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4月號

這是法國漫畫家雅克 • 塔迪（Jacques Tardi）根據讓 • 伏脫冷（Jean Vautrin）同名關

於巴黎公社的小說改編而成的四部漫畫《人民的呼號》第一部，《3月18日的大炮》

的封面。塔迪被譽爲法國漫畫界的新現實主義之父，是法國當代最重要的藝術家之

一。深受祖父和父親戰爭經驗影響的塔迪，以高度寫實和充滿批判意識的反戰作品

馳名。他這方面的代表作，有關於一戰的《那就是塹壕戰》（C'était la guerre des tranchées）和根據父親的二戰戰俘體驗創作的《我，雷 • 塔迪，德國II-B戰俘營的俘

虜》（Moi, René Tardi, prisonnier de guerre au Stalag II-B）。塔迪爲了抗衡漫畫

界的男性沙文主義，創作了《阿黛拉的非凡冒險》（Les Aventures extraordinaires d’Adèle Blanc-Sec）。在2013年1月2日，塔迪拒絕法國政府頒贈的榮譽軍團騎士勳

位，稱“我要繼續做一個自由的人，拒絕成爲任何權力的人質。”

摸索了一段時間，「跨時」找到方向了。

「跨時」本是書店的附屬雜誌，欠缺實在的方向。經過幾番反省後，決定進行資源改組，並會脫離書店，成為一本雙月出版的評論刊物。現時希望能夠以推廣各種左翼思想為主，撇掉過往那種立場不定的作風，不去迎合批判哲學理論潮流。但它亦不是一本打正旗號的「戰線」刊物，而是要保有一定程度的評論特質。以文藝／政治／歷史／思想引介的方向走，參考的主要是以前的《人間》。

我回想起，自己是讀藝術和文學出身的。初時接觸（自以為的）世界時，是要尋求特殊的經驗。我以前是專拍攝那種全片只有三個鏡頭，片長三小時，看看物件有甚麼變化那種錄像……然後，開始接觸到一些新派左翼理論，彷彿獲得到某種較為普遍的認同感，例如甚麼「受壓迫的」、「邊緣的」、「反抗的」、「革命的」、「獨立的」，所謂的反對資本主義關鍵詞。再到後來，投入社會工作，更近距離泛覽社會運動中的各種輿論；面對更多的政治衝擊，尤其是以自由派作主導的本土抗爭論述，方察覺很多以往自己看到的反抗其實狹隘的很，並且切割於自身的歷史，甚至將歷史或現實列為保守的概念。才促進了自己與該理念劃分開來。

發刊詞▼

08年的金融海嘯席捲全球過後，林林總總的抗爭論述躍然紙上，有人說馬克思回過魂來；有人說要以本土身分來對抗全球霸權；有人要取消一切權力秩序，以人情味恢復人類生活；甚至有人說《資本論》一時成為華爾街的大熱讀本……「階級分析」浮現各處。可是，這種批判工具若只局限於本地社會政治框架之內，其實好易形成理念上的短路，並與理想的初衷相違背。

在激進社會運動中，不時響起有關「誰是群眾」的討論，並常膠著在「甚麼是底層」、「甚麼是勞苦大眾」、「行動」的激進性的詮釋當中。左翼不知該往哪裡走或幹甚麼的感覺很強烈。左傾運動比較激進的數十人裡，甚至對「工人」這類概念感到模糊得很，容易得出：「所有人都是受壓迫的，都是反抗的主體，所以所有人都應該團結起來行動（我是人，我反x？）」。而另一邊廂，如果以傳統的生產工人來理解工人的主導性，在香港我們幾乎可以放棄團結運動。若只以香港區域理解，狹義的工人階級──生産綫產業工人幾乎銷聲匿跡，確實是妨礙了香港人對階級問題，乃至對工人階級改變社會的強大潛力的認識。階級意識和實際運動的失落，對知識分子的思考是有影響。

這種關於對象是誰的困局，源自將階級分析的鬥爭哲學孤獨地套用到普遍且抽象的認同上，而硬要在這種前設下理解，換來的往往是一種對工人階級的文化定型，賦予理想中的「工人生活」某種文化及道德習性然後追隨，並創造出某種不呼應現實的階級「關懷」。但這種分析框架絕不是馬克思主義的原意。

香港在全球資本分工中所充當的是，金融、物流和消費中心，表面上再和工廠生產無關，實際上卻是國際資本滲透中國大陸的重要根據地。很多人會認為，「工人」已不存在，但實際上，商品經濟越發達，就越需要龐大的物質生産支持，背後就必然伴

隨龐大的無產階級。像香港這樣，表面上和生産無關的消費社會，其實是大陸工業生産的冰山一角。也許差利電影中的勞役已在我們的視線中消失，但是，以多元工種構成的勞動階層同樣受著資本剝削，身處於工時長、工資低，利益得不到保障的處境，在實際上更是大陸工人階級的延伸，共同支撐起兩地的經濟體系。所以，這種只解決本地民生的進路，團結「本地共同體」對抗資本主義的思路必然面臨短路。

本地社會運動的另一局限，就是大部分議題進擊都會被包攬在「泛民」對「建制」；或是「港」或「中」的政治框架之內，彷彿所有問題，要不是符合國際標準的普及選舉；就是阿爺話事的國族政治便能解決。工人罷工、警權、民生、經濟發展、文化創造、教育、法制，或對未來的種種展望，總是用這兩種力量作為衡量價值。當中，受壓迫的一大群於是投閒置散或被消音。政治、政客惹人生厭就是因此而起。我以為，將運動「政治化」起來正正是要超越這種政制角力，讓社會上的普羅勞動階級奪回話語權，建立以勞動者主導的政治力量，這力量需要統合於中國以至各地的勞動階級；亦需獨立於任何地方，掠奪勞動成果的資產階級。不接受現行政黨操弄，我們需要工人自決的民主，亦尋求融合和團結去對抗全球資本主義。

有這樣的思考才能開始明白為何有些號稱左翼的人會反對自治和獨立運動，絕非出於獨裁或集權，而是獨立運動對勞動階級的影響。在香港的左傾知識分子從來不應抱著「革命」明天便會來臨，或「革命」會在香港發生這種一步登天的想法。建立另類視野，打開「泛民」和「建制」以外的社會主義思想，善用階級理論在全球，或是東亞毗鄰的現實性，形成跨地的輿論連結，恐怕比終日只顧解放本地「底下層」市民的選舉權利、強調本土的「現實」要負責任得多。

當然，在一個以本土、族群、分離、個人、自利作為政治霸權的年代，要建立起這種又老套又遙遠的共感可謂不容易，因此，中、港、台以至東亞其他地區有相似思想傾向的連結乃是必需。

改革開放後，中國內地工人地位每下愈況，成為低收入階層，更是被企業主和國企官僚任意驅使的一群，社會上除了出現蔑視體力勞動的狀態，工人在收入分配上亦沒有任何發言權，致使工人運動接連發動；就港台連結而言，兩地經歷的殖民化、工業化、金融化、公民社會建立的過程各有異同，這對各自的左翼或社會運動的形成有關鍵性作用，值得多對照交流。經歷日治的資源掠奪，針對左翼的白色恐怖、民主化繼而產業轉移和政黨輪替，左翼的路在台灣一路難走。過去，香港的殖民地功能主要落在中轉商貿和軍事外交，到50年代華資興起，曾經是東南亞的工業重鎮，但隨著政治局勢和經濟轉型北移大陸，往後亦發展成以金融作為城市生活和市民思想的虛擬資本主義社會。隨著經貿關係日益頻繁，三地的政治經濟秩序，根本一脈相成。一點一滴累積起我們的歷史。

在殖民地化後，成為英國資產階級運行自由經濟實驗的地方，受英式資產階級思想洗禮，時至今天，左翼的語境在香港幾乎是迥異的。加上在冷戰時期是美國散佈反共意識形態的重要基地；台灣亦然，造成社會普遍對左翼階級語言厭惡的統識，如果貿然以這種認同進行在地化的團結運動，必定是寸步難行。要先意識到「本土」的先天問題，才能開始理解到當今階級意識低迷的成因和以上提到的有關問題。當然，在社會運動和公民社會外確實存在著另一種現實，很多勞動者認為（至少暗地裡），世界不應該是這樣的，老闆確實是頭吸血鬼！只是，沒有可見的另類前景，他們唯有硬食。所謂的左傾知識分子有責任去惡補自己和對方的歷史並作出分享，將不安聚成意識，從而在統識下打開另類的道路。

