,

欧洲人和他们的后代极力将 国家体系强加于整个世界。

晚近的反殖

民化浪潮,

使得将全球地图绘制成这一体系的工作差不多快完成 了。

欧洲国家缔造史的反思

国家体系的介人对欧洲国家缔造后来的参与者构成了极大的限制。

最终陷人 巧 世纪的普鲁士或西班牙之手的地区仍然具有各种可能性,

而

一个统一的意大利在 19 世纪所能要求的最大空间—

至少在欧洲—

则基本上 由拿破仑战争的结果所勘定。

进一步而言,

新国家是作为国家

体系的既定成员之间的战争或结束这些战争的谈判的结果,

而得以逐渐

形成的。

《威斯特伐里亚条约》、

《维也纳会议》、

《凡尔赛条约》都为这一点

提供了愈发富于戏剧性的说明。

结果,

所考察的国家缔造经验在时间上

越靠后,

我早先强调的那种内部进程就愈发不可能对国家的形成、

维持和

成长提供充分的解释。

【作者简介】查尔斯·

蒂利(C har les Ti lly),

美国著名政治学者,

历史社会学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

早年师从 巴林顿·

摩尔,

19 5 8

年毕业于哈佛大学,

现任哥伦 比亚 大学政治学系教授。

他专注于 大

规模社会变迁及其与对抗性政治之间的关系,

在国家建设和社会运

动研究领域 享有声誉。

其早期代表作是《西 欧 民族国家的形成》

(1 976),

最近 的著作有:《故事

,

认同和 政治 变迁》(2 002 )、

《集体暴力

的政治学)}( 2003 )、

《欧洲的对抗与民主》(2 004)、

《社会运 动》(2 004 ),

刚刚完成了《比较视野 中的经济与政治对抗》一 书。

( 译者陈周旺,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