彰化師大國文學誌第十八期

彰化師範大學國文學系 2009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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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叛的書寫

──舞鶴的霧社事件話語

丁豫龍 仁德醫專通識教育中心講師

摘 要

舞鶴是當前台灣重要的小說家，作品富有「實驗」、「異質」的精神。其中《餘

生》一書，處理台灣歷史上原住民反抗日人壓迫的霧社事件，手法更趨成熟，堪

稱其小說風格的代表。相較於其他的同類小說，舞鶴顛覆了傳統的手法，夾敘夾

議，側重在霧社事件本質的論辯，採取「亂迷」的敘述美學，表達個人的傷痛、

思索與評斷。《餘生》不僅探討泰雅部族浩劫之後的生活，也記錄著舞鶴自我人生

的一段心路歷程，以及對於生命意義的追尋。整部小說的書寫，從內容到形式，

無不貫穿著一種與自我性情相呼應的反叛精神，體現了舞鶴對於寫作本身與生命

存有的長久省思之後的悟解。他以生動的情境「理解」取代了前人冷硬的「解釋」

史料，站在「當代」的角度來審視歷史，從「存有」重於「尊嚴」的立場，質疑

霧社事件的適切性以及莫那‧魯道抗暴的必要性，從而成就了他個人獨特的話語。

關鍵詞：原住民文學、莫那•魯道、當代小說、舞鶴、餘生、霧社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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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舞鶴1的小說，迄今結集成冊者，已有《悲傷》、《思索阿邦•卡露斯》、《十七

歲之海》、《餘生》、《鬼兒與阿妖》以及《舞鶴淡水》等書，2每每引起多方的興趣

和討論。「他處理題材與形式的兼容並蓄、百無禁忌，最為令人動容。」3題材上

引人側目者多與情慾、肉體、死亡、歷史有關，形式方面則為結構雜亂、文字晦

澀怪誕、不講究文法。特別是有關「霧社事件」的《餘生》（1999）一書，更加凸顯他個人的特色，堪稱其代表作，迄今為止榮獲了眾多的獎項。

霧社事件自從西元 1930 年在當今南投縣仁愛鄉山區爆發以來，其悲壯的精神即已吸引了中外各界的關注與調查。當時的文人賴和（1894-1943）不久即在《台灣新民報》發表〈南國哀歌〉（1931）一詩，慨然抒發其憤恨與悲悼之情，其中數句：

人們所最珍重莫如生命， 未嘗有人敢自看輕， 這一舉會使種族滅亡， 在他們當然早就看明， 但終於覺悟地走向滅亡， 這原因就不容妄測。 誰說他們野蠻無知？ ………………………… 明明和往日出草有異。4

1 舞鶴本名陳國城，1951 年生，台灣台南市人，畢業於成功大學中文系，並曾先後肄業於台灣師範

大學國文所碩士班、東華大學創作與英語文學研究所碩士班。 2 舞鶴的早期小說原有「春暉」、「元尊」等出版社為其刊行中短篇小說集，其後麥田出版公司將其

所有作品重新編排問世，其中有的書名與前相同但篇目內容不同，時間先後順序也有異，此依

據麥田的版本。 3 王德威：〈原鄉人裡的異鄉人：重讀舞鶴《悲傷》〉，《悲傷》（台北：麥田出版公司，2001 年）頁 8。 4 賴和著、林瑞明編：《賴和全集‧新詩散文卷》（台北市：前衛出版社，2000 年 6 月），頁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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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見當時已有一些人把霧社事件視為抗暴的義勇行為，而歸咎於日人的殘暴

統治，但日本殖民當局則把它視為一種叛亂。學者戴國煇（1931-）研究此段歷史多年，對於日方扭曲事實的作法深表不滿：

一向在表面上提倡武士道精神、大和魂，暗地裡卻假借「和解典禮」、「歸

順典禮」來誘殺，搬弄權術，使盡一切欺騙的所謂理蕃事業名義下的惡行，

這才是高山族爆發怨恨而蜂起的真正原因，但是一旦陷入需要擔負蜂起事

件的責任，那些殖民主義者鼠輩卻為了逃避輿論的追究而布令新聞管制，

費盡口舌把蜂起的原因動機，加以卑俗化、矮小化。並且把蜂起的原因，

極力歸責於「蕃人數百年來傳統性的殺伐殘忍本性與砍頭的惡習」再出爐

而毫不慚愧。5

台灣收復之後，國民政府則大加表揚，推崇為民間抗日起義之舉。對於歷史

的解釋，當事者雙方由於立場、時空環境的不同，素來不免是各抒己見，各有不

同的解讀。舞鶴選擇以霧社事件為題材，除了個人情感的因素之外，此一素材確

實有其發揮、想像的較大空間，也利於藉此探尋台灣本土的文化，符合他個人的

寫作理念： 我一直生活在台灣，我寫作的時候刻意要求自己把我一生的寫作題材固定

在台灣本土之上……我想身為一個台灣作家，最值得寫而且可以寫得好的，甚至可以成為所謂世界級的東西的，應該是屬于我們本土的深度與內

在。6

除了題材的考量之外，舞鶴也非常重視形式與技巧。他曾在一次受訪中論及

鄉土文學時，強調小說藝術性的重要，並以此作為評價小說家鍾理和、鍾肇政、

5 戴國煇：〈霧社蜂起事件的概要與研究的今日意義〉，《台灣霧社蜂起事件：研究與資料》（新店市：

國史館，2002 年），頁 27。 6 王麗華記錄整理：〈文學的追求與超越──舞鶴、楊照對談錄〉，《文學台灣》第八期（高雄市：

文學台灣雜誌社，1993 年 8 月），頁 128-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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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拓、楊青矗、宋澤萊、李喬、黃春明與王禎和等人優劣的標竿。7此外，舞鶴多

次表示在淡水幽居十年的歲月中，大量接觸歷史文學、哲學與人類學等諸多學科。

這對於小說創作的形式和內涵必然產生很大的影響。 針對《餘生》一書已有不少專精的論述，王德威、李奭學、黃錦樹、謝肇禎

以及劉亮雅等人從文化、族群、社會和歷史記憶等角度作出深刻的分析。從而本

文主要針對此書的特殊性，歷史與小說的本質差異來立論，尤其是從作者個人生

命的特質，闡述舞鶴的文心、機杼，並進而解析他獨樹一幟的書寫風格。 舞鶴曾經表示，法國思想家沙特（Jean-Paul Sartre, 1905-1980）對於寫作本身

的質疑，自他早年創作開始便時常盤據內心，不斷思索： 我常常被沙特所說：「為誰而寫？為何而寫？」困擾，寫作到底有什麼意義

呢？誰願意閱讀你的作品呢？這對我當時來說是一個非常困擾、非常迫切

的問題。8

經歷多年的人生歷練，舞鶴也累積了豐富的創作經驗，完成了《餘生》等書

的寫作，對此自然已有了一些悟解與實踐。本文也試圖回答他在「為誰而寫？為

何而寫？」因為這必然深切關連著《餘生》如此一本探索生命價值與意義的小說。

二、走進高山上的迷霧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等單位在事件發生後的一年內陸續有不少調查報告，重要

者有《霧社蕃騷動事件調查覆命書》、《霧社事件始末》、《第二霧社事件概要》、《霧

社事件的真相》與《霧社事件誌》等。9對於事件來龍去脈的紀錄頗為完備，但有

7 謝肇禎：〈亂迷舞鶴：舞鶴採訪記錄〉，《群慾亂舞：舞鶴小說中的性政治》（台北市：麥田出版公

司，2003 年），頁 240。 8 同注 7，頁 213。 9 〔日〕河原功：〈霧社蜂起事件關係文獻目錄〉，戴國煇編著、魏廷朝翻譯《台灣霧社蜂起事件：

研究與資料》（新店：國史館，2002 年），頁 799-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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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為己脫罪，掩蓋事實之處，把責任完全推諉於泰雅族人。為此，研究歷史、

社會、政治、人類學或文學的各界人士，都曾經對此有所質疑，另行做過一些調

查研究，以求考掘出真相。 以霧社事件為題材的小說，早在舞鶴之前，日本小說家至少已有中村地平《霧

中蕃社》（1939）、西川滿《蕃歌》（1951）、吉屋信子《蕃社的落日》（1960）、五味川純平《戰爭與人類 3》（1965）、宮村堅彌《馬赫坡日誌：台灣霧社蕃事件秘錄》（1965）、守山雅美《馬赫坡的洞窟》（1973）、稻垣真美《賽大卡•達雅的叛亂》（1975）等作品。台灣也有鍾肇政（1925-）的小說《馬黑坡風雲》（1970）、《川中島》（1983）。10這些創作雖然體製長短各異、角度與意旨不同，但是表現的技巧大多屬於傳統的小說手法。

