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邮报第 175 期 共和国 62 年暨孔子 2563 年〔耶稣 2012 年〕阳历 3 月 12 日 主编：陈明 本期执行主编：任重 投稿订阅：rujiayoubao@126.com 全文下载：http://www.rujiazg.com

以天下为己任 为万世开太平■特稿..................................................................................................................................2

【余樟法】儒家共识和中华愿景——仁本主义宣言..........................................................2■策论................................................................................................................................13

【胡鞍钢等】第二代民族政策：促进民族交融一体和繁荣一体................................13【王正绪】推进各族群国家认同的新举措............................................................20【姚新勇】“清真”何以清，“国家”有无“国”？——当代中国国家合法性之一辩.23【盛洪】中国继续改革需要有魄力.....................................................................32【纪宝成 葛剑雄 王名 蔡昉】调整独生子女政策，放开二胎....................................41【吴旭】敦请订立“否认大屠杀罪”..................................................................49【人大代表张庆伟】将孟子生日设为中华母亲节...................................................51

■评论................................................................................................................................53【冼岩】萨克斯搞垮俄罗斯，佐利克搞垮中国？...................................................53【秋风】用真正的委员会制度防止村主任滥用权力................................................59【许锡良】韩寒事件，考验着中国人的智慧与良知................................................61【肖鹰】我为何绝不会签署关于方舟子夫人的《公开信》？...................................64【周轶群】真实的韩寒.....................................................................................73【戴建业】韩寒代笔门随感：自证•他证•心证...................................................80【孙齐鲁】当前鼓吹雷锋精神必然是闹剧一场...............................................................83

■学术................................................................................................................................85【方朝晖】从现代化到文明重建.........................................................................85【嚴壽澂】《劉咸炘詩文集》點校本序...............................................................91【马勇】孔子之道与现代社会不悖.....................................................................94

■公告................................................................................................................................96《原道》第 17 辑 “中华民族专题”出版（编后与目录）......................................96“刘静窗青年教师奖”暨“王蕴聪纪念奖学金”第三届颁奖仪式在武汉大学举行........98“同济•大有”公益国学班招生简章及报名表.......................................................98张祥龙著《从现象学到孔夫子》（增订版）说明及目录.......................................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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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稿

【余樟法】儒家共识和中华愿景——仁本主义宣言

儒家共识和中华愿景——仁本主义宣言作者：余樟法来源：作者惠赐《儒家邮报》首发时间：西历 2012 年 3 月 8 日

前言

思想启蒙、政治共识很重要，但仍属于第二层面的东西。道德启蒙、文化共识更重要。这才是更基础更原则第一位的。不同的思想政治路径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文化精神。这里的文化，涵盖哲学、信仰、世界观、生命观、价值观等等概念。

没有一定的文化共识，政治共识也很难构建起来。即使勉强形成某种政治共识，也是低层次而脆弱的，持而不坚坚而不久，经不起考验。孔子曰：道不同不相为谋。文化立场是最根本的“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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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主导精神和共通价值的文化多元主义，无法形成必要的向心力凝聚力，反而容易造成思想的混乱、文化的分裂、政治的粗俗和社会的浮躁。因此，在文化上，既要允许多元化，又要追求共通性和共同性。在中国，以儒家为主体，在文化多元之上凝聚、建立普遍的共识，乃是最佳选择。

儒家道德具有高度的普适性，形形色色的“主义”不难与儒家在道德层面取得共识，儒家“道并行而不悖”的政治恕道，则可以为各种正常或非正常的“主义”提供言说自由。

文化共识更重要，意味着文化启蒙、道德建设的重要性。没有正确的世界观人性观，就没有正确的价值观政治观，就难以建设良制良法。易言之，有什么样的文化，就有什么样的政治。五四以来，思想文化不可谓不多元，民主启蒙不可谓不广泛，结果是种下了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百年沧桑，教训不可谓不深刻。

岁在壬辰时逢龙年，除旧布新此其时矣。为了让越来越多的人逐渐了解历史真相、文明真谛和儒家真面目，为了早日重树儒家文化为主体，重建中华文明的辉煌，特提出儒文化基本共识如下，供儒门同道和各界人士参考。

我们的中华

人类历史就是一部善与恶、文明与野蛮的斗争史，中西都一样，既不是一片光明，也不会一团漆黑。中国几千年来，凡是礼崩乐坏与异端邪说占上风的时代，黑暗也占上风；凡是儒化程度较高的王朝，文明程度也较高。这已成为历史规律。

儒家以文明为区分华夷的最高标准。根据春秋笔法，“夷狄进于中国则中国之，中国退于夷狄则夷狄之”，意谓只要夷狄文明化、儒家化了，就是中华；汉族政权若野蛮化邪教化就是夷狄。在这个意义上，儒家与中华可以划等号。

今人多不读、不熟历史，受小说戏说的影响，想当然地认为古代王朝都腐败透顶。其实，儒式王朝的官员多从儒生中选拔，文化底蕴较厚，人格相对健全，加上监管颇严，清廉为主流。王朝末期，腐败现象会多起来，但儒式王朝无论怎么腐败糜烂，都有限度，且不乏清正健康者奋起力挽狂澜。

现代西方官员清正廉洁，是受到制度法律的刚性制约，非清正不可，不廉洁不行。但对古代儒官来说，道德的制约力量比制度法律要大得多。儒化程度较高的王朝，官员普遍廉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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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正。最典型的是宋朝，宰相中除了秦桧韩侂胄等极个别，无不廉洁，而这两位宰相如放到今天，完全可以作为清廉模范推出来了。绝大部分高官大吏也一样。宋朝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其君臣的仁厚和官员的洁身自爱。

“臣杀其君，子杀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中国政治制度的落后自清朝始，病根子则在元明时已扎下。宋后，蒙元和清朝是异族政权，虽然有所文明化中国化仍将部落利益凌驾国家利益之上；明朱元璋太没文化，删孟事件对儒家伤害极大，贻害流弊深远。故有“崖山之后，已无中国”之说。

或说宋朝是最无能的王朝。太不了解宋朝了。当时政治、制度、物质文明和经济实力皆远远领先世界。由于政策重文轻武，宋朝军事较弱，但弱中有强，人心特强。蒙古铁骑所向无敌，踏遍大半个地球，大小国家如汤泼雪一触即溃。唯我大宋，抗战期长达大半个世纪，仅襄阳一城就顽抗十年。最后崖山一战，君臣军民二十多万共同赴死！

当然，说崖山之后无中国，是就最高标准而言。实则明清和民国都可算及格的中国。明清君主专制强化，偏离儒家渐重：明是严重异化儒家，清是太重部族利益，相比宋朝都大踏步倒退，但仍各有其优。明制度在当时世界仍属先进而儒家集团操守相当优秀。有几任皇帝多年乃至二十多年不上朝，中央地方很多官位得不到及时“补给”，社会仍相当正常稳定。

清朝儒家扭曲更严重，制度方面比明更差劲，而西方摆脱神权压制后政治科技文化教育加速发展，更衬托了清的落后，慈禧又狠狠扯了一把后腿。但就是这种情况下，仍出现了追求进步的洋务派和致力改良的康谭集团光绪帝。可惜天不佑中华，儒家集团改良立宪以失败告终。

周公制礼作乐，体现了外王的辉煌，汉朝的制度法律建设，是在儒学特别是外王经典《春秋》指导下进行的，此后外王学一直郁而不彰，清晚期冒了个泡，推出了一批改良派。可见这个泡还是颇有效果。如果不是慈禧们的颟顸和作梗，历史掀开的或许是另外一页。

我们的中华（二）

受西方工具理性的影响，很多人一讲到中华文明，便举出四大发明，其实，中华文明主要在道德文化政治社会等领域---这是儒家最擅长的。虽然实践脱节于理论，历代王朝毕竟受到儒文化的制约和导向，文明度相对较高，整体高于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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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史确载的著名盛世有四：成康、文景、贞观、康乾。

成康之治为正宗儒家盛世。周文王时就有“画地为牢，刻木为吏；洽政恤民，囹圄皆空。”之说，周朝成立，建礼乐制度，到成王康王时鼎盛，“四夷宾服，海内晏然，囹圄空虚，刑罚不用。”刑错四十余年不用---四十多年没人犯法啊。

尧舜禹汤部落联盟相当松散，相当于邦联制，西周各封建国与“中央”联系加强了，各种规章制度细密了，天子权威强化了，但也只相当于联邦制。当时物质及技术自然不如后世，制度亦不如现代西方健全，但论“精神文明”，仅成康间“刑错四十余年不用”一点就是现在美国和西方望尘莫及的。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西周的“乡举里选”周朝作为封建制，当然有“亲亲”和“世卿世禄”的阶级性，但底层人士亦有颇为公正的上升通道，大夫以下官职实行乡举里选制。被选举者可任官、颁爵、授禄，特优者为“贡士”荐给天子---这堪称古代的、中国特色的中基层选举。

周朝八百年天下堪称奇迹，创造这一政治奇迹的正是王道。无论怎样礼崩乐坏，作为意识形态的道统始终在深处起着作用。道统，就是堯舜禹商湯周武相傳的心法，精一執中也，建中建極也，德也，仁也，敬也，誠也，即仁本主义也。王道，指道统与民意合法性皆备。

秦汉以后，汉唐宋皆不够儒家，亦颇文明。西汉孝文孝景连续四十多年清静无为与民生息，税率从十五税一、三十税一到文景之时全国免税（田租），囹圄几空，称文景之治；唐朝太宗贞观年间二十多年清明安定，犯人寥寥，称贞观之治。康乾之治比之前盛世差远，但与民国以后相比仍不愧盛世。

或说成康、文景、贞观都是无为之治。可以这么说，但要知道，那是儒式的“无为”。成康、文景、贞观之前，各种文物典章制度都已完善，在当时文明度盖世无双，大框架可以沿用相当长的时间。在这种情况下，君主们制度就以无为为高，致力于修养身心、弘扬道德、普及文化等“修为”。

盛世的原因主要是政治、制度的文明，也包括一定的物质文明，周朝对“百工”和物质的开发很重视，周礼中有《考工记》。文明的核心是道德，西周是为国以礼、为政以德的典范。儒家就是孔子集三代文明、文化之大成。

中国历史上物质经济之繁荣，就整体、全局而言也长冠全球。英学者安格斯麦迪森在《世界经济千年史》中指出，自公元元年直到 1870年，中国经济总量一直名列世界第一。在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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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战争爆发之前的 1820年，中国的 GDP占世界的比重高达 33%。（他将各国历史中记载的经济资料折算为当时的实际购买力 PPP，以一种国际元为单位，再据此推算出 GDP 与人工GDP来，得出“中国的经济占世界GDP总量”。）

顺便介绍一下，古代儒式王朝有一个共同特征：低税率。如汉朝惯例是三十税一，文景之时全国免税。刘秀在反抗王莽和统一中国的战争时期曾十五税一，但战事尚未结束就恢复三十税一的旧制。

儒佛道作为中华文化三大统，共同塑造了中华民族的道德精神，缔造了中华文明的历史辉煌。其中，佛道为辅，儒家为主。数千年来，任凭王朝盛衰兴亡，甚至夷狄入主中原，伦常之化廉耻之风毕竟长在，赖有道统维持。政治最黑，儒家学统不绝，文明之光不灭；政治最黑，社会仍有底线，良风良俗仍存。

唯独经过五四非理性的“乱打”和文革毁灭性的践踏，中国的历史、文明和文化被全方位抹黑，蒙受奇冤，中华民族因此丧根失本、失魂落魄，饱受人祸。

儒家与中华血肉交融不可分割。中华是儒家身，儒家是中华心，身心合一。儒家与中华一体两面，兴儒与兴华相辅相成。

我们的主义

儒家以仁为本，为诸德之冠。仁可以统率和涵盖所有道德元素。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这个“一”，就是仁。仁既有形而上的超越性，又有形而下的内在性，贯彻一切现象之中。

《易经》的乾元、《礼经》的太一、《大学》的至善、《中庸》的诚，程朱的天理、王阳明的良知，儒学典籍中的天道、天命等等概念，都与仁同义或者近义。

我们的指导思想是仁本主义，她有如下特征。

在哲学问题上，仁本主义超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倡心物一元论。意识与物质都属于现象，统于一。一元者，乾元也。这才是人之本性、生命之本质、宇宙万物之本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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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体用问题上，仁本主义坚持“体用不二”的原则。“体用不二”是熊十力思想体系中最基本的观念，强调“本体现象不二，道器不二，天人不二，心物不二，理欲不二，动静不二，知行不二，德慧知识不二，成己成物不二”。

在自他问题上，仁本主义超越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一方面“古之学者为己”，一方面“仁者爱人”，自立立人自达达人，利己利他不二。因为利己利他都是人的本能，是本性的作用。

在政治上，仁本主义爱集体爱国家爱民族爱社会，但反对将它们“主义”起来。仁本主义超越其它一切主义。仁爱有序而无限，由近及远，由人及物，亲亲仁民爱物。“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这是儒家仁爱在政治层面的展示，这一远大理想只有在儒家道统指引下才能实现。

同时，也不完全认同人本主义（包括个人主义、人道主义和自由主义），涵盖而又超越她们。人本主义强调人的主体性，重视人的肉体生命，着眼于外部政治社会之自由；仁本主义强调道德良知的主体性，在重视人的肉体生命的基础上进一步重视人的灵性生命，在注重外部政治社会之自由的同时致力于追求内在意志道德之自由。

仁本主义致力于社会的健康自由，又致力于心灵健全和自由，政治文明道德建设双管齐下；她关爱人类兼及万物，爱有层次而无局限，可以避免人类中心主义。她追求个体身与心、群体人与人及人与天地万物之间的高度和谐。

仁本主义兼具“格物致知”的科学精神、“正心诚意”的道德精神和“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精神。

科学致力于物质文明和物质自由，道德注重精神文明和内在自由，王道政治追求制度文明和社会自由。物质养生，道德养心，制度养民，这一切都归结于“修身”----将人类的个体和群体不断地向至善境界“修”去。总之，仁本主义对于人类的一切内在修证和外部实践，包括各种生活、社会、政治、科学实践，都具有纲领性意义和指导性作用。

主义，往往意味着信仰、唯一、至尊、至高无上。很多好东西一旦主义化，就有弊端甚至恶化。例如国家、社会、民族、科学等，何尝不值得热爱或弘扬？但它们一旦主义起来，无不面目可憎流弊无穷。唯独仁本主义例外。因为“仁”具有至高无上的普适性，仁义就是中庸，永远不会“过”。就像自由不怕独尊一样，仁与良知更不怕独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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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本主义一元化，可以更好地为多元化提供最佳保障，犹如乾坤一元（乾元涵坤元）促进万类自由。指导思想的一元与思想学术社会文化的多元相辅相成。某种意义上西方社会也是一元之下的多元：任何思想信仰学说主义都拥有言论自由，但都不能推翻自由主义的价值原则，不能进行反自由、反民主、反人权、反平等的政治社会实践。

仁本主义一元化，实质上就是仁义道德挂帅，让一切仁义化：政治仁义化，为仁政；制度仁义化，为良制；法律仁义化，为良法；官员仁义化，为清官廉吏；社会仁义化，为良风良俗和君子社会。西哲说过：道德是文明的核心、自由的本质。论儒家政治的文明性和自由度，在古代，远高于法家及基督社会，在民主时代也应高于自由社会----若有实践机会的话。

我们的信仰

在信仰问题上，仁本主义坚持良知信仰。儒家不是宗教但有宗教性，重信仰，信解行证，一体归仁。信即信仰。圣贤信仰和传统天地君亲师信仰，都以良知信仰为出发点。

天命之谓性。仁性即良知，即人之本性，天之所命。这是生命本质和本质生命，相当于佛教的佛性，道家的道心。良知人人皆有，故孟子说：人皆可以为尧舜；良知人人平等，故王阳明说：“自圣人以至凡人，自一人之心以达四海之远，自千古以前以至于万代之后，无有不同。”

五四以后国人喜走极端，重视什么就把什么上升为主义，科学民主个人集体民族国家社会等等，都曾经或还在被主义着。殊不知，任何现象界的事物，无论怎么重要，都不宜主义化。其中“个人”比较接近“本质”，但终究非本质，主义起来亦有弊端。国以人为本，身以心为本，心以良知为本。良知才具有最高本质性，才有资格主义化。

因为信仰良知，故人生要努力良言良行，社会要倡导良风良俗，政治要追求良制良法；因为信仰良知，故“君子有三畏”。天命、大人和圣人之言，三位一体。天命即良知，大人是圣人之有权位者。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就是大人，道统由他们一路传下来，由孔子承前启后。孔孟之道，亦即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

面对道统只能“规规矩矩”兢兢业业。违背固不得，“创新”也不行，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也。孙文说：“中国有一个道统：尧舜禹汤文武以至孔子，相继不绝，我的思想基础就是这个道统，把它发扬光大”。很遗憾他在此基础上另辟“三民主义”新径，虽然不违，毕竟有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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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人是良知的象征和化身，对良知实践最深入、证悟最到位，最值得全人类学习。孔子之所以特别值得尊重和崇拜，原因在此；孔子是中华文化的最高代表，是我们的民族魂，原因亦在此。这也是圣人崇拜与偶像崇拜性质不同的原因。

畏天命，必同时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圣人德性圆满，言论亦必圆满，所阐发的仁义中庸诚信诸原则义理，普适于古今中外，放之四海而皆准，传之万古而无疑，是辨别王与霸、义与利、华与夷、是与非、善与恶、正与邪的最高原则和标准。即使各种因机审事之言，也是智慧的结晶，具有相当普世性和高度启发性。

圣人之言结集，就是圣经---儒家经典。圣人之言和经典义理，正确性真理度极高，高明

精微，无懈可击。因此，儒家不反对教条主义。因为儒家教条具有普适性，任何人物集体势力社会民族，偏离了就会出现失误，犯错；违悖了就会流于邪恶，犯罪。特录几条孔子教条共赏：

仁者爱人；为政以德；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直报怨，以德报德；天下为公，选贤与能；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哪一句没普适性、哪一句非黄金律？

儒家不反对原教旨主义。儒家大中至正，所谓原教旨是“原”到孔子的教义德旨，“原”

到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的道统上去。所谓复古更化，精神越传统（道统），政治越是现代，道德越反本，制度越能开新。

我们的人性观

在人性问题上，仁本主义坚持性善论。

性善性恶都是就本性而言。王阳明四句教“无善无恶心之体”即说本性，此性超越一般善恶概念，非善非恶，是为至善；“有善有恶意之动”则谓习性有善习恶习之分。《中庸》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为体，为至善；和为用，为善习。相对恶习而言，善习是更加根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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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佛道三家人性论主流皆主性善论。本性至善习性多恶，这是人性真理，也是三家对人性的基本认证。儒家并不否定人性中恶的存在，相反，对人性之恶有深刻的认识，但不像性恶论那样局限于人性恶习层。

本性至善，故生命至贵，人格尊严；习性易恶，故必须防范，需要良法。儒家教育是涵养扩展本性之善，政治则针对人之习性，导善制恶，奖善罚恶，其中法律更是对恶行的直接惩罚。“导之以德，齐之以礼”，儒家礼法并称，单言礼，则涵盖法律。

孟子说：“言人之不善，当如后患何？”有学者解释为：说别人不好，有后患怎么办？

以为孟子是口不臧否他人是非的乡愿呢。其实此言是提醒，性恶论对人的侮辱轻蔑是根本性的，后患无穷。他果然有先见之明：荀子倡性恶，结果导出了法家，法家导出的秦王朝和秦制度，肇祸天下，贻害无穷。

某些自由派有两大误会：一是将私心和欲望视为恶。其实它们是中性的，非善非恶，可以形成善习，也可以形成恶习，本质属于的至善，是人类存续、文明发展的内在驱动力。若断绝了私心欲望，生命都难以延续，还说什么善恶？

利己利他都是生命本能。发自“自私的欲望”的行为只要不损人，就符合道德原则。同时，

利己追求客观上往往会产生利他作用，让私利变成公益。亚当斯密在另一部名著《国富论》中认为，受利己心激励的理性经济人在“看不见的手”引导下追逐自身利益的行为，往往会无意识地促进社会利益。

其次是误认为自由主义建基于性恶论。自由主义并没有明确的人性论，或者说，其人性论既非性善论也非性恶论，颇为“中性”。亚当斯密和休谟对人的自私心与同情心都有一定认识，但不以善恶论本性。某些自由派以性恶论为自由主义的人性预设，应是受了基督教“原罪说”的影响。

西方现代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堪称西式性善论者。尽管深浅不同，其《道德情操论》对人

性的认识与儒家性善论暗契。他从道德心理学角度对人的行为动机进行研究，认为人的自爱动机天然地受到“同情”机制的制约，从而使人的求利激情得到抑制缓和，使逐利行为合乎道德与正义的基本要求。

《道德情操论》第一卷“论同情”写道：“无论人们会认为某人怎样自私，这个人的天赋

中总是明显地存在着这样一些本性，这些本性使他关心别人的命运，把别人的幸福看成是自己的事情，虽然他除了看到别人幸福而感到高兴以外，一无所得。”这种怜悯或同情就是孟子所说人皆有之的恻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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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虽未见性，但在他的自由意志论和道德论中，对本性之善有相当认知。他认为，良心

不只是一种能力，而且是一种根据道德准则来判断自己的本能；人在道德上是自主的，人之所以成为人，就在于人有道德上的自由能力…名言：“世上最使我们震撼的是我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

我们的政治观

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仁本主义政治原则是：以民为本。

熊师十力在《读经示要》中阐述群经言“治”有九大义：“一仁以为体，二格物为用，三诚恕均平为经，四随时更化为权，五利用厚生本之正德，六道政齐刑归于礼让；七始乎以人治人，八极于万物各得其所，九终之以群龙无首。”这是仁治（仁本政治）即民本和王道政治的要义。

“天下为公，选贤与能”是王道最高境界，可称为大同王道。尧舜禹三代是大同王道古代形态。封建制的夏商周和中央集权制的汉唐宋，两种君主制，同为家天下，为小康王道。西周得小康王道之正，汉唐宋就差了，明清则更差。君主时代，政治文明整体上呈“负发展”状态。

孔孟怀抱大同理想，但所追求的则是小康王道。我们追求的新王道是儒家宪政，以全球大同为最高理想，以民主制为初级阶段。民主在西方渐成熟，中国可缩短或跨越之。

政教必须分离，政道应该合一。西方中世纪政教合一，导致政治宗教化和野蛮化；儒家政治正好相反，道统高于政统，追求政道合一，推动政治道德化和文明化。

西方中世纪的漫长黑暗，是基督教原教旨主义、教条主义造成的；中国明清以来逐渐落后，则是偏离了孔孟原教旨和经典教条所致。

我们认为，仁义、诚信、时中、中庸诸原则具有至高无上的普适性，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价值观亦具有一定的的普世性，可为仁本主义所涵盖，民主与民本、自由与秩序、平等与差等、人权与主权、法治与德治，相辅相成，可以在仁本和王道的平台上取得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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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本主义与自由主义，合则两利，违则两败。自由主义反儒家，让自由追求丧失基本道德力量，让民主建设丧失本土文化基础，民主自由遂成空中楼阁；儒家反自由主义，是反对政治现代化和自由人权等价值观，自绝于时代潮流。民主制比起君主制来，更有利于落实民本原则，真儒家不会反自由主义。

儒家只论优劣是非善恶正邪，不论其它立场。如果是劣、非、恶、邪的坏东西，传统的也好，

“友军”的也好，都将毫不留情地排斥拒绝之；只要是优、是、善、正的好东西，西方的也好，敌方的也好，照样海纳百川地摄之融之，就像摄影和融资一样。对于民主自由就应如此。

我们主张中国特色的民主，以道统开出政统，以法治为德治基础，视宪政为现代仁政。 儒式开明君主制有其历史合理性，清末君主立宪制也有其合理性。君权虚化，君为象征，宪政为实，是最佳制度选择。但中国化已久的清朝被革命后，再立新君，就没有传统传承和民意基础了，再搞君主制，绝对比民主更艰难，可能性为零。不仅袁世凯段祺瑞，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无能为力。

发源于西方的民主制也有很多不足和弊端，更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政治问题。但是，她以选票取代枪炮，以光明正大的和平竞争取代各种恶性斗争乃至战争，为国家权力的更新换代提供了最为文明的方式，是到目前为止最不坏的制度形态。我们可以发展、完善她，不能反对她。

民主制可以更好地落实民本原则，符合“选贤与能”的公天下精神。民主三要素或“六字

真言”为：定期公开选举。领导人要通过民选，不能无期和黑箱操作。中国特色的民主“特殊”在于：1 以仁本主义为指导思想，建设以儒家为文化背景、民主为制度平台的高度自由的社会；2 与科举考试制度相结合。

相对根本性的社会制度，科举制度属于“下位法”，既适用于君主制，也适用于民主制。在仁本主义指导下，民主加科举是最佳制度选择，民主选举领导人，科举选拔公务员。

君子群而不党。政党应该是高文明群体，与西方政党类似，只是文化道德方面应该更加高标准严要求，遵守法律是必须的，还要成为道德典范，在法治基础上进一步追求德治，建设良知世界。那将是特别自由和谐温暖美好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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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化就是仁义化文明化。儒家民主，意味增加政治、制度、法律、社会之道德含量，使民主更优质，使政治更文明，社会更和谐，秩序更好而自由度更高。故儒化程度越高越好。台湾民主就越来越具有中国特色，继续儒化下去，完全可能超越西式民主。

结语

鉴于官民、社会、民族矛盾越来越严重，鉴于政治恶化、文化劣化、道德沙化、社会原子化趋势越来越严重，鉴于历史又到了一个重要的转折关头，我们特提出以上常识和正理，希望能够起到一定的救衰补弊和良性导向作用，以逐渐凝聚文化共识，争取早日还本开新。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今天中国的累累恶果，肇端于“打倒孔家店”。当今要务和治本之术，就是重开孔家粮食店，重建道德根据地，把颠倒的一切重新颠倒过来，把良知良能、常识常理、正知正见重新弘扬起来。这是政治文明和制度建设的前提，是仁者爱人的优秀表现和道援天下的重要方式，是当代儒家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

2012-1-28东海儒者余樟法草于南宁2012-3-8 二稿

作者惠赐儒家中国网站首发

■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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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鞍钢等】第二代民族政策：促进民族交融一体和繁荣一体

第二代民族政策：促进民族交融一体和繁荣一体作者：胡鞍钢 胡联合（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国情研究中心）来源：《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11 年第 5 期，《新华文摘》2011 年第 24 期转载

摘要: 民族问题始终是事关国家统一、人民团结、长治久安的根本问题。这就需要顺应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发展潮流，善于借鉴国际上的成功经验并充分吸取其失败教训，与时俱进地推动民族政策从第一代向第二代的转型，即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促进国内各民族交融一体，不断淡化公民的族群意识和 56个民族的观念，不断强化中华民族的身份意识和身份认同，切实推进中华民族一体化，促进中华民族繁荣一体发展，共同构建中华民族大家园，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关键词：民族问题； 民族交融一体； 实现路径； 长治久安 当代世界，随着全球化、信息化、市场化的不断深入发展，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正以空前的广度和深度在加速发展，不但民族国家内部正在经历空前的交往交流交融一体化过程，而且世界各国已日益成为互联互通的一体化的“地球村”，特别是欧洲联盟已经成为一个包含 27个成员国的经济和政治实体，充分反映了人类社会现代化发展朝着交往交流交融加深加快发展的客观潮流。当然，必须深刻地认识到，在共产主义社会完全实现的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民族国家仍然长期是国际社会的活动主体和单元，民族国家的利益仍然长期是民族国家在国际关系中追求的不二法则。因此，促进民族国家内部的交往交流交融一体，在更好地全球化过程中维护和发展民族国家的利益，乃是民族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极其紧迫的现实任务。由于我国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还比较短，推进现代化建设的任务还十分艰巨，在全球化进程中面临的国际竞争压力还相当大，所以，促进国家内部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任务还十分艰巨。特别是应清醒地看到由于西方国家在民族政策上搞双重标准，一方面，始终不渝地强力甚至强制推进本国的民族融合，“西方国家曾使用了各种各样的策略来取得这种语言和体制的融合：国籍法和归化法、教育法、语言法、有关公务员雇用、兵役制度和国家传播媒体的政策，等等”，有的甚至对少数民族赶尽杀绝;而在另一方面，却利用民族问题分化社会主义国家，反对社会主义国家搞民族交流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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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以所谓“人权”、“民族自决权”等为籍口插手利用社会主义国家的民族问题，或明或暗地支持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民族分裂势力的分裂活动，从而使社会主义国家解决民族问题始终面临不利的外部国际环境压力。“近年来，国际敌对势力从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战略出发，更加注重利用民族分裂势力对我国进行渗透破坏，妄图在我国边疆民族地区打开缺口。”鉴此，我们一定要从维护国家长治久安、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促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出发，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增强忧患意识和创新意识，与时俱进地实现我国民族政策从第一代向第二代的转型，即实现从识别国内 56个民族、保持 56个民族团结发展的第一代民族政策，到推动国内各民族交融一体、促进中华民族繁荣一体发展和伟大复兴的第二代民族政策的转变，建构起凝聚力越来越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分你我、永不分离的中华民族的繁荣共同体。

一是要从政治方面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一体。民族问题无疑含有政治性，在一些国家也已通过制度强化成为一个复杂而敏感的政治问题。但是，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处理民族问题必须要有智慧和策略，应善于采取“非政治化”的方法，从保障个人的公民权利平等(而不是强化国内各族群、民族的集体身份和集体权利)的角度，按照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法治原则来处理，坚持是什么问题就按什么问题来处理，不宜把涉及不同族群 (民族)的个人的问题、矛盾和冲突当作族群(民族)问题来处理。要善于和坚持把国内族群(民族)问题作为社会问题来依法处理，防止把族群(民族)问题做政治化的特殊处理，以利于强化每一个公民的中华民族意识和法治意识，消除地方民族主义滋长的一切土壤和可乘之隙，强化中华民族意识，淡化分属在汉族和各少数族(族群)身份的族群(民族)意识，所有公民不论族群(民族)成份一律平等，所有公民享有平等的政治权利，所有公民均享有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迁徙、生活、工作的权利(包括加强官员的异地交流任职，加强学生的异地就业等)，淡化附加在各族群(民族)成份上的政治权利，不允许任何族群(民族)声称是某一特定区域的族群(民族)利益、资源权利和治理权利的代表，不允许以各族群(民族)成份来要求在国家享有或在特定区域内享有特殊的权利和义务，各省级行政区、各地级行政区、各县级行政区的权利和义务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不以族群(民族)因素而在享有特殊的权利和义务，同时加强对一切处于经济社会滞后的地区和公民的发展援助，促进全国人民更好地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客观形势需要，及时开展行政区划管理体制的改革研究，积极推进全国范围内的行政区划管理体制改革，适当增加省级行政区(含直辖市)数量，科学划分明省级行政区管辖面积和人口，使各省级行政区的行政管辖地域面积达到一个相对合理的适度均衡，更好地统筹辖区面积、人口、族群(民族)之间的关系，减少行政管理层级，逐步减少直至取消地区级行政区划，以利提高行政管理效能，提高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和水平，更加便利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和共同繁荣发展。要高度重视在日常生活中通过国家的制度创新和制度安排使公民强化中华民族身份和意识，不允许因少数族或汉族身份而有特权或被歧视，切实保障任何人都享有平等的公民权利，把对以族群(民族)成份为优惠照顾帮扶对象的政策调整为对处于贫困弱势处境的公民为优惠照顾帮扶对象的政策，以不断淡化各族群 (民族)意识，强化公民意识和中华民族意识。要按国际通常用法谨慎地使用“民族”(nation、nationality)一词，只在讲中华民族等国家民族时才使用“民族”一词，对汉族和各少数族仍可基本保留原称呼，称为某某“族”，或改称为某某“族群”(ethnic),但不再使用某某“民族”的称呼(实际上，国内很多同志没有注意到，我国“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的“民族”的英语译法，早在 20世纪90年代中期就已由原来的 nationality 一词悄然改为 ethnic)，以利于淡化国内各族群(民族)的所谓“民族意识”特别是“民族主义情绪”。要与时俱进以“去标签化”作为处理族群(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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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问题的基本策略，不在身份证明、升学、就业等社会生活和公共生活中人为强化公民的族群(民族)属性，只强化公民的国家属性或中华民族属性，把“三个离不开”的民族团结要求更好地升华为“三个分不清”，使公民自觉消除身份和心理上的分界线，增强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认同感、自豪感和同一性;同时把目前处于在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处于弱势地位的个人，以公民救济和帮助的形式促进其发展。总之，要通过制度建设和制度创新(包括法制建设和法制创新)保障国内各公民的权利平等，不使任何公民因族群(民族)属性而享有特权或被歧视，切实从政治上保障和促进每一个公民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不断增强个人的公民身份和中华民族身份归属。

