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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率水平调整、社会分化与民主转型———对智利和阿根廷的比较研究

田　野　熊　谦

　　 【内容提要】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各国的汇率水平有了更大的调整空间。在拉丁美洲，这一时期的威权政府与国际

资本紧密结合，受国际金融的影响相较于其他地区更为深刻，汇率政策

成为政府政策制定中的关键一环。在智利新自由主义改革中，皮诺切特

政权采取了货币升值政策，政府阵营中来自流动资产部门的大财团受

益，农场主、中小企业主受损，后者出现倒向反对派的可能。为了巩固

政权，皮诺切特转而实行货币贬值政策，从而在民主转型前保持了政府

阵营的团结，由此掌控了民主转型的过程，实现了 “主动转变”。在阿

根廷，军人政府同样基于新自由主义使其货币升值，政府阵营中偏好低

水平汇率的金融集团受益，而农牧业出口集团和工业集团受损。随后复

式汇率制度下的汇率水平让农牧业和工业集团继续受损，他们更加反对

威权政府。因此，阿根廷政府阵营中的关键社会行为体发生了分化，使

军人政府无法掌控民主转型的过程，只能以 “政权取代”的方式实现

民主转型。

【关键词】　汇率水平　社会分化　民主转型　智利　阿根廷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初，美国经济实力相对衰落，无力承担美元与黄金固定比价和自由兑换的责任。随着日本、瑞士和欧洲共同体成员国正式宣布对美元实行单

独或联合浮动，布雷顿森林体系最终崩溃。自此之后，各国的汇率制度更加多元

化，汇率水平也有了更大的调整空间。此时拉丁美洲各国政府的发展战略也发生

了重大变化，从抵制国际资本的进口替代战略转向与国际资本紧密结合，越来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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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保建云、孙龙、李巍、夏敏、林崇诚和金晓文提出的宝贵修改意见，作者文责自负。

田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熊谦，中国光大银行总行职员。

多地将本国经济融入全球化的工业和金融体系中。截至１９７２年底，１７个拉丁美洲国家接受了ＩＭＦ的 “第八条款”，即承诺承担经常账户下货币可自由兑换等义

务。① 这样，随着国际货币体系和国家发展战略的变化，汇率政策成为拉丁美洲

各国政府制定的政策中至关重要的一环。正如杰弗里·弗里登 （ＪｅｆｆｒｙＦｒｉｅｄｅｎ）所指出的：“在拉丁美洲近几十年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汇率一直处于中心的位

置。……事实上，许多分析都将汇率政策视作经济成效的主要决定因素之一。在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石油危机和８０年代债务危机的过程中，各国政府的汇率政策调整尤其重要。在拉丁美洲地区重大的经济转型和经济事件中，货币政策也占据着

中心地位，例如１９７６年到１９８２年间，南锥体地区的经济自由化改革。”② 因此，汇率因素在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中极其重要。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期，塞缪尔·Ｐ亨廷顿 （ＳａｍｕｅｌＰＨｕｎｔｉｎｇｔｏｎ）所说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开始转移到了拉丁美洲。厄瓜多尔、秘鲁、玻利维亚、

阿根廷、乌拉圭、巴西、洪都拉斯、萨尔瓦多、危地马拉和智利等国的威权政

府领导人相继退出政坛，举行自由竞争的选举，产生了新的文官政府，有的国

家还制定了新的宪法。民主转型是拉丁美洲这一时期政治发展的核心议题。那

么，作为影响拉丁美洲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汇率因素是否也会对拉丁美洲国

家的民主转型产生影响？我们认为，在拉丁美洲各国越来越融入国际资本市场

的背景下，汇率水平调整对拉丁美洲的民主转型有着一定的意义，至少比在其

他地区更有意义。在本文中，我们将建立一个汇率水平调整影响民主转型的理

论框架，并在这个框架下解释智利和阿根廷威权主义政府的民主转型为何会采

用不同的方式。

一　“主动转变”还是“政权取代”？亨廷顿民主转型理论带来的困惑

　　在民主转型的过程中，威权政体向民主政体转型所采取的方式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胡安·林茨 （ＪｕａｎＬｉｎｚ）认为，当执掌权力的精英带头实行民主化并在其中占据主导地位时，就是 “改良式”；当反对集团领导民主化并在其中占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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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率水平调整、社会分化与民主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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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ＩＭＦ第八条，成员国需承担以下义务：避免限制经常性支付；避免采取歧视性货币做法；兑换外国持有的本国货币；提供信息；成员国之间就现行国际协定进行协商；就储备资产政策进行合作的义务。

ＪｅｆｆｒｙＡＦｒｉｅｄｅｎａｎｄＥｒｎｅｓｔｏＳｔｅｉｎ，“Ｔｈ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ｏｆ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ＲａｔｅＰｏｌｉｃｙｉｎＬａｔｉ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Ａｎ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Ｏｖｅｒｖｉｅｗ，”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ＮｅｔｗｏｒｋＷｏｒｋｉｎｇＰａｐｅｒＲ４２０，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ＤＣ：Ｉｎｔｅｒ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Ｂａｎｋ，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２０００，ｐ３

主导地位，威权政权从此土崩瓦解或被推翻时，就是 “决裂式”①。唐纳德·谢

尔 （ＤｏｎａｌｄＳｈａｒｅ）和斯考特·梅沃瑞 （ＳｃｏｔｔＭａｉｎｗａｒｉｎｇ）提出了类似的 “交易

与和解”和 “政权垮台”概念以分别与 “改良”和 “决裂”对应。② 亨廷顿在

此基础上提出了 “主动转变”和 “政权取代”的概念。③ 由 “政权中的那些执

掌权力的人领导了这一转变过程，并且还在终结这一威权体制以及将它改造成一

个民主体制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这样的民主转型方式即为 “主动转

变”④。而 “政权取代”是指 “政府中的统治势力坚决反对体制变革，当反对政

府的力量不断壮大而政府的力量不断缩小，直至政府崩溃或被推翻时”发生的

民主转型。⑤

在划分民主转型方式的基础上，亨廷顿认为民主转型的方式会受到威权政体

性质的影响。他将在第三波中发生民主转型的政权总体上划分为三种类型———

“军人政权”、“一党制政权”和 “个人独裁政权”。他认为 “与其他政权体制的

领导人相比，军人统治者更容易接受自己政权终结者的角色。事实上，军队领导

人从来也没有把自己视为他们国家的永久统治者”，因为他们仍然可以回到军

营，“履行他们正常的、本分的军事职责”⑥。因此，对于军队统治者来说，退出

权力并恢复他们职业军人的身份角色相对容易一些，“军人政权”主要以 “主动

转变”与 “交相改变”的方式进行民主转型。⑦ “与军人政权和一党制中的政治

领袖相比，个人独裁体制中的政治领袖更不愿意自愿地放弃权力……那些个人独

裁者通常都会尽可能地试图保住他们的权力”⑧，因为退出权力舞台就等于完全

丧失权力。因此， “个人独裁政权”主要是以 “政权取代”的方式进行民主

转型。

但是，在第三波民主化中，拉丁美洲的智利和阿根廷这两个国家的民主转型

方式并不符合亨廷顿的这一理论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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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政治研究（２０１８年第一辑 总第一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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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ｕａｎＪＬｉｎｚ，“Ｃｒｉｓｉｓ，Ｂｒｅａｋｄｏｗｎ，ａｎｄＲｅ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ＪｕａｎＪＬｉｎｚａｎｄＡｌｆｒｅｄＳｔｅｐａｎ，ｅｄｓ，ＴｈｅＢｒｅａｋｄｏｗｎｏｆ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Ｒｅｇｉｍｅｓ，Ｂａｌｔｉｍｏｒｅ：ＪｏｈｎｓＨｏｐｋｉｎ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８，ｐ８５

ＤｏｎａｌｄＳｈａｒｅａｎｄＳｃｏｔｔＭａｉｎｗａｒｉｎｇ，“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ｓｔｈｒｏｕｇｈ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ｎＢｒａｚｉｌａｎｄＳｐａｉｎ，”ｉｎＷａｙｎｅＡＳｅｌｃｈｅｒ，ｅ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ｎＢｒａｚｉｌ：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Ｄｉｌｅｍｍａｓ，ａｎｄＦｕｔｕｒｅ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Ｂｏｕｌｄｅｒ，Ｃｏｌｏ：Ｗｅｓｔｖｉｅｗ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６，ｐｐ１７７－１７９

此外，亨廷顿还补充提出了 “交相改变”这一民主转型的方式，该方式是指由政府与反对派联手

行动实现民主转型。参见塞缪尔·Ｐ亨廷顿： 《第三波：２０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欧阳景根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１４２页。

塞缪尔·Ｐ亨廷顿：《第三波：２０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第１１８页。塞缪尔·Ｐ亨廷顿：《第三波：２０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第１３４页。塞缪尔·Ｐ亨廷顿：《第三波：２０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第１１１页。塞缪尔·Ｐ亨廷顿：《第三波：２０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第１１２页。塞缪尔·Ｐ亨廷顿：《第三波：２０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第１１５页。

在智利，１９７３年 ９月 １１日，皮诺切特 （ＡｕｇｕｓｔｏＪｏｓéＲａｍóｎＰｉｎｏｃｈｅｔＵｇａｒｔｅ）对萨尔瓦多·阿连德 （ＳａｌｖａｄｏｒＡｌｌｅｎｄｅ）政府发动了酝酿已久的军事政变。政变后，皮诺切特出任军政府主席，１９７４年成为智利总统。１９８０年公民投票通过的新宪法规定，皮诺切特可以执政到１９８８年，届时举行公民投票，如获得多数支持，他可继续执政到１９９７年；如得不到多数支持，则于１９８９年１２月举行总统和议会选举。① １９８８年１０月，在就他能否继续统治的投票中，选民们以５５％对４３％的选票拒绝了皮诺切特将军继续执政的提议。② 虽然皮诺切特不愿意放弃权力，但他仍然接受了表决结果。一方面，他可以继续担任武

装部队总司令职务直到１９９８年。③ 另一方面，皮诺切特在和反对派代表的谈判中已经索取了相应的价码：维持涉及１９７３—１９７８年政治罪行的大赦令；政治当局放弃国防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铜矿收入的１０％自动划归军事预算等。④

按照宪法的规定，智利于 １９８９年 １２月举行了大选，基民党领导人艾尔文（ＰａｔｒｉｃｉｏＡｙｌｗｉｎＡｚóｃａｒ）获得了胜利。智利在皮诺切特的领导和掌控下，以不允许削弱武装部队为条件，完成了民主转型。因此，智利的民主转型方式可归

为 “主动转变”。

在阿根廷，右派军人于１９７６年３月２４日发动政变，推翻了重新执政的庇隆（ＪｕａｎＤｏｍｉｎｇｏＰｅｒóｎ）政府，成立了三军司令组成的军事委员会，魏地拉 （ＪｏｒｇｅＲａｆａéｌＶｉｄｅｌａ）将军出任总统。１９８１年３月２９日比奥拉 （Ｖｉｏｌａ）将军接任总统，对庇隆派作出让步，但在军队内部强硬派的反对下被迫辞职。加尔铁里

（ＬｅｏｐｏｌｄｏＦｏｒｔｕｎａｔｏＧａｌｔｉｅｒｉＣａｓｔｅｌｌｉ）将军继任总统后，为转移国内压力发动了收复马尔维纳斯群岛的战争。１９８２年６月１４日，阿根廷战败投降。同一天，加尔铁里将军辞职，尼古拉德斯 （Ｎｉｃｏｌａｄｅｓ）将军继任全军总司令，已退休的陆军将军比尼奥内 （ＲｅｙｎａｌｄｏＢｅｎｉｔｏＡｎｔｏｎｉｏＢｉｇｎｏｎｅＲａｍａｙóｎ）担任临时总统。１９８２年７月１日，比尼奥内就职总统。⑤ 行将退场的将军们与在文官政治中长期占主导力量的庇隆派领导人开展谈判并达成了一项协议，该协议以庇隆党人对工会的控

制为条件换取大赦军官。然而，这项协议最终被撕毁，因为在１９８３年１０月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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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ｌａｕｄｉａＨｅｉｓｓａｎｄＰａｔｒｉｃｉｏＮａｖｉａ，“ＹｏｕＷｉｎＳｏｍｅ，ＹｏｕＬｏｓｅＳｏｍｅ：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ｆｏｒｍｓｉｎＣｈｉｌｅｓ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ｔｏ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Ｌａｔｉ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ａｎｄＳｏｃｉｅｔｙ，ｖｏｌ４９，ｎｏ３，２００７，ｐ１６６

塞缪尔·Ｐ亨廷顿：《第三波：２０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第１６９页。约翰·Ｌ雷克特：《智利史》，郝名玮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２００９年版，第２０５

页。

亚当·普沃斯基：《民主与市场：东欧与拉丁美洲的政治经济改革》，包雅钧等译，北京：北京

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５６页。胡安·Ｊ林茨、阿尔弗莱德·斯泰潘： 《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南欧、南美和后共产主义欧

洲》，孙龙等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１９９页。

选中最终获得胜利的是代表激进党人的阿尔方辛 （ＲａúｌＲｉｃａｒｄｏＡｌｆｏｎｓíｎ）而非庇隆派。① 新的民选政府拒绝了军方建议的让渡政权的条件，并且还成立了民间委

员会来调查军方的罪行，对９名高级军官发起了起诉。② 阿根廷的军人政府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交出了政权，阿根廷反对派完全掌控了转型过程。因此，阿根廷

的民主转型方式可归为 “政权取代”。

虽然两国相应时期的威权政府都发端于军事政变，但并不意味着两国在政体

上都属于军人政权。对智利而言，虽然皮诺切特政权起源于军人政权，但１９７４年６月后皮诺切特实现了对政治和军队的完全控制，在长达１７年的威权统治期间没有将权力转移到其他将军。③ 皮诺切特对政治和军事事务掌握最高决策权，

实际上已经形成了 “个人独裁”。④ 空军的古斯塔沃·利将军多次表示反对皮诺

切特扩充个人的权势，却徒劳无益，并在１９７８年７月被皮诺切特强行免职。⑤

因此，１９７４—１９８９年的智利威权政权属于 “个人独裁政权”。对阿根廷而言，从

魏地拉至比尼奥内政权，高级将领轮流担任总统和其他政府要职。因此，１９７６—１９８３年的阿根廷威权政权无疑是军人政权。⑥

这样，作为 “个人独裁政权”的智利皮诺切特政权是以 “主动转变”的方

式实现了民主转型，而 “军人政权”的阿根廷魏地拉至比尼奥内政权却是以

“政权取代”的方式实现了民主转型。这并不符合亨廷顿关于民主转型方式的理

论预期。那么，如何解释这一理论和经验事实之间的差距呢？

二　既有的解释及其不足

关于第三波民主化为何发生的问题，学者们基于政治、经济、宗教和国际等

因素对导致这些特定的国家在特定时间发生民主转型提供了解释，比如公民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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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政治研究（２０１８年第一辑 总第一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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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Ｈ史密斯：《论拉美的民主》，谭道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８３—８４页。塞缪尔·Ｐ亨廷顿：《第三波：２０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第２１４页。ＨｕｇｈＯｓｈａｕｇｈｎｅｓｓｙ，Ｐｉｎｏｃｈｅｔ：ｔｈ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ｏｆＴｏｒｔｕｒｅ，ＮｅｗＹｏｒｋ：ＮｅｗＹｏｒｋ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０，

ｐ７８；ＬｏｉｓＨｅｃｈｔＯｐｐｅｎｈｅｉｍ，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ｉｎＣｈｉｌｅ：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ａｎｄＭａｒｋｅｔ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Ｂｏｕｌｄｅｒ，Ｃｏｌｏ：Ｗｅｓｔｖｉｅｗ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７，ｐｐ４－５

塞缪尔·Ｐ亨廷顿：《第三波：２０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第１０８页；ＪｕｌｉｏＳａｍｕｅｌＶａｌｅｎｚｕｅｌａ，ａｎｄＡｒｔｕｒｏＶａｌｅｎｚｕｅｌａ，ｅｄｓ，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ＲｕｌｅｉｎＣｈｉｌｅ：ＤｉｃｔａｔｏｒｓｈｉｐａｎｄＯｐ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Ｂａｌｔｉｍｏｒｅ：ＪｏｈｎｓＨｏｐｋｉｎ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６，ｐ６；ＫａｒｅｎＬＲｅｍｍｅｒ，“Ｎｅｏｐａｔｒｉｍｏｎｉａｌｉｓｍ：Ｔｈ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ｏｆ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ＲｕｌｅｉｎＣｈｉｌｅ，１９７３－１９８７，”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ｖｏｌ２１，ｎｏ２，１９８９，ｐ１４９。