一般處理歷史上斑斑血淚事件的小說，多不能超脫出那股嚴肅甚至悲情的氛

圍，包括鍾肇政的作品，以及講述二二八事件的吳濁流之《台灣連翹》（1974）。這些小說風格冷硬，近似歷史敘事，夾雜許多調查報告、統計數字，儘管其中有

些刻意編織了男女情愛的情節以為沖淡。此一現象與小說家的寫作動機、目的甚

至是某些信念相關。 鍾肇政《馬黑坡風雲》描述了「第一次霧社事件」，此書的後記中表示，有感

於面對這樣慘烈的重大歷史事件，他做為小說家，有責任針對事實來鋪陳記錄，

他聲稱： 拙作《馬黑坡風雲》，已就所能調查而得的遠因近因，全部編織進去。如婚

宴糾紛、勞動糾紛，還有恬娃絲•魯道的不幸的婚姻，以及受辱情形等，

無一不是真有其人，實有其事，而且主要的人物，莫不套用真實姓名以求

真。11

鍾肇政參考了日本官方的各種調查，以及當時民間報紙的相關報導，著眼於

事件的前因後果的交代，蒐羅有關的近因、遠因，其中歷經的殘酷、壯烈的過程，

10

依據河原功〈在日本文學上霧社蜂起事件的位置〉一文整理歸納所得，同上書，頁 244-278。 11 鍾肇政：《馬黑坡風雲》，《鍾肇政全集 7》（桃園市：桃園縣立文化中心，2000 年），頁 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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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悲慘的結局。其用意是「為了澄清史錄的偏差，為了保存史實的原貌」，12強

調「官逼民反」的事實，以呈現抗暴的必要性、正當性。他以傳統的第三人稱全

知觀點來敘述，藉著客觀的角度，以求逼真。 此種信念與寫法，可以追溯到中國古代史學追求「實錄」的主張，所謂「其

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13寫人敘事必須以確鑿的事實為根據，不可

浮誇、偏頗。固然有其價值，但缺乏虛實交錯之美，造成史書寫作很大的限制，

甚至是一種退步。14從而一些傳統的歷史演義小說，例如《東周列國志》等書，

侷限在實錄的框架之下，筆端往往施展不開，作者的想像力、情思都難以淋漓酣

暢的表現，因此遠不如《三國志演義》此種虛實交錯的小說生動。 西方有關歷史、文學與事實之間的關係，自從亞理斯多德（Aristotle, 384-322

B. C.）開始闡揚虛構與想像的價值，不再如同柏拉圖在《理想國》中那般把詩人貶抑為「說謊者」，反而主張「詩比歷史更哲學與更莊重」

15，「詩比歷史更具有

普遍性與可能性，詩提示了更高的真實」，16使得文學中的敘事有了更寬廣的發揮

空間。舞鶴對此也有所認知： 李喬、鍾肇政寫作歷史大河小說時，可能先擬出一個「歷史大事綱要」，然

後依附在「歷史大事綱要」中寫作，但我認為文學不必要如此，文學其實

可以「解構」，甚至「顛覆」這個「歷史大事綱要」，在解構、顛覆的過程

中，反而凸顯出文學自身的特質。其次，被動在「歷史大事綱要」中寫作，

僵化了作者的想像力，多少文學的美因而流失，寫作者徒然花費太多精力

在建構、重現「歷史的真實」，不過無論多麼努力企圖接近，這個「重現」

本身仍然是一個「虛構」。17

12

呂昱：〈解開苛政下隱忍圖存的奧秘──評鍾肇政的《川中島》〉，《川中島》附錄（台北市：蘭亭

書店，1985 年），頁 252。 13

〔漢〕班固：〈司馬遷傳〉，《漢書》（台北市：宏業書局，1984 年），頁 692。 14

例如清人章學誠即批評：「後史失班史之意，而以紀表志傳，同於科舉之程式，官府之簿書……

史不成家，而事文皆晦，而猶拘守成法，以謂其書故祖馬而宗班也，而史學之失傳也久矣！」

葉瑛校注《文史通義校注‧書教下》（台北市：漢京文化公司，1986 年），頁 50。 15

姚一葦譯注：《詩學箋註》（台北市：台灣中華書局，1992 年），頁 86。 16

同上，頁 19。 17

同注 6，頁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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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說當然是虛構，創作本身加入了想像的因素當然也是虛構。但是，想像

的真實，有時比歷史的真實更為真實。18

舞鶴對於歷史與文學關係的看法，頗有後現代歷史學的精神，「企圖取消歷史

與文學之間的界限、過去與現在的界限以及真實與虛構的界限。」19尤其是海登‧

懷特（Hayden White, 1928-）把歷史敘事看作是「情節的建構」、「小說創作的運作」，一種文學想像性的解釋。

20他否定歷史敘述的客觀中立，因為無法去除意識

形態的作用。 舞鶴挑選了一種故事形式以說明歷史事件，並使其具有意義，基本上沒有悖

離當代史學處理史料的原則，雖然他並不標榜自己是在書寫歷史。 相關的小說之外，值得一提者尚有榮獲第十六屆時報文學獎，報導文學首獎

的鄧相揚（1951-）〈霧重雲深──霧社事件後，一個泰雅家庭的故事〉（1993）一文。作者以田野調查的方式，多年來親身前往埔里、日本等地，實地訪查事件的

相關人士，完成一篇約二萬字的生動報導。以一位被迫嫁給日本警部的紋面泰雅

族女子亞娃伊為重心，她的日本丈夫佐塚愛祐在事件中被殺，其後過著哀苦、屈

辱的一生。藉由她的歷史宿命、悲淒的家族史，讀者深刻而具體的感受到霧社事

件的巨大傷痛。此一從事件當事人的後代子孫生活的角度，審視事件的意義與功

過的筆法，或許也給予舞鶴寫作《餘生》有所啟示。 有關霧社事件的各方研究與創作，顯然長期吸引著舞鶴的目光，他也有心寫

成小說，但這些既有的諸多作品，對於舞鶴構成了一種「影響的焦慮」： 《餘生》中牽涉論辯霧社事件，之前一直不敢去碰，因為霧社事件是已經

被確定的歷史事件。我從少年時代，非常受霧社事件感動，這麼多年有許

多因緣在霧社，從沒想過自己可以用小說寫霧社，因為知道沒辦法去寫。

18

同注 7，頁 251。 19

古偉瀛、王晴佳：《後現代與歷史學：中西比較》（台北市：巨流圖書公司，2000 年），頁 200。 20

海登‧懷特著，陳永國、張萬娟譯：《後現代歷史敘事學》（北京市：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

年），頁 175-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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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鍾肇政的《川中島》，也知道即使寫只能那樣去寫，沒辦法寫出新的東

西。21

然而《川中島》等書過度受限於歷史材料，使用傳統寫實的方式去編寫，仍

然留有很大的空間可以改善。舞鶴認為它們「事實上只抓到歷史的架構，還不能

深入到歷史的部分」，22是以他一直尋求加以超越和「顛覆」。他在川中島（南投

縣仁愛鄉清流村）看到了紀念霧社事件的「餘生」紀念碑，觸發了他可以從劫後

餘生的角度切入，不再聚焦於事件的原因、動機與詳細過程，不再強調真人真事

的歷史價值。這也是此書之所以命名為《餘生》的緣故。他說： 一個小說作者處理歷史題材時，最恰當的方式是從當代的某個點切入，這

切入必然帶來對歷史的省思與批判……歷史透過如此的方式與樣貌重生重現於當代。《餘生》從當代的一個點，九七年悄然立於仁愛鄉清流部落後的

「餘生紀念碑」切入，隨之而來反覆的辯證，歷史的霧社事件鮮活的存在

餘生的當下，書寫歷史才真正成為可能。23

他嘗試以狄爾泰（W. Dilthey, 1833-1911）所稱的「理解」（understanding）而

非「解釋」（explanation）的方式來瞭解與述說霧社事件。因為「解釋」是屬於物質的因果關係的客觀說明，屬於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理解」則是一種「從生命

本身的體驗中來理解生命」的生命詮釋學。24對於歷史事件中的人為因素，對於

人的個別境遇以及關鍵時刻的意志決定，只有設身處地「理解」，深入到歷史人物

的精神世界去「重新體驗」，藉助心理學上的「移情作用」，才能確切體認。25舞

鶴對於霧社事件與莫那•魯道的理解，結合了他個人大半生的特殊經歷，基於他

自我的人生哲學來審視、思索和體驗。

21

蔡佳玲紀錄：舞鶴演講〈所有的都是當代的──《餘生》的反省思辨〉，（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