據說，三文魚逆流而上，並不都必然順利通往終點。遇到劣勢往往會在中途進退失據，失去行動力，有些更寂寥地死去。但他們卻會化為養分，為周遭的動植物提供繼續前行的動力。理想社會總不會無緣無故發生在明天，運動總是因為種種時勢而處於寂靜，但某些在躁動之外默默進行的散播定能助益將來的實踐。這就是歷跨世紀的進步歷史至今的延業。

「跨時」不屬於任何官方，只有三數人的協力。目標就是說出各種早被排除出主流的政治理想和左翼觀點，讓香港的年輕人獲得更多資源去判斷形勢。一個人的階級並不能透過主觀意願輕易改變，但他的政治思想卻不必然受限於其階級，反能隨著對現實環境建立起同情感而進步起來。從前台灣有一本雜誌名叫《人間》，以深切關懷勞動生命的取向行走，先在社會運動之外找到現實的面貌，再以紀實的攝影、文學、報導和評論耐心地展示屬於勞動者的歷史。我清楚知道，以現時的資源發刊，實在難以承繼那種力量、難以盡善盡美。在刊物發表的初期，我們主要以盛載比較具重量的歷史資料和形勢分析，期望隨著作者/運動者的網路開始形成，能夠培養一種更為堅砥的視野，挖掘出深入現實的關懷。詳細探討「重新種植階級意識的種子」的各種細節，從對象、論點、文本、形式等等都將要花好多心機。首要的，是在緊絀的資源下推動幾地左傾青年的連結和啟發。

毛淳宇2013年春

10 二十世紀台灣社會主義運動簡史—組織史部分邱士杰

20 邁向資訊自由的道路—AaronSwartz的思想主張以及左翼的批判十分鐘

28 黑霧中的掙扎與糾纏—《日本的夜與霧》的歷史政治背景及其問題意識(上) 趙平復

40 去年煙花特別多胡清雅

主編 |毛淳宇編輯及校對 |李達寧陳可樂設計及排版 |蘇民康電郵 |[email protected]網頁 |quasi-quasi.com

2013/ 04

目錄編輯室：

左翼運動的路從來岐嶇。運動的歷史往往不受重視，而這些悲喜交集的遭遇卻延續至今天，形塑著這個年代的道路。稍稍回溯過去便知道，白色恐怖、政治鎮壓並不只是「赤化」、官僚的產品。反而，二十世紀，各地拿著紅旗前進的社會力量面對著的一大阻力，便是來自以「自由」、「民主」之名進行擴張的帝國主義。經歷日本和親美國民黨統治的台灣社會主義運動便在反殖、反帝的道路上遭受暴力肅清。這種形式的反「赤化」，在日本表現為戰後日共所面對的「紅色肅清」（Red Purge）、而在同時期的美國，社會主義甚至成為敏感詞，從事公民權利或工人運動的亦受到類似的壓力，史稱「紅色恐慌」（Second Red Scare）。革新版首期跨時選擇去呈現兩段香港青年較少機會接觸的歷史，希望以沉重撩起對左翼的從新認識。台灣馬克思主義學者邱士杰的《二十世紀台灣社會主義運動簡史：組織史部分》以三個歷史分段述說當地左翼理想青年在人際網絡上的積累；趙平復的《黑霧中的掙扎與糾纏》將會從大島渚（1932－2013）的《日本的夜與霧》描繪日共在其時的混亂局面和學生運動困境。年初，年輕的Aaron Swartz，因為參與爭取資訊自由的運動、上下載大量學術論文，而面臨最高35年監禁，終於自殺而死。作者十分鐘的《邁向資訊自由的道路─Aaron Swartz的思想主張以及左翼的批判》將以此事為起點，介紹Swartz的思想，探討知識產權和資訊自由等問題的左翼觀點。而胡清雅的《去年煙花特別多》則是過去一年中台灣社會事件的小總結，亦包括美國在東亞的軍事部署和「反旺中」事件等的短評。

112013年 4月

二十世紀台灣社會主義運動簡史 — 組織史部分

12 跨時第一期 132013年4月


二戰以前：台灣社會主義運動第一期（1931年以前）

3. 連溫卿因日本左翼少女山口小靜（台灣出生的日本人）的介紹，結識了日本左翼領袖山川均，並於1924年親自前往拜訪山川夫婦。雖然許多記載都將連溫卿視為山川的台灣代理人，但連溫卿的思想其實非常複雜，不完全與山川有關。請參見邱士杰（2009a、b）的研究。

4. 比方翁澤生、蔡孝乾、潘欽信、謝玉葉。八十年代夏潮封面

14 15跨時第一期 2013年 4月


二戰以後：台灣社會主義運動第二期（1945-1949）與第三期（1970-）

國民黨所繳獲中共台灣省工委內部文件

台灣大眾時報封面（左轉後新文協的機關刊物）

新台灣大眾時報封面（台共奪取領導權後的新文協機關刊物）

16 跨時第一期

20 21跨時第一期 2013年 4月

邁向資訊自由的道路 — Aaron Swartz的思想主張以及左翼的批判

“Information is power.

Aaron Swartz

But like all power, there are those who want to keep it for themselves.”

美國程式設計師、資訊自由的活動家Aaron Swartz於2013年1月11日上吊身亡，終年26歲，沒有留下任何遺書。他生前因為上下載大量JSTOR的學術論文，而被控電腦詐騙等罪名，面臨最高35年的監禁。原本再過幾星期就開審。他積極參與爭取資訊自由的運動，包括反對「禁止網絡盜版法案」（SOPA）、參與維基百科的編輯等等。除此之外，他早就是個才華橫溢的程式設計師，14歲時就參與了RSS（一種格式規範，使用於時常更新的網站，如部落格）的發展，其後共同擁有互動資訊網站Reddit，用戶數以百萬計。本文將會簡述JSTOR事件的來龍去脈、介紹Aaron Swartz本人的思想主張，以及分析知識產權批判的左翼根源。

JSTOR是一個網絡文庫，收集大量學術期刊和論文。Swartz當時是個哈佛大學的研究員，所以擁有一個JSTOR帳戶。到訪麻省理工學院（MIT）的人，同樣可以透過MIT的網絡系統登入JSTOR。政府當局指，2010年底與2011年初之間，Swartz將筆記型電腦接到MIT的網絡配線櫃（事發前後也沒有上鎖），從JSTOR下載了480萬份文件。他其後被捕，並曾經有望法庭外解決事情。只要Swartz不再捲入其他官非，再過一段時間，就可以撤銷控罪。就連JSTOR也發表聲明，放棄對Swartz的民事訴訟。然而，聯邦的司法系統卻堅持對付Swartz，控告他電腦詐騙等等的罪名。若果全部罪名成立，Swartz將面臨最高35年的監禁以及最多100萬美元的罰款。主理檢控的律師CarmenOr tiz如此說：「盜竊就是盜竊，不管你用的是電腦程式還是撬杠，不管你盜取的是文件、數據還是金錢。無論你把賊贓賣出去還是贈送別人，也對受害人造成同等傷害。i」據波士頓環球報的報導，Swartz最初的律師Andy Good表示：「最令我憤怒的是，我曾經告訴（Stephen) Heymann（其中一名主控官），這個孩子有自殺風險。得到該部門的典型回應：『好的，我們會把他鎖起來。』我不是說他們使Aaron自殺，而是說，他們清楚這個風險，卻無動於衷。」從Good接手案件的律師Marty Weinberg則透露，他幾乎完成了一個Swartz不用坐牢的認罪協商，JSTOR同意了，MIT卻拒絕ii。一個普通的年青人，只不過是大量讀取了本來是免費的東西，並無造成任何破壞，也不是為了任何商業目的，卻要面對如此沉重的入獄風險，以及無止境的訴訟費用，壓力之大，可想而知。Swartz之死，在各地引地抗議聲浪，包括要求解僱CarmenOrtiz的聯署，以及黑客組織對MIT網站的攻擊。

邁向資訊自由的道路—Aaron Swartz的思想主張以及左翼的批判

十分鐘

232013年 4月


22 跨時第一期

那麼，驅使Swar tz以身犯險，甚至賠上性命的，到底是什麼精神力量呢？他的政治思想，可以從他兩篇文章略知一二。第一篇是《游擊開放獲取宣言》（Guerilla Open Access Manifesto）iii，發表於2008年，主要針對學術和文化資源被壟斷的現狀，提出反擊之道。（「開放獲取」泛指讓學術成果在互聯網上自由傳播的運動，具體方法包括由學者直接將自己的論文放到資料庫上，例如收集數理論文的arXiv.org。）第二篇比較少人提及的是《通往更強大的左翼》（Toward a Larger Left）iv，於2009年發表於Crooked Timber網站，展示了他對於政治、經濟的看法和主張。