二是要从经济方面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一体。经济因素在民族问题上具有基础性作用，促进国内各民族(族群)的经济交往交流交融、加强国内各民族经济联系的纽带，对于促进民族交融一体、维护国家长治久安具有十分重要的基础作用。

我们研究发现，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是国家统一、全国一盘棋、民族交融、多元一体的最大受益者。首先，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增长率都高于除中国之外的世界所有高增长国家。这里我们根据国家统计局和世界银行数据库将 8个少数民族地区与世界 168个可统计的国家进行比较。在 1978—2008年 30年期间，内蒙古的 GDP年平均增长率为 11.69%，新疆为10.35%，广西为 9.86%，西藏为 9.79%，云南为 9.72%，宁夏为 9.61%，贵州为 9.36%，青海为 8.44%。这八个少数民族地区同期增长率都比自然地理条件更为优越、区位优势更为有利、经济基础更为雄厚的国家，例如居世界经济增长率第二的博茨瓦纳(为 7.59%)、第三位的新加坡(为 6.92%)、第四位的马来西亚(为 6.26%)，第五位的韩国(为 6.25%)，第六位的泰国(5.71%)，第七位的印度(为 5.65%)和第八位的伯利兹(为 5.57%)。这不仅显示了少数民族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直接享有“中华民族大家庭优势”，包括统一的国内市场，巨大的经济规模和市场规模，明显的经济外溢性和外部性全国设施网络，实现了经济跨越式发展。

其次，中国少数民族地区人类发展指标变化率不仅在中国是最快的，在世界也是最快的。这里我们根据国家统计局和联合国计划开发署数据库将 8个少数民族地区与世界 157个可统计的国家进行比较。1982-2008年期间，全国 HDI指数从 0.558提高到 0.793，提高了0.235，是同期世界 HDI指数提高幅度最大的国家;而同期少数民族地区的 HDI提高幅度都高于全国平均幅度，也是世界所有国家或地区幅度提高最大的地区;1982年时，云南、贵州和西藏的 HDI都低于印度，内蒙古低于蒙古，但到了 2008年，内蒙古已率先进入高人类发展水平，并明显高于邻国蒙古;到 2008年，西藏的 HDI 和人口预期寿命都高于比它自然条件更好的印度和巴基斯坦。这不仅显示了少数民族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直接享有“社会主义大家庭优势”，包括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举全国之力特别是国家财政支持少数民族地区改善民生、投资人力资本、促进社会平等，实现了社会进步的大跨越。

第三，进入 21世纪，少数民族地区与东部沿海地区的相对差距进入缩小阶段。根据我们按各地区不变价格计算的人均 GDP，1978-1990年期间，全国地区差异系数呈现下降趋势，达到最低点 0.59;1991-2003年期间，这一差异系数呈现上升趋势，达到 0.70，确实反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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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地区与沿海地区之间相对差距扩大;2004-2010年期间，这一差异系数呈现逆转，并持续下降，达到了 0.58，也真实反映了少数民族地区与沿海地区的相对差距呈现缩小趋势。这不仅显示了少数民族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直接享有“社会主义共同富裕优势”，包括党中央提出的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着力统筹各地区协调发展，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充分鼓励发达地区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对口援助，充分支持少数民族地区发挥比较优势，充分支持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特色产业，保护少数民族特色、优秀文化和传统保护少数民族地区重要生态安全屏障。

我们一定要顺应经济交往交流交融一体的发展趋势，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进一步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机制，特别是要促进民族地区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机制，下大气力破除阻碍市场经济发展的体制性和机制性障碍，促进民族地区与国内其他地区的经济联系，加快建立和完善统一、竞争、有序、开放的现代市场体系，保障商品和资本、劳动力、技术、信息等生产要素在全国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大力促进商品和生产要素在全国范围内的优化配置;加快完善公平竞争的市场机制，抓紧完善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环境损害成本的生产要素和资源价格形成机制，逐步改变资源性产品价格偏低的问题，提高资源利用和配置效率，更好地促进民族地区把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更好地促进东中部地区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转型，促进先富带后富、先富帮后富 ;要完善促进各类市场主体公平准入、公平经营的市场环境，保障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大型企业与中小型企业、国内企业与境外企业有良好的公平竞争环境，反对各种歧视行为，促进一切市场主体的积极性，最大限度地激发人民创造物质文化财富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加快建立健全规范有序的市场秩序，完善有关法律法规，加强监管，更好地促进和保障市场优胜劣汰的竞争选择作用的发挥，防止“劣币驱逐良币”的逆淘汰现象的发生，保障企业和消费者的权益，保障创新者的利益;要进一步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在进一步利用好国外资源和国外市场的同时，要促进民族地区和国内其他地区的相互开放，通过发展政府、市场和非政府组织的力量，组织、引导东中部地区到民族地区进行投资和经济合作，组织、引导民族地区到东中部地区进行经济合作，帮助民族地区开拓国内市场，利用东中部地区的先进技术、人才和管理经验发展民族地区经济;要着力培育和壮大以创新为职能的大批企业家队伍，既注意培育民族地区本地的企业和企业家，又注意引进外地的企业和企业家，更注意促进民族地区本地企业、企业家与外地企业、企业家的交流合作，促进各地各类企业家引进新产品、引用新技术、开辟新市场、发现原材料的新来源、特别是创造企业新的组织方式，创造有利于企业家进行技术创新、市场创新、管理创新等各种创新活动的良好社会环境，增强民族地区经济自我发展的内生动力和持久动力;要特别注重加快科技创新和知识应用，把加快科技创新和知识应用能力作为推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关键，充分发挥科学技术的第一生产力作用，大幅增加民族地区的科技研发经费和比例，增强民族地区的科技创新能力和科技推广应用能力，同时大力推动东中部地区对民族地区的科技支援，加强相互交流合作，促进民族地区和东中部地区在相互交流合作中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促进我国加快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由从外延式数量扩张型增长到内涵式质量效益型增长的转变，从要素积累到集约管理再到知识创新的转变。当前，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大幅增强和东中部地区经济实力的增强，特别要进一步加大中央财政对民族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加大东中部地区对民族地区的经济支援和合作力度，更好地促进民族地区的加快发展，更好地促进民族地区与国内其他地区的共同繁荣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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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要从文化方面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一体。中华民族文化的形成就是一个不断兼容并包各地区、各族群文化的过程。这种开放包容性也正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历久不衰的重要原因和力量所在。在全球化、区域一体化、信息化、现代化快速发展的当今世界，文化软实力的作用越发重要，交化交往交流交融对于促进民族文化的发展繁荣进而对于促进民族的伟大复兴都日益显示出越来越重要的战略作用。我们一定要顺应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客观需要，既充分尊重和保持文化的多样性，又不人为强化、固化公民的文化差异属性，要更加重视促进各民族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加强对一切族群文化与中华民族文化一体化、共通共融的宣传，反对任何形式的地方族群(民族)主义和大族群(民族)主义，不断强化各族干部群众的中华民族意识、国家意识和公民意识，不断增强各族公民对中华民族的身份认同不断增强抵御民族分裂主义的免疫力。要特别注意正确认识和妥善对待现代化进行中的民族意识复兴问题，采取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一方面要承认客观存在的族群 (民族)意识，另一方面又必须坚决坚持用社会主义思想对其进行改造，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民族主义(即使它是最“公正的”、“纯洁的”的民族主义)，坚定不移地贯彻“无产阶级不能支持任何巩固民族主义的做法”，“支持一切促进各民族间日益紧密的联系和促进各民族打成一片的措施”（列宁语）;始终不渝地坚决反对大民族主义，始终不渝地坚决反对地方民族主义。要特别重视语言在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的重大基础作用，深刻认识没有共通的语言，就连人们之间沟通都很困难，而要建立共同的国家身份认同就更加困难，从而更进一步地自觉推进《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的贯彻落实，大力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汉语和普通话)，不断促进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不断促进各民族的共同团结奋斗和共同繁荣发展。要辩证客观科学地认识宗教的消极和积极作用，按照《宪法》的要求，充分尊重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善于发挥宗教的“积极作用”，限制其消极作用，把人们对宗教的认同纳入对国家的认同之下，并始终居于国家认同感之下并支持国家认同感，促进各宗教的交流沟通，有效整合各宗教在维护社会稳定中的道德规范作用，用宗教中的温和向善思想引导信教群众，防止宗教极端主义俘虏信众，特别是着力防止宗教极端主义成为恐怖主义尤其是民族分裂型恐怖主义的思想武器，最大限度地抑制宗教中的消极因素作用，最大限度地发挥宗教中的积极因素作用，最大限度地团结各民族各宗教的人民群众，最大限度地凝聚全国广大人民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共同致力于创造现世的美好生活。要高度重视仪式特别是集体仪式在形塑公民的中华民族认同感中的作用，包括要重建优秀的传统仪式，利用国庆、春节等各种有意义的节日及其仪式来强化公民的中华民族认同。要高度重视通过各种为群众喜闻乐队见的形式引导人们自觉做遵纪守法的好公民、好国民，以工作为天职，忠于职守、各尽其责，自觉为增进全国人民的利益和福祉而努力奋斗，为促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贡献各族公民的力量。要高度重视发挥新闻传媒在培养公民的中华民族认同中的重要作用，掌握话语权，引导公民不断增强民族自豪感、自信心，不断增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感和中国的认同感。要特别重视各少数族群(民族)文化元素的保护、发掘、整理和整合工作，充分认识各少数族群(民族)文化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华文化的发展繁荣作出过重大的贡献，是中华文化的重要源泉，从而更好地增强各少数民族公民作为中华民族一员的自豪感，更加自觉积极地把各少数族群(民族)元素更好地整合进中华文化，更好地为中华各族儿女所知悉所传承，更好地凝聚中华各族公民共同致力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事业。

四是要从社会方面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一体。“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活动的产物。”离开人们的交往，就无所谓社会。我们一定要适应全球化、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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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现代化的客观实际，适应国内外民族交流交流交融的客观实际，包括适应一些外国人才(如美国的各族群人、加拿大的各族群人等)自愿加入中国籍成为中华民族一员的客观实际，从有利于中国现代化建设、有利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高度，深刻认识促进国内外各民族人员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大趋势，不再强化中国是由 56个民族(族群)组成的观念和做法(比如，假如有一个美国的墨西哥族裔人和一个美国的西班牙族裔人因在中国工作自愿加入了中国籍，那么按原来的公民民族归属划分，这时的中国公民民族类别则应变成 58个民族;如果考虑到中国近年来的发展强大，已经有不少的发展中国家外国人有意自愿加入中国籍，那么，如果批准这些公民自愿加入中国籍，中国公民的民族类别还会增加。这就说明这种固定有多少民族组成中华民族的刻板化民族组成称谓是不适应形势发展需要的)，而是强化中华民族是一个可以接纳国内外一切民族人员的大开放、大包容的开放理念(如不得把汉族文化简单地等同于中华民族文化，也不得因保护少数民族文化而排斥汉族文化，不能简单地对外国民族文化采取排斥否定的态度等)，采取兼容并包、海纳百川、择优并蓄的开放态度，从有利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角度来积极促进中华民族的大发展。实际上，民族的存在是一种社会存在，更多的是一种公民的文化属性，我们要适应社会发展的客观实际促进各民族公民的交往交流交融，而不要人为地把这种差异和属性固定化和强化。要高度重视促进国内各民族人口的大流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华民族各族人民的共和国，国内各地都是中国所有公民的领土，国内各族公民都可以自由流动，自由确定在任何一个地方学习、生活和工作，特别是在全球化、信息化、市场化、现代化不断发展的今天，在各种生产要素在全国范围内自由优化配置的时代，促进国内各族公民在全国范围内自由平等的流动促进各族公民交往交流交融既是一种自然和法律权利，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促进各族公民自由全面发展的客观需要。我们一定要顺应这种客观形势的需要，改革和健全体制机制，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特别是要加快改革和完善户籍管理制度，以保障公民的平等权利为出发点，为各族公民提供平等的公共服务，更好地适应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需要，更好地平等保障各族公民的自由迁徙权，更好地促进全国各族人口的自由有序流动，更好地解决各族人民的就业问题，创造更加有利于各族人民在全国范围内安居乐业的社会环境和法治环境。要高度重视推进各族公民混居杂居。可以借鉴新加坡等国的经验，在大中城市规划和住房建设出售中，研究相应的办法，尽可能地使不同族(族群、民族)的居民混居在一起，防止居住区明显分区、泾渭分明。要高度重视保护和引导族际自由通婚。不同族群(民族)人口的相互通婚，既是不同族群自身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中华民族发展的客观需要，特别是家庭作为社会的细胞，家庭交融一体了，人们都是亲戚、难分难解了，民族的团结、民族的交融一体和社会的交融一体就有了坚实的根基。应该清醒地看到，我国现在在一些民族地方有一种不利于不同民族族际通婚的社会环境和政策措施一些族(族群、民族)与其他族的通婚率很低，有的族际通婚率甚至只有百分之零点几，离国际上衡量族际关系良好的标准要求两族之间通婚率达到 10%的水平还有很大差距。这就要求从制度上引导族际通婚，保障公民的婚姻自由权，改革和完善高考加分、公务员招考、就业升职等方面的政策，坚持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一律平等原则，不得歧视或优待不同族群通婚者及其子女(如有的地方规定，父母双方都是少数民族的子女高考加分大大高于父母双方只有一方是少数民族的，这明显不利于民族通婚，明显是对父母双方只有一方是少数民族的子女的平等受教育权的一种不公平歧视;同时，也有的地方，对已经融入城市实际上与汉族家庭并无教育差异的少数民族家庭(如父母双方或一方是侗族、满族等)的子女给予高考加分政策，又明显是对于同一城市父母双方都是汉族家庭的子女的一种不公平歧视)。要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平等对待各族(族群、民族)，同时着力提高各族人口素质，切实帮助一切处于困难处境的各族公民提高素质，使人口与资源、环境、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要大力推进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普及，逐步在国家立法、行政、司法等公共事务活动中普遍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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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同时对不懂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公民提供语言帮助和培训，不断提高各族公民参与国家公共事务活动的能力和水平。要特别重视教育在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的基础性作用，大力增加对各族公民的教育投资，从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一律推行双语教育、民汉合校、混班教学，大力推进职业教育和继续教育，加强对各族公民的人力资本投资，提高各族公民的科技文化和思想道德素质，增加各族公民在受教育过程中交往交流交融的机会，增强各族公民交往交流交融的能力，增强各族公民参与经济社会发展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能力，共同为促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贡献智慧和力量。

总之，我们需要顺应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发展潮流，善于借鉴国际上的成功经验也充分吸取失败教训，与时俱进地推动民族政策实现从第一代向第二代的转型，即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促进国内各民族交融一体，不断淡化公民的族群意识，不断淡化 56个民族的观念，不断强化中华民族的身份意识，不断增强公民的中华民族认同，切实推进中华民族一体化，促进中华民族协调发展、繁荣一体发展，共同构建中华民族大家园，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王正绪】推进各族群国家认同的新举措

推进各族群国家认同的新举措作者：王正绪（作者是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副所长）（2012-03-05）

如果使用“族群”的提法，西方人就比较容易体认到，中国是统一的国家（nation），国内存在不同族群（ethnic groups）的现状。

　　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在民族认同、各民族团结方面，中国还面对一定的挑战。根据近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族群关系的新局面，参考美国等多族群国家的经验，并考虑中国族群问题的国际性，中国的各个族群，应该不再简单称为某某族群或某某族，而是正式称为某某族中国人。即汉族的正式称谓是“汉族中国人”，壮族的正式称谓为“壮族中国人”，藏族的正式称谓为“藏族中国人”，维吾尔族的正式称谓为“维吾尔族中国人”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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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此同时，对汉族中国人以外的五十多个族群，不再使用“少数民族”或“少数族群”的提法。所有族群都是中国人的一分子。

“美国人”和美国各族裔的称谓

　　在全球多族群国家中，美国是在各族群中塑造共同的国家认同比较成功的。这和美国没有采用苏联的“民族识别”制度有关。美国国内虽然居住各色人种，如白人、黑人、黄种人、棕色人种等；还居住着很多来自不同民族国家的群体，比如，欧洲所有白种人的民族都有生活在美国的。同样，黄种人、黑人以及各种拉美裔的混血人种的各个民族，也都有生活在美国的。

　　拥有如此复杂、多元的族群结构，美国社会是如何实现各族群的大体和睦？简而言之美国没有自称、美国人也不认为，美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美国人认为，美国是个单一民族的国家，所有美国公民都是“美国人”（Americans）。对美国人来说，“民族”这个概念是不存在的。要说有，他们只有“国族”这个概念。他们说，“ We are the American nation”。这里的“American nation”类似于中国人说的“中华民族”，包含所有在美国生活的族群。若一定要问美国人，贵国由什么民族构成，他（她）一定会说：“We are a nation of Americans.”——我们是美国人（构成）的民族。

　　但是，美国和美国人认可国内的各个族群（ethnicities）和种族（races）。在美国文化、语言、社会、政治中，所有的族群和种族都称为“某某裔美国人”，而不是某某“族”或“某某族美国人”。

　　随便拿出一份美国大学的入学申请表、一般公司的入职申请表、美国的选民登记表或其他政府公务的表格等，在申请人填写族群身份的一栏，一般有如下几个选项：白人或“白美国人”（White American）；华人、韩国人、日本人等统称为 Asian-American，可以翻译为“亚洲美国人”或“亚裔美国人”；黑人统称为“非洲美国人”或“非洲裔美国人 ” （ African-American ）；拉美裔的移民则统称为 “拉丁诺美国 人 ” （ Latino-American）。

林书豪出名后，网上几个美国的亚洲学者在争论，林到底应该算中国人（华人 、Chinese），还是台湾人，还是大陆人。美国的报纸一般就称他为 Asian-American（亚裔美国 人 ）。所以 他 不 是 中 国 人、台湾人、大陆人 ，而是 华裔美国 人 （ Chinese-American）或台湾裔美国人（Taiwanese-American），或亚裔美国人。而在上述几位学者争论的时候，突然另一位学者说：对我来说，林是美国人，没啥好说的。（To me, he is American. End of story.） 而且，美国和其他很多国家，均不使用“少数民族”的提法。一国内有多个族群，不存在“多数族群”和“少数族群”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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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认同和他称

　　将中国国内各族群的称谓统一为“某某族中国人”后，对于推进各族群的国家认同会产生很大的影响。不论对汉族还是其他少数民族来说，从学说话、在幼儿园学识字开始，就会认识到自己是“中国人”。下一步应当尽快从幼儿园开始，在初级、中级、高级教育的各类教材中，普遍使用“某某族中国人”的提法。

　　刚开始将某个族群的名称改为“某某族中国人”（比如、苗族不再称苗族，而成为苗族中国人），或会产生短暂的不适宜。但是一个概念的在语言、论述中被接受为准确、合理的概念，是完全可以在一定时期的实践后实现的。如果说“苗族中国人”说起来拗口，那“韩裔美国人”、“巴基斯坦裔美国人”说起来拗不拗口？习惯了、被接受了，就不拗口了。

　　同样重要的是，这样界定和命名在国际传播中的作用。现有西方的媒体、文献、文件中对中国国内各个族群的称谓，还在从概念上对中国国内各个族群造成分割。最典型的，西方 的媒体 和 政府常常会指责“ 中 国 人 ” （ Chinese ）如何歧视或压迫“西藏人 ”（Tibetans）。

　　西方媒体在报道西藏问题时，一般就认定“中国人”只是汉人，而不认为“中国人”也包括藏、蒙等其他族群的人，也不认为藏族也是中国人。

　　如果中国各个族群称为“民族”，西方论述中就认为中国国内有很多“nations”。而不同的“民族”拥有民族自决的权力，所以民族分裂势力就容易在西方获得道义上的支持相反，如果使用 “ 族 群 ” 的提法 ，西方 人就比较容易体 认 到 ， 中 国 是统一 的 国 家（nation），国内存在不同族群（ethnic groups）的现状。

　　而将各族群统一称为“某某族中国人”，就进一步避免了西方人对中国族群构成的误解。

统一族群的中、英文称谓

由于历史的原因，英文中对很多中国的族群还沿用陈旧、过时的称谓。这造成西方媒体和民众认识到的藏族人，并不是中国人、甚至也不是“藏族”或“西藏人”，而是“吐蕃人”（Tibet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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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中国各个族群的英文称谓，应当尽快和中文的称谓统一。就像壮族的英文称谓是“Zhuang”一样，藏族在英文中也应当称为“Zang”，而不再使用“Tibetan”（吐蕃人）的称谓。维族的英文也也应该称为 Weiwuer或Wei，不再称为 Uyghur（回鹘人）。

　　其次，一旦对藏族、维族、蒙族等族群分别为藏族中国人、维族中国人、蒙族中国人这样的称谓后，在英文上也应将这些族群改过来。藏族中国人的英文称谓应当是 Zang-Chinese，维族 中 国 人 的英文称谓应当 是 Wei-Chinese，蒙族 中 国 人 的称谓应当 是Meng-Chinese。

　　在英文中也不应再使用“少数民族”、“少数族群”的提法。现在的中国出版的英文资料，提到汉族以外的各族群，都使用“某少数族群”提法。比如壮族在英文中一般提作“The Zhuang minority group”、苗族称为“The Miao minority group”。这是应该停止的。

　　在中国的出版物、教材、媒体、政府文件（包括法律文件）、新闻通稿、外交部和各部门新闻发布等渠道中，统一使用这样的称谓来称呼中国各个族群，将会逐步实现西方媒体和文献、政府文件中也采用这样的提法。这是笔者长期观察中国对海外传播国内族群关系时，所面对的困境而得到的一个重要结论。

　　这些措施落实之后，大约三到五年内，“某某族中国人”这样的提法，将全面被广大民众和境内外的媒体、学者、政府官员接受，会极大地促进各族群的国家认同，以及海外政府、媒体、公众对中国各族群与国家的不可分割性的认可。

【姚新勇】“清真”何以清，“国家”有无“国”？——当代中国国家合法性之一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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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真”何以清，“国家”有无“国”？——当代中国国家合法性之一辩作者：姚新勇（暨南大学教授）来源：作者赐稿《儒家邮报》发表时间：西历 2012 年 2 月 29 日

一

本文的正标题看上去似乎有些乱，标题的两半好像彼此没有多少关系，而文章的副标题，可能更会招来“五毛教授”之讥。不过如果您认真读完全了下面的文字后，或许会发现我之所论未必那样混乱，也未必那样五毛不堪。

本文所思自然非一日之间形成，但促使我拿起笔来最终写下这些文字的直接刺激，则是下面三篇文章：《清真食品姓什么？》（海默）、《中国历史的延续与断裂》（秦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检讨》（聂冷）。这三篇文章都可以在“共识网”（ http://www.21ccom.net）上查到，不过为了更好地展开相关的论述，先允许我将这三篇文章大概介绍介绍。为行文简便起见，下面我将以作者姓氏简称相关文章，而且相关引文除超出这三篇外的文字外，也不再具体标注出处。

“海文”讨论的直接问题是，应该怎样定性清真食品。作者指出，无论从中国穆斯林清真食品形成的历史来看，还是从现实来看，清真食品只应该姓“宗”，宗教的宗，即“清真”一词应该是严格地与“HALAL”这一来自于阿拉伯世界的宗教词语相对应的概念。但是现实中，不仅存在着将清真食品错误地理解为一般性的属于民族生活习惯的“民族食品”，而且一些地方的相关职能部门还严格规定，“不允许在清真食品论证标识中出现‘HALAL’字样”，如果有必须更换标识，否则禁止销售。还有人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把相关的标识视作“敌人势力‘利用宗教向文化、商业领域和人民生活等方方面面进行渗透、煽动宗教狂热’”。

海先生认为这显然是非常错误的：

“宗教信徒在遵守国家法律的前提下，自愿以宗教律法指导和规范约束自己的言行，在饮食、服装等方面谨守宗教禁忌，只要不损害他人利益和社会安全，就不能视为错误，更不能随意定性为宗教狂热。在符合某一宗教律法的食品上印制或张贴该宗教用语的标识，主要是为着规范宗教食品的生产和经营标准，让信仰这个宗教的信徒放心食用，防止和减少不同信仰个体和群体之间的矛盾。因此，HALAL（清真）标识不仅与敌对势力无涉，而且恰恰是促进社会和谐，维护社会稳定的必要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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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文与聂文所讨论的范围不尽相同，但存在交叉。其交叉的核心问题就是，1949年以后的中国政府，在国家主权上，究竟是提高、张显、强化了中国的国家主权，还是不仅没有提高，反而是使国家主权受到了伤害和削弱？答案是否定的。

秦晖先生说：“仅仅就一般意义上的国家权益而言”，“1949年以后中国国家权益，或者说所谓的主权”也没有任何增进？试问，“哪一个不平等条约是 1949年废除的？哪一块领土是 1949年收复的？哪一点经济权益，包括海关权益，各种权益在内是 1949年获得的？不管是大的还是小的。我相信没有一个人能够回答出来！的确是找不到！”而聂先生，则更是一一罗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失去的”比清朝丧失得还多的“近 200万平方公里”的具体名称，以此来证明新中国 60年来的外交几无是处。

二

以前没有读过聂先生的文字，且新中国丧失领土的情况比较复杂，容后再谈，但素以行文思考历史材料丰富、论证逻辑严密、思维锐利理性而著称的秦晖先生，尽然得出如此简单、绝对的结论，却着实让人吃惊。当然读者可能会说我在窜改秦晖先生的话，秦文明明写道：

“所谓的国家主权的恢复，或者说国家权益的恢复，1949年以后的确有进展，这应该承认。道理很简单，不管哪一个党执政，1949年以后起码国家是一个革命统一的局面，比起之前战乱的局面，多少说话的力量要大一点，这一点应该是没有问题。所以从长远的观点来看，这种变化对中国国家权益的恢复当然是有正面作用的。但是这个正面作用在 1949年的时候并没有体现出来，在 1949年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在这方面其实是没有什么进展的。”

然而综合全文看，这种不无遮掩、颠三倒四的说辞，与其说是否定了我的看法，不如说是恰好症侯性地表明，秦先生的确认为新中国国家的主权毫无提升，新中国无论是内政还是外交都乏善可陈。

1949年之后的中国，的确有许多问题，产生过诸多灾难，但说它对国家主权尊严毫无任何提升，实在是罔顾历史。

抽象而言，民国时期的国家版图是比现在的大，就是今天台湾的中华民国地图，还包括着外蒙古。但是不仅现在一些已经正式被划为他国领土的原中国领土（如外蒙、海参崴等）实际并不在民国政府的控制之下，而且西藏、新疆等大块边疆地区，也不在国民政府有效的控制之下。而共产党国家成立后则至少是将现在的新疆、西藏等地区有效地纳入到了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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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的范围之下，切切实实地加强了现代国家（state）所必需的国家一体化，进一步推动了传统天朝国家向现代国家的转型。这些难道不是对于国家主权切实的提升吗？而 1949年之后所进行的三场涉外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中国都取得了胜利，难道它们都没有扬国家之威、固中国主权吗？

当然，秦、聂二位已经对新中国国家预先作出了全盘的否定，因此，他们要么回避一些明摆的事实，要么加以曲解。两位都没有提到对于西藏主权的强化和中印边界反击战，而关于其他几点，又都被确定为外部因素使然，似乎没有中国的什么事。比如，秦先生认为，早在 1946年底，苏联就发现了三区革命中伊斯兰因素的扩大，害怕无法控制，所以就改变了支持三区革命的立场，转而施压让三区革命领袖承认中国的主权。所以没有 1949年的变故，“苏联也不会把新疆分离出去”，所以在三区问题上，1949年之政权“更迭也没有起多大的作用”。而聂先生则把抗美援朝战争与对越自卫反击战的胜利，或归为苏联的飞机大炮及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或归为与美国的结盟。这样的论证逻辑显然是以偏盖全、似是而非的。

三区革命造成的新疆危机，当然与苏联有重要的关系，但其最终的和平解决，恰恰与共产党中国的建立关系重大。已经在新疆的伊犁等地建立了带有相当分离性质的“三区自治政权”，之所以能够顺利、和平地纳入到新国家范围中，不正是因为当初中国新政权与苏联良好的关系以及三区革命与中国革命在共产主义理念上的一致性吗？不正是新型国家决心收复新疆、解决新疆问题努力之结果吗？而且 1960年的伊塔事变，尽管得到了苏联分解中国企图的支持，但也很快得以解决，则就更与什么苏联的功劳无关了。再说抗美援朝与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固然有外部的因素，但如果没有中国自己的决心、努力、流血牺牲，难道会取得胜利吗？不要说全球化状态下的战争会有外部因素，就是前全球化、前现代时期的战争，也离不开外部因素。如果因为外部因素的存在，就否定内部因素的自我作用，那么这个世界上还能有什么“自己的胜利”之说呢？还能有什么“胜利者的自豪感”呢？

关于 49年之后新政权与国家主权增长与否的讨论先告一段落，让我们回头来看海默先生的清真姓“宗教”之论。清真食品的确与伊斯兰教有直接的关系，但将其视为一般性的民族生活风俗习惯也并非是无人从信之说。强化清真食品的伊斯兰教教法的专一属性与强调其非宗教性、生活习俗性之两种诉求，也很自然地内含着（外来）宗教权威与国家权威间的紧张，尤其是考虑到伊斯兰教拥有强烈的正教合一传统的特点，两者的紧张、矛盾很可能就会更大。两种紧张或矛盾的具体内涵之孰是孰非暂且不论，但很清楚的是，如果我们不违反基本逻辑，是绝对无法简单地推导出海先生的结论：强化、确定“HALAL（清真）标识”，“恰恰是促进社会和谐，维护社会稳定的必要举措”。

上述分析还只是限于表层，其深层原因更值得分析。三篇文章之所以都出现了相近的简单、绝断的论证问题，与三位作者不约而同地为了追求个体或族群的权利而否定（或限定）国家权力的动机直接相关，而这一动机的产生与绝对化，则又与近三十年来的两股潮流不断相互激荡的现实密切相关。这两股潮流一是少数族裔文化复兴潮流，二是要求扩大社会和公民权利、缩小约束国家权力的民主诉求潮流。这两个潮流都源起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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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断并行延展，构成了中国社会转型的基本内容和主要矛盾的汇聚场域。不过一方面由于前一潮流所含内容更为敏感，长期被有关各方（其中又以体制为主）有意掩盖或回避，另一方面由于主流文化界对于边缘族群存在状态的麻木与傲慢，所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少数族裔文化复兴潮流及其所带来的对于中国的冲击性就被忽视或漠视。但是到了本世纪之后，尤其是在 2008年前后，借助于奥运火炬传递风波、藏区 3·14、新疆 7·5 等一系列冲突性事件，这两股潮流呈现出合流之态势，共同激化着中国社会思潮、立场的两极分化。

于是我们看到，要求更进一步扩大少数族裔文化及自治权益的呼声和主张自由、民主、宪政的呼声的汇流。而相同的情况在海外“自由中国人士”那里也同时出现。当年写《天葬》一书时，王力雄还说在涉及中国主权问题上，海外流亡人士与中国大陆的立场是一致的，但是 3•14 之后，尤其是 7•5 之后流亡人士的表现不再与大陆一致，相反却与分裂人士更为靠近。而在国内被曝光的同时受到中国政府控制、西方势力声援的人，也不再是过去单一的“人权人士”，同时也包括一些少数族裔的“民族-人权人士”。这就似乎形成了，西方国家、海外民运人士、追求独立的海外藏人或维吾尔人等、国内人权活动者、自由宪政诉求者之间的相互声援；与之相对应，也出现了爱国华侨、留学生、“左派”人士、爱国激愤青年的同声相契。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国国家、爱国主义合法性与否的问题，也就被全面地纳入到了中国社会转型、制度选择之何去何从的激烈争论上；中共和国家，也就被各方同时从正反两个方面高度地捆绑在了一起，中共的统治的合法性被前所未有地与中国国家利益、中国国家尊严的获取、保持、扩展联系在了一起；而反之，中国国家的“非法性”，又与中共的专制、不民主几乎划上了等号。因此，毫不奇怪，为了摧毁“爱国主义、民粹主义愤青”、“左派保守势力”、体制权力的最后一块合法性基石——爱国主义、国家权利，激愤且感到前途渺茫的自由民主宪政人士、日益强烈的“民族文化”的皈依者们，以不合逻辑、不符事实的论证，彻底（或片面）否定中国国家的合法性就是再自然不过了。

当然，我并不想把这种中国当下意识形态的二元矛盾激烈对抗性态势，笼统地归因于中国社会的转型，从而掩盖作为执政者的中国共产党的责任。我们即便不去具体分析中国社会矛盾激化中体制权力的责任，只是就作为国家权力的拥有者这一点而言，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都要对当下日益严峻的社会现实负主要责任。换个角度看，我们这里所讨论的偏激观念，在相当程度上正是对于权力几无止境的恶质化的反映。但是姑且假设，各种质疑中国国家合法性声音的动机都是良好的，都是为了国家转型的健康完成，为了国家真正实现和谐、民主、自由、长治久安，那我也必须指出，不顾事实、逻辑地将中共完全等同于中国，以中共执政所存在的问题来全盘否定国家尊严、中国利益的诉求，并进而片面过度强调个体、族群、社会的权利，是成问题的。且容我返还回去再解析解析上述三篇文章，来做进一步地说明。