C306 室，2003 年 10 月 1 日）。網址 http://140.114.113.118/twsss/articles/art_004.htm 22

同注 6，頁 147。 23

舞鶴：〈朱天心對談舞鶴〉，《印刻文學生活誌》創刊柒號（中和市：印刻文學生活雜誌社，2004

年 7 月），頁 31。 24

帕瑪（R. E. Palmer）著、嚴平譯：《詮釋學》（台北市：桂冠圖書公司，1992 年），頁 116。 25

王淵明、嚴建強：《西方歷史哲學》（台北市：慧明文化事業公司，2001 年），頁 208-210。

反叛的書寫──舞鶴的霧社事件話語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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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深入南投埔里泰雅部落，在當地前後租屋居住了一年左右，實地去體驗與

接觸原住民的生活。藉由人類學田野調查的文本形式，生活化的自然呈現當地眾

聲喧嘩的現象，避免傳統歷史敘事的單一主觀的意識形態，而讓各種不同立場的

聲音都得以發出。

我並未像研究者有預設的立場或預先架構好的過程……我學習人類學者田野調查的方式住到現場來，初來時除了有限的「事件史料」，心裡只存著淡

淡的當年對事件的「正當性與適切性」的疑惑（頁 141）

寫作目的改弦更張，他不再刻意去追究歷史真相，避免落入無盡的爭議之中，

轉而從當代的角度來檢討事件的意義。小說場景的時空安排，比起鍾肇政的作品，

向後移動了七十年。《餘生》著重今日泰雅部族在浩劫之後的命運遭際，族人當代

的現實生活狀況。他從當代的角度來思索、體驗霧社事件的意義，從泰雅族後世

子孫實際的生活處境來評量莫那•魯道的功過是非。 我是來看霧社事件的劫後餘生的，但首先我要明瞭當代的霧社事件……那是我自己審視歷史的當代觀點，因為沒有「歷史的歷史」，真實只存在「當

代的歷史」（頁 52）

但是，泰雅族「當代」的命運是否確實受到莫那•魯道當年的「反叛」所左

右？霧社事件的影響是否如此深遠？在「當代」不再是日人統治的時空環境之下，

一切是否都已經事過境遷了？泰雅族人「當代」的生活與處境，是否可以用來建

構出真實的歷史事件與歷史人物？如果沒有掌握更多的確切證據，「當代」是否有

可能曲解了歷史？

三、另類的「實錄」

傳統史學家乃至於崇尚實錄的小說家們，注重史料的廣泛蒐集和嚴格考證，

力求客觀的歷史敘述與解釋，深信充分的史料足以建構出歷史的真相。然而以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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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學術的立場而言，此種追求歷史紀錄的客觀性，企圖擺脫主觀情感影響的歷史

敘事，尤其是有關自己家國歷史的書寫與回顧，幾近於不可能落實，往往會「陷

入自戀懷舊而主觀投射的無盡循環。」26

史學家、思想家對於歷史詮釋的問題，仍有許多不同的見解。舞鶴提出了他

個人所認同的「當代」史觀，並且據此用以評斷莫那‧魯道與霧社事件： 當代叫當代歷史提醒我不能讓可疑或猶可議的事件成為「過去式」永遠，

必要把它扒出來在當代的陽光下曝曬到「現在式」，過去的歷史就此變得活

生生成為當代歷史的一支……所以「當代霧社事件」或「霧社事件在當代」不是唬人的，它不僅是這本小說的主題而且是適切的歷史觀（頁 85）

他的所謂「當代」史觀，其實出於克羅齊（Benedetto Croce, 1866-1952），一種反對傳統史學把歷史看待成自然科學的作法。克羅齊強調史家對於過去事件的

主觀體驗和理解的重要，提出了他著名的理念「一切真歷史都是當代史。」27他

區分了所謂的「真歷史」與「假歷史」──編年史。克羅齊認為編年史只是堆積

了一堆沒有生命的死的材料，「歷史學絕不是有關死亡的歷史，而是有關生活的歷

史。」「一個歷史學家不能只是漠然無動於衷地冷眼旁觀，他必須把自己的精神投

入其中。否則他所寫出來的東西就只能是編年，而絕不可能是歷史。」28因為我

們之所以有興趣研究過去的事件，主要是與我們當代的生活需求產生了關連。我

們敘述與解釋這些過往陳跡不免是以我們當代的價值、信念為出發點。所以相同

的史料，有時也會得出差異甚大的結論。只有立足於現實生活，確實的去深入認

識、理解了，才是真歷史。對於史料的廣泛蒐集和客觀考證，無法得到真正的歷

史認知。29舞鶴也認為：

我總認同「所有的歷史都是當代史」這樣的史觀……比較真實的情境應該

26

劉紀蕙：《心的變異》（台北：麥田出版公司，2004 年），頁 27-51。 27

克羅齊著、傅任敢譯：《歷史學的理論和實際》（北京市：商務印書館，1997 年），頁 2。 28

何兆武、陳啟能：《當代西方史學理論》（台北市：五南出版公司，2002 年），頁 139-146。 29

徐浩、侯建新：《當代西方史學流派》（台北市：昭明出版社，2001 年），頁 129-130。

反叛的書寫──舞鶴的霧社事件話語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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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歷史和當代現實相互滲透、交融；一個歷史題材的寫作者本身便是活

生生的生活在當代之中，當他思考問題時，當代的東西事實上包圍著他正

在思考的歷史，他時時刻刻呼吸的是當代的空氣。所以在寫作時，他應該

自然的從這樣的立場和角度切進去，而不是如「大河小說」那樣一種「客

觀的呈現」，我想這是文學和歷史根本上的一個互動關係。30

鍾肇政等人的小說，其全部情節都在事件的前因後果中編織完成，著墨於事

件的本身。舞鶴捨棄了小說家原本可以大加發揮的情節，他直接引用歷史紀錄以

交代霧社事件，明白而直接表達對日本殖民當局的譴責，大異於鍾肇政的回到過

往時空，重建歷史現場的筆法。 我們讀到的當代霧社事件中「歷史」記載三次屠殺，一九三一年十月二十

七日清晨在霧社國小操場的屠殺、由馬赫坡社頭目莫那•魯道所主持，第

二次屠殺自同年十月二十八日起由日本出動各地警備隊，飛機轟炸、機關

槍、榴彈砲、氰氣瓦斯、試驗中的燒夷彈，至同年十二月三十日日方集合

「諭告」結束，第三次屠殺發生於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五日凌晨、由道澤

社群襲擊「保護番收容所」，第一次屠殺砍殺一百三十六位日人，第二次屠

殺反抗六社原有一千三百多人只剩不到五百人，其間屠殺者並同步拍了官

方紀錄片，第三次屠殺砍殺近二百人獵了超過一百個人頭、並攝錄存人頭

照，十日後遷徙到川中島的餘生者只剩下二百九十八人，至於事後的清剿

延續到霧社以及川中島的餘生者又屠殺三十八人（頁 54）

他所關注的已不在於歷史上霧社事件的所謂起因、細節，對於有所爭議的花

岡一郎、花岡二郎的動機、功過，31也無意去作翻案。《餘生》強調的是劫後餘生

的族群命運，歷史倖存者的傷痛與境遇，無意再捲入歷史詮釋的泥淖。其中史學

或人類學田野調查的精神濃厚，不時有各種聲音和意識湧現，基於不同的立場對

30

同注 6，頁 154-155。 31

二人同是日方刻意培植的泰雅原住民菁英，但對於二人在事件中是主動積極或被動配合的參與，

仍然有所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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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交織著各種反省、辯證，豐富了事件的內涵。符合當代歷史人類學（Historical Anthropology）的看法，必須認真考慮「土著觀點」，才能深入瞭解一個地區真實的居民、生活和文化：　

它注意的是紀錄和描寫局內人的看法、假設和感覺，並用局內人自己的社

會文化措辭表達。因而，這樣的人類學幾乎沒有製造「客觀」歷史的企圖。

相反的，它感興趣的是人們對過去知道和記得些什麼，如何記得，又為什

麼要記得，以及人們如何解釋過去並和現在連接在一起。32

舞鶴詳實記錄了川中島上事件當事人後代子孫的各種不同感受，包容各種不

同意見的聲音，超脫了一般單聲部的調查報告。傳統小說中的人物與世界，受到

了作者意識的強大支配，人物的個體意志模糊，欠缺與作者對話的足夠空間。但

《餘生》中的人物則明顯有較大的主體性，能夠充分表露不同於作者的理念。人

物之間相互的對立、激盪，以及主角（同時也是敘述者、作者）自我內在的不斷

反思，種種不同意識之間「對話」的形式，深受舞鶴所推崇的俄國文豪杜思妥也

夫斯基（F. M. Dostoyevsky, 1821-1881）的長篇小說藝術之影響。33 杜思妥也夫斯基的作品在當代著名文學理論家巴赫汀（Mikhail Bakhtin,