约翰·Ｌ雷克特：《智利史》，第１８３页。胡安·Ｊ林茨、阿尔弗莱德·斯泰潘： 《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南欧、南美和后共产主义欧

洲》，第１９７页。

的积极行动①、天主教会在教义和行为上的显著变化②、美国政策的重大转变③

等。这些共同因素也可以解释智利和阿根廷两国为何会在２０世纪８０年实现民主转型，但却无法说明智利为何以 “主动转变”的方式、阿根廷为何以 “政权取

代”的方式进行民主转型。为探究智利和阿根廷民主转型的不同方式，需要进

一步分析两国在民主转型过程中的特殊原因。

关于智利为何以 “主动转变”的方式发生民主转型，主要有两种解释：一

是 “独裁者的误算”。尽管皮诺切特不想放弃权力，但还是根据１９８０年宪法的规定举行了１９８８年的公民投票。④ 亨廷顿认为，皮诺切特之所以这么做在于他错误地相信选民会让他继续留任。“他为智利的民主转型确立了一个漫长的进程

表，而且还因为做出选民将把他的任期再延长８年以上的这个错误预计而实施了这一进程表，终因事与愿违而极不情愿地退出了权力舞台。”⑤ 另外，约翰·雷

克特 （ＪｏｈｎＬＲｅｃｔｏｒ）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要让一个军事领袖主动终结自己的政权是罕见的，特别是像智利那样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经济大发展的形势下那么做就更不寻常了”，只能说 “皮诺切特可能过于自负了”⑥。当然，皮诺切特政

权的民主转型并非情愿，最终顺势而为也属无奈之举。但是这种解释也有两个问

题。第一，作为具有有限理性的决策者，在１９８０年就能准确预期到１９８８年的选举结果几乎是 “不可能的任务”。１９８８年的选民结构和１９８０年的选民结构相比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以至于使皮诺切特产生了 “误算”，我们还需要进行具体的

分析。第二，皮诺切特在离任总统前已经向反对派索取了足够多的价码，这不仅

说明他是足够理性地退出了权力舞台，而且说明他具有足够强大的支持基础从而

迫使反对派不得不作出让步。因此，我们仍需要具体分析１９８８年皮诺切特的支持者和反对派之间的力量对比。

二是 “宪法的约束”。胡安·林茨和阿尔弗莱德·斯泰潘 （ＡｌｆｒｅｄＳｔｅｐａｎ）就认为 “皮诺切特放弃权力，仅仅是因为反对派联合和动员起来利用了皮诺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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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ｒｉａｎＬｏｖｅｍａｎ，“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Ｄｉｃｔａｔｏｒｓｈｉｐａ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Ｏｐ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Ｃｈｉｌｅ，１９７３－１９８６，”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ｎｔｅｒ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ｔｕｄｉｅｓａｎｄＷｏｒｌｄＡｆｆａｉｒｓ，ｖｏｌ２８，ｎｏ４，１９８６，ｐｐ１－３８；ＲｏｓａｌｉｎｄＢｒｅｓｎａｈａｎ，“Ｒａｄｉｏａｎｄｔｈｅ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ｉｎＣｈｉｌｅ１９７３－１９９０：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ａｎｄＧｒａｓｓＲｏｏｔｓＶｏｉｃｅｓ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ＰｉｎｏｃｈｅｔＤｉｃｔａｔｏｒｓｈｉｐ，”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ｒａｄｉｏｓｔｕｄｉｅｓ，ｖｏｌ９，ｎｏ１，２００２，ｐｐ１６１－１８１；Ｃａｔｈｙ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ＳｈａｎｔｙｔｏｗｎＰｒｏｔｅｓｔｉｎＰｉｎｏｃｈｅｔｓＣｈｉｌｅ，Ｐｈｉｌａｄｅｌｐｈｉａ：Ｔｅｍｐｌ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０

塞缪尔·Ｐ亨廷顿：《第三波：２０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第４２页；ＰａｍｅｌａＬｏｗｄｅｎ，ＭｏｒａｌＯｐ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ｔｏ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ａｒｉａｎＲｕｌｅｉｎＣｈｉｌｅ，１９７３－９０，Ｂａｓｉｎｇｓｔｏｋｅ：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Ｐｒｅｓｓ，１９６６

塞缪尔·Ｐ亨廷顿：《第三波：２０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第７１、４２页；ＰａｕｌＳｉｇｍｕｎｄ，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ａｎｄ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ｉｎＣｈｉｌｅ，Ｂａｌｔｉｍｏｒｅ：ＪｏｈｎｓＨｏｐｋｉｎ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３

约翰·Ｌ雷克特：《智利史》，第２０４页。塞缪尔·Ｐ亨廷顿：《第三波：２０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第１２４页。约翰·Ｌ雷克特：《智利史》，第２０４页。

特宪法本身可能存在的一个弱点”。当然，“这也注定了极度受束缚的转型模式，

以及在南欧及南椎体国家所有案例中最不忠诚于民主的权力让渡———智利新民选

政府必须在１９８０年宪法下实行统治”①。约翰·Ｌ雷克特 （ＪｏｈｎＬＲｅｃｔｏｒ）也认为，１９８０年宪法束缚了皮诺切特：“他的政权行使着几乎是无限的权力，而繁荣的经济又使其安然一时，但后来发生了危机，他自己制定的宪法就转而束缚了他

的手脚。”② 当然，１９８０年宪法是 “主动转变”得以实现的重要因素之一。但是

这种解释夸大了宪法在智利政治中的作用，特别是鉴于皮诺切特本人就是通过推

翻合法政府而上台执政的，他对宪法的尊崇恐怕要大打折扣。此外，宪法即使具

有力量，其力量也来自政治冲突各方的实力均衡。巴里·温格斯特 （ＢａｒｒｙＷｅｉｎｇａｓｔ）等学者已经基于博弈论阐述了宪政、民主、法治自我实施的条件。③ 因此，我们需要搞清楚的是为何１９８０年宪法既约束了皮诺切特，也约束了反对派。

关于阿根廷为何以 “政权取代”的方式进行民主转型，也主要有两种解释：

一是 “战争的失败”。有众多学者认为，１９８２年军政府在马岛战争中的失败导致了阿根廷的快速民主转型。④ 林茨和斯泰潘指出，阿根廷军方在马岛战争中的失

败和耻辱直接促成了军人政府的倒台。⑤ 战败消耗了军政府最后一点合法性，

“枯竭的威信和迅速结束军人统治的紧迫性，使得军政府早已不处于有利地位能

向继任政府提出限制性条件，来作为他们准许演变的酬劳了”⑥。亨廷顿对此也

指出：“军政府像个被打倒在地的拳击手，已无还击之力，人们不再担心它报复

了。”⑦ 毋庸置疑，马岛战争的失败使阿根廷的军政权成了 “跛脚鸭似的军政

权”⑧，失去了与反对派讨价还价的能力。但是为什么战败导致了 “墙倒众人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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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安·Ｊ林茨、阿尔弗莱德·斯泰潘： 《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南欧、南美和后共产主义欧洲》，第２１３页。

约翰·Ｌ雷克特：《智利史》，第１８４页。ＢａｒｒｙＷｅｉｎｇａｓｔ，“Ｔｈ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ａｎｄｔｈｅＲｕｌｅｏｆＬａｗ，”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Ｓｃｉ

ｅｎｃｅ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９１，ｎｏ２，１９９７，ｐｐ２４５－２６３ＧｕｉｌｌｅｒｍｏＯＤｏｎｎｅｌｌ，ＯｎｔｈｅＦｒｕｉｔｆｕｌ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ｓｏｆＨｉｒｓｃｈｍａｎｓＥｘｉｔ，Ｖｏｉｃｅ，ａｎｄＬｏｙａｌｔｙａｎｄＳｈｉｆｔｉｎｇ

Ｉｎｖｏｌｖｅｍｅｎｔｓ：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ＲｅｃｅｎｔＡｒｇｅｎｔｉｎｅ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ＮｏｔｒｅＤａｍ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ＮｏｔｒｅＤａｍｅ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６，ｐ１８；ＬｉｎｄｓａｙＤｕＢｏｉｓ，“Ｔｏｒｔｕｒｅａｎｄｔｈ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ａｎＥｎｅｍｙ：ＴｈｅＥｘａｍｐｌｅｏｆＡｒｇｅｎｔｉｎａ１９７６－１９８３，”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ａｌ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ｖｏｌ１５，ｎｏ４，１９９０，ｐ３１８；ＳｕｓａｎＦｒａｎｃｅｓｃｈｅｔ，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ｚａｔｉｏｎ，Ｔｒａｎ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ａｎｄＧｅｎｄｅｒ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ｉｎＡｒｇｅｎｔｉｎａａｎｄＣｈｉｌｅ，Ｓａｓｋａｔｃｈｅｗａｎ：Ｓａｓｋａｔｃｈｅｗａｎ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７，ｐ７；ＭａｒｔｉｎＡｎｄｅｒｓｅｎ，“ＤａｔｅｌｉｎｅＡｒｇｅｎｔｉｎａ：Ｈｅｌｌｏ，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ＦｏｒｅｉｇｎＰｏｌｉｃｙ，ｎｏ５５，１９８４，ｐ１５７

胡安·Ｊ林茨、阿尔弗莱德·斯泰潘： 《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南欧、南美和后共产主义欧洲》，第１９８页。

李春辉、苏振兴、徐世澄主编： 《拉丁美洲史稿 （下卷）》，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１年版，第５９２页。

塞缪尔·Ｐ亨廷顿：《第三波：２０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第１３８页。ＥｄｕａｒｄｏＪＶｉｏｌａａｎｄＳｃｏｔｔＭａｉｎｗａｒｉｎｇ，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ｓｔｏ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ＢｒａｚｉｌａｎｄＡｒｇｅｎｔｉｎａｉｎｔｈｅ１９８０ｓ，Ｎｏｔｒｅ

Ｄａｍ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ＮｏｔｒｅＤａｍｅ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４，ｐｐ３６－４３

而非 “众志成城、同仇敌忾”的局面？无论在逻辑上还是在经验上，两种局面

皆有可能。民众既可以将战败归因于本国政府的无能，也可以将战败归因于外国

的实力或阴谋，如果是前者的话就会减少对本国政府的支持，如果是后者的话就

会增加对本国政府的支持。那么在阿根廷为何出现了前面一种情况？因此，马岛

战争的失败很可能只是 “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我们还需要探索导致军政

权软弱无力的其他因素。

二是 “军队内部的分裂”。有不少学者意识到马岛战争的失败只是最后触发

民主转型的直接因素，发生 “政权取代”的更深层次原因在于军队内部的分

裂。① 与智利团结的军方不同，阿根廷军队内部早在魏地拉任总统时期就分为三

派：第一派由魏地拉、比奥拉领导的当权派；第二派由海军上将马塞拉 （ＥｍíｌíｏＭａｓｓｅｒａ）领导的军事民众主义派，主张以新的 “没有庇隆的庇隆主义”取代庇

隆主义；第三派由苏亚雷斯·马松 （ＣａｒíｏｓＳｕáｒｅｚＭａｓóｎ）将军和梅嫩德斯（ＭａｒìｏＭｅｎéｎｄｅｚ）将军领导，主张镇压一切左派，实行无限期军事专政。② 戴维·佩恩－柏林 （ＤａｖｉｄＰｉｏｎＢｅｒｌｉｎ）认为，由于对经济政策信心的丧失导致了军政府的自我怀疑，加之个人和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导致内部对抗增加，因而未

能完全控制国家机器，使得反对派趁机填补了这一权力的真空。③ 林茨和斯泰潘

认为，马岛战争后，军政权害怕爆发军队内部的武装冲突，为了挽救自身，不得

不赶紧交出政权。④ 斯迪芬·海哥德 （ＳｔｅｐｈａｎＨａｇｇａｒｄ）和罗伯特·考夫曼（ＲｏｂｅｒｔＫａｕｆｍａｎ）也指出，阿根廷军队内部的分裂也使得他们更难以控制退出的条件。⑤ 这种解释具体说明了战败为何会削弱军政权，但是仍有逻辑上的问

题，即阿根廷军队内部的分裂自魏地拉任总统时就已经出现，为何直到马岛战争

失败后才促成 “政权取代”。

以上导致智利和阿根廷民主转型的特殊原因的确能够为两国为何以与原本威

权类型不相符合的方式进行民主转型提供一定的解释，但是也有上述诸多的不足

之处。从整体上看，这些解释大都具有国家中心论的倾向，强调了威权主义领导

９１１

汇率水平调整、社会分化与民主转型

①

②

③

④

⑤

ＫａｒｅｎＬＲｅｍｍｅｒ，“Ｎｅｏｐａｔｒｉｍｏｎｉａｌｉｓｍ：Ｔｈ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ｏｆ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ＲｕｌｅｉｎＣｈｉｌｅ，１９７３－１９８７，”ｐ１５１；ＷｉｌｌｉａｍＣＳｍｉｔｈ，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ａｎｄｔｈｅＣｒｉｓｉｓｏｆｔｈｅＡｒｇｅｎｔｉｎ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１，ｐｐ２６５－２６６；ＲｏｎａｌｄｏＭｕｎｃｋ，“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ｅｍｉｌｉｔ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ｎＡｒｇｅｎｔｉｎａ，１９８２－１９８５，”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ｏｆＬａｔｉ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ｖｏｌ４，ｎｏ２，１９８５，ｐｐ８５－８６

李春辉、苏振兴、徐世澄主编：《拉丁美洲史稿 （下卷）》，第５８７—５８８页。ＤａｖｉｄＰｉｏｎＢｅｒｌｉｎ，“ＴｈｅＦａｌｌｏｆ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ＲｕｌｅｉｎＡｒｇｅｎｔｉｎａ：１９７６－１９８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ｎｔｅｒ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ａｎｄＷｏｒｌｄＡｆｆａｉｒｓ，ｖｏｌ２７，ｎｏ２，１９８５，ｐｐ５６－５７胡安·Ｊ林茨、阿尔弗莱德·斯泰潘： 《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南欧、南美和后共产主义欧

洲》，第２００页。斯迪芬·海哥德、罗伯特·Ｒ考夫曼：《民主化转型的政治经济分析》，张大军译，北京：社会

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６８页。

人 （如智利独裁者的误算、阿根廷军队内部的分裂、战败给阿根廷军政府带来

的耻辱）或者威权主义下的宪法 （１９８０年智利宪法）。尽管在威权体制下，国家领导人具有较大的自主性，但这种自主性也需要一定的社会支持基础。正如彼

得·古勒维奇 （ＰｅｔｅｒＧｏｕｒｅｖｉｔｃｈ）所指出的：“国家自主性有一个社会基础：国家必须获得来自社会行为者的不同类型的支持，这样才能为实现特定目标而获得

其自主性。强国家是因为其政治支持强大，这样的国家必须有至少一些社会行为

者的顺从或拥护。当支持消失时，国家的力量也会随之消失。”① 因此，我们需

要增加两国国内社会分化的了解，才能对两国民主转型的方式进行更完整的

解释。

如前所述，汇率因素在２０世纪７０—８０年代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中居于中心的位置。在资本市场不断开放的背景下，智利在皮诺切特时期 （１９７３—１９８９年）、阿根廷在魏地拉至比尼奥内军政府时期 （１９７６—１９８３年）均进行了显著的且频繁的汇率水平调整。本文试图探究这一时期智利和阿根廷的汇率水平调整如

