構造遺存型態學:閱讀臺灣日治時期建築立面面磚的觀點 (skeuomorph: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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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 構造遺存型態學:閱讀臺灣日治時期建築立面面磚的觀點 吳南葳 * 傅朝卿 ** 關鍵字構造遺存型態學,構築性,立面面磚 臺灣日治時期建築式樣的表現及構造材料的運用受日本明治維新的西化運動影響甚鉅,然而臺灣(和日本) 常見的面磚貼覆卻不容易在十九至二十世紀前期歐洲興建的建築上看到。這代表在建築材料的使用方式與概念 上,日本及臺灣並未直接模仿西方建築立面慣用的方式;因此,筆者認為有必要尋求一個新的視角來看待西化的 過程,本研究試圖以臺灣(和日本)建築立面之面磚使用為例來說明:西化是一個轉化的開端,而非全盤接受。 為解讀臺灣建築立面材料的使用在現代化過程中的轉化意義,本研究以構造遺存型態學(skeuomorph)來 解釋日治時期臺灣公共建築面磚的運用。構造遺存型態學以歷時性的角度解釋構造方式改變時裝飾型態的延 續。此理論基礎可以檢視:臺灣近代建築由磚構造(1910 年代)轉為鋼筋混擬土構造(1920 年代)時,立面材 料(面磚)使用之角色轉變及其背後之文化背景的意義。 透過上述文化面向的討論,本研究企圖進一步檢視構造遺存型態學的理論,並嘗試提供雙向、回應西方理 論的研究方式,藉此使西方的理論不再佔據主導的檢視地位、而與臺灣的案例產生對話的關係,希望在設計者 設計思慮及評論者檢視討論的過程中提供有別於單純沿用西方理論的窠臼之討論面向。 Skeuomorph: Reading Surface Tile of Architectural Elevation during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Nan-Wei Wu * Chao-Ching Fu ** KEYWORDS: Skeuomorph, Architectonics, Surface Tile ABSTRACT Although architectural design in Taiwan during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was significantly influenced by the Japanese westernization, surface tiles, as a common surface material in Taiwan and Japan, were hardly found on architectural elevation in the nineteenth and the first half of the twentieth centuries in the West. This signifies the fact that, in terms of material use, Japan and colonial Taiwan did not directly imitate western material use. This research therefore considers surface tile use in Japan and colonial Taiwan as examples to approach a new possible viewpoint of the westernized process: the Westernization can be considered as a beginning of the transformation instead of a pronoun of unconditional acceptance.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surface material use under the westernization of Taiwanese architecture, this research considers skeuomorph as the key concept. Skeuomorph provides a theoretical foundation to interpret ornamental morphology and to examine the diachronic transformation of surface material use and its cultural milieu and meaning in Taiwan, specifically within the major change of construction systems from brick to reinforced concrete. By doing so, this research could propose another cultural approach, differing from the conventional understanding, to re-consider the ideas of tectonics and skeuomorph. It is a two-way approach that shows the reflection on Western theories and builds a conversation between Western theories and Taiwanese empirical works. It is finally possible to provide an alternative understanding, which differs from the cliché based on Western theories and design approach, for architectural design and theoretical discussions. 收件日期2012.09.03接受日期2013.04.10 * 國立成功大學建築學系博士後研究員(通訊作者 Email:[email protected]Post-Doctoral Research Fellow, Department of Architecture,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Taiwan ** 國立成功大學建築學系特聘教授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Architecture,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Taiwan 臺灣建築學會「建築學報」第八十五期,161~183 頁,二○一三年九月,秋季號 JOURNAL OF ARCHITECTURE, No. 85, pp.161~183, Sep. 2013, Autum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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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造遺存型態學:閱讀臺灣日治時期建築立面面磚的觀點

Skeuomorph: Reading Surface Tile of Architectural Elevation during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構造遺存型態學:閱讀臺灣日治時期建築立面面磚的觀點

吳南葳* 傅朝卿**

關鍵字:構造遺存型態學,構築性,立面面磚

摘 要

臺灣日治時期建築式樣的表現及構造材料的運用受日本明治維新的西化運動影響甚鉅,然而臺灣(和日本)

常見的面磚貼覆卻不容易在十九至二十世紀前期歐洲興建的建築上看到。這代表在建築材料的使用方式與概念

上,日本及臺灣並未直接模仿西方建築立面慣用的方式;因此,筆者認為有必要尋求一個新的視角來看待西化的

過程,本研究試圖以臺灣(和日本)建築立面之面磚使用為例來說明:西化是一個轉化的開端,而非全盤接受。

為解讀臺灣建築立面材料的使用在現代化過程中的轉化意義,本研究以構造遺存型態學(skeuomorph)來

解釋日治時期臺灣公共建築面磚的運用。構造遺存型態學以歷時性的角度解釋構造方式改變時裝飾型態的延

續。此理論基礎可以檢視:臺灣近代建築由磚構造(1910 年代)轉為鋼筋混擬土構造(1920 年代)時,立面材

料(面磚)使用之角色轉變及其背後之文化背景的意義。

透過上述文化面向的討論,本研究企圖進一步檢視構造遺存型態學的理論,並嘗試提供雙向、回應西方理

論的研究方式,藉此使西方的理論不再佔據主導的檢視地位、而與臺灣的案例產生對話的關係,希望在設計者

設計思慮及評論者檢視討論的過程中提供有別於單純沿用西方理論的窠臼之討論面向。

Skeuomorph: Reading Surface Tile of Architectural Elevation during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Nan-Wei Wu* Chao-Ching Fu

**

KEYWORDS: Skeuomorph, Architectonics, Surface Tile

ABSTRACT

Although architectural design in Taiwan during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was significantly influenced by the

Japanese westernization, surface tiles, as a common surface material in Taiwan and Japan, were hardly found on

architectural elevation in the nineteenth and the first half of the twentieth centuries in the West. This signifies the fact

that, in terms of material use, Japan and colonial Taiwan did not directly imitate western material use. This research

therefore considers surface tile use in Japan and colonial Taiwan as examples to approach a new possible viewpoint of

the westernized process: the Westernization can be considered as a beginning of the transformation instead of a

pronoun of unconditional acceptance.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surface material use under the westernization of Taiwanese

architecture, this research considers skeuomorph as the key concept. Skeuomorph provides a theoretical foundation to

interpret ornamental morphology and to examine the diachronic transformation of surface material use and its cultural

milieu and meaning in Taiwan, specifically within the major change of construction systems from brick to reinforced

concrete.

By doing so, this research could propose another cultural approach, differing from the conventional understanding,

to re-consider the ideas of tectonics and skeuomorph. It is a two-way approach that shows the reflection on Western

theories and builds a conversation between Western theories and Taiwanese empirical works. It is finally possible to

provide an alternative understanding, which differs from the cliché based on Western theories and design approach, for

architectural design and theoretical discussions.

收件日期:2012.09.03;接受日期:2013.04.10 *國立成功大學建築學系博士後研究員(通訊作者 Email:[email protected]

Post-Doctoral Research Fellow, Department of Architecture,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Taiwan **國立成功大學建築學系特聘教授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Architecture,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Taiwan

臺灣建築學會「建築學報」第八十五期,161~183 頁,二○一三年九月,秋季號

JOURNAL OF ARCHITECTURE, No. 85, pp.161~183, Sep. 2013, Autum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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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建築學會「建築學報」第八十五期,二○一三年九月,秋季號

JOURNAL OF ARCHITECTURE, No. 85, Sep. 2013, Autumn

一、前 言

1.1 研究動機與目的

從日治時期至今,就臺灣的建築立面包覆材料

而言,除了洗石子和石材的貼覆之外,面磚可謂主

流材料之一。就歷史背景而言,日本在殖民臺灣之

前的西化運動中從兩種途徑學習了西方世界的建築

立面裝飾方式:其一是從西方國家到日本的御雇建

築家,這些外國人同時從教育和實務兩種方式帶給

日本全面的影響;其二是日本人到國外參訪後,將

在外所見所聞帶回日本,他們一方面透過講述,另

一方面透過設計作品影響日本國內的建築發展。但

是,不論是受日本聘雇的外國人的母國,或是日本

人參訪的國家的建築立面均鮮少有全面性的面磚貼

覆案例。換言之,雖然西方世界國家是日本在西化

過程中主要仿效的對象,但是在這些國家卻很少見

到類似日本和臺灣常運用面磚裝修建築立面的方

式。這個現象所衍生的課題是:在歷史的發展中,

是什麼原因和社會背景造成日本和臺灣普遍地將面

磚妝點在立面上?而當代的學者可以以怎樣的態度

來檢視這些與原模仿國家有一定程度差異的案例呈

現方式?