三

海默先生说强化清真的宗教标识，不仅与国家稳定无碍，而且“恰恰是促进社会和谐”之必要举措。我以为海先生可能过份站在自己的宗教和文化一边说事了，而有意忽视了现实中“纯化清真”的诉求所带来的紧张或冲突。主要由各地回族所推动的回族聚集区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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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真化运动，近二十多年来不断地在各地展开，其主要形式有，清查、纯化回民聚居区饭店的清真度，在穆斯林群众中间推行戒酒运动等等。应该说，绝大多数积极推行相关运动的回族伊斯兰信徒的动机是单纯的，即为了提高本族群众的伊斯兰教戒规的严格性，而且他们在推行相关活动时，也大都试图寻求政府的支持与帮助，因此将其定性为敌对势力“利用宗教向文化、商业领域和人民生活等方方面面进行渗透、煽动宗教狂热”的确失之过当。但是另一方面，在推行饮食清真化运动时，一些宗教人士或信众，也时不时地僭越权限，不顾国家法律规定，去行使查禁饭店、搜查穆斯林家庭住户有无藏酒等行动，并不同程度地引起了一些地方的信教与不信教民众的冲突。

另外饮食清真化运动，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与近三十年来的饮食、服饰、教育等全面的伊斯兰纯洁化联系在一起的文化复兴运动。族裔文化复兴运动的推进，是纠正了文革时期的极左路线，推进了回族等少数族裔文化的发展，但是另一方面，不无激进的伊斯兰文化复兴运动，也带来了国家认同的弱化和宗教认同的强化，带来了回民居住区回民与非回民之间的紧张，甚至带来了回族传统文化与新兴阿拉伯化之间的紧张。虽然由于对敏感性的回避，在中国公开的场合下，极少有人谈及此类紧张，但实际情况却日趋严重，有国外学者已经注意到了相关情况，并专门加以研究。如《在北京和麦加之间》(Between Mecca and Beijing: modernization and consumption among urban Chinese Muslims, by Maris Boyd Gillette,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共产主义的多元文化主义》（Communist Multiculturalism, by Susan k. McCarthy,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2009）两部著作。在《共产主义的多元文化主义》一书中有这样一个例子，以云南沙甸清真寺为核心的伊斯兰推进力量，到藏区中甸的一个叫做哈巴（Haba）的村庄开展“再皈依（Re-conversion）”活动，力图让已经藏化了的原回族居民重新皈依伊斯兰教。他们的再皈依活动应该说是颇有成效的，但也引起了周围其他非回族（如纳西、彝、藏）民众的不满。书中就记载了一个藏族的相关不满：“一个民族必须注意并尊重其他民族的宗教与文化。而这些回族在这里建造的新清真寺就不好，没有表现出对其他民族的尊敬”。（《共产党的多元文化主义》148-149页）。其实对于想了解这方面情况的读者来说，不用借助于国外的研究，在互联网上就不难找到类似的案例。比如在天涯社区中就有关于各地回族信徒推行戒酒运动的激烈争议（参考网页如：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news/1/149111.shtml）。

当然，或许有回族朋友看到我这里的论述可能会不高兴，他们会强调本族群相关活动中的守法与克制，以及当地群众的理解和支持，《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中甸县回族简况》（http://bbs.2muslim.com/viewthread.php?tid=2576）一文就是一例。回族朋友这样的自辩，并非虚言，但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而且自辩本身就说明紧张、不和谐的存在。

这些情况说明，相关部门对中国伊斯兰文化回归的担心与管理，并非无的放矢，并非只是文革思维的错误延续，并非只是对于国家意识形态的维护，而是切实带有超党派、超族群的国家安定的稳定意义，是对于可能越界的单一宗教信仰、文化认同扩张的抑制，是对于不同文化族群相互和谐相处之基本宽容基础的维护，也是对某一族群之外或之内的非（他）宗教信徒的公民权利、信仰权利的保护。所以，即便有关监管行为存在管控过度的情况，那也不应该片面地否定国家的监管权，而无限扩张、强调某一族群文化信仰纯化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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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再来看看对新中国丧失领土主权的指控。

聂文所例举的相关领土的丧失，共计 200平方公里，主要是承认外蒙古独立的 160万平方公里（并在划界时再送 4万多平方公里内蒙、新疆、察哈尔等地区的土地）、承认苏联对唐努乌梁海吞并的 17万平方公里、中缅划界时送 13万多平方公里给缅甸；另还有送给越南、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尼泊尔的领土；还有东海的苏岩礁被韩国占领，钓鱼岛被日本占领，南海的诸多岛屿被周边的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国占领等等；还有南海石油资源被邻国强行开采等时而发生的“丧权辱国的事件”。

聂先生所列的情况，许多是我没有听说过的，相信许多普通中国人也与我一样，这说明60年来中国政府在处理外交事务时，至少没有真正征求过人民的意见，人民并不真正拥有对于国家主权问题的实际知情权与过问权，这无疑是非常成问题的。但是尽管如此，聂先生不分青红皂白将上述所有情况都归结为中国政府的丧权辱国的行为，则恐怕含有故意夸大其辞的问题。比如聂先生所说的东海、南海海洋主权丧失的情况，就牵强之极。一来中国政府并没有承认过聂先生所说的大多数侵犯行为合法，二来这些海洋侵犯行为之所以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回击，并非中国政府不作为，而是因为军事能力的不足和出于复杂的周边及国际影响的考虑。众所周知，近来中国政府刚刚明确南海为中国的核心国家利益，就引起了极大的压力，美国就借机联手周边相关国家，散布中国威胁论，联手制衡中国。中国政府能够不小心谨慎吗？它能够不分时机、不讲策略地有犯必击吗？而将钓鱼岛主权被日本实际占有和承认外蒙独立都算作是新中国的责任，则更是连起码的历史事实都不尊重。这两大块领土的永久或暂时的失控，有中共政府的责任，更有国民党政府的责任，怎么能够将板子都打在中共政府身上呢？当然聂先生会说，即便不说是中共政府丧权辱国，那么也是中国政府实施愚蠢的结恶美国、搞远攻近交的外交策略所至。而这种批评，恰与秦晖先生的说法相通（即越是与中国政府关系良好的国家，越是欺负华人利益严重的国家），都是直接或间接地批评中共政府不施行民主制度，与西方民主国家交恶，结果只能是对内侵犯人权，对外丧失主权。

当然不能否认新中国 60年来人民权利被履遭伤害的事实，但是仅从此角度来理解中国的外交关系的历史及现实并全盘否定新中国的外交实践，显然是偏颇的。60年来中共政府与周边国家的领土外交互动，不仅是这 60年来的事情，更是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转型之数百年来历史的延续。自 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签署以来，中国与西方及周边国家签定了众多与领土相关的条约，其中既包括许多明显的的丧权辱国之约，也有扬眉吐气收回主权之约，还包括一些难以定性的条约。不过理性而客观地来看，将这些条约进行这样的分类，恐怕太多简单的意识形态的性质，而缺乏客观、冷静的历史理性。因为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由边界模糊的天朝中国向主权清晰的民族-国家之现代中国的转型之历史，正是这一系列性质不同的领土条约签定、演化的历史。虽然在此一体两面的历史过程中，我们经受过了众多主权丧失的痛苦和不多的主权恢复的欢喜，但是我们必须承认，正是通过痛苦与欢喜的双重历史，中国作为一个现代国家的领土主权范围才逐渐得以明晰、确定。这种现代国家主权范围界限的不断地清晰化，不仅是与外部世界厘清关系的过程，也是国家内部各地区紧密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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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建构的过程。只有从种这内外一体的角度来看待相关问题，才可能正确地、历史性地认识中国数百年现代国家演化史的性质。

例如聂、秦二位都提到了 1949年之后中国边界划定时过度出让领土的情况。这种情况的确存在，而且就具体得失来看，中国的谦让之举也的确近于东郭先生之迂腐。但是如果我们从传统天朝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的内外双重性角度看问题，或许会有另外的评价侧度。我们看到，转型中国在明确国家边界时，不仅有面对强敌的不得已地退让、失败，也有对于弱小邻居的“礼让”、“大度”；而与此同时，无论是清代的改土归流、晚清的开疆实边，还是 1949年之后的解放西藏、解放新疆、支援边疆建设等，又都是国家借助国家强力，铲除地方割据、建设一体化现代国家的过程。如果我们孤立地看问题，很容易得出中国历届政府都是“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施行者。但是这种看法的合理性，应该主要是内向性的，即对内激发民众奋起推动国家改变、进步的奉献精神，而如果将其简单地运用于对外关系方面的评价，则可能是很不恰当的。因为它至少掩盖了这样的一种事实或性质：即中国文明具有更高的和平性诉求，中国很少出于称霸的野心，主动通过侵略的方式，完成自己的现代国家的转型，这与西方现代国家生成过程中的对外侵略扩张性是很不一样的。另外，近代以来的历届中国国家，对内更为强调国家强力的实施，固然说明中国治理的现代民主性质的缺乏，但这也同样说明，中国对自己边疆范围的基本的明确性与自控性。说明，有清以来中国对于西藏、新疆等主权的高度明确性，说明这些边疆地区属于中国的合情、合理、合法性；说明，近代以来的中国，尽管遭受到了西方、日本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诸多欺凌，签定了不少屈辱的条约，但是在许多情况下，一旦这些条约确定下来为国际法所承认后，中国历届政府又都自觉遵守它们，并且通过一些自我牺牲性的让步，求得与周边国家边界问题的良好解决与和平安定。而这与美利坚合众国的形成史、扩张史的差异是多么的大呀！在现代中国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过程中，我们已经经受了多么深重的屈辱、不平等，做出过多少主动的谦让与牺牲，我们自己的精英们还有多少理由，不分青红皂白地无限贬低中国、夸赞西、美诸国呢？

过去的民国也好，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好，为了强调自身的合法性，往往全盘否定“前朝”，从而将完整的现代中国转型史所割断，清、中华民国，被先后视为国家灾难的十恶不赦的罪者；而今，不少学者不断地纠正“极左”、暴力的历史思维，努力恢复被割断的历史，挖掘清、晚清、民国之于现代中国的正面贡献，体谅它们的诸多历史无奈，但是与此同时，许多学者又要将 1949年后的中国历史全盘否定，甚至全盘否定五四以来的启蒙历史、左翼革命史，这不是从相反的方面重复红色的暴力思维又是什么？

四

再强调一遍，我并不是一个愚蠢的国家至上主义者，我理解，以民主、自由为理想来批判、否定中共、中国国家合法的声音之所以越来越高，表现出人们对于政治改革迟迟不前现状的绝望，对于国家权力对公民权利侵犯日益升级的激愤，对于国家危机的极度焦虑。所以，在很大程度上，这种不无偏激声音的日益增高的责任，在执政党；而且中国问题解决还是继续恶化的责任在政府。但是尽管如此，我们也不应该任由这种声音放大、走向极端。且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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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中共的所作所为未必都是错误的，作为国家权力执掌者的位置，也决定了中共政府所作所为，不可能只属于中共的而无超政党的国家性质。上面的分析已经说明了这一点。如果我们为了推进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为了强化某一族裔的自我权力，执意要将中共与中国相等同，并经由国内不民主现状的否定，达至对中国国家的全盘否定，则很可能不仅在取消着中国国家的历史与当下的合法性，也可能是在取消中国未来的合法性。我们至少可以从以下 4 方面来说明。

第一从各个族裔与国家及各族裔之间的关系来看，如果每个族裔都过度强调本族裔的权利，那么国家的权威又何以保证？如果国家的权威无法保障，中国除了四分五裂，还有什么前途？强调国家的权威性和整体性并非是以国家为本，更非无原则地强调国家的权力高于一切。国家之所以存在，之所以必须，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在于其调节各不同群体和个体关系的作用。每一个文化族群对自我权利的强调并不是在真空里进行的，而是在与其他族群和国家的相互关系中才产生了自我权利的意识与诉求，因此，不同的群体权利诉求之间，肯定会发生矛盾、冲突，而这就需要国家在更普遍的基础上来进行调节。所以，尽管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没有西方式民主选举的合法性认证，但它在代表国家执行不同利益、文化群体关系的协调时，就不可能只是代表一党的私利，因此中国国家的权威性，一定包含有超党、超政府的一面。如果我们不承认这一点，简单否定国家权力的合法性，任由每个族群片面地去争取本族群的权宜，那么所带来的不仅是中国的解体，更是各族群之间的激烈冲突。

第二从中国国家边疆治理的合法性来看，一味否定 49年后新政权的作为，也是很危险的。这里首先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我们在思考中国新疆、西藏等边疆问题及其他国家问题时，不能以内外双重标准来看问题。即不能一方面用西方的民主制度以及自由、民主、平等价值来衡量、评判中国，另一方面又自觉不自觉地将西方国家完美、纯粹化，将它们等同为民主、自由、平等的化身。因为如果以这样的双重标准看问题，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只看到中国国家在解决边疆、族群等其他问题时使用暴力的情况，只看到中国国家的压抑性一面，而看不到西方民主国家的暴力性、利己性一面，看不到现代世界格局的形成，本身就是建立于国家暴力基础上的，从而本能地无条件地取消中国国家的暴力合理性，而又无条件地肯定西方、他国的暴力合理性。具体到中国的边疆问题、族群问题上就是，只看到美国等西方国家自由平等理念，对于其少数族裔权利获得的正面性，而忽略它们在历史上所做过的殖民、侵略、压迫其他民族或族群的劣行。这些劣行不是已经过去的历史，而是不少西方国家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今天得以存在、良好运行的基础；而且他们当年对于所侵占地民族的摧毁性消灭，对于其他少数族裔的超强力的压迫与剥削，也为它们今天能够相对以民主制度的方式来解决国内的族群问题，奠定了暴力性基础。也就是说，殖民者当年对本土居民或少数族裔所实施的残酷、毁灭性的统治，或者使得土著居民所剩无几，他们也就不会成为“麻烦的制造者”，美国印第安民族的情况就是如此；或者残酷的镇压，使被压迫民族认识到，简单地通过将白人赶走以民族独立的方式解决问题是不现实的，所以就以自由、民主、平等的理念来反抗、来争取平等权利，从而以斗争兼妥协的方式，将尖锐的族群冲突，在现有国家的框架内得以基本解决，美国、南非等国家中黑人的情况就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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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西方殖民者相比较，中国政府将西藏、新疆等地紧密地纳入到中国主权范围中来，既有着漫长的中原与周边复杂关系的历史合法性，也有着新制度架构的阶段的先进性、宽容性。尽管新中国在整合边疆地区时，是使用了国家暴力，而且我们现在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还存在不少问题，需要进一步地完善、改进，但是绝对不能简单地将中国国家与西藏、新疆等边疆地区的关系等同于西方与被殖民地的关系。如果一方面以殖民与被殖民关系来看待中原与边疆的关系，以不民主、不自由来完全否定中国国家，另一方面又忘记了西方殖民国家的历史，看不到西方国家在处理对外关系时所持的本国利益至上的原则，那么不要说中国国家的历史和现实的合法性都成问题了，就是未来存在、未来进步的合法性也可能都很成问题了。例如一些人认为，中国应该学习西方的经验，用联邦制来解决西藏、新疆问题，但问题是，如果 60年来中国国家的所有所作所为都被否定了，施行制度改进或变革的合法性基础又在哪里呢？

第三，如果把新中国 60年来所签定的一系列的领土协议都视为丧权辱国的话，那么假设中国政权发生了更迭，新政权该何以处理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呢？如果持续坚持原则，拒不承认前届政府所签署的协议，那么只好与所有相关国家开战；如果承认已签署的协议，那么岂不是又违反了自己对前届政府的指责，继续行所谓“丧权辱国”之行吗？这样说并非是无稽之类推，而且还有切实的现实之苗头。

以聂文为例，在逐一揭发了中国 60年外交之不堪史后，聂先生给出了解决办法，就是对内彻底改革政治经济体制，对外从拾中国古代的远交近攻之策，与美国、西方结成密切的战略盟友，而为了让美国相信并愿意接纳中国，就要做出切切实实地示好姿态，让利于美国和西方。比如还以中国近海利益纠纷为例：

“如果中国明确宣布，中国不仅乐意配合美国继续驻军东亚管制日本和朝、韩，而且欢迎并乐意配合美国航母在日本海、黄海、东海、南海的国际水域里巡航并在中国港口停泊和补给；欢迎美国公司参与开发中国近海石油资源；同意在不损害中国自身利益的前提下帮助美国克服经济危机，乐见美国继续保持其固有的强大，但美国必须承认中国对南中国海中所有岛礁的领土主权，并支持中国对所有南海岛礁进行实际控制等等。同时，也给美国摊牌，如果美国和其他任何国家的公司不是跟中国而是跟其他有关国家合作在上述海域进行经济活动的话，则中国将不惜以武力予以制止。那么美国或其他发达国家通过衡量，就很可能会看到，同中国在上述海域合作，显然比同任何其他有关国家合作都更安全、稳定和有利。而对于中国来说，虽然要给美国等发达国家让出一些利益，但是，既然目前中国还没有足够的实力确保独享这些利益，那么这些个利益即使不让给美国，也会被美国支持的其他国家鼠盗狗窃而去。与其独家管不住而被周边国家鼠盗狗窃，则不如主动联合美国共同来管，以便换取美国对中国相关主权的承认，同时还可以通过共同开发获得美国的深海作业技术，提前获得开发利益，同时就可获得对这些争议领土和资源的实际控制权。”

说实话看到这里我真差点笑出来，这种以美国为马首是瞻之举措，究竟有无效果姑且不论，但请问它不是建立在丧失主权的基础上又是什么？！如果不顾前 60年中国政府所面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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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诸多外在的压力，将其外交上做出的许多失策之举，统统都视为彻头彻尾的丧权辱国之劣行，那么又有什么理由将上述假设的先退后进之策排除在丧权辱国之例外呢？

第四，极端的自由民主诉求，不仅在外会导向尾随、顺从美国的辱权之举，对内也可能走向自由民主诉求的反面，将国家权力无条件地让度于党和政府。韩寒的《游行的意义》一文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韩寒以“房主与租客”的关系之比来批评政府的不民主和那些积极参与“抗日游行”青年的可笑、愚蠢。韩寒的动机当然是可爱的，而且所言是因为追求个体公民权利迟迟不可得之后的极端之反语，但因为此就顺着执政者的逻辑，就正话反说地将国家彻底归属于政府，则实在是太过荒谬、可笑。如果公民与国家的关系，就是租客与房主的关系，那么小寒同志又有什么理由去批评政府，批评爱国“愤青”们呢？房主愿意怎样处置他的房屋就怎样处置，愿意给谁租房就给谁租，租客又有权说什么呢？同理，国家这个大房子，既然属于政府，属于党，那么他们不将看不顺眼的人或多余无用的人赶出家门，我们就该烧高香了，哪里还有什么以公民、人民的权利，去置疑权力，捍卫自己、捍卫家园的理由呢？

2010年 11月 14 日完稿于暨南园

作者惠赐儒家中国网站发表

【盛洪】中国继续改革需要有魄力

盛洪，1954年 12月生于北京，1983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1986年和 1990年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相继获得经济学硕士和经济学博士。现任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山东大学经济研究中心教授。

盛洪对经济学各领域有着广泛的兴趣。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他先后致力于宏观经济理论和中国宏观经济问题的研究；产业经济理论和中国产业政策的研究；制度的结构 、起源和变迁的研究；文明的冲突、融合与整合问题的研究；上百篇研究成果分别发表在各种学术刊物上。1987年以后，他又注重介绍和翻译新制度经济学的文献；组织 翻译了罗纳德·科斯教授的论文集《论生产的制度结构》，近年来又主编了新制度经济学经典论文集《现代制度经济学》。他的专著《分工与交易》 是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在中国的成功尝试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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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著《治大国若烹小鲜》是用制度经济学分析政府的学术努力；他主编的《中国的过渡经济学》和论著《寻求改革的稳定形式》代表了过渡经济学领域的领先水平；他的随笔集《经济学精神》和《在传统的边际上创新》透露了他普及经济学的努力、 和对文化与道德问题的关注；他的文集《为万世开太平》则交织着理性主义的冷静思考和关注天下未来的文化激情。

网易财经 2月讯 网易财经《意见中国－－网易经济学家访谈录》栏目近日专访了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盛洪。身为最著名的民间经济研究所的所长，他以坚韧而淡定的态度，做踏踏实实的研究，推动市场经济的建设。他对改革有哪些乐观与悲观？

天则经济研究所近几年来，做了很多现实研究。比如，对“18亿亩耕地红线”的研究、对国有垄断企业的研究、对金融管制的研究等。这些研究有的让公众议论纷纷，有的只受到学界的关注。这些研究的共同特点是踏实低调，力求用数据、案例来说明干预的危害。

在访谈中，盛洪教授的表现恰如这些研究。语调很温和，但是观点却很锐利。他首先批评了致吴英于罪的过时法条，认为那些法条是计划经济的遗迹。他说：“现在的刑法远远滞后于我们市场化改革的这样一个进程，把很多正当的市场行为还认为是违法犯罪，所以这个法律本身就是有问题的。”他认为，民间金融是传统中就存在的权利，改革 30年来，人们的权利观念有进步，所以很多人为民间金融呼吁。对吴英案，他保持谨慎的乐观，认为最高法院很有可能驳回死刑。

对于改革为何停下来，盛洪认为，这是因为，过去改革是因财政、竞争等各种压力，现在还没改革的领域，是比较容易获取利益的领域，因此会遭到利益集团的反对。“但是从长远看，这些部门长期在吸老百姓的血，实际上他们是在把这个不正当的、不公正的，把全国人民的财富转到自己的这个兜里，这样一种情况是不能长期持续下去的。所以从长期看那肯定还是要打破这些行业的垄断。”

盛洪对邓小平式改革的理解是，邓小平懂市场、有信念、有魄力、有手段，所以能推进改革。“邓小平他最大的变化就是，原来是要靠计划大家才能生产，然后突然有一天不需要计划了，其实大家过得更好，这个转变其实是非常巨大的，这就是 180 度的转弯呀。这比现在所有的改革加一块都要大得多。但现在所有的小改革都在那儿整天说‘条件不成熟’，所以这就是非常重大的区别。”今天不能再盼望出一个邓小平，大家应该自己救自己，为市场而呼吁。

盛洪认为，利益在决定着改革的前进或倒退。30年改革最值得反思的地方，就是没有建立起严格限制政府扩张权力的制度。随着干预市场的利益变大，政府自然就扩张权力。老百姓的观念也有值得检讨的地方，不要动辄呼吁政府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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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访谈实录：

民间金融是天赋人权

网易财经：我们看到最近吴英案受到了广泛的关注，您怎么评价吴英案的判决

盛洪：首先是这个适用的这个法律其实是本身就有问题，因为它是依据现在的刑法，而现在的刑法远远滞后于我们市场化改革的这样一个进程，把很多正当的市场行为还认为是违法犯罪，所以这个法律本身就是有问题的。

它其实维护的是一个非常错误的制度，所谓的这种经营秩序，其实是一个这个既无效率，又不公正的这样一种秩序，它维护的是国有垄断集团的利益，所以它是错的。第二点就是审判过程中，其实有很多勉强、牵强的这样一些部分。

第三点就是涉及到死刑。应该说，死刑是极端的这样一种惩罚，这种惩罚在任何国家，古今中外都是慎而又慎的，执行上应该相对迟缓的，以体现对这样一种这个极端惩罚的一种慎重态度，而这个判决，可以看出在这个春节前四天宣判这个判决，可想这样一种判决，真是缺乏对生命的基本尊重的。

网易财经：浙江高院给吴英判的是叫“集资诈骗罪”，您觉得这个“集资诈骗罪”成立吗？

盛洪：当然不成立了。所谓集资就是这个向其他人去这个借钱，按照一个正常的市场规则，只要这个交易双方都同意，这个交易就能成立。而现在它所谓依据的刑法中的一个条款，就是所谓的叫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这个罪其实就是违反市场经济规则的一个罪，它维护的是计划经济的这样一条秩序，维护的是现在的国有金融垄断集团的秩序，所以这个罪本身就不成立。

而诈骗的一个基本的立论是说，她借的钱没有还，或者还不起。实际上这个其实并不能构成诈骗，是因为进行这样一种借贷交易的，不是百分之百都能成功，有的可能成功，有的可能失败。有些人确实就可能这个由于各种原因他还不起，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就是说，跟她借钱的这 11个人，或者是亲友，或者是专业的金融人士，就是这些人虽然他不是国有银行的，但是他是民间的这样一种融资专业人士。他如果要向吴英借出如此高额的这个贷款，他们很显然，他们要对贷款的安全性做很多的考虑，他们有权利要求去看吴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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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比如说投资项目的可行性报告，要求去看吴英公司的资产负债表，可以去实地考察，各种各样的方法都可以要求，而且他们有他们的专业知识，所以说他们被骗了，这件事情只能假设他们都是，他们的智力要远远低于吴英，这个假设是不能成立的。那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叫“集资诈骗”是很不合适的。

其中还有一点是什么？就是他们说虽然吴英没有直接向公众去吸收存款，但是向她贷款的人之一，是直接向公众这个去吸收存款了，所以就等价于吴英也向公众这个吸收存款了那这个推理是非常荒诞的一件事情。

比如说我们现在的国有银行，都是向公众吸收的存款，如果这个逻辑成立，就是说这样一种债权债务关系它是可以传递的话，所有向国有银行去借钱的人，都等价于同时向公众吸收存款了，按照现在的刑法规定，每个人都犯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网易财经：民间反对非法集资这种罪名，是不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给民间所留下的一个正面的思想影响？

盛洪： 1949年之前，大家知道，其实民间的金融一直是自由的。这个在民国时期，很多人回忆，小孩子他有零花钱花不了，可以到街头的米店去存起来，他还能获得利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其实在民国的时候，其实金融就是自由的，就是开放的，只是到 1949年以后逐步的，老百姓的这样一种金融自由失去了，改革开放再逐渐恢复了一些金融自由。所以当改革开放三十年会逐渐形成这样一种观念，就说我们这样一种民间的借贷，完全是天经地义的，我们是合理的，这是我们的权利。大家就为什么要这个对吴英案有这么大的反弹？就是因为杀的不是一个吴英，因为吴英做的事就是我们每天做的事情，是吧。你杀吴英，我们就有可能被杀。

这三十年，大家至少摆脱了计划经济时期那种金融行业只能是由国家来做，只能由国有银行来做，而老百姓是无权来做的这种观念。确实发生变化了。

网易财经：吴英她有可能就最后被免死吗？

盛洪：我估计是有可能的。

如果最高法院仍然批准了吴英的死刑，实际上就把浙江的这个黑锅背到了中央政府，而他们根本没有必要背这样的黑锅。所以我认为，这之间是有非常巨大的区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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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还是应该持谨慎的这种乐观态度，吴英的死刑有可能在最高法院这一关有可能过不去。

网易财经：你觉得吴英的生死对于民间金融，或者整个经济领域来说会有一个怎样的影响呢？

盛洪：这个吴英的，如果要维持宣判她的死刑，并且执行死刑的话，肯定是对民间金融一个非常重大的打击。

但是从长期看，民间金融这个趋势是不可阻挡的，人们还要去融资，人们还得去进行金融交易。

改革停滞的背后逻辑

网易财经：中国现在入世已经十年了，十年之前中国已经搞了国企改革，当时有大概几千万人下岗，像下岗这样的涉及到几千万人工作的事情，这样的改革我们都可以推进，像汇率市场化、利率市场化、民间金融这些相较于当时涉及的几千万人的饭碗的改革来说，其实相对容易很多的，但是为什么这十年来，这些改革都没有推进，您觉得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盛洪：因为过去的国有企业很多处于竞争性领域，而处于竞争性领域的国有企业是竞争不过民营企业的，而这些企业他再怎么去保，怎么去改，其实也没有用，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把它关掉，停掉，很多人要下岗。无论从政府的财政来讲，还是从这些国有企业高层管理集团来讲，都是对他们有好处的。但是呢，在经过了一段的改革以后，尤其叫做“抓大放小”的这样一段改革以后，所谓抓大放小就是说中小企业可以把它关掉，可以把它卖掉，工人可以下岗，国有企业应该基本上从竞争性领域退出了。但是他们退到哪儿去了？退到那些垄断性领域，那些掌握着重要的稀缺资源的领域，比如说像金融，像石油，像电信、电力等等，这样呢，这样一些领域，由于有垄断权力保护，民营企业不能够自由地和这些国有企业竞争。

比如像石油产业，他们通过这样一种垄断权的设立，实际上把民营企业排除在外了，所以依靠垄断，它能够维护一种企业的表面的的利润，能够维护他们一些利益，而不至于被民营企业的竞争所击跨，所以这个时候，那这样一种秩序对他们就最好了。你要打破垄断这种改革，肯定对他们是不利的，他们就不改。比如说现在国有企业每年的利润有一万亿左右，这个一万亿的利润是一个巨大的数额，这种改革如果改的话，它就没有一万亿的利润了，而这一万亿的利润其实都是假的。因为包括了比如说其他一些要素的这样一些这个问题，比如说土地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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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市场为什么不进行改革？是因为土地市场一旦进行改革，这些国有企业就不能无偿地、免费地占用大量的国有土地。要知道现在的国有企业所谓的万亿的利润，其实就是地租，因为它们在无偿地、免费地占用了大量的国有土地，而这些国有土地，如果我们出租出去的话，一年的地租收入不止一万亿，所以它就不能改。

再比如像这个金融，要知道现在的国有银行靠的就是这样一种对金融体制的管制才能生存下来。比如说现在的这个银行的存贷款利率都是由央行直接规定的。你要知道这个体制，跟这个市场经济国家不一样，因为市场经济国家是什么样呢？存贷款的利率之间有个差叫存贷款的利差，这个利差是多少呢？我们最近有个研究，大致在 1.5%—2%之间，你知道国有银行他现在的存贷款利差是多少呢？是 3%。 你知道 1%—1.5%，你看着很小的一个数，但是你要知道这个对银行业是至关重要的，如果国有银行的存贷款利差不是 3%，而是1.5%的话，所有的国有银行整体来讲都是亏损的，这是我们最近的这个计算。所以他们就不能赞成进一步改革，明白这个意思吗？

网易财经：改革迟缓的几个行业，像金融还有烟草、电信还有民航，这几个行业未来打破行政垄断的可能性大吗？

盛洪：应该说在中近期是看不到希望的。这些垄断利益集团的这些人，他们在政治上很有实力，他们影响着政策，影响着政府的决策。所以呢，就是如果说，我们现在提出要进行行政性垄断行业的这种改革，必然造成巨大的阻力。但是从长远看，这些部门长期在吸老百姓的血，实际上他们是在把这个不正当的、不公正的，把全国人民的财富转到自己的这个兜里，这样一种情况是不能长期持续下去的。所以从长期看，那肯定还是要打破这些行业的垄断。

网易财经：打破这些行业的垄断，您觉得是迫于民间的压力会进行的改革吗？

盛洪：嗯，我觉得包括民间压力，包括政治上的变动。

邓小平有信念有魄力

网易财经：张维迎教授近期说，过去有邓小平救年广九，现在没有另一个邓小平救吴英了，您认为邓小平式的改革的特点是什么呢？

盛洪：邓小平他确实是执政党内出现的一个非常独特的人。一个呢，是他对市场经济有非38

常深入的理解和把握，他有一个非常坚定的这样一种决心，要推进这个市场化改革，当然他自己也相对来讲比较强势，所以在邓小平时代，会出现这样的事情。但是现在呢，确实在执政党内没有像邓小平这样的人。其实我们看到大量的这样一种不公正的现象，而且非常普遍的不公正的现象，都可以说没有人出来说一句话“我们要推进改革”，都在那儿说“改革的时机不成熟”，都在那儿畏首畏尾的，所以这是巨大问题。

邓小平他最大的变化就是，原来是要靠计划大家才能生产，然后突然有一天不需要计划了，其实大家过得更好，这个转变其实是非常巨大的，这就是 180 度的转弯呀。这比现在所有的改革加一块都要大得多。但现在所有的小改革都在那儿整天说“条件不成熟”，所以这就是非常重大的区别。

但是呢，我想说，我们不要期待邓小平，再出个邓小平，因为我觉得这个社会如果只是期待出一个邓小平的话，这个几率太低。要没有邓小平怎么办，我们就不活了吗，是吧？所以就是，其实有一句话很重要，就是我们要自己救自己，这个社会其实就是自己要救自己。这次吴英案应该说大家表现挺好，就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念，就是你不救吴英，哪天你可能就遭到吴英这样的下场，所以大家知道救吴英就是救自己。这是一个非常可喜的变化。

网易财经：最近温家宝总理在广东说要继续改革，要继续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您觉得这个是不是可以体现温家宝总理对于邓式改革的理解呢？