何影响了两国国内的社会分化，进而如何影响了两国民主转型的方式，即两国各

自的汇率水平调整如何使作为 “个人独裁政权”的智利以 “主动转变”的方式

实现了民主转型，如何使作为 “军人政权”的阿根廷以 “政权取代”的方式实

现了民主转型。

三　汇率水平调整与民主转型的方式：一个理论框架

第三波民主化这一全球性的政治发展，催生了民主转型理论的兴起，学者们

对民主转型的原因、过程以及民主巩固等问题进行了探索。一些学者也尝试从国

际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对民主转型问题进行了研究，但主要集中于国际贸易和投资

对民主转型的影响，鲜有国际货币金融方面的探讨。② 虽然有学者阐释了政治制

０２１

世界政治研究（２０１８年第一辑 总第一辑）

①

②

彼得·古勒维奇：《艰难时世下的政治———五国应对世界经济危机的政策比较》，袁明旭、朱天飚

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２００９年版，第２６８页。ＱｕａｎＬｉａｎｄＲａｆａｅｌＲｅｕｖｅｎｙ，“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Ａｎ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Ｂｒｉｔｉｓｈ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ｖｏｌ３３，ｎｏ１，２００３，ｐｐ２９－５４；ＪＥｒｎｅｓｔｏＬóｐｅｚＣóｒｄｏｖａ，ａｎｄ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ＭＭｅｉｓｓｎｅｒ，“Ｔｈｅ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ｒａｄｅｏｎ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ＡＬｏｎｇＲｕｎ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Ｗｏｒｌ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ｖｏｌ６０，ｎｏ４，２００８，ｐｐ５３９－５７５；ＭｉｋｈａｉｌＢａｌａｅｖ，“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ｒａｄｅｏｎ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ＡＰａｎｅｌＳｔｕｄｙｏｆｔｈｅＰｏｓｔＳｏｖｉｅｔＷｏｒｌｄＳｙｓｔｅｍ，”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ｖｏｌ５２，ｎｏ３，２００９，ｐｐ３３７－３６２；ＭｉｎｘｉｎＰｅｉａｎｄＭｅｒｒｉｔｔＬｙｏｎ，“Ｂｕｌｌｉｓｈｏｎ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ＮｏｔｅｓｏｎＭｕｌ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ａｎｄｔｈｅＴｈｉｒｄＷａｖｅ，”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ｎｏ７０，２００２，ｐｐ７９－８６；ＲｉｃｈａｒｄＹｏｕｎｇｓ，“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ａｎｄｔｈｅＭｕｌ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ｚａｔｉｏｎ，ｖｏｌ１１，ｎｏ１，２００４，ｐｐ１２７－１４７；田野、曹倩：《国际贸易、要素禀赋与政体类型的变迁：一个基于阶级均势的分析框架》，《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６年第２期，第４—３５页；田野、陈兆源、熊谦：《国际贸易、初始威权类型与民主转型》，《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７年第５期，第９６—１２５页。

度对汇率制度选择的影响，但没有从相反方向探讨汇率因素对政治制度的影

响。① 因此，要解释汇率水平的调整如何影响民主转型的方式，需要建立新的分

析框架。

在威权政权崩溃的一般过程的基础上，亨廷顿从政治集团互动的角度分析了

民主转型的不同方式。亨廷顿指出：“第三波民主转型是一个涉及各个团体的复

杂政治过程，这些团体为了争夺权力或为了其他目的，而对民主相应采取要么支

持要么反对的立场。”② 根据各个政治集团对民主的态度，可以将民主转型进程

中所涉及的政治集团做以下划分：在威权政府内部，有支持民主化的民主派，支

持有限改革的自由派，以及反对民主的保守派；在反对派的内部，也有支持民主

的民主温和派以及反对民主的极端激进派 （见图１）。③

图１　民主化进程所涉及的政治集团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亨廷顿认为：“集团的相对力量对比塑造了民主过程的性质，并且常常会在

民主化的过程中发生变化。”④ 在 “主动转变”中， “威权政府比反对派更为强

大”，同时，政府内的改良派比保守派的力量更为强大，反对派中的温和派比极

端分子也更为强大。并且，“随着主动转变持续下去，反对派中的温和分子常常

会被拉拢到执政联盟中，而反对民主的保守集团则会脱离出去”⑤。而在 “政权

取代”中，“政权之内，改良派力量微弱或者根本不存在，政府中的统治势力是

坚决反对体制变革的保守派，当反对派力量不断壮大而政府的力量不断缩小，直

１２１

汇率水平调整、社会分化与民主转型

①

②

③

④

⑤

ＷｉｌｌｉａｍＢｅｒｎｈａｒｄａｎｄＤａｖｉｄＬｅｂｌａｎｇ，“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ｒａｔｅＣｏｍｍｉｔｍｅｎｔ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ｖｏｌ５３，ｎｏ１，１９９９，ｐｐ７１－９７；ＬａｗｒｅｎｃｅＢｒｏｚ，“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ＴｒａｎｓｐａｒｅｎｃｙａｎｄＭｏｎｅｔａｒｙＣｏｍｍｉｔｍｅｎｔＲｅｇｉｍｅ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ｖｏｌ５６，ｎｏ４，２０００，ｐｐ８６１－８８７；ＤａｖｉｄＢｅａｒｃｅａｎｄＭａｒｋＨａｌｌｅｒｂｅｒｇ，“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ａｎｄｄｅｆａｃｔｏ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ＲａｔｅＲｅｇｉｍｅｓ，”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ｖｏｌ２３，ｎｏ２，２０１１，ｐｐ１７２－１９４；ＪｅｆｆｒｙＡＦｒｉｅｄｅｎ，ＤａｖｉｄＬｅｂｌａｎｇ，ａｎｄＮｅｖｅｎＶａｌｅｖ，“Ｔｈ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ｏｆ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ＲａｔｅＲｅｇｉｍｅｓｉｎ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Ｔｈｅ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ｖｏｌ５，ｎｏ１，２０１０，ｐｐ１－２５

塞缪尔·Ｐ亨廷顿：《第三波：２０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第１１６页。塞缪尔·Ｐ亨廷顿：《第三波：２０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第１１７页。塞缪尔·Ｐ亨廷顿：《第三波：２０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第１１７—１１８页。塞缪尔·Ｐ亨廷顿：《第三波：２０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第１１８—１１９页。

至政府崩溃或被推翻时”发生民主转型。①

亨廷顿关于民主化进程中的派别划分是基于政治立场的集团划分，而本文所

要讨论的社会分化是基于经济利益的集团划分。古勒维奇认为 “社会行为体”

按其在经济中的地位，可以按以下两个步骤进行分解：首先可以将社会行为体分

解为商业集团、农业集团与劳工集团；然后再将这些 “庞大的集合体”进行中

观层面的分解，如按照不同的部门、产品的种类 （对前两种类型而言）或工作

的种类 （对第三种类型而言）等标准进行分解。② 本文所要讨论的就是，在资本

市场开放的背景下汇率水平的调整对这些社会行为体产生的影响。因此，本文进

行第二步分解的依据是社会行为体对汇率水平的偏好。不过，并不是所有集团都

能再次分解，若某一集团具有相同的汇率水平偏好，即不再进行分解。此外，社

会行为体经济利益的变化会导致政治立场的变化，不过在实际的互动中难以说明

哪一社会行为体是支持政府中的改良派，哪一社会行为体是支持政府中的保守

派。因此，本文的讨论不涉及政府和反对派中的具体派别。在本文中，社会行为

体若采取支持政府的态度，则属于政府阵营，若采取支持反对派的态度，则属于

反对派阵营，

弗里登认为，“金融一体化已经直接或间接地改变了很多政治行为，因为汇

率的变化带来了许多新的社会、经济以及政治上的集团分化”③。也就是说，不

同集团 （或社会行为体）在汇率水平上有不同的偏好。④ 可贸易部门的生产者

（例如，制造业、农业、原材料部门）⑤ 偏好 “弱势货币”，因为 “弱势货币”

使他们的产品在国内和国际市场更具竞争力，它们包括进口竞争型和出口部门；

不可贸易部门商品与服务的生产者偏好 “强势货币”，因为货币升值提高了其产

品在国内市场的相对价格。⑥ 需要强调的是，“这只是一种非常粗略的近似归纳，

并且是沿着汇率水平的高低连续变化，而不是完全二分”⑦。

不过，汇率变化对具体社会行为体的影响也需要视条件而定：第一，进出口

２２１

世界政治研究（２０１８年第一辑 总第一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塞缪尔·Ｐ亨廷顿：《第三波：２０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第１３４页。彼得·古勒维奇：《艰难时世下的政治———五国应对世界经济危机的政策比较》，第４９页。ＪｅｆｆｒｙＡＦｒｉｅｄｅｎ，“Ｉｎｖｅｓｔｅｄ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ｔｈ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ｏｆ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ＰｏｌｉｃｉｅｓｉｎａＷｏｒｌｄｏｆＧｌｏｂａｌＦｉ

ｎａｎｃ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ｖｏｌ４５，ｎｏ４，１９９１，ｐ４４２本文中均使用直接标价法，即一单位美元可兑换的本币数量。因此，若汇率水平升高，即表明本

币贬值；反之，若汇率水平降低，即表明本币升值。

ＪｅｆｆｒｙＡＦｒｉｅｄｅｎａｎｄＥｒｎｅｓｔｏＳｔｅｉｎ，“Ｔｈ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ｏｆ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ＲａｔｅＰｏｌｉｃｙｉｎＬａｔｉ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Ａｎ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Ｏｖｅｒｖｉｅｗ，”ｐ６

ＪｅｆｆｒｙＡＦｒｉｅｄｅｎ，“Ｉｎｖｅｓｔｅｄ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ｔｈ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ｏｆ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ＰｏｌｉｃｉｅｓｉｎａＷｏｒｌｄｏｆＧｌｏｂａｌＦｉｎａｎｃｅ，”ｐ４４６

ＪｅｆｆｒｙＡＦｒｉｅｄｅｎ，“Ｉｎｖｅｓｔｅｄ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ｔｈ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ｏｆ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ＰｏｌｉｃｉｅｓｉｎａＷｏｒｌｄｏｆＧｌｏｂａｌＦｉｎａｎｃｅ，”ｐ４４４

商品的弹性限制。一般而言，工业制成品，特别是高档消费品的需求弹性大，货

币贬值对出口影响较大；初级产品需求弹性小，货币贬值对出口影响较小。① 第

二，“时滞”限制。货币贬值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需要一个 “收效期”，大约为

９—１２个月。② 第三，贸易开放水平限制。拉丁美洲典型的进口替代部门，在贸易保护水平较高的时候，相当于不可贸易部门，偏好 “强势货币”，并且 “这会

使得该部门所需要的食品、中间投入的产品以及资本货物的价格都相对便宜”③。

不过，当贸易保护水平较低的时候，这些部门就成了进口竞争型部门，偏好

“弱势货币”④。第四，经济部门的汇率敏感度限制。“由于高度美元化，矿产部

门受实际汇率水平变化的影响较小；而劳动密集型的非传统出口部门对实际汇率

水平更加敏感。”⑤ “弱势货币”使出口部门生产者获得了更多的利润，但 “贬

值却会使得工人的实际工资大幅下降”⑥。

除了商品领域，资本领域的社会行为体也会有显著的汇率水平偏好。国际交

易商和投资者偏好 “强势货币”，因为他们可以购买更多的海外资产。⑦ 对外债

的债务方来说，债务国货币贬值对其不利，他们偏好 “强势货币”；对外债的债

权方来说，债务国货币升值对其不利，他们偏好 “弱势货币”⑧。

在以上理论的基础上，我们将建立一个新的分析框架。我们以汇率水平的调

整为自变量，以民主转型的方式为因变量，而各个社会行为体的分化聚合则为中

间变量。

首先，威权统治者在夺取政权时，国内的社会行为体存在一个初始的分化。

这一分化取决于在上一届政府中他们的经济利益是否得到保护。如果上一届政府

采取的是有利于他们经济利益的政策，那么这部分社会行为体就会支持上一届政

府，反对威权统治者夺取政权；如果上一届政府采取的是损害他们经济利益的政

策，那么这部分社会行为体就会反对上一届政府，支持威权统治者夺取政权。由

于威权统治者成功地夺取政权，我们可以假设在初始状态下，政府阵营的力量都

３２１

汇率水平调整、社会分化与民主转型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刘舒年、温晓芳主编：《国际金融 （第四版）》，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陈雨露主编：《国际金融 （第四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ＪｅｆｆｒｙＡＦｒｉｅｄｅｎａｎｄＥｒｎｅｓｔｏＳｔｅｉｎ，“Ｔｈ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ｏｆ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ＲａｔｅＰｏｌｉｃｙｉｎＬａｔｉ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Ａｎ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Ｏｖｅｒｖｉｅｗ，”ｐ１２ＡｌｂｅｒｔｏＰａｓｃóＦｏｎｔａｎｄＰｉｅｒｏＧｈｅｚｚｉ，“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Ｒａｔｅｓ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ＧｒｏｕｐｓｉｎＰｅｒｕ，１９５０－１９９６，”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ＮｅｔｗｏｒｋＷｏｒｋｉｎｇＰａｐｅｒＲ４２２，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ＤＣ：Ｉｎｔｅｒ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Ｂａｎｋ，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２０００，ｐ１４

ＡｌｂｅｒｔｏＰａｓｃóＦｏｎａｎｄＰｉｅｒｏＧｈｅｚｚｉ，“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Ｒａｔｅｓ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ＧｒｏｕｐｓｉｎＰｅｒｕ，１９５０－１９９６，”ｐ１４ＪｅｆｆｒｙＡＦｒｉｅｄｅｎａｎｄＥｒｎｅｓｔｏＳｔｅｉｎ，“Ｔｈ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ｏｆ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ＲａｔｅＰｏｌｉｃｙｉｎＬａｔｉ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Ａｎ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Ｏｖｅｒｖｉｅｗ，”ｐ１２ＪｅｆｆｒｙＡＦｒｉｅｄｅｎ，“Ｉｎｖｅｓｔｅｄ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ｔｈ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ｏｆ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ＰｏｌｉｃｉｅｓｉｎａＷｏｒｌｄｏｆＧｌｏｂａｌＦｉ

ｎａｎｃｅ，”ｐ４４６陈雨露主编：《国际金融 （第四版）》，第３３页。

是大于反对派阵营的。

其次，在初始状态的社会行为体分化下，对威权政府持反对态度的社会行为

体将遭到威权政府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双重打压，因而他们会一直反对威权政

府，直到民主转型。由于反对派阵营对威权政府的反对立场保持不变，民主转型

过程中政府阵营与反对派阵营之间的力量对比变化主要取决于原本支持政府的社

会行为体阵营是否发生分化。我们着重考察的是汇率水平的调整对政府阵营中社

会行为体分化的影响。由于威权政府在不同时期汇率水平调整的差异，国内政治

就会出现以下两种情况。

第一，若威权政府的汇率水平调整使初始状态下政府阵营中的社会行为体受

益，那么这些社会行为体就会继续支持政府，至少不反对政府，从而使政府阵营

的力量得以保持。在这一种民主转型的过程中，政府阵营的力量就会仍然大于反

对派阵营的力量，反对派无法推翻政府，或者在谈判中让政府做出让步。尽管由

于其他因素，政府不得不启动民主转型，但这一转型进程由政府领导的，即发生

“主动转变”（见图２）。

图２　汇率水平调整与 “主动转变”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第二，若威权政府的汇率水平调整使初始状态下政府阵营中的社会行为体受

损，那么这些社会行为体就会从支持政府的阵营中脱离出来，甚至加入反对派，

开始反对威权政府，从而使反对派阵营的力量得到加强，政府阵营的力量遭到削

弱。在这一种民主转型的过程中，反对派阵营的力量就会大于政府阵营的力量。

政府只能主动交出政权，并且反对派也不会答应政府任何的谈判条件。因而，民

主转型进程由反对派掌控，即发生 “政权取代”（见图３）。

图３　汇率水平调整与 “政权取代”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最后，“主动转变”下的威权政府不仅能够控制转型过程，还能在民主转

型后使自己的某些权力得到维持，甚至对民主转型后的民选政府进行限制。因

而，“主动转变”下的民主转型往往是不彻底的。相反，“政权取代”下的威

权政府不仅丧失了对转型过程的控制权，民主转型后还会遭到民选政府严酷的

４２１

世界政治研究（２０１８年第一辑 总第一辑）

惩罚，同时威权政府领导人及其整个阵营的政治、经济利益也会遭到削弱，更

无法运用非民主的手段对民选政府进行限制。因而，“政权取代”下的民主转

型更加彻底。

我们将采用案例研究中的求异比较法和过程追踪法来检验上述理论框架。首

先，求异比较法是通过探讨当自变量的值发生变化时，不同案例中因变量的取值

是否也发生相应变化，进而推断出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关系。“在运用求异法

时，应该挑选相似的案例来控制第三变量的影响，案例越相似，检验被通过就越

不可能是由第三变量的影响所致。”① 本文所要研究的智利和阿根廷，这两个国

家具有极大的相似性：均位于拉丁美洲南回归线以南的地区，地理上相邻；曾同

为西班牙殖民地，１９世纪初获得独立，并曾建立了民主政权；同为南美地区经济最为发达的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相似，并从２０世纪中期开始实行 “进口替

代”的发展战略。更为重要的是，智利和阿根廷都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恢复了威权政体，并逐步开放了资本市场，多次调整了汇率水平，并在８０年代实现了民主转型。智利和阿根廷的相似性使得比较研究更有意义，也更能有助于研究中的变