1895-1975）的「對話理論」（dialogism）中，被視為是「複調」（polyphony）小說的典範，其特色在於：

複調小說中的主角具有十分敏銳的自覺意識和自省性，他對他的一切特

徵，他的個性、經歷、社會地位、與他人的關係以至他的外貌等等，都不

斷地進行著自我反思。總之，主角在複調小說中是一個自我反思、自我發

現的英雄，而自覺意識，即主角對他的自我、他周圍的他者和現實的不斷

的質詢、辯論、爭吵，則是複調小說中的「藝術主導形式」。34

32 西佛曼&格里福（Marilyn Silverman & P. H. Gulliver），賈士蘅譯：《走進歷史田野：歷史人類學的

愛爾蘭史個案研究》（台北市：麥田出版公司，1999 年），頁 20-28。 33

同注 6，頁 134。 34

劉康：《對話的喧聲：巴赫汀文化理論述評》（台北市：麥田出版公司，1995 年），頁 186。

反叛的書寫──舞鶴的霧社事件話語 207

- 207 -

巴赫汀對於複調小說的性質有明確的說明： 複調的實質恰恰在于：不同聲音在這裡仍保持各自的獨立，作為獨立的聲

音結合在一個統一體中，這已是比單聲結構高出一層的統一體。如果非說

個人意志不可，那麼複調結構中恰恰是幾個人的意志結合起來，從原則上

便超出了某一人意志的範圍。可以這麼說，複調結構的藝術意志，在于把

眾多意志結合起來，在于形成事件。35

《餘生》借重了這種藝術形式，對於出草文化、霧社事件與莫那‧魯道的評

論，即是經由各類人物的對話來形成，使歷史真相從多方論辯之中逐漸清楚浮現，

免除了敘述者主觀的獨斷。 「第一代的部落知識份子菁英對『出草』都作極端正面的評價」，但是對於霧

社事件的認知卻有極大的差異。當時與馬赫坡社敵對的道澤社後人達那夫否定有

「歷史的政治的霧社事件」，他認為那只是部落之間傳統「禮俗儀式」的出草，並

不是所謂的抗日義舉： 只有「霧社大型出草儀式」由馬赫坡社頭目主持，因此根本不存在「霧社

事件」世人至今也必然忘了「儀式主持人莫那•魯道」……達那夫說他父親直到晚年談到當時出草大量割下馬赫坡人頭時那種生命的激動和喜

悅……「我(達那夫)也認定今天寫在書上的都是官方說法和學者偏離的解釋」（頁 46）

擁有川中島最高學歷，身為馬赫坡社後裔的巴幹就極力強調霧社事件的「文

明性」、「正當性」，努力抬高它的層次和意義：

出草是霧社事件的手段但不是動機也不是目的，動機和目的都是「政治性

的」，莫那•魯道發起霧社事件並不是為了出草，而是政治性的反抗期望得

到政治性的正義……絕不單純是原始的部落出草，它是文明性的反抗不義的爭戰（188）

35

巴赫汀，白春仁、顧雅鈴譯：《陀思妥耶夫斯基詩學問題》（北京：三聯書店，1992 年），頁 50。

208 彰化師大國文學誌第十八期

- 208 -

當地天主教會的白人牧師，則從《聖經》中的記載與天主教義的立場來解讀，

認為這是文明對於原始野蠻的一種馴服過程，其間生命的屠殺、犧牲是難以避免

的。至於莫那‧魯道的行動，他認為對於族群的生活並沒有實質的幫助： 一切都由於天父的旨意，天父派日本人來馴服泰雅人的野蠻習性，因為有

清一代二百年間太放縱了他們野蠻人，日本人作了小小的犧牲，換取野蠻

人的歸順……我不界定莫那魯道的行動是否得當合宜，也不考慮這種現世的問題，但我肯定在行動那時天父並沒有在這個人心中（頁 59-61）

小說敘述者表妹的丈夫，一位擔任國小教師的原住民，這位表丈也有自己的

觀察，他特別關懷浩劫之後族人的生活處境與感受： 我（表丈）看莫那•魯道是個有智慧有膽識的人，必要對打擾表示反抗，

不惜以生命作代價，在小學的母語教學，界定莫那•魯道是「偉大的泰雅

民族英雄」，我不能接受從別的角度看，那樣許多事便不確定了，假如霧社

事件本身都遭到質疑，那麼在這裡渡劫後餘生的人永遠會在生的不安與痛

苦中（頁 125）

事件發生後，仍然定居當地迄今的日本武士宮本三郎，則是從尊嚴的角度否

定雙方的行為。他認為莫那•魯道過於看重尊嚴，日方則是濫殺弱小，有失武士

道的精神： 霧社事件是一件莫須有的事，莫那•魯道誤用了尊嚴，而當時的軍方是下

三流的武士，竟以武士刀對決番刀……兩者同樣慘敗，同樣在歷史上留下污名，同樣的馬各野鹿……尊嚴只是暫時，太過於注重或強調它就會誤用了它，面對優勢強權，尊嚴稍作屈身其實是對「實際」屈身，並沒有失去

尊嚴，莫那•魯道只需如此就可以度過，無須事件（頁 127-128）

埔里元亨寺的住持老和尚是「賽德克達雅人，出生馬赫坡」，他的父母在霧社

事件中都慘遭殺戮。他切實遵守日本僧人的教導，從小只是靜守在寺中參禪打坐，

安然度過了許多動亂。他對於塵世中的一切紛擾都淡然處之，不以為意：

反叛的書寫──舞鶴的霧社事件話語 209

- 209 -

霧社事件是多此一事……「出草」是迷失方向走錯了路，不知回頭爭相割頭沒完沒了（頁 220）

舞鶴一面記錄、綜合各種不同背景人物的觀點，也從中擴大、修正了自己的

「視界」（Horizont），獲致了詮釋學所稱的「視界融合」（Horizontverschmelzung）36，從而建構出他自己對歷史事件的理解：

我在世紀末的川中島一個鄰近黎明的時刻，開始思索霧社事件是「政治性

反抗」或「大型出草儀式」……真實是「政治性的抗暴」和「原始性的出草」在事件中具有同時性存在……霧社事件最確切的定義是：政治性的出草（174-176）

這是舞鶴從實地觀察、訪晤、體會，又經過不斷反思之後，個人所書寫的霧

社事件「實錄」。從克羅齊學說的角度來看，這是「當代」的「真歷史」。然而，

作者在此極力聲稱的所謂田野調查，以及與各類人物的實際訪談、對話，看似煞

有其事，卻極有可能只是一種小說寫作上的策略而已，人物可能都是子虛烏有，

其議論也是杜撰虛擬的。

四、「亂迷」的小說美學

小說一開頭，舞鶴便以立足於當代的角度，以第一人稱敘述者的身份來講說

最初對此事件的印象： 我初讀有關霧社事件，可能在很早的少年時代，那是白色恐怖後灰色純樸

的六０年代……在書中讀到慘酷的血腥發生在一個叫霧社的高山上，當時少年熱血的戰慄震動餘韻猶存（頁 43）37

36

加達默爾（Gadamer）著、洪漢鼎譯，《真理與方法》（台北市：桂冠圖書公司，1993 年），頁 400。 37

《餘生》一書正文開始於第 43 頁，其前為王德威的序論。

210 彰化師大國文學誌第十八期

- 210 -

舞鶴刻意塑造真實可信的觀點，此一敘述者約略即是作者本人。對於熟悉舞

鶴生平的讀者來說，可知敘述者的身份背景與舞鶴大致吻合，其中虛虛實實，當

然不必盡信為真。 我讀不完大冊被徵去當兵時已二十八歲，清楚感受到我們的土地上存在著

「國家」這樣一個威權化身成為暴力性的體制有形無形宰制著島國的心和

資源……我離開軍隊時值一九八一年，痛切感到自己是「被軍隊閹割了的」……悄悄隱居到島國的邊緣小鎮淡水，奮力閱讀歷史與哲學，想了解「軍隊」「國家」的起源及其意義（頁 43）