盛洪：假如我是头一次听的话我会非常的乐观。邓小平不仅有方向，而且有手段。被人反复提及的一个故事就是，当初这个邓小平复出的时候，提出要这个恢复高考，据说当时的教育部长就说“小平同志，现在时机还不成熟。”后来邓小平就说：“你干得了干不了？如果你干不了，我知道谁能干。”明白这意思吧？这事儿就推进了。

就是你不仅有方向，而且有手段，有魄力，甚至有霹雳手段。

网易财经：接下来的包括金融改革，或者是其它领域的一些行政垄断的行业的改革，有可能会去走这个敢闯敢试的这条路吗？

盛洪：这样一个行政性垄断的利益集团是非常强大的，所以呢，领导人就必须要有这样一种魄力才能做，如果没有这种魄力，其实是做不到这样的事情的。

改革没能在体制上对政府限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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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易财经：另一个现象是，现在有很多的干预市场的措施打着改革的名义出台，您觉得这种倒退的情况有可能愈演愈烈吗？

盛洪：一方面是领导人到底有没有比较清晰的认识和坚定的信心和明确的目标，其实还包含了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我刚才讲，就是这样一个垄断利益集团的力量的影响。

举个例子，像保障房，像住宅的这种限购，就是很明显。实际上这个房子的问题，其实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利益集团在后面。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我讲，其实这个房子本来不是问题，我那篇文章的名字就叫做《先把房子变成问题再去解决》。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其实在这个房子的供给上，有非常大的一块，原来一直是合法的，后来这样一个政府把它变成所谓的非法了，这就是小产权房。

小产权房的量有多大呢？2007年国土资源部有一个估计，大概是，有 66亿平方米，大概是这样一个数，还是 70亿平方米这样一个数。这个数非常大。如果小产权房的交易是合法的话，比如说人均 20平米的话，能解决 3亿多人的住房问题。3亿多人什么概念？就相当于 2007年的一半以上的这个所谓城镇居民的数量。

如果不禁止小产权房的买卖的话，其实城市的房屋供给本来是非常充裕的，充裕的结果是什么？就是房价不会飞涨。房价飞涨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把小产权房的供给排除在外。所以房价飞涨，恰恰是这个政府制造出来的问题，而它为什么要制造这样的问题呢？是因为它要在这个土地的供给上，在房地产的这样一种这个供给上，要垄断这个行业，垄断土地。

但是制造出这个问题呢，它的解决方法不是要回到放开小产权房的这样一个路上，本来这是个正确的道路，它就进一步再搞个保障房，而保障房又给这些人带来了巨大利益。而且大家知道，不仅给这些人带来巨大利益，而且还在这个分配上还存在巨大问题。

网易财经：您认为三十年改革，最值得反思的地方在哪儿？

盛洪：最值得的反思的就是，你在进行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中，要同时进行政治制度改革。政治制度改革最重要的，就是要限制政府的权力。如果你不限制，很显然，随着市场化的改革，经济规模会变得越来越大，公权力干预市场所带来的利益也会越来越大。随着市场化的发展，随着国家的富裕，经济的繁荣，利用公权、滥用公权去攫取私利的动力就越来越大。过去这个公权力可能就是一条烟，现在这个公权力可能就是上亿。一个公务员，一个官员，他可能能拒绝一条烟的贿赂，但他拒绝不了一亿元的贿赂，所以就有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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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易财经：民众目对于改革以及对于市场的认识，哪些是值得赞扬，哪些是值得批评的呢？

盛洪：民众啊，其实他是两种取向，一种是三十多年的改革形成了一种市场文化，他们要求要保护产权，要求要遵守市场秩序。但是还有一种这个传统，这种传统呢，应该说古今中外都有，就是他们对这个市场应该说没有深切理解，还有一点就是对市场中的正常波动，他们也不完全接受。比如说市场高涨时他很高兴，赚钱了。但市场衰退的时候怎么办？还有一些地方有些市场失灵。我说的民众不只是中国民众，甚至包括美国民众，包括很多就是很长时间都是市场经济国家的民众，都会在自己觉得这个出现问题了、出现困境的时候说，政府为什么不管？但是这个取向就特别不好。

其实这种取向呢，其实他没明白，政府可能会在某些时候管你，但在另外一个时候剥夺你更多的权力和利益。应该说是这样一个社会，这样一个国家它的文化，还有待于去改进。让民众清楚，实际上这个应该说，最好的社会不是政府管得越来越多的社会，应该是民众的经济权利越来越多的社会。政府的这样一种干预只应该限制在非常小的范围内。民众不能只假设市场好的时候，我赚钱的时候，我就要市场，但是呢，可能出现一些衰退的时候，我就要政府，而等这个经济又高涨的时候，政府就退出，到那个时候政府就不退出了。

所以就是很多时候，为什么政府在不断扩张，确实和民众的这种观念也是有关的。

网易财经：你觉得对于改革来说，民众起到的作用更大呢，还是说政府起到的作用会更大？

盛洪：当然要从这个改革的这个不同层次来讲，比如在这个法律层次，那肯定是政府更起作用，因为要去修改法律，是吧，要改进政策，这个当然是政府要做的，而且这些改变呢都是很关键的，是吧。但是在另外一方面，就是在具体的这样一种这个合约方面，实际上是老百姓自己和，就是自己之间的自愿的一种交易，这个呢，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大量的这样一种变革，实际上就从老百姓的自愿交易中出来的。就会出现很多制度的变异、制度的创新，都会出来的，所以这是在两个不同的领域，政府和民众都各有各的作用。

【纪宝成 葛剑雄 王名 蔡昉】调整独生子女政策，放开二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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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宝成建议调整独生子女政策:可生二胎同地同策

来源：千龙网 2012年 03月 07 日

千龙网北京 3月 6 日讯（记者 岳明乐）“提倡生一个，允许生两个，不准生三个。”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北京代表团今天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开放团组会，纪宝成代表建议放宽独生子女政策，据悉，这已经是他连续第五年提出这项建议。

允许生两个 但要同地同策

在开放团组会后的提问环节中，记者的提问又打开了纪宝成代表的话匣子：“您今年对独生子女政策的建议是什么？”

顺着记者的问题，纪宝成回顾说，我国的独生子女政策上个世纪 80年代开始施行，现在已经是第 31个年头了。根据最新人口普查，中国青少年人口比重进一步下降了约 6 个百分点，只占了总人口的 16% 左右，而 60岁以上人口增加了近 3个百分点。纪宝成表示，施行了 30年的独生子女政策一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但负面影响也逐步显现。随着青壮年劳动力人口下降，老龄人口逐步增加，中国出现了未富先老的现状，独生子女家庭的风险越来越大，独生子女教育问题也十分复杂，独生子女政策如果不放开就会造成很多问题。

纪宝成说，现在的计划生育政策，是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这些体制内的部门能够控制住只生一个，但是“体制外的控制不了、有钱人控制不了、农村的控制不了”，面临着生育权利不平等的问题。

针对问题，纪宝成建议：提倡生一个，允许生两个，不准生三个。他继续解释道，应当调整完善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要城乡同策、同地同策。他表示少数民族地区则可以自行制定地方性法规。

纪宝成告诉记者，中国的生育率现在只有 1.6，即一对夫妇平均生 1.6 个孩子，长时间的维持着低生育率，中国已成为世界上生育率最低的国家之一，低于世界上世代更替所需要的 2.1这一数字。纪宝成代表因此建议，独生子女政策逐步放开，试行三、四年后，再向全国推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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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宝成：当机立断痛下决心放开二胎 严控三胎

来源:金羊网-新快报 2012-03-07

■全国人大代表纪宝成（前左一）连续五年倡议放开二胎，"提倡生一个，允许生两个，不许生三个"。 新华社资料图

全国人大代表、原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连续第五年倡议调整计生政策

新快报讯 特派记者 尹来 报道昨天，在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原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表示，他将连续第五年提交同一份议案，倡议调整计划生育政策、尽快放开二胎。“农村花两三千块钱就生了，城市有钱人花 20万元就生了，有钱人能生孩子，没钱的不能生孩子；体制外能生，体制内不能生”，纪宝成在接受新快报记者提问时说，现在这种情况是 30多年前实施独生子女政策时没有预想到的，面对这样的新情况新问题，不能无动于衷，放开二胎“必须当机立断”。

刚提计划生育时已想到 30年后要改

“我们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是从上世纪 80年代开始的。当时中共中央提出独生子女政策时，还提出，30年以后，人口问题会大大缓和，到时就可以考虑实行新的生育政策。”纪宝成说，当时中央的考虑是非常准确的，现在中国人口规模的压力跟 30多年前相比，的确已经大为缓和。

他指出，根据人口普查的最新情况来看，我国 40岁及 40岁以下人口比重下降了约 6%，老龄化人口即 60岁以上人口比重增加将近 3%，出现“未富先老”态势。

“实施了 30多年的独生子女政策一些负面影响开始逐步显现，青少年劳动力人数正在下降，独生子女家庭凸显教育问题……”纪宝成重申了自己的建议：提倡生一个，允许生二个，不许生三个。此外，城乡同策，同地同策，少数民族地区可以根据地方实际情况制定地方性的法规。

建议过渡三五年放开二胎严控三胎

“现在真的被（政策）管住了的都是体制内的人，如政府机关人士和公务员等。但体制外43

的、农村的、有钱的人，你都控制不了。”纪宝成坦言，“现在农村，罚 2000块可以生；城市，罚 20万元可以生。有钱的甚至还可以出国生、去境外生，这些情况几十年前想都想不到。”纪宝成说，这些新问题不容忽视，必须解决，“生育权你都不平等，你还谈什么其他平等？”

他指出，人口问题有较长的延时性，孩子从生下来到进入社会之间有一二十年，“我们不能只看到眼前，应该当机立断、痛下决心”。纪宝成认为，二胎政策不能一下子全部放开，而应该逐步放开，用三五年时间实现全部放开。他建议：“可以先放开‘单独’（夫妻其中一方是独身子女）生二胎，先开放部分城市，然后再到所有城市。”他强调，此外，一定要严格控制生三胎。

原声态

国家连续四年答复：在“认真研究”

新快报记者（以下简称“记”）：您过去四年也提交同一议案，其间有无得到过国家答复？

纪宝成（以下简称“纪”）：国家每年都有答复，都回答在“认真研究，研究这些事情”。

记：您觉得这个倡议有可能实现吗？

纪：我觉得将来是有可能实现的。我自己希望是在三五年之内。

记：您不认为会造成资源紧缺？

纪：只要措施适当，不可能造成什么新的问题。

葛剑雄大声呼吁：再不放开二胎人口出现下降趋势很难挽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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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快报讯 特派记者 刘正旭 报道昨天下午，全国政协委员葛剑雄在接受新快报记者采访时大力呼吁“提倡一胎，允许二胎，杜绝三胎”，葛剑雄说，早在 1995年他就著文建议改变国家的一胎化政策，按目前情况，在某些地区还可进一步放开，否则将造成长期难以消除的后果，“如果人口出现下降趋势，就很难挽回了”。

新快报记者（以下简称“记”）：放开二胎，是否会导致人口激增？

葛剑雄（以下简称“葛”）：上海即便放开（二胎），也不会人口激增。不过，现在全国都放开还不行，要慢慢调整。上海已经取消了合法二胎生育时间间隔，但人口仍在下降。在全国范围内，即便大家都生两胎，人口总体上还是会下降的。如果人口出现下降趋势，就很难挽回了。上海下降了十几年，老龄化已经非常严重。台湾在提倡多生，都出现了严重老龄化情况。

记：放开二胎是否会导致资源紧张？

葛：这是胡说八道，中国的人口密度其实远远低于日本，比韩国、新加坡，比英国、德国、荷兰也低。日本 3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一亿多人口，还能保持 70%的森林覆盖率。如果这个人是砍树的，消耗的资源当然多，但如果是做动漫的，会消耗什么资源呢？计划生育政策现在到调整的时候了，在人口下降明显的地方，应该调整了。

数据

据广东人口网及广州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局官网发布的人口数据，广东 2010年年末常住人口 10440.94万人，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从 1990年的 5.9%增至 2010年的 6.8%；广州 2010年常住人口 1270.08万人，相比 2000年十年增加 275.78万人，增长 27.74%。

据广州 2010年人口数据，15—64岁人口为 1040.3534万人，占 81.91%；65岁及以上人口为

84.087万人，占 6.62%。同 2000年数据相比，15—64岁人口的比重上升 4.37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 0.6个百分点。

观点交锋：到底该不该放开二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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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虽会短期拥挤生育长期可提高人口整体素质

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NGO研究所所长王名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也再次提出提案呼吁尽快放开二胎政策。他强调，人口结构的加速老化意味着年轻人口的迅速减少，中国持续多年的“人口红利”将很快消失，转变为日趋严重的“用工荒”。与此同时随着老年人口的增多，极不平衡的代际更替将会给目前尚不完善的养老保障、医疗保障、养老服务等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

王名认为，现在立即全面放开二胎，短期内会出现一定的拥挤生育，但其可能增加的人口规模有限。他建议，放开二胎后，人口和计生部门更重要的工作应当放在从政策层面改善人口结构，提高中国人口的整体素质。

反对：我国人均GDP位次落后就因人口增量太大

2009年全国两会上，由于坚决反对允许放开二胎，全国人大代表、社科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程恩富一时成为焦点人物。他曾明确表示：反对任何形式的放开二胎政策，推行“城乡一胎、特殊二胎、严禁三胎、奖励无胎”的“一胎化”新政，少数民族、不良头胎难医治等列入特殊情况。

程恩富的理由是，放开二胎解决不了老龄化问题。目前对老龄的界定本身有问题，“60岁”这个分界线不科学。老年人的划分标准应随着生活水平、经济水平和平均年龄的提高而提高。如果放开二胎，表面上人口的平均寿命能被拉下来，但对社会的长远发展还是负担。“为什么我们 GDP每年以百分之九点几的增长，而人均 GDP却位次落后？因为我们人口增量太大。”程恩富说。

（新快报特派记者 尹来）

人口专家建议夫妻一方为独生子女可生二胎

2012-03-08 扬子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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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大代表在两会上建议“二胎”指标有偿转让，以解决一部分人想生两个孩子的需求。昨日，江苏团的列席代表、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科院人口与环境研 究所所长蔡昉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现行的独生子女政策的确执行时间过长了，应尽快放开夫妻一方为独生子女可生二胎的政策。

■原声回放

倡议放开二胎政策，建议采取放开二胎、严禁三胎的生育政策，即提倡生一个，允许生两个，不许生三个。——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大学原校长纪宝成

由国家相关部门牵头，建立一个国家计划生育指标转赠平台。允许有第二胎合法生育指标的公民自愿通过国家设立的平台转赠第二胎生育指标，高学历者、富裕人群、公务员等可从平台中申请第二胎生育指标。——全国人大代表、志高集团控股董事局主席李兴浩

1 人口政策带来赴港生子热？

“有的是跟风，也有的为福利”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内地孕妇为逃避计划生育政策等原因去香港生育，即所谓的“赴港生子热”，这是否正是人们因生不了二胎而做出的不得已的选择呢？蔡昉的 看法是，未必如此。他认为，中国的事有的时候有跟风的情况。这里面有很多因素。“如果你是公务员你就不敢赴港生子；如果你是自由职业者，你在本地也能生。 其实一定程度上，还有想让孩子成为香港公民，享受香港福利的因素。”

2 计划生育政策是否能放开？

“夫妻一方为独生子女应可生二胎”

近几年来，关于放开计划生育的呼声一直不断。蔡昉说，我们讨论调整计划生育政策有两个理由，一个是取信于民，30年前国家说过，以后条件变了政策也会 变。另一个深层次的，以人为本，过去说家庭生育影响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所以国家引导；现在是国家的形势变了，因此生育多少越来越变成家庭的决策，从这个意 义上说应当把生育权利还给老百姓本身。我们预期的改革将是一个以人为本的政策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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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世界上生育率最低的国家之一。”蔡昉称，过去的这几年里，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是 1.4，低于通常所说的低生育水平——总和生育率达到 1.8。

在具体的调整方式上，蔡昉认为，正因为过去的政策执行时间太长了，所以改革起来也必然是循序渐进的，可以先从现在的夫妻双方都是独生子女可以生二胎，过渡到夫妻一方是独生子女就可以生二胎。他对记者说，十二五期间，我们的人口政策有两句话，一是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但是计划生育不等于独生子女；第二个 叫逐步完善政策。机制要完善，转向利益诱导等，其中应该就包括调整生育政策，这也是包括蔡昉在内不少学者专家正在努力的方向。

3 是否支持二胎指标有偿转让？

“政策调整后根本没这个必要”

日前，全国人大代表李兴浩提出一个建议，由国家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牵头，建立国家计划生育指标转赠平台，允许有第二胎合法 生育指标的公民自愿通过国家设立的这一平台转赠第二胎生育指标，高学历者、富裕阶层、公务员等可从平台中申请第二胎生育指标。也被网友称为“富人”向“穷人”买生育指标。

不过，对于上述这些观点，蔡昉并不认可，他认为，人口政策将来一定会改革的，没有必要还在这个限制下面来考虑。

4 放开后生二胎会成为普遍现象？

“不会，大量不想生的人都没说话”

蔡昉还向记者指出，国际上普遍认为 2.1 的生育率是比较合适的，鉴于中国的国情所以保守一点，定在 1.8，但是现在来看就算是放开来生的话也不会高于 1.8，更不会高于 2.1。很多调查显示，目前中国人的生育意愿其实并没有高过 1.8。那为何我们总是看到，很多人想生呢？那是因为想生的人都在表达意 愿，不想生的就不说话。

5 人口政策带来“未富先老”？

“只能靠经济增长与人口素质提高”48

另一个 迫切的问题摆在全中国面前的就是人口老龄化的问题。在过去 30 余年中，中国在经济增长和人均收入提高方面创造了一个世界奇迹。但是，中国的人口转变更是以 人类历史上罕见的步伐推进。人口转变与人均收入提高之间的这种缺口，可以被表述为“未富先老”。而随着 2015年前后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停止增长，老龄化进 程将进一步加快，并赶超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

那么是不是可以通过人口政策的调整使得老龄化的趋势得以改变呢？蔡昉不这么看。他认为，即 使放宽了生育限制，未来中国也不会再有那么高的出生率了，老龄化的趋势也不会改变。我们不能把中国未来发展的可持续性寄希望于人口政策的改变，只有解决 “未富”的问题，通过提高人口素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将“未富先老”的缺口逐步消除。

6 是否支持延长退休年龄？

“对老年人和年轻人都不公平”

“退休年龄往后延，我不赞成。西方所有国家都在用这个办法，把退休年龄往后延长，但其动机到底是什么？是为了增加劳动力供给呢还是减少养老金的支出负 担？”蔡昉说，中国与国外还不同，64岁的人受教育的水平比 24岁的人要少一半，我想要的人得不到的情况下，64岁的人代替不了，也挤占了年轻人的就业机 会。另一个角度说，很多一线的工人是盼着退休的，现在 4.1%的登记失业率很多就是四五十岁的人，他们经常找不到工作，所以都在盼着能够早日退休，然后拿 到退休金。“我们的目标还是提高人口素质，加强教育培训，创造条件为以后可能实现的延长退休做准备，但是现在不是时候。”

本报北京特派记者 刘璞 石小磊 仇惠栋

【吴旭】敦请订立“否认大屠杀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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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请订立“否认大屠杀罪”作者：吴旭（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副教授、香港城市大学客座教授）来源：2012-02-27 环球时报

摘要：欧洲国家历来是“言论自由”，可为何在“否认纳粹大屠杀”这点上，无论是当时的施害国，还是受害国，都将其上升到了法律的高度，并设立严厉的刑罚呢？简言之，一是为了彻底消灭纳粹主义，防止其死灰复燃，煽动仇恨，再次犯下反人类罪行；二是为了人类的良知和起码的道德底线。　　

　　名古屋市长言论是对人类良知的嘲弄

　　日本名古屋市长河村隆之的一番妄言，直戳中国人的痛处，在国人集体神经最纠结、最痛楚、最隐秘的那个关节，不留情面地再次狠踹了一脚。任何有良知和稍有历史知识的地球人，请注意，不只是中国人，都应感到义愤和不齿。更关键的是，他是以一个侵略者、施暴者“后人”的身份，当着被侵略、被屠城“后人”的面侃侃而谈的。老实说，河村隆之的言论，不单纯是“否定南京大屠杀”这么简单。其推理和论证，简直是对人类良知的嘲弄是对南京劫难幸存者和后人的肆意侮辱，更是对中国国人集体人格的“再次施暴”。

　　中国人义愤填膺和谴责抗议理所应当。可总觉得，“中国人民的感情伤害”，难道仅是一个口头道歉、或者是阳奉阴违的“引咎辞职”就能抚平的吗？用所谓“日本右翼势力抬头”、“个别政客大放厥词”来解释，也无法为日本某些政客这种一而再、再而三“否定历史、美化侵略”的恶行开脱。既然动之以情不行，晓之以理也不行，那剩下的就只有绳之以法了。

　　这方面，不妨参考欧盟十几个成员国和以色列所通过的“否认大屠杀罪”，由中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有关立法，将任何否认和美化二战期间日本侵略军在中国所犯战争罪行（包括“南京大屠杀”）的公开言论定罪。

　　欧洲和以色列均设“否认大屠杀罪”

　　在德国，现行法律中明文规定，“任何人公开或者在任何一次会议上支持纳粹统治时期所犯罪行，以及否认或贬低上述罪行，造成扰乱社会民心后果的，处以 5年以下的刑期或罚款。”奥地利在 1992年特别通过了《纳粹禁令》，其中的第三款规定，“任何人通过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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刷媒体、广播媒体或者其他媒介，公开否认，肆意轻描淡写，或者赞同纳粹种族屠杀以及纳粹反人类罪行的，将被判处 1 到 10年的刑罚；危害特别严重的言行，将被判处最高 20年的刑期。”以色列在这方面更是毫不含糊，2004年其立法机构通过的一项动议，将任何“否认二战犹太人大屠杀”的人定罪，而且将向相关国家要求引渡这种“大屠杀否认犯”———不管其是不是以色列公民，也不管其发表言论时是否在以色列国土上。

　　欧洲国家历来是“言论自由”，可为何在“否认纳粹大屠杀”这点上，无论是当时的施害国，还是受害国，都将其上升到了法律的高度，并设立严厉的刑罚呢？简言之，一是为了彻底消灭纳粹主义，防止其死灰复燃，煽动仇恨，再次犯下反人类罪行；二是为了人类的良知和起码的道德底线；试想，如果连人类现代历史上最血腥的种族屠戮都掩盖、抵赖、甚至美化，世界上还有公理和道义可言吗？虽然也有一些异议，但欧盟的人权委员会和人权法庭以及联合国的人权委员会都支持以上的法律。

　　过去十几年，德国、法国、瑞士、奥地利等国都以“否认大屠杀罪”判处了多人，刑期从３个月到５年不等。其中，德国２００７年将祖德尔以“否认大屠杀罪”判处５年徒刑引起广泛关注。此人在加拿大印刷了一批题为“为什么我们热爱希特勒”的小册子，其中充满“反犹太人”的言论和对于纳粹统治的美化歌颂。2005年祖德尔被遣送回德国接受审判，他的主要罪行是“否认德国纳粹对于犹太人的灭绝罪行，并宣称奥斯威辛集中营等是犹太人编造的故事”。

　　将警示上升到人类道义和公理的高度

　　相比德国在战后的彻底忏悔和深刻反思，日本战后的狡辩、抵赖和美化其侵略的言行可谓是人神共愤。中国何不仿效欧洲国家，制定“否认大屠杀罪”，从道义、公理和法律上，将日本右翼政客不思改悔的恶言恶行，钉在罪恶的耻辱柱上，昭示天下，以告慰国人和那些惨死的先人。这样做，好处至少有三方面。

　　第一，否认大屠杀就是罪行，根本不是什么历史认识问题。我们一次次地愤慨、抗议，一次次地拿出“中日友好”苦口婆心地规劝，但这种姿态和处理方式，不仅没用，连我们自己都觉得没脸面，没骨气，没意思。说不定我们的悲情，反而满足了某些日本政客的阴暗心理，增加了其再次玩弄中国人民感情的快感和乐趣。设立“否定大屠杀罪”，有助于中日政府和国人明辨是非。

　　第二，可以省却中国官方在处理类似事件时的麻烦和模糊。如果再有日本政客大放厥词，直接在国内以“否定大屠杀罪”起诉，并向其他有类似法律的国家发出通缉令，同时要求日本政府“引渡罪犯”。如果其人敢来中国，直接在机场以“否定大屠杀罪”逮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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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有助于引起世界舆论对于日本右翼势力修改历史、美化侵略的言行的关注，并将这种警示上升到人类道义和公理的高度。纳粹屠杀犹太人的暴行，在西方世界早已家喻户晓，盖棺定论，没有任何公众人物敢于触摸这条公义的底线；而相比而言，同样被国际法庭认证的日本军国主义在二战期间所犯下的反人类罪，却好像成了“中日两国”之间关于历史的“争议”和“口角”。中国人大立法所起到的宣示作用，比拍摄十部《南京大屠杀》所起到的效果还要好。

今年的人大马上就要召开，有良心的人大委员们请马上提请审议“否认大屠杀罪”，并以此来纪念中日友好 40 周年。

▲（作者是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副教授、香港城市大学客座教授）

【人大代表张庆伟】将孟子生日设为中华母亲节

人大代表张庆伟：将孟子生日设为中华母亲节来源：京华时报 2012 年 03 月 09 日

提要：全国人大代表张庆伟前天在发言时表示，他建议将孟母生孟子的日子即农历四月初二设立为中华母亲节，农历九月初九为中华父亲节。据悉，目前世界上已经有 40多个国家，如美国、法国、埃及等，都设立了自己的母亲节和父亲节。

　　“圣诞节、母亲节、情人节，现在咱们的年轻人都过的是洋节，是人家外国人的节日”全国人大代表张庆伟前天在北京团发言时表示，他建议将孟母生孟子的日子即农历四月初二设立为中华母亲节，农历九月初九为中华父亲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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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洋节并不是洪水猛兽，过洋节也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一部分。但由此引发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我们也应该过好中国传统节日。”张庆伟说，现在应该努力提高中国传统节日在人们心中的地位。

　　张庆伟说，传统节日是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传承民族文化、民族精神和民族传统，具有重大意义。但由于中国传统节日多为综合节日，缺少单项和主题节日。尤其随着时代的发展，体现人伦关系的单项节日需求越来越大。目前西方的母亲节和父亲节很流行，应该借助这个机会因势利导设立中华母亲节和父亲节。

　　张庆伟表示，“中华民族十分重视家庭伦理，也有孝道这一传统美德。”对于选择孟母生孟子之日，他解释说，我国历史上有不少伟大而且很有影响的母亲，孟子的母亲仉氏是其中最突出的一位。她的思想与精神，已成为中华民族母教文化的重要内容，影响和教育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

　　至于选择九月初九重阳节为父亲节，张庆伟解释说，古人以奇数为阳数，偶数为阴数天为阳、地为阴；男为阳，女为阴。九是最大的阳数。重阳的阳气最盛，寄寓着更加光明、强力、兴旺，所以也适宜做父亲节。

　　在北京团的分组讨论会议上，张庆伟把印刷好的母亲节建议分发给代表，希望能够签名。张庆伟透露，目前联名人数已超过 30 人，按人大规定，可以立案了。张庆伟今年共准备了近 10份议案。但他表示将重点推动母亲节的立案。

　　张庆伟说，设立农历四月初二为中华母亲节，农历九月初九为中华父亲节，只过节不放假。这种行为能够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继承和发扬非物质文化遗产，把中华民族敬老孝亲的优良文化传统发扬光大。

40 余国家 有母亲节

　　据悉，目前世界上已经有 40多个国家，如美国、法国、阿根廷、埃及、印度、泰国等，都设立了自己的母亲节和父亲节。“世界各国的母亲节和父亲节都植根于自己的民族文化，国外设立节日，都由国会正式通过。”张庆伟说。　　自 2007年开始，全国已经有数十座城市、众多民间组织和数百万民众自发开展了中华母亲节庆祝活动。中国青年报 2009年调查，支持承认中华母亲节的民众占 74%，2010年新浪网的调查，上述比例为 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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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冼岩】萨克斯搞垮俄罗斯，佐利克搞垮中国？

萨克斯搞垮俄罗斯，佐利克搞垮中国？作者：冼岩来源：儒学联合论坛 2012-3-1

一，“新瓶装旧酒”的图谋

由世界银行和中国国务院经济发展研究中心联手，据说有 50多位专家学者合力，耗时一年多终于完成的这份近 500页的世行报告《2030年的中国》，就中国未来 20年，开出了所谓的“世行药方”。

此情此景，让人不由想起 11年前的俄罗斯。当年威望更甚于佐利克的萨克斯向叶利钦推荐“休克疗法”时，叶利钦欣然笑纳，结果是俄罗斯的经济一泻千里，几乎万劫不复。萨克斯比之佐利克，同样的普世心肠；“休克疗法”较之“世行药方”，同样的符合市场经济的经典理论。前者把俄罗斯导向了深渊，后者又将把中国导向何方？

更重要的是，这两个药方的提供者，萨克斯和佐利克，在身份上还有微妙的区别。萨克斯只是纯粹的学者，他创造的“休克疗法”，早年在玻利维亚确曾取得不俗的业绩。因此，“休克疗法”虽然坑害了俄罗斯，但人们一般并不认为萨克斯是“有意谋害”，他只是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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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不化，该承担责任的是叶利钦和盖达尔。但是佐利克却不同，这位前美国政府外交顾问、白宫办公厅副主任、贸易代表以及副国务卿，是小布什政府单边主义政策的重要参与者，也是小布什“遏制”中国战略的主要操盘手。秉承小布什“向专制宣战”的决心，佐利克的观点更是鲜明而直接：“世界上仍然存在邪恶……美国将以军事优势为基础塑造未来的世界秩序。”——对于这一“未来的世界秩序”之最大可能障碍的中国，佐利克内心的看法和态度不言而喻。没有证据显示，佐利克在美国副国务卿等职位上展露的理念和观点不是出自内心，而只是应景之词；同样没有理由推测，佐利克在世界银行行长任上，就会改变他多年来形成的核心理念和态度，毕竟美国依然是他宣誓效忠的祖国，而世行本来就是美国控制的、通过迂回途径帮助实现美国利益的工具。

应该说，还是美国人最了解佐利克，美国国际关系研究中心主任汤姆•巴里评价说：佐利克一方面要求其他国家、尤其是贫穷国家促进经济自由化，另一方面却维护美国自身的保护主义，自由贸易只是用于打破其他国家贸易壁垒的敲门砖以及实现美国利益的工具，美国国家利益才是佐利克心中左右切换的杠杆，“佐利克只把自由贸易理论当作实现美国国家利益的工具，一旦美国短期利益甚至国内政治因此受损，佐利克就会放弃自由贸易和多边主义，转而倒向重商主义和单边主义”，“佐利克之所以接受‘实现美国全球霸权’的新保守主义主张，只不过是希望更为睿智地使用美国的实力”——就是这样一个人，却突然露出一副要“拯救中国”的嘴脸，主动向中国提出开展“合作研究”的建议，并最终搞出个什么“世行药方”，又怎么能让人不怀疑他是试图用经济手段完成在副国务卿任上用政治和外交手段未能完成的搞垮中国之目的？

对于这样一个以美国利益为核心的人，对于这样一个有前科的人，作为中国官方政策研究权威机构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究竟毫无警惕之意就与其凑到一块，义无反顾地充当人家的工具和**，将枪口对准自己的国家。当然，这其实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当年的俄罗斯也是因为有着盖达尔、丘拜斯等一批身居高位的官方经济学者与萨克斯配合默契，才会“休克”得那么彻底。今天的佐利克，完全是踩着萨克斯当年成功的脚印在走（俄之失败，即美之成功）；而今天的中国，盖达尔只会更多，绝不会罕见。

二，市场化的陷阱

“世行药方”的中心词是市场化，这对于它自己来说，不是一个新鲜词。遵循美国的意志，世行一直在给发展中国家开出同样的万应灵丹，其出发点正像汤姆•巴里评价的那样：一方面要求其他国家、尤其是贫穷国家促进经济自由化，另一方面却维护美国自身的保护主义，自由贸易只是用于打破其他国家贸易壁垒的敲门砖以及实现美国利益的工具。其效果更乏善可陈，搞垮了俄罗斯和东欧一些国家的经济，搞乱了南美、东南亚和非洲的一些国家。正因为如此，世界银行这方面的工作经常遭到一些非政府组织和学者的严厉批评，指责它为了美国或西方国家的经济利益，往往在一些发展中国家中过快地、不正确地、按错误的顺序引入或在不适合的环境下进行市场经济改革，对这些国家的经济造成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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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一次次地失败（对美国来说是成功），一次次地给其他国家造成了重大甚至是毁灭性的损失，世行这些来自美国的历任行长们，却既不气馁，更不脸红，反而一次次都能为自己找到开脱的理由。可见，西方经济学理论最强大的地方，不是它的疗效，而是它为治疗失败进行辩解的话语能力。现在，这个人又毫不脸红地跑到中国来了。虽然被他们奉为市场化样板的美国引发了这次全球性的金融风暴，虽然奉行市场化理论的优秀学生欧洲陷入了债务危机，虽然近几十年唯有“半市场化”的中国一直保持着高效增长，而且最好地抵御了西方传递过来的经济危机，但所有这一切事实，都丝毫影响不了中外这些人闭着眼睛大声合唱：中国必须进一步完全市场化，目标是向欧美看齐——一些人这样唱是因为利益美国的或他们自己个人的利益；一些人这样唱是因为书上是这么写的，在他们的眼中，书本重于事实。老师自己都已经这样了，基础条件要差得多的学生再学老师，能好吗？何况实践证明中国现在这样适应性更好，为什么成绩好的，要学习成绩差的呢？这样的问题，对这些人来说显然没有自己的利益或观念重要。