在《宣言》之中，Swartz指出，雖然愈來愈多學術和文化資源被數碼化送到網上，但它們仍然被一小撮私人公司封鎖著。「想閱讀最有名氣的科學成果相關的論文嗎？就要向如Reed Elsevier一類的出版商付出大量金錢。」他還指出，除非跟相關公司和頂尖學府攀上關係，否則一般百姓（和「南半球」的小孩），根本無法負擔昂貴的讀取費用。這是「極度荒謬和不可以接受的」，暗示這種資訊壟斷是維持地區不平等的幫兇。他舉例，將一個個圖書館的館藏都上網了，卻只有小部份Google的人員可以讀取。他也指出大部份人的氣餒：「我同意啊，但我們可以做什麼？這些公司擁有版權，收取大量讀取費用，是完全合法的，根本無法阻止。」那麼，Swar tz提出了什麼反擊方法呢？他認為，能夠讀取這些資源的人，例如學生、圖書館管理員、科學家等等，是擁有「特權」的，「你們能夠飽嘗豐盛的知識大餐，其他人卻被鎖在外面。」他一點也沒有誇張，隨手進入一個論文網站，

一般公眾要下載論文，費用可以高達幾十美元一份，當中不少是有時限的。為口奔馳的大眾，確實是被擋在知識的殿堂外「挨餓」。在這種情況下，Swar tz認為特權者有道德義務分享這些資源，包括使用各種手段：跟身邊的人交換密碼、幫助朋友填寫下載請求等等。他批評「盜版」一詞本身的道德意味：「但這些行動都是在黑暗中隱蔽地進行的，並且被稱為『偷竊』（stealing）或『盜版』（piracy），猶如說分享知識的財富，在道德上，等同洗劫一艘船並把船員殺掉！（按：『盜版』的英語『Piracy』本來就是指『海盜行為』。）但分享並非不道德；相反，分享是一種最基本的道德情操（moral imperative）。只有那些被貪慾矇蔽了雙眼的人，才會拒絕給朋友一個拷貝。」他接著把矛頭指向大企業：「大型企業眼前當然只有貪慾。在營商規律下，它們必需這樣做，因為任何未榨盡的盈利都會使持股人不耐煩。被買通的政客，則透過立法，給這些企業獨享壟斷權，隨他們決定誰可以製作複製本。」

《宣言》中以下這一段，是了解Swartz的「犯罪動機」最重要的一段：「不義的法律，並不會帶給我們任何正義。是時候挺身而出，在公民抗命（civi ldisobedience）的偉大傳統之上，宣佈我們反對這種私吞公共文化（privatetheftofpublicculture）的行為。無論資訊被存放在哪裏，我們都需要獲得它們，製作拷貝，並與全世界分享；我們要拿取版權已經失效的東西，放到資料櫃裏；我們要購買秘密的數據庫，把它們放到網上；我們要下載科學期刊，放到檔案分享網站上去；我們要為『游擊的開放獲取運動』而戰鬥。」他說，世界各地愈來愈多人幹這些事的話，不僅傳播了反對「知識私有化」的強烈訊息，並有望將之終結。從Swartz使用「游擊」這個極具戰鬥性的字眼，以及強調「公民抗命」，可見他為了道德義務和正義原則，是不惜以身試法的，法律對他來說，應犯就要去犯；資源，如《宣言》中所說，應拿就要去拿－MIT的伺服器可以讀到資訊，他就親自把手提電腦接上去－他是個說得出做得到的游擊戰士，並早已預示到「盜版等同殺人放火」。他卻在關鍵時刻自殺了，或者，他未必預料到，美國司法部門對他的迫害，會如此赤裸。

《通往更強大的左翼》一文，可以視為AaronSwartz政治思想的槪括。他以自己在史丹福大學選修的人文課程為例，指出美國左派的困境－人數少，聲音被保守派及自由主義中間派（liberal centrist）蓋過；即使如杭姆斯基（Noam Chomsky）這類聲音最大的左派學者，做到的也只有暴露霸權，而未能推動一個改變現狀的新方案（new program）；而「社會主義」一詞，則被「洗白」變成指一切在緊縮開支新自由主義（Austere Neoliberalism）左邊的主張。Swartz更指出，現在（2009年）就是提出甚至實行新方案的極好時機，因為「這次經濟危機對華盛頓共識（按：即一套新自由主義的理論和政策，針對東歐、拉美及發展中國家的經濟轉型，具體表現為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世界銀行為首的機構，在這些地區推動市場化、私有化的舉動）的破壞，比一千篇杭姆斯基的報章評論還要大。」另外，Swartz也論證資訊科技對左派尋找出路的重要性：大量批判體制、超越兩黨政治的博客和網站湧現；互聯網有了將百萬人組織起來的能力。

24 25跨時第一期 2013年 4月


不能享受任何「合作社」的福利、分紅和民主權利，而獲得的是倫敦的最低工資。這種不平等待遇引起了2012年7用由世界產業工團（IndustrialWorkers ofthe World）組織的罷工鬥爭v。由此可見，在舊體制之下，任何形式的合作社，還是要接受汰弱留強的考驗，向營商邏輯妥協。這些就是Swartz的「新方案」考慮不足之處。

從以上兩篇文章，我們也未能看到Swartz對「知識產權」整個槪念和實踐的系統性看法，他到底是全盤否定知識產權？還是認為知識產權制度仍然應該存在，只是現時的實踐過了火，造成壟斷？對於專利權，他是否同樣有「公開獲取」的主張？在掌握更多証據之前，不適宜下定論。不過，左翼傳統有關知識產權的批判，其實歷史悠久而豐富。

那麼，對Swar tz來說，新方案到底是什麼呢？他寫道：「讓我嘗試描述杭姆斯基的解決方法：民主。媒體的民主，防止人民被胡說八道卻聲量最大的精英所誤導；經濟的民主，以推動更佳、更公平的社會財產及『必要之惡』之分配；以及政治的民主，讓我們的軍隊不被殺人成癮的流氓控制、導致無數的非道德暴行。」有留言者問及這種「經濟民主」是否就是高稅率，Swar tz答道：「高稅率是手段，經濟民主是目的。輔以稅收（按：Swar tz認為應該包括金融交易稅）的收入再分配，當然是其中一部分，但我也主張推動工人自治（worker self-management）以及合作社所有權（cooperative ownership）等等的制度。」他對於民主的願景，跟社會主義者相似，也就是，勞動大眾掌握更大的經濟權力，讓一般人也可以主宰生產，更廣泛地發揮他們的創意。這些都是左派樂見的。

可是，Swar tz的主張也有不少漏洞，例如，他忽略了他所主張的各種「民主」，究竟能夠在怎樣的權力關係之下實現？在以私有制為主的自由民主制框架之下，公民運動僅僅透過推動立法，難以達致這三種民主。大企業的權力，建基於國家機器以暴力維持的產權制度，而法律、選舉制度則是這種權力關係的延伸；也就是說，任由壓力團體如何游說議員立法，也不能倒過來改變這種權力格局。上述網友其後的留言，正正刺中這個要害：「我想，主張加稅者，並沒有掌握這個事情的複雜性，以及富人各種各樣、大多是合法的手段，都能掩藏他們的財富和收入」；「任何有可能通過的『推動工人自治』的法律，我那些聰明的律師都可以加以利用，變成為金融機構的利益服務。實際上，對沖基金的營運，觀感上就跟『工人自治』、『合作社所有權』沒兩樣。」而現實中，在資本主義的大框架之下，這一類工人合作社（workers’co-operative）不是挨不過競爭，就是隨著規模擴大，而回到跟一般私人公司一樣的運作模式。例如英國的JohnLewis百貨公司，擁有8萬多名員工，是英國數一數二的高檔零售集團，旗下還有以中產階層為顧客群的Waitrose超市。名義上，JohnLewis所有員工也是「伙伴」（partner），透過員工入股共同「擁有」公司。可是，如此一個「合作社」，卻存在「次等公民」：為了節省成本，John Lewis將清潔服務外判，這些隸屬於另一家公司的清潔工，自然無政府主義者克魯泡特金（Kropotkin）