從歷史的角度而言,本研究試圖從構造遺存型

態學(skeuomorph)理論的角度來解釋面磚成為臺灣

日治時期公共建築立面普遍運用的裝修材料之可能

原因,構造遺存型態學(skeuomorph)提供了一種歷

時的、文化的面向來解讀建築材料的使用,藉由對

於面磚使用的文化背景因素的了解,本研究希望提

出以面磚作為立面裝修材料所呈現型態及其文化背

景與象徵意義,使面磚在立面裝修的角色不只是一

層遮掩工程品質瑕疵、或是純粹機能性防止風化的

考量。

就理論的探討來說,本研究嘗試以構造遺存型

態學的理論-而非西方在檢視構造材料意義慣用的

構築性(architectonics or tectonics)-來思索上述所

提及的課題。這是為了避免直接套用西方學術理論

造成的一昧沿用甚至誤用 ,所以本研究將跨領域援

引原屬考古學的構造遺存型態學與構築理論之間的

比較來討論臺灣在日治時期興築之建築物的立面面

磚使用的案例,希望一來可以提供重新看待構造材

料運用所蘊含的意義,二來藉由案例與構造理論間

的對應討論可以引導可能替代全然沿用的理論討論

方式。

1. 2 研究範圍與方法

在研究範圍上,本研究探討對象為日治時期興

建的現代式樣之公共建築,而傳統民宅或宗教建築

則不在本研究的範圍之內。本研究範圍的劃定主要

是因為:日本在明治維新時期直接將西方的建築教

育及建築知識移植到日本,而當時日本官方的建築

技師多是師承上述的西化建築教育體系,他們的身

份使他們在西式建築的專業知識領域中,提出相對

於西方的在地(日本)觀點,即對西方建築知識及方

法上的修正。而在臺灣殖民政府裡服務、設計與興

建臺灣日治時期官方建築的建築師幾乎都是出身於

上述的背景,然後才被殖民政府聘用到臺灣服務。

這與民宅或宗教建築內,由傳統匠師模仿西方的建

築所代表的意義極不相同。所以一般來說,日治時

期官方建築受到日本西化和現代化歷程影響的程度

遠較民宅及宗教建築深遠和直接。除了現代式樣的

公共建築外,私有住宅的興築通常也會反應當代的

建築和構造材料的運用。但因為私有住宅或宗教建

築依常理來說,同時必須反應屋主喜好或宗教規則

的考量,因此對於當代構造材料的反應並沒有像公

共建築一般,受到較多的社會價值與政府政策的制

約。因此,公共建築較能反應當時日本與殖民政府

對於風格與材料選用的實踐。同時也基於此立足

點,本研究於結論提出的理論是為殖民時期的臺灣

運用面磚裝修立面之現代化公共建築而調整,但並

無法因此作為整體亞洲現代化建築之準則,無法一

體適用的主要因素是避免落入以偏概全、同時過於

簡化不同變因所影響的個別差異的窠臼中。

在研究方法上,本研究將以臺灣於日治時期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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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造遺存型態學:閱讀臺灣日治時期建築立面面磚的觀點

Skeuomorph: Reading Surface Tile of Architectural Elevation during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建之公共建築之立面材料使用為例,一方面藉由研

讀相關歷史資料的論述來確認構造材料在歷史中的

轉變與認知觀點的變化。另一方面,藉由歷史文獻

與當代調查研究或修復報告之蒐集作為確認結構與

立面裝修材料之方式,據此可提供本研究在比較牆

面內外兩側立面的材料使用的清楚對照。另外特別

重要的是以當時日本社會與建築界的發展作為比

對,其原因在於:雖然本研究主要的探討對象是日

治時期臺灣立面材料使用,但是日本相對應的潮流

必須同時留意,才可將之作為對照用以分析臺灣當

時的狀態。日本雖然在 1868 年開始了明治維新和全

面西化,但是 1891 年的濃尾地震使得日本的建築與

地震學界開始對於全面西化的策略有部分的省思。

早在 1891 年以前,有一些「大工」匠師對於西式建

築抱持著懷疑的態度,而在相當於芮氏八級的濃尾

地震造成嚴重的災害後,全面西化的態度開始重新

檢討;而 1909 年對於日本未來建築式樣的選擇的討

論則是另一個不可忽視的環節。換言之,臺灣日治

時期的建築已經不是完全西化的氛圍下的產物;而

1923 年的關東大地震則成為日本本國另外一次重要

的調整契機。日本本土的文化與社會價值觀轉移到

臺灣的過程中,殖民扮演了很關鍵的角色。因為殖

民權力可藉由法令規章以及媒體等社會力量形成有

形和無形的影響。雖然可能有些基層的庶民文化不

會立即看到殖民權力帶來的影響,但是從法令上與

日常生活的影響上是很容易漸漸看到日本的文化與

社會價值觀帶給臺灣的影響的,所遍及的層面除了

在公部門的作為和建築可以看到立竿見影的影響

力,在私人領域的效果也是。雖然派駐在臺灣的日

本官員和技師對於西方元素和材料的省思幾乎不會

直接呈現在這些在臺灣的實務作品中,但若將這些

建築師在日本的作品與在臺的作品相互比較,則有

機會窺見這些建築師在日本和在臺灣的設計的差異

其背後原因。

在回顧臺灣建築立面的面磚運用的歷史的同

時,了解一般分析構造材料呈現的理論-構築性

-、反構築性、以及構造遺存型態學之間的差異亦

極為重要。儘管在日本建築或是日治時期臺灣建築

的研究當中,構築性的討論並不常見,但這並非表

示這樣的討論並不重要,因為若回顧西方的建築史

可以發現:從兩千年前維楚維亞斯 (Marc Vitruvius)

的《建築十書》(Ten Books on Architecture) 開始,

建築的構造與相關的討論即為建築論述中至關重要

的一環,而西方建築的發展,可以說是建構在維楚

維亞斯的建築理論基礎上(Kruft, 1994)。因此,在

西化的日本及日本殖民下的臺灣的近代建築中,即

便構築性的觀念並沒有直接被提出來討論,相關的

觀念亦已深埋於受到西方建築訓練下的建築技師的

專業知識之中。再者,構築性的概念與現代性及現

代化的發展息息相關,而日本在西化及現代化的同

時,卻忽略-不論是刻意或是不經意地-相關討

論,其背後的因素亦是需要深究的部份。

最後,將歷史的回顧以及理論的討論作一對照

性的探討即是本研究的主要焦點:試圖提出對於日

治時期臺灣西化建築立面面磚可能的檢視觀點。本

研究並不希望以構築性、或反構築性的區分來賦予

這些案例不同的標籤,相反地,本研究希望提出檢

視這些案例的材料運用所該同時考慮的因素,包括

日本西化與殖民過程中現代化的差異、還有文化內

化與殖民的差異,期在結論中讓讀者認同材料運用

的討論應是複雜與多元的。雖然稍後會細述的構造

遺存型態學討論的似乎是有違構築性呈現的裝飾,

但是與其說是為了反構築性找到一個社會與文化背

景下的正當性,不如說是為這樣的立面裝修方式找

到一個跳脫正反二分法的窠臼。

二、構築性、反構築性與構造遺存型態學

由構造材料的角度來討論建築表現的理論中,

構築性是其中一個被廣泛持續討論的論點。從兩千

年前維楚維亞斯的年代、到二十一世紀的今天,材

料及構造方式在構築的過程中所呈現出來的意義多

與構築性和相關理論的討論有關,當然其中不乏各

式的轉化和重新調整。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構築

性的討論一直以來多以西方慣用的構造方式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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軸,或是依此論調將非西方建築的構造方式放入西

方慣用的理論架構,所以研究者必須要避免直接把

構築理論套用在東方的建築上、以及避免直接忽略

構築理論在東西方世界不同涵構下可能有的關連性

及差異性:一方面直接套用理論的研究方式忽略了

東方西化建築與西方慣用的構造方式之間的差異

性,這樣的忽視並無助於了解不同構造行為背後的

社會、文化、以及歷史的意義,而且容易流於武斷

的套用。另一方面若是忽略此一西方建築論述頻繁

闡述、討論、以及修正的相關理論,而在所謂的東

方世界獨樹一格,且不嘗試發掘其間的連結或差異

的方式,只會使得東方與西方之間的鴻溝持續存在

而不能相互了解。

有鑑於此,本研究將先回顧相關論述在西方世

界的發展,藉以作為本研究後續檢視東方建築案例

的理論基礎。同時藉由檢視東方的建築案例來調整

西方構築理論中所忽略的面向,或至少是藉以豐富

這樣的理論處理不同面向的觀點。

2.1 構築性與反構築性

「構築性」一詞源來自古希臘「奧德賽」一文,

其中 ‘τέκτωυ’ 該字的意思是技術很好的木匠或造船

匠(Cunliffe, 1924)。雖然維楚維亞斯在《建築十書》

中沒有直接用到這個字,但是後來的學者將他在第

四本書中的第二章「建築的裝飾」中關於模仿與材料

使用的觀點清楚地連結到構築性的意義(Rowland &

Howe, eds. 1999)。這個評論將構築性的意義與「建

築實際的結構可透過建築外部的構造或裝飾-以明

示或暗示的方式-表現出來的概念」相結合。在維楚

維亞斯之後,建築師對於建築真理的追求往往跟構

築性有無法切割的關係,尤其是到十七世紀後半的

時候,《建築十書》被翻譯成法文之後,又再次被提

出來討論建築的起源(Frampton, et al., 1995)。在裝

飾繁複的十八世紀的法國,洛及爾 ( Abbé

Marc-Antoine Laugier)在《建築論叢》(Essay on

Architecture)中說明:他藉由追尋建築起源的原始小

屋來重新思考建築的真義(Herrmann, trans. 1977)。

時至十九世紀中葉,構築性一詞被慕勒(Karl Müller)

提及、並賦予清楚的定義:「一般大家都不會質疑的

是:幾何造型是根據藝術的法則而被發展出來的、

也變成藝術的作品;然而,因為一些藝術與維持人

和社會之間的關係的因素,這種藝術造型的種類幾

乎不會獨立於周遭環境而呈現純粹再現的狀態,但

是這種相互仰賴的關係大致上也使得針對滿足特定

期待的生活方式的創意產業應運而生。這樣密切的

連結衍生出一系列的藝術-這些藝術的造型和完美

的花瓶、工具、住所和聚集的場所-一方面達到了

他們被設計的目的,另一方面也符合藝術的概念和

情緒的層面。上述的藝術行為被稱為構築性。而這

個最高的成就就是建築構築性,這是從需求的束縛

而產生、也可能成為深度感受的有力再現」(Müller,

et al., 1852)。慕勒在定義的論述中強調了構築性與

社會文化之間的密切聯繫關係,換言之,構築性不

只是構造材料的呈現方式,它也蘊含了文化與藝術

層面的意義在其中。

根據富蘭普頓(Kenneth Frampton)的說明,十

八、十九世紀間的法國的結構理性主義和德國的啟

蒙運動均對構築性的概念有相當程度的呼應

(Frampton, et al., 1995)。藉由分析歌德教堂的構造

行為,維奧勒杜(Eugène Emmanuel Viollet-le-Duc)