三，国有企业的谜题

“世行药方”的一个重心，是破除国有企业垄断，促使国有企业私有化，尤其是引进外资。中国重点国企的高效率，是中国经济赢得国际竞争、保持高速增长的一个重要支点。而国企竟然高效，这显然与市场经济的经典理论相悖，也引起了许多人的疑惑。话语强大的西方经济万金油理论对此当然不乏解释，他们的说法是国企效率好是因为垄断，因为享有其他企业所没有的优势，因为不平等的竞争。——这种说法并没有错，就像从镜子里看某人，你说某人长得怎么样并没有错一样。但是，镜子中所反映的，只是某人的一个截面，而不是全部。西方经济学解释力的强大之处，就在于它可以提取任何经济现象的一个截面。但也只是一个截面而已，在它的特定角度之外，它则是一片茫然。

如果我们不拘泥于西方经济学的特定视角，而是从现象和事实出发，从国有企业在当下中国的成功出发，来重新审视问题，就可能得出新的结论。国企今天在中国成功的理由，其实和私企当年在深圳成功的理由相似。假设甲、乙代表了两种相反的机制，各自有不同的优缺点和适应性，当大环境为甲时，如果乙的模式能够获得某种特殊的支持，从而得以在甲的环境中存活，那么它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同时享有甲、乙两种机制的优点，克服两种模式的缺点。这就是当年全国计划体制下“深圳模式”能够突飞猛进，今天重点国企以及南街村、华西村等集体企业能够表现优异的原因，这也是今天在其他地方再采用“深圳模式”却不可能达到同等效果、欧美国家的国有企业如果没有特殊支持也不可能有良好表现的原因。

这就是国企成功的奥秘，也是“中国模式”在经济方面的一个体现。要说不平等竞争，确实存在，但这种不平等首先是对外企而言的。中国的国企凭借自己的体制优势，获得了相对于外企的国际竞争力，这是中国经济长胜不败的一个原因，也是佐利克急急忙忙一出手就直指国企的原因。对于国内私企而言，国企的所谓不平等竞争影响不大，因为国企并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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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涉足多少竞争性行业，而是自我局限在少数几个战略性行业内。既然不在同一个竞技场上竞赛，又何谈平等不平等竞争呢？国企领域之外，私企可以存活的空间还很大。今天私企的问题，绝不是什么国企垄断、挤压的问题，而是自我转型、升级的问题，是政府对中小企业减税减负、提供更好服务的问题。

更进一步说，国企是当下中国稳定的一块基石。说到国家竞争，人们总爱说枪杆子、笔杆子。这两杆子对于一个政权确实重要，但稳定最根本的基础，还是国家对经济的掌控力。为什么西方大国能够左右一些小国的政权更替？根本原因就是它们掌控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命脉；为什么貌似民主的一些国家，政权实际上被掌控在资本财团的手上？不仅仅是因为竞选需要募捐，需要资本家的支持，这方面的利益交换、政策回馈只是小头。关键在于：当大资本掌控了国家的经济命脉时，执政者从国家和民众的整体利益出发，也不得不迁就和屈服于资本的意志。这才是最厉害的，资本家以脚投票的威力，远比选民选票的威力大，这就是财富阶层在民选国家能够控制政治权力的根本奥秘。这其中的滋味，今天的中国人其实已经在开始品味：每当反腐的呼声强烈时，就有人出来说：可不能对贪官动真格的，否则当心人家把财产转移到国外去；当有人呼吁要对富豪加税时，也会遇到这种阻拦。

无论如何，今天的中国还没有到“财富控制权力”这一步，迄今为止，权力还能够压住财富，原因之一就是有着强大的国企，经济命脉是掌控在政权自己手中，国外的财团不能遥控，国内的资本也不能左右。正因为如此，国企成了佐利克们的眼中钉，希望由私人尤其是外资取而代之；也正因为如此，中国决不能任其得逞、如愿。国企需要改革，消费者的利益需要保护，但出路决不是所谓的打破垄断，所谓的市场化和私有化，而是加强对国企的监管，降低高管的收入，增加上缴的利润，降低产品的价格。。佐利克说：“中国自身的发展经验和全球的发展经验都表明，如果能够进一步加大竞争，可以提高效率，提高生产率水平，进而带来更高水平的工资收入。”——确实，世界范围内有一些地方的经验曾揭示，打破垄断有利于提高效率、降低产品价格，但这只是根据某些现象提炼出来的结论，而不是某个天神或上帝颁布的不容改变的律法。当现象赖以存在的环境变化时，结论就会改变；当观察的对象发生变化时，结论也会改变。中国的国企，就是一种完全不同于西方经典理论所考察对象的新的市场主体。

国企改革的目标是加强监管，降低高管收入，增加上缴利润，降低产品价格，要做到这些，以国企的性质而言，本来并不难。之所以现在成了难事，完全是因为前一步市场化的结果——通过国企海外上市，引入境外的战略投资者，中国最赚钱的企业，成了国外投资者的钱袋，中国政府和民众反而享受不到多少收益。这些国企的管理者们，从自我利益出发，以“股东利益”、“现代企业制度”、“国际规范”等等作为挡箭牌，抵挡来自政府的，涉及降低高管收入、增加上缴利润、降低产品价格等方面的指令，这也是他们当初极力主张国企“改革”、今天还鼓噪要进一步“改革”的原因。因此，真正的国企改革，无论是为了降低高管的收入，增加上缴的利润，还是为了降低产品的价格，保护消费者的权益，方向都应该相反，前提应该是从境外的投资者手中赎回股份。佐利克不是说国企改革的目的是“应把更多的红利返还给社会，需要实行一些结构调整，从而建立良好社会保障体制”吗要实现这一点，到底是境外的股东越多越好，还是越少越好，甚至是没有更好呢？答案不言而喻，因此，我们就要请问佐利克先生了：为什么给我们推荐一种与你自己所说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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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背道而驰的“改革”方案呢？

四，经济学需要变革和创新

人们有理由怀疑佐利克“难得糊涂”的动机，也有理由怀疑一些学者为虎作伥的出发点。但是，显然并不是所有赞同和支持“世行药方”的人，都是企图搞垮中国以从中获利。利益是有限的，能够参与核心分配的，永远只是少数人，大多数人注定只能赔钱赚吆喝。他们之所以心甘情愿只付出不收获，和革命烈士一样，只是因为理念。这些人从接触经济理论起，读的就是西方的书，上的就是西方的课，西方经济学理论就是他们经济方面的眼睛和耳朵，离开了这样的工具，他们既不能看也不能听，你要他们怎么办？虽然西方经济学在西方以外的地方经常失败，虽然西方经济学家自己也说，用经济学理论预测，十次有九次错，对的那一次还只能归功于运气，但是西方经济学理论有一种强大的事后解释力，它是史上最强的“事后诸葛亮”。无论正确、失败，它事后总能得出一套说法，从而让其使用者能够获得一种逻辑上的自洽，一种心理上的舒服。不要小看这一点，很多知识分子尤其是理论工作者就吃这一套。为了这种自慰式的满足，他们愿意情深不渝、百折不回。

2008年的金融危机，对经济学者提出了新的考验。一个不能不引人深思的现象是，国内外包括吴敬琏等人在内，这么多的经济学者谈论危机，探讨危机爆发、蔓延的根源，但很长时间内，谈的都只是表象，只是皮毛，谈不到根源与根本。反而是民族主义学者王小东一出言就直中源头。时到今天，几年过去了，当年王小东一个人的观点，已成为今日学界乃至政商界的共识，这时候，又有学者跳出来摘桃子，大言不惭仿佛这种观点原来是他独创一般——这些人就不能稍微让人不恶心一点点吗？

为什么国内外这么多的经济学者，拥有这么多的资源，却抵不过一个非经济学专业的王小东？原因很简单，因为这些人都只是经济学理论的奴隶，而不是主人。从他们成为俘虏的这一刻起，就不再用自己的眼睛来观察经济现象和事实，而是透过厚厚的有色镜片来看待一样；得出的，都是早已经设定好的固定的结论。

立足于活生生的现象和事实，这本是亚当 .斯密时代创造经济学理论时所秉持的基本方法，但经过这么多年逻辑和数学的繁衍，经济学的理论越来越精致，许多方面却离基本的现象与事实越来越远；同时，现实世界中的经济现象与事实及其背景，也越来越多样化、复杂化，离经济学创立时代的现象与事实及其背景也越来越远。这就是经济学在今天适应性越来越窄的悲剧之所在，也是经济学急须变革与创新的原因。

当然，经济学在它原初的生长环境——西方，并没有完全脱离实际，一些研究新现象和事实的成果，时有出现，甚至还获得诺贝尔奖。但一个同样不能不引人深思的现象是，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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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与西方土壤完全不同的中国，经济学显然缺乏跳出原来的立足点、从更根本处重新建构的能力。中国以一种西方理论明显不能涵盖的方式，横冲直闯 30年，迄今为止，没有一个经济学者能够立足于中国成功的基本现实，从现象和事实出发，提炼出一套解释中国的理论——这么多的经济学家，这么丰富的事实和经验素材，长达 30年几近一代人的时间，还不能搞出一个属于自己的站得住脚的理论，我如果是搞经济理论的，早就找一块豆腐一头撞死了。

当然，从西方成形理论出发，这些人对中国经济并非没有解释。因为必须服从于从另一种经验背景下提炼出来的理论，所以对于新的“不符合规矩”的成功者，只能否定。因此，中外经济学者对中国的解释如出一辙：中国经济是不合规矩的，是没有完全市场化的，所以它的发展是虚假的，或暂时的、偶然的，必须赶快向西方老师看齐，不然立马就会崩溃。这种“崩溃论”从 20多年前唱起，一直没有停止，今天的演唱者所罗列的理由，和一二十年前并没有多少区别。你们别看佐利克的“世行药方”说什么“中国已经到达一个转折点需要再一次进行根本性的战略转变”，就以为他们发现了什么新的问题，得出了什么新的结论。其实，这一二十年他们一直就是这么嚷嚷的，没有半点新鲜。确实，今天的中国有问题（谁会没有问题？），经济需要转型，需要由依靠规模扩张向依靠技术创新转变，需要由出口和投资驱动向消费拉动转变，但这些与佐利克们说的市场化、打破国企垄断，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五，中国的最大危险，中国体制的最大软肋

中国体制的最大软肋是反腐无力，以至于一些权贵家族窃取了全体国民的财富。这些人拥有巨额财富后，贪婪不会停止，只会想要更多；同时还有更多的权贵，希望跻身于巨富的行列，所以权贵们追逐财富的脚步永不停歇。

正因为如此，他们瞄上了现在看起来利润最丰厚的国企及其所在行业，所以他们无一例外地支持佐利克式的“改革”。毫无疑问，只要一改起来，喝头口汤的总是他们，他们并不在乎为此将让“境外投资者”分走很大一块蛋糕。在此前的多项改革中，他们都是这么干的，实践已证明此点。

这些人才是佐利克式“改革”最重要的推动力量，正因为有他们在背后默默无闻地使劲，站在台前的佐利克们和盖达尔们，才显得这么给力。这三方力量合在一起，就能 hold住中国经济的大势走向，佐利克式“改革”就势不可挡。

人们不难看到，从佐利克到中国的盖达尔，伎俩并不高明，方案更是撇脚，从个人身份到药方，都有着不良前科。但是，为什么佐利克还敢于雄纠纠气昂昂地跑到中国，来兜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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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老鼠药呢？原因即在他深明中国的国情。他很清楚，他的对手将是谁，他又能获得什么样的盟友，双方的力量对比如何。从这个意义上说，蠢的不是佐利克，而是那些轻视、嘲笑他的人。

这，才是中国的最大危险。

作者惠赐儒家中国网站发表

【秋风】用真正的委员会制度防止村主任滥用权力

用真正的委员会制度防止村主任滥用权力作者：秋风 　　来源：儒家中国 　　时间：2012-3-6

作者简介：秋风，男，真名姚中秋，西历一九六六年生，陕西人士。独立学者，现居北京。已出版著作：《立宪的技艺》（北京大学出版社二〇〇五年）、《为什么是市场》（中信出版社二〇〇四年）、《权力的现状》（北京大学出版社二〇〇五年）、《华夏治理秩序史》卷一、卷二 （海南出版社二〇一一年）。已出版译著：《哈耶克传》、《财产、法律与政府——巴斯夏政治经济学文粹》、《法国大革命讲稿》、《法律与自由》、《普通法与自由主义理论》、《哲学家与英格兰法律家的对话》、《自然的观念史和哲学》、《危险最小部门》等十余种。主持翻译《奥地利学派译丛》（新星出版社二〇〇七年）。在报刊上发表大量经济、政治评论。

　　村委会主任滥用权力现象存在于不少村庄，这种现象实可称为村委会主任专权，而这种专权直接源于现有制度设计之疏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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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村庄是最为基层的社会政治经济共同体，这里的人们长期共同生活在一起，相互熟识历史上，村庄一般采用“共和”模式治理，也即由村内德高望重之人通过协商的方式共同治理，这些人士一般包括各族长老，村内接受过较高程度教育的士绅，见多识广的成功商人等。不同人士的权威固然有所差异，但并无显著的地位差别，而是地位相当、进行共同治理的伙伴。碰到公共问题，大家共同审议、协商，最后形成多数意见，并付诸实施。决策过程的关键是寻求和达成共识。

　　其实，这就是一种委员会治理模式。当初设计村民自治制度，就应当顺应这一历史传统，让村民委员会真正地按照委员会制度运作。遗憾的是，制度设计者并未作如是想，而让村委会按照完全不同的机制运作。

　　根据目前的《村委会组织法》，“村民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和委员，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换言之，村民从一开始就分别选举产生主任、副主任和委员，他们分别带着确定的身份组成村委会。按照行政管理学理论，委员会不同于叫做部、厅、局的行政机构。最为直观的区别是，委员会是由一群委员担任共同负责人的，他们是一群承担治理之责的伙伴，其内部没有行政级别上的区别。可能需要一个召集人也即主席，但这只是一种礼仪性职位。至于整个管理工作，是通过委员会会议的方式，由全体或者相关委员共同处理的。叫做部、厅、局的行政机关则由部长、厅长、局长负责，副部长、副厅长、副局长是他的下属，其职责是执行他作出的行政决策。

　　村民委员会叫做委员会，然而，其产生方式却决定了它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委员会。因为，选举环节就决定了，甲是主任，乙是副主任，丙丁是委员。这三类人之间已经分出了严格的行政等级，甲、乙、丙、丁四个人不是共同治理村庄、通过会议和审议的方式作出决策的伙伴。相反，后者必须接受甲的领导。村庄委员会就是一个一般性行政机构。

　　当然，这种名不副实现象不只存在于村委会。各级政府都有若干机构叫做“委员会”，比如发展与改革委员会，而实际上，它们与一般叫做部、厅、局的机构之人员设置、运作机制，没有任何区别。简单地说，它们都是行政首长主导。

　　这些行政机构名不副实，倒也没有太大负面后果，它本来就是一个行政机构，只不过由于历史原因而有一个委员会的名义而已。但是，村委会名为委员会，而按照一般行政机构模式运作，却造成了严重问题，因为，村委会是一个政治性实体，拥有治理村庄的全部权力。本来，这个权力应由委员会成员共享，但现在被集中到村委会主任一人之手，副主任、委员的权力则需要主任授予。如果主任不授予，他们就没有权力。很自然的，副主任、委员在重大问题上几乎没有决策权力，他们根本无法抗衡主任。村委会主任一个人垄断了决策权，形成村委会主任专权现象。这样的村委会主任很容易与乡镇、县政府合作，而这种合作很可能忽略乃至侵害农村的权益。这是乡村诸多冲突的制度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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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就是给村委会“正名”：村民委员会既然叫做委员会，就应当切实按照委员会制度运作。具体地说，从选举环节开始，村民选举产生若干名委员，这些委员组成村委会，其间没有主任、副主任之分。相反，委员会实行集体决策制度，所有问题均须委员会通过会议的方式共同审议，作出决策。为便于工作，当然可以设立主任，但主任由各委员按照某种规则轮流担任，比如按照姓氏笔画轮流，每人半年。他的职责只是召集村委会会议，主持会议，记录委员会的决策，作为村委会的代表与各方联络。

　　这不仅合乎乡村治理传统，也是真正的国际惯例：国外大多数基层治理单位，比如市都实行委员会治理模式。基本上，委员会治理就是基层治理最合适的形态。

　　 来源：南方都市报 2012-3-6

【许锡良】韩寒事件，考验着中国人的智慧与良知

韩寒事件，考验着中国人的智慧与良知作者：许锡良来源：作者博客来源日期：2012-2-16

　　读过 2012年 2月 16 日《南方周末》头版整版报道韩寒的文章——《差生韩寒》,感觉很悲哀，没有任何新鲜的内容，都是从前报道过的陈年旧料，那些内容基本上都是过去为了宣传韩寒，各种媒体陆续报道过的陈年纪事。十多年来，这些关于韩寒作为“差生”的琐事已经由耳入心，甚至已经是耳熟能详了。不知道为什么，《南方周末》这个时候要选择这样的资料来作报道。

　　其实韩寒过去作为“差生”报道已经没有什么新闻价值了。正是因为那些令人惊奇的违反常识与常理的现象反复在韩寒身上出现，因此，才造就了韩寒神话。而这些恰好是人们质疑的对象。再拿人们质疑的事情来说明韩寒怎样，其实是不具备说服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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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格来说，过去的韩寒似乎比较难证明，但是，现在的韩寒却是很好证明的，可是很好证明的却偏不出来自证，而要去法院打官司，宁愿拿巨额悬赏来吓唬质疑者 ,也不肯走向公众，走向讲坛，作一次公开演讲与现场答记者问的记者招待会。要知道当年海外最著名的华人女作家严歌苓，以中文与英文双语创作小说，不仅高产，而且高质，涉猎非常广泛也曾经一度被社会舆论质疑为有团队代笔包装。但是严歌苓一点也不慌张，而是不动声色地继续创作下去，不断地出现新的高产高质作品，而且风格几乎始终保持一致，她也不拒绝出来参加能够展示自己创作才华的笔会、演讲，终于渐渐地谣言不攻自破。这才是一个真作家所应该表现出来的姿态。凡是真作家，他们都有实力，有自信这样做，因为这样做，对于一个真实的作家来说，是再自然不过的了。而且越暴露，越令人相信她的真实性。这种证据链的高度一致性，逻辑上的严密性，根本不够成心理负担。这么容易做的事情放着不做，却选择根本不能够证明作家实力的法庭，这能不让人怀疑吗?

　　这两天听说韩寒的事情不让报了，查看几大门户网站的门面，果然韩寒事件突然之间就几乎销声匿迹了。这不能够不令人感觉奇怪，因为这种神奇的力量显然是来自相关的权力部门，而且是高层部门。一个并不是公职人员的公众人物，一个据说是发自草根的发大众之声，发时代之声的作家、公知人物的韩寒，竟然也成为了讨论的禁区。这不得不令人再次生疑。莫非又一次触到了雷区?韩寒也是雷区?这样扑朔迷离的韩寒现象，真是令人吃不透，这确实是对人智商的一次很好的测量，是智慧的考验。韩寒莫非也是早就安排好的一枚棋子?

　　我尝试着来解读韩寒现象，我这里只是像侦探一样，质疑一个个可疑的线索，为把这样一个迷案弄清提供一点参考的思绪。

　　一个初中毕业，读过两年高一，七门功课不及格的差生，在长达十多年时间里，成为中国公共媒体最热闹的人物。从网络到电视，从报纸到杂志，从地方电视台到中央电视台他成为过热闹的新闻人物。有此殊荣的人，确实不容易。要知道，这些媒体本质上说都是喉舌，没有大脑指挥中心的允许，喉舌是不可以乱叫的。就让一个这样的“差生”来做公知领袖，就让这样一个连基本的社会常识与历史常识都极其缺乏的人来扮演一个说真话，求真相的意见领袖。用假的包装成一个敢于说真话的人物形象，特别是用假来包装一个自由民主人士，历时十多年，然后这里会产生什么效果呢?最大的效果可以让那些追求民主自由的公知们互相残杀。因为之前许多公知都会忍不住赞美这样年轻的公知韩寒，说出的话再收回来总是存在着心理障碍的。因此，维护韩寒的公知形象，天才形象就是许多公知人物必然的选择。而且也最容易达到讽刺自由民主的效果。因为假的总有一天会被识破，一旦识破之后，必然造成自由民主派的公知人物会产生破裂，有的要追求真相，有的却要保护韩寒的自由精神。因此，真相派与自由派分裂开来。达到了分化瓦解的作用。如果没有识破呢?就可以利用人们对韩寒的迷信与崇拜，借他的口发表维稳性质的文章，比如所谓韩三篇——《谈革命》、《说民主》、《要自由》，表达这样一个意思，革命不可行，民主要缓行，自由要跪求。而且效果果然不错。许多平时极力主张自由民主改良的公知，欣然赞美这样的态度。而且至今许多公知仍然坚持所谓“韩三篇”的作者确实就是韩寒，而不怀疑这可能根本就不是韩寒写的。并且把别人代作的文章——这些确实比较有水平有见识的时评、短文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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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韩寒的名字来发表，以达到影响社会的目的。韩寒后面也许躲藏着不止一个团队。如果韩寒不删掉以他的名字发表的所有的博文的话，分析下来，马上就可以质疑出那些文章其实可能是出自好多人手笔。而这些的手笔，也不排除有一些可能就隐藏在《南方周末》的作者群里。否则很难理解，在各大门户网站都对韩寒事件的讨论突然销声匿迹的时候，《南方周末》却能够以头版头条的整版整版地对韩寒以“差生”的名义，作完全正面的报道，以引导舆论，特别是引导公知的舆论。其实，稍作分析就不难知道，这种毫无新料的旧闻，仍然是不能够证明韩寒的真实性的。因为，那些旧闻本身现在也是在受着质疑的。

　　韩寒事件真相究竟怎样，恐怕用不了太久，就会真相大白。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很简单，韩寒经这一质疑事件之后，他再不能够像原来那样躲藏在后面拒绝公开露面了，如果拒绝公开露面，则进一步坐实了他因为缺少真才实学而胆怯，没有自信。如果，他公开露面发表演讲，则其视频更是检验的好资料。不加编辑的视频确实是不太好隐藏的。

　　我的一些朋友因为我参与质疑韩寒，见面就骂我。说我好糊涂，方舟子这样做是在以大恶质疑小恶。韩寒即使是包装，是代笔，也只是小恶，而方舟子才是大恶，以大恶打击小恶，那是恐怖的。还说方舟子就是一个坏人，是一个十恶不赦的人。这次是带着上面的任务来摧毁韩寒这个公知形象的。说得我哭笑不得。韩寒这个假公知嫌疑，看来还真的达到了撕裂公知群体的效果。而且也弄乱了人们的正常思路。一个是要追求真相，一个是要捍卫自由。好像都说得对。其实，当自由被赋予在一个假相上的时候，自由早已经不存在了。因为韩寒被扮演过自由民主人士的形象，这次连他的真假问题也不能够讨论了。质疑他的真假竟然是“私设公堂”，是违背了“消极自由原则”，是“文革”时的“抓辫子、打棍子与扣帽子”，是典型的“文革”作风，而且有朋友还把方舟子对韩寒的质疑比成“文革”时姚文元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全然不顾方舟子只是想要一个真假的问题，而姚文元却是给吴晗的观点扣一个“反动派”的帽子，却并没有说吴晗的《海瑞罢官》是代笔的假作。那个性质是完全不同的。

　　至于方舟子是不是“坏人”，我想他肯定不是什么“好人”，至少对那些靠造假学历假经历、假文凭、假论文与假小说等等之类的假来牟取暴利的人来说肯定是十足的“坏人”因为他坏了他们红火的生意，挡了他人巨大的财路。有理有据的质疑，对于假的来说确实是十分致命的，但是，对于真的来说，那种质疑无异于免费为他做宣传广告。美国著名华人女作家严歌苓就是经历了无数次的这种质疑之后，才日益名声大振的。真作家还会害怕质疑吗?那种质疑是不择手段吗?是私设公堂吗?

　　至于有人批评方舟子在这样的打假事件中，他完全是为一己私利，才去打假的，我想这个倒是不假。人做事哪能够没有一点私心?但是即使是为了自己的私利，而能为社会还回一个真相，那也是功德无量的事情。人世间最美好的事情莫过于对自己有利，对社会公共利益有益的事情了。但是，我却没有能够看到方舟子从打假中获得过什么金钱财富。如果一定要说他确实有什么利益的话，也许就是他的对求真的一种偏执与洁癖吧。其他的利益，我确实还一时看不出来。只知道以前他连连吃官司，被罚过一些钱，而且还有一次连性命都差点丢掉了。这难道就是他打假得到的“利益”?而韩寒的商业活动的巨大利益与巨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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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费版税收入，那是明摆着的，也确实是方舟子所望尘莫及的。但是一些学术信誉不错的朋友也一口咬定，方舟子是“大恶”之人，是十足的“坏蛋”，即使杀十次百次都不足平民愤，这我确实就有些不明白了。难道这些学术信誉良好的人，还嫌这个社会的学术诚信不够坏?假造得还不够多?其实也不是的，我细问之后，原来方舟子竟然还有一个叫司马南的朋友，而这个人是朋友十分痛恨的人，痛恨的原因不是因为有私仇，而是痛恨他的政治立场，这确实是很有意思的事情。方舟子因为结交了一个政治立场不好的人，结果他自己也受到了牵连，变成了十恶不赦。

　　韩寒事件一出来，这确实是考验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的公知们的智慧与良知的好标本每个人都要学会单独对自己负责，自己说过的话，做过的事，无论对错，都没有人可以代替你去负责。时间会证明一切，只要是假的，不论他以什么面目出现，都是经不住时间的检验的。

【肖鹰】我为何绝不会签署关于方舟子夫人的《公开信》？

原标题：我为何绝不会签署《关于刘菊花硕士论文涉嫌抄袭问题的公开信》？作者：肖鹰（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时间：西历 2012 年 3 月 3 日

　　［肖鹰按：《公开信》发布的“海内外 156位学人”名单中，3月 2 日已有天津刘利祥（@欢乐使者律师 ）和廉立（@天津廉律师）两人公开发表（微博）声明称他们是“被签名”，两人均公开声明：“本人从未亲笔签名或表态支持，也未通过委托书、电话、短信、电邮、微博等任何形式授权委托任何人代我表示支持并参与联名。本人将保留追究侵犯姓名权法律责任的权利。”故，下文只称“海内外 154位学人”。］

3月 2 日，海外学者李剑芒曾微博称我签署了杨玉圣、亦明等人发起的《关于刘菊花硕士论文涉嫌抄袭问题的公开信》（后称《公开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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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此信息，我即在微博发表公开声明：“我没有，也绝不会签署杨玉圣、亦明等人发起的《关于刘菊花硕士论文涉嫌抄袭问题的公开信》。”

读了《公开信》，我认为它有如下严重问题：

其一，《公开信》缺少学术举报的学术性。作为一封“海内外 154位学人”联署的公开信，指 r控被举报人“涉嫌严重抄袭”，它首先应当呈示确凿证据，表现出学术的严谨。《公开信》称：“据媒体报道，刘菊花硕士学位答辩委员会主席、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陈力丹教授（原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研究员），在阅过有关举报材料后，业已指出刘菊花硕士学位论文‘得算抄袭’。根据对网上公布的‘刘菊花硕士学位论文涉嫌抄袭资料大全’的仔细阅读和认真分析，我们完全同意陈力丹教授的上述判断，即该硕士学位论文涉嫌严重抄袭。”这是《公开信》唯一一处提供指控“刘菊花硕士论文涉嫌严重抄袭”的依据的文字。请看，签名的“海内外 154位学人”没有一位表明自己对刘菊花硕士论文做过实证考察，所谓依据只是其“导师认为得算”和“阅读网上材料”。这“海内外 154位学人”就这样轻易把自己的独立判断和学术声誉抵押在这两条有待证实的依据上。这样的举报，是基于这“海内外 154位学人”的学术判断，还是基于打群架示威？其二，《公开信》表现了夸大事实、混淆实听的恶劣文风。《公开信》称：“据不完全统计，

包括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华社在内的多家权威媒体报道了该事件，网络媒体对此事件的转载和传播更是不计其数。不仅如此，《中国日报》对该事件的英文报道还将这一丑闻传遍了全世界。”此言有谎，中央电视台、新华社并没有报道此事。更重要的是，多年来，无数教授论文、博士论文被暴光抄袭，更有上质大学校长、院士和省市高官的学术造假和腐败丑闻，对于国内外都已经不是“新闻”了，2010年甚至还出现了多数不懂中文的“80 余位海内外学者”联名为某教授的中文博士论文涉嫌抄袭担保背书的闹剧。现在称一位记者 10年前的一篇未公开发表的硕士论文“涉嫌抄袭”，“这一丑闻传遍了全世界”，在举报信中如此说法，是不是太抒情一点了？《公开信》后文称：“因此，依法对刘菊花硕士论文涉嫌抄袭案加以查处，不仅事关刘菊花本人，而且关系到贵院、中国研究生与学位教育质量、人文社会科学界乃至整个中国学术界在海内外的学术信誉。” 我想写这句话的“学人”，一定是在火星上写的，因为他竟然认定中国教育质量和学术界在海内外的学术信誉都系于“刘菊花硕士论文”。在“海内外 154位学人”中，有没有人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心不会跳动了？

其三，《公开信》表现了对被举报人自行定罪设刑的文革斗争意识。《公开信》称：“如果说我们已经对刘菊花硕士学位论文涉嫌严重抄袭行为深感遗憾的话，那么，我们对作为当事人的刘菊花对待此问题的态度则尤为感到震惊。2011年 4月 28 日，亦即抄袭案被媒体披露的次日，刘以‘方舟子妻’之名，在新语丝等网站发表了《问心无愧》一文。正如该文章题目所示，她不仅对其涉嫌剽窃行为没有丝毫的忏悔和羞愧之意，而且还对揭发者和检举人进行了恶意的嘲讽和谩骂，甚至连她自己的老师陈力丹教授也不放过。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抄袭剽窃者业已猖狂到了何等严重的程度。”《问心无愧 》一文，今天还挂在方舟子新浪博客上，《公开信》称该文“对揭发者和检举人进行了恶意的嘲讽和谩骂”，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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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内外 154位学人”不是“恶意”误读，就是将某些被打假人过去对方舟子的回应方式移栽给刘菊花女士了。既然《公开信》还声称刘菊花硕士论文只是“涉嫌抄袭”，为什么就要求她“忏悔和羞愧”，说一句“问心无愧”，就表现了令这“海内外 154位学人”“尤为感到震惊”的“态度”？难道“海内外 154位学人”握了天权神法，要嫌疑犯没有判刑就要伏法？方舟子打假，尤其是这次质疑韩寒代笔，许多人（包括“海内外 154位学人”部分人），一再抨击方舟子私设公堂，对韩寒则是“私设道德祭坛、杀一儆百”。然而，诸位连方舟子夫人只是回应了一句“问心无愧”都要罪加一等！此情何堪，于心何忍？

我阅读了签名《公开信》的“海内外 156位学人”名单(已有两位声明“被签名”），我知道，其中为数不少的“学人”是被方舟子打过假的，还有多数是这次南方系“保卫韩寒”的中坚——坦率讲，《公开信》就是江湖所谓“方黑”和“挺韩”的大联动。这没有问题，正如 2010年坚持半年不懈在南方系发文讨伐汪晖抄袭的郑也夫先生《贼辩》一文论证过的，贼也有捉贼的权利，何况被方舟子质疑、打假的，并不都是“贼”。但是，既然以“海内外 154位学人”之众，把目标定位到了中国的教育和国际学术声誉，是不是应当把事情做得实在一点，名实相近一点，扮相优雅一点？以《公开信》现在“海内外 154位学人”展示给公众的面目，尤其是与方舟子今天在对“人造韩寒”中进行的打假行为相比，恐怕得到的不是“打假”，而是“假打”的看法。