在《1844年手稿》vi裏，馬克思寫道：「甚至當我從事科學之類的活動，即從事一種我只是在很少情況下才能同別人直接交往的時候，我也是社會的，因為我是作為人活動的。不僅我的活動所需的材料，甚至思想家用來進行活動的語言本身，都是作為社會的產品給予我的，而且我本身的存在就是社會的活動；因此，我從自身所做出的東西，是我從自身為社會做出的，並且意識到我自己是社會存在物。」而無政府主義者克魯泡特金（Kropotkin）在1892年初版的《麵包與自由》vii中，則如此說：「即便是一種思想，一種發明，無一不是過去和現在所產生的公共財產。那表現人類天才的各種機械的發明，也無一不是由知名的與不知名的，死於貧困之中的千萬發明家所協力完成的……幾千的著作家、詩人、學者，不斷地勞動著來增進知識，消除謬誤，造成科學思想的空氣。要是沒有了他們的事業，絕對不會有我們今日這樣可驚的文明進步。即便是這幾千個哲學家、詩人、學者、發明家，他們自己也是靠著過去幾百年間的勞動的幫助，才能成就的，他們在一生中，身心兩方面都受著各種勞動者和工匠的支援與培養，他們的原動力也是從環境中得來的。」

從這些段落可以看出，兩位共產主義的思想家並沒有否定科研、創作這類「腦力勞動」的重要性及貢獻，而是加以肯定。西方的專利法，假設了一個新發明是穿越歷史、獨立於社會的，所以讓專利持有人自然而然地獨享排他權viii。然而，共產主義者會如此批判：無論是怎樣偉大的天才，他們的貢獻也是建基於歷史、由前人一點一滴累積而成的；建基於社會、由數千數萬體力勞動者所維持的物質條件成全的。這就是左翼對知識產權的批判之中，至為關鍵的一點。「無論任何一種發現，任何一種進步，任何一種人類的財富額中的增加，未有不出於過去與現在的心身兩方面的勤勞。那麼誰有什麼權利來佔有這無量數的財富中的一小部分，而這樣地說：『這是我的，不是你的』呢？ix」

26 跨時第一期

可是，不少人對這種左翼觀點感到疑惑：既然肯定創作和發明的貢獻，那麼如何不透過版權制度，而又能給予這些創作者相應的報酬？我們可以從兩個方面回答這個問題。首先，現時版權及專利制度的運作，是否真的讓發明者得益；第二，號稱共產主義的國家，如何解決或嘗試解決這個問題。

在美國，有一類擁有專利權的公司，它們普遍並不使用該項專利，卻常常透過法律向「侵權者」收取費用而獲利。這些公司被稱為「專利流氓」（PatentTroll），它們獲得專利權的其中一個渠道，就是向勢孤力弱的發明者購買：一個人發明了某種可以賺大錢的技術，申請了專利，但他自己沒有資本去生產；另一方面，一大堆公司隨即採用這項技術，發明者卻沒有財力去進行訴訟，於是無從透過其發明獲得收入。專利流氓就看上這些發明者，向他們購買專利，充裕的資本和律師團隊讓它們「代替」發明者執行專利權，繼而自己賺大錢x。例如，在美國擁有最多專利的五間公司之一的Intellectual Ventures（IV），便專門幹這種勾當。IV擁有自己的實驗室，但這個實驗室研發的專利只大槪有1,000個，購買而來的卻差不多有30,000個xi。另一方面，現時已經登記了的專利，覆蓋的範圍十分之廣而曖昧，而且當中有不少是重疊的，例如，據NPR的Alex Blumberg和Laura Sydell的調查xii，同一項可以把電腦連接至網絡服務商，進行軟件購買、軟件更新、資料備份的技術，卻被登記成三項專利：「線上備份系統」、「使用多電腦系統將檔案有效地備份」及「遙距資料儲藏系統裏的資料鏡像」。更可笑的是，M-Cam（一間為政府、銀行及企業調查專利的質素的公司）的David Martin透露xii i，美國超過30%的專利都是早已被發明了的東西，例如2000年取得專利的「使面包再次新鮮的方法」，其實就是製作吐司。一群軟件工程師向NPR表示，專利制度損害而不是鼓勵發明，現存的專利之廣，基本上使所有發明者都在侵權xiv。由此可見，專利制度據稱鼓勵創意，卻變成大公司的生財工具，而發明者本身就得到個零頭。

而據Tao-Tai Hsia和Kathryn A. Haun的調查，前蘇聯實行一種制度，讓發明者從專利權以及「發明証書」二選其一，專利權在蘇聯的商業用途受到限制，

所以大部分的發明都只能登記發明証書，發明者可以根據國家使用該項發明達到的經濟效益，而獲得報酬；而在早期的新中國，專利權的商業用途比蘇聯的放寛了一些，但有關國防、醫藥等等技術則只能登記發明証書，專利的年限也受到嚴格限制。這些辦法都建基於兩個信念之上：既然創作和發明都是來自社會，那同樣應該用之社會；腦力勞動者的貢獻也應該獲得回報。在原則上，這些都是超越資本主義的新知識產權制度，包括著作權和專利權，可以參考的。

知識產權實行的現狀，已經與自由主義者宣稱的相差甚遠。為免更多像AaronSwartz這樣的悲劇發生，我們是時候要重新審視資本主義的知識產權制度。

1921年成立的左翼女性解放運動團體「赤瀾會」。是日本首個號稱反帝國主義，以婦女爲主體的社會主義組織。

海報設計：Keisuke Narita, Redeye

i. The United States Attorney’s Office , District of Massachusetts, 2011http://www.justice.gov/usao/ma/news/2011/July/SwartzAaronPR.htmlii. The Boston Globe, On humanity, a big failure in Aaron Swartz case, JANUARY 15, 2013 http://www.bostonglobe.com/metro/2013/01/15/humanity-deficit/bj8oThP-DwzgxBSHQt3tyKI/story.htmliii. http://cryptome.org/2013/01/swartz-open-access.htmiv. http://crookedtimber.org/2009/08/04/toward-a-larger-left/v. Alex Wood, A New Dawn? John Lewis cleaners’ strike, 2012http://www.redpepper.org.uk/a-new-dawn-john-lewis-cleaners-strike/vi. http://www.xiachao.org.tw/ccdb/data/Classics/ME/1844/1844EPM/M3.htmlvii. http://www.zhlzw.com/z/mbzy/1006.htmviii. Tao-Tai Hsia and Kathryn A. Haun, Laws of the Peoples’Republic of China on Iudustrial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1973 ix. 同vii.x. Alex Blumberg and Laura Sydell, When Patents Attack, NPR, 2011 http://www.npr.org/blogs/money/2011/07/26/138576167/when-patents-attackxi. 同x.xii. 同x.xiii. 同x.xiv. 同x.xv. 同vii.

292013年4月28 跨時第一期

黑霧中的掙扎

此文為一篇關於日共在戰後發展的狀況分析，當時正是日本新左翼運動興起的時候。往後演化出諸如暴力事件和學生運動最終落入「失敗主義」的局面亦是建基在這段混亂的歷史之上。大島渚的作品《日本的夜與霧》便是圍繞這一背景下展開，描繪的除了是學運中複雜的人際關係，更是左翼運動在飽經肅清、打壓和白色恐怖的情緒展現。

而通過電影和當時政治困境的相互對照，在思考理想主義與社會現實之間到底是矛盾、還是合作定有所啟發。

黑霧中的掙扎與糾纏《日本的夜與霧》的歷史政治背景及其問題意識 — 上

與糾纏《日本的夜與霧》的歷史政治背景及其問題意識‧上

趙平復引論：《日本的夜與霧》在大島渚作品中的特殊意義

日本電影新浪潮代表人物大島渚在2013年1月15日逝世，享年80歲。

大島的電影作品，可以粗略地以一九六零年代中為分水嶺，分爲注目在階級問題和革命運動經驗的「前期」；和目光離開集體運動、轉向人與人之間心理性慾及其與社會主流的矛盾的「後期」。「前期」的代表作品，有表現階級矛盾之不可調和的《愛與希望之街》；六十年安保鬥爭前後失落青年在金錢和性慾中沉溺的《青春殘酷物語》；從大阪貧民窟底層的絕望人生反映日本經濟起飛黑暗面的《太陽的墓場》；根據大江健三郎同名小説改編，通過某村村民俘虜、「飼育」和虐殺一名黑人美軍飛行員事件的始末，批判小農狹隘自利意識的《飼育》；講述江戶幕府初期九州天主教農民武裝起義興亡的《天草四郎時貞》等。而「後期」，則從1966年的《白晝的惡魔》起，經《日本春歌考》、《絞死刑》、《新宿小偷日記》、《東京戰爭戰後祕話》、《儀式》、《感官世界》、《愛之亡靈》、《戰場上的快樂聖誕》、《馬克斯，我的愛》等等，直到1999年的遺作《御法度》爲止。