試圖從中發展結構理性主義與新建築的構築可能性

(Frampton, et al., 1995)。維奧勒杜這部份的概念其

實與森普(Gottfried Semper)的觀念有相似之處。十

九世紀中葉另外兩個建築學家兼考古學者─森普和

波第卻(Karl Bötticher)─也分別運用構築性一詞討

論建築的構造呈現。森普僅以構築性一詞探討木構

造的構造方式(Mallgrave & Robinson, trans. 2004),

他並不像慕勒以較廣泛的定義探討構造生成方式與

社會文化的連結;而波第卻則以構築性一詞泛稱各

種的構造行為方式(Bötticher, 1992)。

而目前一般慣用的構築性概念-反應材料特性

的構築方式、並忠實呈現構造材料-似乎是從二十

世紀之後開始被認定的。從華格納(Otto Wagner)試

圖呼應波第卻而提出造型應從構造發展而來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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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llgrave, trans. 1988),現代主義建築師試圖鄙棄

表面裝飾、呈現材料與構造原始的樣貌。然而在

1965 年,塞克勒(Eduard Sekler)試圖釐清結構、構

造和構築性之間的差異的時候,一方面重新定義構

築性一詞的發展,另一方面也提出反構築性的概念

(Sekler, 1965)。他藉由一些學者的看法提出構築性

起源於維楚維亞斯的《建築十書》的第四本書的第一

章中以希臘柱式說明人與建築造型之間的關係,然

後說明構築性是一種在建築領域中的移情作用的表

現;同時他也對於構築性提出另一種詮釋:「使得以

被看見」。以區分構築性與結構和構造而言,使結構

或構造方式得以被看見、可說是對於構築性很清楚

的詮釋。相對來說,塞克勒將(刻意)使構造方式難

以被了解,甚至使人們對於構造方式的認知混淆的

呈現方式稱作為反構築性。而從塞克勒的定義開

始,反構築性激盪起另一波的相關討論。

在反構築性的概念被提出的基礎上,森普和波

第卻等人的概念被學者們重新檢視和探討。森普在

〈建築的四種元素〉一文中斷言空間圍塑的元素的重

要性遠超過支撐起空間的構造元素(Mallgrave &

Herrmann, trans. 1989)。在他稍晚的著作中,他更提

出以輕量的磚石材料為其他結構做表面裝修的「包覆

原則」(Principle of Bekleidung)1。維奧勒杜隨後也提

出認同這個觀念的看法,這個觀念拉開了他與歌德

復興與磚石準則的觀念的距離。波第卻以檢視希臘

古典建築的方式、提出核心造型與藝術造型的兩個

面向,雖然他認為藝術造型必須由核心造型發展而

來,但是他提出了這兩個面向的區分,使得構築性

的議題不再只是環繞在呈現構造本身,而是確認除

了構造外、另外有一層藝術或表面的層面是可以分

開檢視或討論的。而魯斯 (Adolf Loos) 在 1898 年

也以與森普相同的標題的文章-〈包覆原則〉

(Principle of Bekleidung)- 來呼應森普的看法,同

時魯斯也在〈建造材料〉(Building Materials)文中闡

述:木材在建造的過程中可因為設計的原因漆成任

何顏色,就是不應該被漆成模仿成比較昂貴的材料

(比如說柚木、或大理石)的樣貌(Newman & Smith,

trans. 1982)2。

甚至富蘭普頓重新檢視二十世紀初興建、對現

代主義發展有舉足輕重之影響的 AEG 渦輪工廠的時

候,也區分了該工廠有厚實牆體的部分的構造表現

是構築性的,但出挑樓梯的部分的構造表現是反構

築性的(Frampton, et al., 1995)。同年、威格立(Mark

Wigley)發表的《白牆,設計師的服裝:現代建築的

塑造》(White Walls, Designer Dresses: The Fashioning

of Modern Architecture)一書清楚地點名了現代主義

建築的白色牆面其實並不是沒有任何裝飾的,相反

地,白色塗料就是混凝土牆面具有清楚識別效果的

裝飾(Wigley, 1995)。威格立和與他持相似意見的

學者們認為:雖然二十世紀初建築師們努力避免建

築受潮流所影響,但即使是倡導著簡單純粹的現代

建築同樣地也是受了當代潮流的影響而設計出來的

產物;換言之,數十年後還是讓當代的學者發現二

十世紀初建築師們還是違背了他們努力倡導的方

向。相對於現代主義建築師極力撇清建築上的裝飾

效果,范裘利(Robert Venturi)在〈歷史主義或怎麼

改都一樣之多樣性、相關性與再現〉(Diversity,

Relevance and Representation in Historicism, or Plus Ç a

Change ... Plus a Plea for Pattern All over Architecture)

中清楚主張:與其要求構造與空間之間的一致性或

是相互呼應而造成無法順暢地呈現設計的概念,不

如直接讓構造與空間各自發展,使構造可以針對需

求去發展,而空間與材料也可根據不同需求來設

計,他認為這樣才能展開各自的特性(Venturi,

1986)。無獨有偶地,庫哈斯(Rem Koolhaas)在《精

神錯亂的紐約》(Delirious New York)一書中亦直接

了當地建議以腦白質切斷術的概念討論建築的室內

與室外、不同樓層之間的斷裂,他認為直接切斷室

內外之間、或是不同樓層之間的關係會讓各自運作

得很好而不會互相牽絆(Koolhaas, 1978)。

然而,透過以上回顧構築性與反構築性,我們

發現構築/反構築的概念僅能一邊分析臺灣日治時期

建築的立面裝修一邊將它們置入看似合理的二元分

析架構之中,但無法解讀臺灣日治時期建築的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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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修所隱含的構造上、文化上、社會上以及歷史上

的意義—即臺灣建築的立面裝修究竟是在哪些因素

下產生的。此外,本研究以為,以分析單棟建築建

築的方式同樣無法理解這樣多層面的意義。而必須

透過歷時性的、脈絡性的理解,透過理出構造材料

上使用上的軌跡,方可理解臺灣立面裝修考量的意

涵。因此,構造遺存型態學提供一個可以進一步理

解構造材料表現的解讀方式。這是因為儘管反構築

性的構造表現可能是肇因於刻意隱藏構造材料,但

也可能是借用其他構造材料慣用的構造方式來呈

現,而後者則是構造遺存型態學所探討的構造遺存

議題。舉例來說:魯斯在〈建造材料〉文中所反對的

即是:刻意隱藏原本構造材料,同時意圖喬裝為另

一種(通常較為昂貴的)材料的樣貌;這類裝腔作勢

的喬裝表現並沒有被運用在臺灣日治時期建築的立

面裝修。而維楚維亞斯在《建築十書》中的第四本書

中關於多立克(Doric)柱式的部份石造裝飾是模仿木

造建築的部份構造元素的形式的觀點,若是與符號

學家艾柯(Umberto Eco)所提及的符號學說明-即

多數人在接觸、介紹新的材料或造型的時候,常以

眾人所熟悉的機能形式漸次轉化而來(Eco, 1980)-

相連結,則這就屬於非刻意模仿的借用表現。這種

表現(裝飾)方式並沒有刻意擬真地喬裝成另一種材

料,但卻是透過另一種材料的構件表現來呈現,這

樣的方式是耐人尋味的。因此,本研究接著將詳述

由「多立克柱式的部分裝飾是模仿木造構件」此著名

推論發展出來的型態理論,期藉此型態表現理論來

討論臺灣日治時期建築的立面裝修。

2.2 構造遺存型態學

構造遺存型態所指涉的是當下沒有構造功能的

裝飾物,但這種裝飾型態是模仿早期流行或是不再

被使用的構造方式。構造遺存型態學的概念是在十

九世紀末由考古學者瑪奇(Colley March)根據考古

所見到的陶器裝飾而提出的(March, 1889)。他解釋

陶器表面的裝飾源自於最初的陶器製作技術還沒有

很成熟的時候,在把陶胚放進窯燒之前必須先以繩

索綑綁陶胚來增加陶胚的強度,以免陶胚在燒製的

時候裂開,這樣的需求造成陶器的表面在燒成之後

會遺留下繩索綑綁的痕跡。在陶器製作技術漸趨成

熟之後,在燒製前以繩索綑綁的程序已不再需要

了,但是當時一般人對於陶器表面沒有繩索的紋路

很不習慣,所以即使就技術面來說陶器的表面已經

可以維持平滑,但是製陶師傅仍舊會在陶胚表面裝

飾類似繩索綑綁的痕跡,使燒成的陶器的表面還是

可以看到一些類似繩索綑綁的紋樣。瑪奇以陶器器

皿的希臘字根‘skeuo-’為首,將他歸納出的這個裝

飾型態命名為 skeuomorph:原本是有構造或技術功

能、之後因為技術進步而不再被需要、卻依然以相

似的型態以裝飾之姿呈現 。同時,他也說明這樣的

裝飾型態不只存在於陶器的製作、也存在於古典建

築語彙中。以相信希臘古典石造建築是從木構造建

築發展而來的前提來說,多立克柱式的三槽石下方

的雨滴飾(guttae)就是從木構造轉換而來的構造遺

存型態的裝飾元素。

雖然構造遺存型態學一直到十九世紀末才由瑪

奇特別從陶器製作的由來而命名,但是相信希臘古

典石造建築是源於木構造建築的學者們而言,雨滴

飾一直是他們相信這兩種構造材料間的轉變的重要

證據。從維楚維亞斯、到森普、波第卻等人均相信

這樣的構造材料的轉換和作為證據的元素 (Rowland

& Howe, eds. 1999; Mallgrave & Herrmann, trans. 1989;

Bötticher, 1992)。就連柯比意(Le Corbusier)在《光

輝城市》(Radiant City)討論現代車輛的造型時,他

也是將模仿四輪馬車的車輛造型作為例子來說明尋

找一個標準樣貌的過渡型態(Le Corbusier, 1967)。

考古學家克耐帕特(Karl Knappett)也指出有些

考古物件本身是陶器製品,但是被製作成很像金屬

的製品(Knappett, 2002)。他認為這樣是有意的模仿

行為,因為擁有金屬製品在遠古時代是擁有較高地

位的象徵,同時金屬物件的價值也較高,所以模仿

金屬的陶器製品是企圖使用較便宜的材料、使人擁

有較高價值物件的想像或期待。這顯然跟之前提到

魯斯的態度相違背:魯斯認為模仿、假裝成昂貴的

167

構造遺存型態學:閱讀臺灣日治時期建築立面面磚的觀點

Skeuomorph: Reading Surface Tile of Architectural Elevation during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材料是不適當的,可是似乎這是從遠古到今天很難