　　在回应《公开信》的诸多回应中，方舟子有一这段话：

@方舟子：“海内外学人”（有人说应该叫“海河内外学人”，因为有三分之一是天津的）不为汪晖剽窃案上书，不为朱学勤剽窃案上书，不为徐友渔剽窃案上书，不为最年轻市长剽窃案上书，却上书要求调查处理一个不搞学术的记者没发表过的 10年前的硕士论文，称之为学术界最大新闻，仅仅因为她是方舟子妻子，好不威武！3月 1 日 23:21

如果“海内外 154位学人”尚存公正和责任，是否应当考虑一下《公开信》把“败坏教育和中国学术”之罪压在方舟子夫人刘菊花 10年前撰写并且至今未公开发表的硕士论文“涉嫌抄袭”上，是否有点用力过猛了？难道就是因为这位刘菊花是方舟子的妻子，就有了上你们的“道德祭坛”的原罪，就必做“杀一儆百”的牺牲？你们的追求究竟什么？难道不是学术打假、净化学术空气吗？方舟子做的不是比任何人都多，都更有实效吗？

刘菊花的硕士论文是有问题，这一点，她本人和方舟子都有一定程度的说明、承认。但是，我们大家都知道，学术泡沫化和研究生教育走水，学位论文失范，是近 20年来，中国教育跨跃式发展（大跃进）和学术、教育严重功利化的普遍结果。今天我们来清理、甚至依法规处理学位论文失范和不端，是应当的，必要的。但必须是公正、客观的，如果是官方查处，就必须有统一的标准和规则和尺度。

如果“海内外 154位学人”要表现公心，就应当首先呼吁有关部门：第一，确立清理、67

处治既往学位论文不端行为的规则、标准和尺度；第二，查处既有的学位论文不端，就影响力和严重性而言，应当先查教授后查学生、先查博士后查硕士。“海内外 154位学人”诸位强调学术不端的国际影响，以诸位的国际视野，难道不知道汪晖、朱学勤的博士论文涉嫌抄袭的国际影响远远大于仅有一篇《中国日报》英文版报道的“方舟子夫人刘菊花硕士论文涉嫌抄袭”吗？你们中不少人拼力“捍卫韩寒”，难道不知道“人造韩寒”的影响是“中国所有的教授加起来都比不上”的吗？

方舟子自去年面对妻子被众多人士动用多家媒体“集体打假”以来，多次悲愤地声称“我连累了妻子”。“海内外 154位学人”，如果诚如你们的《公开信》宣称的以“打假”为匡扶学术正义的必须，甚至不惜以一位普通记者 10 前未公开发表的硕士论文“祭刀”，那么，你们内心真对方舟子没有一点同情和怜悯吗？你们的《公开信》究竟是要挺进学术打假，还是要正全力对“人造韩寒”打假的方舟子就此住手？“海内外 154位学人”，方舟子声称，你们是“打不过方舟子，就打方舟子妻子”，对此，你们真的问心无愧吗？

我不反对呼吁官方审查包括方舟子妻子刘菊花在内的任何人士的学位论文“涉嫌抄袭”，但是，既然是官方审查，就必须有统一的标准、规则和尺度。不能因为刘菊花是方舟子的妻子，她就要比别人受到更苛刻、更残酷的对待——实际上，她已经承受了太多！你们看看网络上，经年持久的实名、马甲和水军攻讦、污辱，甚至连他们夫妇的未成年女儿都不放过——这是一个正常的社会，还是一个邪恶的社会？

坦率说，我在《公开信》中，看到的不仅不是学术正义，不是学术良知，而是邪恶！如果我参与签署，我不仅是自取其辱，而且是促长邪恶。

因此，我绝不会签署《公开信》，而且我收回曾发表的肯定、支持《公开信》的言论。

作为一个男人，我呼吁“海内外 154位学人”放过方舟子妻子刘菊花女士！

作为一个学者，我呼吁“海内外 154位学人”至少包容方舟子！　　

附录：关于刘菊花硕士论文涉嫌抄袭问题的公开信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暨刘迎秋院长、黄晓勇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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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半年多的时间里，引起海内外广泛关注的中国学界最大的新闻之一，就是贵院 2002年毕业生刘菊花硕士学位论文涉嫌抄袭事件。

据不完全统计，包括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华社在内的多家权威媒体报道了该事件，网络媒体对此事件的转载和传播更是不计其数。不仅如此，《中国日报》对该事件的英文报道还将这一丑闻传遍了全世界。因此，依法对刘菊花硕士论文涉嫌抄袭案加以查处，不仅事关刘菊花本人，而且关系到贵院、中国研究生与学位教育质量、人文社会科学界乃至整个中国学术界在海内外的学术信誉。然而，半年多时间过去了，刘菊花硕士论文抄袭事件迄今仍未见到处理结论。因此，我们决定给贵院及主要负责同志写这封公开信以表达我们对这一事件的严重关注。

据媒体报道，刘菊花硕士学位答辩委员会主席、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陈力丹教授（原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研究员），在阅过有关举报材料后，业已指出刘菊花硕士学位论文“得算抄袭”。根据对网上公布的“刘菊花硕士学位论文涉嫌抄袭资料大全”的仔细阅读和认真分析，我们完全同意陈力丹教授的上述判断，即该硕士学位论文涉嫌严重抄袭。

如果说我们已经对刘菊花硕士学位论文涉嫌严重抄袭行为深感遗憾的话，那么，我们对作为当事人的刘菊花对待此问题的态度则尤为感到震惊。2011年 4月 28 日，亦即抄袭案被媒体披露的次日，刘以“方舟子妻”之名，在新语丝等网站发表了《问心无愧》一文。正如该文章题目所示，她不仅对其涉嫌剽窃行为没有丝毫的忏悔和羞愧之意，而且还对揭发者和检举人进行了恶意的嘲讽和谩骂，甚至连她自己的老师陈力丹教授也不放过。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抄袭剽窃者业已猖狂到了何等严重的程度。

刘菊花硕士学位论文涉嫌抄袭案，之所以引起海内外广泛关注，除了她是“方舟子妻”、现任新华社记者外，最主要的原因是其硕士学位为贵院所授予。众所周知，中国社会科学院是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最高学术研究机构，全国上下和海内外学界因此对其所属的研究生院一直寄予厚望。贵院过去三十多年来在培养高端人才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在人文社会科学各学术领域也拥有许多著名的学术带头人和专家学者。正因为如此，广大学界人士一直将贵院视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的主要基地之一。

诚如贵院党委书记黄晓勇先生所说，“学生的地位决定学校的地位。”事实上，一所学府的声誉和地位，并非仅仅由校友之中的佼佼者的卓越成就所决定，同时也会被其中的少数败类所损害。古人云：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如果贵院新闻学系毕业的刘菊花硕士论文涉嫌抄袭案不能得到严肃处理，那么，此案必将给贵院研究生培养带来持久的负面影响我们不希望看到贵院无数精英学子数十载孜孜努力所赢得的良好学术声誉，因刘菊花硕士论文涉嫌抄袭事件而受到严重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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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菊花硕士学位论文涉嫌抄袭案，虽说已经严重玷污了贵院的学术声誉，但它也给贵院提供了整顿学风、加强学术规范与学术道德教育的机遇。如果贵院能秉公、公开、依法严肃处理该事件，那么，这不仅将向海内外学界昭示贵院莘莘学子的学术清白，而且还将体现贵院坚守中国学术清誉、开中国千年学术文化传承的学术新风。

我们希望，贵院能排除一切调查处理刘菊花硕士学位论文涉嫌抄袭事件的干扰因素，严肃按照国家有关知识产权法、国务院学位管理条例和学界公认的学术伦理与学术规范，尽快对轰动海内外的刘菊花硕士学位论文涉嫌抄袭事件作出处理，并向海内外公布贵院的查处结果和处理结论。

我们，一批海内外学人，抱怀对贵院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的殷切期望、秉持维护中国学界的学术声誉和学术共同体形象的强烈愿望，谨向贵院发出这封公开信，建议贵院依法严肃处理刘菊花硕士学位论文涉嫌抄袭事件。

为此，吾等特此郑重签名如下（含姓名、工作单位、学术职称/职务）：

（以下签名学人，按姓氏汉语拼音为序排列）

白 琰：天津天一律师事务所律师 蔡际洲：武汉音乐学院教授 曹德和：安徽大学文学院教授 曹明华：旅美学者、作家 陈宝成：记者（北京） 陈 波：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陈景良：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律文化研究院院长 陈 力：天津世杰律师事务所首席合伙人兼执行主任、律师 陈满华：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 陈武钟：天津四方君汇律师事务所律师 陈亚南：天津师范大学国际教育交流学院硕士研究生 陈永舜：北华大学语文现代化研究中心教授（吉林） 程汉大：山东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 丁香年：天津天一律师事务所律师 方广錩：上海师范大学教授 冯志英：天津外国语大学国际交流学院讲师 傅德志：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 甘任远：美籍华人学者 高书贵：天津师范大学国际教育交流学院副教授 高 爽：天津天一律师事务所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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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 莘：美籍华人学者 顾海兵：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顾秀林：云南财经大学社会与经济行为研究中心教授 郭 琛：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讲师 郭 红：天津师范大学国际教育交流学院副教授 郝荣斋：河北人民出版社编审 何 慧：华南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胡 桥：天津天一律师事务所律师 胡晓进：中国政法大学讲师 胡晓研：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语言学教研室主任 胡振宇：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贾红柏：东北林业大学生物学博士 贾 宁：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播音与主持艺术系主任 蒋 寅：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古代文学研究室主任 蒋永伟：北京黄埔大学副校长 姜锡东：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暨历史学院教授 姜恩庆：天津商业大学中文教研室主任、副教授 井建斌：天津行政学院副教授 居其宏：南京艺术学院教授、音乐学研究所所长 李传桐：山东工商学院经济学院教授 李大鹏：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李恭忠：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 李 华：嘉兴学院教授（浙江） 李剑鸣：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李青松：天津天一律师事务所律师 李 懋：天津财经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副教授 李绍章：上海政法学院教师、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李世洞：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李铁燕：天津天一律师事务所律师 李醒民：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前主编 李学智：天津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李 毅：北京市天坛律师事务所副主任、律师 李逸津：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李有华：天津天一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 李志刚：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廉 立：天津市廉立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 梁曼丽：天津天一律师事务所律师 林超民：云南大学教授、前副校长 刘 斌：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教授、副院长 刘常熟：天津天一律师事务所律师 刘道玉：武汉大学教授、前校长 刘恩强：天津天一律师事务所律师 刘凤霞：青岛大学国际教育学院讲师 刘豁然：天津天一律师事务所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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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冀湘：天津四方君汇律师事务所律师 刘利祥：天津张盈律师事务所律师 刘 实：美国国家环保局科学家 刘曙光：《北京大学学报》编辑部编审 刘先志：西南技术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成都） 刘卫东：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刘志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路宝君：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教授 罗 丽：烟台大学人文学院教师 马庆株：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 马志冰：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律史研究所所长 毛 翰：华侨大学文学院教授（福建） 孟 国：天津师范大学国际教育交流学院教授 孟宪生：北京市仁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潘 荣：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彭卫民：西南政法大学政治学所研究人员 彭泽润：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仇方迎：《科技日报》社高级记者（北京） 邱 凯：天津四方君汇律师事务所律师 任 丁：澳大利亚天然制品有限公司高级化学师 单月英：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博士研究生 尚丽丽：天津光影之约视觉工作室摄影师 沈登苗：历史文化地理学者、自由撰稿人（浙江） 时煜华：鲁迅博物馆党组书记、研究员（北京） 宋兴晟：天津商业大学国际教育学院讲师 苏麓垒：俄亥俄州立大学东亚语言文学系博士研究生（美国） 孙海峰：深圳大学传播系副教授、副主任 孙桂平：集美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厦门） 孙士桢：中国政法大学博士研究生 孙新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教授、副院长 孙 燕：全美贸易公司总经理 谭汝为：天津师范大学国际教育交流学院教授 万学仁：内江师范学院副教授（四川） 王寒松：天津四方君汇律师事务所律师 王加丰：浙江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王嘉川：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 王立杰：天津商业大学国际教育学院讲师 王 庆：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王晓元：上海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王耀凯：美国系统自动化公司高级工程师 王业奇：天津大学国际教育学院讲师 王银宏：中国政法大学、维也纳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王运涛：郑州广播电视大学讲师 翁昌寿：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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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稼祥：中国体制改革研究会公共政策研究部高级研究员（北京） 吴量福：伊利诺依州道纳斯格罗夫市 CIO、北伊利诺依大学兼职教授（美国） 吴励生：冰心文学馆特聘研究员（福建） 吴世德：中国石油大学（北京）机械储运工程学院副教授 武 戈：天津天一律师事务所律师 肖 园：天津天一律师事务所律师 徐 波：《世界知识》杂志主编、编审（北京） 徐友渔：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薛国中：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严春友：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 杨 帆：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教授 杨宏玉：天津天一律师事务所律师 杨 林：天津光影之约视觉工作室摄影师 杨玉圣：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 杨仲凯：天津四方君汇律师事务所律师 姚选民：复旦大学博士研究生 于 琪：天津光影之约视觉工作室摄影师 俞荣根：西南政法大学教授、重庆社会科学院前院长 余元洲：江汉大学教授（湖北） 苑 平：天津天一律师事务所律师 袁钟瑞：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北京） 张 枫：北京市中盾律师事务所律师 张红萍：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 张继成：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 张聚国：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 张三夕：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学研究所所长 张曙光：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席 张晓丽：天津四方君汇律师事务所律师 张 豫：天津天一律师事务所律师 张 政：天津天一律师事务所律师 张宗正：朱拉隆功大学文学院客座教授（泰国） 赵法生：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赵国君：艺术独立论坛秘书长、中国律师观察网总编辑（北京） 赵 虹：《社会科学论坛》杂志社社长、主编 赵 华：自由影视编剧（上海） 郑 东：《山东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编辑部副编审 赵建忠：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赵健伟：专栏作家、自由撰稿人（北京） 郑铁生：天津外国语大学教授 郑显文：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 周保欣：浙江财经学院中文系教授 周 林：天津光影之约视觉工作室摄影师 周祥森：河南大学《史学月刊》编辑部编审 周伟良：杭州师范大学体育与健康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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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光烈：中国传媒大学高级编辑、《现代传播》原副主编 朱彦民：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祝国光：全欧中医药学会联合会副主席（芬兰） 左少兴：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说 明：

一、以上签名学人，计 156 人。除自由撰稿人外，签名者分属中国、美国、芬兰、澳大利亚、泰国近百家教学、科研和文化机构。 本《公开信》签名截止时间：2012年 2月 29 日17:00（北京时间）。

二、本 《 公 开 信 》 ，由学 术批评网（ www.acriticism.com ）、科学诚信网（www.academeintegrity.com）、中国学术评价网（www.2250s.com），于 2012年 2月 29 日晚上（北京时间）同步首发。

三、本《公开信》还将于 2012年 3月 1 日通过邮局、以特快专递的方式，主送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院长刘迎秋先生，并抄送中国社会科学院办公厅、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学位与教育管理司、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学风建设委员会有关负责同志。

2012年 2月 29 日

来源：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com），2012年 2月 29 日

【周轶群】真实的韩寒

真实的韩寒作者：周轶群（周轶群为斯坦福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化系助理教授）来源：观察者网 2012-0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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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韩寒曾以他独立和自由的批判姿态而被许多人比作《皇帝的新装》里那个喊破新装谎言的小男孩。代笔门之所以造成震撼，是因为有人企图证明韩寒不是小男孩，而是那个一丝不挂的皇帝。

在曾经加到韩寒身上的种种赞语中，一个核心字眼就是“真实”（同意表达有“真诚”，“坦诚”，“赤诚”，“率性”，“纯粹”，“坦荡”，“说真话”，“说实话”，“童言无忌”，“从来就不装腔作势，更不丑怩作态”等等，不一而足）。既然以“真”而成为偶像，那就难怪当有人质疑他的作品自他十六七岁出道起便是由他人捉刀时，立即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至今不息。

在质疑者指出的诸多疑点中，有一条涉及韩寒对待自己作品的态度。韩寒一贯避免谈论自己的作品，万一谈到也是语焉不详地支吾几句，甚至每每以“我忘了”“不知道”“你们怎么解释都行”来回答关於他的作品的问题。这种态度，再加上他在公开场合暴露出来的文史知识的贫乏以及对文学的一些似乎很不靠谱的看法，让倒韩者得出了结论：韩寒这个文学天才和青年意见领袖其实是一个和文学、文字、思想都没什么关系的人。但是，对韩寒的支持者来说，像韩寒这样的文学天才是不会去对自己的文字进行条分缕析的无聊解说的，他迴避讨论自己的作品正能体现出他的谦逊、低调、和朴实，而他在作品出手后就将它几乎忘得精光的倾向也正符合他“酷”的作风。

那么，韩寒对自己的作品三缄其口这种行为到底应不应该受到质疑？这是他表现酷和天才的方式，还是可能别有隐情？跟这些问题紧密相关的是，韩寒究竟是怎样看待写作这个职业以及他自己的创作之路的？在本文中，我希望通过韩寒本人亲口说过的一些话来尝试回答这些问题。之所以聚焦在“亲口所说”上，是为了撇开代笔疑云给材料可靠性带来的复杂性问题。不管那些署名韩寒的作品是不是他自己写的，不管那些有关韩寒的报导是否对他的言行和思想进行过编造，我们至少可以肯定，在採访镜头前出现的那个人是韩寒本人，而且本著相信他是“真实” 的这个想法，我们应该特别地重视他在这些实地情景中的自我表达。

二

韩寒对天才和天赋这些概念是有自己的理解的。在 2008年与鲁豫的访谈中，他讲述了自己在中学时参加长跑的一些经历。他告诉主持人和现场的观众，他不喜欢训练，想方设法摆脱了老师让他训练的要求，而且他连跑鞋都没有，就穿著蓝球鞋跑，但尽管如此，他在比赛中还总是拿第一。有一次跑 800米，250米的跑道他才跑了两圈就误以为已经跑完了，於是停下来和同学开始庆祝，等到发现自己的错误又追了上去，结果不但拿了冠军，还破了校纪录 6秒钟。另外一次在区里跑 3000米的街道赛，没想到领路的警察带错路了，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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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在最前边的韩寒比别的选手多跑了二三百米，但他仍然夺得了第一。在敍述完这些有趣的经歷之后，韩寒总结说，“觉得自己还可以，长跑还是有一些天赋的。”

从韩寒讲述的那几则轶事里（那两次比赛的故事韩寒在别的场合，如 2010年与周立波的对话中，也讲到过），我们可以看出来，在他眼里，天赋的自然展露是不可遏制的，就像他本人在长跑方面，不训练却比那些接受训练的人好，缺乏物质条件却胜过那些具有优越物质条件的人。在离开中学将近十年之后，他回忆起当年的那些故事来还是栩栩如生，细节能够具体到多少米，多少圈，和多少秒，让听众眼前立刻闪现出一个在跑道上轻轻松松地横扫对手的英姿少年的形象。

我们再来看看韩寒对待自己早期的写作成就的态度。尽管他初中就开始在杂志上发表文章，16岁那年又在第一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中获得一等奖，但就我所知，他从未在任何公开场合详细回顾过在他在那次比赛中的表现和体验。如果说拿到校内和区里长跑比赛第一都值得屡次娓娓道来，为什么韩寒对自己在写作上取得的如此醒目的成就显得那么无所谓呢？这个我们不得而知。但不管怎么说，韩寒避而不谈自己当年的作文体验似乎不好用耍酷或者谦虚来解释。因为从他对自己体育成就的描述来看，他应该是一个很乐於谈论自己的天赋和成功的人。

在鲁豫访谈中，韩寒在描述了他那次破校纪录 6秒鐘的经歷之后，说道：“这个我没法吹牛的，因为全校几千人都看著”。有意思的是，在 2006年的杨澜访谈中，当被问到他是否已经把赛车当专业、而不是像一开始很多人以为他只是在玩票时，韩寒给了一个长长的回答，可以看作是对“没法吹牛”那句话的阐述：

关键是这东西不好玩票。你别的东西能玩票；写东西呀或者唱歌呀都能玩票，因为你没法分辨好坏，你死活认著我是好的那没办法。但是赛车，因为它是一块儿发车的，快慢大家看一眼都知道。如果你是去玩票，老开在最后一个多不好意思。因为我从小参加各种运动，在学校里面的比赛或者什么的，基本上都是第一名，所以如果不在前面，我会特别难受，我自己不大会允许去那里玩票。

这段话非常耐人寻味。“写东西”是作为“玩票”被韩寒拉进来与作为严肃“专业”的赛车进行负面对比的。对韩寒来说，在众目睽睽之下进行的赛车检验的是硬功夫，讲究的是公平竞争和荣誉感，而写作则恰恰相反，既不在公开场合操作，又缺乏分辨好坏的标准。韩寒於是只能发出如下的感叹：“因为你没法分辨好坏，你死活认著我是好的那没办法”。从中我们丝毫看不出来一个作者对自己的文笔生涯的珍惜之情，就更别说是一个文学天才為自己的才华得到了承认而感到的满足和骄傲了。

值得注意的是，在谈论他对待赛车的认真态度和荣誉感时，韩寒提起了自己从小在体育方面的经歷和感受，并且毫不含糊地在过去和今天之间加上因果链 （他使用了“因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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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句式），从而让观众看到了他这个赛车高手的成功是如何的其来有自。韩寒在这裡表现出来的思维方式是完全符合正常人的认知习惯的，而且在谈到赛车的其它场合他也往往是自然而然地遵循这个习惯。比如，韩寒多次讲到他从小就喜欢赛车，梦想长大了成为赛车手。在凤凰卫视的《非常道》节目中（2007），他告诉主持人何东他小时候的玩具都是汽车，连变形金刚都是能变成汽车的那种。在鲁豫访谈中，他讲到小时候看过的“三五港军拉力赛”以及他乘坐赛车手刘斌的车的经歷（大意是：觉得太爽了，当时的梦想就是今后跟他开得差不多就很高兴了），他还给观众描述了他是如何一拿到成名作《三重门》不菲的版税就打算买车、著手实现儿时的梦想的。听到出自韩寒口中的诸如此类的细节，看到他回忆这些琐事时脸上洋溢著的兴奋和自豪，任何人应该都会因为得以一窥冠军成长的心路历程而感到满意的。可以说，韩寒在对待他不凡的赛车经历上表现出来的是与常人无异的“庸俗”，即：相信成功之路是有可以勾勒的轨跡的、并以珍视和反省的态度去对待这些轨跡，而不会去竭力地去否认、甚至掩盖它们。

当年“新概念作文大赛”的评委之一、某著名作家在不久前出来回应针对大赛程序是否公正的质疑，认为韩寒不会作弊，理由是“职业作家就是职业运动员，无法想象能够获得巨大快乐的事情是让别人去干。就像比赛，怎么可能去让别人去打。”但是，现在纠结的问题正是：韩寒通过各种方式证明了他确实是一个在赛场上奋力拼搏、并且从中获得巨大快乐的职业运动员，然而他到底是不是一个以自己的双手亲自写作、并从中获得巨大快乐的职业作家呢？在何东访谈中，韩寒除了告诉主持人自己从小特别喜欢赛车，同时还表白说“其实我内心不是特别愿意写东西，我也不是特别喜欢写东西”。这听上去怎么都不像是“巨大的快乐”；至少，肯定远远不能和他对赛车的热爱相提并论。

让我们再次回到韩寒在杨澜访谈中就写东西（玩票）和赛车（专业）的区别所发的议论。我们已看到，韩寒明确地认为他从小参加体育比赛的经歷培养了他作为一个运动员的好胜心和荣誉感。那么，韩寒中学时的写作经歷、特别是他在“新概念作文大赛”中所见所闻所想的一切，对塑造他今后的文学观和写作观是否也起到过重要作用？在一次全国比赛中胜出的优异成绩给韩寒带来的是何种体验（按照常理，一个文学少年应该会从中得到相当大的激励）？其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以后他又遭遇过什么，使得他从那次获奖经歷中应该得到的正面体验荡然无存，只留下“因为你没法分辨好坏，你死活认著我是好的那没办法”这样一个应该让当年的评委 （清一色的著名作家和大学教授）感到脸上挂不住的文学玩票观？韩寒在“新概念作文大赛”复赛中的获奖作文是《杯中窥人》。对质疑者来说，韩寒多年来所拖欠、现在亟需提供的就是一扇扇窗户，能够让读者从中窥视到他作为一个和文学与文字打交道多年的人的心灵与思想。

三

在 2006年，韩寒写下了《文坛是个屁，谁都别装逼》这篇博文，以一个新生代作者代言人的身份向在他眼中是由作家白燁所代表的腐朽文坛宣战。那个霸气十足的标题中所表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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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也许可以看作是韩寒亲口说过的关於写作性质的言论（写作就那么囘事，因为没法分辨好坏）的一个远為彪悍的版本。但是，出自韩寒本人嘴里的那些话，传达的更多的是一种对於写作这个职业的不理解和没兴趣但又不能放弃的无奈。比如，在 2006年福建卫视《新视觉》节目中，韩寒在把文学定性為“一种娱乐”和“酒足饭饱、人还活著的一种消遣”之后，说道：“所以我觉得已经没有办法，只能破罐子破摔了，反正如果有更好的选择，肯定不会是现在这样，甚至连写博客都不应该”。

在同一节目中，韩寒后来还说了这样一段话：“生活压力才是最大压力。做一个作者、或者书卖得比较好的作者，是全天下最开心的事情。因为每年只要写一本书，至少可以养活自己，然后平时有大把大把的空閒时间，也不一定要去见人、去应酬。我觉得，夫复何求。天底下最开心的事情几乎就是这个”。

从这两段告白中可以看出，作为一名畅销书作者，韩寒关心的是作品能够带来足够的收入让他去过他真正想过的生活。在访谈和博文中韩寒都多次提到他的巨额版税让他赛车事业的起步有了可能 。韩寒的出版人路金波在谈到他们两人的合作时也说过，韩寒“挥金如土，财务方面老出问题”，因此经常迫切地需要通过推出新作等举措来解除他缺钱花的窘境。看起来，对韩寒来说，写作决非一个最佳选择，但他“破罐子破摔”地坚持下来了，因为它带来的经济收益可以将他从生活压力下解放出来、允许他去开心和放鬆。

南方某大报在“2009年度人物评选”中对“公民韩寒”这样嘉许：“韩寒的可爱可敬，就在於他在中国社会追求最大限度的独立与自由，做自己最喜欢的事，说自己最想说的话。”（类似的评语在该报和别处都屡见不鲜）。但是韩寒说过，如果有更好的选择，他肯定不会从事写作（包括那些给他赢来公共知识分子和青年意见领袖头衔的抨击各种社会现象的博文）。为什么他不能有更好的选择呢？除了已提到的至关重要的经济考虑，也许还有虚荣的吸引。韩寒的博文中出现的那些仅仅是运动员的赛车高手（如王睿、刘曹东、徐浪、魏红杰），全中国有多少人听说过他们的名字呢？然而，韩寒无法弃写作而去，最重要的可能还是因为中国需要的不是一个职业赛车手；她迷信的是无法遏制的文学天才，呼唤的是独立和犀利的意见领袖，崇拜的是生活得自由洒脱的青春偶像 （而赛车则给这三者增加了无限魅力）。於是韩寒就被塑造成了所有这些品质的化身，名满中国、蜚声天下（2010年韩寒接连登上美国《时代周刊》“年度影响力百人榜”和美国《外交政策》“全球思想家百人榜”）。虽然“自由”、““独立”、和“特立独行”这些词被一遍遍用来称讚韩寒，但韩寒最大的不幸也许恰恰在於，十几年来，他生活中的一切都是受制于他本人对金钱和快乐的追求以及他人对他不断进行的精心包装。韩寒被做成了“真实”的品牌，但是对韩寒来说，去做一个真实的人的机会在他走上明星之路的那一刻可能就已经失落了。

四

韩寒曾以他独立和自由的批判姿态而被许多人比作《皇帝的新装》里那个喊破新装谎言的小男孩。代笔门之所以造成了巨大震撼，正是因为我们目睹了一场机富戏剧性的情节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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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有可能面临一个惊人的角色切换: 有人突然半路杀出，企图证明韩寒根本不是那个小男孩，而是故事里那个一丝不挂地站在大家面前的皇帝；这个搅局的人（有人说他纔真正是那个小男孩）的指责获得了不少观众的赞同，於是一场大战在这个阵营和“小男孩”的支持者之间展开。

作为一个观战多时的看客和一个多年从事文学研究的学人，我想在这时出来简单发表一下我的观感。我认为，韩寒作为一个文学天才的身份确实疑点很多，并且因为他拒绝正面回应、总是拿“作者无法证明他的作品是自己写的”这类话来抵挡、甚至以一纸诉状将质疑者告上法庭等等做法，这些疑点正在不断地放大。真正的文学创作（或是其它类别的严肃写作）看上去没有赛车（或其它体育运动）中的“真刀真枪”和山呼海啸，但写作过程中一个作者必定会经歷种种思路的转折和情感的起伏。对作者来说，将这些从心灵到智力的体验进行描述并与读者分享，就好比作为赛车手和长跑运动员的韩寒谈论他在赛场上的表现、心理活动、和花絮式的趣事。一个人如果坚称“作者无法自証”，而且又处处表现出对出自他名下的作品的隔膜和漠然，那我们就不得不怀疑他到底是不是个作者、更不用说是不是文学天才了。正像众多质疑者所提出的，韩寒可以自证作者身份的方法其实很简单，那就是出来谈一谈写作心得，回顾一下创作之路。否则，对他的怀疑必然会挥之不去、愈演愈烈。我不希望看见故事朝“天真小男孩变裸体皇帝”的方向继续发展，因为那样的结局太令人震惊、痛心、和绝望。一旦这个结局不幸而成为现实，那我们就有了一个当代中国版的《皇帝的新装》，而这个当代版与原作相比，复杂了许多，也黑暗了许多。在文章的最后，让我们试著来演绎一下这个虚拟的当代版，并特别注视一下它和原版之间的差异：

第一，原作中的皇帝上了那两个骗子织工的当，真的以为自己穿著华丽的新装在游街。在当代版中，“皇帝”看起来并非不知道自己的裸体状态，而且以或明或暗的方式将这个信息传递给了前来观礼的人群，但怎奈是说者未必有心，听者更是全然无意，就这样，在他们热烈的讚美声中“皇帝”一路行来。

第二，原作中，小男孩喊出的真话在前来欣赏皇帝新装的观众中迅速传播，直到全城的人都一起高呼“原来他什么都没穿”！在当代版中，观众中是有不少人开始这样喊，还吸引了很多本来不在现场的人过来，看了情况也跟著喊，但仍有大量的观众继续他们的讚歌，於是两个阵营之间出现了一场混战。安徒生的童话是讲给孩子聼的，所以必须安排一个“真相大白”的简单而美好的结局。发生在现实生活中的近於童话的故事就不会那么简单了。对那些正在给“皇帝”的新装喝倒彩的人来说，如果能至少争取到不再让这件根本不存在的新装代表中国服装最高水平去参加国际时装展，也许就可以小小地满足了。

最后一点，也是当代版偏离原作幅度最大的地方。在原作中，当观众发出的沸腾的呼声传入皇帝的耳中，他哆嗦了，但他告诉自己必须坚持到游行结束，於是他更加高视阔步地往前走去。而在当代版中，那个搅了游街盛况的小男孩被“皇帝”扭送到了法院；不仅如此，所有希望演出继续进行的人们对小男孩展开了猛力围攻，斥责他无聊、无理、恶作剧、哗众取宠、甚至是别有用心。对於这些人来说，那件华丽的新装到底存在不存在也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穿它的人已经被他们作为种种崇高理想和理念的化身膜拜多年，时至今日，捍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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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装就是捍卫那些高贵的理想和理念。但愿这些情节不会得到发展。对真相的追求永远不应该让位于以任何高尚名义进行的事业，否则，我们只会与我们孜孜以求的理想渐行渐远，那个本应是不可思议的童话故事也就会在我们中间不断地重复上演。

附录：

写在《真实的韩寒》一文之后作者：周轶群来源：观察者网 2012-03-09

《真实的韩寒》是我在两三个星期之前（2月 20 日左右）写成的一篇评论，于 3月 5 日登在了“观察者”网站上。几天以来，该文受到了一些读者的批评。这些意见与质疑韩寒的其它文章所遭受的攻击在性质上大同小异，那就是，限于自己的庸常逻辑和日常体验，质疑者们根本无法理解韩寒身上太多的特异之处。在此，我想针对比较值得响应的几点具体批评稍作说明。