在1960年安保鬥爭失敗直後上映的《日本的夜與霧》，既是「前期」作品的代表作，同時也是大島所有作品之中，最集中、最深入地探討個人與革命運動關係和政治路綫問題的作品。有關這部作品的多數華語評論指，此作出自大島參與學運的個人經驗，著重剖釋運動成員之間的各種人際矛盾和衝突。筆者認爲，這種評論頂多講對了一半。因爲，除非對它的特定歷史政治背景和所提出的問題有一定的了解，作品之中的人際衝突，是根本不能解明的。質言之，大島在這部作品中，並不主要是談論自己的學運體驗，而是通過電影中的不同角色，邀請觀衆和他一起進入關於日本共產主義革命運動失落的原因和出路的爭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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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霧中的掙扎與糾纏 — 《日本的夜與霧》的歷史政治背景及其問題意識上

電影背景與角色

電影以一九五零年代，以非黨員身份參與日本共產黨（日共）領導運動的新聞記者野澤，和由反對日共的「共產主義者同盟」1（即當時「新左翼」2最大的團體）主導的1960年反安保運動參與者大學生玲子，在安保鬥爭失敗後不久舉行的婚禮為主要的「舞台」。主婚人是野澤大學時的老師宇田川教授。

主要人物有：一九五零年代的日共學運領袖、現在日共領導幹部的中山，和曾經是野澤情人的太太美佐子；作爲非黨員參與50年代運動，現在是記者的東浦；50年代的黨員，現在已退黨的坂卷和宅見；1960年反日共激進學生的代表、被警察追緝

1951年9月8日，日本首相吉田茂在三藩市簽署《美日安保條約》。這是電影描繪的學生武裝鬥爭的背景。

1. 共產主義者同盟，日本「新左翼」黨派。1958年12月成立。1960年反安保運動失敗後解體。1966年重建，1970年再解體，分裂成戰旗派、赤軍派、馬列派、全國委員會派等派系。以上各派除戰旗派和全國委員會派外，先後瓦解或轉向為右翼或環保團體。在2008年，前者合併成立「共產主義者同盟（統一委員會）」。

2. 「新左翼」，泛指1960年代首先在先進資本主義國家出現的，同社民派和斯大林派的「舊左翼」相對立的，以青年學生爲主的左翼團體。


的太田；由玲子帶進60年反安保運動、在運動失敗前夕「失蹤」的北見；和50年代被中山指控「釋放警察間諜」而被開除出黨—在中山和美佐子結婚之夜自殺的高尾。

在討論電影提出的問題之前，讓我們先了解一下日共從成立到電影處理的年代之間的路綫歷史。

日本共產黨的創黨路綫

日共在1922年7月15日成立，是共產國際的日本支部。日共建立時，是一個主張通過工人階級革命推翻資本主義的革命馬克思主義政黨。1927年，日共制定了由片山潛3起草、布哈林 4修訂的《關於日本問題的綱

領》（即「27年綱領」），規定日本革命的性質是廢除君主制，以土地革命為中心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並將「迅速強行」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1931年，日共在共產國際的主持下制定了《31年綱領》，認爲日本已經是金融資產階級統治的國家，因此革命性質是包括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任務在内的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但這個綱領很快就被抛棄。在1932年，日共又在共產國際的主持下制定了《32年綱領》，認爲日本政權是絕對天皇制、大地主土地所有制和壟斷資本主義的結合，因此革命性質是有過渡到社會主義革命傾向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日共在革命性質根本問題上的混亂，為它成爲群衆性政黨之後的嚴重左搖右擺和最終徹底轉向，播下了毀滅的種子。

3. 片山潛（1859－1933），日本共產主義者。日本工人運動先驅，先後參與創建社會民主黨和日本社會黨。1911年因組織罷工而被捕入獄，1914年流亡美國。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之後，片山成爲共產主義者，參與成立美國和墨西哥共產黨。1921年前往蘇聯，任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委員，指導日本共產黨的成立和組織工作。1933年在莫斯科逝世。

4. 布哈林，尼古拉•伊萬諾維奇

（英譯Nikolai Ivanovich Bukharin，1888－1938）。1906年加入俄國社會民主工黨。1917年二月革命後當選中央委員。十月革命後任《真理報》主編。1924年列寧死後，參加斯大林爲首的反托洛茨基集團。1927年當選中央政治局委員。因領導「右派反對派」反對工業化和農業集體化政策，在1929年被撤除《真理報》主編和政治局委員職務。1934年，斯大林以列寧格勒黨領導人基洛夫被暗殺為由，開始大清洗。1937年，布哈林被開除出黨。1938年，作爲所謂「右派和托洛茨基聯盟陰謀集團」的首腦被公審，在家人安全被威脅的情況下，承認自己是帝國主義間諜、派遣兇手暗殺列寧等黨和國家的領袖，被判死刑槍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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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霧中的掙扎與糾纏 — 《日本的夜與霧》的歷史政治背景及其問題意識上

32 跨時第一期

「解放軍」，是反動的日本政府無法抗衡的強大朋友。日共冀望通過佔領軍的權力，推行各項民主措施，削弱日本統治階級的勢力。日共的任務，就是通過社會運動和議會鬥爭配合佔領軍施政。換言之，日共當時的「革命觀」，就是依靠美國的武力，通過議會鬥爭去剝奪日本統治階級的政權。

這種「和平革命」的理論，其實並不是野坂、甚至日共獨有的觀點，而是同一時期内接受莫斯科指導的各國共產黨的共同觀點。在法國和意大利，反法西斯武裝運動中佔領導地位的共產黨，在斯大林的指導下，解除自己的武裝、向以美軍爲首的西方盟軍繳械，和資產階級的民主政黨和社會黨組成「人民戰綫政府」5，得到了若干内閣席位。在綱領上，則將社會主義革命無限期押後，或宣稱組閣「執政」是通往社會主義的必經階段。

後來，美蘇走向冷戰的緊張局勢，法共、意共參與的「人民戰綫政府」先後因美國和本國統治階級製造的各種事件而倒台。但對長期被鎮壓的日共來説，美國佔領軍「解放」了他們，結束了軍人統治、實現了土地改革、讓日共可以參選和進入議會，使他們從戰後重建時只有一千餘名黨員的小黨，發展到「赤色整肅」6前夕獲得近300萬選票、擁有35國會議席、十萬多名黨員的舉重輕重的政治力量—一下子「實現」了日共戰前25年奮鬥都不能實現的成果。

在戰前遺留的背景下—規定革命運動首先要徹底清除封建殘餘、建立資本主義統治（這是十分有問題的説法，因爲明治以後日本就確立了以天皇制為頂點的資本主義體制），然後才在不確定的未來實行社會主義革命的綱領—當時日共的「和平革命論」和規定美國佔領軍是必須依靠的主要「革命力量」的論述，除了是受到莫斯科的影響之外，或多或少還是對西歐共產黨「和平執政」的幻想和他們對美國佔領軍的「感恩」思想的反映。

「和平革命論」的幻滅

在這些錯覺的影響之下，日共只看到佔領軍「好的」一面，而無視佔領軍所謂「民主革命」的局限甚至黑暗面。比方説，改革除去了天皇的「現人神」外衣，但沒有追究他的戰爭責任之餘，還在新憲法中規定他是「國家的象徵」；戰犯審判只限於軍部的若干上層人物，而完全沒有追究與軍閥勾結、策劃、推動侵略戰爭並以此牟取暴利的壟斷資產階級；所謂「解散財閥」，只是表面上解散了財閥的總部，財閥所屬的企業並沒有被解散，而且在沒有被觸動的壟斷金融資本的協調下，以「企業集團」等的各種形式被重新組合起來。然而，日共不但認爲美軍已經拆除了日帝的國家機器，還以爲「大壟斷資本的物質基礎幾乎崩潰了。」

從1922年建黨到1935年，日共經歷政府的六次大鎮壓。從1935年到二戰結束的十年期間，日共完全不能在日本從事有組織的活動。

「佔領下的和平革命」論

日本在1945年8月15日投降。日共在1945年12月召開第四屆大會，正式重建。在1946年2月，日共召開「五大」，通過《大會宣言》，即所謂「佔領下的和平革命」的綱領。由於《宣言》是由野坂參三起草和在大會上宣讀的，這種思想又被稱爲「野坂理論」。

《宣言》規定，日共的當前目標是：「以和平民主的方法，完成現在進行的我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因此，黨不主張立即廢除整個資本主義制度而實現社會主義制度。」強調「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完成之後……通過和平與民主的方法，從資本主義制度向更高級的社會主義制度、即沒有人剝削人的社會主義制度發展。」並指出「當實現這一發展時，黨不使用暴力，摒棄專政，靠適應日本社會發展的民主人民共和政府，以和平教育的手段求其實現。」