跳脫拋棄的行為。

如前所述,符號學家艾柯認為對多數人而言,

在接觸、介紹新的材料或造型之際,必須從為眾人

所熟悉的機能形式漸次轉化而來。這可以替某些看

似沒有遵從傳統構築性的建築形式找到一些可以讓

人理解的軌跡:尤其是在使用不是一般社會大眾所

熟悉的某些材料或建築形式,建築師可能會使用之

前被廣泛使用、也為大家所接受習慣的材料外貌來

讓大家接受這些新的材料。這樣的作法對後代的人

或是在不同社會環境的局外人而言也許是不容易理

解、甚至不合理的,可是如果換一個角度,融合當

時的社會背景來看,其實是有跡可循的。

倘若構築性顯露了材料的構築方式,而反構築

性指涉到難以透過外露的構造材料來判斷內在構造

方式的一種表現方式,構造遺存型態學則顯示一種

介於兩者間或是模稜兩可的狀態:構造遺存型態學

可能透過新的材料表現舊材料的構築性,但新材料

本身卻帶有裝飾的性質來混淆了舊材料的構築性。

同時,相較於構築性/反構築性,構造遺存型態學更

帶有一個時間軸的特性,透過一個對於歷時性的軌

跡的理解得以進一步發掘社會文化的面相對於立面

構築材料的影響,這樣的角度能更清楚去理解臺灣

建築立面材料使用的背景及意義。

三、臺灣立面材料構成中的構築意涵

在初步了解構築性、反構築性與構造遺存型態

學的意義之後,本研究的討論焦點還是要回到臺灣

日治時期建築立面的面磚使用。臺灣日治時期使用

面磚裝飾立面的可分為兩類:一是裝飾傳統民宅的

馬約利卡彩色磁磚,但是這些彩色磁磚的運用多以

裝飾為主,且其所涉及的課題與構築性的探討較

少,所以本研究暫不討論馬約利卡彩色磁磚的使

用;另一類立面裝修使用的面磚多半具有類似紅磚

的尺寸:長約 108mm、寬約 58mm,或是長約為

228mm、寬約為 58mm,這兩種尺寸與紅磚的橫面

(或稱丁磚,日文稱小口、英文稱 header)以及底面

(或稱順磚,日文稱長午、英文稱 stretcher)非常相

似,這兩種面磚尺寸多以小口面磚和二丁掛面磚稱

之。本研究將輔以 1910年代至 1930年代期間完成的

數個案例來說明這些面磚使用的構築意涵。

3.1 紅色面磚的構築意涵

小口、非釉面、無紋路之紅色面磚是其中一種

用於 1910 年代日治時期臺灣的西式建築立面的裝修

材料,但是它並不容易被注意到,主要的原因是它

原本的設計就是試圖讓人以為它是磚構造的表面、

而非小口面磚本身,所以若沒有非常仔細地去分

辨,事實上並不容易發現小口面磚所呈現的立面、

和紅磚構造的立面的差異;它常與花崗岩、洗石子

和泥塑配合為建築立面的裝修材料。這樣的立面材

料組成源自於日本明治維新時期外國建築師帶到日

本的建築式樣與材料選用。根據建築史學家桐敷真

次郎所見,「赤煉瓦」式樣是西方建築師帶到日本,

同時在明治時期甚為流行的建築式樣與材料表現方

式(桐敷,2001)。另一建築史學家藤森照信則因為

辰野金吾的大力提倡,而將此立面材料組成命名為

「辰野式樣」,他認為這是辰野氏結合老師孔德

(Josiah Conder) 所提倡的西式建築式樣與材料,同

時結合辰野氏在英國所見的安妮女王式樣(Queen

Anne style)轉化而來(藤森,1993)。縱然辰野式樣

和安妮女王式樣的密切關係被建築史學者史都華

(David Butler Stewart)所質疑:他了解日本學者相

信這兩個式樣之間的發展關係,但是他對於辰野式

樣的敘述是:「辰野版本的、(如果你有辦法辨識出

來的話)不明確的所謂安妮女王式樣」(Stewart,

2002),但無庸置疑的是:「赤煉瓦」式樣或「辰野

式樣」在多數日本人心目中是受西方影響的建築式

樣。這個式樣不但在日本被普遍運用、亦出現在殖

民地臺灣的許多地方。

對辰野金吾來說,他的設計主要是要呈現當時

流行的式樣,至於建築物的外觀與結構系統的一致

性—即藉由立面材料可以得知建築物結構材料—的

課題則似乎不是他主要考量的事。然而這樣的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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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建築學會「建築學報」第八十五期,二○一三年九月,秋季號

JOURNAL OF ARCHITECTURE, No. 85, Sep. 2013, Autumn

手法卻因建築結構體上的差異而使得立面裝修產生

兩種不同的意義:首先,若結構體是以紅磚構造為

主,立面的紅磚模樣的裝修材料可被視為結構體的

再現,儘管有多此一舉之嫌,但卻也直觀地反應了

原本最初的設計手法。但若主要結構體並非紅磚疊

砌而成,則立面仿紅磚的面磚呈現的就不是結構體

的樣貌再現,此時建築立面設計則可能僅是純粹的

視覺上的考量、或是(如下個章節的主題)其他因素

(比如地震所造成的社會觀感)的影響。以二十世紀

初流行的「赤煉瓦」式樣或「辰野式樣」為例,辰野

金吾與其門生在立面設計上竭力呈現紅白相間的立

面表現3,但其結構材料卻非一致。舉例來說,他於

1915 年完成的浪速銀行九條支店實為木構造,但是

立面依然呈現紅白相間的「辰野式樣」。但他於 1914

年完成的舊日本生命保險會社京都支店與 1912 年完

成的舊日本銀行小樽支店實為加強磚造,而立面呈

現的材料卻是模仿石造建築的模樣,這於 1896 年完

成的石造的日本銀行本店或 1905 年完成的木造日本

銀行廣島支店相比,在表面材料的表現上並沒有太

大的差異4。

回到臺灣的案例:以 1917 年完成的臺中火車站

為例,該建築物本身是磚造建築,而它的立面另外

以小口、非釉面、無紋路之紅色面磚與洗石子和泥

塑配合飾之(何肇喜建築師事務所,2003)。因其磚

構造的本質,使得這個案例之構築性的呈現變得很

模稜兩可:以常理而言,磚造建築本身已有紅磚疊

砌的外貌,另加一層模仿紅磚丁砌的小口紅色面磚

貼附是沒有必要的。如原臺北帝國大學病院等建築

均是紅磚結構體本身直接外露,將之與洗石子相互

配合的立面設計方式,由此可知,另外貼附一層面

磚並非有設計上不可不為之的必要性。然而,部分

日本學者認為採用紅色仿紅磚的面磚貼附在磚造建

築立面上可提供建築師在自由設計的彈性:即結構

設計與立面設計可以分開規劃(加藤及田中,

1976)。雖然加藤氏與田中氏的看法並沒有在日本本

土的東京火車站之面磚運用上落實,如圖 1所示,東

京火車站使用兩種不同厚度的面磚作為表面裝修材

料,厚度分別約為 15公釐與 45公釐,對於厚度約為

45 公釐的面磚,背後的磚砌方式是丁砌法,而對於

厚度約為 15 公釐的面磚,背後的磚砌則為順砌法。

這樣的構造方式使面磚與被遮蔽的磚構造有相互榫

接配合的構造關係,一方面構造材料不致於有多餘

的浪費,另一方面構造穩定性也才能確認,所以面

磚的貼附還是必須與磚構造的疊砌相互配合、不能

分開規劃。但是,如圖 2所示,因為臺中火車站使用

的小口面磚的厚度都是一致的,所以面磚並不需要

與磚構造的疊砌有相互配合的關係,而這樣的關係

確實也在修復破壞的過程中被證實:臺中火車站所

使用的小口面磚其灰縫與紅磚結構的疊砌灰縫之間

不但沒有相互配合的關係、甚至是錯開的;換言

之,紅磚結構設計與立面式樣的設計間的關係的確

是呼應加藤氏及田中氏的看法-自由不互相拘束。

雖然這些紅色面磚並非試圖喬裝成另一種未被

使用在這棟建築物中的構造材料,但是立面呈現的

紅色面磚應該可視之為刻意讓人以為是磚造構造的

紅磚表面,而且雖然並沒有任何構造需求的考量,

這些紅色面磚依然以類似紅磚丁砌法的方式貼附在

立面上,這亦使人很難輕易發現它只是一層沒有結

構作用的表皮。而另一個重要的裝修材料洗石子則

是刻意裝修出類似石材疊砌的溝縫,但是石材是完

全沒有被運用在這個案例的結構體的材料,所以洗

石子所模仿的是不存在在這個案例的構造材料。若

對照臺中火車站的主入口的剖面與內外兩側的立面

可清楚看到:外部立面、剖面以及內部立面之間-

除了開口部多半有一致的位置之外-是看不出有相

互對應的關係的。外部立面不同材料的分割並非暗

示結構材料的使用,同時這也不是內部立面的任何

材料轉換。甚至外部立面腰壁的高度也與內部立面

的腰壁高度不同。

169

構造遺存型態學:閱讀臺灣日治時期建築立面面磚的觀點

Skeuomorph: Reading Surface Tile of Architectural Elevation during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圖 3 臺中火車站的部分立面與剖面

圖 1 東京火車站的表面裝修面磚與紅磚構造關係示

意圖(大阪歷史博物館,2006)

圖 2 臺中火車站表面裝修之單一厚度面磚與紅磚構

造錯開灰縫示意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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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建築學會「建築學報」第八十五期,二○一三年九月,秋季號