這些都明確宣告著敘述者是位頗為叛逆、苦惱於社會體制的人，尤其重要的

是，這位主角具有敏銳的觀察力和獨立的反省思辨能力。作者現身出來自道身世，

交代敘述者的經歷、學養和性情，作者、敘述者與主角三種身份合而為一，為此

一敘事文本定下了基調。敘述者由於平日閱讀「歷史與哲學」，所以有能力也很自

然的在文本中記錄著「思考霧社事件的正當性及其適切性」的歷程。舞鶴捨棄了

傳統第三人稱全知全能視角的手法，轉而側重敘述者的所見所聞所感，行文夾敘

夾議，以求真實可信。他曾經表示：

小說為何運用第三人稱、運用全知的觀點？只是小說書寫敘述觀點的技巧

之一，文學家發覺這是一個虛偽的觀點，全知觀點的描寫，最終的掌控者

是作者本身。運用一個虛假的形式，卻想表現一個真實的感受，十分矛盾。

在這種情況下，法國新小說主要的女作家薩侯特（Nathalie Sarraute），時常使用第一人稱書寫，發表了一個嶄新、具體的詮釋。而我之所以一直使用

第一人稱書寫的原因，是為了小說的真實性。38

舞鶴以為真實的人生，乃是以第一人稱「我」來看待人世。至於第三人稱所

號稱的客觀性，其實是一種虛偽的包裝，這一信念其實源自於法國新小說派。39

38

同注 7，頁 251。 39 法國新小說派起於五０年代的法國，其主要精神在於對傳統小說的反思與變革。在敘述觀點上認

反叛的書寫──舞鶴的霧社事件話語 211

- 211 -

《餘生》寫作的形式和技巧，也採取了「陌生化」（defamiliarization）40的策略，改換以一種嬉戲、荒誕、嘲諷的筆觸，打破傳統的小說規範，用以顛覆這類

小說的刻板印象，使嚴肅的題材能夠為讀者所接受。 書寫不能離開一貫的文體文法讓文字有胡言亂語的自由嗎，胡言亂語是為

了說出真實還是真實滲透文字讓書寫成其亂語胡言，沒有胡言亂語的自由

儼然書寫就失去了根本的自由……不給書寫自由奢談什麼生命自由（頁228）

放縱情感，使情感脫離理性的壓抑、偽裝和控制，讓潛意識中的真我得以自

由顯現出來，反而時常可以呈現出更大的真實，內容和形式至此得到了更完美的

和諧一致。所以祭文寫得越工整、清楚與謹嚴，也就越是虛情假意。屈原的〈離

騷〉等作品雖然有時狂亂無序，卻更能深切襯托出內在的巨大傷痛。 當代小說的定義原本便很寬鬆，

41這種沒有明確的文類界限和規範的現象愈演

愈烈。符號學派美學家朗格（Susanne K. Langer, 1895-1982）對於當代小說繁複的變化也表示難以預料，並且認為小說仍然會繼續不斷的求新求變：

雖然小說是我們最豐富、最有性格、最流行的文學產品，但是，它是一種

較晚的現象，它的藝術形式仍在發展，仍然以前所未有的效果、全新的結

構和技巧手段使評論家們感到驚奇。42

為「新小說只是追求完全的主觀性……是這個人在看，在感覺，在想像，而且是一個置身於一定

的空間和時間中的人，受著他的感情慾望支配……書只是敘述他有限的、不確定的經驗……小說

中描寫事物的這個人不是中性地、冷漠地、不偏不倚地描寫物……他還永遠是一個捲入無休止的

激情的探險中的人，以致於他常使自己的視象變形，並產生出一些接近癲狂的想像。」張容：《法

國新小說派》（台北市：遠流出版公司，1992 年），頁 42。 40

俄國形式主義的重要理念，強調文字、形式或技巧的新異，可以使讀者重新恢復對於文藝作品的

感受能力。高辛勇：《形名學與敘事理論》（台北市：聯經出版公司，1987 年），頁 17-19。 41 受到國內重視的《小說面面觀》（李文彬譯，台北市：志文出版社，1980 年）一書，英國小說家

佛斯特（E. M. Forster, 1879-1970）引用了法國文學批評家謝活利（M. Abel Chevalley, 1868-1934）

對於小說的定義：「小說是用散文寫成的某種長度的虛構故事。」普遍受到認同，見於此書頁 3。 42

蘇珊‧朗格著，劉大基等譯：《情感與形式》（台北市：商鼎文化出版社，1991 年），頁 334。

212 彰化師大國文學誌第十八期

- 212 -

舞鶴對此深有體悟，在小說文本中更經常大談起《餘生》的寫作美學，頗有

「後設小說」的況味： 我怕姑娘一時氣話超出了小說的規範，雖然「當代」早已告知我當代小說

沒有規範（頁 166） 　

事實上，他的許多小說理念受到法國新小說派的影響很大，《餘生》等書的寫

作風格大多可以從中找到端倪，尤其是在形式的表現上。 所以我的小說內容，無論時間與空間，幾乎是沒有線性的發展，一切都混

雜在一起。我的主觀上，我只受限於作品想要書寫的主題，確定一個範圍，

沒有限定非得書寫歷史線性的大河小說，我讓書寫自然發展……九０年之後，無論長、短篇小說，我都不列任何綱要。我想寫什麼就寫什麼，書寫

一段日子之後，經由細節，慢慢形成架構。43

舞鶴在演講中曾解釋的「自動書寫」此一創作理念，即是此派的特點：

藝術家在創作中追求真實，而不是把作品當作虛構的。創作對象是跟自己

生命有緊密的關係……在文學中，追求真實，具體表現在法國的新小說，最重要的特色，它追求真實，在技巧上是非常實驗性的……克勞德西蒙（Claude simon）的方法就是自動書寫，下筆之前完全沒有預先設想的計畫，他只知道小說是在如何的範疇中，寫出的第一個字之後，第二個字跟

著而來。44

舞鶴在前述所提及的另一位法國新小說家薩侯特即主張：

43

同注 7，頁 247。 44

同注 21。

反叛的書寫──舞鶴的霧社事件話語 213

- 213 -

真正的小說家應該擺脫僵死的形式，通過扎根於無意識底層的真實而豐富

的生活體驗，去發現「真實的現實」……小說不一定要有一個完整的故事，不一定要遵守時序，人物不要求塑造得面目清晰，個性鮮明，對話也不一

定要連貫，可以集中寫短暫的片刻間的內心活動。45

此種信念對於小說創作各有其利弊，缺點在於「往往會變成片段的、零碎、

個人化、天馬行空，完全交雜在一起，你無法瞭解他的意義。」46好處則是情節

與人物有難以預測的變化，題材自然源源而來，洋溢著生活的真實感，無虞靈感

的匱乏。《餘生》從而有極大的揮灑空間，突破了傳統小說寫作的規範。文本遊移

在歷史敘事、後設小說、法國新小說、日記、人類學的民族誌、田野調查以及報

導文學之間。 這種遊移不僅是形式上不固定，也在於題材上的雜亂紛陳、肆無忌憚。在荒

誕的敘述形式裡，寄寓了不少嚴肅的議題，夾雜著性愛、文化、戰爭、種族、自

由、尊嚴與死亡。這其實是出於藝術性的考量，一種敘事上的策略，因為越是嚴

肅的主題，越需要顧及到表現的技巧，以使讀者易於親近： 藝術性這種東西可以幫助你表達沈重的、有關現實的主題，我想「藝術性」

在這裡幾乎是一個決定性的因素，決定你是否能夠「進入」、能夠完整的表

達。47

杜思妥也夫斯基的藝術技巧令他「敢」直接談思想，在一個長篇小說中，

他「敢」直接寫思想，而且可讀性非常高，讓你肯讀下去。可是台灣的長

篇小說家，當他們寫到思想時，你會覺得讀不下去，他們脫離了整個有機

結構本身，跳脫出來談思想。杜思妥也夫斯基就不一樣……他把思想融入藝術的情節裡面去。

48

45

同注 39，頁 62-63。 46

同注 21。 47

同注 6，頁 130-131。 48

同注 6，頁 134。

214 彰化師大國文學誌第十八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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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中處理的是歷史上重大慘烈的霧社事件，舞鶴考量到題材的嚴肅，深恐小

說難以支撐如此沈重的材料，造成讀者閱讀的負擔，所以刻意穿插夾雜其他內容，

特別是一些奇特、荒唐甚至低俗的聯想，用以消解沈悶，增加文本的可讀性。舞

鶴其實是很注意讀者的接受度，不是一味宣揚自我理念，不是標榜藝術至上的小

說家。 出草之成為歷史的必要其實是為了「性」割下人頸的血腥的恐怖可以刺激

性上線當夜男女夫妻就有蠻野的性交媾……那些反抗的勇士不想想光捏碩大奶子就足夠餘生管什麼不義什麼尊嚴，美麗的奶子值不得尊嚴嗎……失落了性愛的美好遂轉向割頭戮頸的高潮吧，出草的定義是「出草作為性愛

的主要前戲」（228）

它並非沒有故事情節，只是必須由讀者在這種時空錯亂的結構、因果關係錯

置的記載中自行梳理、拼合。作者的講述看似隨興，但仍然有一川中島的日月消

逝正在進行。只是每日所記的見聞沒有明顯的先後關連，沒有緊密的情節鏈。 我的筆記本是採自由式加想像式，內裡紀錄著「書寫者」的某一天的想像

性或性想像在虛實之間不足為外人看（頁 118）

小說沒有特別的故事，偏重在現實的人生，日常生活的凡俗細瑣。中間穿插

夾雜著各色人物的片段經歷，不要求面目清晰，大多沒有姓名而只有別號，諸如

姑娘、畸人、飄人、表妹、牧師、長老、女尼、住持和尚、原住民學者、雜貨店

老闆，以及當年事件之後倖存至今的幾位泰雅耆老與日本武士。其中的姑娘之生

平遭遇頗具代表性，藉由她在台灣社會的失落、不幸，不得不返回泰雅部族重新

生活，從中思索個人乃至於整個族人在當前社會、歷史上的定位和存在價值。主

要情節的發展竟成了不同立場之人物爭論的歷程，對話總結之際，即是情節告終，

作者離去川中島之時。光怪陸離，建構了一個虛幻與現實、過去與現在、自我與

他者交錯並置的泰雅部落。小說「後記」中舞鶴表明寫三件事：

反叛的書寫──舞鶴的霧社事件話語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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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莫那•魯道發動「霧社事件」的正當性與適切性如何。兼及「第二