野坂在五大報告中也斷言，在日本，不論是民主革命、還是隨後的社會主義革命，都可以在美軍佔領之下通過議會和平進行。日共認爲，美國佔領軍是日本革命的「同盟軍」、是

5. 人民戰綫，源自1935年7、8月期間舉行的共產國際七大提出的「反法西斯人民陣綫」。1933年納粹不費一槍一彈在德國上台，消滅資本主義國家之中最強大的工人運動，並對蘇聯構成強大威脅。迫於形勢，斯大林領導層將從此前規定社會民主黨為「社會法西斯主義」、即和納粹不相伯仲的敵人的極左路綫，進行180度的逆轉：要求各國共產黨爲反對法西斯主義，不但需要和社會民主黨步調一致，還應該爭取和各國的進步/民主資產階級政黨建立政治聯盟。在西班牙革命之中，斯大林派共產黨為鞏固和自由派和社民派的反法西斯聯盟，而不惜鎮壓工人階級的革命力量。在二次大戰期間，法共、意共同自由派、保守派政黨建立了反法西斯軍事聯盟，並在戰後解除自己的武裝，參加隨著冷戰來臨而被腰斬的「人民戰綫政府」。

6. 「赤色整肅」（Red Purge）。本文專指美國佔領軍在1948年下半年開始和朝鮮戰爭期間，在日本進行的壓制共產主義勢力的運動。在同時期，美國政府在美國國内（所謂「第二次紅色恐慌」/SecondRedScare）和西歐也進行了類似的清洗左傾工運人士、壓制共產黨活動和限制公民權利的政治運動。以本質而言，這是一種密度和強度較落後國家為低的白色恐怖。


1946年4月，要求工會管理生産的遊行隊伍。照片中間的是日立公司的旗幟。

1947年1月31日全國公營部門工人共同鬥爭委員會委員長、鐵路工會領袖井伊彌四郎廣播佔領軍勒令中止2·1大罷工的訊息後痛哭。

宣傳1947年2月1日全國總罷工的工會海報。

352013年4月34 跨時第一期


佔領初期，佔領軍當局爲了方便自己施政，削弱日本反動勢力，曾容許日共自由活動。但隨着以日共為核心的激進工運力量在1946年中開始，為克服激烈的通貨膨脹、長期和嚴重的糧食短缺、確保工資價值和反對裁員，積極推動爭取工人監督生産和打倒保守政府的罷工抗爭，佔領軍當局開始改變對日共的態度。在1947年1月31日，麥克阿瑟7勒令禁止原定在2月1日舉行的全國大罷工。同年秋天，佔領軍當局指示工運内部反共分子組織「民主化同盟」（民同）分裂工運。

隨著中國革命走向勝利，佔領軍在1948年開始全面逆轉政策，全力壓制日共的運動。在1948年8月20日，佔領軍派出百餘名士兵、裝甲車、坦克車和偵查機，配合二千餘名日本防暴警察，結束了4月以來—1500餘名演員和職工為反對資方撕毀集體合同和實施大裁員—而佔領和自行經營東寳片場的罷工運動。1949年初，佔領軍當局開始呼籲學校開除親共教員。同年7月，為瓦解激進工運的核心國鐵工會，佔領軍授意國鐵推行以左派和工運積極分子為目標的大裁員計劃，接着發生國鐵總裁離奇死亡的下山事件；左派工會會員被誣告暴力破壞造成傷亡的三鷹8和松川事件9。在這所謂「國鐵三大疑案」之後，國鐵工會的左派領導深受打擊，工會面對大裁員全無招架之力，民同分子逐步實現對工會的控制。也是在7月，佔領軍點名攻擊當時由日共控制的全國大學生組織「全學聯」10。9月，日本中央政府指令地方開除左派教員，到1950年3月，已有一千多人被解雇。

7. 麥克阿瑟，道格拉斯（Douglas MacAr thur,1880-1964）。美國陸軍五星上將，菲律賓陸軍元帥。1930年代人美國陸軍參謀長，二戰期間太平洋戰綫的主要指揮官。1945年之1951年期間任盟軍駐日最高司令官，佔領軍當局的最高負責人。1950年7月，任朝鮮戰軍聯合國軍總司令，9月指揮仁川登陸。1951年4月，主張對中國東北實行核打擊，美國總統杜魯門恐怕蘇聯介入而不同意。麥公開批評白宮政策之後，被解除一切職務。

8. 三鷹事件。1949年7月15日，東京中央本綫三鷹站一輛無人駕駛的列車突然從車庫衝出，高速衝向車站和傍邊的商店街，造成6死、20傷的事件。政府指這是日共控制的鐵路工會的陰謀，起訴十名共產黨員和一名非黨員共謀製造事件。經過多次審判後，在1955年，全部被控的共產黨員無罪釋放，該名非黨員被判死刑，在1967年在獄中病死。

9. 松川事件。1949年8月17日，東北本綫福島縣松川站發生列車翻覆以外，造成司機等三名乘務員死亡。政府再次指控這是日共和工會的破壞行爲，逮捕起訴20名嫌疑者。案件最後在1963年審結，全體嫌疑宣佈無罪。

10. 全學聯，全稱「全日本學生自治會總連合」。在日本共產黨領導之下於1948年9月成立，當時有260餘校22萬學生參與，宗旨是「反對法西斯主義殖民地教育」、「擁護學術自由和學生生活」、「保衛民主主義」、「爭取學生政治活動自由」，主張和蘇聯陣營的國際學生運動建立連帶。1955年六全協否定武裝鬥爭路綫，和次年蘇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之後，全學聯開始脫離日共控制，並在1958年12月結成共產主義者同盟。1960年安保鬥爭後，共產主義者同盟及其控制的全學聯解體，日共青年組織民主青年同盟乘勢將全國學生自治會的過半組織起來，是為「民青系全學聯」。1966年，重新組織起來的共產主義者同盟和另外兩個新左翼黨派重建全學聯，即「三派全學聯」，開始了學運的全共鬥時期。1968年「三派全學聯」瓦解，各黨派組成各自的「全學聯」。1972年，中核派、革馬派爆發暴力衝突，殺傷對方成員。同時，赤軍派相繼製造多起暴力事件，以殺害大量同志的内部批鬥和淺間山莊事件告終。在社會輿論強烈反感的作用下，所有系統的全學聯都走向了全面衰退。目前，有五個團體使用「全學聯」的名義活動，其中以日共控制的民青系全學聯為最大。

1951年「血腥五一節」：防暴警察用手槍和催淚彈鎮壓皇居前廣場抗議排除中蘇的「單獨講和」和美日安保條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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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共的「１９５０年問題」 1949年期間，佔領軍當局開始鎮壓日共，曾經在綱領上視佔領軍為「解放軍」、「革命夥伴」的日共，基本上處於手足無措的狀態，完全無力實行有效的反制措施，只是被動地進行辯解，說自己並不是美軍所指的顛覆性力量。隨著美蘇對立的加劇和中國革命的勝利，蘇聯共產黨主導的歐洲共產黨和工人黨情報局11在沒有事前知會日共的情況下，在1950年1月6日在機關刊物上發表了題爲《關於日本的形勢》的評論員文章，指美國單獨佔領日本的目的，在於使日本成爲美國在亞洲的主要軍事基地，指日共應聯合其他民主力量反對美國，為日本的獨立、民主和和平而鬥爭，進而批判「野坂理論」是為美帝佔領提供民主僞裝的、欺騙日本人民的理論，「與馬列主義毫無任何共同之處」，是「反社會主義的理論」。

以德田球一和野坂參三12爲首的部分日共領導人不同意情報局的批評，以日共中央的名義發表了《對〈關於日本的形勢〉的感想》一文。而以宮本顯治和志賀義雄爲首的另一個領導集團則表示同意情報局文章的部分内容。日共中央因此出現了派系對立，德田、野坂一派稱「所感派」，宮本顯治等稱「國際派」。蘇共、中共不久先後發表聲明，支持情報局對日共的批評。「所感派」轉而接受情報局的批評，但同時加緊壓制「國際派」幹部，使日共中央處於分裂狀態。

1950年6月朝鮮戰爭爆發，佔領軍當局褫奪日共中央公權和勒令《赤旗》停刊之後，「所感派」領導人決定轉入地下，在9月份不經黨章規定自行委派臨時中央領導，作爲日共的公開機關，決意進行武裝鬥爭奪取政權。「國際派」首先反對，要求恢復中央委員會功能，但因蘇共、中共都支持「所感派」，「國際派」宣佈解散接受德田領導。日共中央的分裂由此進一步加深，它從1947年六大到1958年的七大之間，長達11年不能召開大會。這就是日共史上的所謂「1950年問題」。