JOURNAL OF ARCHITECTURE, No. 85, Sep. 2013, Autumn

臺中火車站的材料運用一方面代表了當時其中

一種普遍的材料使用,另一方面也呈現了當時建築

技師對於立面與結構之材料運用的態度。對本研究

來說,相較於 1920年代後期到 1930年代所建造的建

築物的立面呈現,這個案例提供了一個清楚的典型

對照:臺中火車站是當時主要火車站中率先改築的

第二代車站,所以它對於臺灣當時的建築界而言佔

有重要的指標意義。它所運用的紅色立面裝修面磚

甚至遠從殖民母國-日本-進口,生產該種面磚的

廠商品川白煉瓦株式會社亦是生產日本的東京火車

站採用的面磚的相同廠商,所以這個案例提供的對

照應可視為審慎思考與設計的材料運用案例。洗石

子是除了紅色面磚之外本建築物最重要的表面裝修

材料,洗石子的運用的主因一是為了減少石材本身

的成本以及搬運之成本,另一是取其任意塑型、同

時又迅速可得的優點 。這跟東京火車站立面底部的

白色飾帶採用花崗岩與人造石並用的作法有著隱而

不顯的差異(東京ステーションギャラリ,1988)。

從構築性與反構築性的二分法來說,臺中火車

站的立面呈現(詳見圖 35)應該被歸納為反構築性,

因為紅色面磚的運用是有讓人認為是磚造本身的材

料的企圖。但若以「使得以被看見」的觀點來說,以

再現的方式呈現被覆蓋的磚構建築體也可說是符合

構築性的意義的。不過,不管是哪一種解讀方式,

只是以二分法來討論臺中火車站表面材料的使用還

是過度簡化了材料使用的意義呈現。

若臺中火車站提供了一種模仿本身結構材料使

用的呈現案例,本研究可從另一個案例-原臺灣總

督府廳舍-看到使用相同立面材料卻呈現另一種構

築意義的材料運用方式。1919 年落成啟用的原臺灣

總督府廳舍可以當做一個從原本模仿本身結構材料

過渡到日治中後期以視覺效果為主的立面面磚的設

計方式的案例-即紅色立面裝修下,內部結構體與

外部裝修是完全斷開的案例。原臺灣總督府廳舍主

要的結構是鋼筋混凝土框架、牆體則是紅磚疊砌,

立面主要飾以紅色無釉小口面磚和洗石子(薛琴,

2003a)。主要的兩種表面裝修材料小口面磚模仿的

是紅磚、洗石子模仿的是石材。這個案例因為主要

結構體是鋼筋混凝土配上紅磚磚牆,所以立面仿紅

磚的小口面磚並不能被視為結構體的再現,因為紅

磚磚牆在這裡的運用充其量只是填充室內外立面裝

修構造與鋼筋混凝土框架間的空間的材料而已。但

是在當時的臺灣或日本並不容易接受直接在立面呈

現(外露)實際的構造材料-混凝土和紅磚-的表面

方式,故小口面磚和洗石子配合的立面裝修解決了

同時外露這兩種構造材料在立面上的窘境。不過以

類似丁砌法的方式貼附在立面上的紅色小口面磚仍

舊有讓人以為是紅磚建築的企圖,所以企圖混淆旁

觀者的認知的反構築性的性質仍然存在在這個案例

的立面材料的表現上。此案例立面磚砌的印象所呈

現的不再是主要的結構材料,而是當時大部分的人

習慣的紅磚或辰野式樣的磚造建築。鋼筋混凝土的

結構系統在立面表現上是全然缺席、被隱藏的。

由上述兩個案例可發現:從視覺上來看,臺中

火車站與原臺灣總督府廳舍均呈現紅磚造建築的意

象。但從構築的意義來說,臺中火車站以磚構造為

主,立面再貼覆一層仿磚砌的面磚立面,我們可發

現這樣的立面裝飾模仿磚砌的意象。因此紅色面磚

表面層是為了再現本身紅磚的結構。相對而言,以

原臺灣總督府廳舍來說,我們會發現其主要結構是

鋼筋混凝土構架,並在外牆披覆一層紅色面磚,我

們可發現這並非模仿建築本身結構,而是為了視覺

上的習慣或是呼應當時或稍早流行的構造材料,鋼

筋混凝土的結構則是被隱藏的。雖然兩者表面材料

的選用極為相似,但因其內部結構上的差異,實則

產生兩種迥然不同的構築上的意義。從這種構築意

義上的差異,我們可以將原臺灣總督府廳舍視為一

個過度的案例:一個從建築立面與結構行為強烈連

結的設計方式,開始朝向建築立面與結構分離的設

計方式,惟在原臺灣總督府廳舍的案例上,我們可

以看到一種開始切斷立面/結構關係的傾向,但卻仍

依循紅磚構造的立面表現,這與之後以黃褐色面磚

為主的立面表現表達出迥然不同的意義-後者黃褐

色面磚所代表的已經不再是結構系統的再現。

171

構造遺存型態學:閱讀臺灣日治時期建築立面面磚的觀點

Skeuomorph: Reading Surface Tile of Architectural Elevation during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接下來本研究要討論的材料呈現方式即結構體

與立面呈現之間沒有相關連的材料運用方式-立面

材料以黃褐色面磚取代紅色無釉面磚。而這些案例

中,黃褐色的立面呈現不應再被視為只是呼應磚造

建築的構造方式(包括紅磚的尺寸與其疊砌的方法

等)。因此,本研究發現:建築外觀面磚的顏色使用

受到其他社會環境與歷史等背景因素的影響更不容

忽視,而釐清這些背景因素的影響,則是下一章的

焦點。

3.2 黃褐色面磚的構築意涵

1920 年代後期,臺灣主要的公共建築不再使用

紅色面磚裝修立面,取而代之的是黃褐色面磚;這

樣的材料選用的改變不僅只是發生在臺灣、同樣發

生在同時期日本:在 1920 年代後半,日本新建的建

築物也揚棄了紅色的立面表現、改用黃褐色作為立

面的基調顏色。甚至到 1930 年代,除了黃褐色、還

有深褐色或是淡綠色的面磚被運用在重要的公共建

築上,而紅色面磚就幾乎消聲匿跡了。

以落成於 1929-1931 年間的原臺北帝國大學圖書

館事務室為例,它在日治時期間分為兩階段建成:

一為 1929年建成的南側;另一部分是在 1931年以前

建成的北側以及與南側相連接的部分(金光裕建築師

事務所,2005)。其中南側為磚造建築(臺灣建築

會,1931)、北側為鋼筋混凝土構架之建築6。而其

立面的包覆方式並沒有因兩個不同時間、不同構造

方式而有所差異,相反地、它們同樣以非釉面黃褐

色機械壓紋十三溝小口面磚、配上洗石子裝飾整個

立面。黃褐色的小口面磚與前兩個案例一樣、還是

以模仿丁砌法的方式貼附在一般的牆體,同時在開

口部以類似磚拱的方式貼附。若參照原臺北帝國大

學圖書館事務室的南側立面與剖面圖(詳見圖 4)可

清楚看到:外部立面的材料裝修方式與材料的轉換

與剖面構造、內部立面裝修沒有相互應對的關係。

內部立面地面層的木作腰壁與外部立面的洗石子基

座之間的高度、造型亦沒有關係,室內二樓的木作

腰壁也無法從外部立面看到任何暗示。

從臺中火車站和原總督府廳舍使用的面磚、到

原臺北帝國大學圖書館事務室使用的面磚,維持不

變的是尺寸、非釉面的表面和模仿丁砌法的貼附方

式;而改變的則是顏色(從紅色變成黃褐色)以及表

面的紋樣(從平面變成機械壓紋的十三溝)。事實上

圖書館事務室的立面裝修提供了另一個清楚的根

據:就像原總督府廳舍的立面裝修掩蓋了混凝土和

紅磚並存的構造方式,圖書館事務室的兩棟建築物

的構造方式也是不同,但是它們同樣都以立面裝修

的方式使旁觀者或使用者忽略前、後棟的構造方式

的差異。雖然在歐洲國家,除了紅磚,黃褐色的磚

同樣很普遍;但是在臺灣或日本,以黃褐色磚造建

造的建築物並不普遍,所以對於臺灣人或日本人來

說,黃褐色並不太會與磚構造有影像的連結。

與原總督府廳舍一樣,立面面磚的貼附若用二

分法來區分,原臺北帝國大學圖書館事務室的立面

裝修是反構築性的。因為它並沒有忠實地呈現兩種

不同構造材料的差異,同時也在立面的表現上模仿

著並不存在的黃褐色磚砌的形象。但同樣的,這樣

的二分法同樣無助於使人了解這樣使用背後的意

義,同時也過分簡化了構築呈現的形成原因。

若單看臺灣日治時期的建築、從紅色過渡到黃

褐色面磚的使用之原因並不容易被理解。但是如果

把 1923 年日本關東大地震的影響考慮進來,這樣的

改變似乎就變得有跡可循了。日本 1923 年的地震造

成大量紅磚建築的倒塌、或嚴重的損壞,包括具指

標性意義的銀座煉瓦街也在這次地震中被震垮。而

巧合的是:地震發生的當下、美國建築師萊特

(Frank Lloyd Wright)在東京的帝國旅館正在舉行正

式的開幕儀式,而在地震發生之後,因為帝國旅館

建築物本身幾乎沒有損壞的狀況、甚至在地震後的

幾天成為臨時的避難所,使得它在日本人心中堅固

防震的可靠地位因此確立(加藤及田中,1976)。雖

然同在丸之內區、數百公尺之遙的東京火車站其加

強磚造的防震成果同樣透過這次地震被確認,但是

多數人似乎已經被大量倒塌的磚造建築嚇壞、所以

他們幾乎完全忽略加強磚造的防震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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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建築學會「建築學報」第八十五期,二○一三年九月,秋季號

JOURNAL OF ARCHITECTURE, No. 85, Sep. 2013, Autumn

而萊特的帝國旅館的主要結構是鋼筋混凝土的

構架系統,但是在牆面外另以約 5 公分厚的抓紋磚

(scratched brick)包覆(詳見圖 5)。因為厚度的關

係,這種抓紋磚並非貼附在牆體、並將其重量轉嫁

到牆體上,而是透過疊砌的方式將自重以類似磚砌

的方式傳遞到結構體上。這種表面是黃褐色、非釉

面、約二丁掛尺寸的抓紋磚是萊特為此案特別在東

京附近開窯燒製(佐野,2007)。但是在 1923 年之

圖 4 原臺北帝國大學圖書館事務室的部分立面與剖面

圖 5 萊特設計的日本帝國旅館的抓紋磚

圖 6 森山松之助設計的片倉館的抓紋面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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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造遺存型態學:閱讀臺灣日治時期建築立面面磚的觀點