量控制。

其次，本文采用过程追踪的方法来分别分析智利和阿根廷这两个案例。所谓

过程追踪，就是研究者通过考察案例中的初始条件如何转化为案例结果来探究系

列事件或决策的过程。② 过程追踪要求近距离审视单一案例内的证据，或者具体

现象的时间和空间约束条件，从而推导或者检验对案例的替代性解释。③ 根据我

们的分析框架，我们首先考察智利和阿根廷两国社会行为体分化在威权统治者夺

取政权时的初始状态。由于反对派阵营在威权统治期间保持不变，我们着重分析

政府阵营中各类行为体在不同汇率水平下的成本收益，据此界定这些行为体的汇

率政策偏好。然后，本文分别把智利和阿根廷在威权政府时期的汇率水平调整分

为三个阶段，分别考察在特定阶段内汇率水平调整对两国政府阵营内行为体所产

生的影响，包括这些行为体在经济上的损益变化和在政治上对威权政府的态度变

化。最后，本文将说明这种由于汇率水平调整导致的社会分化如何影响到了两国

民主转型的不同方式。

５２１

汇率水平调整、社会分化与民主转型

①

②

③

斯蒂芬·范埃弗拉：《政治学研究方法指南》，陈琪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５４页。

斯蒂芬·范埃弗拉：《政治学研究方法指南》，第６１页。ＡｎｄｒｅｗＢｅｎｎｅｔｔ，“ＰｒｏｃｅｓｓＴｒａｃｉｎｇ：ＡＢａｙｅｓｉａｎ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ｉｎＪａｎｅｔＢｏｘＳｔｅｆｆｅｎｓｍｅｉｅｒ，ＨｅｎｒｙＢｒａｄｙ，

ａｎｄＤａｖｉｄＣｏｌｌｉｅｒ，ｅｄｓ，ＴｈｅＯｘｆｏｒｄＨａｎｄｂｏｏｋ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Ｏｘ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０，ｐ７０４

四　初始状态下智利和阿根廷政府阵营中行为体的汇率政策偏好

　　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智利发生了复杂的社会分化。“在智利复杂的社会结构中 （按阶级划分）包括：底层阶级，如农民、城市和农村的工人，城市棚户区

居民；中产阶级，如教师、教授、白领工人、官员、小商人；上层阶级，地主、

资本家。”① 在皮诺切特政变之前，由阿连德领导的人民团结阵线政府实施了一

系列有利于工人和农民等底层阶级的改革措施，主要包括对外国和本国企业实行

大规模的国有化，扩大工人的参与权，提高工人的工资和福利待遇，进行土地改

革，征收农场主的土地，分配给农民。② 因而，“智利的上层、大量的中产阶级，

甚至是某些工人阶级的公民都认为他们的利益被人民团结阵线政府的政策所威

胁。这为皮诺切特政权提供了广泛的支持基础”③。也就是说，上层阶级和大多

数中产阶级都是支持军事政变的，或至少对皮诺切特充满期待，他们认为军事执

政委员会将会恢复他们的财产权和社会主导地位；相反，工人中的大多数基本支

持人民团结阵线。④ 因此，我们把智利的财团、中小企业家和农场主看作皮诺切

特夺取政权时政府阵营中的主要社会行为体。

第一，财团 （Ｃｏｎ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ｅｓ）。智利的财团所从事的产业覆盖面十分广泛，大致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可贸易部门的出口产业，如矿产业、农业、渔业、伐

木业等，这些企业更加希望参与国际竞争，并不需要国家的保护；第二类是不可

贸易部门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如银行、保险、地产和商业，这些企业更加希望获

得外国资本的支持。这些大资本家崇尚自由发展 （金融和贸易的自由化）的资

本主义⑤，因为他们拥有的流动资产及出口部门的比重明显高于国内市场导向的

固定资产部门。在对汇率水平的偏好上，低水平的汇率 （“强势货币”）更够使

财团获得低成本的外国资本：一方面帮助他们的金融部门迅速增加财富，进而收

购其他企业，壮大自身实力⑥；另一方面增加对房地产和国际商贸部门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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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政治研究（２０１８年第一辑 总第一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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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⑥

ＬｏｉｓＨｅｃｈｔＯｐｐｅｎｈｅｉｍ，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ｉｎＣｈｉｌｅ：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ａｎｄＭａｒｋｅｔ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ｐ５李春辉、苏振兴、徐世澄主编：《拉丁美洲史稿 （下卷）》，第５３７—５３８页。ＡｒｔｕｒｏＶａｌｅｎｚｕｅｌａ，“Ｔｈｅ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ｉｎＰｏｗｅｒ：Ｔｈｅ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ｉｏｎｏｆＯｎｅＭａｎＲｕｌｅ”，ｉｎＰａｕｌＷＤｒａｋｅ，ａｎｄ

ＩｖａｎＪａｋｓｉｃ，ｅｄｓ，ＴｈｅＳｔｒｕｇｇｌｅｆｏｒ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ｉｎＣｈｉｌｅ，１９８２－１９９０，ＬｉｎｃｏｌｎａｎｄＬｏｎｄ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Ｎｅｂｒａｓｋａ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５，ｐ２４

约翰·Ｌ雷克特：《智利史》，第１９３页。ＥｄｕａｒｄｏＳｉｌｖａ，“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ｔＣｏａｌｉｔｉｏｎｓ，ｔｈｅＳｔａｔｅ，ａｎｄＮｅｏｌｉｂｅｒ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Ｒ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ｉｎｇ：Ｃｈｉｌｅ，１９７３－

８８，”Ｗｏｒｌ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ｖｏｌ４５，ｎｏ４，１９９３，ｐ５３９ＪｏｓéＤｅＧｒｅｇｏｒｉｏ，“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ＲａｔｅＰｏｌｉｃｙｉｎＣｈｉｌｅｓｉｎｃｅ１９６０：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ａｎｄｔｈｅＣｈｏｉｃｅｏｆＲｅ

ｇｉｍｅ，”ＷｏｒｋｉｎｇＰａｐｅｒ＃Ｒ－３７７，Ｉｎｔｅｒ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Ｂａｎｋ：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１９９９，ｐ１０

尽管他们所控制的另一部分产业，固定资产类的国内市场导向型部门①偏好高水

平的汇率 （“弱势货币”），以帮助他们在与外国进口商品的竞争中获得相对优

势。但是，这些企业中大部分属于具备国际竞争力部门，本币升值对他们影响不

大。而同样偏好高水平汇率的出口部门中，大部分属于高度美元化的矿产部门，

受汇率水平变化的影响小 （当然，有部分传统财团仍涉及农业、渔业、木材等

产品的出口，偏好高水平汇率）。总的来看，财团所控制的企业中偏好低汇率水

平部门 （国际商贸部门、流动资产部门、房地产部门）的比重，远远高于偏好

高汇率水平部门 （固定资产类的国内市场导向型且不具备国际竞争力的部门）

的比重。

第二，中小企业家。在皮诺切特执政时期，大部分私营企业家拥有的是中小

型企业。在拥有小型企业的人中，６０％是小商人和从事服务业的小店主，２８％从事交通运输，７％从事工业制造，５％归属农业和矿业。也就是说，智利大部分中小企业家的经济规模和生活方式，仅相当于中产阶级，而非资本家。② 中小企业

家主要从事面向国内市场的商业、交通、农业等行业，且在与外国商品的竞争中

缺乏优势。因而他们对汇率的偏好与作为大资本家的财团相反，偏好高水平的

汇率。③

第三，农场主。皮诺切特执政后将阿连德政府时期被征收的农场和土地改革

涉及的部分土地进行了分类处理。所没收地产的１／３分配给各家各户；另有１／３的地产是未依法没收的，政府将其还给了原先的所有者；其余的１／３则由土地改革公司在商品市场上销售。④ 与阿连德政府不同，皮诺切特政府在土地改革后减

少了对生产投入的补贴，贷款利率也保持在通货膨胀之上。在这种情况下，新的

农场主只能参与生产有利可图的出口农产品 （水果和蔬菜）。当然，这就要求更

高额的投资。因而，这类农场大多是高度资本化的，并与大型国际化大公司联系

紧密。⑤ 但是，那些分得土地的农民，由于无力支付很高的开垦费用，只得又把

土地出卖给农场主，从而加速了土地集中化的过程。这些政策的施行使智利的农

业更加适应自由的经济模式，为国内外市场提供更多商品。⑥ 由于这些新型的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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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率水平调整、社会分化与民主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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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皮诺切特政府放弃 “进口替代战略”，且降低关税水平后，原本面向国内生产的 “进口替代部

门”，转变为 “进口竞争型部门”。

ＧｕｉｌｌｅｒｍｏＣａｍｐｅｒｏ，“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Ｒｅｇｉｍｅ，”ｉｎＰａｕｌＷＤｒａｋｅ，ａｎｄＩｖａｎＪａｋｓｉｃ，ｅｄｓ，ＴｈｅＳｔｒｕｇｇｌｅｆｏｒ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ｉｎＣｈｉｌｅ，１９８２－１９９０，ＬｉｎｃｏｌｎａｎｄＬｏｎｄ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Ｎｅｂｒａｓｋａ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５，ｐｐ１２９－１３０

也有部分中小企业从事出口，如林业、渔业等，偏好高水平的汇率。

约翰·Ｌ雷克特：《智利史》，第１８８页。贝瑟尔主编：《剑桥拉丁美洲史 （第６卷下）》，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组译，北京：当

代世界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４９０—４９１页。王杰：《皮诺切特的十年》，《政治研究》１９８４年第２期，第２８页。

场主大都从事出口农业，因而他们也偏好高水平的汇率。

２０世纪以来，阿根廷经济发展中的主要社会行为体包括农业和畜牧业出口集团、跨国资本家集团、民族资本家集团和劳工集团。“二战”后，在庇隆的调

解下形成了无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结盟。① 在庇隆担任总统期间，工会构成

了庇隆政权最主要的支持网络。② １９７３年９月，庇隆再次执政，政府恢复了有利于无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一方面任用工会干部，增加工人工资，制定

新工会法，另一方面扶持民族工业、推进国有化、抑制外国公司扩张。农牧业出

口集团，大工业资本家和跨国资本家集团对劳工与民族资产阶级联盟的发展感到

恐慌，希望军队进行干预。③ １９７６年３月２４日，阿根廷军人右翼集团发动政变，魏地拉将军上台执政。魏地拉任命受过哈佛训练的经济学家德奥斯为经济部长。

德奥斯出生在一个传统的大农牧场主家庭，并且是阿根廷最大的私人钢铁公司的

总裁，在２０多家美资跨国公司担任董事长，是 “国际实业集团”的领导成员。④

他的任职得到了农业和工业部门的信任，以他为核心的经济团队也成为这些集团

的代表者。⑤ 因此，可以将农牧业出口集团和跨国资本家看作阿根廷军人政权建

立之初的主要支持者。

第一，农牧业出口集团。农牧业出口集团是阿根廷经济中最重要的集团。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前，农牧产品的出口约占阿根廷总出口额的９０％以上，到了７０年代中期有所下降，但仍占６０％左右。为了增加收益，农牧业出口集团不仅专注农牧业的生产和出口，还将资本投资于工业、商业、金融业、矿产业和交通运

输业等领域。２０世纪６０—７０年代，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在阿根廷设立，大地主和大牧场主又成为这些公司的股东、经纪人或代理人。⑥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的阿根廷农牧业出口集团不仅在农牧业产品的种植、加工和出口等方面实力雄厚，还将

赚得的资本大量投入到其他领域形成垄断财团。几乎所有的财团都涉及农牧业、

金融和商业这三个领域，其次还包括农机制造、石油化工、建筑、汽车制造、化

学工业、冶金、造纸、家具制造、出版和旅游等。在汇率水平的偏好上，这一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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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政治研究（２０１８年第一辑 总第一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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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ｏｎａｌｄｏＭｕｎｃｋ，“Ｔｈｅ‘Ｍｏｄｅｒｎ’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ＤｉｃｔａｔｏｒｓｈｉｐｉｎＬａｔｉ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ＴｈｅＣａｓｅｏｆＡｒｇｅｎｔｉｎａ（１９７６－１９８２），”Ｌａｔｉ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ｖｏｌ１２，ｎｏ４，１９８５，ｐ５１

金晓文：《阿根廷民众主义：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视角》， 《拉丁美洲研究》２０１７年第４期，第６５页。

ＥｕｌＳｏｏＰａｎｇａｎｄＴｉｍｏｔｈｙＭＳｈａｗ，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ｏｆ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ｎＡｒｇｅｎｔｉｎａ，Ｂｒａｚｉｌ，ａｎｄＣｈｉｌｅｓｉｎｃｅ１９６０，ＮｅｗＹｏｒｋ：Ｐａｌｇｒａｖｅ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２，ｐ３７

贝瑟尔主编：《剑桥拉丁美洲史 （第８卷）》，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组译，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１６２页。

ＥｕｌＳｏｏＰａｎｇａｎｄＴｉｍｏｔｈｙＭＳｈａｗ，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ｏｆ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ｎＡｒｇｅｎｔｉｎａ，Ｂｒａｚｉｌ，ａｎｄＣｈｉｌｅｓｉｎｃｅ１９６０，ｐ３８

吕芳：《制度选择与国家的衰落》，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７５页。

团倾向于货币贬值。“弱势货币”可以让阿根廷的农牧业产品和工业制造品在国

际上更有竞争力；让进口商品相对较贵，国内制造的商品更好销售。

第二，跨国资本家，包括金融业的跨国资本家和制造业的跨国资本家。

１９５５—１９７２年，阿根廷生产领域的跨国企业从８％上升到４０％。① １９７９年，在阿根廷的２００家大企业中，有６３家是外资企业，其营业额占这２００家的３５５％。在许多工业部门中，跨国资本占据优势地位。外资企业营业额在该行业大企业营

业额的比例，在烟草业占１００％，办公机器行业占９０％，橡胶和工业建筑行业占７０％以上，电器、拖拉机和农机、制药行业占６０％以上；饮料、化工和石油化工行业占５０％以上；纺织、钢铁、水泥、冶金等行业占３０％以上。② 在金融领域，阿根廷的５０家大银行中，外资银行有１２家，如南美银行、花旗银行、美洲银行、加拿大皇家银行和摩根保证信托银行等。③ 就汇率政策偏好而言，由于跨

国资本家所涉及的经济部门较为复杂，不同的部门有不同的汇率偏好。阿根廷制

造业的跨国投资者倾向于货币贬值。一方面，和农牧业出口集团一样，“弱势货

币”可以让阿根廷的工业制造品在国际和国内市场上都更有竞争力；另一方面，

“弱势货币”也使跨国资本家的国际资本在阿根廷更值钱，可以购买更多的阿根

廷资产。但金融行业的跨国资本家却倾向于汇率升值。在货币走强的情况下，金

融行业的跨国资本家可以获得更多的国际资本，迅速壮大自身实力，并且由于企

业家和个人会有更迫切的借贷需求，他们可以获得巨额的利润。

五　智利的汇率水平调整、社会分化与政权的“主动转变”

为了扭转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下萧条的经济状况，并纠正阿连德政府激进的

意识形态，皮诺切特政权开启了由 “芝加哥弟子”设计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改

革主要包含贸易自由化、国企私有化、开放金融市场和资本账户等内容。虽然改

革初期智利的经济状况得到改善，但是长期依靠举借外债的办法来满足资金需

求，使得智利同其他拉美国家一样于１９８２年发生了债务危机。危机之后，智利开始谋求一种 “实用主义”的发展模式，重新提高关税，鼓励出口，修改汇率

制度。这些措施使得智利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起，恢复了经济的平稳发展，直到１９８９年皮诺切特交出政权。在威权统治时期，为了配合宏观经济的调整，智利当局对其汇率水平进行了频繁的调整。根据汇率水平的大致走势，我们分为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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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率水平调整、社会分化与民主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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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ｏｎａｌｄｏＭｕｎｃｋ，“Ｔｈｅ‘Ｍｏｄｅｒｎ’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ＤｉｃｔａｔｏｒｓｈｉｐｉｎＬａｔｉ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ＴｈｅＣａｓｅｏｆＡｒｇｅｎｔｉｎａ（１９７６－１９８２），”ｐ５２

徐文渊、陈舜英、刘德：《阿根廷经济》，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第２０５页。陈舜英：《战后外国私人投资对阿根廷的影响》，《拉丁美洲研究》１９８１年第３期，第３２页。

个阶段来讨论智利汇率水平的调整对国内社会分化的影响。

（一）货币贬值 （１９７３年９月至１９７８年２月）：政府阵营尚未分化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之前，为了配合 “进口替代战略”，智利比索汇率相对高