單。

佔領軍當局，籍朝鮮戰爭爆發的契機，全面推行已局部進行了一年左右的「赤色整肅」(Red Purge)。1950年6月6日，麥克阿瑟下令解散日共中央委員會，褫奪全部24名委員的公權，禁止他們擔任公職和從事政治活動、罷免他們的國會議員資格。7日，佔領軍下令褫奪日共機關報《赤旗》17名編輯人員的公權。6月25日，朝鮮戰爭爆發，《赤旗》因全文刊載了金日成的聲明，被麥克阿瑟勒令停刊30天，稍後改爲無限期停刊。7月28日，在佔領軍當局、日本政府和相關企業管理層的共同策劃之下，在戰略公營和私營企業中進一步推行「赤色整肅」—舉凡「共產黨員及其同情者」和「損害企業的安全與和平」的「搗亂分子」（即工會積極分子）一律立即開除、由警察押送離開，共計二萬餘人因此被政府機關、重要產業和新聞媒體甚至文藝事業清除，他們和他們的近親被列入永遠不被相關機構錄用的黑名

以學生為主體的「武裝鬥爭」

在1951年2月，德田主持第四屆全國協議會（「四全協」），制定「軍事方針」。10月份，德田又在北京秘密召開了五全協，提出了新綱領，主張要效法中共建立軍隊和農村根據地、並進行城市遊擊戰，將黨的

中心任務規定為建立山村根據地和核心自衛隊，展開「自衛武裝鬥爭」。然而，在1950年下半年的「赤色整肅」，日共領導層亡命北京，日共指導的工運中心被佔領軍強制解散，工運的反共勢力統一成立支持社會黨的「總評」13之後，日共的工運據點基本上被毀滅。而在農村，隨着佔領軍推行的土地改革將曾為農民大多數的佃農，轉變為獨立的小地主，共產黨和社會黨在農村的影響力大幅度消減，農民轉而成爲保守勢力的重要支持力量。換言之，在工農運動蓬勃興盛，統治階級受到威脅的時候，日共採取全面依賴佔領軍的右翼政策；而在工農運動衰落，統治階級處於絕對優勢的時候，日共就配合來自蘇共和中共的壓力，推行沒有群衆基礎和成功可能的極左軍事冒險方針。就在這個一般工農不會接受日共武裝鬥爭方針的情況下，當時被日共控制的全學聯所領導的激進大學生，成爲了「武裝鬥爭」的主體。電影中「警察間諜」被禁閉和逃脫、高尾因此被中山指控和開除出黨等事件，就是在這段時期發生的。

1952年2月，日共軍事委員會全國會議之後，日共通過全學聯，號召各地大學生和青年勞動者參加武裝鬥爭，收集武器和製作燃燒瓶，攻擊警察派出所、法庭等國家權力機關。在1952年的五一勞動節，「總評」領導的四十萬工人在東京遊行慶祝

11. 共產黨和工人黨情報局（英文簡稱：Cominform）。隨著冷戰展開，在1947年成立，聯合蘇聯東歐各國的共產黨和工人黨和法國、意大利共產黨的情報訊息機關，目的是建立歐洲的斯大林主義統一戰綫。1956年蘇共二十大後解散。

日本恢復獨立，同時抗議政府排除蘇聯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和美國一面單獨講和，並締結使日本成爲美國軍事基地，加快重整軍備的美日安保條約。當天，約六千名激進示威者衝進他們稱爲「人民廣場」的皇居前廣場，被五千多名防暴警察用催淚彈和手槍鎮壓，結果造成兩名示威者被射殺，2300多人受傷，一千多人被捕的流血事件，稱「血腥的五一節」。電影中的坂卷，就是在五一節之後不久被捕的。

「血腥的五一節」之後，日共曾誤以爲全國性的革命形勢一觸即發，繼而採取了進一步的軍事冒險行動，但除策劃的日共黨員和極少數支持者參與這些行動之外，並沒有得到廣大群衆的響應。在電影中，東浦回憶了當時學生們雖然拚命但最終失敗的情形。政府乘機在7月推出《破壞活動防止法》（破防法），成立專門監控左翼運動的公安調查廳，從事武裝鬥爭的學生相繼被捕、根據地也陸續被破獲。到1952年的夏天，日共基本上停止了「武裝鬥爭」。

待續

12. 野坂參三（1892－1993）歷任日本共產黨主席、共產國際日本代表、日本共產黨名譽主席等職務。大學期間參加工人運動，被工會派往英國。1919年加入英國共產黨，回國後加入日本共產黨。1928年被捕，保釋後流亡蘇聯，參加共產國際工作，後被派往美國共產黨。1940年1去延安，先後組織由日軍俘虜組成的日本工農學校和日本人民解放聯盟。1946年囘日本，與德田球一等人重建日本共產黨，主張佔領下的和平革命，即「野坂理論」。1950年美軍進行赤色整肅，和德田等人流亡北京，推行武裝鬥爭路綫。1955年回國，在六全協上否定了武裝鬥爭，就任第一書記。1956年至1977年期間連任四屆參議院議員。1958年至1982年期間任日共中央主席，此後任名譽主席。1992年被揭發為蘇聯間諜，在斯大林的大清洗中誣告留蘇日本同志，使他們被處決，同時也有爲美國從事間諜的嫌疑，日共中央決定撤銷他的名譽主席稱號，並開除出黨。

13. 總評，全稱日本工會總評議會，曾經是日本最大規模的全國性工會中心。1950年7月成立時反共色彩濃厚。1953年起成爲支持日本社會黨的主要力量。1987年與日本工會總聯合會（聯合）合流，1989年正式解散。「聯合」現在是支持在野民主黨的主要力量。

412013年4月

去年煙花特別多

40 跨時第一期



胡清雅

432013年 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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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3月，美國赫斯特報系負責人小赫斯特訪台，當時的外交部長周書楷對他說：「為了國家生存，將不惜與魔鬼打交道」。此語，被小赫斯特解讀為中華民國政府將親蘇聯，以回應美國的棄台論。棋局裡，蔣經國自然撤掉了周書楷，但這番話，卻在1970年代末期的政治角力間起作用，延續了台灣在冷戰結構下的可利用性— 中美建交、台美斷交，美國一手繼續扶持國民黨政府的獨台策略，另一手則支持島內本土台獨勢力的發展。

為什麼以說古開場呢？因為這樣的格局，並未隨著冷戰的形式終結而鬆動，近期幾波經濟危機，美國經濟霸權的衰落，反而鞏固了東亞冷戰線的邊界，「中國」填補了「魔鬼」的空缺，在後冷戰的語境下，中美對立結構正在形成，而且如此曖昧：改革開放、躋入資本主義體系的中國，成為美國最大的債主，又提供最大的消費市場與低廉勞動力。戰後以來，東亞冷戰島鏈就是資本主義陣營的邊防，在美國宣稱「重返東亞」後，更晉升為政經、軍事上圍堵中國的前哨站。這幾年美、日、南韓三方安保體制強化，軍備競賽增溫，軍事演習的頻率與強度不斷升級，人們不難看出，東亞就像一個燒紅的鍋爐，幾乎陷入備戰狀態。

東亞不平靜。呼應美國「重返東亞」戰略的，是各地社會內部潛伏的右翼勢力逐漸復辟，導向政府的右傾化，這包括更大規模地放寬自由貿易區域整合，再以軍綁商，強化對美安保體制與多邊軍事同盟，以防堵中國。日本政府2010年公布新版《防衛計畫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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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明確把中國的軍事動向訂為「擔憂事項」，防衛對象從冷戰時期的蘇聯，轉向中國與朝鮮半島，部署地域更移往南方、西南方，特別是沖繩與周邊諸島。經過此番調整，日本自衛隊的防守範圍，於是與戰後美日安保範圍重合了，日本媒體稱此「向中國轉」，其背後伺機而動者，是戰後以來，以「改憲派」為核心的日本軍國主義極右翼。南韓方面，李明博新自由主義政權一改前朝友善北韓政策，強化對北韓的武裝對立，並於2011年啟動濟州島海軍基地工程，計畫2014年完工，以配合美軍於東北亞30多個軍港的軍事調度。

南韓濟州島海軍基地、沖繩空軍基地，是東亞島鏈防線上，用來牽制中國海軍、空軍的兩大要塞。它們的地理位置，就是它們難以和平的原因：濟州島位於中美間導彈防禦系統戰的中心，也是東北亞軍事調度的核心，用以牽制上海與北京，而沖繩則位於東亞島鏈的正中心，自二戰以來，一直是美國空軍、海軍在東亞的首要據點。