Skeuomorph: Reading Surface Tile of Architectural Elevation during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後,帝國旅館的主要結構與立面裝修的材料式樣都

迅速被廣泛地傳用。這樣的廣泛傳用在日本可以森

山松之助的東京齒科醫學專門學校和長野縣的片倉

館(詳見圖 6)作為印證的案例,兩者主要結構都是

鋼筋混凝土,其立面的裝修材料也使用了類似抓紋

磚的表面的面磚,並以類似 ½ 疊順砌法的方式貼附

(古田,1987)。森山氏之前在臺灣多以紅白相間的

式樣設計建築立面,但是在他回到日本、經歷關東

大地震之後,之前他慣用的紅白相間式樣就非常少

再被他使用了,取而代之的是與萊特的帝國旅館外

觀相似的表面材料。萊特的帝國旅館以及黃褐色的

表面裝修材料帶給日本的防震的印象不僅僅是在上

述的建築師的設計作品、以及史家的評論中可得到

印證,日本三省堂在出版十集巨作《日本の建築明治

大正昭和》介紹跨越一百二十餘年的日本建築時,特

別用其中一整集(第九集)來說明萊特的帝國旅館以

及其對日本建築界帶來的影響。其中,谷川正己甚

至以「神話化」來說明帝國旅館的耐震性之影響力,

帝國旅館所採用的黃褐色抓紋磚在關東大地震之後

造成的模仿風潮亦可在該集中看到許多作品(包括:

新橋演舞場、現駒沢大學圖書館等)印證(谷川,

1970)。

若以日本建築立面表現在 1920 年代的發展作為

背景(包括:萊特的抓紋磚和森山氏的抓紋面磚),

則原臺北帝國大學圖書館事務室的黃褐色面磚的出

現似乎就有跡可循。雖然兩個在日本的案例使用的

面磚都是二丁掛的尺寸,其表面都是手工抓紋而非

機械壓紋,但是顏色和非釉面的特徵卻有其共通之

處。就面磚本身的特徵而言,原臺北帝國大學圖書

館事務室所使用的面磚顏色的表現與前面提到的兩

個在日本的案例所使用的表面材料之間有其相似的

視覺關連性。這樣的關聯性除了表現在相關建築法

規(如:1924 年修訂的「市街地建築物法」)對於構

造材料在防震行為上的制定上(陳正哲,1998),同

樣也可從媒體的宣傳中窺得殖民背景的影響。在臺

灣 1922 年的日日新報中可以看到關於接近完成的萊

特的帝國旅館包括空間、材料運用等的詳細報導7,

這系列的報導對殖民地而言均可被視為彰顯或推廣

殖民母國的構造材料運用及表現的影響方式。

另一個可以參考的案例是 1933 年落成的嘉義火

車站,火車站的站體─包括柱梁與壁體─都是鋼筋

混凝土構造,立面主要飾以褐色非釉面二丁掛面磚

和洗石子(黃俊銘,2003)。二丁掛面磚多以類似 ½

疊順砌法的樣貌貼附,在開口部周圍會面磚也以類

似磚拱的方式貼附。但是在這個案例中,不同表面

紋樣的面磚與和不同於順砌的貼附方式已經可以看

到被運用在裝飾立面重要的位置,如主要入口周

圍。一方面來說,面磚已經不再只能以小口丁砌、

或是二丁掛順砌的方式貼附,面磚-不再只能模仿

傳統磚石疊砌-開始作為圖像拼貼的元素;但另一

方面卻也會發現:也許是受限於面磚仍舊是以模仿

磚材的尺寸為基礎,即使是以圖像拼貼的方式作裝

飾,這些面磚的拼貼方式還是跳不出原來磚構造會

使用的組合方式,諸如:竹籃紋組砌、或是人字紋

組砌。

若以簡化的構築性和反構築性的二分法來說,

嘉義火車站的面磚貼附呈現的還是反構築性:從立

面面磚貼附會讓人有建築構造主要材料是磚材的錯

誤認知。但是,磚砌的影像其實並不是再現該建築

物任何一種被遮蔽的構造方式,而是再現了設計者

和旁觀者習慣看到的磚石構造的影像,建築本體其

鋼筋混凝土結構的性質在立面上幾乎是找不到的線

索的。

除了面磚的使用、上述佐證的案例多有洗石子

作為另一種立面裝修的材料,如前所述,洗石子時

常配合面磚作為立面裝修材,但洗石子亦是構築遺

存型態的另一種表現,洗石子所模仿的標的是疊砌

的石材,其模仿的痕跡可在各個案例立面洗石子的

分割上看到映證。但是,除了洗石子細部粒料的組

成可能有些許變遷,洗石子對於石材的模仿並沒有

像面磚對於磚材的模仿有明確的風潮變遷,因此,

本研究主要還是著眼在面磚運用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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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建築學會「建築學報」第八十五期,二○一三年九月,秋季號

JOURNAL OF ARCHITECTURE, No. 85, Sep. 2013, Autumn

四、構築意涵理論的調整

根據上述這些案例可以發現:我們無法用單純

的構築/反構築的概念來區分日治時期臺灣建築立面

與結構的構造。若以臺中火車站為例,它的立面似

乎呈現了內部結構的構造,但透過調查報告書,我

們會發現呈現結構系統的立面其實是裝飾—一種模

糊原本構築性的反構築性。基於此,我們發現了二

分法下的矛盾與模糊。這產生了更進一步的問題:

我們該如何解釋、或是理解這樣的現象?我們又該

如何理解這種現象的產生原因?構造遺存型態似乎

提供一種具有時間軸的角度來思考這些問題。而透

過歷時的分析,我們可以發現社會文化的背景上對

於立面材料的選擇的影響。本研究歸納為「西化與現

代化的考量」以及「文化內化與殖民」兩個部分,希

望透過這兩層考量,我們得以理解臺灣建築立面上

材料運用所蘊含的意義。

4.1 西化與現代化的考量

不論是仿紅磚的小口面磚、仿萊特的抓紋磚的

二丁掛面磚、甚至洗石子,這些立面裝修材料都是

在模仿西方國家帶進東亞國家的西式風格建築所使

用的材料與元素。在十九世紀下半葉的日本,孔德

和其他御雇外國人在明治維新的氛圍下,為日本帶

來了磚造建築與西方式樣的建築物,日本人在決定

明治維新的全盤西化之後,這些外國人帶來的西方

元素都是受歡迎的。即使是傳統「大工」對於西方構

造方式的防震能力抱持懷疑的態度(立川,1972),

但是當時的大環境讓他們的聲音硬生生地被忽略

了。一直到 1891 年的濃尾地震,全面西化的策略才

開始有一部分被重新檢討(Clancey, 2006),根據地

震史學家克蘭西(Gregory Clancey)的分析,明治維

新西方人的影響力從濃尾地震之後開始逐漸式微。

雖然在建築發展上,西方風格似乎沒有受到很大的

影響,除了當時的《建築雑誌》有相關耐震建築的討

論之外,這個地震在日後數本知名的日本建築史學

家的著作中─尤其是若與1923年的關東大地震相較─

著墨並不多 。不過當時日本第一代與第二代建築師

已經獨立運作,他們不再需要依賴御雇外國人的指

導,紅磚建築也從外國人介紹給日本人的角色、轉換

成日本人自己的辰野式樣,而有越來越多的辰野式樣

的作品由辰野金吾和他的學生們設計興築。

日本在明治維新時期明確地指明全面西化的政

策,「西方」是存在的、是日本人努力學習仿效的目

標。但是日本人也不是全面照單全收,他們吸收了

西方建築式樣、西方建築風格元素、還有西方建築

常用的建築構築方式和材料,他們將這些西方的東

西內化成日本自己的認同,因此產生藤森氏所言的

辰野式樣。雖然西方人不見得可以清楚看懂紅磚式

樣或辰野式樣與安妮女王式樣的發展關係,但在日

本人心目中,這個紅白相間的建築式樣與西方世界

的連結是清楚明確的,而且也同時是他們自己內化

的,兼具兩種身分的辰野式樣可以在日本建築中實

踐,也可以在臺灣的建築中實踐。

但是在文獻記錄中可以發現:日本在臺灣殖民

時期的發展執行與日本在明治維新時期有相似的建

設,但是在日本本土(尤其是十九世紀下半)執行「西

化」政策所衍生的各式方針和策略轉換到殖民時期的

臺灣時,相似的方針和策略都是涵蓋在「現代化」或

「近代化」的框架之下。從衛生下水道、到鐵道系

統、和建築式樣與材料選用,這些都歸屬於現代化

過程的大傘之下,「西方」似乎不存在在殖民體系下

的臺灣社會。以建築風格分類為例,根據《臺灣七大

經典車站建築圖集》中的記錄,日本學者稱臺中火車

站之建築式樣為自由古典風格,嘉義火車站則為近

世復興式(劉舜仁等,2001)。田中大作將這些日治

時期的案例的風格稱為「復興樣式」(田中,2005);

而藤島亥治郎在論述臺灣建築史時,他將臺灣的建

築分成三類:南洋系、中國系、及西洋系。其中他

在「西洋系」所提及的案例以日治以前的西方人作品

為主,日治之後的「現代化」建築案例就不在他的論

述範圍內(詹慧玲編,1993)。從這些建築式樣的分

類可發現:一方面在二十世紀前半,西洋建築式樣

的資訊取得著實不易,故不論是田中大作、抑或是

175

構造遺存型態學:閱讀臺灣日治時期建築立面面磚的觀點

Skeuomorph: Reading Surface Tile of Architectural Elevation during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藤島亥治郎在建築式樣的分類,尤其是西洋式樣的