次霧社事件」。其二，我租居部落的鄰居姑娘的追尋之行。其三，我在部落

所訪所見的餘生（頁 251）

小說的結構即是這三件事情的一連串反覆思索和推展，形成一種一二三循環

往覆的韻律波動，49全文沒有分段，極少句號。這一作者「後記」，乍看之下似乎

不符合現代小說所強調的敘述的客觀性，但卻也使這混亂的情節得到了較為清楚

的提示和概括，有助於讀者的閱讀。然而《餘生》的寫作並不能視為簡單的即興、

零碎的拼貼，它是有意製造的「雜亂」、「動亂」，為了生動呈現人性的複雜，為了

彰顯心情的波動與傷痛。猶如一首深情的安魂曲，以重章疊句的民歌風格連綿不

盡地低聲吟唱，哀憐追悼著死難的人民。他說： 我把精準的創作標竿丟棄，所以我放任文字與構句自由，碰撞出新的火花，

落實在表現人性的某些面向，通通不加干涉，放縱自由。我可能當時隨筆

寫下，然後便不再更動……如果精準是中文書寫的最高標竿的話，我的文字最高標竿以兩個字最為貼切，就是「亂迷」，我想從「亂迷」之中寫出某

些真實、真摯。精準的文學可以寫出許多東西，但是有更多的東西寫不出

來，只有藉由「亂迷」的寫法，自由表現、自由隨筆開展，一點一點會出

奇不意地釋放出來。50

此種「亂迷」美學，令讀者感受到古今時空融合為一，富有真實生活氣息的

脈動，可以察覺到敘述者的存在及其情思，大異於那種冷硬無生命的歷史紀錄。

但是此一作者所標榜的「亂迷」，其運用也必須是一種出之於精心巧思的安排，否

則很可能只是淪為雜亂無章而已。這正如同書法中的草書一體，看似揮灑自在、

天馬行空，其實涵蘊了至高的線條、結體與氣韻之美，絕不是隨意的塗鴉。

49

同注 21。 50

同注 7，頁 239。

216 彰化師大國文學誌第十八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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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存有重於尊嚴

十七世紀以來，台灣便接觸到來自各方勢力的入侵，原住民遭受到各種形式

與程度的干擾，無法繼續保有原本的生活與文化。舞鶴認為莫那•魯道的抗暴，

主要在於反對日本皇民化的理蕃政策。為了維護自己部族固有的文化、習俗，反

對強迫的暴力同化，即使付出慘重的代價，莫那•魯道也在所不惜。 最後一夜，坐在火堆前的莫那•魯道思索的是什麼，什麼是他下決定的關

鍵，被同化的悲哀與憤怒可能成為最嚴肅的理由，千百年來的生活、信仰、

衣著、語言、禮俗通通成了落後骯髒不衛生……強要改造一個千百年具有自己的「原始文明」的民族，怎會不是「暴力的同化」，怎會不嚴重傷害「原

始文明」的固有尊嚴，莫那•魯道孤注一擲對「同化」用力一擊，表徵了

對「同化」的反抗與拒絕，在同化的歷史進程中「霧社事件」凸顯「反同

化的極端情結」（頁 115-116）

舞鶴認為莫那•魯道的剛毅性情，源自於崇山峻嶺的天然煉鑄，而非魯莽的

行為。近於儒家為了理想「知其不可而為之」的堅毅、執著，莫那•魯道確切體

現了這種大勇的奮鬥精神。 膽敢以小小的番社對抗巨大的國家機器，所以並不是愚蠢無知的反抗，是

明知其後果而不得不從內心爆烈出來的憤怒（頁 64）

然而莫那•魯道的抗暴舉動，不僅無法阻止被迫同化的時代潮流，反而更加

使其子孫生活艱困、漂泊零落，成為現代社會弱勢的族群。儘管日本人被趕走了，

又不斷改換著新的「殖民者」，弱勢族群的無奈、哀傷與困境延續至今，命運始終

受人擺佈。

反叛的書寫──舞鶴的霧社事件話語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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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幾年不分山上山下一體邁向「同化皇民」，又不幾年迎接另一批統治者，

隨後來了更大的「反抗事件」不分城鄉高山隨後被鎮壓加上後十年大清洗，

喊了三０年反這個抗那個，最高的部落都有統治者的雕像，後來又高喊和

平統一同時獨立建國直到現在（頁 231）

泰雅男子出賣勞力，只能找到一些平地人不肯做的粗工；泰雅女人出賣靈肉，

以原始的本錢為號召。莫那•魯道為了爭取泰雅人的尊嚴而死，他的後代子孫卻

必須扼殺尊嚴以換得生存。 「同化的潮流」並沒有因事件而暫止反而加速速度向「皇民化」……不知道有多少青年生命為「天皇」「義勇志願」死在南洋叢林，歷史再往後推，

七、八０年代，在台北寶斗里妓女戶的夜晚一排亮出來的妓女，最亮眼漂

亮的幾個多是來自少女泰雅，這是怎樣的「同化教育」，怎樣的尊重族群的

尊嚴（頁 116） 祖先在霧社流了那麼多血，想不到，子孫在飯店床上賣（頁 148） 七０年代以前最慘男人大多遠洋漁船去，留下來的在開路工程中做粗工，

女孩盲目嫁給老芋仔兵，不然下到工廠做三班輪工，不少耐不住墮入風塵

供作玩物（頁 180）

佔有優勢的外來文化與族群，憑藉強大的武力，以各種各樣的形式迫使弱勢

者認同與接受，造成許多失根的漂流者。迄今山地部落的各種建設落後，原住民

普遍窮困，仍舊侷促在山地一隅，教育資源嚴重短缺，傳統文化難以生根茁壯： 學校在鄰鄉，賽德克的小孩必須到鄰鄉的平地小學去上課……「上學的小孩少了，只好一再廢校、併校，」……一個好好的美麗的山的小學就荒廢了……一點點科技帶來連續劇、綜藝節目，就把我們摧毀了、同化了（頁124）

218 彰化師大國文學誌第十八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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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這一輩只想到外頭都市工作賺錢，幾乎全忘了祖先留下的傳統遺產

（182）

舞鶴質疑，那些在霧社開滿緋紅櫻花的崇山峻嶺中悲壯犧牲的泰雅族祖先

們，若是目睹了這一切，是否仍然如此義無反顧？甚至傳統文化中的一些優點，

也受到外來的污染，蕩然無存。 姑娘說她所見的父祖一輩，幾乎是性貞節……結婚、離婚改嫁改娶都要經過公開儀式，幾乎不可能有私情，千古以來泰雅的部落維護著性貞節……同化的實際是性貞操失喪在權勢與金錢之下（頁 167）

文明的洗禮未必是件壞事，其中也有可取之處。但關鍵在於同化的方式不該

是粗暴的、否定的、全面根除的；而應當是漸進的、相互尊重的、有選擇的。否

則原有的優良文化淪喪之後，族群又將面臨沈淪的苦難。新的統治者多半只是著

眼於從中獲取各種資源、好處，尤其政治方面用力最深，眼光短淺，充滿了功利

的動機，未能妥善規劃： 世紀末都快過了一半，反對黨還在爭「寶位」、「席位」之中，沒有任何規

劃重新檢討島國「官方資源」、「公有地」、「國有財產」（頁 103） 我預想「當代」必然質疑漢人的威權，放任政治力、文化力的侵入，毫無

反省檢討的以「全面同化政策」為當然（頁 132）

當代新的另一種形式的「壓榨」與「殖民」，該如何抵抗？又是否該反抗？泰

雅族人選擇了與祖先不同的道路，不再是強力的反叛而是接受同化、順應潮流。

他們期許子孫都能接受教育，吸收外來的文明、知識，打開族群的藩籬，融入外

面的生活，成為一位社會化的現代人。這是在長年勞苦、挫敗、傷痛之後的思索

和調適。

反叛的書寫──舞鶴的霧社事件話語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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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都市做工那麼多年，但我要下一代讀書，能讀的讓他一路讀上去，將