第一，有一定数量的读者认为，我对韩寒以往的表现有微词，是因为我不知道这世界上存在着既不愿意谈自己的特长、而且口头表达能力也欠佳的天才（科学家如爱因斯坦，艺术家如杜尚）。我想指出的是，不管爱因斯坦和杜尚是多么的谦逊和不善言辞，他们都通过无数场合向公众证明了他们确实是科学家和艺术家。爱因斯坦在世界各地（包括他工作了多年的普林斯顿大学）演讲和授课；杜尚长期主持一个由多名艺术家参加的关于艺术的讨论小组。你可以讲课讲得不太好，你也可以在讨论中少言寡语，但是要判断一个人跟艺术或是物理学是否有关系，那是完全不需要长篇大论的。这一点，任何人只要在某方面曾经有过一定专长或兴趣，应该都会同意的。韩寒受到严重质疑，正是因为他虽然不断地出版作品，但他十余年来的所有公开表现都很难让人看出他和那些作品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

第二，有读者说，韩寒不谈写作但热衷于谈长跑和赛车，并不值得奇怪，因为很多名人在谈起自己的业余爱好时表现出来的热情往往胜过他们谈到自己真正的专长时的态度。这种现象不假，但前提是这样做的名人都已经通过种种公认的方式证明了他们在自己出名的领域内确实具有专长。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去大谈业余爱好，才能让听众佩服这些名人的多才多艺和他们生活的多彩多姿。韩寒十几年来的表现不但不符合这种情况，而且很容易让人怀疑赛车（他爱谈的话题）才是他的主业，而他赖以成名的写作（他不爱谈的话题）却可能连他的“业余爱好”都算不上。

第三，还有读者说，韩寒对自己作品表现出来的极度陌生，以及他发表的一些贬低写作这个职业的言论，反映的是 80 后 90 后青年喜欢正话反说（可以加上反话正说）、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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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酷”的风格。这些读者显然认为韩寒其实是很热爱写作、也很了解他自己的作品的。那么，韩寒在多种场合都对自己在体育竞技方面的经历、天赋和成就表现出极好的记忆和貌似是发自内心的满意和自豪，我们又该怎么看呢？难道他的那些记忆是编造出来的吗，难道他其实是很看不起自己在体育赛场上的成绩、所以才对他的长跑和赛车经历津津乐道吗？韩寒的支持者们也许会认为，韩寒的思维和表达完全不遵循正常逻辑，他爱怎么说就怎么说，他的这种独特方式正是他们喜欢他的地方。这种解释近于宗教情怀，无法理论，但这么想是他的支持者的自由。只不过，在这么想的时候，最好不要把韩寒身上的这种“独特”说成是 80 后 90 后青年的群体特征，以免为数众多的一代人无辜地“被代表”。而且，最好也不要惊慌地以为，如果韩寒这个如此“独特”的人倒下，那中国就丧失了一个“独立”、“自由”、和“真实”等等美好理想的代言人。恰恰相反，对韩寒事件的冷静思考和理智判断只会促进这些精神在中国社会的发扬。

归根结底，对于大多数关注韩寒事件的人来说，代笔门与民主、自由、左派、右派等意识形态问题无关，他们关心的只是基本而简单的职业道德和荣誉问题。用最朴素的语言来说就是，如果你吃写作这碗饭，并且从中获得了巨大的名利，那么你至少应该做到让人没有理由怀疑你的作品是否亲历亲为，而且在质疑兴起后应该以严肃和认真的态度去努力打消这种质疑。

在 2006年福建卫视的《新视觉》节目中，韩寒曾对他为什么不参加研讨会等作家云集的场合做过解释。他说：

看第一人称的东西，他说‘我’，我就会想到那作家‘我’，然后我就会冒出各种国内作家的嘴脸。有些作家一开始就会写比如说‘我异常俊美’什么什么的，但其实一看，是贾平凹那样的。所以，我在写作这方面能够唯一坚持的，就是不去参加一些研讨会、不去参加任何的文学奖、不去参加任何的杂七杂八的事情。

从这段话看来，不出席跟写作有关的公共活动，原来是韩寒为了克服第一人称文学作品给他带来的困扰而不得不采取的一个办法。他经历的这种困扰和他寻找到的解决方法，放在一个多年从事写作的人身上，不能不说是闻所未闻、别致之极。但是当代笔质疑发展到了今天这种程度，为了个人荣誉和职业荣誉，我认为，韩寒最好还是把他的困扰暂时放在一边，勉力去参加一些（不需要很多）“杂七杂八的事情”，争取通过各种交流方式在同行和读者面前证明他是个名副其实的作者。如果哪天他能够成功地做到这一点，到那时他的支持者再将他和爱因斯坦及杜尚等人相比也不迟。　　　　　　　　　　　　　　　　　　　　　　　　　　　　　　　　　　　　　201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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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建业】韩寒代笔门随感：自证•他证•心证

方韩之争随感之七：自证•他证•心证 作者：戴建业（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来源：作者博客 2012-3-11

作者简介：戴建业，男，1956年 4月生于湖北省麻城市。1982年 1月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学士学位。1982年 3月入西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攻读古代文学研究生，1985年 1月毕业并获文学硕士学位，同年回母校华中师范大学任教，1999年晋升教授，现为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古代文学教研室教授、博士生导师，古代文学学科组长、学术带头人，兼任文学研究所副所长。

　　“韩寒代笔门”笼罩着重重难解的疑团：被质疑的韩寒口口声声说是冤案，几次称自己无辜“躺着中枪”，而且多次一脸委曲说，“被质疑代笔的作者无法自证” ;质疑者方舟子则言之凿凿，认为所有证据都表明基本可以定案，确信韩寒的成名作和代表作出自他人而且不断接受采访和发表博文阐明自己的观点;围观的大众觉得这是个疑案，虽然方舟子的质疑不无道理，虽然韩寒的回应也叫人失望，可是方舟子和“方舟子们”都只在“合理怀疑”，至今没有拿出一条铁板钉钉的证据。方舟子在接受《新民周刊》记者采访时说：“就目前韩寒早期的文章即两篇《书店》、《求医》，可以反映出，这个写作者是一个中年男人，经历过上世纪六七十年代、80年代，体弱多病，有一定的文学创作水平，有一定的文史知识……这都符合他爸的特征。现在可以肯定的就是，韩寒这些早期的作品不是他写的，是代笔的。但我不能肯定代笔的就是他爸，说不定背后还有高人。”(《方舟子：我合理怀疑》，2012、2、8《新民周刊》)是冤案?是疑案?可定案?真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不同的人对它有绝然不同的感受和看法。

　　我曾就这一事件写过一篇《盲点与疑点》，本文算是该文的续篇，试图谈谈论战双方如何摆脱各自的困境，以及这一事件可能的结局。

　　假如代笔者不站出来作证或招供，方舟子就不可能坐实代笔的指控，他的分析、推理、论证就只能停留在“合理怀疑”的阶段。一千多年前就有“捉贼捉赃，捉奸捉双”的俚语现在法庭上更看重人证和物证。他的分析再精细，他的论证再严密，可永远只是他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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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论证，不能充当法官定谳的证据，他充其量就是“韩寒代笔门”的“福尔摩斯”。不过，正如俗话所说的那样，万事有其弊必有其利，方舟子也有对自己十分有利的一面——即使难以赢得官司，也可能赢得人心。经由他对韩寒父子及其文本反反复复的质疑、分析，经由他不断地接受电视报纸的访谈，他开始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同和支持，各大网站调查表中的支持率逐渐攀升，原来支持韩寒的明星名人逐渐沉默，理性的读者也开始对韩寒产生了怀疑，甚至原来站在韩寒一边的学者，也认为韩寒这次的表现与平时对他的印象“反差太大”，有的还公开说韩寒叫人大跌眼镜，有更多读者在私下感叹韩寒“不过如此”!方舟子对韩寒的质疑几乎稳赚不赔，提供不出确凿的论据大家觉得情有可原，而他的怀疑论证会得到许多理性读者的敬畏。

　　方舟子之弊就是韩寒之利，方舟子之利就是韩寒之弊。韩寒能在法庭上提供人证——他的父亲，物证——他的手稿和书信，可能赢得外行法官的一纸判决，却会失去无数读者和粉丝的信任。手稿其实只能算“他证”，甚至算不上什么有力的证据，哪怕这份手稿经过鉴定是他的笔迹，可是他的笔迹不一定是他的创作，更何况他这份手稿一稿成型也太神奇了，他在博文中说过，自己很佩服青少年时期写长篇居然可以一次成型，现在写短短的博文却要不断修改。他对自己越是“佩服”，大众对他越是“怀疑”。我曾在文章中说过，方舟子等人表面是质疑他早期作品由人代笔，实质上是发现他现在毫无才华，如果他一个大活人不能证明他的“现在”，他那一堆死手稿更不能证明他的“过去”。他的父亲证明不了他，他的队友证明不了他，他的手稿更证明不了他，只有他自己才能证明他自己!人们质疑韩寒过去作品由人“代笔”的实质，是藐视他现在的才华，是鄙视他现在的学识，他唯有通过“现在”的“卓越表现”，来证明自己“过去”的“杰出才能”。就是说，不能经由“他证”，只能经由“自证”，他才有可能洗掉别人泼在他身上的脏水。

　　要是韩寒现在的才华让人惊艳，谁还会怀疑韩寒过去的作品出自他人?

　　可惜，韩寒在相反的道路上越走越远!随着对“自证”越来越没有信心，他越来越依赖“他证”——让老父出山，让手稿面世，让法官判决。大家不妨去看他坐在一大堆手稿周围的图片，那幅模样又傻逼，又滑稽，又可笑。一个青年的“天才作家”，一个粉丝无数的意见领袖，还要由一个外行法官判定自己是否“有才”?还要由一堆手稿说明自己是否“优秀”?他自己也意识到求助法官“不够潇洒”。岂止是“不够潇洒”，简直就是“无比窝囊”!我们来看看一位叫@南宁琳琳的网友如何调侃他：“甲：听说韩寒去法院起诉方舟子了! 乙：真的?韩寒不是说中国法院颠倒黑白吗? 丙：所以他去中国法院告才会赢啊。”这则十分幽默的段子是个危险的信号：人们对韩寒的态度，正在由钦佩变为鄙夷，由崇拜转为戏弄。

　　韩寒急于需要的不是“他证”而是“自证”，人们急于想看到的不是他那个能说话的父亲，不是他那堆不能说话的手稿，而是他面对众人质疑所展露出来的机智敏捷，面对电视观众所表现出来的睿智机锋，面与对手争论时所表现出的滔滔雄辩，回应文章所流露出的高妙才华，只有这些东西才能赢得人心，才能赢得喝彩。可惜，如今的韩寒真是需要什么便缺什么，需要他出来“自证”的时候，他不是躲在深闺羞于见人，就是出来忸怩作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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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话百出——自我展示的良机反倒成了自取其辱的劫难。如果《三重门》出自他的手笔，他出面与方舟子展开一场辩论，与专家读者进行一次对话，交流自己的创作心得体会，介绍自己创作人物形象的曲折过程，所有的疑团都将烟消云散。可是，要韩寒出面的时候，他却玩神秘;要韩寒说明的时候，他却装深沉。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导、《新民周刊》主笔@胡展奋先生对此大惑不解：“韩一直不敢公开辩论，确实令人奇怪，自己的作品好比自己生的儿子，哪一点不清楚不知道呢?随便你舟子问‘人物原型’和塑造过程，还是情节设置，语言构成(或来源师承)，抑或细节、环境、创作心境——我的作品我自然能从容道来而且滔滔不绝，打得质疑者屁滚尿流。韩，为什么不应呢?”“韩为什么不应呢?”不仅是胡先生一个人的困惑，也是大多数观众的疑问。

　　韩寒自己的表现真是一无是处，方韩之争怎能不一败涂地?文章回应，手稿展示，悬赏手段，起诉策略，样样都让人摇头叹气：每篇回应文章无文不烂，每次出招无招不昏，每回采访无言不臭!一个罩着天才作家光环的青年偶像，表现得如此窝囊怯懦，如此无胆无才，如此不堪一击，让喜欢韩寒的围观者为之痛心。方舟子不断上电视接受采访，不断在微博上与网友交流，而韩寒尽量避开媒体，尽量不与网友见面，这就是迷倒众生的青春偶像，这就是粉丝无数的意见领袖!有道是：船上的人不急，岸上的人急断腰。

　　韩寒本人无力“自证”，亿万观众便成“心证”。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杆称，许多人心里已经确认“人造韩寒”。@胡展奋教授的两则微博很有代表性:“你永远唤不醒一个装睡者。蓄意挺韩的，就是装睡。”“民心难测。墙倒众人推。韩寒颓势已成。复为一叹。韩寒也有今天，想当年怎么恶骂白烨来着，实在不堪入目。可为一叹。”还有人写出了《韩寒是石头，不是金子》的长篇博文。在《三重门》中自诩“我是金子”的韩寒，要尽快用自己的才华来向世人证明“我是金子”，否则人们肯定认定他只是一块无用的顽石。

　　事实上，人们“假韩寒”的“心证”已成。女作家@苏堤的西湖看到@王小如：“过于美丽的、闪烁光芒的、充满诱惑的、往往是有毒的，可我们却总是被表象蒙骗。毒蘑菇，请勿食”这则微博后跟帖说：“这说的就是韩寒这样的假孩子。”这种无意识的联想对韩寒来说是致命的，人们不是有意而是无意中就觉得韩寒是假的。原来大部分女性力挺韩寒，如今极少女性明星公开挺韩寒了，反而是不少女作家女名流加入了倒韩阵营，韩寒这位过去被人崇拜的偶象，一转眼变成了嘲讽的对象。@苏堤的西湖看到韩寒拿自己女儿发誓后说：“做韩寒的女儿真的是一种悲哀!”鉴于韩寒不能“自证”而求证于法官，@苏堤的西湖幽默地给韩寒下判决书说：“韩寒犯了‘巨额知识来源不明罪’”。美国一位名叫 Capt_Tiger的华侨博友说：“从旅美华人到今天各路人士的‘激’，摇旗呐喊的人已近破音，大家都希望韩要么像个男人一样说，我行，你们闭嘴 ;要么像个男人一样说，我不行，你们闭嘴。”

　　一个月以前还是万人称道的天才作家和意见领袖，一个月后便成了男人嘲弄和女人奚落的草包，“长恨人心不如水，等闲平地起波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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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曾在微博中向韩寒深情喊话：猪逼急了跳墙，象逼急了骂娘。西方贵族在自己荣誉被损害的时候，站出来与别人决斗，一个作家被人质疑代笔，这是作家的奇耻大辱，任何一个作家都立即要求与对手独处一室，先来比一比谁的文章更好，再到电视上去辩一辩，比一比谁的学问更高。现在的韩寒不断哭诉“自己躺着中枪”，完全装成一副被虐待的样子，并且宣称自己要“现在收笔”，完全像一个丢盔弃甲的逃兵，人们觉得方舟子不是在与一个意见领袖争论，而是在欺负弱者甚至弱智。将军决战在战场，作家决战在文坛，如今的韩寒不敢用笔墨征战，转而去乞求于法官，真让人扼腕叹息，真让人大跌眼镜，真让人极度鄙视……　　韩寒，有种就拿起笔与人论战，就张开口与对手争辩，就用妙文来洗刷自己的污点，就用雄辩来重塑自己的美名，就以实力来证明自己无愧于“天才作家”和青年偶像!撇开所有的“他证”，凭借个人的“自证”，重新改变观众的“心证”。

【孙齐鲁】当前鼓吹雷锋精神必然是闹剧一场

当前鼓吹雷锋精神必然是闹剧一场作者：孙齐鲁 来源：作者赐稿《儒家邮报》发表时间：西历 2012-02-29

我党执政有一个鲜明特点，即不善于从制度上解决根本问题，却热衷于由上到下地搞各类运动。“文革”之后，大规模的政治运动不再搞，但在某个时期大力弘扬什么精神啦，全国掀起什么新高潮啦，深入贯彻什么理论啦，一波未见效，而一波又起。今日看新闻，似乎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又要搞一下学雷锋活动了。我的第一反应是冷漠，继之是恶心与愤懑。据说某政协委员，在 09年“两会”提交了一份《关于将“雷锋精神”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提案》，真是滑天下之大稽。试问今日的民族精神和国民道德已衰弊到何等程度，有多少正经事等待诸公料理，还偏偏要演这类混扯的闹剧？

有人可能会问：国家不正是意识到举国上下的信仰危机、道德沦丧，才向大家提倡学雷锋、要求国民讲道德么？我的看法是，当今是最不适合学习雷锋精神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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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雷锋精神与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大有距离，不过是一种阶级斗争狂热时的青年心态，不足标榜。在此非理性心态的支配下，人虽然也可能表现出某些极道德的行为，但由于缺乏深厚文化的长期滋养，高尚的人格并未真正形成。此正像某人可能激于一时大义，成为抗震救灾的英雄，等到这种感人的气场退去，半年后就因猥亵女童而身败名裂。

第二，雷锋精神强调“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是一种变态的极端道德主义，害人匪浅。这种道德主义，即使一个人修为到圣人境界，必也不屑于为，因为这种教条有违于中庸之道，不足为训。况值此民气凋残、道德沦丧、许多官员行己无耻的当下，连儿女杀父母之类的事情已屡见不鲜，要人们在追逐物欲时守住自己的良知底线，已属大不易，反要向人民倡导“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岂不是痴人说梦？

第三，雷锋精神的实质是一心向党，唯党是从。“坚决听党的话，一辈子跟党走”，“为了党，愿洒尽鲜血，永不变心”。“对敌人要狠，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对党、对人民要忠诚坦白，永远忠于党，忠于人民。”从这种境界上说，雷锋与后来的红卫兵并无本质不同。我坚信各种学雷锋活动，不搞则善莫大焉，搞则必流于形式、嘘声一片、劳民伤财、虚伪透顶。

第四，……（以下省略五千字）

孟子说：“乃所愿，则学孔子也。”这个时代，很多人已不配学孔子。我敢保证，共产党倘真想挽救中华民族的道德生命，则只需要做一件小事，就比一系列学雷锋活动有实效。那就是把搬走的孔子铜像从博物馆请出来，重新安放在天安门广场上。

来源：作者博客 http://blog.sina.com.cn/s/blog_8bc9019a0100yxsp.html

■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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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朝晖】从现代化到文明重建

从现代化到文明重建作者：方朝晖（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来源：作者赐稿《儒家邮报》发表时间：西历 2012 年 2 月 29 日

我在新近出版的《文明的毁灭与新生：儒学与中国现代性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一书中这样写道：“今日之中国正面临着民族复兴的伟大时刻，值此特殊时期，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中国人今天遭遇的真正挑战决不仅仅是如何建立一个政治大国、经济富国或军事强国，而是正确理解中华文明在未来人类文明之林的位置。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决定未来中华民族能否永久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并为人类进步作出巨大贡献的，决不仅仅取决于是否有强大的综合国力，而主要取决于中华民族能否建立一种新型的、有独特价值和意义的文明。”

借用亨廷顿的用法，我把文明当作高级、发达、成熟而完整的文化实体，在相当广大的区域里发生影响力、而不局限于种族和国界。比如我们不称伊朗社会（作为一个文化实体）为“伊朗文明”，而认为伊朗是整个伊斯兰文明的一部分。同样，我也不主张日本或韩国现代社会代表一个独立的文明，而倾向于认为一个不同于西方现代文明的东亚现代文明是可能的。此外，我主张一个可以称为“文明”的文化实体，必定在核心及主流价值、制度架构、社会整合方式、宗教及精神传统等方面表现出自身的“独特性”来，这也正是它能在相当广泛的范围内发生持久影响力的原因所在。正如历史所多次见证过的那样，“文明”作为大的文化实体，其形成、兴起和衰落往往经历较长的时段，这不仅与外部的事件或影响（包括其他文明及自然环境等因素）有关，也与内部的矛盾和冲突有关。每一个文明都是矛盾的复合体，充满了深刻而剧烈的对立、斗争和融合过程，并在这一过程中前进或倒退、兴起或衰落。

我们深深认识到，要正确理解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须实现认识上的一个重要转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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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从现代化范式到文明范式——:

（1）现代化范式的局限性

首先，我们知道，“现代化”在西方历史上并不是一个中性词，而是一个带有鲜明的价值立场的术语。这一术语主要盛行于 18世纪以后，与当时流行的文化进化论相联，即相信有一种单线的历史进化过程，认为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是人类所有民族所不能避免的早在 20世纪初叶开始，就有不少人开始批判这种文化进化观，因为它否定了文化的特殊性 ，把西方现代文明当作人类一切文明的最高阶段或共同目标，是典型的西方文化中心论的产物。对于后发现代化国家来说，由于现代化本身就意味着学习西方，所以不可避免地带有“西方化”特征。由此所带来的最深刻问题就是无法为人们回答现代化与本土化之间的矛盾提供方向。

其次，“现代化”这一研究范式还有一个先天的理论局限性，即预设了传统与现代的断裂。这种对传统与现代的割裂，来源于近代早期此起彼伏的时代浪潮，肇始于 18世纪风起云涌的革命运动，而非出于冷静理性的思考、客观科学的研究。今天我们认识到，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东方，任何一个成功的现代化国家，都往往成功地做到了传统与现代的融合而不是最成功地抛弃了传统。尤其是那些后发现代化国家，能否成功地利用传统资源、实现制度创新，恰恰是决定能否成功地实现现代化的关键因素。

最后，一个多世纪以来，对于广大非西方国家而言，“现代化”这一名词包含着极为复杂的情感和心理因素，它意味着学习西方发达的科学和技术，意味着追求民族富强以与西方抗衡；它包含对西方文化的盲目崇拜，还包含在本土文化与西方文化、传统与现代之间找不到恰当自我定位等一系列痛苦挣扎。正是这一系列微妙复杂的心理左右支配着无数学人的心灵，影响了他们的学术研究思路，造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教育体制和学术体制，形成了我们今天所见的学科体系和许多学术思潮。

（2）文明范式的必要性

一个多世纪以来，有良知的中国文化人在精神上最深刻的焦虑来源于失去了对一个伟大的中华文明的基本信念，找不到自己在精神上的真正落脚点。与此相应，无数先进的知识分子，从内心深处丧失了对中国文化的自信，在中学与西学、中国文化与西方文明、古代传统与现代文明等之间的相互激荡中彷徨四顾。这个问题不解决，使无数文化人在精神上无法摆脱无家可归的状态。由于中国人没有深刻的彼岸意识（即不以死后世界来规范现实生活方式，如在基督教等宗教中所见），高度注重世俗生活，一旦丧失了文明的理想，就意味着这个民族失去了精神的支柱和向前发展的动力源泉。因此，对于中华民族来说，文明的重建不仅关系着千千万万有教养、有良知的中国人心灵的自我安顿问题，而且是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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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中华文化今后数百年或更漫长岁月根本方向的大问题。首先，文明重建意味着中国人需要走从对西方列强的消极防御或对抗心理，转变为对

中国文化的积极建设或再生心理。

今天中国的民族主义，来自于近代中国特殊的历史境遇。一个多世纪倍受蹂躏和欺压的历史，那些难以忍受的割地赔款的屈辱，以及远远落后于世界强国的现实，都使得国人至今对那段历史耿耿于怀，不能正确看待过去，不能正确定位自己的国家与西方发达国家与世界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然而，将中国与列强对立起来、将中国文化置于其他文化之上，从来都是心理自卑的表现，是一个民族还不够成熟的标志。只要中国人还停留于对自身文化的孤芳自赏，中国人就不可能成为引领全人类进步的优秀民族；只要中国人还沉浸于对自身传统的顾影自怜中，中华民族就不能真正融入全世界。今天的中国人应当需要摆脱狭隘的民族主义，走出“落后挨打”的历史悲情，再次拿出广阔的胸襟和恢弘的气度，在全世界色彩纷呈的文化之林中找到中华文明的正确定位。

在过去五千年里，中华民族曾经历过无数次被侵略和蹂躏，无数次分裂和战争，它之所以能历经风雨而不衰，不是我们的先辈擅长打仗，也不是由于中国的国力自古比别国强大，而是由于我们的文化价值理念或文化理想。其中最值得我们拾起的历史经验之一是，早在距今 3000年前甚至更早的时候起，华夏民族就曾是一个在语言、宗教、制度、科技等方面远比周边民族发达的民族。正是文化的先进性才使得在日后漫长的岁月里，每当中华民族走向衰微或被占领，它的文化仍然是别人学习的榜样，从而保证了这个民族的历史延续。

今天，我们应该抛弃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结，提出这样的问题：中华民族还能象在历史上那样，创造真正先进的政治制度、经济模式、文化复兴和宗教繁荣吗？我们应该相信：只有真正文明、进步的文化，才是一个民族持久生命力的象征；只有令全世界望风而从的文明生活，才能让我们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真正找到文化自信。孔子云：“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孟子·公孙丑》）。

其次，文明重建不是着眼于中华民族在未来世界格局中赢得一时一地的国家利益，而是着眼于它在世界民族之林中长存的千年大计、万年大计。

曾几何时，我们忘记了祖先的教训，把一切寄托在经济发展和国力增强上，寄托在有一天能够打败某些大国上，寄托在所谓的“实力”上。这其实是心灵空虚的表现，也使我们变成了别人眼中的野蛮人。综观历史，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永远保持经济繁荣，也没有任何一个民族能永远保持国力强盛，而文化的底蕴、文明的信念、人性的活力等等，才是一个民族长治久安的根本，是一个文化长盛不衰的千年大计、万年大计。今天的国人，有几个认识到了这一点？一些宣扬儒学的学者，口口声声大谈“和而不同”，但一遇到国际争端马上想到诉诸武力，强调实力决定一切。这一现象本身，就是他们内心深处缺乏文化自信的典型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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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非常可悲地发现，多年来，我们在强调“落后挨打”的同时，很少有人强调过：我们应当如何来包容、理解那些曾经伤害过我们的民族，中国人应该如何学会尊重和爱其他的人从而使其获得拯救，包括那些与我们对立、仇视我们的人们。我们从来认识不到，只有我们学会了尊重和爱每一个与我们不同种族的人，学会了包容和宽恕那些曾经深深伤害过我们的人，我们这个民族才能真正成熟，在这个世界上站起来，赢得世人的尊重。

综观历史我们发现，数千年来，中华文明的最高理想从来都不是追求成为一个经济富国、政治大国或军事强国，也不是为了追求主宰人类事务或凌驾于他人之上的霸权，更不是为了证明来自于华夏中心论的种族优越性；而是追求一个伟大文明的理念，一种可使一个民族长治久安、永远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伟大文明理想。儒家“夷夏之辨”认为，一个真正文明、进步、合乎人性需要的生活世界，必定会赢得千千万万人的衷心拥戴，只有以善养人的文化才真正有生命力，只有以德服人的民族才无敌于天下。

其三，文明范式意味着彻底摆脱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全球、东方与西方之间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从文化理想、主流价值、各项制度、社会整合等不同角度来积极建设自己的现代性，以实现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全球、东方与西方之间创造性的融合。正如我们今天在日本、韩国乃至欧美各国经验中所学到的那样，现代化不是传统资源的摒弃，而是其创造性的利用；不是地方性知识的清除，而是其积极的再生；不是东西方必然的对立，而是其有张力的结合。

文明范式不是文明冲突范式。享廷顿的文明冲突论，预设了各国文化之间难以调和的冲突；对于不同文化价值体系如何与现代西方文化价值融合发展，基本上持悲观态度。更重要的是，它虽然主张文明的多样性，但对于今日世界各国文化如何结合西方现代文明进行创造性的融合，重建自身新的文明模式或文化价值系统，并无任何任何积极的思路和深入的探讨。由于享廷顿关注的是世界政治问题，他更多地看到的不是文化的融合与创新，而是文明的冲突与战争。

（3）文明重建的主要任务

文明重建的首要任务，是重铸中国文化的最高理想。所谓文化的最高理想，我指一个民族对于共同体生活最高境界的梦想或追求，或通向这一境界的核心价值。文化的最高理想是人性体验永恒价值、实现自我超越、找到安身之本的文化价值，可以给一个民族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带来无穷的生机与活力，成为激发无数人奋斗不息的无尽的精神源泉，和该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真正找到自信的精神支柱。一个文化的最高理想往往表现在该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核心价值或文化理念中，为文化中有教养的人士所阐发或论证，为不同阶层的精英分子所广泛接受和崇尚；它往往是志士仁人们舍生忘死、保家卫国的精神动力，和一个民族在残酷的打击和磨难中坚强地站起来的精神支柱，或成为该文化中一代又一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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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赴后继、鞠躬尽瘁追逐的人生梦想。

让我们从“夷夏之辨”来谈中国文化的最高理想。儒家“夷夏之辨”的精神实质在于对文明与野蛮的区分。尽管在中国历史上，也曾有人把中国等同于文明，把少数民族等同于野蛮，使夷夏之辨演变成中国文化中心论甚至于文化霸权主义，但是我们从古人的学说中可以发现，这种中国文化中心论或文化霸权主义从来不是儒家夷夏之辨的精神实质。“修文德以来远”（《论语·季氏》），“仁者无敌”（《孟子·梁惠王》）才体现夷夏之辨的根本精神。

从“夷夏之辨”出发，今日中国文化的最高理想或者可以这样来表述：每一个人乃至每一个生命尊严与价值的实现，潜能与个性的发挥，幸福与自由的确保。这些或许可表达为八个字：“保合太和”，“各尽其性。

文明重建的另一个重要任务是重新确立什么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在过去两千多年的岁月里，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是由孔子等人在两千五百多年前就奠定了的，包括仁、义、忠、信、孝、礼等。20世纪以来，中国人在对西方文化价值如民主、自由、人权等的崇拜中，忘记了中国文化的正确方向。我曾在有关文章中指出，

如果问什么是中国人最重要的精神品质？你也许举出忍辱负重、自强不息、勤劳朴实、将心比心、善良厚道、老实本分等，但决不可能举出追求自由、平等和人权这些以自我为中心、以个人利益膨胀为特点、很少“反求诸己”的价值。[在中国历史上，]仁、义、忠、信可以成为推动中国社会进步和发展的核心价值，但是民主、自由、人权则不能，原因在于它们可能导致人与人关系的平衡被打破，导致无止境的纷争、仇恨甚至杀戮；当面子被彻底撕破，当人情不复存在，中国人之间是很难相互妥协的，严重时导致社会分裂、解体或剧烈动荡；一旦分裂发生，战争和杀戮少则几十年，多则数百年。这里面的逻辑十分简单，那就是我们无法逾越中国文化的习性。惟其如此，与其提倡抛弃它，不如研究和认识我们在多大程度上受制于它，以及如何对症下药地诊治它。比如，今天我们崇拜的英雄人物，无论是古代还是近代的，包括孙中山、鲁迅在内，都是为他人、为民族而献身的人，而不是什么自由主义者。相反，在西方文化中，真正的英雄往往是那些将个人自由看得比生命还高贵的人。这种差异就是文化习性决定的，同时也说明了个人自由在不同文化中的功能并不一致，也不必强求一致。但这决不是说，中国人不需要自由、人权和平等，我只是说相对于仁、义、忠、信等来说，它们在中国文化中居于相对次要的地位。（《中华读书报》2010年 5月 26 日）

显然，未来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不可能局限于仁、义、忠、信、礼、孝等，也不可能排斥民主、自由、人权等西方价值，但是只有我们正确地理解了儒家所曾倡导的那些价值为何曾长期成为推动中国文化进步的核心价值，我们才能找到重建中国文化基本或核心价值的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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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道路。

文明重建的第三个重要任务是实现行业及社会的自治及理性化。我曾在有关论著中指出，那种认为儒家将治国希望寄托于个别人的道德与人格、而不能落实于一套制度体系这一流行观点过于地简单化了。正如狄百瑞在《亚洲价值和人权》等书中所揭示的那样，中国文化中自古不乏促进行业和社会自治的优良传统；行业的自治与理性化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传统之一，在儒家思想中有着极为丰富的资源，是儒家王道思想的自然要求。行业的自治与理性化借助于行业传统、职业规范和社会风尚，来约束大多数人和一代代后来者，可以达到与西方的“法”同样的功效。行业的自治与理性化，代表了中国文化中尊重人的尊严、个性和价值的传统，却避免了西方自由主义的形式至上和过份倚重个人权利的缺点，对于我们理解“中国特色”的现代性乃至未来中华文明的样式有启发意义。须知西方自由主义所代表的形式至上特点和个人权利绝对化倾向，并不完全适用于中国文化土壤。

文明重建的第四个重要任务是制度创新。我曾有关地方指出，只有理解了中国文化的习性（即以人情和面子等为枢纽的关系本位等，包括梁漱溟、费孝通、许烺光、黄光国 、Richard Nisbett 等人对此多有研究），才能真正理解为什么中国文化中的制度建设适合于走“礼大于法”的道路。与此相应地，我们也才能理解，为什么中国文化不适合于走一条以抗争和大众运动为特色的民主政治道路。这不是说我们不需要民主，而是说以儒家贤能治国所代表的政治制度模式与现代民主政治未必是相互矛盾或冲突的。显然，我们不可能简单地照搬西方的自由民主制。与此同时，我们还需要思考，以分权为特色的西方法治模式如何在中国文化中演变为一种相对自治而不是绝对独立的法治模式。

（原发表于《文汇报》2012年 2月 27 日。发表时有删节，此文以发表前原文为基础修订而成）

作者惠赐儒家中国网站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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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壽澂】《劉咸炘詩文集》點校本序