估，以便以相对便宜的价格获得资本和原料。① 皮诺切特政权开启的 “新自由主

义改革”鼓励贸易自由化，而贸易自由化往往带来货币的贬值。不过，这恰恰

是新的智利当局所希望的，可以实现由 “进口替代”向鼓励出口转型。为了对

抗通货膨胀以及提高在国际贸易中的竞争力，这一时期的智利比索持续贬值。②

１９７３年９月，皮诺切特发动政变时，智利比索与美元的汇率为００９。仅两年后，１９７５年９月，智利比索兑美元就贬值到６１９∶１；１９７６年９月，为１４３３∶１；而到了１９７７年底，１美元已经可以兑换２７５９智利比索。在这四年间，智利比索每月都以不同幅度贬值，仅在１９７６年６月和１９７７年３月升值１０％。③

这一时期，智利的出口有所增加。１９７０年，出口总值仅占 ＧＤＰ的１５％，到了１９７７年增长为１８％。④ 相较于铜、钼、铁、硝酸盐和碘等智利传统的出口商品，水果、蔬菜等非传统出口商品的表现更为突出。１９７４—１９７９年，非传统出口产品的出口以每年 ２４３％的速度增长，从 １９７４年的约 ２９４亿美元增长到１９７８年的约６４５亿美元，而同期所有产品 （含铜）出口增长率只有１５１％。⑤

“非传统商品出口的迅速增长，汇率水平的调整 （比索贬值）在其中发挥了重要

作用”⑥。出口的增加有助于缓解国际收支，并且扩大出口使获得国际信贷更加

容易，又进一步增加对木材的种植、果园和葡萄园的投资。⑦

对面向国内生产的中小企业和部分财团企业而言，他们的经济状况相比阿连

德政府时期也有一定的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综合指数由１９７６年的８５２上涨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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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政治研究（２０１８年第一辑 总第一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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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ｏｓéＤｅＧｒｅｇｏｒｉｏ，“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ＲａｔｅＰｏｌｉｃｙｉｎＣｈｉｌｅｓｉｎｃｅ１９６０：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ａｎｄｔｈｅＣｈｏｉｃｅｏｆＲｅｇｉｍｅ，”ｐ８

ＲｕｄｉｇｅｒＤｏｒｎｂｕｓｃｈａｎｄＳｅｂａｓｔｉａｎＥｄｗａｒｄｓ，“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ＲａｔｅＰｏｌｉｃｙａｎｄＴｒａｄｅ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ｉｎＢａｒｒｙＰＢｏｓｗｏｒｔｈ，ａｎｄＲｕｄｉｇｅｒＤｏｒｎｂｕｓｃｈ，ｅｄｓ，ＴｈｅＣｈｉｌｅａｎＥｃｏｎｏｍｙ：ＰｏｌｉｃｙＬｅｓｓｏｎｓａｎｄ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Ｊｅｆｆｅｒｓｏｎ：ＭｃＦａｒｌａｎｄ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４，ｐ８３

世界银行数据库，ｈｔｔｐ：／／ｄａｔａ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ｏｒｇｃｎ／。ＲｉｃａｒｄｏＦｆｒｅｎｃｈＤａｖｉｓ，“Ｅｘｐｏｒｔｓａｎｄ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ｎａｎＯｒｔｈｏｄｏｘＭｏｄｅｌ：Ｃｈｉｌｅ，１９７３－１９７８，”Ｃｅｐ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ｎｏ９，１９７９，ｐ１０１ＡｌｅｊａｎｄｒｏＦｏｘｌｅｙ，“ＴｈｅＮｅｏ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ｖ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ｉｎＣｈｉｌｅ，”ｉｎＪｕｌｉｏＳａｍｕｅｌＶａｌｅｎｚｕｅｌａ，

ａｎｄＡｒｔｕｒｏＶａｌｅｎｚｕｅｌａ，ｅｄｓ，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ＲｕｌｅｉｎＣｈｉｌｅ：ＤｉｃｔａｔｏｒｓｈｉｐａｎｄＯｐ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Ｂａｌｔｉｍｏｒｅ：ＪｏｈｎｓＨｏｐｋｉｎ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６，ｐ２４

ＲｉｃａｒｄｏＦｆｒｅｎｃｈＤａｖｉｓ，“Ｅｘｐｏｒｔｓａｎｄ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ｎａｎＯｒｔｈｏｄｏｘＭｏｄｅｌ：Ｃｈｉｌｅ，１９７３－１９７８，”ｐ９６

ＲｉｃａｒｄｏＦｆｒｅｎｃｈＤａｖｉｓ，“Ｅｘｐｏｒｔｓａｎｄ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ｎａｎＯｒｔｈｏｄｏｘＭｏｄｅｌ：Ｃｈｉｌｅ，１９７３－１９７８，”ｐ１０８

１９７８年的１００８。智利的纺织业分布在康塞普西翁———圣地亚哥———瓦尔帕莱索的狭长地带上，其中毛纺特别发达。① 纺织品生产指数从１９７６年的６１５，小幅增长至７３３。智利的皮毛、皮革饰品、制鞋等皮革产业已开始出现现代化生产，其中皮鞋制品达世界一流水平。② 这一时期智利发展最快的是机器、电器和运输

设备的生产，１９７６年与１９７８年的增长率分别达５０１％和１７０１％。③

因此，这一时期比索持续地小幅度贬值，使得政府阵营中偏好高水平的汇率

（“弱势货币”）的社会行为体，即从事出口生产的农场主和部分传统财团，以及

关注国内市场的中小企业主和财团的某些附属企业获得了一定的好处。他们对新

政权心怀感激，成为政府阵营的成员。

（二）货币升值 （１９７８年２月至１９８２年６月）：政府阵营走向分化为了防止通胀率反弹，并加快降低通胀率的速度，实现经济发展的稳定性，

１９７８年２月，智利开始根据预期达到的通胀目标，采取一种事先公布汇率变化幅度的爬行钉住汇率制度，即 “塔布里塔 （Ｔａｂｌｉｔａ）”④。１９７８年２月３日，智利央行第２７９７号通知发布了一份从２月６日至１２月３１日的每日汇率调整安排，在此期间，智利比索计划从１美元兑换２８９１比索，贬值到１美元兑换３３９５比索，全年贬值１７６％。⑤ １９７８年１２月２９日，智利央行发布第２９９６号通知，计划于１９７９年将智利比索由１美元兑换３３９７比索，贬值到１美元兑换３８９６比索，全年贬值１２８％。⑥ 虽然贬值幅度一直缩小，从最开始的每月贬值２５％，到１９７８年底的每月贬值０７５％⑦，但是１９７９年上半年，智利的通货膨胀率仍较高，基本保持在５０％左右。为了进一步抑制通胀水平，１９７９年６月３０日，智利央行采取了固定汇率制度，将美元兑比索的汇率设定在１∶３９。⑧ 在这一时期，爬行钉住汇率或固定汇率制度使得智利的汇率水平被高估。同时，资本项目的开放

以及银行举借外债的限制放松，导致智利外债激增，资本的大量流入使得智利的

实际汇率升值。自１９７８年到１９７９年小幅贬值后，１９７９年至１９８１年持续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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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率水平调整、社会分化与民主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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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国俊、金计初编著：《拉丁美洲资本主义发展》，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４０７页。陆国俊、金计初编著：《拉丁美洲资本主义发展》，第４０７页。ＥｄｕａｒｄｏＳｉｌｖａ，ＴｈｅＳｔａｔｅａｎｄ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ｎＣｈｉｌｅ：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Ｅｌｉｔｅ，Ｔｅｃｈｎｏｃｒａｔｓ，ａｎｄＭａｒｋｅｔ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Ｂｏｕｌ

ｄｅｒＣｏｌｏ：Ｗｅｓｔｖｉｅｗ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６，ｐｐ１９６－１９７ＦｅｌｉｐｅＭｏｒａｎｄéａｎｄＭａｔíａｓＴａｐｉａ，“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ＲａｔｅＰｏｌｉｃｙｉｎＣｈｉｌｅ：ＦｒｏｍｔｈｅＢａｎｄｔｏＦｌｏａｔｉｎｇａｎｄＢｅ

ｙｏｎｄ，”ＷｏｒｋｉｎｇＰａｐｅｒ，ｎｏ１５２，ＣｅｎｔｒａｌＢａｎｋｏｆＣｈｉｌｅ，２００２，ｐ２ＩＭＦ：ＡｎｎｕａｌＲｅｐｏｒｔｏｎ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ｓａｎｄ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ｓ，１９７９，ｐ１００ＩＭＦ：ＡｎｎｕａｌＲｅｐｏｒｔｏｎ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ｓａｎｄ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ｓ，１９７９，ｐ１０１ＪｏｓéＤｅＧｒｅｇｏｒｉｏ，“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ＲａｔｅＰｏｌｉｃｙｉｎＣｈｉｌｅｓｉｎｃｅ１９６０：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ａｎｄｔｈｅＣｈｏｉｃｅｏｆＲｅ

ｇｉｍｅ，”ｐ６ＩＭＦ：ＡｎｎｕａｌＲｅｐｏｒｔｏｎ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ｓａｎｄ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ｓ，１９８０，ｐ９７

１９７９年实际汇率指数为１１４８，１９８０年为１００，１９８１年继续下降为８７２。① 由于１９８２年放弃固定汇率制，该年的实际汇率指数才上升到９８７，但仍然低于１９８０年的水平。

在资本项目开放和金融市场自由化的前提下，汇率的升值可以使智利的大资

本家们获得大量且相对便宜的国际资本。尽管可能会对他们控制的出口部门带来

一些困难，但是 “这些企业家仍能够获得融资，进而在非贸易的项目上获得利

润”②。固定汇率制下比索的高估，帮助财团获得美元，收购企业，并使他们偿

还债务更加容易。③ 在此期间，ＣｒｕｚａｔＬａｒｒａｉｎ财团的资产翻了好几倍，堪称经济奇迹。④ 外来资本的流入使得金融服务业繁荣，也增加了国内对不可贸易商品和

地产的需求。到１９８２年，ＣｒｕｚａｔＬａｒｒａｉｎ财团用了占整个金融系统１７２％的贷款控制了智利十大银行中的三个；ＢＨＣ财团运用２４９％的贷款，控制了智利最大的银行和其他两个主要金融机构。⑤ 同时，比索的升值还带来了实业部门的投资

过度，１９８１年城市土地的价格已为１９７０年的９倍，股票交易价格更高，是１９７０年的１０倍。⑥ 因而，１９８０年制定宪法时，这些大资本家们为皮诺切特投了赞成票，支持他继续执政。“因为他们担心失去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不愿意以此换

取民主，毕竟这一经济政策是由皮诺切特政府来保证的。”⑦

智利比索的实际升值给智利的农场主和中小企业家带来了明显的负面影响，

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智利比索实际升值使得智利的产品在国际市场

上相对昂贵，阻碍了出口。自１９８０年后，当汇率升值的影响开始显现，智利半传统和非传统商品的出口都受到了冲击，增长放缓或者出现一些衰退。⑧ １９８０年，智利半传统商品的出口总值为 ５１３亿美元，１９８１年衰减为 ４４３亿美元，尽管１９８２年增长到４６４亿美元，但与１９８０年时相比还是存在一定的差距。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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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政治研究（２０１８年第一辑 总第一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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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ｄｕａｒｄｏＳｉｌｖａ，“Ｔｈ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ｏｆＣｈｉｌｅｓＲｅｇｉｍｅ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Ｒａｄｉｃａｌｔｏ＇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ｃ＇ＮｅｏｌｉｂｅｒａｌＰｏｌｉｃｉｅｓ，”ｉｎＰａｕｌＷＤｒａｋｅ，ａｎｄＩｖａｎＪａｋｓｉｃ，ｅｄｓ，ＴｈｅＳｔｒｕｇｇｌｅｆｏｒ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ｉｎＣｈｉｌｅ，１９８２－１９９０，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Ｎｅｂｒａｓｋａ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５，ｐ１０２

ＪｏｓéＤｅＧｒｅｇｏｒｉｏ，“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ＲａｔｅＰｏｌｉｃｙｉｎＣｈｉｌｅｓｉｎｃｅ１９６０：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ａｎｄｔｈｅＣｈｏｉｃｅｏｆＲｅｇｉｍｅ，”ｐ１３

ＬｏｉｓＨｅｃｈｔＯｐｐｅｎｈｅｉｍ，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ｉｎＣｈｉｌｅ：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ａｎｄＭａｒｋｅｔ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ｐ１３０ＰａｍｅｌａＣｏｎｓｔａｂｌｅ，Ａ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Ｅｎｅｍｉｅｓ：ＣｈｉｌｅｕｎｄｅｒＰｉｎｏｃｈｅｔ，ＮｅｗＹｏｒｋ：ＷＷＮｏｒｔｏｎ＆Ｃｏｍｐａｎ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３，ｐ２０６ＪｅｆｆｒｙＡＦｒｉｅｄｅｎ，Ｄｅｂｔ，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Ｍｏｄｅｒｎ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ａｎｄＬａｔｉｎＡｍｅｒｉｃａ，

１９６１－１９８５，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１，ｐ１６６ＪｅｆｆｒｙＡＦｒｉｅｄｅｎ，Ｄｅｂｔ，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Ｍｏｄｅｒｎ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ａｎｄＬａｔｉｎＡｍｅｒｉｃａ，

１９６１－１９８５，ｐｐ１６４－１６５ＰａｍｅｌａＣｏｎｓｔａｂｌｅ，Ａ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Ｅｎｅｍｉｅｓ：ＣｈｉｌｅｕｎｄｅｒＰｉｎｏｃｈｅｔ，ｐ２０８ＥｄｕａｒｄｏＳｉｌｖａ，ＴｈｅＳｔａｔｅａｎｄ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ｎＣｈｉｌｅ：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Ｅｌｉｔｅ，Ｔｅｃｈｎｏｃｒａｔｓ，ａｎｄＭａｒｋｅｔ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ｐ１４９

非传统商品方面，其出口总值也从１９８０年的约１４０２亿美元，下降为１９８１年的约１２１６亿美元，到了１９８２年继续下降，为约１１１８亿美元。

第二，智利比索的相对升值推高了国内商品价格，相反进口商品更加便宜，

使得进口激增。① 特别是非食品类的生活消费品的进口，从１９７８年的４１５亿美元，增长到１９８０年的７５３亿美元。② 面对廉价进口商品的冲击，许多民族企业难以维持。１９７７年至１９８０年倒闭了１３３８家企业。③ 随后，仅１９８２年就又有８００家企业破产。④ 其中，纺织品、鞋和制皮业被影响得最为深重。智利纺织品的生

产指数，从１９７８年的７６４，下降到１９８２年的４２２。鞋和服装的产量也在１９８０年至１９８２年大幅缩减，生产指数由８０５下降到４２１。皮革和橡胶制品在１９８０年至１９８２年，生产指数均下降了约３５％。⑤

在农业生产方面，由于智利比索的升值以及政府取消对农业的补贴，生产传

统农作物的农民就无法同美国、加拿大等国的生产者竞争。１９８０年至１９８１年的小麦播种面积比１９７９至１９８０年度减少了２０９０％，从１９７６年至１９７７年的６２８万公顷减到１９８０年至１９８１年的４２２万公顷。而国内生产的减少，又进一步刺激了进口。因而小麦的进口值从１９７９年的１３７亿美元增长到１９８０年的２０６亿美元。⑥

经济的衰退点燃了政府阵营中的中小企业家和农场主对皮诺切特新自由主义

政策的怒火。希望得到国家的保护和支持的中小企业家感到沮丧。“之前对军政

权充满希望的中小企业主，被 ‘新自由主义模式’深深伤害。他们无法与廉价

的进口商品竞争，导致破产企业数量增多，不得不以发表宣言和上街游行等方式

反抗皮诺切特政府的政策。”⑦ 一位名叫拉斐尔·卡米尔 （ＲａｆａｅｌＣｕｍｓｉｌｌｅ）的商人指责 “冷酷的经济技术专家”实施了 “自杀式的措施”；胡安·哈拉 （ＪｕａｎＪａｒａ），一位出租车租赁公司老板，公开反对政府为财团实施的财富集中措施：“是时候需要把政府从这些特权团体中拯救出来。”⑧ 此外，卡车拥有者们还在报

纸上表达不满，指责政府是 “不合格且忘恩负义”⑨。同样感到失望的还有农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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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率水平调整、社会分化与民主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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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ｌｅｊａｎｄｒｏＦｏｘｌｅｙ，“ＴｈｅＮｅｏ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ｖ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ｉｎＣｈｉｌｅ，”ｐ３７ＡｌｅｊａｎｄｒｏＦｏｘｌｅｙ，“ＴｈｅＮｅｏ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ｖ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ｉｎＣｈｉｌｅ，”ｐ３８ＬｏｉｓＨｅｃｈｔＯｐｐｅｎｈｅｉｍ，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ｉｎＣｈｉｌｅ：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ａｎｄＭａｒｋｅｔ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ｐ１３０林被甸、董经胜：《拉丁美洲史》，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第４３１页。ＡｌｅｊａｎｄｒｏＦｏｘｌｅｙ，“ＴｈｅＮｅｏ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ｖ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ｉｎＣｈｉｌｅ，”ｐ３８陆国俊、金计初编著：《拉丁美洲资本主义发展》，第４０７页。ＬｏｉｓＨｅｃｈｔＯｐｐｅｎｈｅｉｍ，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ｉｎＣｈｉｌｅ：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ａｎｄＭａｒｋｅｔ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ｐ１３０；