部份,可能都與現今的認知有差異 ;另一方面,在

日本人在臺灣的建設中,「西方」是缺席的、取而代

之的是「現代化」。換言之,在日本本體被日本人承

認是西化的一環的建設和建築樣貌如果在臺灣出現

就會被稱為「現代化」。

在日本的西化運動中使得以西方發展下來的構

築性有和這些西化建築對話的空間,但是日本因自

身考量選擇的西化以及地域性的因素(如:地震發生

的可能性、或是傳統習俗)讓構築性的討論無法直接

套用在這樣的案例中。再加上日治下的臺灣的案例

「西方」是好像存在卻又不被正面承認或面對的元

素,這些變因都使得對於構築性意涵的討論變得更

複雜。磚造立面的影像對日本本土而言並非只是歐

洲人所聲稱的堅固(Cawley, 1878)、而是西化的象

徵符號,雖然如建築史學家桐敷真次郎與藤森照信

所言,日本東京的銀座煉瓦街計畫並非全然成功,

但是採用紅磚作為主要西化進步的象徵卻是這個計

畫的根本基礎(桐敷,2001;藤森,1993)。但即使

如此,這樣的影像在被殖民的臺灣卻是「現代化」的

象徵符號、或說是被殖民的索引線索。而這樣的符

號線索對於構造方式的影響、以及構築性的表現不

可謂沒有影響。構築性主要的表現方式就是在材料

的選取以及運用上,而構造材料的選用以及社會大

眾對材料的認知都深受西化與現代化所影響。紅磚

本身原只是一種構造材料,但是透過西化和現代化

的影響之後,紅磚不再只是紅磚,在西化初期的日

本、它代表了西方人提供的西方建築印象,在西化

過程中的日本、它代表了日本人對於西化的想法。

材料的構築意義深深受到社會與文化的變遷所影

響。

4.2 文化內化與殖民的考量

西方國家帶給日本的影響力在明治中後期就逐

漸被日本吸收、內化為自己的文化的一部分。前面所

提到的紅磚或辰野式樣就是一例,另外萊特的作品在

1923 年之後造成的影響一樣被日本人迅速的內化為

他們文化的一部分,而其中內化的關鍵是萊特對日本

文化的興趣(Nute, 1993)。儘管當時萊特事務所中協

助帝國旅館的設計師批評萊特在日本的設計與他在

美國的設計並無二致,他批評萊特沿用他在美國已經

運用過的建築立面裝飾元素在日本的帝國旅館的立

面上,卻聲稱他對帝國旅館的設計是配合日本文化與

皇居周圍的氛圍而特別設計的(Raymond, 1973);

根據史學者史密斯(Kathryn Smith)的考證,萊特之

所以可以承接帝國旅館一案的設計任務主要與他一

直表現出他對日本文化的興趣有很大的關係(Smith,

1985)。所以當萊特的作品的抗震能力被肯定,他的

作品的構造方式與立面材料搭配就迅速地被日本人

接受了。如前所述,黃褐色的磚在亞洲並不常見,所

以萊特採用這個基調的面磚顏色對當下的日本社會

而言已是少見,而表面以不規則的抓紋又是另一個稀

有的作法。但是在關東大震之後,日本不但迅速地仿

做運用,甚至還修改其厚度與表面紋樣並引進臺灣。

在「西方」的色彩在日治的臺灣並不輕易端上檯面地

承認的前提下,迅速將萊特所採用的材料修改並引進

臺灣,不啻為默默將萊特的材料內化為日本的元素的

印證。相形之下,雖然東京火車站一樣具備了抗震的

能力,但是其他被震毀的磚造建築造成日本人忽視已

經內化的紅磚形象。在日本本土,文化內化的認同會

因為其他因素的影響(在這裡是地震的因素)而改

變;在被殖民的臺灣面對像地震這樣實際的課題,殖

民的因素還是相對優先的考量。

雖然 1891 年的地震在日本建築的領域中造成的

影響不像對地震學那麼地顯而易見(或直接被清楚地

承認),但是 1923 年的關東地震對日本建築界造成的

影響卻是更全面、且更清楚地被承認和記錄的。雖然

關東地震發生在日本,但是對臺灣的影響深遠的程度

足以讓建築史學家傅朝卿在對臺灣日治時期建築風

格分期區隔的時候,以關東大地震作為區隔型制期與

轉型期的關鍵時間點(傅朝卿,2003)。事實上,這

個時間點的確造成了臺灣當時建築風格的改變,從上

述的案例也可以清楚看到從臺中火車站到原臺北帝

國大學圖書館事務室之間風格和使用構造材料的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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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建築學會「建築學報」第八十五期,二○一三年九月,秋季號

JOURNAL OF ARCHITECTURE, No. 85, Sep. 2013, Autumn

異。但是不容忽略的是:在 1923 年日本的地震之前,

臺灣在 1922 年亦曾經發生規模不小的地震,雖然建

築史學者陳正哲清楚地指出《臺灣日日新報》中刊載

當時井手薰於對這個地震所發表的相關文章(陳正

哲,1998),但是也僅止於此。相較於日本的地震造

成的影響、臺灣本地的地震造成的後續效應可說是微

乎其微。由此我們發現,臺灣建築風格的改變,受到

日本本土地震的影響遠較受到臺灣地震影響為大,這

揭露了臺灣的建築發展受到日本本土建築界的影響

而改變。換言之,這顯示殖民地地方研究的成果受殖

民母國支配的現象。

根據這些大家無法單從構築材料和構造方式中

看到的背景與發展可以發現:不論是西化、或是殖

民相關的文化與社會背景都深深地影響了臺灣這些

日治時期的案例的構造方式與材料運用(包括:材料

的選擇與組合的方式)。那一層模仿紅磚的面磚貼附

層再現的不只是紅磚的影像或構造而已,它在十九

世紀的日本再現了日本人對於西化的期待與實踐的

能力,它在二十世紀再現的是他們將之內化為他們

自己的紅磚式樣或辰野式樣;而它在 1923 年之前日

治的臺灣再現的是日本帶給臺灣的「現代化」8;甚

至在 1923 年之後,它再現的是抗震性不佳的危險象

徵。而黃褐色的面磚再現的是日本人對萊特的帝國

旅館的抗震能力的肯定,同時這也再現了日人對於

這個新的影像的信任,更在臺灣再現了另一個從日

本來、更新更可靠的印象9。而這個影像在日本還存

在著西方人與日本的連結(雖然迅速被內化),可是

這個連結在臺灣則是不存在(或說被忽略)的。根據

這個再現意涵的說明可以了解:同樣一個構造型態

在不同的時空背景下會有迥然不同的解讀方式。

4.3 重新檢視構築意涵與其他因素的關係

在重新檢視上述這些案例與構築性、反構築性

的理論之間的關係時可以發現:森普提出的「包覆原

則」和〈建築的四種元素〉中的圍塑元素和上述的案

例的立面構築方式有相似之處。雖然在臺中火車站

紅磚結構外包覆的是與結構紅磚疊砌沒有相配合的

紅色面磚,在原臺灣總督府廳舍的鋼筋混凝土構架

與填充紅磚牆體外面包覆的是類似紅磚的表皮,在

原臺北帝國大學圖書館事務室的磚造和鋼筋混凝土

造外面則是以模仿丁砌法的方式貼附黃褐色的面

磚,在嘉義火車站是以類似 ½疊順砌法的樣貌貼附

褐色二丁掛面磚:這些立面裝修的方式均違反呈現

結構材料特性的原則,但是如森普和魯斯所言:就

給人的感受而言,表面圍塑空間的元素是比可能隱

藏在背後的結構框架更為重要的。

另一方面,范裘利和庫哈斯的看法似乎也是這

些案例呼應反構築性的依據:若不試圖拉近表面材

料的意義與結構體之間的呼應關係,結構體可以更

精鍊、或是更直接面對不同環境的需求(諸如:防震

的需求等),而表面材料與空間則可呼應設計者和使

用者的需求(像是日本學者們所提出面磚的運用提供

建築師與設計者更多彈性設計的可能性)。臺中火車

站就屬於試圖拉近表面材料與結構體之間的呼應關

係的案例,雖然一方面面磚與結構體分離的設計確

實帶給建築師或設計者更多彈性設計的餘裕,但是

另一方面磚造結構本身對於防震的效果並不好,所

以這個作品其結構與表面材料分離的設計只帶來加

藤氏及田中氏所言的設計便利的訴求。但是,原臺

北帝國大學圖書館事務室的兩種結構體與表面材料

的脫勾的現象,一來呼應了結構體可以更精鍊的設

計的需求,二來也使得從萊特抗震的帝國旅館所衍

生出來的防震印象可以延續地在後來的這些作品中

再現。

然而,由臺中火車站的案例來看,臺灣建築立

面的卻非僅被歸類於反構築性的範圍內,臺中火車

站的立面仍然企圖呈現磚石的結構系統,這樣的傾

向卻也反應了構築性的基本的立場:表現構造材料

的性質。因此,日治時期臺灣建築立面材料的使用

與表現在意義上的複雜度似乎遠超過構築/反構築所

提供的理論架構。

而且,以構築性或反構築性的二分法來分辨上

述的案例的時候,並沒有辦法讓我們去了解影響材

料運用的因子,即前述的西化與現代化的考量、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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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造遺存型態學:閱讀臺灣日治時期建築立面面磚的觀點

Skeuomorph: Reading Surface Tile of Architectural Elevation during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及文化內化與殖民的考量。但若採用瑪奇對於構造