來就有別的路，綁鐵筋、出遠洋漁船的時代過去了（頁 182）

舞鶴站在歷史「後見之明」的優勢位置，強調必須以當代的角度來審視。他

把事件發生後，泰雅族群遭到日軍殘酷的屠殺，以及族人日後長久承受到的傷痛，

一併列入了對於莫那•魯道與霧社事件的評價之中。 當代面對歷史，當代歷史針對某一「歷史事件」重作評估，這個評估的意

義和價值，是屬「當代存有」的一部份，而經由評估的過程「歷史事件」

重現於當代，活生生於當代歷史中（頁 245）

舞鶴心中的價值觀首重「個體的自主」──存有的第一義，從而反對軍隊、

國家等僵化的體制強行加諸於個人的種種限制，這也是他自小行為反叛的緣由。

基於此，他不認同泰雅等部落的殺戮日人是「出草的正常性」、原始的「集體意志

與儀式」的展現。 我的當代也嘗試以「個體的主體性」質疑「出草的正常性」……自主的個體是存有的第一優先，任何忽視或抹殺「個體自主」即是讓存有空洞無實

義，那麼人存有的一切可能也隨之破滅……出草否定了個體自主（頁 212）

舞鶴重視「生命」、「個體的自主」，從存有的當代觀點，質疑莫那•魯道所力

爭的「部族的尊嚴」。他主張「存有」重於反抗的「尊嚴」： 人必要為受剝奪了的，即使像尊嚴這樣的東西而以身殉嗎，我不贊同，當

代也質疑它的正當性，只因為「存有比尊嚴正當」……當代的歷史以「存有」反駁「尊嚴的正當性」（頁 103） 當代以「存有」為第一義，當代以為莫那•魯道在某種程度上誤解尊嚴的

「必要性」和「立即性」，在事件中犧牲的存有並不能以尊嚴獲得完整的救

贖（117）

220 彰化師大國文學誌第十八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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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是歷史重新來過，他若身為莫那•魯道，將選擇默然忍受。正如同川中島

上官方早年所建的標榜反叛精神的抗日紀念碑，終究被族人低調的改換了，「謙默

的立了一個『餘生碑』」。在當代一般泰雅人的想法中，壯烈的反叛畢竟是不如平

實的存有。 我選擇做一個沒有尊嚴的莫那•魯道，沒有尊嚴就受不了傷，沒有傷害就

沒有憤怒仇恨反抗，就沒有「事件」（頁 128）

歷史對於莫那‧魯道反叛、抗暴的行動頗多嘲諷和否定，他死後多年才得以

安息： 他死後的餘生像一場荒謬劇，事件後三年被道澤社的獵人發現……又被移送到鎮公所曝給鎮民看，之後不知用什麼車運送到幾百里外的首都帝國大

學，做成模型放在展覽室展示至少十年歲月，之後換了統治者立即被打入

材料間，作為報廢的材料無人聞問，一越二十八個年頭，才有賽德克人子

孫迎回霧社埋葬立碑，總計他死後在外流浪了四十年（頁 245）

他質疑霧社事件的正當性，認為族群存亡尚未瀕臨最後關頭，玉碎不如瓦全：

當代並不肯定「霧社事件的正當性」，它以「存有第一義」反駁「反抗的尊

嚴」，復以「存有自主」否定「出草的集體意志與儀式」……當代認為「霧社事件無適切性」，其一半數部落在反抗發起之初就不願參加……其二族群存有的危機未到最後的關口，另外，當代特別譴責「第二次霧社事件」，─

─我以這樣簡短的總結回覆少年時代以來的「質疑」（頁 245）

舞鶴否定莫那•魯道為求族群及個人的尊嚴，拒斥日本殖民的同化，鋌而走

險，甘冒滅族災禍的舉動，進而也解構了他的部族英雄的形象。 當代不正式否定歷史的莫那•魯道，但不肯定當代的莫那•魯道，當代是

反英雄的……官方紀念碑旁的莫那•魯道是歷史的英雄當代的大玩偶（頁117）

反叛的書寫──舞鶴的霧社事件話語 221

- 221 -

舞鶴這番對於莫那•魯道與霧社事件的「總結」看法，不符合台灣的主流論

述，勢必會受到不少歷史學者和原住民的抗議。但這主要出自於他個人在當地的

生活體驗、觀察以及多年反思之後所得的人生信念，迥異於一般歷史學者從文獻

資料的研讀中所作出的歷史解釋。 然而，泰雅族人的所謂「當代」生活，其困境並非唯獨其一族而已，所謂台

灣的原住民九族，其「當代」的境遇是相同的，無論當年是否參與了對於日人的

「反叛」。把「當代」的一切卑微失意都加諸於半個世紀以上的歷史事件，這對於

莫那•魯道是否公平？如此的論斷是否過於簡單？

六、平凡生命的喜悅

所謂「餘生」，依照舞鶴在書中的說法是「剩下的人生」。51他一方面考察霧

社事件後的泰雅部落生活，更確切之目的其實是在思索他自我「剩下的人生」，以

及書寫行為的意義。 我所以會寫下這些帶著激情的文字，無非藉著「事件」在小說中面對自我

多年來的擺盪作一個誠懇的思索，作一個也許不可能確認的確認──在最

終「不思不想」之前作一回盡力的思索（頁 64） 我在餘生之年，來到餘生之地，重新評估「霧社事件」，史料、田野調查、

思索是評估的主軸（頁 245）

他的小說創作是每一段不同生命歷程的紀念，都在試圖解答一些人生的疑

惑，事件的調查研究僅是這段生活的重心，而非全部。小說的內容可以無所不包，

任憑其自動書寫，不侷限在霧社事件之內。從而《餘生》行文中時而流露出敘述

者對於半生漂泊的感傷，思索著生命的意義，頹廢的思緒屢見，具有濃烈的個人

色彩。

51

《餘生》，頁 248。

222 彰化師大國文學誌第十八期

- 222 -

不過少年時代的我，才會那樣的質疑才會走到餘生看到餘生美景感覺餘生

的美妙，這是一種叛逆嗎從都市自我放逐出來過一種遊牧的生活在部落與

部落間調查研究書寫都只是藉口沒有追尋不期望什麼是自我對生命的叛逆

（頁 228）

舞鶴的寫作從取材、命意、形式、技巧等等，都顯示了反叛的精神。這與他

平日的性情、行事頗為一致。舞鶴自小對於抗暴的霧社事件遠比常人更深受感動

與震撼，除了他具有部分的原住民血統的原因之外，他天生的反叛性格更是重大

因素。 我一向乖而靜默，但母親很快看出我內在的叛逆，果然中學起我就默默反

叛制度倫理，大學後七、八年間騷亂不安到不堪，「頹廢叛逆」四個字是跟

著我許多年的評語。52

在淡水孤獨生活十年，他追尋、思索生命存有之意義和價值，在紛擾的人生

沈澱之後，體悟到一種近於禪家空寂、平淡的生命境界，以及平凡生活的美好。 經過孤獨的痛苦磨難，我變成可以去過一種最日常、最簡單的生活，而且

可以體會其中的美……假如一個人存在有所意義的話，就是在這裡。這種喜悅與美不需要任何依靠……整個生命就是活著的美。53

對於寫作本身也心生懷疑，他感到虛妄不實，甚至干擾了安寧的生活，違反

禪家息念止慮，日常的修持工夫： 我對寫作產生懷疑，甚至認為「寫作這個動作是何等虛妄」。我失去了發表

作品的慾望，寫作這個動作根本也可有可無……禪教人要做到一念不起，而我寫作務必要萬念紛陳，乃至顛倒夢想，這兩者是完全相反的東西。

54

52

舞鶴：〈朱天心對談舞鶴〉，《印刻文學生活誌》創刊柒號（中和市：印刻文學生活雜誌社，2004

年 7 月），頁 47。 53

同注 7，頁 229-230。 54

同注 6，頁 124。

反叛的書寫──舞鶴的霧社事件話語 223

- 223 -

舞鶴經由個人半生的體驗，被迫在軍隊中服役的切身之痛，以及在川中島實

地生活的田野調查，他深刻的明瞭個人與弱勢族群所能擁有的主體自由並不多，

難逃被支配的命運。對於外在環境的反叛多半只是徒勞無功，並且要付出重大的

代價。舞鶴體悟到解決個人生命不安的困擾、對於社會的不滿和拒斥，只能夠藉

由內在生命境界的提升來超越。 我們生活的現實，就是在威權體制、社會倫理、道德文化都嚴加規範的年

代，當然對整個環境產生強烈的排斥感……我不想藉由外在來解決這個問題，否則我一九八一年退伍，去參加黨外運動就好了……無論外在環境或內在本質，如果我要解決整個生命不安的問題，只能從內在去改變。

55

渺小的個人，在強大的國家體制或文化的侵略之下，難以反抗，往往只能被

迫順服。霧社事件的激烈抗爭之後，莫那•魯道的後人多半只能「苟全性命於亂

世」，餘生也只能無奈的生活在飲食、男女等基本的需求之中。 在嗆咳中我問他（達雅老人）一句：「餘生怎麼過？」……「管來管去、統來統去，青山綠水照常在，大家幫看著，只要肯勞力會稻種養猪餵雞採檳