ＧｕｉｌｌｅｒｍｏＣａｍｐｅｒｏ，“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Ｒｅｇｉｍｅ，”ｐ１３３ＰａｍｅｌａＣｏｎｓｔａｂｌｅ，Ａ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Ｅｎｅｍｉｅｓ：ＣｈｉｌｅｕｎｄｅｒＰｉｎｏｃｈｅｔ，ｐ２０７ＰａｍｅｌａＣｏｎｓｔａｂｌｅ，Ａ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Ｅｎｅｍｉｅｓ：ＣｈｉｌｅｕｎｄｅｒＰｉｎｏｃｈｅｔ，ｐ２０３

主。“他们原本对军政权心怀感激，而这会儿感到上当受骗了”①。１９８１年年底，“农场主协会”和 “冶金工业协会”重构联盟，希望用团队的力量抗击危机，对

政府和大企业家施压。②

（三）货币贬值 （１９８２年６月至１９８９年１２月）：政府阵营重新聚合智利快速的贸易开放导致进口激增，货币大幅升值又使出口处于不利局面，

加之１９７９年石油危机爆发，石油价格猛涨。这些因素共同导致智利的经常账户赤字大幅上升。③ 为了弥补赤字，智利和其他拉美国家一样，又不得不大量举借

外债，结果于１９８２年发生债务危机。１９８２年６月，智利当局放弃了固定汇率制度，高估的智利比索立即贬值到１美元兑换４６比索。④ １９８２年８月，智利开始以购买力平价、国内外通货膨胀的差异为基础，实行区间爬行钉住汇率制，汇率

水平由市场决定，智利央行只能以公开市场操作的方式影响市场。⑤ 在此制度

下，智利比索汇率在波动区间内自由浮动，该区间从１９８２年９月的±２％，扩大到１９８９年中期的 ±５％。⑥ 这一时期，智利比索不断贬值。１９８２年１２月３１日，智利比索与美元的汇率为７２３７∶１，１９８３年年底比索贬值，汇率变为８７５∶１；随后，智利比索又从１９８４年１２月３１日的１２７８∶１贬值到１９８５年底的１８０２２∶１，１９８６年同期为２０１４６∶１⑦；１９８７年年底和１９８８年年底智利比索与美元汇率分别为２３５３４∶１和２４４６３∶１。⑧ １９８３—１９８８年，智利比索年均贬值速度约为３０％，高估的汇率水平得以纠正。

由于从智利比索的高估中获得了巨额的收益，“智利财团联合向政府施压，

不要使比索贬值，否则它们偿还外债所需要的美元，价值就太高了。但是，到

１９８２年６月，政府扛不住了，比索大幅贬值”⑨。但为了缓解债务人的压力，１９８２年９月３日智利货币当局对所有的债务实行了 “优惠汇率制度”，用以支付

利息和本金。优惠汇率与官方汇率之间的差距，从最开始的２６％，下降到１９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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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政治研究（２０１８年第一辑 总第一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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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Ｌ雷克特：《智利史》，第２０２页。ＧｕｉｌｌｅｒｍｏＣａｍｐｅｒｏ，“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Ｒｅｇｉｍｅ，”ｐ１３５ＲｕｄｉｇｅｒＤｏｒｎｂｕｓｃｈａｎｄＳｅｂａｓｔｉａｎＥｄｗａｒｄｓ，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ＲａｔｅＰｏｌｉｃｙａｎｄＴｒａｄｅ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ｐ８９ＩＭＦ：ＡｎｎｕａｌＲｅｐｏｒｔｏｎ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ｓａｎｄ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ｓ，１９８３，ｐ１３７ＪｏｓéＤｅＧｒｅｇｏｒｉｏ，“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ＲａｔｅＰｏｌｉｃｙｉｎＣｈｉｌｅｓｉｎｃｅ１９６０：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ａｎｄｔｈｅＣｈｏｉｃｅｏｆＲｅ

ｇｉｍｅ，”ｐ６ＪｏｓéＤｅＧｒｅｇｏｒｉｏ，“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ＲａｔｅＰｏｌｉｃｙｉｎＣｈｉｌｅｓｉｎｃｅ１９６０：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ａｎｄｔｈｅＣｈｏｉｃｅｏｆＲｅ

ｇｉｍｅ，”ｐ７ＩＭＦ：ＡｎｎｕａｌＲｅｐｏｒｔｏｎ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ｓａｎｄ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ｓ，１９８３，ｐ１３６；１９８４，

ｐ１３１；１９８５，ｐ１３９；１９８６，ｐ１６４；１９８７，ｐ１５１智利央行数据，ｈｔｔｐ：／／ｓｉ３ｂｃｅｎｔｒａｌｃｌ／Ｓｉｅｔｅ／ｓｅｃｕｒｅ／ｃｕａｄｒｏｓ／ｈｏｍｅａｓｐｘ？Ｉｄｉｏｍａ＝ｅｎＵＳ。约翰·Ｌ雷克特：《智利史》，第１８６页。

年中期的１７％；但当官方汇率急剧贬值后，这一差距在１９８５年７月扩大到了６３％。① 直到１９８６年年底这一制度才被完全取消。除了优惠汇率制度这一对债务人的主要补偿外，１９８４年９月起实施债务的 “非美元化”，债务人可以将他们

的债务以１美元兑９３比索的汇率进行再融资，以代替之前１美元兑１１５智利比索的借贷汇率。政府对这些大资本家予以的补贴数量巨大。１９８２—１９８５年，智利当局用于优惠制度的补贴高达２９亿美元，１９８４年用以 “非美元化”的成本是

２３２亿美元。这两项措施每年的平均成本占了 １９８２—１９８６年平均 ＧＤＰ的３５％。② 此外，在国内大资本家以及国际债务人的压力下，以及出于稳定国内金融局势的考虑，政府接管了私人债务：公共部门债务比重从１９８１年的３５％增加到１９８５年的７５％。③ 这些政策使财团并没有因为货币贬值而放弃对政府的支持：“为这些在外汇市场巨额负债的失败者，特别是这些体积庞大的资本家，进

行补助的措施，以确保他们能够支持政府的现行政策。”④ 这样，财团对皮诺切

特政权的支持一直延续到转型前。⑤

前一时期智利比索的高估使农场主和中小企业主越来越具有反对倾向，１９８２年１０月２３日，负债的农场主和工业企业家发布了 “瓦尔迪维亚宣言 （ｔｈｅＶａｌｄｉｖｉａＰｒｏｃｌａｍａｔｉｏｎ）”来表达他们的不满：“我们希望经济政策的制定者为国家经济的崩溃负责，因为他们将资源由生产性部门转向了金融部门。”⑥ １９８２年１２月３日，特木科 （Ｔｅｍｕｃｏ）的企业家们举行集会，还邀请了反对派阵营中的工人组织 “全国工会联盟”和 “工人民主联盟”参加，要求实行政治开放、公民

参与经济决策和议会监督政府。⑦ 这是智利的企业组织在阿连德时代后第一次公

开批评政府的经济政策，并要求在决策过程中有更大的发言权。⑧ １９８３年，地主、商人、矿主、工业和建筑企业家们在 “生产和贸易组织”的支持下形成一

个 “实用主义联盟”。他们向政府提交的建议包括扩大财政赤字、智利比索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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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ＭＦ：ＡｎｎｕａｌＲｅｐｏｒｔｏｎ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ｓａｎｄ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ｓ，１９８４，ｐ１３１；１９８５，ｐ１３９ＪｏｓéＤｅＧｒｅｇｏｒｉｏ，“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ＲａｔｅＰｏｌｉｃｙｉｎＣｈｉｌｅｓｉｎｃｅ１９６０：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ａｎｄｔｈｅＣｈｏｉｃｅｏｆＲｅ

ｇｉｍｅ，”ｐ１３ＪｅｆｆｒｙＡＦｒｉｅｄｅｎ，Ｄｅｂｔ，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Ｍｏｄｅｒｎ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ａｎｄＬａｔｉｎＡｍｅｒｉｃａ，

１９６１－１９８５，ｐ１７３ＪｏｓéＤｅＧｒｅｇｏｒｉｏ，“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ｒａｔｅｐｏｌｉｃｙｉｎＣｈｉｌｅｓｉｎｃｅ１９６０：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ａｎｄｔｈｅｃｈｏｉｃｅｏｆｒｅｇｉｍｅ，”

ｐ１３ＰａｕｌＷＤｒａｋｅａｎｄＩｖａｎＪａｋｓｉｃｅｄｓ，ＴｈｅＳｔｒｕｇｇｌｅｆｏｒ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ｉｎＣｈｉｌｅ，１９８２－１９９０，ｐ７ＧｕｉｌｌｅｒｍｏＣａｍｐｅｒｏ，“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Ｒｅｇｉｍｅ，”ｐｐ１３５－１３６ＧｕｉｌｌｅｒｍｏＣａｍｐｅｒｏ，“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Ｒｅｇｉｍｅ，”ｐ１３６ＥｄｕａｒｄｏＳｉｌｖａ，“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ｔＣｏａｌｉｔｉｏｎｓ，ｔｈｅＳｔａｔｅ，ａｎｄＮｅｏｌｉｂｅｒ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Ｒ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ｉｎｇ：Ｃｈｉｌｅ，１９７３－

８８，”ｐ５５０

值、促进出口、限制进口以及增加在国际竞争中的保护等。①

在这种情况下，皮诺切特意识到，其政权的稳定已经不能仅仅依靠大资本家

集团了。“政府需要调整政策以获得支持，以保证社会的不满不会威胁到政

权。”② 不仅如此，若皮诺切特要想在１９８８年的全民公决中取得胜利，必须要有可靠的政治联盟。 “然而，建立这样的政治联盟，就不得不偏离最初的正统的

‘新自由主义政策’。”③

在对新自由主义政策的调整中，比索贬值具有中心地位。“相对较高的实际

汇率水平是十分有效的政策。它有力地促进了出口，降低了进口，使得出口商和

专注国内市场的生产商都获益。”④ １９８２年中，皮诺切特告诉新的财政部长，他决定实施贬值。在频繁更换财政部长后，皮诺切特于１９８５年２月任命了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的埃尔南·步治 （ＨｅｒｎáｎＢüｃｈｉ）为财政部长，而他并不属于 “芝加哥弟子”。他的就职进一步明确了明智的 “实用主义”取代了之前原教

旨色彩的新自由主义。⑤ “实用主义的政策”促使资源配置向可贸易产品生产部

门转移，推动了出口增长，同时也带动了进口替代商品的生产，兼顾了面向国内

和国际市场的两种企业群体。⑥ １９８１—１９９２年，智利出口总值增长了９２％。⑦ 并且出口产品更加多元化，降低了对矿产品的依赖。实际汇率水平的上升阻碍了进

口，也为面向国内生产的中小型企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环境。在这一阶段，智利

工业生产指数从１９８３年的９４５，增长到１９８７年的１１７３。⑧ 这样，智利比索的再次贬值既使得面向国际市场的出口商受益，也使得面向国内生产的中小企业主

和传统农场主的利益得到保证。

因此，中小企业家和农场主放弃加入反对派，继续支持皮诺切特政权。１９８５年２月２８日，“生产和贸易组织”“农场主协会”“建筑协会”发表了一个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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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政治研究（２０１８年第一辑 总第一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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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ｄｕａｒｄｏＳｉｌｖａ，“Ｔｈ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ｏｆＣｈｉｌｅｓＲｅｇｉｍｅ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Ｒａｄｉｃａｌｔｏ‘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ｃ’ＮｅｏｌｉｂｅｒａｌＰｏｌｉｃｉｅｓ，”ｐ１１３

ＪｏｓéＤｅＧｒｅｇｏｒｉｏ，“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ＲａｔｅＰｏｌｉｃｙｉｎＣｈｉｌｅｓｉｎｃｅ１９６０：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ａｎｄｔｈｅＣｈｏｉｃｅｏｆＲｅｇｉｍｅ，”ｐ１２

ＭａｒｃｕｓＪＫｕｒｔｚ，“ＣｈｉｌｅｓＮｅｏＬｉｂｅｒａｌ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Ｉｎｃｒｅｍｅｎｔａｌ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ａｎｄ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１９７３－８９，”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Ｌａｔｉ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ｔｕｄｉｅｓ，ｖｏｌ３１，ｎｏ２，１９９９，ｐ４１９

ＥｄｕａｒｄｏＳｉｌｖａ，“Ｔｈ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ｏｆＣｈｉｌｅｓＲｅｇｉｍｅ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Ｒａｄｉｃａｌｔｏ‘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ｃ’ＮｅｏｌｉｂｅｒａｌＰｏｌｉｃｉｅｓ，”ｐｐ１１４－１１５

林被甸、董经胜：《拉丁美洲史》，第４３１页。ＥｄｕａｒｄｏＳｉｌｖａ，“ＦｒｏｍＤｉｃｔａｔｏｒｓｈｉｐｔｏ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Ｔｈｅ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ＳｔａｔｅＮｅｘｕｓｉｎＣｈｉｌｅｓ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Ｔｒａｎｓｆｏｒ

ｍａｔｉｏｎ，１９７５－１９９４，”ｐ３０９王晓燕编著：《列国志·智利》，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１９８页。ＥｄｕａｒｄｏＳｉｌｖａ，ＴｈｅＳｔａｔｅａｎｄ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ｎＣｈｉｌｅ：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Ｅｌｉｔｅ，Ｔｅｃｈｎｏｃｒａｔｓ，ａｎｄＭａｒｋｅｔ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ｐｐ１９８－１９９

的公开宣言，称 “政府的政策正在向正确的方向前进”①。这样，“将他们 （中

小企业组织）纳入政策的制定，使得他们再次忠诚于皮诺切特政权，政权与所

有商业和地主团体的结合分化了中产和下层反对皮诺切特政权的力量”②。通过

对 “实用主义联盟”的接纳，皮诺切特政权再次获得了中小企业主和农场主的

支持，恢复了政府阵营的团结。

在有效的汇率水平调整下，智利的大财团、中小企业家以及农场主都选择继

续支持皮诺切特政权。从１９８５年起，智利经济恢复增长，并一直延续到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当经济形势改善后，多数反对派领导人认识到他们只能根据威权政府的规则来剥夺他们的权力。”③ 因为到１９８８年，即皮诺切特掌权１５年之后，“威权政府在市民社会中也仍然拥有坚定的核心支持者，皮诺切特也打算依照宪法再

进行至少十年的统治”④。在政府阵营没有发生分化的情况下，智利以 “主动转

变”的方式实现了民主转型。

六　阿根廷的汇率水平调整、社会分化与“政权取代”

和智利皮诺切特政权上台后的政策选择一样，阿根廷右派军人政权１９７６年３月上台后在经济上推行以经济开放、改革宏观经济结构、金融市场自由化为主要内容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此前阿根廷由于长期实行进口替代工业化模

式，国际贸易收支逆差严重，外汇资金短缺，经济已陷入严重衰退。尽管军政

府的改革在初期取得了一点成效，但是并没有使阿根廷走上经济平稳发展的道

路。１９８２年由于马岛战争，西方国家对阿根廷进行了经济封锁，同年爆发的债务危机使阿根廷军政府的经济改革彻底失败。在这一时期内，阿根廷军政府

在主动的经济改革和被动的应对经济危机的过程中，对其汇率水平进行了频繁

的调整。

（一）货币贬值 （１９７６年３月至１９７８年３月）：政府阵营尚未分化为了降低通胀率，阿根廷政府于１９７６年１１月放弃固定汇率制，宣布除武器

交易以外，所有的外汇买卖一律在自由市场按自由浮动汇率交易。⑤ 在这一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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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ｕｉｌｌｅｒｍｏＣａｍｐｅｒｏ，“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Ｒｅｇｉｍｅ，”ｐ１４１ＥｄｕａｒｄｏＳｉｌｖａ，“Ｔｈ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ｏｆＣｈｉｌｅｓＲｅｇｉｍｅ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Ｒａｄｉｃａｌｔｏ‘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ｃ’Ｎｅｏ

ｌｉｂｅｒａｌＰｏｌｉｃｉｅｓ，”ｐ１２１贝瑟尔主编：《剑桥拉丁美洲史 （第６卷下）》，第２９７页。胡安·Ｊ林茨、阿尔弗莱德·斯泰潘： 《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南欧、南美和后共产主义欧