《劉咸炘詩文集》點校本序作者：嚴壽澂来源：作者赐稿《儒家邮报》发表时间：西历 2011 年 2 月 29 日

雙流劉咸炘，字鑑泉，別號囿齋，生於清光緒二十二年，卒於民國二十一年，得年僅三十有六。其祖槐軒（名沅，字止唐），乾隆舉人，不樂仕進，隱居成都講學，會通三教，以儒家心性之學與道家内丹功法冶於一爐，且注重經世，以儒門之教普及於社會下層，徒眾甚盛，儼然教主，門人稱爲槐軒教，俗稱劉門或劉門教，有《槐軒全書》行世。其子子維（名梖文），鑑泉父也，繼之講學，徒眾益盛。鑑泉幼承家學，五歲能屬文，九歲能自學以讀書著述授徒終其身。著作已成者，都二百三十一種，四百七十五卷，取《說文》“推十合一”之義，彙爲《推十書》。中有《推十文》四卷，《推十詩》二卷。黃君曙輝合爲《劉咸炘詩文集》，點校行世。

鑑泉以學著，不以文名，文集中自以論學者爲最勝。《自述》一篇，論己學之所從出，一爲其祖槐軒，一爲章實齋。謂槐軒乃私淑實齋者，然“槐軒言道，實齋言器；槐軒之言總於辨先天與後天，實齋之言總於辨統與類。凡事物之理，無過同與異，知者知此而已。先天與統同也，後天與類異也。槐軒明先天而略後天；實齋不知先天，雖亦言統，明類而已，又止詳文史之本體而略文史之所載”。文史之所載，即種種人事也，己之所究，正在於此。“故槐軒言同，吾言異；槐軒言一，吾言兩；槐軒言先天，吾言後天；槐軒言本，吾言末而已。”不取實齋“史學”之名而稱之爲人事學，其中最要者有三，曰遺傳、土風、時風，“要之爲氣質與風俗而已”。故其治史，獨出心裁，多有發前人所未發者，如《遊俠述》、《唐士風論》、《北宋政變攷》、《明末三風略攷》諸篇，皆是也。

更以遺傳、土風、時風三項剖析自身學問性情之所從出與所以得失之故。謂“蜀中學者多秉山水阻險之氣，能深不能廣，弊則穿鑿而不通達。吾則反之，專門不足，大方有餘，殆平原之性歟？先考溫良恭讓，雖疏者無間言，吾生母則剛直。故吾性怯於抗爭，惟恐忤人有過於徇情之失。而又時卞急暴氣，乃至事親不能柔聲。惟好讀書，多默坐，故此病少見，而急性内抑，乃形成陰鬱，頗似俄羅斯人之具矛盾性。其不同者，柔多於剛耳。至於時風，則可謂無與。幼受庭訓，弱冠從兄，未嘗就外傅，根本未壞，父兄之恩也。枝葉之學，所謂知者，則皆出獨求，未奉教於耆碩，無講習之友朋，以是無廣益，亦以是不受俗習。若上下古今，合過去之人而較其位置，則有可言者”。又謂《中庸》所謂率性之謂道，“亦可曰‘化質之謂道’”，所謂修道之謂教，“亦可曰‘化俗之謂教’”。“性、道同也，質、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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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也，化非變也，因而正之也。因者，觀變，道家法也；正者，用中，儒家法也。先觀變而後用中，此其方法也。所施者子與史，於子知言，於史論世。”又謂“初得實齋法讀史，既乃推於子，又以推及西洋小説”。鑑泉治學，規模宏大，綱紀秩然，於此可見。“化質”、“化俗”二事，則爲其治學之鵠的也。

鑑泉於中國思想學術，深有解會，以爲西人重於求知萬物，故以本體論、認識論爲主，自昔已然，而今尤甚，而中學則重於應對萬物，故“‘中國哲學’四字，本非妥定之稱”，不如依莊子而稱爲道術之爲適當。中華道術，大別有二，一曰人道，二曰羣理。（《推十書·子疏定本·子疏先講》）人道者，以仁爲主，以見性爲宗，乃德性之學，非口耳之學。哲學（此語本於希臘，意謂愛智）之清談，非所以見性也。是謂鑑泉論學之一貫見解。謂“十餘年來佛學之盛，實因哲學流行，圓妙居上，其效在於發智，而不在於扶德。故騰口說食、魭斷玩世之弊，未久而遂見”。槐軒“和會三教”之說，則非泛泛而談，固有“身心實功”者也。（《與蒙文通書》）而“近三百年來，求知之學，可謂大盛，然多徵實而少發揮，多發見而少整理”。自道其學術志向，則曰：“爲聖道足其條目，爲前人整其散亂，爲後人開其途徑，以合御分，以淺持博，未之逮也，而有志焉。”（《自述》）以爲學問之究竟，在於真見性善，“徒恃思維辨證所得之一二觀念，固不足恃，即一時乍悟所見之一境界，亦豈遂爲一得永得耶？”所以致疑於禪宗者，正因“疑其仍不免爲黑毧毧地耳”。（庚午四月十一日《與蒙文通書》）是故槐軒之教，“實較先儒進一步尋得實在著落。由辨証而知道之一觀念，由乍悟而領會之一境界，皆不可恃。不可恃，故先儒之進求深確者，往往兼取二氏，漸趨道教”。（《復徐季廣書》）

其《三進》一文（《推十書·内書》卷四），於此發揮更詳。略謂：“漢以後，儒者之學凡三變。漢唐儒者止於粗迹，至宋始知反本，而兼取老、莊、釋氏；自明更求靜處之實得，而通丹家，合三教；皆求之愈切，入之愈深，每變而益進者也。”蓋欲究本體，必當治心，因乍見者要不可以持也；而欲求常持，“則必使撓亂之者皆不能撓亂”，因“人之行固本於心，而本於知識者淺而力小，本於情意者深而力大；情意又與生理相關，身心相連，心氣相使，治心者固不可忽氣”也。道家内丹之術，於心氣相使大有助益，自當兼取。德性之知，固非口耳之學者所能把握。是故鑑泉獨惡乎空談實踐者“日號於眾曰‘行旃行旃’”而其躬之不率、其行之無聞也。（《釋與》）

論學之文如此者，集中固時時可遇，然終以墓志、壽言等應酬文字居多。自謂“受人之請，不得不爲文，而無所取材焉，吾困於是者屢矣”。（《賴丕丞先生暨德配王孺人六十壽言》）然於無可奈何之中，時復藉此以抒己之情，講己之學。如《余斐成先生暨德配陸夫人六旬雙壽壽言》發揮亂世須仁尤亟之論，曰：“仁義興則世治，廢則世亂；先哲之恒言也。吾謂治世亟義，亂世尤亟仁。非歧之也，仁固爲本也。孟子特言仁義，而七篇尤詳於仁。今之無義，尤甚於戰國，而非義之義，反滋多以賊其仁。聼其言，則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察其心，則惻隱之心存焉者寡。故苟有能行仁者，雖廣狹有殊，而希貴則一。”《歐陽席儒先生六十壽言》則發揮鄉治之義，謂“合羣於鄉，華夏之大經也。綱紀既隳，民散不繫，而鄉治之需益急”。然自古至今，士人雖爲四民之首，而言多行少，“加之以異説，因之以弊俗，書等身，言盈耳，而德不洽一鄉，行不徵一國”，更何況人各持一義，彼此是非朝暮改易。以此逐流之身而議安土之業，能收和壹之效乎？然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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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席儒者，即其人也，雖無赫赫之名，而鄉治以賴。如此落墨，可謂借題發揮，而又善頌者也。

爲家人戚友所撰墓志傳記等，最可見其爲人之篤實與真率。《亡妻事述》一首，其顯例也。爲摯友唐迪風（君毅之父）、吳碧柳（芳吉）所作別傳，於其人之精神氣象、論學宗旨，抉出無餘。以古文義法論，或未臻精純，然以傳人言，則可謂信史。鑑泉論文，固專主志事者也。

其論詩也，先亦以志事爲主，而後覺此說“偏重於理史觀，於詩之本質或反遺失”。謂“昔人氣格韻理諸說，偏弊已見，吾所不取，而重風輕騷、尚質救文之旨，又自信甚深，不肯棄也”。於是取殷璠“文質相濟，風騷兩共”之旨，亦即劉彥和所謂風骨，以爲準繩甄選歷代之詩，自漢至唐，最爲四卷，名曰《風骨集》。後又選錄宋以後詩，至今人鄭子尹、黃公度諸人，都爲四卷，曰《風骨續集》。鑑泉論詩宗旨，可於此二編見之。

自謂於選詩也，棄之者凡五：“一則應酬草率，無真情者；二則情流蕩而無節者；三則多寫物象，多用故實，主爲客掩者；四則詞氣平實，文分多而詩分少者；五則僅以句傳，或多疵累者。”要之，“有風無骨，有骨無風，皆所不取”。《風骨集》印成後，於《學衡》雜志得見繆彥威（鉞）先生《詮詩》一文，大爲歎服，以爲“究本括末，簡要超常，不獨非時流鈔勦蕪冗者比，即先士名論，亦未有是”；謂己之所論辨，實不越乎是。於是附印於《風骨集》之末。彥威此文謂：“詩之質有三，一曰深遠之思，一曰溫厚之情，一曰靈銳之感。夫詩者，言之精也，情之華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隱顯同符，表裏合契。故詩中之思即詩人之思也；詩中之情，即詩人之情也。然凡鄙淺近之思不足貴，必期乎深遠焉；虔矯偏激之情不足尚，必期乎溫厚焉。又西人論文學，率重想像，騁玄思於無極，挫萬物於筆端，飾色增奇，文章司命。而欲想像豐融，必慧心善感，故以靈銳之感殿焉。”鑑泉論詩之宗旨，亦可謂盡於此數語矣。

其自作詩，雖或未盡副其所期，然能棄五弊，述真情，泰半有爲而作。如《自狀詩》五首，直抒己志，不加雕琢，多說實話，與尋章摘句者旨趣迥異。（自評曰：“白體耳。猶有十三四不自然。實話可存，亦有趣。”）《七十元》一首，自注“歎不均也”，云：“七十元一箇女。送錢來時眉如弓，送女去時淚如雨。銀元白如玉，枯骨變成肉。女兒嬌如花，剜肉棄他家。人命輕，七十銀元買一生。人命重，一箇嬌兒當糧用。寄語朱門賢少年，休談人道與平權。一夜輸贏數，已抵貧家賣女錢。”真慨乎其言之也。悲閔之情，側怛之語，不減杜陵。又

《傷兵》云：“槍聲纔發人已倒，蛇行田中嚙青草。遙窺同伴強相呼，願乞一槍令死早。前日街頭驅入營，新裝今已染赬腥。手護腰囊猶不釋，臨行領得錢三百。”悲天憫人之懷，興觀羣怨之旨，發於不容已之情，藹然仁者之言也。鑑泉詩之真價，當於此等處求之。

黃君曙輝，嗜古好學，志在發潛德之幽光，維文化於不墜，整理行世之舊籍，不知凡幾。今點校《推十詩文集》畢，以余於鑑泉之學，粗識端緒，因命作序，不敢辭。讀鑑泉是集者，或有取於斯，是爲至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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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次庚寅八月二十五日上海嚴壽澂完稿於星洲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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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勇】孔子之道与现代社会不悖

孔子之道与现代社会不悖 作者：马勇来源：中国新闻周刊网 2012 年 03 月 09 日

提要：一个已经持续了几千年的大型文明共同体，必然有其生存的奥秘，必然有其健全的治理之道。这个奥秘、这个治理之道，构成了这个共同体的历史学和政治哲学不能不面对的大问题。有意义的历史学和政治哲学论说，必须面向这个道，寻求这个道，思考这个道

　　差不多一百年前，陈独秀在《新青年》发表《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从经济独立、人格独立、信仰独立、妇女解放等诸多层面论证儒家伦理、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不合，以为中国要向现代转型，要从农业国转为工业国，就必须彻底批判孔子之道，必须全盘西化，接受法兰西文明自由、平等、博爱及民主，与世界同步，与传统决裂。

　　陈独秀的看法自有其道理。因为中国自从与西方接触以来，从明末清初开始算起已经三百年了;即便从 1840年算起，到陈独秀说这话的时候也已经七十多年了，然而中国依然在旧的轨道上徘徊，从洋务到维新，从新政到立宪，一步一步逼到了共和。结果共和也就短短三四年，中国竟然重回帝制老路。追根溯源，参加过辛亥的年轻革命家陈独秀责怪孔子之道情有可原。在他看来，中国如果不能在“伦理”上“最后觉悟”，中国必将继续沉沦，万劫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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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百年后重新审视陈独秀的看法，在承认其思想价值的同时，也不能不指出其思想有偏颇之处，他对孔子之道的观察，还值得重新估价。最近阅读姚中秋(秋风)先生的《天下》与《封建》，更加觉得陈独秀那一代激进主义者带给中国的除了真理，还有谬误。

　　根据秋风的看法，一个已经持续了几千年的大型文明共同体，必然有其生存的奥秘，必然有其健全的治理之道。这个奥秘、这个治理之道，构成了这个共同体的历史学和政治哲学不能不面对的大问题。有意义的历史学和政治哲学论说，必须面向这个道，寻求这个道思考这个道。而这个道，在秋风心目中，就是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孔子之道。

　　短短一百年，中国人的思想发生如此天翻地覆的变化，对于一个不变的孔子之道竟然能够得出如此天壤之别的不同结论。应该承认，秋风与陈独秀那一代人的认识差异，不是秋风比陈独秀水平高、学识更丰富，而是时代变了，中国毕竟在这一百年，在现代化道路上取得了些微成绩。孔子之道经过台湾地区及一些亚洲国家的试验，已经证明并不都是糟粕，如运用得当，孔子之道不仅有助于重建东方社会核心价值，有助于社会稳定，更有助于社会发展，乃至经济腾飞、社会提升。

　　传统并非都是负面，更非都是问题，中国在向现代转型时绝对不应该将传统视为包袱视为负面，应该正视其正面价值。只是秋风可能对这个传统太偏爱了，因此他反复要论证的，就是几千年“华夏-中国治理史”的经验，足以证明古典中国就是宪政，西方现代宪政思想与实践在古代中国不是一种萌芽形态，而是一种成熟，只是我们后人不曾觉悟而已。

　　秋风的这个判断太有震撼力了，这是五四以后新儒家都不曾敢如此直白表达的。不过从历史主义观点看，传统中国治国理念或许在某些方面与西方宪政暗合，但两者毕竟不是一回事。西方宪政是工业文明时代成熟的政治理论，而传统中国政治哲学只是具有宪政思想要素而已。

中西哲人都曾指出，人类思想不可能在某地单独发生，人类在最初阶段所面对的问题是相同的，因而解决方法不可能南辕北辙相差太远，东海西海，同心同理，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在阅读秋风大著时一直在想，这或许是在用实证方法证明胡适一百年前的一个期待，即要想让宪政在中国扎根开花结果，必须深入挖掘古典中国宪政要素，让现代民主宪政与古典中国宪政要素接上头。

（中国新闻周刊 554期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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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

《原道》第 17 辑 “中华民族专题”出版（编后与目录）

编后记作者：陈明

首先要向作者和读者致歉，因为时间拖得太久，原计划和承诺是 2010年上半年出书，但本辑选题敏感，而我又不愿做任何的妥协，所以时间有些拖后。是的， 3·14 事件和 7·5 事件对于一个做儒学的人来说，对于一个当代知识分子来说，是不能不以自己的责任和良知去面对的。这是个现实的问题，也是个历史的问题；是个政治经济的问题，也是个文化的问题。作为儒家的思想平台，《原道》以自己的方式参与到问题的解决中去既是义不容辞，也是当仁不让!

其次，还是道歉——因为篇幅限制，我们撤下了高全喜、陈端洪、王琛发、林安梧等一些作者的文章。为什么是他们？因为他们是一贯支持我、理解我的好朋友。

在编辑稿子的时候，真正笼罩我的是一种欲说还休却又欲罢不能的失语感、无力感。在经济问题初步解决之后，文化和政治的问题才真正浮出水面，成为不容回避的当务之急。我把它模括为“中华民族意识塑造”和“现代国家形态建构”。具体来说，就是我们如何把不同族群有机地整合起来，在这个世界生存、朝未来目标发展。这实际是一个晚清以来就由列强殖民压力和生产方式转换所触发或导致的中国的现代性问题，是五四以来所谓民主和科学问题的转换和深化。我觉得近代以来各种思想走马灯似的流转，某种程度上可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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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是作为这些问题之解决方案的试错。

儒家自然也不能例外。正因此，对坊间市面越来越热的国学我是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并且忧远远大于喜。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但愿这里的文章能够在基础奠定和方向寻找上对国学热和社会和谐提供一些帮助。

目录

中华民族意识与现代国家建构学术研讨会纪要立宪共和主义族群政治进路一一在"多学科视野下的新疆地区民族关系"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许章润）中国民族主义的断想（王银）孙中山的中华民族意识与国族主义的互动（高翠莲）内外与夷夏一一古代思想中的"中国"观念及其演变（曾亦）变化中的国家认同一一对中国国家观念史的研究述评（姚大力）“中华民族”主体性建构一一以如何吸收传统的神性资源为论说中心（冯建章）试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基——写在国庆 60 周年前夕（张旭东）“文化重建”之管见（李灵）民族与国家一一从吴文藻的早期论述出发（王铭铭）萨满式文明与中国文化——以中国东北部索伦鄂温克族为例（王伟）当代中国“种族民族主义思潮”观察（姚新勇）民主化与种族清洗：读迈克•曼《民主的阴暗之面（王涛）从对电视剧《施琅大将军》的争论看中国文化民族主义复兴的困境（高默波）基督信仰、佛教信仰与中华传统文化（邸永君）道德、理性与"新儒家"的"内圣外王"一一析论熊十力“体用不二”“超越在已”的认识立场（杨丹荷）“冯友兰版本”援西入中得失小议（郭豆反）大小传统的符号释义学解读一一关于“天地君亲师”与儒学民间形态的对话（张新民 蒋庆）北宋士大夫的八音思想——陈祥道与陈场的雅乐构想（田中有纪）编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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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投稿信箱是: yuandao2010@gmail. Com讨论网址是: www.yuandao.com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 2月出版

“刘静窗青年教师奖”暨“王蕴聪纪念奖学金”第三届颁奖仪式在武汉大学举行

由国际著名儒家学者刘述先先生以其私人积蓄在武汉大学孔子与儒学研究中心设立的“刘静窗青年教师奖”和“王蕴聪纪念奖学金”第三届颁奖仪式，于 2012年 2月 24 日下午在武汉大学哲学学院举行。评奖委员会全体成员、特邀评审专家、中国哲学学科点教师和部分在读的博硕士生出席了颁奖仪式。遵照评奖规程，经过合乎程序的遴选、评审、复审，并经刘述先先生最终认可，武汉大学哲学博士、湖南科技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张晚林以专著《徐复观艺术诠释体系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年版）荣获“刘静窗青年教师奖”，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博士生介江岭以论文《胡秋原文化思想研究》（载《哲学评论》第 9卷）荣获“王蕴聪纪念奖学金”。

颁奖仪式在欢快祥和的气氛中，由评委会委员李维武教授主持进行。评委会主任郭齐勇教授首先介绍了获奖人情况，特别提及张晚林创办“弘毅知行会”，多年来坚持读经习礼，殊为不易，值得表彰。评委会秘书胡治洪教授接着陈述了本届评奖过程和结果，特别说明去年下半年刘述先先生突患严重眼疾，治疗康复费用不菲，但仍明确指示评奖活动照常进行，体现了弘扬传统、奖掖后学的决心，仪范可风！在郭齐勇教授分别向两位获奖人颁发获奖证书之后，张晚林和介江岭先后发表了感言，对刘述先先生、评奖委员会、特邀评审专家以及武汉大学中国哲学学科点的老师们表达深切的谢意，并表示一定要把此次获奖作为动力，笃学笃行，再接再厉，在儒学研究领域做出新成就，为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尽微薄之力。特邀评审专家陈望衡教授即席发言，结合颁奖仪式谈到重建礼仪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评委会委员田文军教授高度赞扬刘述先先生奖掖后学的崇高风范，希望青年一代学习并践行这种风范。会后，与会师生在孔子铜像前合影留念。

“刘静窗青年教师奖”暨“王蕴聪纪念奖学金”评奖活动在武汉大学孔子与儒学中心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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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度长期进行。刘述先先生缅怀先人、奖掖后学的义举仁风定将感召和激励越来越多的青年探究和体味儒学的当代意义。

“同济•大有”公益国学班招生简章及报名表

“同济•大有”公益国学班招生简章及报名表主办单位：同济大学中国思想与文化研究院

宗旨：响应十七大号召，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构建和谐社会。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名称释义：大有是易经的一个卦，其德刚健而文明。目前社会，物资已算富有，但只有文化教养跟上去，才堪称大有。“大有”与“同人”相往复，都与“同济”这个名称有义理关联。

招生对象：十五岁至五十岁，但凡有志于学习传统文化，尚友古人、研修经史、修养性情、变化气质、经世致用的各界人士，学历不限。公益班禁止传播任何宗教或极端政治主张，也不接受此类学员报名。

收费：永久完全免费

招生人数：每期 30 人

招生办法：根据报名材料从优录取，宁缺毋滥。重视学员品德，优先录取品性端正的学员。

学制：每期一年（两个学期，共 30 周，寒暑假无课）。每周日全天上课（上午 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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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0，下午 1:30-4:30）。

上课地点：同济大学中国思想与文化研究院（同济大学综合楼 1103，距地铁 10号线同济大学站步行 3分钟路程）。

教学方法：带读经典为主，读书与修行相结合，讲解与讨论相结合。正式课程之外，不定期请国内外著名专家学者做公益讲座，组织参观博物馆、名胜古迹等游学活动（除非有公益捐助支持，游学仅限本地免费场所，如上海博物馆等）。

管理方法：组织学员自我管理。在学员中招募志愿者担任班干部，记录考勤和教学情况。学员有事不能来上课，须提前请假。无故旷课一次（突发意外情况除外），视为主动放弃学员资格，空出名额，另行接受报名补入。同学之间常宜切磋，相与勉励，深自砥砺。学员不满国学班教育，可自由退学。不好学或品行不端者，或在课堂散播极端宗教思想和极端政治主张者，经教育不改，可予劝退。

毕业办法：一期学满后进行考核，各科合格则颁发同济大学中国思想与文化研究院公益国学班毕业证书，不合格者授予肄业证书。一期学满毕业或肄业后，有兴趣继续学习的学员，可申请下期再学。再次学习只能申请一次，以便让出名额，让更多人享有公益资源。

师资：同济大学中国思想与文化研究院教师、客座教授、兼职研究人员及其他外聘专家学者。

课程内容及任课教师：共十一门课，其中读书类八门，技艺类三门。具体科目及任课教师如下：

学术顾问（不定期做讲座）：张文江教授、林安梧教授

读书类八门：1、《易经》带读：柯小刚教授、韩鑫冰博士2、《尚书》带读：陈徽副教授、柯小刚教授3、《诗经》带读：刘强副教授、李欣副教授4、三礼带读：曾亦教授、陈徽副教授5、春秋三传带读：曾亦教授、陈畅副教授6、四书带读：陈畅副教授、刘强副教授7、《史记》《汉书》《资治通鉴》带读：殷小勇副教授、柯小刚教授8、《老子》《庄子》《坛经》带读：方用博士、殷小勇副教授、李欣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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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艺类三门：1、《黄帝内经》与中医养生：程图（岳阳医院中医师）、马超（宣明学社社长）2、古琴雅乐与京昆鉴赏：李欣副教授3、文人书画欣赏与临习：柯小刚教授、陈徽副教授

上课时间安排：读书类八门课，每周两门，每门两小时，按顺序逐门轮流授课，每门课隔三周轮到一次。技艺类三门课每周一门，每次一小时，按顺序逐门轮流授课，每门课隔两周轮到一次（目前因古琴京昆鉴赏课师资不足，暂定为每月一次，余出课时分配给中医和书画）。

具体上课时间安排（每周日）:上午 9:30-10:20 第一堂课，读书类上午 10:30-11:20 第二堂课，读书类（一二两堂连上，读一种经典）下午 1:30-2:20 第三堂课，读书类下午 2:30-3:20 第四堂课，读书类（三四两堂连上，读另一种经典）下午 3:30-4:20 第五堂课，技艺类

报名方法：请填写下面的报名表，填写后发至：kexiaogang@tongji.edu.cn，来信请注明标题“同济大有报名”。由于工作紧张，不能及时回复报名来信。报名后，请静候回信通知。

报名截止日期：2012年 3月 31 日本期开学时间：2012年 4月（具体日期请等候通知）

报名表

注：同济中研院保证所有报名人个人信息不得泄露，不用于任何其他用途。报名人须保证所填信息真实性。由于教授们工作紧张，场地和人手资源有限，中研院无法组织笔试或面试，只能根据报名材料决定是否录取，所以，请认真填写报名表。你的自我陈述和对调查问卷的回答，将决定你是否被录取。请完整填写每一项，回答每个问题。不完整的报名表恕不接受。

请复制以下内容到你的 Word窗口，填写完毕后保存为一个文件名为“自己的名字+大有报名表”的 Word 文档（doc，不接受 docx），发至 kexiaogang@tongji.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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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请填写个人基本信息

真实姓名： 身份证号： 性别： 籍贯： 出生时间（年月日）： 学历： 毕业学校和专业： 目前所在单位、学校及身份、职务等：博客、微博或个人网站网址（如无可不填）：联系方式（手机和电子邮件必需）：请插入电子照片（jpg格式，大小不限。最好在Word 中直接插入，如遇技术困难，可另作附件，随信发来。照片必需，无照片的报名材料恕不接受）：

二、请回答下述问题（每题回答字数不限，直接在每道题后回答，勿另贴附件）：

1、你目前的工作、生活或学习状态如何？能否坚持参加大有班的学习？我的回答：

2、你的成长经历和目前的家庭状况如何？与家庭成员（父母、配偶、子女等）关系如何？我的回答：

3、你了解自己吗？你的性格性情如何？与领导、同事或同学、朋友关系如何？我的回答：

4、你觉得怎样的生活是值得过的？你的志向是什么？你最大的快乐是什么？我的回答：

5、你最早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兴趣是什么时候？如何得知同济大有班的？我的回答：

6、中国传统文化方面，读过什么书或者听过什么讲座等，给你影响比较大？有何心得？我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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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你对传统文化中的哪些方面感兴趣（儒释道历史文学中医书画古琴等）？为什么？我的回答：

8、在你感兴趣的这些方面，有过什么学习经历？达到何种程度？哪些方面想继续学习？我的回答：

9、你如何理解儒释道三家的关系？你如何理解天人关系？天人合一是什么意思？我的回答：

10、你如何理解性情修养、读书、艺术修养之间的关系？国学修养与工作生活的关系？我的回答：

11、你如何理解中西文化的关系？你怎么看传统文化和现代生活的关系？我的回答：

12、你心目中的国学班是什么样子？你对同济大有公益国学班有何期待？我的回答：

三、自我陈述（内容灵活，可补充个人简历或其他要说的话，字数不限，勿另加附件）：

来源网址：同济大学人文学院http://sal.tongji.edu.cn/lecture/ShowArticle.asp?ArticleID=148

张祥龙著《从现象学到孔夫子》（增订版）说明及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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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现象学到孔夫子》（增订版）张祥龙著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年 10 月出版

增订新版说明

此书 2001年出版至今，已有十个年头。现在它作为《中国现象学文库 ·现象学研究丛书》中的一本重新付梓，增加了一些新内容，力争让它更充实、平衡。此书书名是《从现象学到孔夫子》，但零一年版本中，“现象学”的份量要大于“孔夫子”的份量，以至有所失衡；而且，现象学部分也基本上集中于胡塞尔和海德格尔，视域还不够开阔。所以，这一次再版，新加入了 8章，在这两方面有所弥补。

新增加的是：第 4、8、20－23、27、29章。第 4章悼念德里达，与原有的第 3章呼应；第 8章则介绍罗姆巴赫的密释学，即现象学的一种新形态。它们虽是短篇，却可能起到路标牌的指引作用。第 20至 23 的四章，反省西方压迫中华哲理传统、特别是儒家的思想效应，探索儒家哲理的特性，寻找应对这个西化结构的办法和出路。第 27章和第 29章都与各自的前面一章有内在联系，27章阐发研究神秘主义的意义，29章则讨论中国书法为何能成为我们这个文化中的一种主要艺术。其它各章保持原貌，只有第 13章做了少许调整。

感谢商务印书馆当年对此书出版的支持，以及这一次修订中陈小文和王希勇两位先生的理解和协助。

作者[1]记于庚寅年岁末

目录 增订新版说明序——中国古学的当代生命

第一部分 西方哲学的转机

一．胡塞尔的意义学说及其方法论含义1．意义和赋意行为的居中（被）构成性2．意向意义与充实意义，意向作用（Noesis）与意向对象（Noe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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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意义学说的方法论含义二．胡塞尔“生活世界”学说的含义与问题1．讨论“生活世界”的思想动机2．生活世界的含义3．意识到此生活世界的方式——先验还原4．生活世界的构成域性5．胡塞尔“生活世界”学说中的问题三．胡塞尔的《逻辑研究》与德里达的《声音与现象》四．德里达将闪烁在思想天穹五．海德格尔的境界1．海德格尔的人生境界——漫游于寻源的道路之中2．海德格尔的思想境界——间隙（Riss）处的泉涌和入境六．“Dasein”的含义与译名——理解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的线索1．“Dasein”的含义1.1“Dasein”的基本意义1.2“Dasein”中的“Da”1.3 分析与总结2.“Dasein”的译名——“缘在”七．本体论为何是诠释学？1．古希腊时代“存在”问题的语言背景2．人的实际生活经验3．形式—境域的显示——实际生活本身的展示与表达4．形式—境域显示方法的例子——对保罗书信的解释5．《存在与时间》中的形式—境域显示例示八．罗姆巴赫的密释学——引介二则1．罗姆巴赫其人其书2．罗姆巴赫《作为生活结构的世界》一书中译本导言九．“想象一块红！”——维特根斯坦破除传统意义理论的一例十．维特根斯坦与海德格尔的象论1．维特根斯坦图象论中的构成识度2．海德格尔的象论3．对比与总结十一．克尔凯郭尔《致死的疾病》中译本导言十二．塔斯基对于“真理”的定义及其意义1．为何要从语义角度定义“真理”2．怎样定义语义的“真”2.1 悖论与语言层次2.2 真理定义所要满足的条件——形式上正确、实质上充分2.3定义的构造2.4这个定义的特点3．这个定义的意义 3.1它对于演绎科学的意义3.2它对于语言哲学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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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现象学与中国古代思想

十三．现象学的构成观与中国古代思想1．现象学的构成本性2．中国古代思想中的构成识度十四．中国古代思想中的天时观1．《易》的原发天时观2．其他的原发天时观3．天时的各种表现——天之时十五．境域中的“无限”——《论语》“学而时习之”章析读十六．海德格尔的语言观与老庄的道言观1．海德格尔的语言观2．道之说3．道与说的相互引发十七．思想方式与中国观——几位德国思想家的中国观分析1．“理性”的含义2．“发展”视野中的中国文化3．原发体验为知识之根十八．观“象”1．至极有几2．居间引发3．时机化4．直接可理解十九．边缘处的理解——中西思想对话中的“印迹”附录：关于《海德格尔思想与中国天道》的通信二十．中国哲学？道术？还是可道术化的广义哲学？二十一．儒家哲理特征与文化间对话——普遍主义还是非普遍主义？二十二．二十一世纪的儒学二十三．儒家原文化主导地位之含义――儒家复活的意识前提以及与印第安文化的对比

第三部分 神与美

二十四．东西方神性观比较——对方法上的唯一宗教观的批评1．比较的重要性2．西方犹太—基督教的神性观3．中国古代天道观中的神性4．印度的择一神教5．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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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合理信仰”的困境和儒家的“中庸至诚”二十六．吕斯布鲁克及其《精神的婚恋》中的“迎接”的含义1．吕斯布鲁克1.1背景1.2吕斯布鲁克的生平2．《精神的婚恋》中“迎接”的含义2.1迎接神的可能性——人的生存结构2.2在爱中迎神2.3在永远更新着的爱中获得平衡二十七．感受大海的潮汐——《神秘主义经典系列》丛书总序二十八．现象本身的美1．现象学方法的基本特点2．美与现象3．“现象（显现）”的原发含义4．现象本身是美的5．现象学看法的理论后果二十九．为什么中国书法能成为艺术？——书法美的现象学分析1．文字与绘画的关系2．什么是美？3．汉字字形与西文字母的不同4．文字的书法美与文字的意义有关吗？5．汉字书写如何导致居中体验？（一）：引发构意时的边缘存在6．汉字书写如何导致居中体验？（二）：汉字全方位的语境化6.1汉字的境象性、气象性6.2毛笔的书法效应：构造内在之势及时机化的揭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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