遺存型態學的定義(以使用者對先前使用的材料的既

存印象,使新材料容易被使用者接受),來借重這些

因子回溯材料運用呈現的狀態,我們可以發現:紅

色面磚呈現的是紅磚式樣的「現代化」設計,黃褐色

面磚呈現的是 1923 年關東地震後讓人對於其抗震能

力有信心的樣貌。

當然紅色面磚形成的磚造建築「現代化」的印象

並非紅磚本身的特性,紅磚在西方世界是沿用以久

的材料,它與「近代化」或「工業化」是沒有直接關

係的,這樣的印象是被在明治維新時期日本御雇外

國建築師刻意推廣其它堅固耐久的特性,然後被經

過西化歷程的日本人強加上去的象徵標籤。紅磚的

印象-象徵「現代化」這個標籤-在臺灣尤其複雜,

因為日本在「黑船」事件和明治維新之前,紅磚是很

少被使用的材料(鈴木及山口,1993);但是臺灣在

日治之前就已經有以紅磚構成的民居或防禦設施,

如:荷治時期的熱蘭遮城、十九世紀中開埠時期的

淡水英國領事館、清末洋務運動時期興建的廠房…

等,所以在日本殖民之前,臺灣的民眾對於紅磚已

經不陌生(林怡君,1998)。但是日本人在殖民時期

則試圖賦予紅磚另一個角色-即日本帶給臺灣的「現

代化」的象徵。且不論這個角色是否成功地被塑造,

但是紅磚印象仍然可被視為 1910 年代的臺灣其中一

種普遍運用的「現代」建築風格。

黃褐色面磚再現的防震的印象也並非萊特的抓

面磚原本就具備的,若非內部的鋼筋混凝土構架,

萊特的抓面磚也不見得能抵抗地震力的破壞。然

而,經過關東大地震的洗禮,一般的社會大眾對於

與萊特的帝國旅館類似的立面呈現就直接地給了防

震可靠的象徵標籤(加藤及田中,1976)。尤有甚

者,經歷 1923 年的地震證實:加強磚造的建築-因

為張力的補強-事實上是可以抵抗地震的,東京火

車站就是一個很明顯的例證,但是因為許多沒有強

化的普通磚造建築的倒塌,以致東京火車站成功抗

震的成果並沒有被社會大眾所注意。類似磚造建築

的紅色面磚就在這個大地震之後迅速地被放棄,即便

紅色面磚所覆蓋的可能是具有耐震特性的加強磚造、

或是鋼筋混凝土建築物,都不再被信任,至此,紅色

面磚就被貼上不被信賴的象徵標籤。

這些社會發展與氛圍變遷所造成的構造材料的

選用與棄用足以證實:構造材料本身有各自的特

性,有些對於抵抗地震游刃有餘,有些卻是非常容

易受震災破壞,但是這些材料的特性不僅僅在震災

之後會被檢討,某些材料並沒有左右構造穩定性的

能力,像是裝修材料之列,卻會因為被用在耐震的

建築構造表面而被賦予值得信任的象徵符號;反

之,雖然只是外觀與不耐震的材料相似,但並非主

要構造材料的裝修材料還是會被貼上危險的標籤印

記。雖然慕勒定義的構築性「一方面達到了他們被設

計的目的,另一方面也符合藝術的概念和情緒的層

面」即是如此,但是表面裝修卻也持續適用於狹義的

反構築性,這樣同時可被解讀為構築性與反構築性

的材料運用呈現方式,若只以構築性與反構築性來

討論會使得相關的討論陷入混亂而無法清楚分辨材

料運用與社會文化之間的影響關係。但若以構造遺

存型態學來討論材料運用上的呈現,臺灣日治時期

建築立面面磚的構築意義其背後的文化意義和社會

變遷都可以被識別和討論。就如戈斯登(Chris

Gosden)在物質文化領域中所言,物質文化的發展就

像社會文化長時間的改變一般(Gosden, 2006)。透

過造型與裝飾的相似性,社會可以達到改變和溝通

的效果。這樣的論述亦呼應了構造遺存型態學所指

涉的文化意義與社會變遷。

五、結論

儘管臺灣在日治時期之前已有紅磚建築,但是

在 1910 年代的臺灣,在臺灣的日本人依舊沿用和轉

化紅磚在日本的角色,並嘗試將紅磚塑造為日本帶

給臺灣的現代化符號的象徵。雖然紅磚在十九世紀

下半葉在日本代表的是西方人帶到日本的西化象

徵,但是這個西化象徵並未以同樣的角色出現在以

日本為主體的殖民地。在這樣的社會紋理背景之

下,紅磚的呈現並不必然需要呈現紅磚結構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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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建築學會「建築學報」第八十五期,二○一三年九月,秋季號

JOURNAL OF ARCHITECTURE, No. 85, Sep. 2013, Autumn

模仿紅磚的小口紅色面磚亦可提供相同的影像象

徵。這樣的象徵符號不但可以用在磚造建築的表

面,更可以用在鋼筋混凝土建築的表面,藉此才可

以提供相似的立面象徵型態。這可以是構造遺存型

態學的一種呈現方式。這種立面材料的運用使得即

使主結構材料改變,還是可以降低旁觀者或使用者

的不適應。但在令人不快的震災之後,紅磚的符號

象徵了另一種令人不安的構造材料,從而變成盡量

避免使用的材料,即使只是在防震的鋼筋混凝土構

造外貼附紅色面磚都是會令人不安的,也成為建築

師和設計者會避免選用的表面裝修方式。材料的象

徵意義因為環境背景的改變而變質。

值得注意的是:磚造建築遭受地震破壞形成的

斷垣殘壁的危險影像只存在在日本人心中,對於臺

灣人來說並沒有這麼深刻,或使臺灣人有跟日本人

一樣的不安情緒。所以若非受到日本人對於材料使

用習慣的改變所影響,臺灣人可能不會像日本人一

樣避免繼續使用紅色面磚。雖然臺灣日治時期建築

物並沒有受到本島的地震而有很大的改變,但是嚴

格說起來,對於臺灣的狀況而言,從紅磚轉換到黃

褐色面磚主要還是受被關東地震影響的日本建築界

所影響;換言之,臺灣在構造材料選用上的改變是

源於跟隨日本的改變而改變、而非直接被關東大地

震所影響。

在此同時,另一種構造材料提供日本令人放心

的形象又成為主要的模仿標的。雖然維持類似的呈

現方式(磚石疊砌的圖像),但是一來因為材料的顏

色和紋理的差異,二來是被模仿標的(萊特的帝國旅

館的抓紋磚疊砌的面牆)原本亦是疊砌的形象,所創

造的集體形象就是另一種結果。而這也影響了在臺

灣的日本建築師的設計與材料的選用。雖然萊特的

帝國旅館其本身可靠的形象在臺灣不像在日本那麼

知名,但是因受到日本建築界的影響,臺灣的建築

立面亦不再被紅色面磚包覆、改採用黃褐色的面磚

作為立面的基調。

以構造遺存型態學詮釋臺灣日治時期的建築立

面上的紅色小口面磚和黃褐色小口、及二丁掛面磚

的運用,必須同時了解相關的社會背景(包括日本本

土的建築活動、與殖民的態度),才不致於偏頗或在

解讀上有遺漏了影響建築發展的重要的影響因子-

文化與社會背景。它協助了結構材料的過度改變,

也降低了日本因為本土建築風潮的轉換而直接加在

臺灣建築上的改變可能造成的不適應。雖然它並非

必須的構築材料和方式,但是它的社會文化意義是

不可以忽略的。必須特別說明的是:本研究並非嘗

試提出一種可以適用於所有日治時期臺灣立面材料

運用的檢視方式,而是以這類案例為例來提出一種

討論的方式。若是以這類的案例就提出一種適用於

各種材料使用的理論就會落入以偏概全的窠臼中,

而這是不適當且必須避免的。

透過本研究的分析可以嘗試推論:模仿與構造

遺存型態是造成面磚成為日本和臺灣常見的立面裝

修材料的部分主因。一樣是模仿紅磚的紅色面磚在

1923 年的地震之前與之後就有著不同的社會觀感,

對磚紅色材料的解讀方式也迥然不同。所以社會背

景的發展是做材料運用解讀很重要的一環。除了識

別出這樣的材料運用與原來帶給日本西化的起源國

家(英國等御雇建築師的出生地)的差異,了解建築

所在地的地區性影響(包括:文化識別、殖民、或是

自然地理上的地震課題)才能更清楚地分辨材料運用

背後的複雜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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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釋

1 森普在 1851 年發表了〈建築的四種元素〉,並在

1860 年在 Style: Style in the Technical and Tectonic

Arts; or, Practical Aesthetics 一書中發表了「包覆原

則」(Principle of Bekleidung) 的概念。前者在 1989

年被翻譯成英文,後者在 2004 年才被譯為英文。

2 雖然森普和魯斯同樣使用德文 ‘Bekleidung’ 一詞

闡述他們的觀念,但兩者在二十世紀後半葉被翻

譯成英文之際,卻分別被翻譯為 ‘dressing’ 以及

‘cladding’。

3 以辰野金吾的作品為例,他的門生在他離開人世

之後曾經繪製一幅畫作,畫作內容是辰野氏在世

期間的作品的集錦約 45 棟建築。其中只有 7 棟建

築物是以石造立面呈現,其他多半都是紅白相間

的「辰野式樣」建築。詳見榛澤等(1990)所編之

《東京駅と辰野金吾》一書。 4 詳見榛澤廣巳、吉川盛一與水野信太郎所編之《東

京駅と辰野金吾》中辰野之作品年表。 5 本研究節錄部分《臺中火車站整體修護工程調查研

究及修護計畫》之圖面及《國立臺灣大學校史館空

間整修工程施工記錄報告書》之圖面,與本研究所

拍攝之現況照片編輯而得圖 3與圖 4之圖面說明。 6 雖然金光裕建築師事務所(2005)的報告說明本建

築為磚造與鋼筋混凝土混合構造,但因該報告文

中引用的臺灣建築會誌內文載明前(南)棟為磚

造、故據此判斷後(北)棟則是以鋼筋混凝土作為

其柱梁結構之材料。

7 詳見由在京一記者報導,於 1922 年 9 月 20、21、

24、28、30 日和 10 月 3 日期間,連載於臺灣日日

新報 的<丸の内の今昔と其建築>。 8 井手薰於 1939 年分別發表了<改隸四十年間の臺

灣の建築の變遷>(井手,1939a)及<臺灣に於

けろ建築の今昔>(井手,1939b),兩篇文章中

均提到日治初期雖有西式磚造建築,但內部採用

木造,故白蟻問題嚴重;但在約 1907 年之後,全

紅磚建築開始盛行,捨棄之前的舊貌、採用堅固

華麗的復興式樣外表。「西方」的角色就不再被提

及了。 9 因關東大地震和耐震的帝國旅館造成黃褐色抓紋面

磚的流行的現象在臺灣除了在上述的原臺北帝國

大學圖書館事務室和嘉義火車站被印證之外,原

專賣局嘉義支局興建於 1937 年的廳舍亦是一例,

相關面磚色彩受關東大地震後續影響之論述也可

在《嘉義市市定古蹟菸酒公賣局嘉義分局調查研

究》(薛琴,2003b)中找到。