洲》，第２１２页。熊业田：《阿根廷的汇率制度改革和启示》，《拉丁美洲研究》１９８８年第１期，第４６页。

制度下，阿根廷比索不断贬值。１９７６年１１月，１美元可兑换２７３阿根廷比索；１９７７年６月，１美元可兑换３９０阿根廷比索；同年１２月，继续贬值到５９９５０阿根廷比索；１９７８年２月，美元与阿根廷比索汇率进一步贬值到１∶６７９５０。① 比索汇率的大幅贬值，有利地促进了出口，同时抑制了进口。１９７６年阿根廷的贸易顺差为１１５３亿美元，１９７８年增加到了２９１３亿美元，是１９７６年的２５３倍。②

在阿根廷的出口中，农牧产品占据了主要位置。③ 军政府上台后十分重视农

业和畜牧业以及相关制造品的出口，采取了一系列包括货币贬值、取消对农产品

出口的区别汇率在内的促进农业发展的措施，使得阿根廷的农业摆脱困境，重现

生机。④ 仅以谷物出口为例，１９７６年阿根廷玉米出口量约为３０８万吨，出口额达３６亿美元；到了１９７８年，出口量增长到了５９０万吨，约占总产量的４０％，出口额也增长到约５９亿美元，增长率分别为９１５６％和６３８９％。１９７５年阿根廷的小麦出口量约为１７６万吨，出口额为３亿美元；１９７７年出口量和出口额分别上涨到５６３万吨和５４亿美元，增长率分别为２１９８９％和８０％。⑤ 所有的谷物出口在１９７７年比１９７３—１９７６年的庇隆时期高７５％。⑥ 此外，除了农牧产品的直接出口，以农牧产品为原料的加工产品出口额也有了大幅增长，例如葡萄酒的出口

额也从１９７５年的４３５７万美元，增长到１９７６年的８６８２万美元，１９７７年继续增长到１４８９６万美元。⑦

尽管阿根廷是传统的农牧业产品及其制成品的出口大国，这一时期阿根廷工

业制品的出口也有所提升，到１９７８年以非农牧业产品为原料的新工业品出口额在总出口额中的比重上升到了２０％。⑧ 所有的基础工业制品的出口额从１９７５年的１４１亿美元，增长到１９７８年的７０７亿美元，是１９７５年的５倍多。在轻工业方面，服装出口增长迅速，从１９７６年的３７７９万美元增长到１９７８年的１４５亿美元，增长了近３倍。⑨ 这些经济部门都是阿根廷的本土大工业资本家以及跨国资本家所涉及的主要部门。

因此，阿根廷比索在自由浮动的汇率制度下不断贬值符合从事出口的大农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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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根廷央行数据，ｈｔｔｐ：／／ｗｗｗｂｃｒａｇｏｖａｒ／Ｅｓｔａｄｉｓｔｉｃａｓ／ｅｓｔｆｏｒｅｉｎｇ０５０１００ａｓｐ。ＩＭ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Ｙｅａｒｂｏｏｋ，１９９２，ｐｐ１８８－１８９苏振兴：《阿根廷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拉丁美洲研究》１９８０年第１期，第９页。ＲｏｎａｌｄｏＭｕｎｃｋ，“Ｔｈｅ‘Ｍｏｄｅｒｎ’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ＤｉｃｔａｔｏｒｓｈｉｐｉｎＬａｔｉ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ＴｈｅＣａｓｅｏｆＡｒｇｅｎｔｉｎａ（１９７６－

１９８２），”ｐ６４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库，ｈｔｔｐ：／／ｆａｏｓｔａｔｆａｏｏｒｇ／ｓｉｔｅ／３４２／ｄｅｆａｕｌｔａｓｐｘ。ＲｏｎａｌｄｏＭｕｎｃｋ，“Ｔｈｅ‘Ｍｏｄｅｒｎ’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ＤｉｃｔａｔｏｒｓｈｉｐｉｎＬａｔｉ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ＴｈｅＣａｓｅｏｆＡｒｇｅｎｔｉｎａ（１９７６－

１９８２），”ｐ６４ＵｎｉｔｅｄＮ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ｒａｄｅ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Ｙｅａｒｂｏｏｋ，１９８０，ｐ８８徐文渊、陈舜英、刘德著：《阿根廷经济》，第２４页。ＵｎｉｔｅｄＮ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ｒａｄｅ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Ｙｅａｒｂｏｏｋ，１９８０，ｐ８９

业集团和从事工业制造的大资本家和跨国资本家的利益。“这时期的经济政策倾

向于农牧业出口集团与大资本家。”① “魏地拉执政后的三年，没有资本家集体与

军队发生分裂。”②

（二）货币升值 （１９７８年３月至１９８１年６月）：政府阵营开始分化为了进一步稳定经济的发展，１９７８年３月１２日，小幅度贬值的汇率制度被

管理浮动制取而代之。③ １９７８年１２月２１日，阿根廷宣布自１９７９年１月起实行每月贬值１％的爬行钉住汇率制，并将提前几个月公布汇率变化的计划，即一种计划浮动或管理浮动下的 “塔布里塔”④。１９７９—１９８０年，阿根廷的汇率水平都没有偏离提前公布的汇率调整计划。⑤ １９７８年１２月２９日，阿根廷比索对美元买卖价分别为１０００比索和１００７比索；１９７９年８月３１日，比索的美元买入价按计划贬值到１４１８比索；而１９７９年１２月３１日，买卖价仅小幅贬值为１６１５比索和１６２２比索；一年后，１９８０年 １２月 ３１日，该价格分别为 １９８９比索和 １９９６比索。⑥ 比索 “塔布里塔”的实施是希望通过控制可贸易商品价格的上涨和降低通

胀预期的方式，来降低通货膨胀的水平。⑦ 但是，尽管阿根廷的通货膨胀率有所

降低，庞大的公共开支和财政赤字还是使其保持在高位，并远远超过了规定的货

币贬值速度，从而导致阿根廷货币的相对升值。１９７８年实际升值２６％，自１９７９年到１９８０年底继续升值３１％。⑧

对于农业部门而言，尽管这一政策 “可以使得他们消费的工业品更加便宜，

但是他们发现比索的高估给他们带来了更大的麻烦，例如，阿根廷的小麦几乎被

排挤出国际市场”⑨。１９７９—１９８１年，阿根廷许多主要的出口农牧产品的出口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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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率水平调整、社会分化与民主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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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芳：《制度选择与国家的衰落》，第４７页。ＥｄｗａｒｄＬＧｉｂｓｏｎ，Ｃｌａｓｓａｎｄ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ｖｅＰａｒｔｉｅｓ：Ａｒｇｅｎｔｉｎａｉｎ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Ｂａｌｔｉｍｏｒｅ：Ｊｏｈｎｓ

Ｈｏｐｋｉｎ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１，ｐ８１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ｕｒｒｅｎｃ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Ｉ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ｄ：ＷｏｒｌｄＣｕｒｒｅｎｃｙＹｅａｒｂｏｏｋ，１９８４－１９８５，ｐ６５ＲｏｂｅｒｔｏＦｒｅｎｋｅｌａｎｄＭａｒｔｉｎＲａｐｅｔｔｉ，ＡＣｏｎｃｉｓ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ＲａｔｅＲｅｇｉｍｅｓｉｎＬａｔｉ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Ｗａｓｈ

ｉｎｇｔｏｎ，ＤＣ：Ｃｅｎｔｅｒｆｏｒ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ｎｄＰｏｌｉｃｙ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１０，ｐ１２ＭｉｃｈａｅｌＣｏｎｎｏｌｌｙ，“ＴｈｅＳｐｅｃｕｌａｔｉｖｅＡｔｔａｃｋｏｎｔｈｅＰｅｓｏ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ａｌ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Ｒａｔｅ：Ａｒｇｅｎｔｉｎａ，１９７９－

１９８１，”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ＭｏｎｅｙａｎｄＦｉｎａｎｃｅ，ｖｏｌ５，１９８６，ｐ１１７ＩＭＦ：ＡｎｎｕａｌＲｅｐｏｒｔｏｎ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ｓａｎｄ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ｓ，１９７９，ｐ３９；１９８０，ｐ３６，

ｐ３８；１９８１，ｐ４４ＭｉｃｈａｅｌＣｏｎｎｏｌｌｙ，“ＴｈｅＳｐｅｃｕｌａｔｉｖｅＡｔｔａｃｋｏｎｔｈｅＰｅｓｏ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ａｌ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Ｒａｔｅ：Ａｒｇｅｎｔｉｎａ，１９７９－

１９８１，”ｐ１１７ＪｅｆｆｒｙＡＦｒｉｅｄｅｎ，Ｄｅｂｔ，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Ｍｏｄｅｒｎ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ａｎｄＬａｔｉｎＡｍｅｒｉｃａ，

１９６１－１９８５，ｐ２１３ＪｅｆｆｒｙＡＦｒｉｅｄｅｎ，“Ｃｌａｓｓｅｓ，Ｓｅｃｔｏｒｓ，ａｎｄＦｏｒｅｉｇｎＤｅｂｔｉｎＬａｔｉ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ｖｏｌ２１，

ｎｏ１，１９８８，ｐ１４

和出口额都出现了负增长。例如，１９７６—１９７８年出口增长迅速的大豆在这一时期出口量由１９７９年的２８３４万吨，减少到１９８１年的２２１６万吨，出口额也降低了１７３５％。① 另１９８０—１９８１年，“以农牧业资源为基础的工业也因为强势的比索而遭到打击，被排挤出国际市场”②。这样，“让汇率升值的政策激起了农村生

产者的愤怒”③。一些从事水果生产的中小农场主开始抗议政府的经济政策。④ 甚

至连代表小麦和畜牧业生产的大农场主利益的、最保守的农业利益集团 “阿根

廷农业协会”都参与到这次抗议中。在军政权五周年庆典时 （１９８０年），“阿根廷农业协会”公开谴责政府的汇率政策是 “最大的错误”，要求实行浮动汇

率制。⑤

对于工业部门而言，由于国内价格的增长快于固定汇率制下汇率水平的变化

（比索高估），使得进口产品大量涌入且更加便宜，国内工业部门 （或固定资产

部门）遭到巨大打击。⑥ 进口在阿根廷ＧＤＰ中的比重从历史平均水平的８％上涨到１９７９—１９８１年间的１５％。⑦ 阿根廷的进口从１９７８年开始迅速增多，到１９８０年达到顶峰，所有商品的进口增长率达１７５１％。在这一情况下，阿根廷制造业的产值从１９７８年起连续出现负增长，１９７５年占 ＧＤＰ的比重为３７３％，１９７９年下降到２６６％，１９８０年为２５４％，到１９８１年已下降为２２４％，甚至比１９４５的水平还低。⑧

在这一汇率水平的调整下政府阵营中唯一受益的是偏好 “强势货币”的金

融集团。１９７８—１９８１年金融部门发展迅速，在ＧＤＰ中的占比从１９７７年的３４％提升到１９８１年的９０％。⑨ 魏地拉军政府废除了庇隆政府的金融改革政策，缩小了中央银行的权限，给予了私人银行更大的自主性。瑏瑠 比索的升值，刺激了对外

国资本的强烈需求，在此期间，阿根廷的外债迅速积累。１９７６—１９７８年，阿根廷外债以每年１６６％的速度增加，到１９７８年为１３６６３亿美元；１９７９—１９８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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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政治研究（２０１８年第一辑 总第一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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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库，ｈｔｔｐ：／／ｆａｏｓｔａｔｆａｏｏｒｇ／ｓｉｔｅ／３４２／ｄｅｆａｕｌｔａｓｐｘ。ＪｅｆｆｒｙＡＦｒｉｅｄｅｎ，Ｄｅｂｔ，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Ｍｏｄｅｒｎ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ａｎｄＬａｔｉｎＡｍｅｒｉｃａ，

１９６１－１９８５，ｐ２０９贝瑟尔主编：《剑桥拉丁美洲史 （第８卷）》，第１６６页。ＲｏｎａｌｄｏＭｕｎｃｋ，“Ｔｈｅ‘Ｍｏｄｅｒｎ’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ＤｉｃｔａｔｏｒｓｈｉｐｉｎＬａｔｉ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ＴｈｅＣａｓｅｏｆＡｒｇｅｎｔｉｎａ（１９７６－

１９８２），”ｐ６５ＤａｖｉｄＰｉｏｎＢｅｒｌｉｎ，“ＴｈｅＦａｌｌｏｆ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ＲｕｌｅｉｎＡｒｇｅｎｔｉｎａ：１９７６－１９８３，”ｐ５９ＤａｎｉｅｌＦｒｉｄｍａｎ，“ＡＮｅｗＭｅｎｔａｌｉｔｙｆｏｒａＮｅｗＥｃｏｎｏｍｙ：ＰｅｒｆｏｒｍｉｎｇｔｈｅＨｏｍ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ｕｓｉｎＡｒｇｅｎｔｉｎａ

（１９７６－８３），”ＥｃｏｎｏｍｙａｎｄＳｏｃｉｅｔｙ，ｖｏｌ３９，ｎｏ２，２０１０，ｐ２９２ＪｅｆｆｒｙＡＦｒｉｅｄｅｎ，“Ｃｌａｓｓｅｓ，Ｓｅｃｔｏｒｓ，ａｎｄＦｏｒｅｉｇｎＤｅｂｔｉｎＬａｔｉ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ｐ１５徐文渊：《战后阿根廷两种经济发展战略刍议》，《拉丁美洲研究》１９８５年第５期，第１１页。ＷｉｌｌｉａｍＣＳｍｉｔｈ，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ａｎｄｔｈｅＣｒｉｓｉｓｏｆｔｈｅＡｒｇｅｎｔｉｎ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ｐ２５５宋晓平编著：《列国志·阿根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１７９页。

外债增长速度更快，以每年４１９％的速度递增，到１９８１年已累计３５６７１亿美元。① 这些热钱涌入阿根廷寻求快速的投机收益，使得金融部门呈现爆炸性增

长。“这些金融利益与军队的领导者建立了紧密的关系，甚至被有的评论者称为

一个新的金融—军队统治阶层。”②

这一时期汇率水平的调整使政府与社会中原本持支持态度的主要社会行为体

越来越疏远，农业集团和工业集团都增加了对政府的反抗情绪。③ “阿根廷的工

业资本家虽然担心庇隆派的工人，但是军人政权持续偏离最初的社会基础，让许

多商人加入反对阵营。”④ 曾经支持军政府、作为军政府执政联盟的农牧业出口

集团和工业家们不仅开始怀疑政府的经济政策，甚至也在考虑建立新的政治体制

的必要。⑤ 正如德奥斯的继任者洛伦佐·斯高特 （ＬｏｒｅｎｚｏＳｉｇａｕｔ）和布艾诺斯·艾雷思 （ＢｕｅｎｏｓＡｉｒｅｓ）所说：“工业部门离开了，接下来是农业部门，最后，在１９８０年４月，德奥斯最亲密的联盟，金融部门，也在危机中离开了。到１９８０年底时，舞台上已经只剩下他一个人了。”⑥

（三）货币贬值 （１９８１年６月至１９８３年１０月）：政府阵营继续分化１９８１年３月反对新自由主义的比奥拉将军上台，任命斯高特为经济部长，

并立即将比索贬值２３％。⑦ 为了拯救每况愈下的经济形势，“斯高特赶紧满足资本家的利益，建立了复式汇率制，并让比索持续贬值，以增加工业和农业部门的

竞争力；同时，利用汇率补贴缓和对严重负债公司的影响”⑧。６月２２日，阿根廷政府对所有进口和传统产品的出口，以及以往签约外债的偿还，实行管理浮动

的商业汇率；对其他交易实行自由浮动的金融汇率。⑨ 而管理浮动汇率一般总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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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率水平调整、社会分化与民主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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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时学主编：《阿根廷危机反思》，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９５页。ＲｏｎａｌｄｏＭｕｎｃｋ，“Ｔｈｅ‘Ｍｏｄｅｒｎ’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ＤｉｃｔａｔｏｒｓｈｉｐｉｎＬａｔｉ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ＴｈｅＣａｓｅｏｆＡｒｇｅｎｔｉｎａ（１９７６－

１９８２），”ｐ５９ＭｏｎｉｃａＰｅｒａｌｔａＲａｍｏｓ，Ｔｈ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ｏｆＡｒｇｅｎｔｉｎａ：ＰｏｗｅｒａｎｄＣｌａｓｓｓｉｎｃｅ１９３０，ＢｏｕｌｄｅｒＣｏｌｏ：