然而，以防禦為名的軍事調度並不直接指向戰爭，開戰與否，還需「東風」引線。2010年南北韓天安艦事件、北韓核武議題、南海諸島與釣魚台列島的領土爭議等等，就是以區域殖民與戰爭的歷史愴痛作為火種、以「恐共、反共」為乾柴，美國為首，聯合東亞右翼政權，把東亞導向戰爭化的潛在因子。瀕臨戰爭的狀態，為各地政府創造條件，於是加碼了商業利益談判。去年4月，東京市長石原慎太郎在美國華府宣布將購買釣魚台，日本政府跟進，通過「尖格島國有化」（尖閣列島國有化）方案，挑動中日衝突，9月達到衝突的至高點。無有不巧，在釣魚台衝突激化之前的8月，韓中正展開FTA談判的第三輪會議，而6月，中日韓才在東京召開自貿區磋商談判。釣魚台、獨島領土爭議一起，相關談判自然延宕了，原本預定於9月召開的APEC日韓首腦會議也被順延；反觀中韓FTA談判、美韓FTA實行，兩岸ECFA與台美TIFA等談判，以及美國主推的TPP進程，則在戲局的另一處加溫趕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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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亞局勢波瀾，美國對亞洲進行政經、軍事戰略再調整，台灣最敏感者，大概就是過去完卵於冷戰格局下，倚賴美國支持的台獨本土論者。台灣並未置外於東亞。去年初爆發美牛、美簽爭議，正是東亞政經結構的其中一環—兩岸ECFA談判引起美國商會緊張，而在韓美FTA的競爭下，台灣更急於開啟TIFA談判，尤其，以兩岸ECFA作槓桿，台府的算盤，就是用簽訂TIFA作為進軍TPP的前哨，又以對美的TIFA與TPP、兩岸的ECFA，互作談判籌碼。

利用中美矛盾取利的經貿關係，顯示台灣對於大陸的經濟依賴越來越強，而台獨本土派對於兩岸進一步的經貿整合，態度相當曖昧。民進黨最初以反對ECFA、保護本土產業作為策略，然而，去年初總統大選前夕，幾大台資財團紛紛表態支持國民黨對中政策、國民黨勝選之後，民進黨與台派難以再反對兩岸經貿整合，轉而強調必須打破現階段被中共與國民黨壟斷的談判平台，由代表本土利益的民進黨介入。

美國長期扶植的台獨勢力，在1980年代末期成為民進黨主體，開啟兩黨模式下的選舉代議政治，直至2000年政黨輪替，這是台灣所謂的「民主化」進程，也是美國見證下的民主之路。在這條大道之上，兩黨未見歧途，無論「獨台」抑或「台獨」皆依美而存，也因此兩黨的本質，必定都是親美的新自由主義政黨，這是台灣政黨政治的侷限，更是它註定無效的根源—如果1970年代的政客，得不時扮演暴走的瘋狗，當前的兩黨政客只不過是乖順的叭兒狗，眼裡所見，只有四年後能否連任了。而叭兒狗的難堪在於，無論政黨輪替與否，兩黨都難以反轉對美軍購政策，而兩岸軍備競賽不只內在於東亞軍事危機，而就是戰爭化的推手，於是，國民黨的再度執政、資本家表態支持經

貿整合方案，對於台派而言，危機浮現：台灣壟斷金融資本主要投資在於大陸，若兩岸談判被泛藍勢力主導，極有可能形成「台資／泛藍／中共」共構的政商壟斷結構，而中共是不自由不民主、侵犯人權、落後的集權，又抱持吞併台灣的野心，萬一中共的政治企圖與泛藍的統一大夢合謀、與資本家利益統合，它將透過兩岸政商壟斷結構，入侵台灣政治、侵害台灣民主果實—此即所謂的「中國因素」。

「中國因素」，以去年中的「反旺中」事件作舞台，正式登場了。7月，旺旺集團併購中嘉集團，11月，黎智英自台灣撤資，旺中傳聞為壹傳媒背後最大買家。蔡衍明這個以食品業出道的台資，當年不過中小企業，進軍大陸，二十年間發展成為壟斷資本，又回頭進軍台灣媒體市場，發表親中言論、以媒體作為宣傳機器，相當符合台派學者的「擔憂」：壟斷媒體，不正是打壓台灣民主化成果的言論自由嗎？這套論述，廣泛響應於青年學生之間。9月1日記者節的遊行，以媒體改革團體與新聞產業勞動者為主體、青年學生參與，卻被台派學者認為這些團體代言了青年運動，且刻意避談「中國因素」。11月底，「學生」組成「反媒體巨獸青年聯盟」，前往行政院、公平會抗議，要求政府攔阻旺中併購壹電視一案。台派學者紛紛響應，更將學生抗議行動，視為新一波學運世代，以「野草莓」為濫觴，更上連到1990年代的野百合學運。輿論造神之下，反媒體壟斷的學生抗議事件，成了自1980年代民主化以來，守護台灣民主果實的世代交棒，是台灣公民社會力量的展現。

二十多年來，「公民社會」與「民主化」進程，已成為台灣社會變遷分析的主流架構，此論下，經歷選舉政治、政黨輪替的台灣社會，走過民主化、民主鞏固

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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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就是公民社會內部的多元象徵。2000年政黨輪替之後，民進黨政權進行教科書改版，民主化模式、本土化意識型態，於是透過國家機器，進行知識生產，進入台灣的教育體制，全面修編自日本殖民時期以降的台灣歷史、文化、社會變遷過程，台派學者稱其為教育「正常化」。短短十年，足以證實「國民教育」作為意識型態機器，的確相當有效：本土化教育培養出了新一代的「年輕人」，「台獨」對他們而言是現實的政治感覺，而「台灣主體」、「本土意識」更是基本知識，他們認同「台灣民主」得來不易，是台灣公民必須守護的核心價值，他們更認同「民主、自由」的普世先驗性質，並以促進中共民主化，作為自己身為世界公民的使命—雖然，他們不一定自知，這個「民主化」背後所偷渡的，正是經濟領域的「自由化」；他們也不一定明白，自己的「民主」想像是以美式民主作為唯一模式，而人類為了自由與平等而鬥爭的歷史中，早已實踐出了各種遠大於選票政治的民主形式；他們更不會敏感到，自己所據稱而延續者，正是冷戰戒嚴體制下，國民黨不惜以白色恐怖壓迫加以鞏固的反共親美意識型態。

青年的出場，並不是沒有原因，台灣就業市場萎縮、勞動彈性化、學費與物價不斷上漲等因素，使得愈多學生感受到現實的迫近。對於體制感到憤怒、懷有改造現實的熱血青年，是一個社會能否產生變革的內在動能之一，但這股寶貴的能量，竟被引導向「中國因素」之類的稻草人，再次顯示了，戰後至今美國在台灣的文化冷戰，已成功培育出一代又一代的自由之民，作為它在東亞的代言人。圍繞著「中國威脅論」而生的各類爭論，正透露出一個以文化為場域的戰爭，已於台灣正式展開—當中共政權愈顯示出其新自由主義轉向的痕跡，這場戰爭，不能淪為中美的代言人之爭。

看得見的事業是粗暴的。去年煙花特別多，但花幕之後的現實，又是什麼呢？政府期待拿自由貿易談判作為政治籌碼，卻將民眾推到鬥爭的前緣，接踵而來的農產品檢疫、食品安全、藥品進口、智財保護等問題，以及降低關稅造成的產業衝擊，將使每個人的日常生活成為戰場。美牛爭議作為敲響一年的警鐘，去年的台灣並不平靜，年初的士林王家事件，使得由建商利益主導的都更政策浮上檯面，凸顯了新自由主義下，政府放任金融資本湧入城市進行土地再炒作；年中爆發華隆、榮電工人罷工，以及關廠工人連線抗爭，勞資矛盾繼續深化，亦顯示政府護航資本外移，代價轉嫁於工人；高教工會、醫護工會、研究生工會與高科技產業工會陸續成立，顯示愈多人意識到白領「專業」不過假象，長工時、勞力密集、低勞動條件的資方剝削，勞動彈性化等問題，普遍存在於各個產業；而自日本311核災危機之後，反核運動高漲，能源政策問題成了討論焦點，亦打開對於台灣戰後國家發展主義的反省空間— 去年不平靜，預告結構正在鬆動，人心正在改變。

看不見的事業是崇高的。去年記事中，最為沉重的一筆，就是重要的左翼思想者、革命實踐者林書楊先生於初秋病逝，他將他全部的人生遺留給後輩，是彌足珍貴的實踐、思想資源。這大概是一夜煙花散落餘燼之後，鑲在黑幕邊陲的早星吧，它的光亮橙紅而亙古，將為眾人迎來暖暖的早春。

膚色的變改能把黑白也顛倒，這叫現實。文字: 邱嘉俞作品: Joan Cornellà

2013年4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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