榔就足以過一生」……「喝了酒上床去，有一點老積蓄加上兒子孝敬的平地錢，存起來買肉喝酒……餘生就這麼過──無思無想床上過，」（頁 248）

霧社事件與莫那•魯道的反叛性，與舞鶴個人的特質相似，通過莫那•魯道

一生命運的思索，更加確定了他對於生命的看法。他長年以來質疑、抗拒社會既

成的規範、體制，然而在其餘生之中，他卻否定了外在的反叛行為。

年輕時代，對於各種奇怪有魅力的東西，我很勇於嘗試。現在，我覺得如

何將生活過到最好的狀態，最為實際。在日常生活中能感受到美，平常日

子過得安心，與自然感受彼此的存在，一種寧靜油然而生。56

55

同注 7，頁 218。 56

同注 7，頁 243。

224 彰化師大國文學誌第十八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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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的關鍵不在於壓制反叛的動作，而在真實面對「尊嚴」這個東西，是

尊嚴發出維護或反叛二者一體兩面，人把大部分的精力花在維護和反叛

上，因尊嚴而受苦（頁 98）

舞鶴年輕時，為了反叛、抗議而寫作，因為「書寫於我本身便是一種反叛」。

如今來到了餘生之年，創作卻已是一種情感與思想的寄託，可以確定人的存在價

值和意義，沈浸在生命存有的美好之中。人生的繁複、難解，可以藉著小說敘事

來傳達。這是他當前對於「為何而寫？」的回答。他的小說寫作，大多代表了他

生命的一段歷程，思索和尋求解決自己一些人生的困惑。至於「為誰而寫」？自

我本身之外，也是為了在無盡的時空之流裡，作品所偶然尋訪到的一些知音： 在某個偏僻的城鎮，深山或海邊，有個陌生的人偶然讀到你的小說由衷感

動，眼裡泛著同感的淚光，──我們的榮光就在那淚珠的閃光中。這，就

夠了。57

小說所建構的世界與人物，能夠讓讀者共鳴，產生真誠的感動與悲憫，創作

者即在其間得到回饋，獲得了永恆而且真實的生命之存有與喜悅。

七、結語

舞鶴以狄爾泰所主張的「理解」心態來面對霧社事件；第一人稱等敘述手法

具有濃厚的法國新小說派的精神；人物之間不同意識的對立、眾聲喧嘩的言論則

掩藏不住巴赫汀的身影；田野調查方式、重視土著觀點也符合歷史人類學的宗旨。

舞鶴最後則以克羅齊的「當代」觀點、禪宗的生活哲學以及老莊道家對於個體生

命的尊重，論斷了霧社事件的不具適切性，莫那•魯道爭取尊嚴的欠缺必要性。 當代小說無論其形式或者義涵，較諸以往，都更加豐富多變，甚至已沒有所

謂的規範或傳統必須遵循。正如同沙特評論法國新小說之言：

57

同注 51，頁 48。

反叛的書寫──舞鶴的霧社事件話語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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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怪誕而難以歸類的作品並不能證明小說體裁的衰退，而只能標明我們

身處於一個思考的時代，小說正在反省自身。58

小說的反省與變異不僅在敘述形式，也涵蓋了題材及其詮釋。舞鶴的作品具

有當代小說的特點，刻意顛覆了既有的小說規範，嚴肅的題材反而出之以嬉戲、

嘲諷及亂迷的形式，並且賦予了個人獨特的詮釋。 即便如此，仍不免令人質疑起《餘生》的敘事形式及其對霧社事件的評斷。

所謂「亂迷」的美學畢竟只能是小說家的敘事策略之一，針對這起悲壯的歷史事

件，如此的安排，確實能夠使其內容與形式達到了和諧一致。但它不是一帖小說

創作的萬靈丹，並非任何題材都適合如此的表達。然而考察舞鶴的其他作品，諸

如《思索阿邦•卡露斯》、《十七歲之海》、《舞鶴淡水》以及《鬼兒與阿妖》等書

中的長、短篇小說，不分題材、主題，大多採行了這種亂迷的形式，不免會給予

人一種創作上的怠惰，甚至是「黔驢技窮」的負面印象。 文章的蹇澀、內容的雜亂無章似乎只能是成名作家的特有權利，常人如此率

性而為，勢必要被視為低劣粗糙的作品。偉大作家的可貴與卓越之處，便在於能

夠把複雜的材料和情思，經過精心的組織編排，鎔鑄成精緻而渾成的作品。否則，

隨意把材料拼湊成一盤大雜燴，其高明又在何處？ 舞鶴基於他實際的人生體驗，信奉生命的「存有」重於其「尊嚴」，從而對於

霧社事件與莫那•魯道均持有負面的評價，大異於國人的一般看法。且因為涉及

了當前國族與政治的敏感議題，恐不免引起一些訾議。小說的此一結論雖然奇特，

但尚能自圓其說，畢竟這是舞鶴個人的霧社事件話語，也是小說家特有的言說權

力。小說此一文類，中西自古以來本質即是「離經叛道」、「街談巷議」，其天性原

本就在於解構主流的歷史「大說」。然而，舞鶴如此個人的、主觀的、感性的來論

斷歷史事件與人物，欠缺客觀、理性而周延的分析，也必然只能是眾多的當代霧

社事件話語之一而已，必定也將受到別人的質疑。 儒家以倫理道德的尺度來衡量人的生命價值，標榜死有重如泰山，有輕如鴻

毛的差別。孟子強調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的美德。道家則珍惜人的個體

生命，老子主張存身、保身，強調柔弱勝剛強，反對為了任何事物而犧牲生命。

58

同注 39，頁 8。

226 彰化師大國文學誌第十八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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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道兩家這種生命態度與價值觀的差異，各自有其考量與立場，端賴個人的抉

擇，本無可厚非。莫那•魯道當年所採取的「反叛」行動，以及舞鶴今日的質疑，

都是立足於各自的身份、經歷與時空背景之下的選擇，都有各自依據的理由。但

是舞鶴把今日泰雅族的卑微處境都歸罪於莫那•魯道當時的舉措，其指控卻未免

過於沈重。因為泰雅族人當代的處境，乃是包含阿美族、布農族等全體原住民共

同的遭遇，這是台灣整個社會、政治與經濟未能妥善發展之下的結果。況且，舞

鶴並不是原住民，更不是當年遭受日人壓迫的莫那•魯道及其族人，如何能够保

證自己真正「理解」了當時的險惡局勢與泰雅族人的心聲？ 歷史事件的解讀乃是一種主、客體的相互關係。歷史事件不是客觀的存在，

必定受到理解者個人的經驗、「視界」的限制，對事件的詮釋大多不能超脫個人存

在的歷史性，是以歷史之真實與被理解的歷史之真實同時存在，這便是詮釋學家

所謂的「效果歷史」（Wirkungsgeschichte）。59從而歷史上的霧社事件與莫那•魯道，勢必在不同的文化、社會、政治與族群之下會有各種不同的建構與評價，無

法也不必強求一致。 歷史與小說之間本質的差異，歷史學家與小說家之所以不同，在舞鶴的《餘

生》裡得到了具體、充分而且生動的說明和演示。60

59

同注 36，頁 392-401。 60

感謝兩位匿名的審查者，仔細閱讀了本文，並且提供了許多有益的修改意見。

反叛的書寫──舞鶴的霧社事件話語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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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writing of rebelling ───Wu He's discourse on the Wu-She

incident

Ting, Yu-lung（丁豫龍）

Wu He is an important novelist in Taiwan currently. His works are rich in the spirit of the "experiment" and "differences". Among his works, the Remains of Life deals with the Wu-She incident in Taiwan history, the aborigines resisting the Japanese oppressions. The skill is mature, rated as the representative of his novels style. Feeling anxious about the former novels of the same subject, Wu He overturns the traditional narration, laying great emphasis on the Wu-She incident disputes, adopting the esthetics of "disorder" and expressing his distress, deliberations and judgments. The Remains of Life not only inquires into the life of Tayal tribe after the calamity, but also records a process of Wu He's daily life and the quest for the meaning of life. The whole writings, from contents to forms, corresponds with a kind of rebelling similar with his temperament, demonstrating his understanding and answering about the writing and life, after a long time Wu He thinks about them. He comprehends the history with the vivid scenario to replace the cold explanation, examining it from the contemporary view. He querys the propriety of the Wu-She incident, and the necessity of Mona Rudao's resistance for the oppressions by the being existence importanter than the dignity. Therefore Wu He achieves his personal discourse on them. Keywords: the aboriginal literature, Mona Rudao, the modern fiction,Wu He,

The Remains of Life, the Wu-She incid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