Ｗｅｓｔｖｉｅｗ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１，ｐ８０ＪｅｆｆｒｙＡＦｒｉｅｄｅｎ，“Ｃｌａｓｓｅｓ，Ｓｅｃｔｏｒｓ，ａｎｄＦｏｒｅｉｇｎＤｅｂｔｉｎＬａｔｉ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ｐ１７ＧｅｒａｒｄｏＬｕｉｓＭｕｎｃｋ，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ａｎｄ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ｏｌｄｉｅｒｓａｎｄＷｏｒｋｅｒｓｉｎＡｒｇｅｎｔｉｎａ，１９７６－

１９８３，ＳｔａｔｅＣｏｌｌｅｇｅ：ＰｅｎｎｓｙｌｖａｎｉａＳｔａｔ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８，ｐｐ１０７－１０８ＪｅｆｆｒｙＡＦｒｉｅｄｅｎ，Ｄｅｂｔ，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Ｍｏｄｅｒｎ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ａｎｄＬａｔｉｎＡｍｅｒｉｃａ，

１９６１－１９８５，ｐ２１５ＲｏｎａｌｄｏＭｕｎｃｋ，“Ｔｈｅ‘Ｍｏｄｅｒｎ’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ＤｉｃｔａｔｏｒｓｈｉｐｉｎＬａｔｉ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ＴｈｅＣａｓｅｏｆＡｒｇｅｎｔｉｎａ（１９７６－

１９８２），”ｐ６７ＪｅｆｆｒｙＡＦｒｉｅｄｅｎ，Ｄｅｂｔ，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Ｍｏｄｅｒｎ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ａｎｄＬａｔｉｎＡｍｅｒｉｃａ，

１９６１－１９８５，ｐ２２５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ｕｒｒｅｎｃ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Ｉ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ｄ：ＷｏｒｌｄＣｕｒｒｅｎｃｙＹｅａｒｂｏｏｋ，１９８４－１９８５，ｐ６６

低于自由浮动汇率。①

斯高特实施的贬值政策是希望通过刺激出口，为国家创造外汇资源以偿还日

益沉重的外债。然而，一方面由于汇率的滞后性，“出口并没有受价格的影响增

长得如此快”②。另一方面，进出口贸易所实行的管理浮动汇率低于其他交易所

实行的自由浮动汇率，这让依赖出口的大农牧业部门和部分工业资本家感到不

满，因为这意味着迫使他们用低于市场实际价格的官价把出口所得外汇卖给中央

银行。同时由于进出口贸易的运费和保险费必须按自由浮动汇率交易，出口商花

在这上面的费用增加，即成本增加。并且，如果两种汇率差幅越大，就会导致出

口商的收入与支出越不匹配。③ 因而，期待刺激出口的比奥拉政府，反而增加了

农牧业等出口部门的负担。④ 汇率水平调整的效果仍然如同上一阶段，没能有效

地改善关键的农牧业集团的境况。在斯高特担任经济部长期间，政策决定摇摆不

定，经济进一步陷入危机，通胀率和失业率激增。⑤

１９８１年１２月，军队的强硬派加铁尔里上任，任命罗伯特·爱莱曼 （ＲｏｂｅｒｔｏＡｌｅｍａｎｎ）为经济部长，而爱莱曼是一个比德奥斯还虔诚的新自由主义信徒，他立即恢复了以前德奥斯的经济政策。⑥ 他的上任遭到阿根廷商业团体立即且强烈

的反对和抗议。⑦ 爱莱曼恢复浮动汇率制度后，比索大幅贬值。１９８１年１２月３１日，１美元可兑换１０６万比索 （卖出价）；一年后，１９８２年１２月３１日，１美元已可兑换４８５７万比索，贬值率高达３００％。⑧ 在此期间，为了控制贬值幅度，１９８２年７月５日再次恢复复式汇率制，规定进出口贸易的汇率为１美元兑换２万比索，其他交易按浮动汇率，最初定为１美元兑换４万比索。１９８２年阿根廷债务危机爆发，让阿根廷的经济问题更加复杂。⑨ 阿根廷经济进入恶性循环，债务

危机继续深化，比索仍然巨幅贬值。

在军政府的统治下，金融部门在繁荣的投机中获得巨大收益。据估计，在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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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政治研究（２０１８年第一辑 总第一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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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业田：《阿根廷的汇率制度改革和启示》，第４８页。ＷｉｌｌｉａｍＣＳｍｉｔｈ，ＣａｒｌｏｓＨＡｃｕａ，ａｎｄＥｄｕａｒｄｏＧａｍａｒｒａ，ｅｄｓ，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Ｍａｒｋｅｔｓ，ａｎｄ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Ｒｅ

ｆｏｒｍｉｎＬａｔｉ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Ａｒｇｅｎｔｉｎａ，Ｂｏｌｉｖｉａ，Ｂｒａｚｉｌ，Ｃｈｉｌｅ，ａｎｄＭｅｘｉｃｏ，ＰｉｓｃａｔａｗａｙＴｏｗｎｓｈｉｐ：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４，ｐ８０

熊业田：《阿根廷的汇率制度改革和启示》，第４８页。ＭｏｎｉｃａＰｅｒａｌｔａＲａｍｏｓ，Ｔｈ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ｏｆＡｒｇｅｎｔｉｎａ：ＰｏｗｅｒａｎｄＣｌａｓｓｓｉｎｃｅ１９３０，ｐ８２ＥｄｗａｒｄＳｃｈｕｍａｃｈｅｒ，“Ａｒｇｅｎｔｉｎａａｎｄ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ＦｏｒｅｉｇｎＡｆｆａｉｒｓ，ｖｏｌ６２，ｎｏ５，１９８４，ｐ１０７７ＲｏｎａｌｄｏＭｕｎｃｋ，“Ｔｈｅ‘Ｍｏｄｅｒｎ’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ＤｉｃｔａｔｏｒｓｈｉｐｉｎＬａｔｉ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ＴｈｅＣａｓｅｏｆＡｒｇｅｎｔｉｎａ（１９７６－

１９８２），”ｐ６８ＪｅｆｆｒｙＡＦｒｉｅｄｅｎ，Ｄｅｂｔ，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Ｍｏｄｅｒｎ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ａｎｄＬａｔｉｎＡｍｅｒｉｃａ，

１９６１－１９８５，ｐ２２６ＩＭＦ：ＡｎｎｕａｌＲｅｐｏｒｔｏｎ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ｓａｎｄ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ｓ，１９８２，ｐ５２；１９８３，ｐ６５ＪｅｆｆｒｙＡＦｒｉｅｄｅｎａｎｄＥｒｎｅｓｔｏＳｔｅｉｎ，ＴｈｅＣｕｒｒｅｎｃｙＧａｍｅ：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Ｒａｔ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ｉｎＬａｔｉ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Ｗａｓｈ

ｉｎｇｔｏｎ，ＤＣ：Ｉｎｔｅｒ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Ｂａｎｋ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１，ｐ８１

政府统治的这些年，共有４２０亿美元从生产领域转移到了投机领域。① 而在加尔铁里的支持阵营中，也仅剩下金融部门。② 因此，政府通过实行交换担保、签订

协议和保障汇率等方式，减轻工业部门负债者的负担。③ 而且，国家接管了私人

债务，１９８２年阿根廷中央银行承担了９０％的外债负担。④ 而这又直接导致国家外汇储备急剧减少，财政状况进一步恶化。⑤

在经济状况恶化、与社会行为体联盟破裂、反对派日益强大的情况下，加尔

铁里发现只有通过战争才能重拾政权的合法性。⑥ 战争失败后，比尼奥内接替了

加尔铁里，他任命达格尼诺·帕斯托雷 （ＤａｇｎｉｎｏＰａｓｔｏｒｅ）为经济部长。面临转型的军政府试图讨好所有主要部门以减轻他们的压力，特别是想通过持续贬值来

帮助可贸易部门。⑦ 但是，这已经无济于事。比索的贬值使得债务更加昂贵，政

府已无法担保。最后接任帕斯托雷的经济部长豪尔赫·韦贝 （ＪｏｒｇｅＷｅｈｂｅ）只好与 ＩＭＦ达成债务安排。不过，军政府只是想拖延时间，而不是真正解决问题。⑧

阿根廷军政府并没有像智利皮诺切特政权那样将国家从衰退的经济中拯救出

来，也没有将政府阵营中日益疏离的社会行为体拉回到自己的身边。相反，汇率

水平的调整让曾经支持军政府的农牧业集团和大工业资本集团抛弃了军政府，转

而支持民主转型。１９８１—１９８２年，主要企业领袖对政府发表了公开的尖锐批评。例如，一个主要的商界领袖团体在一封公开信中宣称 “现在的经济状况比１９７６年３月军队接管政权时还要差”。１９８２年，阿根廷最大的纸张与纸浆公司Ｃｅｌｕｌｏｓａ的经理公开表示，该公司破产的原因是军人政权的统治，其所受到的 “致命

打击”来自政府实施的经济政策。⑨ 作为阿根廷经济中的主要支柱———农牧业集

团作为一个整体表示 “欢迎阿根廷回到宪法下的民主”瑏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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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率水平调整、社会分化与民主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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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ｏｎａｌｄｏＭｕｎｃｋ，“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ｅｍｉｌｉｔ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ｎＡｒｇｅｎｔｉｎａ，１９８２－１９８５，”ｐ８８ＤａｖｉｄＰｉｏｎＢｅｒｌｉｎ，“ＴｈｅＦａｌｌｏｆ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ＲｕｌｅｉｎＡｒｇｅｎｔｉｎａ：１９７６－１９８３，”ｐ７２ＭｏｎｉｃａＰｅｒａｌｔａＲａｍｏｓ，Ｔｈ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ｏｆＡｒｇｅｎｔｉｎａ：ＰｏｗｅｒａｎｄＣｌａｓｓｓｉｎｃｅ１９３０，ｐ８２ＷｉｌｌｉａｍＣＳｍｉｔｈ，“Ｓｔａｔｅ，ＭａｒｋｅｔａｎｄＮｅｏ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ｓｍｉｎＰｏｓｔ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Ａｒｇｅｎｔｉｎａ：ＴｈｅＭｅｎｅｍＥｘｐｅｒｉ

ｍｅｎｔ，”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ｎｔｅｒ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ｔｕｄｉｅｓａｎｄＷｏｒｌｄＡｆｆａｉｒｓ，ｖｏｌ３３，ｎｏ４，１９９１，ｐ４７ＥｄｗａｒｄＳｃｈｕｍａｃｈｅｒ，“Ａｒｇｅｎｔｉｎａａｎｄ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ｐ１０７７ＥｄｕａｒｄｏＪＶｉｏｌａａｎｄＳｃｏｔｔＭａｉｎｗａｒｉｎｇ，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ｓｔｏ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ＢｒａｚｉｌａｎｄＡｒｇｅｎｔｉｎａｉｎｔｈｅ１９８０ｓ，

ｐ２６ＪｅｆｆｒｙＡＦｒｉｅｄｅｎ，Ｄｅｂｔ，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Ｍｏｄｅｒｎ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ａｎｄＬａｔｉｎＡｍｅｒｉｃａ，

１９６１－１９８５，ｐ２２６ＫｅｎｄａｌｌＷＳｔｉｌｅｓ，“ＡＲｇｅｎｔｉｎａｓＢａｒｇａｉｎｉｎｇｗｉｔｈｔｈｅＩＭＦ，”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ｎｔｅｒ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ｔｕｄｉｅｓａｎｄＷｏｒｌｄ

Ａｆｆａｉｒｓ，ｖｏｌ２９，ｎｏ３，１９８７，ｐｐ６２－６４斯迪芬·海哥德、罗伯特·Ｒ考夫曼：《民主化转型的政治经济分析》，第５９页。ＬｕｉｇｉＭａｎｚｅｔｔｉ，“Ｔｈｅ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ＧｒｏｕｐｓｉｎＡｒｇｅｎｔｉｎａ，”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Ｌａｔｉ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ｖｏｌ２４，ｎｏ３，１９９２，ｐ６１３

到了１９８３年，支持阿根廷军方的政府阵营要么被严重削弱，如金融部门资本家，要么已经从政府阵营中分化出来表示支持民主化或至少对民主转型保持沉

默，如农牧业出口集团、本土和跨国的大工业资本家。例如，农业集团对威权统

治的态度发生了转变：“他们认为民主的恢复，可以让他们用更透明的方式去表

达利益。保守的阿根廷农业协会也倾向于认为民主政权比军政权能更好地维护他

们的权益。”① 在民主运动的巨大压力下，这一届军政府并没有按照他们自己设

定的时间表退出。② 因此，阿根廷以 “政权取代”的方式实现了民主转型。

七　结论

亨廷顿认为威权政体的类型会对民主转型的方式产生影响，并且 “军人政

权”主要以 “主动转变”的方式进行民主转型，而 “个人独裁政权”主要以

“政权取代”的方式进行民主转型。但是，在民主化的第三波中，作为 “个人独

裁政权”的智利是以 “主动转变”方式，作为 “军人政权”的阿根廷却是以

“政权取代”的方式，实现了民主转型。为了解释这一困惑，本文在既有解释的

基础上纳入了自２０世纪７０年代起对拉丁美洲国家有重要影响的汇率水平调整这一国际经济因素。在亨廷顿关于民主转型过程中政治集团互动理论的基础上，结

合弗里登总结的社会行为体关于汇率水平的不同偏好，本文提出了一个分析框

架：不同的汇率水平调整导致政府阵营中社会行为体受益或受损，从而导致他们

对政府态度的转变，进而引起政府阵营与反对派阵营力量对比的变化，最后产生

了不同的民主转型方式。本文采取案例研究中的求异比较法和过程追踪法来对智

利和阿根廷这两个案例进行了分析。

在智利，１９７３年皮诺切特夺取政权时，主要的支持力量是来自流动资产部门和出口部门的大财团以及进口竞争部门的中小企业主和面向国际和国内市场生

产的农场主，而反对力量是由工人、农民以及棚户区居民等组成的广大底层人

民。在１９７３年９月至１９７８年２月的货币贬值时期，政府阵营中偏好高水平汇率的农场主、中小企业主和部分从事出口的财团受益，而其他财团也在私有化和金

融自由化的过程中迅速壮大。在这一时期政府阵营的社会行为体都支持皮诺切特

政权。在１９７８年２月至１９８２年６月的货币升值时期，政府阵营中来自流动资产部门的大财团受益，农场主、中小企业主受损，后者开始反对皮诺切特的经济政

策，甚至出现倒向反对派的可能。当政权的稳定性遇到挑战时，皮诺切特在

１９８２年６月后灵活、务实地采取了货币贬值的政策，使农场主、中小企业主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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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政治研究（２０１８年第一辑 总第一辑）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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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ｕｉｇｉＭａｎｚｅｔｔｉ，“Ｔｈｅ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ＧｒｏｕｐｓｉｎＡｒｇｅｎｔｉｎａ，”ｐ６１６ＤａｖｉｄＰｉｏｎＢｅｒｌｉｎ，“ＴｈｅＦａｌｌｏｆ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ＲｕｌｅｉｎＡｒｇｅｎｔｉｎａ：１９７６－１９８３，”ｐ５５

益，并将他们纳入政府的决策中心，而对遭到削弱的大财团也采取积极的救助措

施。因此，在民主转型前，皮诺切特保持了政府阵营力量的团结，使政府阵营重

新聚合，得以掌控民主转型过程，实现了 “主动转变”。

在阿根廷，魏地拉于１９７６年以军事政变上台，此时军政府的支持力量是农牧业出口集团和跨国资本家，反对力量是支持庇隆派的民族资本家和劳工群体。

在１９７６年３月至１９７８年３月的货币贬值时期，政府阵营中偏好高水平汇率的从事出口的大农牧业集团和从事工业制造的大资本家和跨国资本家受益。因此，这

一阶段政府阵营保持了团结。在１９７８年３月至１９８１年６月的货币升值时期，政府阵营中偏好低水平汇率的金融集团获得巨额的且相对廉价的国际资本，并且在

繁荣的借贷业务中获得大量利润。但是，阿根廷比索走强使农牧业集团和工业集

团利益受损，他们对军政府的政策感到失望，政府阵营开始出现分化。１９８１年６月至民主转型前，阿根廷比索不受控制地崩溃性贬值。这一时期军政府采取的复

式汇率制度下差异性的汇率水平仍然对出口部门不利。此时，政府阵营中的农牧

业出口集团和跨国资本家要么被严重削弱，要么明确表示支持民主化或至少对民

主转型保持沉默。政府阵营中的关键社会行为体发生分裂，使得阿根廷军政府无

法掌控民主转型过程，只能以 “政权取代”的方式实现民主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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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率水平调整、社会分化与民主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